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儿子刚开始上小学，他想知道他妈妈的工作到底是做什么的。这个问题似乎无伤大雅。
“我知道你是社会心理学家，但这是什么意思呢？”他问道，“当别人问我‘你妈妈是做什么的时候’，大家都说不知道社会心理学家到底是做什么的，我也不知道除了这个名词，还能跟他们说什么。”
我解释说，社会心理学家会研究人类行为。我会去试着理解人们为什么以他们的方式思考和行动。我给他描述了一下我们的研究场景：“我们把陌生人带进实验室，想看看他们在不同情况下的反应。我可能会在电脑屏幕上放一些照片给他们看，然后看看他们是否比其他人更喜欢某些照片上的脸。当他们疲惫或心情不好时，他们会更难记住这些照片吗？如果房间里有其他人在场，他们会做出不同的反应吗？”
我觉得他的脑海中应该大致勾勒出了自己的妈妈在实验室工作的形象。我对我们谈话的进展感到非常开心。然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听起来却像是一部恐怖电影里的场景。
“那你有没有邀请某人进入你的实验室，让他们做你刚才说的那些事，然后突然有一个可怕的怪兽从电脑屏幕后面跳出来，嗷啊啊啊啊啊……”他把双手高举在头顶，弯曲手指模仿怪兽的爪子，身体前倾，仿佛随时准备攻击似的。
我们一开始都觉得，实验室里出现怪兽这种场景很好笑。但我慢慢意识到，这个想法并不像看起来那么滑稽，在我的工作中，其实一直都面对着一个可怕的怪兽。
可怕怪兽背后的科学
在我儿子上幼儿园期间，我正在进行关于面部感知的神经影像学研究。我刚刚开始做一个关于种族和神经科学的项目。我的计划是撰写一篇论文，研究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科学家是如何使用神经科学方法研究种族的。我在那次研究中发现的东西既深深地吸引着我，同时又令我感到厌恶。
我阅读了19世纪的文章和很多著名学者的报道，试图解释黑人固有的“低劣感”。正是这个时候，在我即将开启我的学术旅程之时，我第一次遇到那个可怕的怪兽：最恶毒的种族偏见。
欧洲和美洲的奴隶贸易成为蓬勃发展的经济体系，给奴役和妖魔化数百万非洲人披上了科学理性的外衣，当时的理论认为，这些黑皮肤的奴隶不是完全的人类。
1799年，著名的英国外科医生查尔斯·怀特表示他找到了实证证据，可以证明人类其实起源于多个种族，他主张一种由种族特征决定的自然人种等级。在他的《论人类的常规分级》（An Account of the Regular Gradation in Man）系列文章和插图中，怀特医生评估了不同种族的身体特征——下颌深度、颅骨大小、手臂长度、枕骨角度，并宣布每个种族都是一个独立的物种，每个物种都是被神圣地创造出来的，具有特定不可改变的特征。
他在书中写道，欧洲人是“最远离蛮荒的人种”。而非洲人则是最低等的人类种族，仅仅比猿猴高出一点。他们更深的色素沉着被认为是他们更原始的证据。
怀特在调查了50个黑人的身体后写道：“非洲人似乎比任何其他人类物种更接近野兽。”当然，他也承认黑人的一些优点，如灵敏的嗅觉、对声音的记忆、细腻的咀嚼，但他认为这些特征与狗和马相似度更高。
怀特的研究结果与当代自然界的观点一致，他解释说：“自然界向我们展示了巨大的生命链条，在这个一般性系统中，自然为不同的种族赋予了不同程度但可以适应环境的智慧。”于他而言，黑人只是更接近动物这个种族。
在怀特出版这本书的同一年，塞缪尔·乔治·莫顿出生在了费城的一个贵格会家庭。
莫顿后来成为一位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他是一名医生，在哈佛大学担任教授。他创立了体质人类学领域，该领域的基础是对生物遗骸的详细解剖学评估。
莫顿沉迷于收集和研究人类头骨，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他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一千多具人的骸骨，并按种族进行分类。他相信他可以通过测量头骨容量来判断种族的智力。他将铅颗粒倒入颅骨腔以估计其容量。他推断，欧洲人种的大脑容量最大，在欧洲人种里又以英格兰人为翘楚。
于是，他写道，高加索人是“智力最高的”人种。美洲原住民则“在知识学习方面表现很慢，常常感到不安，喜欢报复，沉迷战争”。非洲人“快乐、灵活、闲散”，是“人类最低等级”的代表。
