我到达奥克兰公共图书馆参加会议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接受狂风骤雨般的质疑。州检察长还没有做完自己的致辞，第一个发言人就走到了麦克风前，开始了言辞激烈的演讲。
“我们受到了伤害，我们伤心欲绝。我们感到恐惧！”这名黑皮肤的奥克兰居民激动地说道，他的声音因愤怒和痛苦而放大，“我们害怕那些本应该保护我们的人。”
就像坐在长桌旁的其他人一样，我也是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任命的咨询委员会成员，帮助量化和解决执法部门在做犯罪侧写时的种族问题。我们常常会在公共场所举办这类会议，社区成员不仅可以公开听取我们的讨论，还可以发表他们的意见。参会的社区发言人一个接一个地上台分享，讲述那些让他们觉得自己被伤害或是被羞辱的故事：警察在街上可以随便拦下黑人，黑人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总是会被忽视，警察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骚扰十几岁的黑人男孩，警察误把黑人受害者当作嫌疑人并且粗鲁地对待了他们……对社区成员来说，这些都是痛苦的个人经历。对我们来说，这些故事全都在提醒我们，现在警察和社区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紧张。
2015年，加利福尼亚州的《种族和身份概况法案》要求该州近500家执法机构收集每一次拦下的行人或是车主的人口结构数据。加利福尼亚州是全国少数几个强制要求收集此类数据的州之一。加利福尼亚州的活动家们对此表示欢迎，因为通过收集这些数据，就可以验证黑人社区居民长期以来的怀疑是否属实：比起白人，警察更容易拦下黑人行人和车主，并且对他们表现得不够尊重。我们的咨询委员会中有十五人，包括警局的高层、律师和社区领导。我是其中唯一的学者。我们的职责是向司法部长提供建议，建议他们收集何种数据以及如何收集、存储和使用这些数据。
我们在北加州、南加州、中央山谷地区都举行过这些会议。在熙熙攘攘的城市和苦苦挣扎的农村社区里，都有数十名黑人和拉美裔人士希望通过努力让执法部门负起责任。
每次会议开完，我都会觉得精疲力竭，内心充满着各种消极情绪：愤怒、恐惧、绝望，并对在座的许多人的怨恨感同身受。他们感到沮丧，是因为他们认为警察不打算与他们搞好关系。他们感到沮丧，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能在打电话给警察求助时免去自己会被戴上手铐扭送进监狱的担忧。他们感到自己被遗弃、被贬低、被妖魔化。
听完这些故事，我清楚地意识到：要理解警察与社区的关系，我们不仅需要考虑我们的思想运作的一系列基本事实，还要考虑我们的历史和文化。每次警察和社区成员之间的接触都应该放在更大的社会环境中去看待，因为正是这种环境决定了每个人的反应方式。他们的行为受到当地社区和整个国家警察关系历史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也会受到暴力犯罪和警察执法过程中更广泛的种族差异的影响。
在奥克兰举办的会议现场，人们情绪尤为激动。公众怨声载道，这里的警察部门失职已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警察都把奥克兰的大部分黑人区域视为无人区，并且非常敌视黑人。
几十年来，奥克兰警察局一直被各种丑闻困扰。最臭名昭著的是自称“骑士”的一群义警，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000年，他们一直在奥克兰的街道上游荡，向无辜的人兜售毒品，殴打他们，然后诬告他们正在从事犯罪活动。
他们的受害者范围甚广，从假释的嫌犯到辛勤工作的单身母亲，甚至有些高中生出门跑腿或是打完篮球和爸爸一起回家的时候都会遭到他们的毒手。这群义警经常会充当卧底，把车停在公共汽车站、便利店和街角，钓鱼执法。他们似乎会无差别地针对在场的任何人，用手电筒和警棍围攻他们，将毒品悄悄放进他们的口袋，塞进他们的汽车或钱包，然后在法庭上和这些可怜的被栽赃的黑人对峙。即使这些指控明明是捏造的，被捕的人中很少有人有能力与警察对簿公堂，根据法庭分配给他们的律师的建议，他们通常会顺从地在监狱里待几个月，因为他们知道没有人会相信他们是被警察诬陷的。
