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课程的开展，我的担忧有所缓解。上了一两节课之后，我就已经开始适应班里的学生们了，我开始欣赏起他们所提供的东西。一开始我的目光总是在不自觉地寻找监狱看守，但现在我倒希望他离开，因为他在场的时候总是会扼杀大家进行课堂讨论的积极性。每当他走到教室附近时，学生就会僵住，本来热烈的氛围就会变冷。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教室成了一个可以暂停圣昆丁文化习俗的庇护空间。这在圣昆丁监狱这种靠种族和民族划分派系的地方是十分少见的。在我的教室里，不同种族的男人们可以混在一起。我之前一直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地方的种族分离竟如此严重，直到有一天，班里有三分之一的学员都没来上课。那天，我一直在等这些迟迟未出现的学员，一位黑人同学突然宣布：“白人同学今天都不会来了。”在我多年的教学中，这是一个我从未听过的理由。
事实证明，白人学生们所在的区域出现了问题，因此，所有的白人学员都被关在自己的牢房里，不能出来走动。没人知道这次禁足会持续多久。我下次见到这帮白人学员可能得到两周之后了。
通常情况下，囚犯们是按种族来分牢房的。尽管2005年法律已经规定，在监狱里使用种族隔离分裂管理是非法的，但加利福尼亚州的监狱里实在是人满为患，而且犯人通常都有帮派背景。长期以来，加州的监狱一直都是依靠这样的管理模式，利用帮派之间的制衡来缓解紧张局势。囚犯在一个系统中生活、吃饭和社交，这种系统在我看来简直就是对吉姆·克劳时代南方的种族限制精神的回归。我觉得我好像走进了一本活生生的历史书。
监狱的这种管理方式塑造、反映了囚犯的生活。隔离不是一种规则，而是一种由机构自我强加和强化的文化，这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实验室来制造种族偏见。在监狱里，和自己种族的人打交道是一种比较安全的生存方式。越过种族的界限可能会让你被排挤、被抛弃，你可能会受伤，或者更糟。
然而，在我的课堂里，犯人们是可以越过种族自由交谈的。黑人、白人、拉丁裔和亚洲人的面孔不再是区别人与人的特征，每个人在我的课堂上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都是我的学生，他们对世界都有着有趣的想法和观点。
给他们上的每一节课都让我感到了教育的力量，是教育让我们超越了自己的偏见，也提醒着我的学生们，偏见一直都在塑造他们的生活。
正是那一年，我调整了我的典型社会心理学入门课程，专注于种族和犯罪。我选择的讨论主题都是我觉得和监狱里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种族侧写、警察使用武力、虚假口供背后的科学、陪审团的选择、目击者证词以及刑事司法系统中的种族差异。我努力将大的社会心理概念变成具体的话题，我认为这些话题对于监狱环境中的学生们来说是有很大意义的。
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其实我一直都低估了他们，而这也正是我自己的思维方式的反应，我并没有把他们从“犯人”这个身份中抽离出来。
事实证明，他们的兴趣和我在斯坦福大学教授的大学生们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想要了解心理学的基本原则——自我的价值、文化的作用、归属的需要以及归属的基本愿望。
我一直把他们限制在“犯人”这个身份里，而这只是他们存在的一方面。他们渴望超越监狱的界限，他们想要去了解更多具有普世价值的理念，想要了解这些理念是如何指导一个人成为社会动物的。
我很惊讶地发现我也更喜欢这种教学方法。当我的这群学生思考我给的材料时，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努力，他们试图将这些材料与他们的生活联系起来。我可以看到我们研究的科学如何帮助他们了解自己。我们的课堂讨论让学员们能够暂时从强制执行的种族隔离中逃脱出来，并让他们觉得，除了“犯人”身份，他们也是普通人。
在几个月的教学过程中，我也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学生们的观点帮助我以全新、有趣的方式看待我多年来一直在教授的主题。他们在课堂讨论中的知识分享和交流都充满活力，但他们在完成基本学术任务过程中遇到的重重困难则暴露了严重的教育差距。
我们最后的课程作业是写一篇自选主题的学期论文。我跟他们交代了论文格式、研究方向和内容的要求。而且在收作业之前，我其实已经做足了思想准备，但拿到他们初稿的时候，我还是大吃一惊——我从未见过那么糟糕的论文。
这些人在课堂上看起来如此聪明，也有很多想法，但是许多人写出来的论文就像小学生作文一样。
我不想打击他们的热情，但我也下定决心要做一个称职的老师。我不能假装他们写的东西达到了标准。我拿出红笔，在他们的手稿边上进行标记：你在这里想表达什么？我不明白你的论文到底在写什么……这和你的主题有什么关系？
当我们再次回到课堂上课时，我看得出来，他们都很高兴能得到我的反馈。但是，当我想到给他们那满是红笔圈圈点点的论文的时候，又不禁有些内疚。为什么我这么苛刻？我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地解释说，我之所以会做这么多点评是因为想帮助大家，完全是本着学术的态度修改。我希望能够用这样的解释来弱化给学生们的打击。
