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是本地人，一听声音就知道那位叔叔是谁，但她一动不动地在那里站了很久。仿佛他们本来就不是人，而是黑暗本身。她和身边的男人屏住呼吸。从那之后，每次偶然在村里遇到那位叔叔，心里都会感到难为情，然而那天的事他们从来没有对别人提起过。
我是几年前听妈妈说起这件事的。中秋节从外婆家回来的路口，妈妈和爸爸曾经相拥的地方。那个地方距离外婆家门口不远，我从小就常从那里路过。雨夜我的父母站过的地方盖起了二层洋房，听说那里真的闹过“鬼”，一直租不出去。在那栋房子前，妈妈咯咯地笑，谈论“去放水”的叔叔。
“他不停地问，谁呀，谁呀？我也没出声。”
很久以前，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分开之后独自走过的路，那天我们五口人一起走过。总是因为相似的问题争吵，因为相似的问题互相怜悯，因为相似的问题而不能分手，厮守终生的夫妇，和三个爱哭、爱吃的孩子。在那个没有雨，没有雷声的晴朗的冬夜，我们就这样一起走了出来。我不记得那天的月亮是不是倾斜。只记得那天是中秋，天上挂着最大的月亮。像白花一样惹人喜爱的月光、路，以及故事的繁殖，走进去的路和走出来的路竟然是相同的，这真是奇怪的事实。
回家的路上，我把头探到出租车窗外，享受着轻柔的风。我想象很久以前的花开时节，拥抱时的那条路，浓浓黑暗中的我。从顺序上说，大姐是第一个，然后是我的双胞胎姐姐，然后才是落后双胞胎姐姐五分钟的我，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当时我比爸爸和妈妈更先一步到达那条路。一个生命出生之前，早已经到达无数的边缘，无数的悲伤而又美丽的“时分”。当我想起几十年前、被莫名其妙撞倒的叔叔在地上摸索着问“谁呀？谁呀”的那个夜晚，我想大声说：“是我！是我！”
后来，我明白这些语言和文字来自于我小嘴巴里的黑暗，来自于我的父母勤劳地为我泡过的饭粒流下去的那个洞口。我凭借饭的力量呼唤他们的名字，讲述他们的故事，这让我感到喜悦，也感到悲伤。我口中的黑暗和父母相拥之夜的黑暗长长地连在一起。我突然想起李孝石老师小说里的一句话：
“毛驴呀，我因为想着毛驴，结果脚下踩了空。”
我要表达我的谢意，向仍然不知道那天撞到的“东西”是什么的盐场叔叔，向使得故事更像故事的所有世间人，向整天犯错的许生员，向曾经比我年轻的妈妈和爸爸，向曾经和我同龄的爸爸和妈妈，向比我年老的妈妈和爸爸。
2015
身体和风
我以为自己已经长大了，然而身体还是不断地变化，最近格外明显。毫无预兆出现的痦子，突然变得碍眼的茧子，自己变换形状的奇怪疤痕，因为陌生而不停揉搓，结果变得更大的斑点……就像每天的照明和风向都不可能完全相同，我的身体每天也不相同。
我曾经担心，如果把知道的故事都写完了，以后该写什么呢？那时我傻傻地以为身体和文章都会一成不变，我不知道一个词从身体经过之后会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自以为了解的语言，轻而易举点头的语言，偷偷删除的语言……追随消失的标识牌重新走一遍以前走过的路，仿佛有些面孔衰老的叙事在远远地招手。
在不安和诱惑之间，在怀疑和疑问之间，直到现在我依然会梦见失去面孔的人在地上摸索。肉体成为肉体，这个事实常常令我难堪，也让我觉得踏实。
原以为写得越多，知道得也会越多，可是和握在手里的答案相比，更多的却是疑问。世间的痛苦大都来自于无数的疑问，这样理所当然的事实，我这个从事写作的人却是现在才明白。最近我常常惊讶于一些理所当然的东西，希望以后也还会这样。
