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93年的春天，就在我作为心理学博士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前一天。我六年的大学生活不容易。我是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却从来没有因此感到过舒适，因为在我生活的地方，你作为一个人的全部价值都取决于人们对你的看法。我的父亲是我的榜样——他在八年级的时候主动辍学，帮助支持他的家庭。家人需要他，他也回应了这种需要。
我在辛辛那提大学读的本科，成绩很不错。当时，我就想继续深造读研，接着我就被常春藤盟校录取了，周围的一切都让我有些眼花缭乱，我有点迷失方向。在藤校的生活有时似乎会给我带来无穷无尽的尴尬：总有一些我不知道的词，总有一些我从未去过的奇特的地方，教授在讲课中总是会提到一些非常模糊的东西，但似乎只有我一个人无法理解。另外，在藤校里也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资源，包括来自整个大学和世界各地的学者做的各种各样引人入胜的演讲。哈佛大学是知识创造的圣地，我浸润其中。随着毕业之日即将来临，我被选为毕业典礼的领队扛旗人，届时，我将与另一位博士一起，作为艺术与科学研究院的代表，带领数百名毕业生一起走进哈佛大学老校园，和其他几千名在读学生一起，听取校领导和其他全球领袖的毕业致辞。
在典礼的前一天，我完全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事。那天，我精疲力竭，想去我的朋友艾普柔在波士顿的公寓过夜。艾普柔和我一直都在工作，整个上午都在校园里为教师和行政人员服务。我们俩开了一个临时的餐饮服务点，赚点小钱，补贴我们读研期间公寓的租金和水电费用。艾普柔是一个很厉害的厨师，而我则负责给她打下手，帮她摆盘备菜。在校期间的许多晚上和周末，我们都会为私人聚会提供餐饮服务，也会为校园内的学者和组织提供服务。我们的特色菜是调味羽衣甘蓝、蜜饯山药、腌制火鸡胸馅的玉米面包以及新鲜生奶油山核桃馅饼。人们喜欢我们做的正宗南方美食，我们也是从零开始，张罗着我们的小生意。
就在6月的那一天，我们清理了工作场地，装上我们的炊具，并将提前备好的菜肴放入我的汽车后备厢，驱车前往艾普柔在波士顿的公寓。公寓离学校大概有20分钟的车程。艾普柔开车的时候，我注意到了我们后面有一辆警用巡逻车一直跟着。当我们靠近公寓小区的入口时，警车的警笛灯突然一跳一跳地闪烁了起来，我们只能将车停在了路边。我们没有超速驾驶。事实上，我们几乎遵守了所有的交通规则，要知道，这在波士顿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被警察拦了下来，而且警察们好像也没想过要告诉我们为什么把我们拦下来。
警察走向我们的车，边走边命令道：“我需要看一下你的驾驶证、车辆注册和保险证明。”我们都交出了驾驶证。我从副驾驶前面的盒子里摸出我的保险证明和注册信息，并交给了他。在我离家去上大学之后不久，我父母送了我这辆日产森特拉，至今已经有九个年头，不过，这辆车上的牌照还是俄亥俄州的牌照，登记在我母亲的名下。我们问警察他为什么要拦下我们，但他直接忽略了这个问题，转身回到他的巡逻车上。我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完全猜不到为什么我们会被拦下来。
过了几分钟，警察回来了。“这辆车是你的吗？”他咆哮道。我试着解释说，这辆车是以我母亲的名义注册的，但是注册信息刚刚过期了六周。“你母亲的名字是什么？她出生在哪一年？她的社保号是多少？”天哪，我怎么会知道我母亲的社保号？
“我不知道……”还没等我的话说完，这名警察就转过身去，又钻进了他的巡逻车。我们坐在车里等待着，悄悄地猜测这名警察为什么拦住我们。他认为这辆车是我们偷来的吗？我们距离艾普柔住的公寓大楼仅几步之遥，这里住了很多低收入的黑人租户。
经过漫长的等待，我们看到一辆拖车缓缓开过来，并直接停在我们车前的路边，拖斗正对着我们。当司机开始将拖车拖斗降到地面时，这个警察突然出现在我的车门外。“下车。”他说。我没有让步。“下车！”他再次命令，这次有点大声。很明显，他决定把我的车拖走。就因为我的车的注册信息过期了？
我看着这名警察，觉得疲惫不堪，也很困惑，我想厘清这一系列突如其来的事件。艾普柔和我一直在辛苦工作，现在只想找个地方安静地待一会儿。但这名警察却突然出现，并决定要拖走我们的车。他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拖走我们的车，也没有做出任何解释。他也不想听我们说任何话。他认为我们不值得尊敬。所以，我也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不，我不下车。”我有权抗议。
这个警察直接叫来了支援。一辆巡逻车开过来了，然后又来了一辆，接着又来了另一辆。我开始感到害怕。当赶来支援的警察涌入街道时，我们的后备军也开始聚集在人行道上。至少十几个人，大多是来自公寓大楼的年轻黑人围在了周围，想看看之后会发生什么。