他们对我这番惴惴不安的解释感到困惑。他们问我：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在被严厉批评的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吗？“有时候会的。”我回答道，“有些人这一辈子都在被表扬，所以，只要受到一点点批评或是听到一点点不同的意见，他们就会……”我从学生们的表情中看到了一丝戏谑，便决定长话短说。
我想保护他们。他们这一辈子都在得到负面的反馈，受到批评似乎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也无法理解我这种想要保护他们自尊的心情。
“我们中的有些人是被判终身监禁的，”一名学生提醒我，“我认为我们还是可以接受这些圈圈点点的。”
我把论文发还给了他们，他们都低下头去看我写的评论。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抬起了头，有些人的眼睛里还有泪水。“我简直不敢相信，”一名男犯人说，“没想到竟然会有人愿意为了我坐下来，花时间看我的论文，还要帮我想怎么才能把这篇论文改得更好。以前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
在最终交稿日期到来之前，我让他们提交了第二稿，我也给他们的第二稿写了反馈意见。课堂上的每个学生都接受了我的建议，即使我的建议里包括了重写这十五页的论文。我给他们第二稿反馈后，他们又写了第三稿。他们渴望得到罕见的肯定，也想让我听到他们的心声。
我的学生们已经认识到了他们入狱时做出的那些不正确的选择，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放弃了自救，放弃了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或接受教育的任何希望。
与此同时，通过像我这样的课程，他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作为一个犯人，要如何适应生活，站得更高地思考自己往后的计划。我使用教室悬挂的投影仪，给大家展示了一个图表，引起了学生们的关注。从图表上可以看出，监禁率和黑人囚犯的数量都在不断上升。当我带着他们看这些数字时，他们显得坐立不安。当我伸手翻过这一页图表的时候，一个学生举起了手，他说：“您能再给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吗？”其他学生也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盯着这张图表，好像它包含了从未有过的启示。
对我来说，这张图表只是描述了他们每天被包围的环境。而对他们来说，这个图表则提供了一种看待这个世界的新方式。在公众广泛讨论社会不平等的过程中，他们自己孤独而不安的生活就是真实存在的数据点。
就像我在做了十几年的研究和分析之后，突然意识到我在波士顿被逮捕的经历是城市警务的一部分一样，学生们也知道他们是一个大型的社会范式中的一部分。他们不仅仅是被困在特定监狱高墙后面的人，他们也是美国警察局、法庭和监狱中更大模式下的一部分——这是我们国家大规模监禁政策的影响。在整个学期中，我们将一次又一次地讨论这个图表。它所引发的种族影响以令我感到惊讶的方式出现，在我自己的感知中注入了新的视角。
接近课程结束时，我向学生介绍了一项经典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该研究衡量了其他人的存在如何影响一个人对危险的看法。在1968年的实验中，研究人员比伯·拉塔尼和约翰·达利让参与者坐在一个房间里完成一项调查。有些人独自在房间里，有些人与其他学生在一起——研究对象与这些学生并不认识，但实际上，这些学生是研究团队的一部分。
在受试者们快填完问卷的时候，研究人员从封闭的大门底部间隙向房间里匀速喷白烟。
接着，研究人员追踪了参与者从起身到离开房间需要多长时间。
在所有独自待在房间里的受试者中，大约有四分之三的人认为白烟意味着紧急情况，看到白烟后就立刻离开了。
但身边有其他人的受试者们却做了不同的选择。安排在房间里的那些学生故意假装忽视烟雾，继续填写问卷调查。即使房间里充满烟雾，90%的参与者也会跟随大流，留在教室里。只有10%的人走出了房间，确认是否发生了紧急情况。
该研究没有种族成分，至少我认为没有。正如我自己在接受训练时的那样，我将标准结果发给了我的班级：这项研究表明我们会通过身边人的反应来判断自己当下的处境，当我们周围的其他人认为有紧急情况时，我们才会觉得这是紧急情况。
但我的学生们却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研究。“我们不会参考周围所有人的反应，我们只会关注某些特定的人的反应。”一位学生指出。
其他学生也同样倾向于此。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抱怨，从监狱谈话到正式的庭审场合，种族偏见正在荼毒刑事司法系统，但似乎没有人受到影响。
“越来越多的黑人被困在系统中，但没有人看到这个问题。”一名学生说道，他的同学们都纷纷点头，“当我们看到烟雾，大喊着火了的时候，没有人相信我们。没有人听我们说话，也没有人有所行动。”