三十，
我愉快地尽情膨胀，
站在我身旁的父母却日益干枯，他们跟着我笑。
记得一个凉风习习的傍晚，在盛夏的火炉边做完生意的妈妈说：“就算有人过来打我耳光，我也会笑。”劳动之后满是汗水的身体，迎来当年第一个换季时节的风，妈妈的神情豁然开朗。有时我希望自己的文字和呼吸能够成为妈妈的一缕微风。
仿佛凝视着起风的等压线，
我怔怔地注视着冒出文字的指尖的指纹。
2009
第二部 和你一起呼唤的名字
庆祝生日
第一次接到祝贺电话的时候，我思绪万千。最先浮现在脑海的就是这段时间经常见面的编辑部老师们的面孔。其次想起的是2003年1月，麻浦办公室里的情景。登上文坛之前为了修改即将刊登在杂志上的短篇小说，我和其他获奖者一起去过那里。这已经是十四年前的事了。
当时季刊杂志组发给我的邮件中这样写道，“在麻浦站下车，从1号出口出来，沿着大农大厦向新水洞方向步行大约150米，对面可以看到汉拿水产，建筑物里面三层”就是“创作与批评”。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去出版社，比我想象中简陋得多，这让我大吃一惊。
“啊，原来创批很困难。”
“这么穷的出版社请我吃饭，我可以接受吗？”当时只是大学生的我为此担忧。我没想到几个月后，创批社就搬到坡州了。
那天我在创批社的停车场里拍了简历照片，和内向的编辑部老师们在例行公事的气氛中共进午餐。不久之后，位于汉拿水产三层，我只去过一次的创批社真的消失不见了。我在此之前登上文坛，算是同龄人中为数不多去过麻浦办公室的人了。
一月份完成登上文坛的作品《不敲门的家》的修订，二月份和大山大学文学奖获奖者们一起踏上欧洲之旅。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看了“伦敦眼”，看了埃菲尔铁塔，心潮澎湃，然而更强烈的感受却是快点儿回韩国。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快点儿触摸刊登我的小说的杂志。
那年春天，我买了好多本杂志，送给身边的朋友。一本寄给了在加拿大艰难学习的大学同学。我记得我在邮寄箱子里放了一条那位同学喜欢的桔梗烟和一本《创作与批评》。不是菲利普·莫里斯，不是万事发，而是桔梗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桔梗烟和创批很搭配。包括最近的丽贝卡·索尔尼特和安达充的图书在内，创批社出版过很多时尚而精彩的好书。
很长时间后，那位同学成了两个孩子的爸爸，烟换成了迪士烟，我也幸运地出版了好几本书。遇到了人生中许多出其不意的瞬间，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在丧失中四处碰壁。最近我对幽默有了新的感悟。刚刚登上文坛的时候，我觉得前辈们的故事太沉重，太令人烦闷，于是我想让人们知道，“我不是乏味的人”“我不是沉重的人”，有时还会为自己的才华扬扬得意。后来我学习历史，也经历了很多事情，渐渐懂得有的时候并不允许开玩笑。尤其是涉及同时代人的死亡时，那就更是如此。如果我的小说里存在一个明朗的世界，那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健康的人，也不是因为我特别开朗，而是因为前辈们为我打磨出了足以让我胡说八道的空间。我的玩笑多亏了前辈们的真谈做后盾。《创作与批评》等杂志就在这个空间里。