在那之前，我一直试图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当我们被五辆巡逻车团团围住，人群开始往我们身边聚集时，我才意识到我正处在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中。在那一刻，我之所以会选择待在车里不下来，不是因为蔑视，而是因为恐惧。我不知道外面那些准备采取行动的警官会对我们做什么。我听到一位女警官喊道：“她们不会出来的，只能把她们赶下来了。”我已经能想象出一个警察用刀子割开我们的安全带的样子。
没想到，拦住我们的那个警察直接伸了一只手进来，解开了我的安全带，把我从车里拉了出来。我记得艾普柔当时大声喊着：“别抵抗！别动！”听着她的声音，我站在人行道上，双手放在背后，等着被铐起来。警察扭着我的手臂，高高地倒扣在我背后。然后他将105磅（约47千克）的我猛地拽起来，用力把我按在车上。这一下发出了一声巨响，冲撞的力道让我眼冒金星，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开始恐慌，我感觉自己无法呼吸。当我终于喘上一口气的时候，我的眼睛大大地睁着。一位旁观者向我喊道：“你还好吗？”但我当时根本没法回答。
我感到浑身瘫软，我的身体慢慢从车边滑下，无力地跌坐在地上。当警察给我戴上手铐时，我听到人群中有人喊着罗德尼·金那句充满悲伤的名言。一年前，他被洛杉矶警方殴打，导致了骚乱，但是，当时被指控过度使用武力的警察最后却被无罪释放。那时，罗德尼说：“我们能友好相处吗？”当警察带我去他的巡逻车时，我和他的上司四目相对。“你看到刚刚发生了什么吗？你看到他对我做了什么吗？”我恳求地说。在这个警察给我戴上手铐，把我塞进他巡逻车的后座时，我听到他上司的回答：“我什么都没看到。”
我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大喊：“我要投诉！我要投诉你们！”我和艾普柔被分别押进了两辆巡逻车，我们一上车，他们就把我们铐在了巡逻车的内门上了。
···
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在全国各地的城市，长久以来，警察们都会故意假借一些设备上的小问题拦下黑人司机，如车前灯坏了、车牌过期、错误地打了转向灯、安全带没系好……警察以这样的方式调查这些司机是谁，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要去哪里，以及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警察们有权随意在街上拦下他们心目中的可疑人士，这样他们就能够进一步验证自己的怀疑。许多部门认为这恰恰是打击犯罪的有效工具，但他们以个人感觉为基础的执法则真实反映甚至加深了执法过程中的种族偏见。
实际上，黑人司机因为行车设备这种非行驶类违规而被警察拦下的概率是白人司机的两倍以上。这是我带的研究生尼古拉斯·坎普在分析2010年至2016年的1850万次警方拦截数据后得出的结论。对黑人司机进行如此严苛审查的后果不仅是给大家带来不便那么简单。这还在人们心中种下了挥之不去的怨恨，甚至让守法的人们开始反对警察。
在某些司法管辖区，设备类违规相当于对黑人和低收入人群征收的隐性税收，警察们拦下他们，对他们处以罚款，带来市政收入。在迈克尔·布朗命案导致的全国性抗议活动之后，警方于2015年发布了对弗格森警察局的联邦调查，调查发现，警察们被指示通过非正式的罚款票证来填补城市财政。据司法部报告称，对于当地警局来说，“弗格森片区居住着很多非洲裔美国人，与其把他们看作保护人，不如看作潜在的罪犯和收入来源。”
虽然黑人占弗格森人口的67%，但他们占所有车辆拦截人数的85%，被传唤率更是高达90%。虽然黑人司机被搜查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两倍，但在他们身上发现违禁品的可能性却比白人低26%。
联邦调查的结论是：“无法用不同人种的不同犯罪率来解释对非洲裔美国人的这种不成比例的调查，相反……这些差异至少部分是由对非洲裔美国人的不合理偏见和刻板印象造成的。”
这种不成比例的差别对待带来的影响会放大警察与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即使是正常的拦截盘问都会受到影响。许多黑人，无论他们是否有犯罪记录，在看到后视镜中闪烁的警车车灯的时候，都会非常担心。他们害怕自己受到警察的怀疑。他们担心自己不受尊重。他们不知道警察将如何对待自己，也不知道要如何去应对。
这些担忧并非毫无根据。每年，在美国被警察击毙的大约一千人中，有11%的事件起因是司机正常开车的时候因为一些无伤大雅的原因被拦下，如汽车的消声器过于大声或是尾灯破损。
我在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表明，本来很正常的拦截检查可能会因为警察与司机交谈的方式而升级。
