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申明
잊기 좋은 이름
© 2019 by Kim Ae-ran （金愛爛）
First published in Korea by Yolimwon Publishing Group.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in 2022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author through KL Management
under the support of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stitute of Korea (LTI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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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忘记的名字》是金爱烂首部散文集，分三部共三十二篇。第一部名为“呼唤我的名字”，以走过作者生命的名字为线索，深情回望成长之路与往昔岁月；第二部名为“和你一起呼唤的名字”，记录作者在文学意义上的成长以及与文人朋友的交往；第三部名为“召唤我们的名字”，分享作者的阅读与游历观察与反思周遭社会。金爱烂说，“世界上不存在容易忘记的名字”，即每个普通人都不该被遗忘。本书既是作者致谢以往生命中出现的人们，也会让读者回忆过去，更加珍视人际往来。
第一部 呼唤我的名字
养育我的百分之八十
我在许多地方生活过。有的印象深刻，有的没有印象。比如父母新婚时住过的水道局山，四十多年前反复出现在纪实片中的利川电气和奥斯卡剧场，妈妈准备23片尿布每天洗三次衣服养育三个孩子的单间房，在我的记忆里并不存在。这些空间纯粹是以故事的形态留在我的身体里。之后的房间，还有再后来的出租房也是如此，都是我三四岁之前住过的地方，我记不住。相反，有个地方虽然已经过去很久，直到现在却仍然不时出现在我的梦中。那是所有居住过的空间中给我影响最大的地方——“美味堂”。
“美味堂”是妈妈经营二十多年的刀削面店。我们家在这个面馆里住了八年多。相对于居住的时间，“美味堂”对我还有更重大的意义，因为我的情绪是在那里形成的。无法用教育或熏陶替代，买不到也学不来的幼年情绪。那个时候，没有特别想要学习或者经历，就是那个场所给我的东西，我像呼吸空气一样全盘吸收。
到了午餐时间，很多客人带着他们的故事像潮水般涌入“美味堂”，又如退潮般散去。面条是“速食”，面不能胀，汤也不能凉。在那里，我看到了各个阶层和级别、各个年龄层构成的人间众生相，也看到了公平的饥饿。我由此懂得烹饪在美德和义务之前，首先是一种劳动。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手握经济大权的女人的满满自信，感觉到人生属于自己的人脸上闪烁的乐观光芒。当时妈妈说“赚钱很有趣”，她还说自己很兴奋，不明白长辈们说，“年轻时休息一天胜过老了吃几副补药”。有时客人太多，每天要用掉两袋半面粉，妈妈说起这些总是带着炫耀的语气。
妈妈用这样赚来的钱教育三个女儿，维持生计，后来还买了房子。妈妈说，因为第一次买房子，听了坪数也无从估量，直到楼房盖好，亲眼看到之后才发现太小，很是失望。原本打算住几年再换大房子，“可是很奇怪，从那之后就赚不到钱了”，妈妈常常含含糊糊地加上这么一句。那大概是短暂品尝过的人生巅峰了，只是没想到人生的好时候竟是那么短暂。妈妈望着自己一辈子埋在面粉里，毫无光泽的手，喃喃自语。
不过，当时妈妈赚的钱并没有全部用于生计。直到现在，我仍然记得妈妈仔细观察推销员带来的漂亮化妆品瓶时的侧脸，从南大门市场卖进口商品的阿姨那里预订“晶彩锅”和“象印保温饭盒”，以及异形碗和毯子的情景。后来妈妈还买了钢琴，放在饭店大堂对面的女儿房间里。我喜欢我们的人生不仅仅为了生存，还有奢侈、虚荣和美丽。有些阶段就是需要踩着这些华丽的东西才能跨过去。妈妈做的是餐饮生意，却懂得人活着不能满足于吃喝，所以她心甘情愿、毫不怀疑地给女儿们买书，也给自己买衣服，擦粉。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在没有客人的闲暇午后，妈妈躺在大厅对面的小房间里，让我弹奏《朱鹮》或《故乡的土地》的情景。还有妈妈伴随钢琴的节奏，在空中打拍子的脚丫，以及沾了洗碗水的袜子尖。我们一家生活在传统厕所和三角钢琴并存的房子里，后来我以那段时间的生活为素材创作了《刀痕》和《滔滔生活》等短篇作品。