当我听到这些受害者的故事时，我觉得非常不舒服：一位父亲在第一次带着他的小儿子去理发店的路上，被警察打破了鼻子，打松了牙齿；一名黑人妇女在被警察搜查的时候，被迫当街脱衣服，而另一名警察则在她的车里搜出了一块石头大小的可卡因；一名参加葬礼的黑人部长在离开的时候被一名警察拦下并搜查，这名警察悄悄地将一个冰毒烟卷滑进了他的口袋，他因此被捕入狱；一名男子在他女友家门口并排停车的时候，被一个警察用手电筒连推带捶地打了一顿，他的女朋友见状想要向警局投诉，也被一拳打在脸上；一名十七岁的篮球运动员参加完锦标赛后，与他父亲一起骑自行车回家，结果被一名警察诬陷说在他口袋里发现了一块可卡因。我不止一次听到警察对外吹嘘说自己曾经射杀这些受害者的狗，以宣誓自己的控制权。
一名新人警察实在无法忍受这种钓鱼执法，曝光了所有事件，而这一百多个案件中的刑事指控最终都草草了事，没有结果。奥克兰警局的前任局长罗纳德·戴维斯回忆起这些事，将整个过程称为“与自己交战”——这座城市本来就已经处在帮派和贩毒者的围困之下，还因此催生了一批过度热心甚至已经热心到残忍地步的“骑士”。
戴维斯表示，这些“骑士”的出现是“完全可以预测的”。他已经在警局工作了20年，后来还领导过贝拉克·奥巴马总统于2014年创建的“21世纪警务工作特别工作组”。
20世纪90年代的奥克兰就和美国其他城市及地区一样，每天都上演着前所未有的暴力犯罪，而且大部分与毒品交易有关。戴维斯说，警察局的抗争策略是“把在街上的所有能关的人都关进监狱”。而那些关押犯人最多的警察则是“城堡里的国王”。这种文化使命以多种不同的方式传达：“在点名时，警司们会对手下的警察们下达命令，宣誓权威……他们会谈论自己逮捕了多少人，这对他们来说可是不得了的功绩。”
戴维斯解释说：“整件事的前进方向其实早就预设好了，然后就每况愈下。你看到这些骑士，你跟他们并不熟，但是他们已经成了文化的一部分。他们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骑士’群体的出现与警局领导者、警务消息传递、警察面对犯罪的战略战术以及整体问责体系的缺乏都息息相关。”
2000年，纵容并引导这种恐怖活动的四名警察因绑架、袭击、阴谋和妨碍司法罪被解雇并受到刑事指控，但没有一人被定罪。罪魁祸首在被审判之前就逃出了美国，而其他三人要么在经过陪审团评议后被无罪释放，要么法官无法就判决结果达成一致。
后来，这些受害人提起了集体诉讼。在119名原告中，只有1名不是黑人。所有原告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在监狱里总计白白待了超过14665天（大约40年）。
在声明中，原告们详细陈述了警察是如何滥用职权的，这让他们丢掉了工作、家庭，还有一辈子的积蓄。他们的痛苦超越了他们的身体和财力能够承受的范围，“骑士”们让他们感到沮丧、焦虑，并且逐渐开始害怕所有的警察。有些人甚至直到上法庭受审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遭到逮捕。这将会影响他们的生活多年。很多人婚姻破裂，他们的孩子也因为自己被控进行毒品交易而对自己失去信任。他们被其他家庭成员排斥，因为家人们以为他们又重新堕落成了罪犯。
民权律师约翰·伯里斯和吉姆·钱宁为这119名原告向奥克兰警察局提起诉讼，最后获赔1090万美元而达成和解。
监管协议要求该部门收集警察因为种族因素拦下路人的数据。但该部门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才收集到可靠数据，证实警察究竟拦下了哪些路人。2014年春天，他们邀请我作为主要专家来帮助分析数据，确定该地区警察在拦下可疑人士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显著的种族差异，并提出改善警察与社区互动的方法。
很快，我就在斯坦福招募了一组研究人员来协助我做这个项目。我们一起分析了2013年和2014年发生的超过2.8万起警察拦下可疑人员的案例。我们发现，在奥克兰被拦下的所有“可疑人士”中，约有60%是黑人，而当时黑人在当地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仅为28%。即使我们控制了犯罪率和地区种族划分等因素，被警方拦下的黑人数量还是高得不成比例。
我们发现，比起白人，黑人不仅更有可能被警察拦下，而且更有可能被搜查，警察也更有可能给黑人戴上手铐并逮捕他们。数据显示，65%的奥克兰警察曾对黑人进行了任意搜查，但在他们之中，仅有23%的警察在同一段调查周期（13个月）内对白人进行过类似搜查。72%的警察会在拦下黑人后给他们戴上手铐——即使还没有逮捕他们，但只有26%的警察会用手铐去铐住一个未被逮捕的白人。
多年来，全国警察部门一直在收集相关数据。从洛杉矶到波士顿，再从密尔沃基到新奥尔良，研究人员都发现了我们在奥克兰发现的同样的种族差异的证据。而且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美国，研究人员调查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家的案例数据时，也发现了和美国类似的结果。