与怀特一样，莫顿认为欧洲人、亚洲人和非洲人是独立的物种，而欧洲人显然是超级生物。南北战争前的美国是广泛接受这种观念的，当时的美国人奴役被绑架至此的非洲人，并且对当地的原住民部落进行“驯化”或是灭绝。
他们认为，如果面对的对象实际上不属于人类，或者至少和白人不是一样的人类，就没有必要对他们所遭受的暴行感到内疚，也没有必要为建立在黑人奴隶劳动基础上的经济感到惭愧，自然也不会因为在过去250年里将黑人当作商品售卖而感到内疚。
莫顿于1851年去世，但是他的工作被一大批科学家继承，甚至提升到了国际层面。他们也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多重起源论——每个种族群体都有不同的生物学起源，这自然地解释了社会不平等。
当约西亚·诺特和乔治·格里登在1854年出版畅销书《人类类型》（Types of Mankind）时，这一理论取得飞跃式的发展，并且引入了宗教的权威。他们的文章重新阐述了《圣经》中创世纪的故事：亚当和夏娃是白人，而其他种族是分离的、低级的衍生物，上帝将他们安排在了不同的地方。
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诺特和格里登并排展示了白人、亚洲人和黑人的头骨，并且指出，即使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能够一眼发现不同人种之间的区别：“高加索人”“蒙古人”和“黑人”是最显著的人类类型，从他们颅骨的垂直视图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不同人种的不同构造……这种区别不言自明，解剖学家也不再需要进行长时间的比较来分析它们的不同，区分不同人种就像区分火鸡和孔雀，或是区分豚鼠和天竺鼠。
诺特自己就有九个奴隶，他认为奴隶制是奴役黑人的自然条件，并承诺“与南方人民共同抵制”对我们的宪法和自然权赋予的奴隶所有权的侵犯。
这一理论——在今天被称为科学种族主义——在当时的年代就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在被世界上最受尊敬的19世纪科学家路易斯·阿加西斯接受之后，这就已经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了。阿加西斯是一位卓越的自然历史学者，因对世界物理轮廓是如何形成的开创性研究而闻名。1837年，他首次指出是冰河时代导致物种大规模灭绝。1846年，他从瑞士移民到美国，并在哈佛大学任职。直到1850年，他一直都是美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人们用他的名字命名公园、山脉、湖泊和动物物种。
但是，阿加西斯也是多重起源论的不懈支持者，他和怀特、莫顿、诺特和格里登一样，以《圣经》中的描述作为生命起源的基石。阿加西斯自称是废奴主义者，但他个人却对黑人十分反感，并且毫不犹豫地支持种族隔离。
他对莫顿收藏的头骨非常着迷，并在第一次与黑人相遇时确认了莫顿关于黑人是劣等民族的理论。他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他的震惊：
我住的这家酒店里的所有服务员都是有色人种。我几乎无法描述我对他们的印象，他们给我的感觉与我们对于物种起源的所有想法背道而驰……尽管如此，我无法抑制他们与我们不同的感觉。我看着他们的黑色面孔、厚厚的嘴唇和那一排排令人毛骨悚然的牙齿，看着他们头上像羊毛一样的头发、弯曲的膝盖、长得不成比例的手、长而内弯的指甲和青紫色的手掌。我无法克制住自己紧紧盯着他们的冲动，希望以这种方式警告他们远离我。
阿加西斯坚持认为，他对黑人没有任何个人的敌意，也没有任何政治利益去支持奴隶制。但他的这种主张并没有阻止那些支持奴隶制的人四处鼓吹他的科学家地位，并且声称他也是奴隶制的同盟者，以此为奴隶制背书。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候，关注劣等种族的学术研究为奴隶制提供了科学的掩护。在获得科学支持之前，种族的地位还是有可能改变的，那时，人们认为：低级的人种也有可能爬上社会的阶梯。然而，一旦科学家们声称种族阶级是固定不变的之后，所有其他有色人种差异的表现都会成为永久的分界线。
黑人自然地位于黑猩猩和最高级的人类之间，这种差异无法通过时间或地域上的接近来弥补。