我曾经问过妈妈，为什么突然决定开面馆？妈妈说当时的情况下，“弄不好老公可能会死掉”。我五岁的时候，妈妈拒绝了奶奶“怎么也得生个儿子”的要求，放弃继续生孩子，开了这家面馆。她也没有接受“回娘家种田”的要求，而是选择经营自己的人生。因为妈妈每天从早到晚到地里除草、摘辣椒的时候，原本每天洗两次澡、干干净净的我们身上生了虱子。妈妈也明白了，在某些关系中，“一家人”或“家人之间”的说法仅仅适用于单方面。即使后来的生意摧毁了妈妈的斗志，令她窒息，她也仍然为在三个不同地方学习的女儿支付全部学费，从未要求我们担当生计的重任。“美味堂”是妈妈以经济主体和人生主人翁的身份，怀着自我意识创立的积极空间。虽然妈妈的学历不高，但是在对人尽义务和尽礼节的过程中，如果有人对她的生活指手画脚，她懂得果断拒绝。对于自己的女性魅力所持的乐观态度，是她留给我的礼物。我不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什么，然而长期以来我呼吸的都是那个空间里的空气。听着类似于噼里啪啦打字声的平稳而有规律的切菜声，吃着面粉做成的食物，我渐渐长大，长到了十九岁。
高三暑假，我违背妈妈让我读师范大学的心愿，偷偷参加了艺术学校的考试。那或许不是我第一次对父母说谎，却是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谎言。我的小小的百分之二十，背叛了养育我的百分之八十的期待。我觉得这微小的百分之二十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也经常思考在我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培养我的身体和心灵的百分之八十，骨头渐渐老旧、眼花耳聋的百分之八十。妈妈小时候的梦想是翻斗车司机，虽然没什么学问，学历也不高，但是她逃离了“因为是一家人”的说法，不过并没有逃出很远；妈妈对我无比慈爱，但是对别人有时会很无礼，她是一位复杂、有很多缺点、充满自信的女性。她经营自己人生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让我目睹了这一切，可以说面馆“美味堂”养育了我，渗透进了我的人生。
2016
梦寐以求的瞬间就在此时，此地
小时候，我喜欢可以跳舞的音乐，喜欢让我急促的呼吸变得更紧张，想要杀人般的歌曲。那种高高升到空中，然后砰地爆炸的欲望，使得心灵的上升气流和青春期的紧张更加剧烈。那时对死亡没有丝毫的恐惧。与其说是真正的勇敢，倒不如说是因为死亡距离自己太遥远，太抽象，因而没有把它放在眼里。我和别的孩子一样，以蔑视生活的方式品味生活，享受青春。内心忐忑不安，身体却在肆意生长，令人手忙脚乱。也许正是“舞曲”用呼吸节拍和舞蹈节拍把我四溢的能量切成小块，变得让我可以忍受。
《在夏天》是1994年发行的歌曲，当时我十四岁。我的身体非常健康，犹如无须刻意储蓄就能每天收获高额利息的存折般飞速生长。我尽可能寻找更大的疲劳，更大的浪费，类似于“时刻亢奋状态”。不仅体力，感情方面亦是如此。那时的我很想喜欢某个人，并不是特别需要“某个人”，我只是想“随便找个人”，把我的感情和零花钱全部用出去。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四处张望。尽管我也知道，恋爱不可能完全由美好的事物构成。我渴望像音乐电视里的人物那样，无论是那种很有范儿的悲哀，还是凄惨的痛苦，都能全身心地感受。当时，恰好有个人想和我交往。他是我的学长，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见过一面。我在操场上远远地看了学长一眼，就对前来传达消息的“使者”冒昧地说：“好的。”随后，我和这位外表看起来内向而腼腆的学长开始了消极的交往……半个月后，我们结束了。提出结束的人是我（其实哪里算得上开始呢）。当时，学长在学校运动会上跳绳，看着他在气喘吁吁的人群中间有气无力、摇摇晃晃的样子，我感到非常失望。明明不是选美男子，也不是审查未来孩子的爸爸，可我就是觉得学长的样子好丢人，很不满意。从那之后，满怀青春期侠肝义胆的学长朋友（“使者”）就把我当成了坏女人，直到他交了女朋友、能量得到分散之前，我不得不承受他“怨恨的激光”。在那不算恋爱，也不能说不是恋爱的几天里，我们互相写过一两次信，打过一两次电话。那时没有电子邮件，也没有手机，其实我们并没有联系几次，连约会都没有过，就这样分手了。有一次，家里门铃响，我开门一看，人不见了，只有一个黑袋子孤零零地放在门口。我立刻撕开袋子，里面是Deux的第三张专辑。
