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设计的路线是这样的：韩国外国语大学——高丽大学——清溪川——首尔站——首尔大学，我们一大早见面，乘坐地铁和公交车出门。我从农村来，觉得首尔太大，太复杂。B知道那么多二手书店，这让我有些惊讶。B和书店老板讨价还价的时候，我莫名地对他生出几分敬畏。那天B一本书也没有买。为了我这个试着去学习的同学，他完整地腾出了一天时间。比我年长八岁的B，平时对同学都很照顾，但并不是很温柔的那种，所以我欠了人情，不得不看他的脸色。那天B没怎么说话。我唯一记得的就是他翻看《资本论》上下卷时的面孔。B仔细看了看上卷，露出严肃的表情。他犹豫了一会儿，最终没买，走出了书店。离开之后，他又反复说了几遍，《资本论》从头到尾满满的都是下画线和标注。那本书已经离开了画下画线的人。
高丽大学门前的书店是一栋二层建筑，幽深得像陈旧的面包房。四周堆积的书籍岌岌可危，却又看上去很平稳。B拿着我写在纸上的目录，熟练地在书柜之间游转。偶尔像发现宝物似的把书递到我面前。B的眼睛像沉默寡言的猎人，闪烁着微微的光芒。我不懂书店的结构，也不懂得书的排列规律，表现得很是被动。当他劝我放弃《普通语言学教程》，塞给我《语言学史》的时候，我无力反驳。他也不可能读过《语言学史》，然而很奇怪，当时我就是无法拒绝。《语言学史》和别的书籍一起装进黑色的袋子里，然后就忘到了脑后。即使那天放到我手里的是《普通语言学教程》，结果也是一样。我想请B吃顿美食，可他坚持要吃拉面米饭。我们在面食店里面对面吃完饭，接着去往下一家书店，日落时分尴尬地告别。二手书店全部看过之后，我很沮丧。与其说是宝库，倒不如说是用眼睛努力挥动锄头的砂砾地。我买了不同于计划，不在计划之内的书。那天我买了奥克塔维奥·帕斯的书、《性学词典》《当亚当睁开眼睛》《侏儒射向天空的小球》、创批社和文知社出版的几本诗集、首尔大学出版社文艺思潮文库版系列。这个目录没什么价值取向，也不成体系。书价共计10万元左右，这笔钱是我鼓起勇气找妈妈要的。不知为什么，那时候我觉得只要自己囤积了10万元的知识，就会变得非常聪明。
虽然只有一天，但是那天我一步一个脚印走过首尔时看到的风景却久久地留在我心里。我把这段时光放在胸口揉碎，做成拓本，力量大概来自于对B的感激。朦胧的画面中融入了晴朗而炎热的天气、滚烫的柏油路、炎热、眩晕、被阳光漂白近乎破碎的干燥风景。还有夏天里，我用手遮挡阳光的身影。
直到三年之后，我才翻开《语言学史》。整理书柜的时候，突然心生好奇。书的封面用厚塑料包得漂漂亮亮，由此可以感受到买书人最初的心情。要不要看看目录？怀着这种心情，我翻开第一页。无数的“目录”接连出现。布拉格学派、特鲁别茨柯依的《音位论》、布龙菲尔德行为主义的发端、泰尼埃尔的从属关系语法、香农的计算生成模型……那一瞬间，我终于放心了，“以前从没想过读这本书是多么正确”。尽管这样，我却没有把书合上，这是因为随后进入视野的某种痕迹。书的第一页写着“期中考试10月16—29日”，同时还反写着“朴善美（化名）”的名字，就像在玻璃窗对面看到的一样。她在其他地方应该也会经常这样写自己的名字。我明白了，这是某人的专业书籍。我怀着好奇翻到第二页，又看到了另一个名字。“89220——张春植（化名）”。我猜这本书是从张春植手中经过朴善美到达我这里。这中间不知道是否还经过其他人，不过感觉应该没有沾过太多的手。我漫不经心地翻开正文。那里保留着书主人刻苦学习，但是有些“急于”刻苦的痕迹，而且仅限于前100页。大概这前面是考试范围，或者曾经下定决心，到这里终于放弃了。正文一看就让人觉得乏味。眼睛看到的词是这样，密密麻麻的版面也给人同样的感觉。正文下面的画线究竟来自89级的张春植，还是来自92级的朴善美，我不得而知。用了各种颜色的笔，形状也从直线到波浪线，多种多样。我看了看画线的部分。“语言不是创造出来的东西，而是创造出来的活动”“语言是单纯的诸多关系的网，是形态，而不是实质”。我给“网”这个字画了圈，给另一句中的“Langue”画了方框，在“language”下面画了小波浪线。我不知道“诸多关系”是什么意思，但是想起有人在很久以前的某个地方学习这些陌生的词汇，我的感觉就很奇妙。不过，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另一件事。那是夹在书页间的两张纸。“听课申请（最终）通知书”。两张薄薄的行政文件像合掌的夫妻，整齐叠放。听课申请书的主人之一是男性（90级，姓名黄振久），另一个是本书的主人朴善美（92级）。我看了看这两个名字，忍不住笑了。我确认这两个人是恋人关系。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对这种事非常感兴趣。