黑人社区中的许多人希望，这些调查结果可以促使当地警察主动了解这些日积月累的歧视做法，并且意识到这种歧视已然成为社区之殇。“你们只需要知道，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痛苦。”在我们的一次公开听证会上，一名妇女挨个扫视着与会的每位警察的脸。
她接着说道：“我们来到这里，是想和你们说一说我们的真心话。我们并没有因为你们警察的身份而感到生气，我们感到生气是因为你们的不作为，我们想看到切切实实的改变。”
警方的回应
想要在制度上进行变革，仅仅收集警察拦下路人的数据是不够的。警察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如此明显的种族差异，虽然社会上很多人都希望听到我们说，这仅仅是个别现象，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警察部门内部有太多的文化和程序力量可以影响警察们在街头的选择，包括部门政策、执法策略和主管人员对下属警员的直接指挥。
事实上，依靠种族差异来衡量警务质量可能是一把“双刃剑”。社区领导认为警察们因为种族差异而不能公正执法，而警察们同样也可以利用种族数据来证明，确实黑人更容易犯罪。比如2014年，奥克兰83%的暴力犯罪都是黑人犯下的。这种种族犯罪率不平衡现象出现在美国几乎所有具有极高种族多样性的大城市中。从执法的角度来看，这种略显极端的种族差异其实与警察在路上更容易拦下黑人的趋势相一致，黑人确实是当地警方打击犯罪的战略重点和范围。
当然，作为研究人员，我比较支持先收集数据，然后从事件中分离出问题，最后再识别问题。但在当前的情况下，同样的数据却带来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解释，因此，仅仅靠数据收集而没有其他的参照标准，是无法解释当前的问题的。毕竟，正是我们的个人经历塑造了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辩论的双方都是在用自己的经历解释数据。虽然这种数据收集工作可以给社区带来他们一直渴求的发言权，但与此同时，他们的痛苦却可能因此被弱化。因为一纸冰冷的统计数据很难压过警察们每天巡逻时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事实。
“黑人男性。”“黑人男性。”“黑人男性。”“黑人男性。”这正是奥克兰警察们每天数百次从他们的无线电对讲机中听到的话，这是充满着犯罪和混乱的街道上不可避免的背景音。在一个最普通的日子里，巡逻人员可能会从无线电对讲机中听到300次“黑人男性”，一周听到1200次，一年就可以听到50万次。
我完全能够想象这种论述会随着时间的累积产生怎样的影响，它将远远超过我实验室里的研究参与者们仅仅10分钟的初始体验。这会迫使警察在巡逻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将黑人与犯罪活动结合起来。这种重复出现的种族匹配很容易导致我们将黑人与犯罪的联系变成自动的、预期的、常规的。我作为科学家，对此的理解是，即使没有任何预先铺垫，只要听到“黑人男性”这个词都会让人感到不安。这个标签是非常无情的，它将所有黑人都困在了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早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家埃弗里特·休斯就将其称为“主要身份（Master Status）”，即个人被他人看到的最主要的一面，它将这个人某一方面的特质置于整个人之上。
实际上，当警察无线电对讲机中提到“黑人男性”时，很少会有大量的描述。有时，打电话给警察的公众可以粗略估计嫌疑人的年龄、身高或体重，或者可能模糊地描述他的衣服。但几乎所有巡逻警察在无线电对讲机中的描述都包括一个基本的性别种族配对：“西班牙裔男性”“白人女性”“亚洲男性”。而在奥克兰这样的城市里，最常听到的一组配对就是“黑人男性”。
这些警官重复暴露于黑人男性与犯罪的配对描述之下，如果说这样都不会影响他们的思考、感受或行为方式，真的是有些异想天开。
···
多年前，我曾就隐性偏见给一个警察部门上过培训课程，课程结束后，班上一位年轻的白人警官找到我，跟我分享了他的故事。这位警官在德国长大，后来搬到了美国，并加入了一个中等规模城市中心的警察局。市中心有着和其面积不相称的犯罪率。这位警官从业时间并不长，但是他的经历已经足够改变他看待世界的方式。