交通拦截检查其实是警察与公众接触的最常见形式，每年有超过十分之一的美国司机会在行驶过程中被警察拦下。一直以来，我们都没有能力分析大量的拦截数据，看看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拦截。而现在，我们可以让警察佩戴随身摄像头，这样我们就可以实时了解这些拦截的情况了。从巡逻车车灯亮起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可以观察，在警察与民众的交谈过程中，信任是如何建立或毁坏的。接着，我们就可以在数千次警察与民众的交锋中寻找一种广泛存在的模式。
通过斯坦福大学的语言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团队，我们能够评估警察在常规交通拦截的时候使用的语言，这样我们就能够严格测试警察在与黑人司机和白人司机沟通的时候是否存在种族差异。
我们分析了从2015年到2017年来自奥克兰245名警察的近千次道路拦截的数据。从这些拦截的语言数据中，我们分离了3.6万多条话语，包括警察针对他们拦截对象的问候、评论、用词、陈述和观察。
我们想知道人们是否会根据警察使用的语言来看待他们传达的信息。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要求一组大学生给414个话语样本进行打分。一共有四个评分项目来判定警员对民众的尊重程度，分别是礼貌程度、友善程度、正式程度和公正程度。在做测试的时候，我们没有给大学生们提供任何关于警员或是被拦下的司机的种族及性别信息。
根据最后的评分结果，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说，警员们都是很专业的。但是当他们对黑人司机说话时，礼貌程度、友善程度、正式程度和公正程度都比不上他们和白人司机说话的时候。这些变量其实在概念上也有所重合，因此，我们将这四项指标打包成一个标记为“尊重”的变量。
一旦我们理解了人们是如何理解“尊重”这一概念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机器学习技术，自动梳理来自警察在拦下司机时说的近50万个单词，机器可以记录下每一个表示“尊重”意义的单词，出现一次就记一次分。我们再一次发现，奥克兰的警员们总体来说都是很尊重司机的。然而，当我们根据司机的种族对这些方面的分数进行分类时，我们发现了显著的差异。
警察们对白人司机的尊重程度要高于对黑人司机：他们更有可能使用正式头衔称呼白人司机（如“先生”或“女士”），更有可能表达对白人司机安全的关注（如“晚上注意安全”或“好好开车”），也更有可能向白人司机提供保证（如“别担心”或“没问题”）。
然而，在拦下黑人司机后仅仅过了五秒，甚至在司机还没有机会发言或是反驳的时候，警察就已经表现得不那么尊重了。这与二十多年前我在波士顿被警察拦下时所发生的情况一致。
我们的研究还表明，黑人警察与白人警察一样，对黑人司机的尊重程度较低。司机的种族胜过了警察的种族。而且，那个在波士顿拦下我，推了我一把，最后还逮捕了我的警察正是黑人。
那天发生在我身上的很多事情都是某种模式的一部分，几十年后，有了随身携带的摄像机之后，我才看到了这种模式。比如从这些摄像机的镜头中，我们的研究小组已经了解到，黑人司机在被警察拦下后，可能得等到拖车来了，警察才会告知为什么拦下他们。如果警察在拦下司机时表现得不够尊重，司机就会倾向于使用更多的表示“愤怒”意义的词，并发泄出更多的负面情绪。我仍然记得那天在波士顿我因受辱而感到愤怒的感觉。
事实证明，仅仅根据警察拦下司机时候的用语，我们的研究人员就可以建立一个简单的计算模型来预测这名警察拦下的是黑人还是白人。
我们试图控制其他因素，但仍然无法解释警察用语的差异。即使我们考虑进司机的年龄、性别、犯罪记录、被拦下的地点以及驾驶违法的严重程度，我们还是发现了明显的种族差异。
但是，本项研究无法让我们确定导致语言使用的种族差异的原因。这种差异可能是由偏见引起的，但它们也可能反映了一系列我们没有直接测试的变量，如警察与社区间根深蒂固的不良关系、警察习惯性制定的制度规范，甚至也有可能是他们出于善意故意使用当事人最熟悉的语言风格与他们沟通。
不过，我们确实知道，无论是什么引发了这种种族差异，带来的伤害都远远不止伤感情或是说话的时候不自觉地提高声音那么简单。警察的用语和他们传达的态度可能会让黑人司机越来越不愿意和警方合作。这就增加了事态升级的可能性，可能会引发警察与司机的争吵，可能会导致司机最后被逮捕，或者更糟。而这一切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
“你开车经过，警察把你拦了下来，你对此进行了抗议。”奥克兰检察官兼公设辩护人、民权律师约翰·伯里斯解释道，“这就是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如何变成犯罪案件的过程。”
一次“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可能会成为被纳入犯罪司法系统的一个渠道。
不那么自由