文件里还有几样证据可以支撑我的猜测。听课者的个人情况、科目、登录次数、总学分等等。我仔细观察听课申请书，推测这两个人的关系。首先可以确定的是男生学习很差，1996年就已经做了第九次听课登录。临近毕业，他申请了看上去是大学一、二年级必修科目的德语练习和作文课。这意味着他没有按时上完必修科目，或者考试没有及格。那么他作为90级德语系学生荒废专业的时候，做了些什么呢？会不会是在街头呐喊？这里需要一点儿与韩国近现代史相关的想象力。不过，我决定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对校园情侣的恋爱方面。黄振久（或许已经退伍）在毕业之前申请了包括“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在内的十门课程。奇怪的是，尽管如此忙碌，他却申请了“现代美术理解”这种看似与振久君完全不符的素质课程。直到看了朴善美的听课申请书，我才明白黄振久的选择。因为朴善美申请了同样的科目。我猜测在1996年的秋天，朴善美和黄振久都听了“现代美术理解”这门课程。他们并肩坐在老旧的教室里，落叶的气息从窗缝袭来。我看了看黄振久的联系方式。映入视野的是“祭基2洞”几个字。地址在学校附近，可以推测黄振久应该是在别的城市长大。我想象着位于祭基洞某个地方，朴善美的听课申请书要简明得多。登录八次，包括毕业论文，申请科目也只有三种。这意味着大多数必修科目都已经修完，最后一学期过得悠然自得。朴善美的总学分是136分，比黄振久高出13分。地址是京畿道╳╳市。看来朴善美的整个学生时代都是住在家里。她可能在外过夜吗？我猜测黄振久是在退伍之后遇到后辈朴善美。两个人的入学年度，以及在那么忙碌的时候仍然陪在朋友身边听“现代美术理解”课程，都可以看出这点。黄振久的听课申请书为什么会在朴善美之手？善美小姐会不会帮振久君写报告，对于她先听过的课程还会不吝指导？偷窥某人带着私密而又公开面孔的过往之后，我感觉自己很俗气，同时也生出几分歉疚。我产生一种错觉，仿佛看到比我年长十岁的黄振久变成比我年少的青年，坐在教室里。父母在乡下辛苦劳动，自己却不好好学习，黏在女朋友身边听美术史打盹。高丽大学黄振久君那年有没有顺利毕业？两个人之后也继续联系吗？还是分手了？想到这里，我有种略带伤感的冲动。这种冲动最终化为想要确定他们近况的放肆。听课申请书下端写有两个人的电话号码。我稍微有些犹豫。这样很容易让人觉得我是个无礼而奇怪的人。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做法的确无礼而又奇怪。只是当时我或许是因为独自沉浸在戏剧性的想象中，又或许是稚气作祟，很想对其中某个人说：“我无意中发现了你们十年前的听课申请书，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寄给你们。”如果回到过去，我会阻止自己，不过当时我决定先给黄振久打电话。信号音响起，我心跳加速。不一会儿，那边传来上了年纪的阿姨清晰的声音。
“喂？”
“你好。”
“请问是黄振久君的家吗？”
“什么？”
啊，打错了。我顿时失去自信，低声问道：
“黄振久君。”
对方没有说话，随后我听到阿姨和旁边的男性商议什么。接着，阿姨大声说道：
“啊啊，振久？找振久有什么事？”
啊！振久，她说的分明是振久。我掩饰住喜悦，努力让对话听起来自然。
“我是高丽大学的后辈，联系不上振久前辈了，他在家吗？”
“振久吗？搬出去很长时间了，他现在不住这里。”
失望和安心感同时涌上心头。不，其实安心感似乎更强烈点儿。我问阿姨他什么时候搬走的。阿姨说他搬出去好几年了，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有东西要还给他，搪塞几句，道了谢，然后挂断电话。我知道黄振久不是自己开火做饭，而是寄宿在别人家。寄宿家庭出出入入的人很多，但是阿姨记得他的名字，可见他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不论怎样，我联系不上黄振久了。朴善美倒是还有可能。我呆呆地盯着另一张听课申请书。我决定不再联系了。因为我觉得已经足够。“很久很久以前，朴善美和黄振久在安岩洞学习《语言学史》，相亲相爱。”这是真的，现在应该依然生活在某个地方。
最近，我试图在某个网站通过“寻人”功能寻找两个人的足迹。这样或许可以得知停留在1996年的两个人的现在和未来。最后，我没有这样做。我觉得还是不要寻找为好。也许有一天，我会把这本书卖到二手书店，不过在我的房间里保存一本像《语言学史》这种有着无聊题目的书似乎也不错。我还没有读完，还不知道这本书是好是坏。