日复一日，“黑人男性”这个词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巡逻无线电频道中，引导他的目光，并诱使他采取行动。在巡逻时，他觉得有必要仔细搜查他看到的每个黑人，甚至连点香烟、摸口袋这种寻常手势，都会让他觉得可能是犯罪的前奏。黑人与犯罪之间的联系在他的心中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每当他看到一个穿着宽松裤子的黑人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提高警惕。他的眼睛会一直盯住这个黑人，他会仔细看这个人的手，并评估他拿枪的可能性。他会想象与这个人交锋，并会迅速在脑海中模拟出各种各样的场景——所有这些都要求他对这个黑人可能构成的危险做出反应。
仅仅是黑人的存在就可以使这位警官处于高度警戒状态。那种警惕是无情的。不久之后，即使在非工作时段，他也会忍不住对黑人提高警惕，即使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也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这样做。
在他加入警局之前就认识的朋友注意到了他加入警局后发生的变化，就打了个电话给他：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总是看着黑人，好像他们个个都是犯罪嫌疑人一样？你怎么了？
这位警官无法给出一个令朋友满意的回答。因为在他心中，早已形成了一个固有的假设：每个黑人都会构成威胁。他的警察同事们可能会和他以相同的方式看待黑人，但他警局以外的朋友则对他身上的这种变化感到非常震惊。
这位警官告诉我，他觉得自己也被这种变化吓到了。他加入了警局，却丝毫没有意识到种族思维竟然推动着他的想法。现在，他的大脑好像被这种种族思维囚禁了似的，开始以他无法控制的方式运作，他告诉我：我就是会克制不住地把黑人和犯罪联系在一起。而且我很明显地在按照这个联想采取行动。如果你是一个黑人，我就会一直盯着你。
这种自动的反应与他过去看待自己和他人的价值观截然不同。他曾经非常重视思想的开放性，他总是将每个人都视为独立的个体，而不是嫌疑人。令他感到惊讶的是，在进入警局之后，他的思维方式竟然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而且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警察工作可能会杀死一部分自己，因此他必须非常努力，才能保持这部分的初心。
从那时起，这位警员开始问自己：这是我需要成为的样子吗？我还能够控制我自己吗？我想成为这样的人吗？
程序正义
大多数警察都希望自己成为一股善良的力量，他们不希望社区将他们视为敌人。但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至少从一些社区成员的角度来看，警察们其实已经成为敌人了，这就是我们需要进行程序正义培训的原因。这是许多部门开始接受的一种恢复性训练。重点不在于战术战略，而在于与公众建立健康的关系。其目标不是去尽可能地统计到底警察在路上拦下了多少“可疑人士”，而是在每次拦下他们后，提高与之互动的质量。
这是一种在全国各地使用的方法，以帮助警察们一直不忘他们加入执法队伍的初心：保护和服务公众。在培训过程中，我们会鼓励警察们考虑自己说话的方式，并且反思他们在执法过程中遇到每一个人的时候是如何倾听他们的。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重写他们脑中由于偏见造成的联系。这会使警察的行为方式更符合他们理想的自我。这意味着，当他们在车道或街道上拦下某人时，他们会允许这个人为自己辩驳。他们让公众有机会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会倾听并考虑社区成员的担忧，会公平公正地执法。他们的行为方式会得到公众的尊重。他们会成为值得信赖的权威。他们不仅在社区会议上这样做，而且每天在每条街道上，每次和公众打交道的时候都会这样做。
几十年的研究表明，在各种专业领域，人们在与其他人产生互动之时，都非常重视他人对待自己的方式。在警察执法的过程中，被警察们拦下来的人也非常在意自己被警察对待的方式，就像他们在意自己到底有没有吃罚单一样。事实上，研究和现实生活经验都表明，如果警察们按照四个原则——给发声机会、公平、尊重、信赖——行事，居民将更倾向于将警察视为合法当局，因此也更有可能遵守法律。
培训的目的是提醒警察们这些日常互动是多么重要。在一天培训结束的时候，警察们会希望自己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因为他们为此拼尽了一切。他们希望感觉到自己选择了一个人们尊重的职业，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也希望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