不久就到了初二，我打算埋头学业……但是，我被分在了全校唯一的男女混班。班里有个男生也喜欢Deux。不知道当时是不是所有的青少年都喜欢Deux，还是碰巧我认识的男生都喜欢Deux。他经常借给我申成佑、Deux、Queen和MC.哈默的磁带。我炫酷弹奏《水边的阿狄丽娜》、《不要让我哭泣》、《黎明的眼睛》主题曲，录下来送给他。有一次，音乐老师对同学们说：“你们也可以尝试写歌词。”这名男生用潦草的字迹写道：“噢噢噢噢，耶耶耶耶，嘻哈。”这样的人竟然把我送的磁带听了两遍以上，超出了我的期待。从那之后到初中毕业，再到高中毕业，我和他都没有过一般意义上的异性交往。但是在同级的那一年里，我们对彼此怀有好奇和好感，都给对方留下了印象。他喜欢《傍晚会有好事发生》或者《龙珠》《灌篮高手》等日本漫画，有才华，自尊心强，在男孩中间人缘不是很好，但他受到早年在城里读书的姐姐的影响，培养了与众不同的时尚感觉和文化品味。喜欢摇滚、嘻哈和说唱，初三时曾站在烈日炎炎的操场中间，表演“徐太志和孩子们”的《回家》的伴舞。当时看着包括他在内的多名舞者，我想到的并不是要和他们交朋友，而是感到遗憾，觉得“在那个舞台上跳舞的人应该是我”。这种欲望在整个学生时代都吸引着我，高二那年我下定决心参加庆典试镜，结果落选，所以这个梦想一直没有实现。在他跳《回家》的初三那年，我已经和其他男生通信了（是的，又是通信）。当他摇摆身体、虚张声势地自言自语“我的心里好郁闷！”的时候，我似乎还是觉得他有点儿酷。1996年夏天，我突然长胖，脸怎么洗都还是油光光的，和几名女生的友情破裂，内心很痛苦。或许是这个缘故，他小小的玩笑和信件格外令我欣喜。他转头朝向我这边，用夸张的动作表达惊慌，同时双手捂脸。“怎么了？”我问。他开玩笑地回答说：“看到腿了。”上课发表“未来自己”主题演讲的时候，他扑腾站起来，说出自己的种种抱负，然后说他要生很多孩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别的都不记得，只记住了这句话）。打扫卫生的时候，他走到正在低头扫地的我身边，不动声色地量了量自己的身高，然后退到一旁，高兴地说自己比几天前长高了，也比我高了。他心满意足，仿佛以后肯定会继续长高，而且长大是一种喜悦。这时，教室的音响里传来慵懒而祥和的舞曲。那是一首很美的曲子，中间不时有小号的声音，仿佛要把五线谱纸延伸到天空，伸着懒腰和鼓声夹杂在一起。当时，在我们中学，每到扫除时间教室里就会播放类似于“劳动歌谣”的流行歌曲。那天播放的正好是Deux的《在夏天》，很平静的曲子，背景是直冲云霄的慵懒旋律。
“梦寐以求的瞬间此时此刻正在开始。你接受了我爱你的心。哦！像我的心情一般明亮的太阳和凉爽的风走向我，我感觉如此幸福。”
我们的夏天，身体散发出臭味，心里吹起微风的夏天，窗外荡漾着巨大的翠绿，当时倍受大众喜爱的两名年轻人唱着“我还能奢求什么”。拿着拖把和笤帚的他和我，头顶流过仿佛是从日本漫画里飘出的白色云团，适应嘻哈规则，经常遭受社会批判的两名歌手把全身心都交付给抒情旋律，吟唱着“现在真好，年轻真开心”。
“天空向我们敞开，我的身边有你。和蓝色微笑站在一起，是的，你是蓝色的大海。”
《在夏天》的旋律和歌词里渗透着巨大的乐观主义，像极了那天飘在我们头顶的云团。我喜欢蕴含其中的自我满足的感觉。那是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拥有的满足感。
直到现在，每当我听到Deux的《在夏天》，脑海里还是会浮现出我长满青春痘的脸和在教室里扫地的背影，还有那个喜欢不时来到我背后比比个子，现在已经成为满脸疲惫的城市劳动者的男孩子。现在，或许他也和我一样对任何事都不像从前那样感兴趣，也不再惊讶。不过如果有人问：“那个时候幸福吗？”我或许会说：“好像也不是。”仅仅因为那是所有人“都长高的年华”，回头看就会如此感伤。这大概是因为我在落上敏感皮肤的阳光和风里，在我们生涩而尴尬的目光中长大成人吧。
十几年后的今天，我听着久违的《在夏天》，写下这篇文章。迎接冬天，准备即将到来的寒冷和假死的时间，很多动植物热烈繁殖的季节，在夏天。对年轻的朋友们小声说，快把这个夏天带走，这是谁都可以带走的夏天。你是蓝色的大海。
2013
夜间飞行
我记得来首尔后第一次找房子那天的天气。八月的午后，热得令人窒息。我和妈妈满头大汗地徘徊在陌生的街头。我们对首尔一无所知，身上的钱少得可怜，天气热得像蒸笼。我为找不到合适的房子而头痛不已，妈妈让我在路边休息，自己站在灼热的城市中央。汗水和粉底混合，妈妈的脸仿佛马上就会有泥水流淌下来。太累了，我们走进眼前看到的房间，敷衍了事地签合同。那个房间的天花板高得离奇，又深又冷。幸好签约条件合适，妈妈可以减少几分对我的怜悯。