这篇文章开始于一张沙发，从来没洗过的人造革沙发。那张沙发就是我认真地看着某个人，问“我想去二手书店，应该怎么去？”的场所。开始于沙发的故事经过索绪尔，经过10万元和《资本论》、现代美术、祭基洞，来到了这里。一切都突如其来，鸡毛蒜皮，同时又有所关联。生活在遥远大陆的学者（不知道是否还活着）哥哈特看到这种情况会说什么呢？会不会手捋胡须，从“语言这种东西”开始，来一场精彩的讲座？或者对自己的书以这种方式在韩国流传感到痛惜？
最近当我乘坐公交车去自炊屋的时候，偶尔会想起放在我内心最底部黑暗处的空沙发。有时不由自主地独自坐上去，孤独而陈旧的地方。打开车窗，冷风吹进来。司机开着收音机，里面传出从明天开始天气彻底变冷的消息。也就是说，今天是告别夏天的日子。这段时光再也不会重来，这样的夏天恐怕也不会再有。这预感使我伤感起来。回到住处，我把这件事讲给老朋友，比我心思缜密的朋友在电话那头低声说，这种感觉以后会有无数次，不用担心。我思考了今后可能经历，以及小说外面的语言和立场，于是决定不再回忆太多。和夏天还要告别很多次呢。就算我每天坐一张沙发，也不可能把全世界的沙发坐遍。我坐在房间里的小书桌旁，打开网络书店窗口，寻找题目为《语言学史》的书。没有搜索结果。我又输入哥哈特·赫尔比希这个名字，出现了以哥哈特为姓氏的十几个名字，但是没有哥哈特·赫尔比希。我猜测这本书可能已经不再出版。我静静地念了“网”这个字。这是《语言学史》的旧主人十几年前画圈的词，大概是个很重要的词吧。我又念了一遍哥哈特·赫尔比希。嘴角流出一股风，这是一个陌生又温情的名字。
2007
歪歪——扭扭
抱着你，我才知道我有两条胳膊。仿佛刚刚意识到原本不知道的事实，我喃喃自语，“对，我有两条胳膊”。很快，我对将要知道自己有两条腿和一个嘴唇这个事实感到恐惧。我怕这样下去，我会真的知道自己的名字。
脚为了不倒而有两只，不过我一只脚也可以站立，还可以用双臂倒立。虽然更辛苦，却也更美丽。
“歪歪扭扭——我喜欢我可笑的爱。”
我躺在旧沙发上。很久以前很多人不经意丢掉的硬币在沙发底下闪闪发光。现在我的手知道该做什么了，它紧紧地抱住你。你望着我的脸，问道：
“你说什么？”
我的恋人是个傻子。这事实令我大吃一惊。我想当时支撑我们体重的或许不是沙发腿，而正是那几枚小小的亮光。那一刻我心跳加速，原来世界上有那么一个瞬间，只有倾斜，才能不倒。
生活的重力，以及
连平稳的飞翔也做不到的浮力。这样更加辛苦，但是更有趣。有时这比直立更稳定。闪闪发光。
2005
飘舞的横幅
我在忠清南道瑞山市大山邑大山面长大到十九岁。虽然写作大山，却与我登上文坛时的大山大学文学奖的“大山”没有任何关系。我登上文坛的地方和故乡名称相同，这完全是偶然。
大山面是个很小的村庄，只有一所小学、一个澡堂、一个邮局。这里也是父母的故乡，我在这里读了小学和初中，周末跟着妈妈去澡堂，夹在熟人中间，光着身体打招呼。我出生在仁川，但是三岁之后一直住在大山，所以我把这里当作自己的故乡。
大山比较安静。几年来没有发生一次自然灾害，也没有出过够得上登报的事故或事件。不过大山面也曾有过混乱。就在我登上文坛那年，大山邑被选定为垃圾焚毁场候选地。镇上的人们都关上店门，聚集到瑞山市政府门前示威。其中就有我的妈妈。每天几次，小货车在街头穿梭，大众歌曲和煽动性呼喊从小镇宁静的街头喷涌而出。随后，被大人们称为“车站”的公交站台上高高地挂起了横幅。
誓死反对在大山修建垃圾焚毁场。
下面整齐地挂着另一条横幅：
金╳╳、赵╳╳最小的子女爱烂获得大山大学文学奖，奖金500万元！
如果混在一起读，难以避免地会读成：
“爱烂誓死反对大山垃圾文学！”
挂在反对修建垃圾焚毁场口号下面的关于我的条幅，出自爸爸所属的某个同好会。随着对修建垃圾焚毁场的不安和矛盾愈演愈烈，我获奖的消息从村里的横幅开始，经过《瑞山新闻》，还被大田电视台报道。父母的自豪感也直抵云霄，而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听妈妈说，同好会里有位叔叔在众人面前大声朗读《瑞山新闻》上关于我的报道。叔叔含泪的双眼凝视远方，说他从报纸上剪下我的照片，放在钱包里。我被爸爸拉着去了中学，甚至还和校长握了手。校长用力握住我的手说：“一定要写给孩子们带去希望和梦想的文字。”村里最有学问、在农协上班的叔叔特意来到妈妈的饭店，找我聊天。
——主题是什么？
“什么？”我这样反问的时候，叔叔用瑞山方言继续说道：
——爱呀，自由呀什么的，总该有类似这种东西吧？
随后，他对数字文化和新生代出现的问题发表冗长的意见，然后就回农协去了。
在光化门教保大厦参加颁奖典礼后，妈妈带着微醉的表情，愉快地说：
——爱烂呀，你知道我去首尔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