当我在波士顿被戴上手铐并被捕时，我想起我看过类似的电视节目，知道在这种时候我有权打个电话联系我的律师。当然，我没有律师。我手头就只有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生院院长玛戈·吉尔的电话号码。就在几天前，她耐心地给我介绍了整个毕业典礼的细节，包括我的手握住旗帜的高度，应该走哪条道路，在游行结束时我应该坐在前排的哪个位置，等等。她告诉我，如果有问题就联系她，但我觉得，她应该想象不到我会从监狱里拨出这个电话。
“我有麻烦了，”我在电话里告诉她，“我在警察局，被铐在了警局的墙上。”吉尔院长要求与警局高层交谈。我把电话交给了正在我身边站着的一名警察，他其实是故意站在我身边听我打电话的。在院长和这位警员以及逮捕我的那位警员通过话之后，他们说我们可以自由离开了。我不知道院长在电话里跟他们说了什么，但他们挂了电话之后，就打开了我们的手铐，放我们离开了警局。
与大多数被捕者不同，我们不必保释就可以离开。我们可以直接离开，是因为有一位重量级人士能够为我们担保。
每年有超过一千一百万人被关在他们所在的当地监狱中。几乎四分之三的人都是由于非暴力犯罪（如交通违规、轻微毒品问题或违反公共秩序）被拘留，他们已经被捕并被起诉，但都没有被定罪。他们一直被关在监狱里，因为他们无法承担预审释放所需的保释金。现金保释制度在美国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法院会根据情况评估，然后定下一定金额的保释金来确保提前释放的被告会来参加审判。这意味着那些有钱或有资源自救的人可以回家，而那些付不起保释金的人会被困在监狱里。
黑人的审前拘留率是被控类似罪行的白人的四倍。而用于计算保释金的公式通常受工作稳定性、逮捕历史和家庭资源等因素的影响，年轻的黑人男性总会处于不利的地位。分析师估计，黑人男性被告需要支付的保释金比白人被告支付的保释金高出35%。
保释制度固有的不公平性也引起了改革的呼声。一些州正在改革原先严格的保释计划，这些计划是根据指控的严重程度来计算保释需要的金额，并采用智能化的风险评估工具来预测被告是否可能出庭受审。2018年8月，加利福尼亚州成为全美第一个取消现金保释金的州，并赋予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参考计算化风险评估分数，允许审前不拘留。
这可能确实可以缩小贫富差距，但也可能最终加强黑人白人之间现有的差异，并使其制度化。法官仍然会受自己无意识的偏见影响，并且计算风险分数的算法也已经被证明更偏向于黑人。ProPublica(1)在2016年对佛罗里达州使用的风险评估系统进行过一项调查。该调查发现，即使在控制了犯罪记录、惯犯、年龄和性别因素之后，黑人被告的风险评分也高于白人。
在等待审判的几个月中，被监禁可能会毁掉他们的生活：可能被解雇、被驱逐，因无法支付账单而债台高筑，失去对子女的监护权。许多被告都非常渴望获得自由，因此，他们会对检察官提出的任何较低指控表示认罪，这样就可以判得时间短一些，或者立即释放。但这也可能会使他们承受认罪后的后果，这或许会影响他们一生。这会限制他们可以居住的地方、限制他们可以从事的工作、限制他们的投票选举权，甚至关乎他们是否有资格获得大学生贷款。在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卷入一个失控的旋涡之前，认罪引发的一系列后果就已经触发了连锁反应。
“人们认罪，是因为他们不想被拘留。”伯里斯说。“法庭会给他们指派一名公共辩护人，但公共辩护人的工作量都很大，为了尽快处理掉手头的案件，在没有无罪证据的情况下，他们通常会建议被告认罪。公共辩护人会向被告承诺，这样认罪可以立刻获得自由，或是只需要被短暂地监禁。因此，人们会主动承认他们没有犯下的罪行……这让他们被困在了一个根本不属于他们的地方。”伯里斯解释道。
个别黑人被告愿意接受认罪协议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即使是最无辜的人，一旦他被关在监狱铁窗的另一边，也会发生可怕的事情。在公众眼中，每个犯罪记录，无论其来源如何，都会成为将黑人作为一个群体与犯罪联系在一起的线索。
辩诉交易制度是制度实践直接影响人们心中建立的心理联系的一个明显例子。该系统对黑人施加压力，让他们认罪，成为犯罪者，也让公众自动将黑人与犯罪联系起来。这可能使黑人陷入社会鸿沟的错误一边，让我们在道德上就对黑人产生担忧。
然而，辩诉交易也是刑事司法系统中的一股强大力量，因为如果每一宗案件都要审理，就会给司法系统带来巨大的压力，这一体系最终也会不堪重负，分崩离析。事实上，在所有涉及刑事指控的案件中，有94%的案件从未进入审判阶段，当被告同意认罪以换取减刑时，这些案子便算是了结了。
进行辩诉交易的推动力量来自各方面，不仅检察官想推动这种交易，被告也想。这种辩诉交易大大节约了法庭时间和经费，还提高了定罪率。因此各方面都在普及它，美国式的辩诉交易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Fair Trials(2)的一项研究发现，1990年，只有19个国家使用某种形式的辩诉交易；而到2017年，有66个国家采用了这种做法。在英格兰、澳大利亚和俄罗斯，超过60%的刑事案件现在通过辩诉交易解决。