我花了几年时间阅读了很多古老的典籍，我翻着那随时可能支离破碎的泛黄书页，眼前是一幅幅粗俗地打着科学旗号的种族漫画插图。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令我震惊的内容。我探索着过去的那个黑暗时代，我期待从历史的尘封中锁定科学家的声音。但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看到那些古老的插图，这些插图被鼓吹为黑人是劣等民族的永久性证明。这些插图打败了我。黑人的动物解剖学描述与我见过的任何人类都没有相似之处。
格里登和诺特夸大了黑人头骨的结构，以暗示黑人头骨与黑猩猩的相似性高于与希腊神阿波罗的相似度。
看看已故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所说的“白人心目中的黑人形象”，我觉得毛骨悚然。我总觉得这些令人厌恶的图画仍然是我们种族印象的一部分，正是这种种族印象限制了黑人进入“人类”的圈子。
我希望我的研究能帮助我解释这些种族叙事是如何孕育偏见的，即使很多人根本就意识不到这种种族叙事的存在。但我首先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我自己研究的这门科学学科的基础实际上混杂着一些不可信的理论，而这些理论的基础是猿类的解剖图。
19世纪著名的法国科学家保罗·布罗卡以发现大脑功能分区而闻名，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科学家对大脑的理解，并指导了今天的医学治疗。在19世纪60年代，他是第一个确定大脑哪个区域会影响我们演讲能力的人。今天，额叶皮质中仍然有一小块区域被称为布罗卡区。
但布罗卡对大脑分区理论的兴趣与他对多重起源论的信仰有关。像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他认为生理特征可以预测智力，而欧洲科学家所青睐的特征是他们认为在欧洲人中最常见的特征。布罗卡认为，在黑人的大脑中，负责更高层级推理能力的额叶严重欠发育，而处理感觉加工的枕叶则过度发育。基于此，他为黑人的智力低下的假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并用这种生理差异来解释社会不平等：
脸部下巴突出、黑色调的皮肤、毛茸茸的头发常常与智力、社会地位低下有关，而白色调皮肤、直发和下巴端正的脸则是最高级人种的特征。一群有着黑皮肤、毛茸茸的头发和突出下巴的人从来没法自发地发展出文明。
但布罗卡多重起源论的信仰无法超越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他为单一起源论提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论点：不同的人类种族都来源于一个物种。达尔文认为非洲才是人类的发源地（通常人们认为欧洲才是人类的摇篮），他还声称人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种不断变化的物种，以应对我们的物理环境不断变化的需求。
虽然达尔文的发现彻底改变了科学，但认为黑人是劣等民族的信念却更加坚定了。被迫将所有种族视为同一物种的成员、科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再也不能认为上帝首先创造了与自己最为相像的白人，而黑人则是低级的衍生物。他们转换了思路，开始鼓吹白人是这个进化链条中最为复杂、最聪明，也是进化程度最高的人种。达尔文激进的进化论思想很快就被用来解释种族主义的思想，这种种族偏见非常顽固，而这恰恰让这种偏见更加可怕：它似乎永远不会消亡。
令人毛骨悚然的黑人种族形象和白人至上的概念引导了整个19世纪对种族的科学研究，但那个时代的心理学家对偏见的研究很少。相反，为了与其他学科的科学家保持一致，心理学家们认为这种对黑人的先天厌恶是人们对落后与劣等民族的自然反应。
人们不再使用粗略测量的颅骨尺寸来证明智力，心理学家发明了一种新的工具——智商测试。在20世纪初期，智商测试成为一种固化偏见的工具，它被广泛应用于一系列不受欢迎的群体。到1910年，美国科学家开始监督一系列测试，他们觉得这种测试可以量化黑人和美洲原住民相对于白人的智商差距。后来，对于欧洲来的新移民也会进行智商测试，移民被要求拼一个木质拼字拼图，那些未能快速正确组装完成的人可能会被贴上“弱智”的标签。在1915年之前，联邦法律规定，任何未通过该测试的移民都不允许进入美国。