那天悠长的正午融入了这片土地上艰辛而漫长的进京史。找到房子之后，我们面对面吃着红豆冰山。在沉重的疲劳之间透明碰撞的冰块声，白花花的夏日天空，今后我要居住的首都，那天的阳光强烈到足以责怪任何人。妈妈在乘上回乡大巴的瞬间，仍然不停地擦汗。望着妈妈渐行渐远的背影，我喃喃自语，“很久以前搬过二十多次家的爸爸，那天的天气，那二十世纪的太阳，也是这么大，这么令人头晕目眩吗？”直到现在，我还是难以忘记那天悬浮在我们头顶的又大又圆的太阳，以及首尔正午炽烈的阳光。
我每天生活的房间黑暗而阴冷。弯腰通过狭窄的门，深邃的内部风景像竖放的棺材，大大方方地迎接我。我在房间里摆放书桌、电脑等学生用品。望着便宜而方正的家具打造出来的整齐角度，我感到心满意足。我经常不吃饭、熬夜、喝酒，然而二十岁的身体非常健康，随时都可以起床出去玩儿。我不怎么听音乐，常常是趴着读书。衣服总是拖着不洗，动不动就跟妈妈多要钱。
即使在我还没养成写作习惯的时候，偶尔也会坐在大头电脑前记录些东西。专业课上得到一次表扬，晚上就会蒙着被子独自笑一夜。每次脱掉鞋子走进那个狭窄而不便的房间，我都会莫名地有种去休息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找到房子之后从未离开过我头顶的太阳吧。
家乡已远，不过我对属于自己的小小黑暗和宁静非常满意。我喜欢静静地躺在恰好适合我身体尺寸的六面黑暗里，望着摇曳的灯线朝着胸口跌落，犹如从天而降的锚。咔嗒，电源开关一响，世界瞬间安静下来。我平躺着，眼睛眨个不停。这时，尽情吸收了灯光而变得圆滚滚的夜光星星在天花板上闪闪烁烁。那不是中国的红星，也不是卢卡奇 的星，只是扁平地趴在墙上艰难发光的亮光贴纸。
那是从前的租客贴上去的无数的星星堆。刚搬进来的时候，我就很努力地想把那些星星揭掉。也不知道是怎么贴上去的，我根本够不到。像希望一样毫无用处，黏度却非常好。天花板上总是有星星，不想看也必须看。既然不能不看，那就看吧。我一动不动地躺着，凝视夜光星星。看着看着，一个奇怪的念头闪过脑海。说不定有很多人从这个地方经过，像星星的数量。占地和我差不多的虚弱学生。一无所有就匆匆结合的年轻夫妻。手拄额头计算着工资和储蓄、汇款金额，满脸疲惫的年轻人。还有很多我不知道名字的人。插在书架上多年未读的《奥德赛》还没有跟我说过一句“离开”，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时候来，又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呢？
在来之不易的寂静里，望着妨碍幽深黑暗的发光物质，我心乱如麻。随它去吧，“竟然弄什么夜光星星”，我发着牢骚。尽管这样，我还是觉得我的独立和私生活的意义，从某种通俗意义上说，也像那些星光一样渐渐变得狼狈。不是“你们的阶级”，而是“我们的品味”，这句话在嘴角盘旋。这不是我的房间，也不是你的房间，而是我们的房间，这种感受常常挥之不去。这让我感到别扭。我为了躲避夏天而来的地方，我汗流浃背到达的地方，竟然是这样的空泛之地。相似的人生来来往往，要看到贴在房间里的星星才能放心，“啊，到晚上了”。真正让我不知所措的不是房间的大小和高度，而是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无所不在的虚假的光和星星，而我也生活在它们的运动之中。
很长时间之后，我接受了那里有星星的事实。虽然柔弱，虽然单薄，但它们总是在试图靠近光。离开那里几年了，那个房间已经倒塌不在了，偶尔我会想，我性情之中淡泊而美丽的部分，我怀抱里很多低俗的部分，或许就是受了这些星星的影响。正如有的学者在土星的影响下有了忧郁的气质，我受到那些吸收光之后慢慢消失的夜光星星的影响，走路，买东西，偶尔坐在大头电脑前写文章，接到电话后突然起身出去玩儿。
2006
盛夏之夜的收音机
洗碗的时候，我听着收音机。不是正规电台节目，而是有人出于好玩上传的播客。即使在广大的播客世界下游范畴内，那个节目也处于下游地位。这是谁制作的啊，什么人会听呢？我这样想着，弹了一下手指，却在故事目录中发现了我的小说，很久以前发表在杂志上的短篇《圣诞特选》。“现在正是干活的时间，要不要选择更愉快、更琐碎的节目？”犹豫片刻，我把手机放到隔板上，按下播放键。这不是适合做家务时收听的节目，可我很想知道接下来会讲什么故事。如果下一个故事还是没意思，那就再换个频道。
“梦队长的魅力读书。”
宣告节目开始的轻快鼓声响起，同时流出舒缓的钢琴曲。我从洗碗池上取下手机，免得溅上水，然后戴上橡胶手套，开始洗碗。
“Merry Christmas！哈哈哈哈！”
播客主持人模仿圣诞老人的声音，向听众问好。刹那间，我隐隐地产生了不祥的预感。这个男人会不会是只顾自己开心，不顾他人心情的“开朗而无趣”的人呢？
“大家好，我是梦队长。天气寒冷，不知道大家过得好不好？”