在美国，种族差异侵入了这一进程。黑人被告比白人、亚洲人或拉美人更有可能获得检察官提供的需要监禁的辩诉交易，特别是与毒品有关的犯罪。黑人被告也更有可能依赖免费的公共辩护人制度，这使他们处于明显的劣势。相比之下，有钱雇用私人律师的黑人被告在初审中面临主要指控减少的可能性几乎是指派公共辩护人的黑人被告的两倍。
“你总觉得自己正在上坡，”伯里斯说，“但其实我们一直在跑步机上，被动地行动着。在这里，我看不到真正的未来。黑人们来找我，我却目送着他们一个个走进监狱。”
后遗症
在我被捕后的第二天，我被手铐铐住的那个手腕仍然觉得很疼。胸骨周围的三个不同区域都有瘀伤和肿胀。每次呼吸，我都觉得胸口很痛，但我还是决定担起扛旗领队的责任。
几天前，吉尔院长就提醒我，那面旗帜将会很沉重。旗杆是一截又长又粗的木头，在队列行进的时候，我得高高举起旗杆，队列中的数百人会跟在我的大旗后面。
当我举着旗帜的时候，我的身体在我明亮的深红色毕业长袍下隐隐作痛，这种痛苦使我的思绪与前一天我所遭遇的一切联系在一起。我差一点就与哈佛大学老校园里这个光荣而阳光灿烂的日子无缘了。伴随着音乐和愉快的欢呼声，我们一路行进。我把毕业生们带进了哈佛大学老校园，在那里，一排排的白色木椅面对着庆典的主舞台。
博士生坐在前排。当我坐下来的时候，我感到一阵轻松——因为我顺利地一路高举着校旗，因为我终于完成了六年艰辛的学业，因为我终于摆脱了昨日的镣铐。当校长念到我的名字时，我走上主舞台接受我的文凭，而前一天发生的事情的阴影还是紧紧跟随在我的身后。
但是，在这一刻，我仍然感到非常自豪。事实上，就在我被警察拦下的那天，我才刚刚从装订室里领回我的博士论文。我的论文封面是用黑色皮革装订的，我的名字和论文标题“当隐形遇见显然”用烫金的字镌刻在书脊上。
我的论文集中讨论了种族在我们对他人行为的判断中可以发挥的作用。我在哈佛大学花了数年时间学习种族刻板印象和社会语言学。然而，我所做的所有实验研究并没有让我为现实生活的前景做好准备，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有一个一心想要惩罚我的警察出现，而且这个警察很可能会劫持我的未来。这次遭遇让我付出的代价不仅是短暂的自由，还有更重要的——我失去了安全感。我觉得自己很脆弱。我觉得自己被打败了。我一直专注于理解我们如何判断他人，而现在，我自己也不得不面对这种评判。
我所受的折磨仍然没有结束。在我扛旗领队的第二天，我就要去法院受审，决定我的未来将何去何从。吉尔院长和艾普柔陪着我去了法院。我们都穿上了西装，准备面对法官和即将到来的新闻媒体。当法官叫我的名字时，我们三人一起走向前一步，接着，法官宣读了这个指控：袭击殴打警察。
我们三个都倒吸了一口气。我才是被殴打的那个，我怎么会被指控攻击警察呢？
袭击指控是基于警察报告中的一项描述：警察想把我从车里拖出来，伸手进来解我的安全带，我把我的手按在了警察的手上。
法官读到这一条时，也和我有着同样的困惑。她坐得这么高，我得站直了才能看到她的脸，但即使在远处，我也看得出来，她真的很困惑。接着，法官开始翻阅警察报告。然后她抬起头问道：“你们沟通有语言障碍吗？”院长替我回答了问题：“没有，法官阁下，我们沟通没有语言障碍。”艾普柔和我就在那里，嘴巴和眼睛都因为惊讶而张得大大的。
法官的表情从困惑逐渐转为厌恶。“坐在车里并不违法。”她向法庭宣布，“我真搞不懂你们的这些指控……我宣布，所有指控全部驳回！”法官拿起她的木槌，郑重地敲了下来，表明听证会已经结束。“埃伯哈特博士，”她轻声说，“你可以自由地离开了。”
埃伯哈特博士。这是第一次有人用这个头衔喊我。那一刻，在那个环境中，我听到了这个称呼，并想起这个称呼所代表的一切，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毕竟，在被授予这个光荣称号的那天，我并没有全神贯注地参与整个庆典，而是一直在担心，我是否会带着犯罪记录离开哈佛校园。
仍然不自由
离开哈佛大学后，我一直把这段往事深深地封存在我的脑海之中。只要想起或是提起这件事我都会觉得很痛苦——这也让我与藤校毕业的其他同侪有所不同。但这件事也让我获得了奖学金，因为在这以后，我的研究范围被大大拓宽了，在原有的基础上，我还涉足了权力动态以及种族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作用。
美国在世界上所有工业化国家之中，监禁率是最高的。我们只占世界人口的4.4%，但囚犯的人数却占全世界的22%。2017年，超过210万美国人被监禁，其中95%的犯人会在刑期结束后重新进入社会。
每年，美国监狱都会释放70多万人。许多人在出狱的时候，全身上下就只带着一张公共汽车票和一些零用钱——从5美元到200美元不等，具体多少要取决于各州的不同政策。三分之二的犯人将在他们获释后的几年内再次被捕。
这些人再次被逮捕大多数不是针对新的罪行，而是因为他们违反了管理新释放囚犯的假释条例。这种强制性监督体系使他们必须接受多年的常规监督，而且随时可能因为一些根本没有触犯法律的小错再次锒铛入狱，包括无法稳定就业、无法支付法院罚款和费用，或是错过了预约和宵禁。他们的处境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警方可以随时拦截和搜查这些处于假释期的人，即使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合理的怀疑理由。