耶鲁大学法学教授汤姆·泰勒和特蕾西·米尔斯一起合作开发了一个基于程序正义原则培训警察的模型。但为什么需要提醒官员这些原则呢？因为警察良性执法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在街头工作时，警察容易感到无趣。
他们会被打击犯罪这件事本身打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觉得自己是在参与一场不可能赢的斗争，而且只是炮灰。一想到要为了那些根本就不尊重他们或不欣赏他们的人出生入死，他们会觉得非常痛苦。他们试图保护的这些人在日后或许会成为犯罪者，他们试图破案但证人拒绝合作，这一切都会让他们非常沮丧。他们见证了可怕的暴力行为，因此变得疲惫不堪。此外，警察们生活在一种持续不断的警惕状态，他们不知道下一个威胁将在何处出现，这也会使人精疲力竭。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会破坏交流与沟通，即使是最轻微的挑衅也会使事态升级。
随着这种愤世嫉俗情绪的增长，警察们的视野也会变得狭隘。在他们工作执法的城市中，那3%常常出现在暴力犯罪事件中的人完全蒙蔽了他们的双眼。这让他们完全忽略了剩下的97%的人群，他们开始通过这个狭窄窗口审视他们所服务和保护的社区所有居民。
这种选择性注意不仅限于警方，它其实是大脑功能的基本特征。面对混乱的世界，我们的大脑会使用“分类”来提供一致感和控制感。同样地，我们的大脑也会进行“选择性注意”。我们不可能全盘接受我们受到的所有刺激。大脑会根据我们的目标和期望，无意识地做出选择——选择让我们关注什么、忽略什么。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认知心理学家丹尼尔·西蒙斯和克里斯托弗·查布利斯进行的选择性注意实验了。在该实验中，心理学家要求人们观看一个静音的视频，视频长达32秒，视频中是两队人（一队穿着浅色衬衫，另一队穿着深色衬衫）传球。研究人员要求不知情的受试者计算浅色衬衫队伍确切的传球次数。人们如此专注于精确计算传球次数，超过一半的受试者完全错过了镜头里的“大猩猩”：一个人穿着巨型大猩猩玩偶服从镜头的右边进入画面，在画面中间停住捶了捶胸膛，然后从左边退出了镜头。而受试者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手头的任务上，他们的大脑自动将大猩猩划为无关紧要的信息。这种选择性注意的效果是如此强烈，以至于那些没注意到大猩猩的人后来都因为发现他们居然没有意识到如此巨型的动物进入画面而感到震惊。
“看不见的大猩猩”的实验也让我想到，在社交关系中，我们也非常具有选择性。很多警察巡逻的街区都是种族非常多样化的地区，犯罪率也很高。他们认为在执法过程中的种族差异完全是由当地黑人犯罪率确实比较高而导致的。而生活在这些社区的人们则认为这些差异是由于警察的偏见而产生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大多数邻居都不是罪犯。
在程序正义培训中，我们会教育警察们重新调整自己的观点——考虑与公众的每次互动，就像他们在操作银行账户一样。比如说，他们可以利用这种互动来赚取“存款”，增加信任，并改善警察与社区的关系，他们的某些行为也会成为“消费”，信任的“存款”会减少，警察与社区的紧张关系则会加剧。每次互动都会对人们产生影响，不仅会影响每次直接参与互动的警察和居民，甚至有可能使警察部门与整个社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会变得越来越难以纠正。
不完美的保护罩
勒罗那·阿姆斯特朗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西奥克兰，他在那里长大。西奥克兰的住户全是黑人，该社区因为其高犯罪率和住房项目而远近闻名。在勒罗那的生活中，他看到的白人不是老师就是警察，不过，不论是哪一种，他们似乎都不太关心像他这样的黑人男孩。事实上，最让年轻的勒罗那害怕的不是犯罪分子，而是警察。如果要避开帮派犯罪分子，你只需要知道哪些颜色的衣服不能穿、哪些街区不能去就可以了。但是警察则是不可预测的，而且警察们往往都带着恶意，想要找你的麻烦。对勒罗那来说，唯一合理的规则就是长辈们常说的话：“如果你看到警察，就赶紧跑，祈祷自己别被抓。”