我的确好奇妈妈到底感受到了什么。
——在我们同好会，越是有学问的人，嗓门儿越大，发言最多，可是在首尔，所有人只发出三分之一的音量，说出来的话却很了不起。文化人的确不一样。稻谷越熟头越低，人越成熟越谦虚，看来这话是对的。所以我下定决心，以后也要小声说话。
妈妈腼腆地笑着说，可是我做不到。我回到首尔之后继续写作，庆幸的是，我的家乡没有修建垃圾焚毁场。
三年之后的某一天，2005年忠清南道瑞山市大山邑丁字路口又挂了一条横幅：
金╳╳、赵╳╳之女金爱烂获得第三十三届《韩国日报》文学奖！
因为村里这些纯真的长辈，我突然就成了第三十三届获奖者。应该是传播过程中出了什么差错。我不是第三十三届，而是第三十八届的获奖者。我查了一下，第三十三届的获奖者是河成兰作家。妈妈打电话诉说苦恼，我总不能回去爬到电线杆上，把三改成八啊。与此同时，村里又传出“爱烂当选新春文艺”的谣言。妈妈按照我教给她的说法，认真地向村里人解释“《韩国日报》文学奖”。听完妈妈的解释之后，人们纷纷点头说：“哎呀，所以说爱烂通过《韩国日报》新春文艺登上了文坛。”这样说完之后，他们还复印了《韩国日报》的报道分发给大家。有人让我的父母请客，还有人挑毛病说女儿的脸拍得有点儿奇怪。获奖消息很快在《瑞山新闻》上刊登，我接到了邑长的鼓励电话。
坦率地说，当时我有点儿受不了这种来自家乡的大惊小怪。这让我感到难为情，而且得到这么多的关注，我莫名地感到惭愧。现在，我只觉得这是一段时间里温暖的躁动。长辈们认为村里的孩子有出息，而自己也是村里的一员，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情。这样说来，我算是阴差阳错得了两次奖，不过对第三十三届获奖者真的很抱歉。一个是《韩国日报》颁发的，另一个是大山邑颁发给我的特别奖项。至于是第三十三届，还是第三十八届，这又如何？
2005
副词和问候
我使用副词。有时一句只用一个，有时也会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当然，有时也会一个都不用。我使用副词。我在使用副词的时候想，“我应该不使用副词。”我删除副词。副词是最先、最多被抛弃的词。有了副词，语句的档次似乎就会降低，语言的真实性和紧张感也会变弱。关于副词的危险性，优秀的文人早就警告过我们。我经常被副词牵绊。如果看到副词被浪费，我也会不由自主地对语句进行修改，然后再读。先是读原句，再把副词删除试一试，结果总是后面的效果更好。看着副词缺席后的位置，我才想起我的句子原来是有副词的。副词不会原封不动地停留。“副词”，我念出声来。这个名称自带的语感就很无聊。
我被副词牵绊。副词让我感觉很别扭。不过，我似乎是喜欢副词的。我很小声地说出这句话。写作的人说出这种话需要勇气。我“相当”喜欢副词。我“非常”喜欢副词。我“特别”喜欢副词。绝对、第一、最、果然、真的、怪不得、颇为，都是我“十分”喜欢的。登上文坛以来，像这样尽情地在某个句子中大量使用副词还是第一次。心情“真的”很愉快。
当然我也知道，副词是有缺点的。比起“我真的很爱你”，我更喜欢“我爱你”这种说法。不过我又说不清哪种说法更接近真心。我们常常希望自己的真心能得到传达，却又希望能够表达得老练。如果说“我真的很爱你”，就会显得土气或单纯，或者爱得急切。副词之中包含着急乎乎指手画脚说“那个！那个”的痕迹。副词无法说明那是什么，只能说“那个！那个！”那不像是解释，倒更近似于冲动。虽然有力量，却不够细致。副词不像动词那样充满活力，也不像名词那样简单明了。就像明明没有丝毫的实践能力，却总是吹牛，动不动就离家出走的小舅舅。副词是夸张的，副词是无能的。副词不像名词和动词，无力撑起自己的名字，因此它轻盈地飞起，在空中画出长线，然后顾左右而言他，“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就是那个。”副词里面包含着无论什么都可以轻松说明的安逸，以及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释的艰难。“真的”“颇为”“非常”努力，但还是很郁闷、很无奈的感觉；语言注视语言的感觉。副词是一种酷似心灵的词性。
有时使用“第一”“最”等最高级会感到愉悦。这时我感觉自己在说一个“非常”真实的谎言。因此我常常放弃其他方法，使用单纯而无能的副词，依赖于它的无能。副词并不严肃，立刻脸色一亮。有的副词也很正直。副词就像某个中学生，走向会打架的同学，双手交叉在胸前，周围是夸张、吹牛、谎言和阿谀奉承。我使用谎言，但是我也会绞尽脑汁，删除几个副词，让它们看起来不像谎言。有人在语法论文中这样写道，“副词是通向地狱的捷径。”如果说地狱的特征之一是“无聊”，这大概只说对了一半。副词不能使世界变得优雅，却也能让世界变得有趣，为世界增添韵味。有副词的地方不是地狱，而是匆忙而复杂，不可思议的世界，是无法使用流畅表达，只能猛然间吐出副词的俗世，是在俗世里写成的小说。我为副词辩护。“超级”开心。