事实上，假释期的这种限制网络会大大影响所有看起来像假释犯的人的自由，也会影响他们身边的人的自由，影响任何看起来像他们或住在他们附近的人的自由。在许多城市里的黑人街区，人们常常抱怨说，警察在做例行交通检查的时候，问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你是在缓刑期还是假释期？”无论是对于守法的黑人还是确实犯过罪的黑人，警察们往往会做同样的推定。因为这些出狱了的囚犯模糊了被监禁者和自由人之间的界限。
由于黑人在统计学意义上和陈规定型上都与犯罪相关，因此他们的种族往往会被视为犯罪的标记。
比如，在奥克兰，虽然黑人占人口的比例不到28%，但有70%的人在缓刑期，61%的被捕犯人是黑人。这些种族差异基本上使整个社区受到严重破坏，这也导致警察们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对黑人执法，让黑人们频繁地来往于自由与监狱之间。事实证明，如果一个人坐过牢，社会对他的不公平会大大加深，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前科的人都会被边缘化，就连他们的家人和生活的社区也会被污名化。
犯罪记录会扼杀未来加薪的潜力，限制住房选择，并破坏教育的前景。许多前囚犯被禁止入住公共住房，也无法享受低收入住房援助计划，甚至没有资格获得食品券。在一些州，有前科的人员被禁止从事某些职业，如牙科保健医师、理发师、养老院工作人员。即使在没有明令禁止的地方，潜在的雇主也常常担心自己的雇员有犯罪记录。
但要指出监禁在未来就业中造成的确切影响又会比较困难。在工作技能、工作经历或职业道德上，有犯罪记录的人通常都比不上没有犯罪记录的人。但是研究表明，种族和犯罪历史都会影响招聘决策，从而最终阻碍那些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
2003年，社会学家德瓦·佩哲做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至今仍被奉为经典。她做了一份在每个需求维度上都精心匹配的简历，控制对照的因素仅仅是求职者是否有犯罪记录。然后，她训练了好几组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年龄与表现风格都相同），让他们使用这些简历去投密尔沃基地区350个入门级的工作岗位。
她发现那些有前科的人收到的未来雇主的联系要少于那些没有前科的人，黑人求职者收到的联系少于白人求职者。事实上，即使是没有前科的黑人求职者，收到的联系数量也比不上有前科的白人求职者。
多年以后，在使用相同方法进行的后续研究中，佩哲让实验参与者们投了纽约市的250个入门级工作。佩哲和她的同事们发现，有前科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对于黑人来说。
若有同样的前科记录，白人求职者会更有可能接到雇主发来的面试通知。而面试则会为产生融洽关系提供机会：白人求职者能够更好地说服雇主试试雇用他们。有前科的白人求职者与没有犯罪记录的白人求职者相比，被雇用的可能性低30%，而与没有犯罪记录的黑人相比，有犯罪记录的黑人求职者被雇用的概率则低60%。
在入狱后，种族差异就会被编织进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连非洲裔美国人的结婚率下降也可能是由于大规模监禁时代的种族差异引起的。我的丈夫，斯坦福大学法律学者瑞克·班克斯在他的书《只有白人才能结婚吗？》中也提到了这一点。美国的黑人和白人在20世纪50年代时的结婚率相当，但在过去的四十年中，黑人结婚率大幅下降，因为更多的黑人被送进了监狱，并且刑期也有所增加。
这些人从社区中消失，就加重了他们的家庭负担，也使整个黑人社区变得不稳定起来。大规模监禁对儿童身心健康产生的涟漪效应是尤其无法容忍的。根据全国儿童健康调查的数据，大约有500万名儿童，约占美国所有儿童的7%，其父亲或母亲正在服刑或曾有前科。
这些孩子往往在社会和经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成长，他们可能会被交给亲戚抚养或寄养。他们的成绩可能很差，在学校里也会有行为问题和其他身心健康问题，如焦虑、抑郁和哮喘，而且他们比其他孩子更有可能进监狱。
被监禁的人
所有统计数据背后，都是真人真事。我想更多地了解那些在整个系统的阴影地带中来去的人，那数百万名被逮捕、被定罪并被刑事司法程序判刑的男男女女，我想看看在这些人身上展现出的戏剧性的种族差异。
圣昆丁州立监狱是加州监狱系统中最古老也是最臭名昭著的监狱。那里的死囚牢房中有700多个囚犯等待被处决。由于注射死刑在法律上一直受到各种挑战，而且管理案件需要进行很长时间的强制性审查，该州在过去40年中，只执行了十几例死刑。自然而然，关押的死囚数量持续增长。现在全国死囚中有超过四分之一在圣昆丁监狱。