“在我成长的地方，我见过的最暴力的人实际上是警察。”勒罗那告诉我，“过去，他们常常突然冒出来，只是为了打你一顿。你会害怕可能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终其一生都会害怕这些执法者。‘不要跟警察说话。不要看他们。’这就是我们从小就耳濡目染的忠告。”
十岁的时候，勒罗那看到巡逻车就会感到恐慌。每当他和伙伴看到警车开始减速朝他们开过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吓得立刻逃跑。“我们都是一些从来没有犯过罪的年轻男孩，但我们在看见警车的一瞬间会立刻决定逃跑。因为我们害怕警察会突然下车来抓我们，会把我们直接扭送去警察局。”
到勒罗那十三岁的时候，可卡因的流行更是加剧了这种情况。毒品销售、帮派地盘战、满大街的瘾君子和四处横行的盗贼，都让勒罗那生活的社区变得更加危险，也让那里成为警察执法更大的目标。居民们面临着一种霍布森式选择(1)：是忍受暴力毒品交易的危险，还是寻求冷漠残酷的警察们的帮助。即使还是个孩子，勒罗那就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夹缝中求生存的感觉：“谁想要像那样生活？”
他和他的兄弟们在十六岁的时候就被邀请加入毒贩子的队伍。“几乎每个十四到二十五岁的男孩都在卖冰毒。”勒罗那回忆道，“他们看到了赚钱的机会，也发现了这种最快的赚钱方式。几乎每个男孩都想去贩毒。”贩毒团伙变得更加暴力，也更加具有领地意识。毒贩的冲突和警察的突击检查常常会让生活在这个社区的人们觉得自己生活在战区。
勒罗那的家人也直接感受到了这种影响。勒罗那的母亲有五个兄弟，全都入狱了。所以她总是给勒罗那和他的兄弟们打预防针，希望他们不要犯罪。
即使在勒罗那还只有九岁的时候，他的母亲也会带着他和他的兄弟们去奥克兰的县监狱探监。狭窄的访客室里总是能闻到一种漂白剂的味道，墙上的窗户镶嵌着有色玻璃，整个房间显得又小又暗。勒罗那不得不眯着眼睛，才能看到铁窗那一边阴影里的囚犯。勒罗那当时非常小，不得不站在凳子上，才能勉强看到在铁窗另一边拿着电话机的亲舅舅。他非常害怕这每周两次的“旅行”，但是“妈妈会继续拖着我们去探监，一直强迫我们去”。几个月后，勒罗那终于忍不住了。在回家的路上，他向母亲抱怨说：“妈妈，你为什么一直让我们去监狱？我讨厌去那里。我讨厌和他们说话。我讨厌用那个电话。”勒罗那的母亲停下车，回答道：“我就是想让你们讨厌那里，希望你们以后都能够努力，绝对不要进到那里去。”在勒罗那的记忆中，母亲当时的回答一直挥之不去。此后，他的妈妈再也没带他去监狱探过监。
尽管如此，勒罗那的母亲还是做了很多其他事情来保护她的儿子们免受麻烦。勒罗那的哥哥十六岁时，母亲安排他转学去了位于另一个社区的一所更好的高中。但在转学后不到一个星期，就在开学的第一节课上，哥哥就和当地社区的一个孩子打了一架。校方进行了调解，勒罗那的哥哥回去上课了，但另一个男孩直接回家拿了把枪。
勒罗那接着描述后面的故事，他的声音里掺杂着悲伤和痛苦：“当时，我的哥哥在走廊里走着，正准备去上第三节课。第一节课上和他打架的那个孩子从他后面走过来，开枪打了他三次，那个男孩就在奥克兰科技高中的走廊里杀死了我的哥哥。”
丧子之痛直接击垮了母亲。勒罗那回忆说，他的家人因为哥哥的去世而崩溃，陷入了深深的悲伤之中。“妈妈沉溺于悲伤之中，”他说，“看到她这样，我们真的很难过，因为她一直都在努力让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勒罗那的舅舅们都叫嚣着要凶手血债血偿。当地的帮派也不断地给年轻的勒罗那施压，要求他进行报复。勒罗那十三岁那年，他的一个舅舅更是递给他一把枪，开车带他去那个凶手常常出没的地带，告诉他：“你必须杀了他。”
勒罗那意识到，他的舅舅正试图以街头生存的精神教育他。“但我想了想我的妈妈，我对舅舅说：‘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勒罗那说，“我妈妈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糟糕了，她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大儿子，如果我再因为杀人被捕入狱，她就又会失去我，那样她一定会崩溃的……她会活不下去的。”勒罗那根本没有办法想象母亲去监狱探监看望自己的情形。
同时，他也知道，如果不去手刃杀兄仇人，自己也会付出代价。他将受到自己生活的社区的惩罚，因为这个社区一直都将尊重与报复挂钩。
年近四十岁的勒罗那回忆起这段往事，仍然觉得这是他生命中最困难的决定。“通常情况下，人们会觉得不杀人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决定……但是，在我长大的地方，却恰恰相反。”