2006
我的起源，他的恋爱
生于1953年，也就是南北休战协议签订那年。在“正来”不叫“正来”，而叫成“赠来”的忠清南道农村长大，和高兴起来就叫比自己大三岁的配偶“赠来呀，赠来呀”的女人结婚。每到节日，就可以看到名为民来、必来、一来、青来、莞来、成来、允来的灵长类聚集在老家客厅里给祖先行礼的场面。与此同时，还可以听到“来”字辈男人的妻子们围坐在一起，骂义城金氏的声音。这当中数我妈妈的声音最大。
身高173，体重73，年轻时什么都吃，黑鱼也好，蛇汤也好，什么对身体好妻子就做什么，却总是胖不起来，可是一过四十自然就发福了。他本人心满意足，认为这是适合年龄的风采，我却还是更喜欢爸爸年轻时的样子。我不知道他是因为善良而看上去贫穷，还是因为贫穷而显得善良。照片上的青年露出一副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的面孔，冲着相机露出笑容。温厚的目光之中蕴含着对未来的隐隐的乐观。虽然这是我出生之前的事，可我似乎知道爸爸为什么笑。因为我看到了站在爸爸身边的妈妈和姐姐。妈妈像脱北少女一样美丽，一岁的婴儿漫不经心的，看上去软软嫩嫩。
爸爸和妈妈第一次相遇是在1977年。爸爸的朋友在附近小学做勤杂工，这位勤杂工又是妈妈朋友的侄子，于是双方就做起了媒人。见面场所就在妈妈故乡独串里小学门前的店铺里。四个人点了饮料，坐下玩“吃蹦”。我问妈妈“吃蹦”是什么，妈妈淡淡地告诉我，就是打牌。爸爸对妈妈一见钟情。妈妈对爸爸却没什么感觉。那天，尽管妈妈说不用，爸爸还是坚持送妈妈回家，之后经常通过卫兵给妈妈送纸条。大部分内容都是几点钟在哪里见面。妈妈有时去，有时不去。被妈妈放鸽子的日子，爸爸就气呼呼地倒头大睡。两人主要是在傍晚时分的海边见面。这段海岸线很偏僻，如今已经建成了现代重工业区。六个月的时间里，爸爸连妈妈的手都没牵过。妈妈觉得这个男人要么是高手，要么是白痴。他们陆陆续续见面。妈妈喜欢爸爸的坦诚，爸爸喜欢妈妈的漂亮和活泼。腼腆的爸爸终于在酩酊大醉之下猛然抓住了妈妈的手，说道：
“赵小姐，考验一个人不需要这么久吧。请你相信我金正来，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说完，爸爸把胃里的东西都吐了出去。妈妈看他这个样子很是心疼，决定接受他的心意。我算什么，凭什么这样折磨人家，和钱、名誉相比，爱情难道不是更重要吗？哪怕以后他只爱我这么多，我也可以冲着这份爱继续活下去……
“然后呢？”
“当时我只觉得你爸爸可怜，就没想到他现在这样喝酒，以后还不知道会喝成什么样子呢。”
一年后，爸爸去仁川的小型电器公司上班，自然疏远了留在乡下的妈妈。本来还要继续疏远下去，可是妈妈在和外公吵架之后，去了爸爸的出租屋，翻看了爸爸的日记本。这个举动埋下了祸根。妈妈一页一页地翻看，心也随之被撼动。爸爸的日记里充满了对赵小姐的思念和爱恋。部分原因是第一次在他乡生活的孤独。妈妈被爸爸的诚意打动，眼泪汪汪，“我算什么，凭什么这么折磨人家。”于是就在那天夜里，他们稀里糊涂地制造出了我的大姐。爸爸在写日记的时候绝对想不到文学还有助于繁殖，结果的确是这样。有了第一次之后，我和我的双胞胎姐姐也相继来到人间。
也许那正是爸爸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尽管我不太了解详情，不过看父母那段时间的照片，我也能感受得到。三十年前的爸爸脸上流露出真心热爱人生的表情。公司午休时间，爸爸连饭也不吃，而是回到新婚的家里看妈妈。他怀里揣着红豆包，生怕变凉，一路小跑到水道局山顶。爸爸碰都不碰红豆包，只是盯着妻子吃。回公司时，在房门前，厨房门口，走出大门时，三次转身注视妈妈。妈妈对爸爸还有很多不了解，然而就在那个瞬间，她觉得自己似乎可以完美地理解爸爸。通过三道门的瞬间，将有什么样的人生出现，爸爸自己大概也没有想过，更不会预料到来自小小偶然的大型事故，或者伤痛、人生的困顿。不过，我非常喜欢父母爱情故事中“三道门”的部分。我喜欢这个青年不断回望的脸。当时爸爸又一次对妈妈说，自己的心以后也不会变，请相信。我知道这是真心话，不过刚刚迎来更年期的妈妈却哈哈大笑着说道：
“哎哟，哎呀，现在别说三次，每天能看我一眼，我都别无所求了。”
不，这也不必，只要按时回家就很好了。妈妈常常对人生感到失望，然而我知道，妈妈说起当时的事情，神情会变得明朗。有一次，爸爸被误诊得了“不治之症”，上了急救车（村里人都传言说“正来”要死了），去往首尔的路上，妈妈一直坐在爸爸身边放声大哭。我不知道爸爸病得有多严重，只记得那年冬天，别人送来的芝麻糊和松仁粥堆在阳台上，我吃得津津有味。