我再次想起麻浦办公室。遗憾的是，当时的风景已经记不清了。我只依稀记得昏暗的走廊和铁制文件柜、旧沙发等简朴的物件。或许是因为我太年轻，以为会永远活着，觉得没有必要重视每个瞬间，没有必要记住。我没想到那个场所会消失，想着以后还会再来，所以只是敷衍地看了几眼。我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有一天会在这种情况下以这样的方式回望那个空间。
如果可以重返那个时刻，我想告诉年轻的我，你要好好看看此时此刻所处的空间，以及你面前的人。看久一点，看仔细一点。这样的风景以后再也看不到了，很快就会消失，你要用眼睛和心灵牢牢记住。我想说，即使在同一空间遇到同一个人，也存在无法复制的空气和触觉。不过那时的我还不懂事，大概听不懂这些话，以后还是会犯同样的错误，我不知道二十年、四十年后我会怎样回忆这段时光。每个人分别处于不同的时代，语言和文字的重量都不同于从前，面对的苦恼和挫折应该也不一样吧。
即便如此，在我们这个难得堆积什么东西的国家里，如果有什么要堆积起来，就会有人推倒；看似要堆积起来，却又消失了。在这样的地方，我希望有着悠久历史的杂志能够继续存活下去。希望韩国也有百年、两百年的出版社，希望不止一家、两家，而是很多家。当然还有健康的出版劳动环境。
生日快乐，创批。
五十岁，我还没活这么久，所以无法衡量。我只吟唱我的回忆。如果不算失礼的话，我想把十四年前写在第一篇短篇的首次校对稿上的编辑部意见读给大家听。
我把“房东阿姨”统一改为“女房东”了。感觉作品中的其他女人和女房东有着同样的气场，所以做了这样的改变。这个问题我们明天也可以一起讨论。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以为自己从开始写的就是“女房东”。这样改变之后效果不错，我觉得很庆幸。看到最后那句程式化的“一起讨论”，这对作家来说是多么巨大的力量，多么值得感激，原来有人可以“一起讨论”。这篇贺词就是我的注目礼，献给五十年来和作家们畅谈的各部门的老师们。他们在或生硬或怪癖，或吹毛求疵或温和，或贫穷或孤独的作家们的文章之上行走，“这个问题我们明天也可以一起讨论”。在他们创造出来的半个百年，遥远的时间面前，我想献上我的掌声。
再次祝你生日快乐，创批。
祝福所有人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2016
夏日心事
我们家的厨房有一扇窗户。那是我们家最小的窗户。小小的四边形窗户里承载着白天和黑夜的风景，每时每刻都不一样，声音也各有千秋。我经常听到的是钟声。
二十多年前，位于贞陵4洞顶层的金衍洙前辈的房间里也有这样一扇“垫板大小”的窗户。借用书里的说法，那是一扇贫穷社区的气窗，“窗外除了教堂的十字架没有任何风景”。也许前辈就坐在那扇方形窗户下，久久地注视某个句子，抄写、删除、重写。偶尔在286电脑的窗口直接画出自己想要看到的风景。也许某个句子被保留下来，刊登在几本书上。
我家附近有一所旧高中。平时只要把门窗都关上，周围就很安静，但是哪怕只打开最小的厨房窗户，也能听到外面孩子们的声音。踢足球时冲着队友大喊的声音，十几个孩子在操场上跑圈时的口令声，放学路上兴奋的叽叽喳喳声，一起蜂拥而来。庆幸的是，大部分声音并不吵闹。有时听不清说什么，只是回荡着传过来。我家和学校之间的距离不远也不近，声音被柔和地碾碎了。有一天早晨，变声期的男孩子们非常认真地唱德语歌曲《我爱你》，当时我正在晾衣服，听着他们乱糟糟的歌声，忽然就悲伤起来。不是真的悲伤，而是笑着悲伤，像很久以前读《青春的文章》时的心情。通过网络我了解到，家门前的学校建成于1970年。