啊？我正要拿洗碗布往碗上涂洗洁精，听到这句话立刻停了下来。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偏见呢？我以为读书节目的主持人理所当然会使用“有教养的人们说的现代首尔话”。
“是的，我的脖子扭了，很难受……”
大概三十岁出头？感觉声音和Busker Busker的张凡俊有点儿相似。
“天冷，蹲在地上麻烦，我就弯着腰洗头发，洗完起身的时候扭到了脖子。”
我摇了摇头，“这语气分明在哪儿听过，到底是哪儿呢？”不一会儿，我忍不住在心里呼喊，“对！金重赫前辈就是这样说话的，金衍洙前辈也是，还有成硕济前辈的语气好像也差不多，虽然不完全一样。”我点了点头。前辈们说话时犹如奶油装饰般加入的抑扬顿挫也很相似。我更有兴趣了，更加专注地听主持人说话。他说了一段清晰的首尔话，中间又很自然地夹杂着庆尚道口音。
“扭了脖子之后，我的想法是，以后要住在有洗面池的房子里……早晨起床站在洗面池前，用凉水哗啦哗啦洗脸，抬起滴水的脸，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我又梦见了这个场景，如果可以这样的话，早晨我应该也能早早起床……”
我的上身朝着手机那边更倾斜了一些。放手机的隔板在我左侧，而且水声掩盖了主持人的声音，我想听清节目的内容，就要朝左侧倾斜15度。主持人和我同岁，他说他在半地下室里住了十年。他的声音里听不出抱怨或卖惨。他说：“今天我之所以讲这段毫无头绪的故事，是因为我正在读的小说主人公也像我一样，是个渴望拥有房子的男人。”我看了看故事播放时间，主持人大概是想把这篇小说全部读完。
“所以一定要是新奇士的果汁瓶才行……（中间省略）……好，下面我来朗读作品。”
短暂的瞬间，作为背景的圣诞赞美诗响起，朗读终于开始了。
“今天可以看到一年中最安静的城市。凌晨一点，灯一盏盏熄灭，街头的人群渐渐消失的时候——首尔静悄悄的，像出了故障的音乐贺卡。”
主持人的语气给苍白的铅字注入了活力。他经常用自己家乡的方言读小说，我短篇里的人物也就跟着说起了庆尚道的方言。与此同时，《圣诞特选》中谨慎而斯文的人物脸上泛起了奇妙的生机。不过，这种程度还不算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朗读雷蒙德·卡佛短篇的时候，我眼看着从前理所当然的美国人物变成了庆尚道的大叔和大婶，就像本应由蒂姆·罗宾斯或乔治·克鲁尼出演的地方突然跳出来了罗伯特·威廉·霍利。怎么说呢？这就像卡佛的《好事一小件》中，面点师向失去儿子的年轻夫妇推荐面包时，不说“两位应该吃些东西比较好”，而是问“要不要来个砂锅？”不过，主持人在说明什么或朗读描写语句的时候，还是值得一听的。沉浸到男主人公的世界里进行不自然表演的时候，也还算不错。当他用尖厉的声音柔声细语地说出女主人公台词的瞬间，我真想揪住他的衣领问他到底在干什么。如果关系再熟点儿，我会远远地朝他飞出一脚，“差不多就行了，臭小子！”主持人朗读得最自然的部分是脏话。我连连点头，“主持人说脏话很得心应手，很真实”“同样一句脏话，还是庆尚道方言听起来更有味道，像活鱼似的乱扑腾”。《圣诞特选》中的男人在空荡荡的大都市东张西望的时候，主持人毫无差错地继续着他的朗读。
夏日的傍晚，洗碗池前那扇垫板大小的窗户外面，城市的灯发出灿烂的光芒。密密麻麻的现代房屋之间耸立着随处可见的十字架，这使得方形窗框里的风景本身就像出了故障的音乐贺卡。天空由黄变朱黄、紫色，最后迅速变成墨绿。我远远地望着山下密集而又形态各异的房屋。每栋建筑物都整整齐齐地呈现出斜斜的轮廓，边缘清晰，仿佛用剪刀就可以单独把天空剪下来。合成洗涤剂的泡沫从我握着洗碗布的双手间丰盛地冒出来，再加上主持人朗读的小说和很久以前的经历撞击着我的胸口，掀起泡沫。为了不让水声碾碎主持人的声音，我下意识地调小了水流。水流小了，洗碗时间就会加倍，可是我想继续听主持人的朗读。小说中年轻而贫穷的恋人从钟路经过永登浦，最后到达九老的时候，女人满脸惊恐地打量着主要是外来务工者入住的简陋旅馆内部，这个瞬间，我结束了洗碗。
节目还剩大约四分之一。我洗完手，拿着手机去了客厅。我把脸贴在冰凉的客厅地板上，躺着听剩下的部分。那是我写的故事，结局一清二楚，但我还是继续听完了。别人或许会说“这人也太自恋了吧”，令我面红耳赤，然而在我内心深处却掀起了某种类似思念或感激的东西，像云层一般，使我欲罢不能。小说朗读已近尾声。面对剩下的几句话，主持人短暂地调整呼吸。我记得小说的最后几句，于是我也在心里跟着主持人一起读。
“12月25日。12月25日在男人脸上映出蓝光，弥漫开去，继而消失。男人合上手机，四周又恢复了黑暗。男人忽然安心了。凌晨的黑暗正在清朗地变淡。男人闭上眼睛，准备入睡。”
然后又是圣诞赞美诗。
“怎么样，有趣吗？”
朗读结束，主持人的笑声很平静。
“这个故事给人留下的最大教训，就是打算和恋人共度良宵的话，必须事先预订房间。否则一天的辛苦可能化为泡影。”