总之，因为有这样一位战士，我才得以出生。爸爸的饮酒和日记，妈妈和外婆的关系，一九七〇年代全国掀起的工业化浪潮，一对恋人并肩而坐的夜晚，海边的风向和月光的角度，大姐生病，父母的不安和担忧，再生个孩子的计划等等，混合交织，甚是荒唐。
计划总是容易出现偏差或扭曲，这对贫穷的夫妻只想再要一个孩子，上帝却赐给他们一对双胞胎。现实的妈妈，提出抛弃一个的时候，浪漫的爸爸却说，绝对不可以。这点我也从没有忘记。这样的选择符合无所顾忌地说出“以后也绝对不会变”的人的风格。妈妈感叹好话都让爸爸说了，担子却落在自己身上。但是，当邻居问“这是谁呀？”另一位长辈回答说“哦，正来的女儿，是一名作家”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点头。
2009
语言的弱点
尽管铅字里印刻着残忍和无可奈何的幽静，“语言”中还是常常带有奇怪的滑稽。就像穿戴整齐，走着走着却摇晃起来的语言的不完整性。语言像个种子，为了更好地繁殖而下决心变得不完整。
伞状的“不”字贴在完整身边，给完整制造出阴影，我刻画这样的风景。如果乘坐总是滑离指示对象的语言，试图去往别的地方，“不”字又和“木”很像。这个“木”或许就是我们熟知的那个木。这里不是乐园，我很开心。幸好人与人之间交流不是很畅通，语言也并不纯洁。
作家们勤劳地在这些语言周围乱转，轻柔地抚摸人生固有的陈腐，抚摸它的脊背，偶尔在语言的摇摆中发现新的节拍。
2006
玩牌
爸爸和妈妈第一次见面是在松房里。“松房”是忠清道方言，表示店铺。我也是第一次从妈妈那里听说这个词。如果卖鱼，就说鱼店，卖被子就说被子店，为什么直接就叫“店铺”呢？我这样问的时候，妈妈搜索着少女时代的回忆，说道：
“那是因为……什么都卖。”
卖酒，卖笔记本，有人要求的话还可以煮面条，消化药、肥皂什么都有，大多位于小学门前。根据妈妈的说法，我猜测所谓的松房大概是集文具店、小卖部、面食店功能于一身的地方。换到现在来看，会不会就是快餐和圆珠笔、长筒袜和冰激凌都卖的便利店？只不过要简陋得多，朴素得多。总之，在三十多年前的一九七〇年代末，忠清南道瑞山市大山邑独串面独串里的一家松房，准确地说，是在松房一角的暖炕房里，妈妈和爸爸在那里相亲。
“什么？”
同时接触到“暖炕”和“相亲”两个词，我忍不住提高了声调。两名发起人，两名当事人，四名年轻男女围坐在狭窄的暖炕房里，尴尬地打招呼。想象着这样的画面，我都觉得难为情。怎么说呢？这就像来自不同国家的作家围坐在日本传统“暖炉桌”周围，铺上毯子，吃着橘子，认真谈论文学的场面。某人感觉到屁股变暖，靠在以难缠著称的老作家肩上睡着了；某位巨匠的拇指上沾了橘子汁……我问他们四个人在那个房间里做了什么，妈妈说“吃蹦”。这又是什么东西，我沉默了。看来今天是学习新词的日子。那个听起来并不高尚，还带点儿隐晦的词，其实是花斗牌的一种。妈妈告诉我。
“什么？”
我的话尾音比刚才听到“相亲”的时候更加上扬。这么说，你和爸爸第一次见面就玩牌了？妈妈天真地回答说，不是茶馆，也不是电影院，在乡下没什么可做，无聊，所以就打牌了。听她的语气，仿佛这个问题根本不值得问。当时长辈们在玩GO-STOP之前要玩花斗，年轻人主要玩“吃蹦”。这里的“蹦”就像西方的ONE-CARD，只用七张牌玩。那天，初次见面的爸爸和妈妈认真地玩了两个小时的“蹦”。输的一方要请赢家吃饭。“那么谁赢了？”我问。妈妈得意扬扬地回答：
“我。”
爸爸给女人们买了煮鸡蛋和麦芽糖。不知道爸爸是真的输了，还是故意要输，反正那些都是松房里卖的食物。听完妈妈的故事，我做了这样的总结：
“很久很久以前，广阔的海边住着一名青年和一个姑娘。两个年轻人在松房里第一次见面，打牌。打牌赢了的姑娘吃了青年买的麦芽糖。”
那天小小的失败是开始，直到现在爸爸也从未赢过妈妈，至少表面看上去是这样。
相亲结束后，爸爸大概看上了妈妈，提出送妈妈回家。妈妈却说：“这条路我很熟，我自己走。”爸爸迟疑片刻，犹犹豫豫地跟在妈妈身后，说不清楚是送行，还是跟踪。从那之后，两个人就开始了消极的约会。妈妈一会儿同意见面，一会儿又说不行，总是退缩。爸爸为此吃尽了苦头。在没有茶馆，没有面包房的江村，他们的主要约会地点就是夜晚的沙滩。没有路灯，四周漆黑的海边，哗哗……哗哗……爸爸和妈妈听着滚滚的波涛声，茫然地注视着灯塔的光。很长时间之后，两人再次见面的时候，还是默默地注视夜晚的大海，然后拍拍屁股上的沙子离开。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终于心有灵犀。也许就在某个瞬间，他们玩牌玩腻了，开始寻找别的游戏。这个游戏不是别的，就是爱抚彼此的身体和亲密交谈。这是我的猜测（妈妈越过了这个部分，但我猜得出来）。起先因为羞耻而惊讶，后来总是想要确认那种羞耻感，反复了几次。几年后，两个人终于走到了一起。大女儿出生不久，他们又抱作一团。在游走于两人之间的呼吸里，在吹牛和承诺里，在劳动和乐观里，我出生了。大嗓门儿、勤劳能干的妈妈和沉默寡言、会唱歌的爸爸的三女儿，来得有些稀里糊涂。我像别的孩子一样会坐了，会爬了，会走了，会跑了，我哭，我笑，我牙牙学语。有一天，我长大了，成了小说家。