然而，圣昆丁监狱还拥有全国最成功的监狱教育计划。监狱大学项目每年提供20门文科课程，都由大学教授授课。迄今为止，已有超过162名囚犯积累了足够的学分，可以获得文科学位。
研究表明，参加职业培训或学术培训的囚犯重新犯罪和重返监狱的可能性会降低43%。然而，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美国监狱提供教育或职业培训计划。总的来说，尽管如此，在大部分监狱里，很少会有措施防止囚犯再回到监狱，尽管这项教育投资回报相当明显——用于教育的费用显然低于安排下一个刑期所需要的资金。
2010年，我自愿为30名圣昆丁监狱里的囚犯讲授社会心理学入门课程。我想了解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并分享我正在做的工作。我想试一试，看看这种教育是不是会产生作用，而不会导致令人沮丧的结果。我也希望这些犯人的见解能丰富我的研究成果。
圣昆丁监狱坐落在风景如画的山坡上，俯瞰着圣弗朗西斯科湾。但是一旦你踏入监狱的门槛，就会立刻感到一种庄严肃穆的压迫感。要进入监狱，我必须先通过两道门，由守在门口的武装警卫对我进行检查。我要抬起手臂，让他们用金属探测器进行搜查，然后还必须展示我的手腕，让他们看到我没有藏任何违禁物品，然后我才能够通过最后那道重重的铁门，进入安全隔离墙。然后铁门会缓缓关上，将我困在两堵墙中间，直到另一名守卫拿着防弹玻璃盾牌走近我，带我走进内院。
我走向教育中心，穿过了关押死刑犯的建筑物，还经过了一个墙上写着“调整中心”的地方。当我沿着山坡走向教室时，我看到成群成群的囚犯聚集在广阔的野外。这幅图景无意中让我感到慌乱，我意识到，我在北加州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从没见过这么多黑人！到处都是黑人男子，当我经过的时候，他们还会对我点点头微笑致意，让我不禁想起家乡的邻居、叔伯，还有我的表兄弟。
我不应该对我看到的大量的黑人面孔感到惊讶，虽然黑人只占美国人口的12%，但全国监狱囚犯中有近40%是黑人。在过去的40年中，美国的监禁率一直在攀升，光是种族群体的监禁率就增加了500%，穷人和黑人的监禁率的增长尤其明显。
根据社会学教授布鲁斯·韦斯特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末出生的仅有高中学历的黑人男性在三十多岁时的入狱概率是17%，而对于仅有高中学历的白人来说，入狱的概率仅有4%。然而，对于我这一代的黑人来说，情况似乎更糟糕了。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生的黑人男性辍学者中有近60%锒铛入狱，相比之下，同样情况的白人犯人只占到白人总人口的11%。
犯罪率的上升无法完全解释这种种族的差距和监禁率的大幅上升。事实上，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全国的犯罪率急剧下降，但监禁率却继续攀升。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处理犯罪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毒品战争”对不幸的可卡因成瘾者施加了严厉的惩罚。随后出台的“三振出局法”(3)加强了对惯犯的惩罚，并要求对更广泛的犯罪行为进行监禁。20世纪90年代，当帮派暴力和与毒品有关的犯罪达到顶峰时，数十个州采取的量刑措施对年轻黑人都特别粗暴。
1994年，加利福尼亚州的三振出局法由72%的选民票选通过，被认为是美国有史以来同类型中最严厉、最彻底的法律。然而，在接下来的20年中，数据显示，在加利福尼亚州，甚至会对从一辆停放的汽车中偷走一美元的轻微罪行进行量刑的严格法律，对减少暴力犯罪却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相对轻微的罪行而服刑，监狱内的人口大大增加。而在因为三振出局法受到重判的人当中，黑人的比例相当高。
在加利福尼亚州这样的背景下，斯坦福大学的法律学者大卫·米尔斯在2012年提出了一项修改法律的倡议，三振出局法只有在“严重或暴力”的重罪时才能判处终身监禁。我和我的同事瑞贝卡·赫特想知道，对于监狱种族构成的想法是不是会影响人们对放宽法律的支持。
于是，我们设计了一项研究，在加利福尼亚选民中调查他们是否认为法律过于苛刻。我们给选民们展示了囚犯的大量照片，控制的唯一变量就是黑人囚犯照片的数量。当我们对访谈结果进行统计时，我们发现，我们展示的黑人囚犯照片越多，这些选民支持放宽法律的可能性就越低。
在所有看了监狱里正常比例的黑人照片（25%左右）的受访者中，有一半人表示愿意签署一份请愿书，以更改严厉的三振出局法条款。而那些认为监狱里45%的人是黑人的受访者中，仅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人愿意减轻三振出局法的量刑。研究结果表明，监狱里的黑人比例越高，公众越愿意惩罚囚犯。