主持人对他接下来要朗读的小说做了简短的评论，分享了自己的感受。比如以前在情人旅馆打工的经历，或者圣诞节过度消费后心情变差，以至于连约会细节都没记住。他提到了一次“印象最深的圣诞节”。尽管把主持人即兴说出的话写在文章里有些不自然，可是为了转达得更鲜活，我就这样直接引用了：
也许是这个缘故，很奇怪，我记住的都是工作时的事情。说起美丽的圣诞节，我想到的就是这些。那年到处都有人说将会迎来白色圣诞节，大街小巷都洋溢着狂热的气息。圣诞节那天，我在搬家公司帮人搬运行李，当然，那时我还是个大学生。好像是高层公寓，从云梯车上去，把窗户都摘下来了。隔着空荡荡的窗框，视野里满满都是忧郁的天空。我正马不停蹄地搬东西，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柔软的雪花越过窗框，一片一片静静地飘进空荡荡的房间里。那个瞬间，好像按了停止键，一切都停止了，只有雪花一片片慢慢地飘进来。我张大嘴巴，静静地看着，真的没有比这更美的风景了。在平安夜还要工作，我原本可以抱怨自己的处境，或者向朋友们发牢骚，可是在内心深处我其实更喜欢工作。至少可以找个理由不用花钱。
听着主持人说这番话的时候，我竟然产生了身在其中的感觉。仿佛自己正把胳膊长长地伸出去，伸到玻璃全部摘掉的方形窗框之外，摸到了一触即化的雪花。节目在野菊花的《又是圣诞节》中结束。很久以前我拉着恋人的手，在出租房所在的胡同里穿行，大声唱过这首歌。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在某个社区住了很长时间，当时步行走过了很多地方。当我第三次搬家的时候，每年都会和恋人来一两次出租房巡礼。说是巡礼，其实只是傍晚时分抬头看看以前住过的房间里的灯光，然后就回来。正如卡佛的短篇小说《不管谁睡了这张床》，望着从小小窗缝里渗透出来的灯光，我极力认清有人搬进我刚刚离开的地方，在那里生活的事实，极力看清楚我们轮流寄身的这个地方。听到手机里流出的野菊花的歌曲，我想起了这段往事。或许有人在一年里总是在过平安夜。纪念日、感恩大酬宾、最后大甩卖、特别促销，世界上总有各种各样的庆典，各种必须快乐的名分，自己却连个落脚地都没有，却要像被降罪用肩膀支撑苍天的擎天巨神，赤手空拳地支撑各种庆典，支撑某些人的快乐。我想到很多这样的人，想到城市的安宁。
有人说，世界为没想到会相遇和不可能相遇的事物设定了程序。2006年写完、2007年出版的小说，2012年听到别人录制的音频，好像很久以前寄出的信又回到自己的手中，好像收到自己回信的感觉。可是除此之外，其他的话，其他的回忆，其他属于我的春天，属于我的黑暗，还有你的季节都去了哪里呢？也许它们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像收音机电波那样，正以能量的形态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游荡。难得对上频率顺利到达某人内心，偏离，常常被抛弃，有时像这样回到出发点，重新询问发送人的姓名。所以今年夏天，你我都要圣诞快乐，永远，必须，一定要圣诞快乐。我静静地，竭尽全力地祈祷。
2012
和你的遭遇
第一次听到我登上文坛的消息，是在大学的计算机房。我对着话筒问：“小说，还是诗歌？”对方回答是小说，诗歌连预赛都没进。不久之后就会知道的事情，我偏要红着脸追问，原因很单纯，我想知道自己是小说家，还是诗人。
挂断电话，我真的很想尖叫几声，或者翻三个跟头。看到计算机房里贴的“肃静”，我只好忍住了。当时未能尽情释放的喜悦结成小疙瘩，直到现在还堵在心里。前辈听说了我的症状，说这种症状近似于火病，只要在小山上挖个坑，每晚笑三次就会好。当选的消息我隐瞒了整整一天。仿佛一说出去就会损坏，同时我又想告诉所有人。保守秘密者的自信与羞耻，颤抖与烦恼让我脸色苍白。这时，我决定把这个事实告诉某个人。
妈妈听到我的消息是在练歌房里。我的妈妈勤劳俭朴，不会唱歌，那天却关了店门，从傍晚就待在练歌房。我不觉得奇怪。我们家位于西海岸的乡村，那段时间接连收到坏消息和更坏的消息。话筒那头的妈妈有点儿醉了。听我说完，她开心不已。我不知道她的激动来自于荣誉，还是奖金，不过都无所谓。妈妈背后阿姨们的歌声嗡嗡地传来。我在过于安静的地方听到消息，而妈妈却因为场所过于喧嚣而不能表达自己的激动之情。
对我来说，登上文坛的消息之所以宝贵，并不单纯因为它是个好消息，而是因为它是在坏消息和更坏的消息，以及超级坏消息之后到达的好消息。或许对妈妈来说也是如此。即便这样，一个店铺的情况也不可能轻易好转。在那之后，妈妈又去了几次练歌房，抚慰自己的心情。听说中国某地还有花钱就可以独自哭泣的“哭泣房”。不知道怎么回事，写这篇作品的时候，我想起的是拼命挤进每个地方、每条胡同的全国各地的练歌房。五音不全的妈妈承认生活的酸腐，放声唱出的是歌，歌词、文学最初也都是歌。