比起年少时就会玩“蹦”的爸爸妈妈，我到现在还不会玩GO-STOP。也不是没有机会，只是当我手里握着丹枫、松鹤或黑胡的时候，我会仔细盯着看，然后猜图案，仅此而已。父母仍然可以从打牌中感觉到特别的快乐。据我了解，论实力爸爸更胜一筹，只是妈妈的速度更快。尽管每个村的规则和文化都有所不同，当我看到村里的阿姨们打牌的情景，我还是不由得瞠目结舌。且不说她们洗牌、发牌、收牌的手法，单是出牌的速度就快得令人目不暇接。那么短的时间里，怎么能猜出对方的牌，再算出自己的点数，然后对形势做出判断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村里的阿姨们都像长期专注于某件事，最终到达某种境界的匠人，像故事能手或说唱能手之类的“能手”。也许会有人咂舌，“怎么会有如此轻妄的女人？”试想，在没有像样的文化设施的乡村里，村妇们又能用什么来找乐子呢？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样的乡村风景成为日后我写作小说的底肥，比如下面的场面就是来源于此。
出于补偿心理，妈妈经常去赌场。赌场设在美容院或酒吧，周围都是些为了充当大姐大而隐瞒年龄的女人。当然，她们会提前藏好鞋子。后来，一个阿姨的情人向派出所举报了她们。阿姨每天打牌，不跟他约会，一气之下他就报警了。听到警察敲门的声音，“牌友们”慌忙四散。妈妈双手握着现金，在田埂小路上跑着跑着摔倒了，一身泥巴回到家里。
那个慌慌张张“双手握着现金，在田埂小路上跑着跑着摔倒了”的女人就是我妈妈。尽管父母在打牌方面才华横溢，我却没有丝毫的天分。抓石子和跳皮筋也不会，数学从小学四年级就感到吃力。在初中家政课上，我因为做不出一件上衣而差点儿疯掉。不过，我从小就喜欢像猜牌似的嘀嘀咕咕说个没完。大概是七岁那年，家门前开了磨坊、洗衣店和肉店。闲暇时候，几位店老板就坐在店铺门前，拉着路过的人们闲聊解闷儿。无聊了，他们也把还没上学的我们（经常和我穿同样衣服的我的双胞胎姐姐）叫住，让我们唱歌，讲故事。那时的故事并不是有情节的真正的故事，而是近似于索然无味的对话。长辈们似乎喜欢听我们那种肤浅的回答。不久，我上了学，学会了识字。我学会了用文字记下轻盈敏捷却容易分散消失的声音，留在纸上。14个子音，10个母音，印有24个字母的卡片就是我的工具。当时我感觉到的某种惊异、乐趣和兴奋，后来都如数渗透到了我的小说里。
如果有风，我心里的单词卡就会轻轻翻动。那些词语犹如被海风吹干的鱼，缩小我身体的尺寸，却拓宽了外部的边界。我回想起小时候最早念过的事物的名字。这是雪。那是夜。那边是树。脚下是大地。您是您……我身边的全部事物都是先用声音熟悉，再用笔画拼写。现在，我偶尔还会为自己知道那些名字而惊讶。
每当我写新的作品时，都会先用我拥有的有限卡片配对，选牌，然后铺在“空白文档”里。随后，我测量每个字母的声音、含义、温度和质感，考虑它们组合起来制造出的偶然和节奏、叙事的合理性。与语言搏斗，我经常败下阵来，然而这失败屡屡将我引向新的世界。经常被呼唤的名字就是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受教育不多，每次写“家长信”都要绞尽脑汁，头疼不已，然而我说出的第一句话、一辈子要用的话，都是他们教会的。当然，我用跟父母学会的话语写家庭故事，并不总是顺利。反而每次都会觉得自己无法真正理解他们。讨论“城市”的短篇也好，“衰老”或“语言”题材的小说也好，我常常面临无法言说的尴尬。比如，一辈子不停犯错、家庭地位越来越卑微的爸爸，为了给频频犯错的爸爸善后而变得坚强乃至粗鲁的妈妈。所有的事情都过去之后，子女们一个个离开，他们两个人会做什么呢？年纪大了，他们的眼角开始下垂，声音也变低了，每天傍晚都面对面玩“二人GO-STOP”。和初次见面时一样，在没有电影院，没有舞厅，也没有文化中心的村里，太阳一落山就只能呆呆地看电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有一次我打电话报平安，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啪啪的打牌声，我就明白了。