这个木质拼字拼图是一种分类工具，用于“筛选移民，有些移民可能会因为智力构成成为国家的负担，他们的后代更有可能被收入监狱、收容所或其他类似机构”。埃利斯岛(1)的霍华德·A.诺克斯医生是这个拼字拼图的设计者，他把这个拼图称为“我们的心理测量量表”。但这也是“优生运动”影响深远的象征，优生运动的目的是清除可能污染美国基因库的国家的新进移民。
这种限时测试的结果显示出北欧人的优越性，因此也加剧了美国的移民选择倾向。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如意大利人、匈牙利人、犹太人、斯拉夫人，都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人，这些人可能会成为害群之马，让整个国家陷入困境。相比北欧移民，南欧及东欧移民的得分较低，也证明了他们低人一等。随着1924年《移民法》的通过，向美国移民的“不良群体”大量减少了。
几十年来，智商测试有助于我们了解种族之间所谓的“生而不同”，但直到希特勒对异族人做出了“最终的审判”，我们才意识到种族主义究竟有多么邪恶。
新的去人性化科学
我开始探索“劣等种族”的旧观念，这样我就可以衡量这种观念对我们今日的残余影响。我邀请了菲利普·高夫加入我的研究，他以前还是我带的研究生，现在已经成为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的教授。我们最开始用的方法和我们研究种族与犯罪的方法相同。
我们已经了解到，刻板印象会对我们的视觉注意力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们自己甚至注意不到。我们修改并重新进行了我们早期的研究后发现，猿猴的图片会潜移默化地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黑人的面孔上，就像人们在犯罪与黑人之间建立起的联系那样。事实上，结果表明，黑人和猿之间的隐含联系比黑人和犯罪之间的联系还要强得多。
我们的大脑不断受到刺激的轰击。就像我们对混乱进行分类，将秩序和连贯性强加于混乱一样，我们也会有选择地关注最显著的东西。科学已经表明，人们不会随意地去注意每一个事物。我们会根据我们头脑中已有的想法选择要注意的东西。
这使人们的注意力成为一种机制，会让我们更加相信我们本来就已经相信的世界的模样。威廉·詹姆斯被广泛认为是“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早在1890年他就提出：
“注意不会创造想法”，在我们注意到之前，这个想法肯定已经存在了。注意只是修复并保留了在“意识之光”照射进来之前的常规联想。
黑人与猿类有关的想法甚至可能从未被承认过，却会在潜移默化中使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黑人面孔上，而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会那样容易注意到黑人面孔的。那引起注意的焦点则有助于加强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联想。我们看到了我们早已做好准备要看到的世界，尽管这些准备工作一直都在无意识地进行着。
黑人和猿人之间的联想早已根深蒂固，甚至可以扭曲行为科学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结果。我和阿妮塔·拉坦一起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她之前是我带的研究生，现在在伦敦商学院担任教授。我们在一个经过多次检验都被证明可靠的选择性注意实验中加入了种族元素，我们给受试者展示了一场著名的篮球比赛，但画面里会加入一只大猩猩。在这段比赛视频中，我们插入了一段静音的30秒钟的小片段，在这个片段中，两队的篮球队员互相传球。研究人员要求受试者们数出其中一支球队的传球次数，有一半的受试者因为太过专注，根本没有注意到在传球的过程中有一只大猩猩从场内经过。