那天夜里，我和几个人简单庆祝。朋友不多，我记得全部都到了。一位长头发、留着胡子的朋友给我买了冰激凌蛋糕。他平时吃住都在科室。2002年，里门洞还没有注明的连锁西点屋，他在附近转了很久，终于买来了冰激凌蛋糕。奶油里添加了很多色素，蛋糕散发出酸抹布味儿，算得上“黑暗料理”。我们面对面坐在酒吧里，用手指挖着小熊形状的冰激凌。我记得我们吃得很卖力，不过最后也没吃完。朋友们像往常一样谈笑风生，而他垂头丧气地自言自语，反复说了好几次，“要是买芭斯罗缤冰激凌就好了”。小熊被挖掉一只眼睛和鼻子，微微地笑着，渐渐变成要哭的表情，开始融化。过了一会儿，我们望着彼此呼吸的背影，摇摇晃晃地散开了。尽管那时我对着话筒问：“小说，还是诗歌？”然而我并没有想到自己真的会以写作为生。
很久之后的某一天，当我走过里门洞西点屋前，我想起了当时，想起一个男人通宵自言自语、重复同一句话的那个冬夜。我想起好像挨了打，脸上到处是凹陷的痕迹，慢慢融化流淌、微笑的小熊。直到那时，我才真正明白“要是买芭斯罗缤就好了”是多么温暖的话。正如在江北一个僻静的厨房里，为了制作“真的冰激凌蛋糕”和“近似于真的的冰激凌蛋糕”而真心努力的面点师。那时候，像这样稍显不足和荒唐却带着温情的东西培养了我，教育了我。
参加颁奖典礼之前，我买了皮鞋。那是位于回基洞的多年手工鞋店。款式简单，鞋跟也很低，不过精心打磨的皮革柔软而轻盈的感觉还是令我吃惊，记得我为此兴奋了很长时间。颁奖典礼那天，我的打扮很普通。灰色羊毛衫，褪色的牛仔裤，卡其色短靴，乍看很朴素，其实都是新买的。我对自己买的衣物很满意。按照颁奖典礼的时间，我穿好鞋，愉快地朝光化门跑去。可是我忘了，新鞋要穿很长时间才能合脚。起先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跑着去领奖，后来渐渐放慢速度，最后一瘸一拐。当我从钟阁站步行去教保大厦的时候，两只脚后跟和小脚趾都已磨出水泡。登上渴望已久的领奖台时，我只能极力不让自己腿瘸。
颁奖典礼结束，我的脚步可以放轻松了。记得那天，我和朋友们在钟路玩到深夜，玩得很尽兴。还记得有人撕掉包装，帮我贴上创可贴。我也记得傍晚时分，我像丹顶鹤一样单脚站立的样子。或许正是这个缘故，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有个年轻的我怀抱一大束鲜花，瘸腿徘徊在钟路的某个角落。
重新回忆那天，我想起妈妈挺直腰板听获奖感言的面孔，想起为了表现得像个真正的作家而生涩地做出的承诺，想起不太好吃的猪排，想起爸爸往我的米饭上夹肉的干裂的手，想起在猪排店里，大家为了打开男友买来的葡萄酒而哼哧哼哧的情景。妈妈一边往啤酒杯里哗啦哗啦倒着葡萄酒，一边不动声色地挑剔首尔食物的味道。妈妈对颁奖典礼上遇到的有教养的人们绝口称赞。文与学，我的父母对这两样东西怀有茫然的敬畏。尽管不知道是什么，但他们似乎认为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和自己不一样。“文”是妈妈和爸爸隐隐向往的“文”。子女的班主任老师往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哪怕周围没人也会跪坐在地手捧话筒的人，他们想象过这个“文”，他们羡慕过这个“学”。但是，颁奖典礼这样的小型活动周围的风景平凡而滑稽，并不像他们期待的那样。越是想要成为与之匹配的人，越是显得可笑。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我装模作样地说着自己都听不懂的话。当我坐在朋友们的身旁，我们为了打开软木塞破损的葡萄酒而动用筷子、勺子，齐心协力，当我吃着爸爸夹给我的肉的时候，我想文学或许并不在邀请你们来的这个地方，而是在高高兴兴来到这里的你们身旁。这文学并不偏袒某一个善，而是拥有许多不同的臂膊，一条臂膊会指出站在众人面前的当选者心怀虚荣，一条臂膊会赞同这份虚荣仍能反映生活的真相。在文学的臂弯里，我依然在犯错、领悟和学习中成长。时间稍长，我又会把一切忘掉，就是这样愚蠢，重复同样的错误。语言和文字的力量之一，就在于提到什么东西“怎么样”时，哪怕只说一句“是的”，心情也会变得舒畅的神秘感觉。偶尔我也会想象长着多条臂膊的美丽的文学。
我想起第一次听到获奖消息的那天，妈妈接电话的场所。练歌房。妈妈也会去的地方。妈妈试图用一次玩笑，又一次玩笑，再一次玩笑捍卫人生的品味，然而坏消息却压抑着妈妈的时候，我的妈妈不是去玩，而是去活命的地方。偶尔真的单纯去玩的地方。在很久很久以前，这个世界全都是练歌房吧。有朝一日，在人生的某个桎梏里，在练歌房的角落里，如果偶然与你见面，如果那时候你有点儿口渴，我会请你吃“真的和近似于真的的冰激凌蛋糕”。