该死的人
人们认为那些过于危险而不应该走在大街上的人应该被关进监狱，同理，那些过于危险而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就应该被判处死刑。
在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中，仅有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还保留了死刑。截至2018年，在美国五十五个州中，有三十一个州的死刑是合法的。几乎在所有这些州，审判陪审团都掌握着犯人的生杀大权。
当陪审员决定是否要判处某位犯人死刑的时候，他们总是会考虑“惩罚”的概念：我们需要惩罚到什么程度才能抵免他们已经犯下的罪过？什么样的赎罪才是公正的？
这种方法为凶手和受害者的生命赋予了价值。在美国，死刑判决的种族差异符合美国白人至上和黑人歧视的历史。在涉及死刑的案件中，风险是巨大的，而种族则可能会对正义起到重大的影响。
几十年的研究表明，在受害者是白人的情况下，凶手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会更大。即使在控制可能影响量刑的非种族因素时，也呈现出这样的特征。
犯罪学家大卫·巴尔杜斯做过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这也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研究之一。他不仅发现谋杀白人的犯人比谋杀黑人的犯人更有可能被判处死刑，还发现比起白人被告，黑人被告更有可能被判处死刑。
死刑的判决可以说是一片“缺乏公正的荒漠”。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在18世纪的著作中也反映了这一问题，他声称“对所有罪犯的外在惩罚应该与他们内心的邪恶相称”。
但什么叫作外在惩罚与内心的邪恶相称？我的研究表明，黑人被告只因外表特征就可能让他们特别容易被判处死刑。在涉及白人受害者的案件中，如果黑人被告身上具有的黑人陈规定型的特点越多，他就越有可能被判处死刑。监狱里充斥黑人的事实让执法部门更容易惩罚黑人，而黑人被告也可能会使陪审团做出最严厉的惩罚抉择。
为了确定被告的外表特征对陪审员决定的影响，我的团队使用了巴尔杜斯教授的死刑犯数据库里的照片，该数据库收录了1979年至1999年在费城死刑罪名成立的黑人男子照片。我们召集了一批研究参与者，我们没有告诉他们我们这项研究的目的，只是让他们根据每一张照片，给照片中的人“典型黑人”的程度打分。我们告诉受试者，他们可以使用任意因素的组合来打分，包括肤色、面部特征和头发的质地等。
之后，我们将他们的评分和这些被告的量刑做了一个交叉比较。在被害人是黑人，被告也是黑人的情况下，刻板印象对量刑没有显著的影响。“典型黑人”评分高的被告和评分低的被告被判死刑的概率几乎是一样的。
然而，当被害人是白人、被告是黑人的情况下，刻板印象对量刑的影响就非常显著了。“典型黑人”评分较低的被告中，只有24%被判处了死刑，而评分较高的被告死刑率高达57%。
即使我们控制了“犯罪严重程度”“加刑情节”“减刑情节”“被告的社会经济阶层”，以及“被告个人魅力”等因素，“典型黑人”评分高的被告被判处死刑的概率仍然是评分低的被告的两倍。
这将隐含的种族偏见带到了另一个层面。影响人们观念的已经不仅是“同类”或是“异类”的概念了。事实上，仅仅凭外表就能够触发人们进行某种刻板印象的思考，让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认为，黑人就是危险的，黑人就是应该被灭绝。这意味着我们的观点、我们的刑事司法程序和我们的制度仍然受到原始种族叙事及意象的影响。
巴尔杜斯数据库中的两名符合死刑条件的被告。虽然两位被告犯了类似的罪行，但左边的被告被判终身监禁，而右边的被告则被判处死刑。
实际上，多年来我们已经将对隐性偏见和种族主义的让步纳入了我们对公平与自由的国家观点。
1987年美国最高法院维持了对沃伦·麦克莱斯基（格鲁吉亚一名黑人男子，杀害了一名白人警官）的死刑判决，当时最高法院也参考过巴尔杜斯的一项关于两万五千个格鲁吉亚背景案件的研究，该研究记录了死刑判决中的种族差异。
投下关键性第五票的大法官刘易斯·鲍威尔也承认“这种差异似乎与种族有关”。但他驳回了统计证据，因为“量刑差异是我们刑事司法系统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这项裁决受到法律学者和民权活动家的严厉批评，它甚至被称为“当代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案”(4)。令人担忧的是，它将制度性种族偏见简单地视为现状的一部分。其影响在今天仍然存在，因此在没有故意歧视意图的证据的情况下，很难在司法系统的任何阶段质疑其存在种族偏见。
鲍威尔担心，一旦承认了司法系统中的种族偏见，就可以打开一扇大门，只要存在“任意变量”的情况，都有可能被视作歧视，而性别及被告面部特征都属于“变量”。
两个月后，鲍威尔法官从最高法院退休。后来在谈及此事的时候，鲍威尔法官说，判处麦克莱斯基死刑是他作为法官唯一感到后悔的判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