村里的钟声在半空中轻轻扩散，总是给我奇怪的感觉。或许对我来说，早在很久以前，钟声就烙刻在我的身体里，作为象征某个瞬间开始和结束的信号。门前学校的钟声和小时候经常听到的钟声是同一个声音。只有八个音符，单调而慵懒，以降半音的状态发声。它不像筋疲力尽的拳击手必须再次登上擂台时响起的“当”那样直截了当，而是像体操运动员抛向空中的丝带那样发出声音。仿佛摇晃的不是“时间”，而是“时间的边缘”。或许是这个缘故，每当我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与学校的钟声相遇，都会感觉好不容易在体内固定好的篱笆坍塌了。趁此机会，很多东西也都倒塌了。这些蜂拥而至的东西中究竟有什么，我不得而知。像是感情，像是感觉，又像情绪或回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从外面进入的某种东西正是我体内准备好的“空间”。不是进来“充满”或“占据”，而是制造出“位置本身”，孤立、宁静而固有的状态。我是什么时候熟悉这种心情，感受到这点的呢？没想到答案一下子就出来了：
——文章，读到好文章的时候。
每天写小说，有一天读到某篇文章，仿佛望着夜空、“突然变得孤独”的人写出来的，就是那个时候。前辈说那时“我只是一下子明白了‘写小说’这种行为是什么，短暂体会到了类似于帕斯卡的无上幸福的感觉”“任凭岁月流逝，当时看过的夜空，当时感觉到的温暖的孤独都无法忘记”。前辈说的“孤独”或许和那个“空间”相似吧。对我来说，《青春的文章》就是拥有多个“垫板大小”窗户的房子，或者窗户本身。在朝鲜也好，在蒙古也好，在日本或韩国也好，那是作家为了让远方吹来的风能够顺利出入而剪开的四边形窗户。那里偶尔也会传出钟声，像俳句中“离开钟的钟声”。稚气的我们跑步时呼出的气，对异性说过的冒失而令人面红耳赤的话，孩子的笑声，妈妈哼唱的谣曲，一切。时间如水般渗透进来，浸染了现在。某一天，也许我会产生疑问：
——时间是什么样子？
莫斯科托尔斯泰故居花园，正在畅聊的尹富汉（音）和金衍洙。
读一个人的文章，就是在这个人的文章中短期居住，然后再走出来。视线停留于文章的时候，这个“停留”和“短期居住”是同样的意思。因为是活着的人在活着期间读到的文章，也是因为共同度过了文章中的时间。在《青春的文章》中，前辈就这样讲述了“自己生活的文章，而不是读过的文章”。读懂某人写了很久的文章，对文章外围做出猜测，同时把自己的故事带入其中。好像自己看到一个词之后，通过肢体动作向另一个人做说明的喜剧演员，夸张地表现出来。这本书里收录的所有文章都是写了两次的读后感。一次是用眼睛和心灵，另一次是用身体和时间。
最近我看了首尔市编撰的口述资料集，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爷爷、奶奶、妈妈、爸爸，我从小看着他们生活的样子长大，现在我七十六岁了，可不可以算是活了两百年。”
和所有的事情一样，读书也需要花费时间。这些时间并不仅仅是流走或消失，有时也会膨胀。正如上面提到的金淑年奶奶说的那样，时间与时间嫁接，现在的尺寸变大，这也是常有的事。金衍洙前辈用胳膊丈量这个空间的宽度，好像抱着一棵树，然后把这个“幅度”交给我们。不是在文章近处轻抚和拥抱，而是传递给读者用身体丈量的“姿态”。因而我们明白，李德懋的时间和崔北的时间，丁若铨的时间和金光石的时间，距离我们的时间并不遥远。