2008
悄悄话
悄悄话：窃窃私语。
恋人们的动词。
或者刚开始交往的人之间的动作。
不是呼喊，不是嘀咕，也不是嘟哝，需要有两人以上，在两人之间进行的事情之一。
距离想要“窃窃私语”以示亲近的对象越近，越容易。
因为需要近距离小声说话，所以适合分享秘密。
哪怕说的不是真正想说的话也没关系。
就像要等到季节变换之后，才知道风对树说什么，树对我们说什么。
两者做的事以后常常也会暴露。
随着彼此的嘴唇愈加贪婪，据说会出现对天空和风胡说八道的症状。
同时伴有高烧、恶寒、瘙痒、汗毛竖起等症状。
这是在最近的距离发生的最远的对话。
回荡在耳边的呼吸。
“窃窃私语”时，透出很多风的沙沙声沿着耳廓制造出微风。
像镜子上的手指印，在彼此的听觉中留下心灵的指纹。
沿着指纹静静地打着旋涡，扰乱感觉和理智。
让人等待傍晚的咒语。
北欧某国的俗语，悄悄话像带酸味的食物一样可以刺激性欲。
还有记录称，因为这种行为会降低战斗力，所以在军人之间遭到禁止。
温柔、轻快而隐秘的情思。
恋人们的动词。
偶尔诗人们也会做得最好。
2011
夏日的风俗
奇怪，总是夏天。我在路上徘徊的日子，在被阳光漂白的城市中间根据风向站立的时候，因为是夏天，每次我都感觉很热。
八年前的夏天，我买了《语言学史》。我是在高丽大学附近的二手书店买的。那天是我第一次去高丽大学门前的书店，也是第一次知道这本书。我本来想买的不是这本。我想要的是一个名叫索绪尔的名人写的语言学书籍。旧书店里“名人”的书是最多的了，可是那里没有索绪尔，倒是有哥哈特。带我去二手书店的人往我手里塞了一本大约500页的精装书。《语言学史》，哥哈特·赫尔比希，经文社。手上除了未破灭的时间，还有黑乎乎的灰尘。灰尘很容易沾到手上。我呆呆地望着那本书。哥哈特·赫尔比希。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本书。即使知道，可能也不会读。
翻开《语言学史》最后一页，上面有关于书的详情介绍。译者的汉字姓名，同样用汉字标记的发行者姓名和公司地址，犹如解开世界秘密的符号一样每次看到都让人感觉神秘的ISBN（国际标准图书号码）89-4-20-0260-9……第一次出版是在1984年。这本书是由1975年成立的公司在1984年介绍到中国，1999年落入我手中。这个过程可能经过几位主人。买完书没多久，我就忘了自己买过《语言学史》这件事了。买的时候就有强烈的预感，觉得我不可能阅读，然而那天我并没有把它丢掉，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无从知道这本书是好书还是坏书。
买《语言学史》的前几天，我坐在学校的休息室里。那里放着一张古铜色的沙发。一张人造革制成的三人沙发，海绵从裂开的缝隙里露出来。我不知道这张沙发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这里，只知道开学以来从未有人清洗过它。剧创作室所在的老建筑里只有一间休息室。很多人在这里坐过，又离开。我认识的人大部分都在这张沙发上停留过，不一会儿又起身去往别的地方。八年前的初夏，我和朋友们瘫在那张古铜色沙发上。我不知道当时是下课时间，还是没有课的时间。我问和我同班、比我年长好几岁的B：“我想去二手书店，应该怎么去？”那时不像现在，网络和卫星地图尚未普及。从出生到高中毕业，我看过的书最多的是来自“大韩教科书株式会社”。同学当中一半以上比我大六七岁，那正是我在智商方面的虚荣肆意汹涌的时候。那么多人，我为什么偏偏问B呢？回想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因为他正巧在我旁边，处在偶然和必然相遇的连接点，脸上带着对即将到来的人生和巨大叙事浪潮一无所知的天真，茫然地站在同样表情的我旁边。B是首尔本地人，懂得多，行动也敏捷。不过他这个人比较善变，而且冷漠，所以我不敢面对他。他稍作迟疑，决定约个时间，和我一起去书店。面对出人意料的好意，我感激又内疚，约好了请他吃顿美餐。
那天夜里，我把想买的书在纸上列了目录。大概有三十多本。多半是在酒桌或课上听说的名字。包括《性欲》《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我和你》《现代诗创作》等书籍，还有弗洛伊德、尼采、索绪尔等作者的姓名。一看就知道不是想看，而是觉得必须要看的书。看着希望购书目录，我的心里混合着自信和压力，像预感到乌云的昆虫一样混乱。我没去过二手书店。对我来说，去二手书店就像去动物园、游乐园一样令人兴奋。仿佛只要去了二手书店，我就能以最低的价格买到世界上所有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