最后，我们收集了足够多的签名，希望在2012年11月的投票中能够通过修正案。这次的政策变革没有强调种族问题，而更多地强调了为纳税人省钱以及积极灵活地处理犯罪。该政策的拟议修正案以压倒性优势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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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昆丁监狱上课的第一天，我还没走到教育大楼，就看见囚犯们已经在列队走进上课的教室了。随着进入教室的人越来越多，我从空气里嗅出了一丝微弱但明显的象牙皂的香味，和我小时候家里的气味一模一样。那种新鲜的气味似乎更加凸显了此时此刻的矛盾感：清新而肮脏，陌生而熟悉。
我就像在斯坦福大学每个新学期上第一堂课时会做的那样，让学生说出他们的名字以及为什么参加这个课程。男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介绍自己。有些原因是我已经预料到的——觉得这个主题很有趣，有些人则是需要这个学分来完成大学学位。但是，我也听到了一些我以前从未听过的回复，比如，有些人想在课堂上学一些新东西，可以跟家人多一些谈资；还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保持与社会的联系的方式。其中一个五十岁出头的高个子黑人告诉我，他很担心他的女儿，他希望跟我学到一些东西，可以用来帮助女儿渡过难关。
还有一个菲律宾男人，我猜他大约四十岁了。他从十四岁起就进了监狱。“我已经在圣昆丁里了解了很多关于如何在这里工作的事情，”他说，“我之所以上这门课，是因为我想知道人们的思想到底能有多自由。”
他的整个成年生活都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他迫切地想要了解监禁是如何扭曲了他对世界的看法。我站在他面前，不知不觉中，其实也会受到社会看法的束缚，这个社会将像他这样的男人去人性化，并加以抛弃。当时，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我们两人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却都对所谓“自由”有所追求。
作为教授，适应这种全新的教学环境并不容易。我不得不准备在没有我习惯的工具的情况下进行教学：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接入，没有课件演示文稿。由于只有一台古老的投影仪和有限数量的透明胶片，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我的教学方法。我很快意识到，我只能使用我的嗓音来吸引囚犯的注意力。突然，教室显得很安静，我觉得自己很渺小。
当我试图打开话题时，囚犯们都期待地盯着我。其实，我之前已经教过十几次这个课程了，对所有内容都记得滚瓜烂熟，但是当下的这一刻，我觉得晕头转向，有些摸不着头脑。我甚至开始冒汗，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因为陌生的教学地点和教学对象而感到紧张。又或许只是房间很热，而我正站在高架投影机旁边，投影机嗡嗡地叫着，还在散热。但我清楚地知道一点：这个拥挤的教室对我来说感觉就像是另一个世界，我没有任何经验去解读很多最基本的东西。
在我试图寻找我的舒适区的时候，我居然能够敏锐地感觉到自己身体每一个部位的动作，而且我也注意到囚犯坐在课桌前的任何微小动作。当我看到一只手举起时，我的心跳就会怦怦怦地加速。我提醒自己，这只是一个学生提问而已，不用紧张。但当一名囚犯突然站起来向我走来时，我感到一阵恐慌。他想干什么？他们是否可以在房间内自由走动？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出现问题，门外的警卫肯定会进来的。
我瞥了一眼班级后面的窗户，看看警卫是否采取行动，因为这名囚犯直接经过了我，走向门口，走出了教室。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我是否应该提醒警卫。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名学生是去洗手间了——我之前的教学生涯中早就经历过几千次这样的事了。但是，在监狱的环境之下，我却觉得一切都失衡了，我无法信任自己能够解释这种最简单的行为。我感到害怕，我觉得很累，我发现自己处于最有可能触发偏见的状态。
当时，我沉浸在研究中。研究表明，相较于其他群体，非洲裔美国男性的身体活动会被认为更具攻击性和威胁性。突然间，我感觉自己成了自己研究的对象。在看到那个黑人从座位上站起来并走向门口的时候，我产生了一种强烈且发自本能的心理感觉。在我的不知不觉之中，我自己的偏见已经发挥了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