勒罗那拒绝杀人的选择让他没法在社区里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和谁都能友好相处的孩子，人人都对他避之不及，排斥他。“他们称我为朋克，还说我是懦夫。我让邻居们失望了。”但勒罗那却因此得到了和平。他的母亲以她的方式保护着自己的儿子，勒罗那也做了他需要做的事来保护母亲。
这位少年将注意力转向学习和运动。他不管去哪里都会带着他的篮球，向附近的强硬派发出信号，至少是象征性的一个信号：他不受他们势力范围的影响与威慑。
篮球也成了他上大学的敲门砖。1995年大学毕业后，勒罗那没能打进篮球职业圈，一位朋友帮他在奥克兰的缓刑部门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让勒罗那遇到了很多和曾经的他非常相像的孩子。他知道，让这些天性本善的孩子变坏太容易了。在他们被法律惩罚或是被强制送去戒毒之前，他想把这些孩子引向正确的方向。这意味着必须在社区中融入不同的声音，于是，勒罗那决定加入奥克兰警察局。
作为西奥克兰区土生土长的人，勒罗那能够了解其他警察没有看到的那些力量。勒罗那成为警察开始在街上巡逻后，他又能够识别普通居民们没有察觉的东西。
就在勒罗那从警察学院毕业后的第二天，他在更衣室里遇到了一个在他家附近臭名昭著的警察，居民们还给这个警察起了一个绰号：巴掌男。这个警察会在街上徘徊，威胁街上的所有人，甚至连附近的孩子看到他都会迅速一哄而散。“这个警察最著名的就是骂人的功夫，”勒罗那回忆道，“但如果你回嘴，他马上就会过来扇你巴掌。”
现在，几十年后，勒罗那和“巴掌男”竟在更衣室里并排坐着，为同一个团队服务。“巴掌男”并不知道勒罗那是在他曾经残酷地监管的社区长大的。他微笑着点头，对身边的新人打招呼：“嘿，小伙子，你好吗？”勒罗那难以置信地盯着他。
这可是多年来常常扰乱他们生活的人！他只要一出现，立刻就会散发出令人恐慌的气场，大家看到他立刻就会慌不择路。突然间，这样一个凶神恶煞的人看起来竟然很平常。“平常得就像你年迈又善良的叔叔。”勒罗那回忆说。
他很难协调“巴掌男”这相互冲突的两个形象：更衣室里的和善大叔和街头令人恐惧的狠角色。而现在勒罗那也不再是一个随机的黑人目标，而是警察队伍里的一员。
他根本没想到会有各种复杂性。他必须学会管理他的种族身份和他的警察身份之间的矛盾关系。
当公开宣布某名重罪犯确认死亡时，他记得警察们集体鼓起了掌。他觉得这很矛盾。
“如果一个人违法，我会想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我不想因为他们的死亡而庆祝。”勒罗那说，“我觉得，在许多警察的心目中，他们认为只要罪犯不存在，这个社区就会更安全。”
他意识到，即使是最顽固的警察，“保护社区”的意识都很强烈。但他们往往无法一眼区分好人和坏人，所以每个人都被当作嫌疑人对待。这反过来则滋生了怨恨，侵蚀了居民对警察部门的信任。接着，社区成员就会拒绝与警方合作，目击者会保持沉默，甚至连受害者也不肯说出谁是犯人，这就让一些警官认为“我们是唯一真正关心的人”。勒罗那说：“他们觉得只能靠我们自己解决问题。我们才是唯一想要找出凶手的人。”这进一步强化了警察与社区对立的心态。
勒罗那既是警察世界中的一员，也是西奥克兰社区中的一分子，他现在还出任了奥克兰警局的副巡长，他深知民众们“不向警察告密”心态的根源和结果。“我一直对此觉得很失望，”勒罗那说，“如果没有人站出来，大家渐渐地就会接受这一切。人们会对自己说：‘我们觉得这样没问题……’由于我自己的哥哥就是被杀的，所以我知道人们肯定也和我一样，希望罪犯能够伏法，他们肯定也不愿意看到罪犯逍遥法外。但这个社区让人们觉得不安全，他们不能够信任社区的执法者们，因此也不愿意与执法者们分享信息。”他们害怕说实话，因为他们害怕警察不能或不会保护他们。
这种不情愿的后果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使警方更难以解决案件，另一方面会让绝大多数遵纪守法的居民受到少数犯罪分子的摆布。
“你会原谅这种暴力吗？肯定不会。但你又能做些什么呢，尤其是当你和警方的关系本来就很差的时候？”勒罗那解释说，“因此，你不得不待在家里，对发生的一切守口如瓶，无法真正成为社区的一部分……我认为即使执法者也不知道幕后的操纵者到底是谁。”
作为一名新上任的警察，勒罗那逐渐了解到他生长的那个小社区以外的世界。他看到了整个城市的犯罪趋势，并意识到，在他生活的社区发生的模式也广泛存在于其他地方。他甚至在常规警务中也看到了种族差异的明显证据。当勒罗那拦下违反交通规则的黑人司机时，司机会明显紧张，然后手忙脚乱地到处摸索他的执照和保险单。即使司机的一切执照都是正规的，勒罗那也可以看到他们眼中的恐惧，脑中甚至都能想象他们颤抖的声音。
但是，如果拦下的司机是个白人，司机的反应就会完全不同。通常，白人司机会主动挑衅，并挑战他的权威：“你拦我干吗？”勒罗那以前从来都不知道竟然还可以这样和警察说话，他已经习惯于害怕警察。如果不穿制服，并被警察盘问，勒罗那觉得自己会和其他黑人司机一样紧张。