从前有孩子们吵吵嚷嚷打闹跑跳的客厅，现在铺上了浓浓的黑暗和沉默，只剩下两个惘然的人。如今爱与恨都被稀释，他们偶尔会用怜悯的目光注视彼此。为了节省燃气费，客厅里的锅炉没有开，他们铺着军用毛毯，蜷缩在地。赢钱的经常是爸爸。年轻时可以故意输，现在再也没有理由输钱了。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钱是不可或缺的物品。有趣的是，每次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能听到妈妈笑，问她为什么，她说“你爸爸总骂我”。我知道在牌桌上可以听到任何地方都难以听到的令人面红耳赤的粗鲁话，可没想到我那斯文腼腆的爸爸竟然也会这样。不过在我看来，更奇怪的是妈妈。每次挨了爸爸的骂，妈妈都用同样的话反驳，同时像个疯子似的哈哈大笑。仿佛自己因此而感到开心，仿佛早就等待对方这样对待自己了。听妈妈说完，我摇了摇头，“世界上难以理解的事情太多了。”也许很多夫妻在床上的情况都差不多吧。自从在松房里第一次玩“蹦”之后，一起生活三十多年却从未赢过对方的人也许并不是爸爸，而是妈妈。
写到这里，我也想暂时放下字母卡片，跟父母玩玩牌，用小时候偷学到的知识，通过纸牌算命。梅鸟代表恋情，樱花代表旅行，黑胡代表忧愁，松鹤代表消息。我拿到的牌有三张，樱花、牡丹，还有菊花。如果把三张牌的图案放在一起解释，就是这样的：
——在旅行地遇到朋友，需要喝酒。
算命原本就很难解释，可我还是感觉这几张牌仿佛是向我预告需要紧急处理的事情。我失魂落魄地望着远山。每次在陌生城市见到子女，都会闷闷不乐地说“现在我已经无法决定任何事情了……”，经常看子女脸色的爸爸，因为经济实力配不上与生俱来的自尊心而暗自沮丧；面对艰难的人生路，面对子女们的好意和关心，怒气冲冲地说“这条路我很熟，我可以自己走”的妈妈……我想向他们保证，我知道了，您路上小心。不过我会静静地跟在后面。我每次都会比他们晚到一步，但我会一边写作一边努力追赶。这就是我的过去，从某人难为情的“蹦”中挣脱而出，走向“小说”这种像模像样的“说假话”。
2013
初冬
冬天到了。初冬。我用文字写下来，用嘴巴呼唤。初是汉字，冬是我们的固有词。初意味着“最早”，同时也有“刚刚”的意思。我用舌尖触摸“冬天”这两个字眼儿。“ㄱ”（韩文“冬”字的第一个音节）的形状和舌头形状相似，这个原理使我对祖先生出几分敬意。我用嘴唇和舌头、下颚和声带以及心灵，感受我们语言的秩序。“冬天”在古语中是“格斯尔”，词根是“在家”的意思。也就是说，冬天是“待在家里”的时间。盖着毯子听故事的时间；黑夜变长，孩子愈发乖巧，听不够故事的时间；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故事不断变化，不断得到补充的季节。冬天是这些日子的名字。
初冬。像初春、初夏一样，额头上刻着“初”字的风挥舞着绿色的长带子，走过我们面前。身体最先察觉到季节的变化。我们仍然生活在以太阳、星星和月亮的运行为基准划分的时间里，这让我感到奇怪和欣喜。有时划分二十四节气，有时用遥远国度的神灵之名划分，这个季节，有很多名字，真好。划分的“间隔”很多，真好。语言通常和自己的名字很像，但是“冬天”发音的时候，嘴巴周围并没有变得干瘪。语言不怕冷，真好。它强调的不是“寒冷”，而是“待在家里”。对于严寒、荒凉和死亡的季节不要恐惧，回家聊天去。一边吃着烤栗子，一边说话，以这种方式熬过假死的时间。这是很久以前把冬天称为“格斯尔”的人们总结出来的。
初是“最早”，也有“刚刚”的意思。这个冬天是我多次迎来的冬天，是理所当然却又并不熟悉的冬天，是“刚刚”迎来的冬天。为了让这个事实显得不那么特别，地球心甘情愿又转了一圈。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恐怕还是会继续这样下去。
2009
拥抱时分
想象很久以前，比我年轻的妈妈和爸爸接吻的夜晚。我试图描绘没有路灯的漆黑夜晚，电闪雷鸣的夜晚，到处是蜿蜒小路的三十多年前的乡下村庄里真正的寂静，真正的黑暗。妈妈看不清爸爸的脸，爸爸看不清妈妈的脸。他们都知道对方就在那里，久久地拥抱。他们做的是黑暗中可以做到的最有意义的事。黑暗保护他们不必受到流言蜚语和众人耳目的困扰，这让他们安心，在雨中一直拥抱。
谁都无法知晓什么事将会发生，或者什么事不会发生。正巧村里一位叔叔去盐场排水，急匆匆走过他们面前……在路中间和他们撞了个正着。那位叔叔在黑暗中也分辨不清方向，没想到那里会有人。叔叔像见到鬼了，吓得连连后退，嘴里大声喊叫。他用木讷的忠清道口音接连说道：“谁呀？谁呀？”然后像盲人似的，慌里慌张地逃得远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