我们对这个经典实验进行了微调，加入了种族的元素。在参与者观看视频之前，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名单列表。一半的受试者拿到的是典型的白人名字：布拉德、弗兰克、希瑟、凯蒂。而剩下的受试者则拿到了典型的黑人名字：贾马尔、泰隆、尼什尔、莎妮夸。当他们观看视频时，拿到黑人名字的小组更有可能注意到大猩猩。简单地通过典型的黑人名字让人联想到非洲裔美国人，就把研究参与者注意到大猩猩的概率从45%提高到了70%。这些大学生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猩猩背后的种族含义，就好像黑人和猿类的联系早就被悄悄地融入了他们的脑回路之中。
即使是在教室和实验室之外，也存在这种黑人和猿类的联系。经常有人拿这种联系来开玩笑，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类似的恶搞表情包。这甚至成了执法领域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在这些领域，偏见的风险和成本都是很高的。
在1991年罗德尼·金事件之后，研究者对洛杉矶警察局进行了一项调查，他们公布了洛杉矶警察局警员巡逻车电脑聊天记录，研究人员发现警察们在沟通时经常将黑人比作丛林动物，并刻意模仿黑人的方言。
“他看起来像是猴子。”一条消息这样写道。另一名最终被判殴打了金的警员在描述了涉及黑人家庭暴力的时候，把这家人称作“现实版《迷雾中的大猩猩》”，警员们甚至为涉及黑人的事件创造了一个速记代码：NHI，意思是无人类参与。
在旧金山，就在2016年，警方发送的大量短信中都会把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描述为野生动物、蟑螂、野蛮人和猴子。这种与动物相关的形象令人不安，不仅是因为这其实反映出了警察对待黑人的态度和行为，更因为它可以塑造公众对警员这种选择的评价方式。
2008年，在我和菲利普·高夫以及其他研究者一起发起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向受试者们展示了一群警员围殴嫌疑人的画面，从视频中无法看清楚这个嫌疑人的样子。有些人认为嫌疑人是白人，有些人则认为嫌疑人是黑人。我们在放映视频之前，如果让观众潜意识地接触到与猿猴相关的词语，他们更有可能将警察残酷围殴犯人视为合理行为，但前提是他们认为嫌疑人是黑人。通过用像“狒狒”“大猩猩”和“黑猩猩”这样的词语作为隐性触发条件，研究参与者更有可能相信警察使用暴力是因为黑人嫌疑人的某种行为，换言之，黑人嫌犯应该受到殴打。这就是黑人与猿类之间联想的强大程度，即使我们没有感觉到这种联想，它也可以对我们产生影响。
···
我在科学会议上介绍我们对黑人和猿类之间联想的研究，我知道这是一个让人谈论起来觉得很不舒服的话题。但事实证明，听到观众反应会令人更不舒服。我之前就已经预料很多科学家会不赞同我的研究成果，他们不敢相信这种源自19世纪的范式居然如此强劲持久。我和我的合作伙伴们有一个接一个的研究，可以解决他们的怀疑。
但是，要让他们相信，黑人在普通人的心目中与猿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并不是一件那么困难的事，甚至简单到让人觉得有些不安。我们从许多同事那里收到的各种学科的回应表明，黑人和猿类之间的联想影响的范围比我想象的要广泛得多。
在几乎所有的访谈中，我都会接受一位科学家的提问，不论年纪和性别。他们会大声提问，质疑我们的研究结果。他们想知道，之所以大家会有这样的联想，有没有可能是因为黑人本来看起来就比白人更像猿类动物。
“有没有可能你所展示出的所有种族因素其实都只是因为黑人和猿类的肤色接近？”也有人这样问过我。他们注意到，黑人和猿类的颜色相似。当人们看到一个皮肤黝黑的人时，他们更容易想到“黑毛猿”，因为两者看起来很像。
他们的回应困扰着我。他们把我带回了19世纪后期，当时心理学家并没有质疑黑人的天然劣势，因此也觉得没有必要去查证是否存在偏见。那些反应让我想起了我在翻看过去的文献时感到的那种不安，我翻阅了几百年前感觉都快要风化的书页，看到了对黑人最丑陋的描绘，更令我痛心的是，这种描绘居然还存在于当今世界上最聪明的学者们的脑袋里。