当我在写作时按下回车键，就会变魔术似的多出一张纸。看了某位作家的文章心底骤然一沉的时候，我们的心里生出了空间。在这个洁净的空间里，前人的文章变成我们的故事，我的人生属于我自己。前辈写下的语言又是多么温情，多么有趣。在前言部分，前辈问道：“今年我三十五岁了，以后要过的人生会和已经过完的人生相同吗？”后面的《爱，是持续向下流淌的水吗？》我也非常喜欢，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以为要过五六年才能坐在自行车前，烈武出生后的第二个夏天，我就在自行车前安装了儿童座椅。
在金衍洙前辈怀里“充满好奇东张西望的烈武，当我试图把她放在座椅上的时候，却放声大哭起来”，但是“回到家再让她坐，就乖乖地”坐着，“走出去一段之后，她开始大喊，不停转头”看爸爸的脸。前辈提到了那天的阳光和树荫，淡绿和风，同时又这样补充道：
真是一个美丽的夏天。
“是的，真是一个美丽的夏天。”我点了点头。
去年，我和作家朋友们去金泉。在那个城市的医院里，我看到烈武用筷子形状的长杆整理客人们的鞋子。几年前，前辈获黄顺元文学奖时，我曾在颁奖典礼上见过烈武的面，此后就再也没见到她。颁奖典礼上有人指着贴在妈妈身旁的小孩子告诉我：“这孩子就是烈武。”我记得自己面露喜色，“真的吗？”我知道的烈武就是《青春的文章》中那个两岁的烈武。不知为什么，仅凭自己短暂地见过烈武的第二个夏天，我就产生了错觉，以为自己对这个孩子很熟悉。重逢于金泉的烈武比在颁奖典礼上擦肩而过时长大了许多。我在心里自言自语，“烈武呀，很高兴见到你，你长这么大了？以后还会长得更高，对不对？”大厅内侧坐着金衍洙前辈的妈妈，她喜欢唱《蓝灯横滨》。妈妈身旁坐着哥哥和姐姐，他们大概从小在“纽约饼屋”一起吃着“边角料”长大，做过红豆冰山，卖过圣诞蛋糕。我通过前辈的文章认识了他们。金衍洙前辈给朋友们倒酒，然后去了卫生间，回来的路上弄乱了烈武好不容易整理好的鞋子，对女儿搞恶作剧。对烈武来说，这是第十几个秋天，于我而言却是第三十四个。今年，我三十五岁了。
十年前，三十五岁的前辈在书里这样写道：
如果我需要辛苦跨过大海，哪怕只有一次，那也是因为爸爸已经从大海那边跨了过来。
这句话看似简单，然而年龄的增长或许就是一次又一次以复杂的方式去理解简单的话。最近我还明白了另一件事，“我们和某个人一定会相遇两次，一次是彼此年龄相同的时候，另一次是当我到达对方年龄的时候。”同时我也知道，第二次相遇通常更令人愉快。不过这里的“愉快”通常伴随着悲伤。在这个地方，我看了年长我大十岁的前辈在十年前写下的文章，发现我们谈论青春和谈论爸爸或许一样，或者和谈论妈妈、孩子没什么区别，抑或是曾经让我们光彩夺目的夏日心事。于是我产生了新的疑问，时间到底是什么样子？人生，生活会以怎样的面孔出现在我们面前？最近我重新翻开这本书，做出这样的回答，“时间就是坐在自行车前面的孩子，回头冲爸爸笑的样子。”“在前面回头看的面孔和在后面回头看的面孔”，两个都很像。这是爱惜那些忍住想说的话、少言寡语的前辈，今年春天送给我的礼物。
书的年龄会增长，我的年龄也在增长。这期间发生了许多好事，也有不好的事情。套用金光石的歌词：“有时别人离开我，有时我离开别人。”每当这时，我都会遇到很多文章，心情或愉悦，或沉重。大概是雨过天晴的缘故，天气很好。傍晚到家门口散步，呼吸到了久违的清新空气。那个瞬间，我自言自语“这是我熟悉的空气”，同时深深地吸了一口。我熟悉的傍晚，熟悉的季节，熟悉的风。小时候在妈妈叫我吃饭之前，我会在外面玩到很晚的日子的天气。这样看来，时间真的不会流走，它会延续，会重叠。就这样转过头，有时比我先一步走到前面，脸上毫无慈悲地大步朝我走来；有时也会温柔地离我远去。或许我们读过的文章也是这样。如果是喜欢春天，每年都热切盼望春天的作家选择的文章，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回到家，挽起袖子，打开厨房窗户，感觉有什么东西掠过我的身边。有什么东西清凉、柔和、愉快、哀婉地扰乱了我的心。我抬头看天空，刚才绽放的烟花正在温柔地降落，在空中画出时间的轮廓，散发出光芒。这正是某人看过很久的文章，某人将要看很久的文章，也就是这里，青春的文章。