每次看到那些已经年过半百的成年黑人男子在警察面前畏畏缩缩的样子，都会引起勒罗那的思考。他希望执法的时候，能够让社区成员感受到尊重。“我也会有这种乌托邦的信念，希望立即改变一切。”勒罗那说。但他面临的这个问题是任何一个个人、警察甚至任何一个警察局都无法解决的。这个问题根植于一种思维定式，这是过去几年的遗留问题，它将本能和侵略作为良好警务的基本要素。
勒罗那回忆说：“从很久之前我们就一直接受着这样的训练了。人们总是说：相信你的汗毛，如果当你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你脖子后面的汗毛竖起来了，那这个人可能有问题。”
“我当时想：我的天，这可真主观。对方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完全只与我有关，而与对方无关。我从来没有理解这一点……就在上周，当我参加另一个培训时，我仍然听到有人说，警察应该相信自己的直觉。”
公园里无辜的人
那是2008年2月的一天，阳光灿烂。我刚刚参加完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市举办的一次关于死刑的会议。我的丈夫瑞克和我们的三个儿子也从帕洛阿托来找我，然后我们准备一起去参观这里的一个知名景点渔人码头。
我们在蒙特利湾水族馆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然后就准备回酒店，路上我们经过了一个安静的公园，想停下休息一会儿。瑞克抱着我们最小的儿子哈兰，他只有四岁，倚靠着父亲的肩膀，甜甜地睡着了。当时，我的大儿子艾比十岁，二儿子艾维利特六岁，他们在公园里跑来跑去，那个年纪的孩子总是有着用不完的能量。
我才刚刚休息下来，就注意到一名警察正朝着坐在我们旁边的野餐桌旁的一对黑人情侣走去。这名警察的目光似乎锁定了那位看起来只有十六岁左右的黑人少年，他径直朝少年走了过去。我看到这个少年紧张起来。尽管这是发生在十多年前的事，但我当时已经和警方合作了，我知道我不应该干涉他们执行公务。但与此同时，我也觉得现在离开现场有些不合时宜。
警察开始仔细打量这个年轻黑人。年轻黑人的女朋友也注意到了警察，聊天的表情明显变得不自然起来，紧张和焦虑溢于言表。我非常震惊，就在这么一个瞬间，那个小空间的气氛突然变了。而在距离我只有几码远的地方，我自己的孩子们还笑着在草地上玩耍。这让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对比，愉快的一天中上演了这样一出令人隐隐约约觉得悲伤的剧目。
警察开始检查他们的身份证，并在无线电台中查询信息。另一名警察驾着车来了。
女孩打开手机，打了一个电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说，她的声音似乎有些颤抖，“我们只是坐在公园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过来盘问他。我应该说什么？我该怎么办？”我能听到电话另一端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但没听到她们具体说了什么。但我觉得，电话那一端应该是一位母亲，她现在一定非常非常担心。
原来，这附近的街区发生了一起案子，女孩男朋友与嫌犯的描述相符。黑人男性。警察们让这个男孩站起来，其中一名警察掏出相机开始给他拍照，就在渔人码头旁边的草地野餐区。
我看着我的儿子们，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身边正在上演这样一场充满情绪化的一幕。他们正在玩球，边跑边笑，感到舒适安全。我看着我的孩子们，这幅画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们笑着跳着，从我的视角看来，真的太完美了。
但我转过身去，看到这名黑人少年僵硬地站着，警察的相机不停地“咔嚓咔嚓”，而周围的人们则无动于衷地看着这一幕。我不禁想，如果是我听到自己的儿子因为自己或自己的朋友被警察拦下盘问，在电话中声音充满着恐惧，我会对电话那头的他说些什么。我无法抑制地想到，当我的孩子们不再是小男孩，不再受到这个社区给予的年龄庇护时，他们的生活也将会有所改变。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到浑身冰凉。
我的孩子们会长大，他们也会变得恐惧，看到警察会害怕——除非我们都能找到办法，摆脱历史遗留问题带给我们的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