但我们现在处于21世纪，许多科学家并没有对我们的研究结果感到惊讶，不仅如此，他们也不相信种族认知其实才是黑人与猿类之间联系能够长久存在的背后驱动力。他们没有在陈规思维的框架上看待我们的结论，他们认为我们的研究结果展示的是一种自然的、理性的联系，而不是一些挥之不去的种族主义的余毒。
不过，此前我并没有意识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科学会议上可以舒服自如地公开表达这种观点（更不用说私下思考了）。在我的同事中，我们也经常会展开这样的讨论。
前几次遇到这样的提问时，我就已经感到非常震惊了，然后我就见怪不怪了，每次都会给他们相同的回应：我们没有找到证据去证明人们看到黑人时会想到黑松鼠或是黑色短吻鳄，虽然这些动物都是黑色的。我们只找到黑人和猿类之间联系的证据。当我们在研究中使用猿类的线条图而不是黑色猿类的照片时，我们得到相同的结果，因此仅仅因为颜色相同而导致联想的这个假设本身就不成立。事实上，甚至在我们不使用图片，转而使用与猿类相关的单词时，我们也会得到相同的结果。当我们使用典型的黑人名字，而不使用黑人照片的时候，结果仍然相同。顺便说一句，我们也没有找到证据证明人们会把南亚人和猿类联系在一起，尽管许多南亚人皮肤也很黑。
这些年来所做的工作让我感到沮丧和疲惫，因为我花了多年的时间进行研究。我必须承认，我的种群被永久地作为国家集体意识中的特异点，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我们的黑皮肤被视为一种污点，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干净地擦除。而我的许多同事——在职业上与我同一种群的那些人，其实也都怀有同样的联想。
即使在我的私生活中，这种悲伤也跟着我。学术界以外的朋友和熟人经常有兴趣了解我在学习什么、学到了什么。我一直渴望谈论我的工作，但这项研究注定是没有办法拿上台面好好交流的。只要对偏见这个永远都不会死去的怪物避而不谈，就很容易让我的工作保持低调。我的沉默让我得以从这个研究中逃脱出来，我自己也需要尝试把自己从这个研究中分离出来。
2008年，我前往波兰参加了一个关于非人化的研讨会。我想知道这个问题是如何在其他国家和其他不受欢迎的团体中出现的。我想知道黑人和猿类之间的自然联想是否只存在于美国。
我向来自波兰、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与会者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都知道答案。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纷纷表示，黑人和猿类之间的联想说在他们国家也很活跃。在我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能够免于“黑人是劣等民族”这种论述的污染。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现代有很多新闻报道欧洲和南美洲足球场上发生的种族事件，非洲裔运动员（或者只是黑皮肤，无论他们的种族到底是不是非洲人）都会被观众嘲讽，观众们会故意发出猴子的声音，从看台上朝他们扔香蕉，他们不得不在比赛的同时躲避这些攻击。我坐在波兰会议室的那张桌子旁边，听到一个接一个的人承认他们的国家也有这样的联想，听到一个接一个的故事，这迫使我接受，这不仅仅是体育流氓的事儿，而是一个广泛的社会现象。我学得越多，就发现真相越令人沮丧。
最终，我与波兰研讨会的研究人员，以及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巴西和印度的科学家合作开展了一个项目。在这十一个国家和美国，我们收集到的数据都可以为黑人和猿类之间的联想提供有力证据。
世界各国的边缘化群体通常都是因为被比作动物而失去社会地位。不受欢迎的移民群体，美国的墨西哥人、德国的犹太人、意大利的罗姆人等，经常被比作昆虫、啮齿动物和其他入侵空间、传播疾病或迅速繁殖的害虫。这是历史的普遍固定现象。
数百万爱尔兰人在19世纪中期集体移民到美国的时候，乘坐的是和非洲黑奴去往美国海岸同样的改装货船，他们也受到了公然的偏见。“没有爱尔兰人需要申请”的标志旁边画着凯尔特人猿的图像，额头前凸，长相骇人。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爱尔兰人却摆脱了那些丑陋的漫画，完全成了白色人种的一部分。而黑人却仍然被困在与猿猴的联想之中，这主要是由奴隶制的历史、几乎每个重要生活领域的当今差异，以及一系列重叠的种族刻板印象导致的。这加剧了这些不公平现象。除了皮肤黑之外，人们通常认为黑人智商低下、体格庞大、个性危险、具有很强侵略性、暴力、不受约束。不幸的是，前述的许多特征都与猿类直接相关。
在没有人直接给我们灌输这种想法，也没有人和我们对此进行讨论的时候，这种联想可能会潜入我们意识的底层。但是，在适当的条件下，这种联想又可以很容易地被唤醒。比如说，贝拉克·奥巴马当选总统就将黑人与猿类的自然联想带到了表面，再续了那些被认为已经消失（我们认为已经消失）了的过去联邦政府的种族主义遗毒。
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一位著名的共和党官员向其他党派领导人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内容被称为奥巴马及其父母的家庭照片——两只大猩猩抱着一个婴儿，婴儿被打上了奥巴马的脸。西弗吉尼亚州小克莱县的一名政府官员在一篇庆祝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的脸书（Facebook）帖子中称米歇尔·奥巴马是个“穿着高跟鞋的猿猴”，甚至连他们的女儿玛利亚也受到诽谤。福克斯新闻不得不在一篇报道玛利亚就读哈佛大学的文章下关闭评论功能，因为评论区充斥着种族主义言论，很多人称这名少女为“猿猴”和“猴子”。
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这迫使人们对我们过去的事情进行了清醒的清算。一个黑人男子上升到声望和权力的顶峰引发了一场恶毒的反弹——旨在通过将他们与人类家庭分化来抹黑这个入驻白宫的黑人家庭。贬低奥巴马的图片让我感到恶心，但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到那时，我花了五年时间在科学的垃圾箱里四处寻找，试图弄清楚是什么把我们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我开始了这个特殊的旅程，相信现代神经科学的力量能够拆解科学种族主义的蛛丝马迹。我将在一个不太可能的地方结束旅程：圣昆丁州立监狱的一间教室。
我站在那里向这群赎罪的人展示我的发现。他们全神贯注地听我讲课：身子向前倾，做笔记，并提出我期望在科学会议上听到的各种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我对种族和非人化的研究对他们来说非常熟悉，尽管他们从未讨论它对他们生活的影响。他们作为人类的身份不断受到威胁。他们是社会的笼养动物。他们是我这项工作的唯一受众。他们感激我给了他们这个机会。
当我结束课程时，学生们自发地站起来排成一列，一个接一个地向我走来，跟我握手。“谢谢你分享你的作品。”“谢谢。”一次又一次。当最后一个学生走到我面前的时候，他伸出了手，用力摇了摇头，仿佛在厘清思绪，良久，他对我说：“我很感激你做的事，真的。”他直视着我的眼睛，接着说，“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怎么能够承载这些事实？你分享的内容真的很沉重。”这是一个被判终身监禁的黑人对我的临别赠言。
他们的反应让我再次回想起是什么吸引我去研究助长偏见和塑造不平等的心理联想。当然，这是令人沮丧的工作。但我开始意识到我并没有受到痛苦的束缚，尽管这种痛苦已经开始占据我脑海中越来越多的空间。我可以重新配置我的想法，并重新启动从一开始就推动我的希望。
我可以拿起神经科学的工具来证明人类不是固定在预定层次结构中的静态生物。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思想，都是通过我们的经验和环境塑造和改造的。我们有能力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去除古代恶魔留下的余毒。
随着社会威胁的增加、文化规范的转变，群体极化日益极端，我们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非人化，这会放大我们更糟糕的冲动。我们不能听之任之，不管不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