2014
冲她吹口哨
看到围墙，我会想起古代的人们。那时候计算年龄这件事并不重要。我想着他们聚集在屋檐下避雨的样子。一边等待天晴一边抽烟，有一搭没一搭说着没用的话，一起呆呆地凝望天空。未成年和成年，老人和孩子在围墙下交谈，结下短暂的友情。交往朴素而舒适，不需要知心。
“小时候一到冬天，不论老人小孩，我们经常坐在围墙下晒太阳。我们就这样度过一天天。现在只有同龄人才会交朋友。这样真的好吗？以前不论年龄，随时都可以做朋友。”
这是今年春天去远方考察归来的姐妹告诉我的。这样说的人是和她相差好几岁的研究生同学。或许回忆多少有些修饰的成分，但是听她这么说，我也感觉舒服了些。写作的时候，我总感觉身边围绕着这样凹陷的围墙。像大多数人一样讨厌某个人，埋怨某个人，关系破裂、分层，这都是事实，然而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也会通过作品相识，相互喜欢，也会成为朋友。
片惠英在最近出版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作品写完之后，有时反而会有失去一段时光的感觉。这种时候，一起写小说的人就可以相互安慰。和他们相识，完全是因为小说。和他们一起写小说，很开心。
她挑选了很长时间，用并不华丽的语言向同行们致意。“开心”是她在小说中并不常用的词。
在写作家肖像之前，我通常会想到某个画面。我和她隔着一段距离，坐在矮墙下的情景。不是紧紧贴在一起，而是保持距离。互相认识，但对话很少；等待雨停，并不忙碌。她说，这本小说很难写。我说，我也是。她说，又失去了一段时光。一只青蛙跳过来，消失在井里。仿佛会在某人的小说中变成鱼降落。一个男人在那边摸着草屑说，我们经常坐在围墙下晒太阳，就这样度过一天天。
布拉格黄金巷，片惠英和尹成姬，附近有卡夫卡的工作室。
她和我相差八岁。我怕算得不对，翻看了简历，的确没错。和她相识三年了，现在我仍然经常询问她的年龄。每次她都认真回答，很快又会忘记。一方面是因为我忘性大，另一方面也是她有让我忘记的本领。本领这种东西，最擅长让人混淆原因和结果。
我第一次见她是在某文艺杂志的聚会上。当时是深秋。她和我都是没发表几篇短篇小说的新人。她来得有点儿晚。那天大概是下班后直接过来。她一走进地下酒吧，我就听见有人低声呼唤她的名字。我记得她坐下的时候，我用目光追随她的一举一动。她身上散发出刚从外面进来的人特有的风的气息。她穿着合身的黑色衣服。不是“贴身”，而是“合身”。只要稍一留意，就会发现和谐与含蓄的成熟之美。从那之后，“合身”的感觉始终跟随着她，从偶尔互赠的简单礼物中，我也能感觉到她恰如其分的整洁。端庄而不乏味。那天她坐在一群陌生人身旁喝啤酒。不是过于认真地倾听，也不是旁观，很端正的姿态，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的印象，公事公办的样子。
几天后，我第二次见到她。几天前我们简单地互通姓名，并在海鲜汤店里留了联系方式。第二次见面让我更紧张，因为那是我们特意约见的。当时还有另外两个朋友。我也算比较注重礼节的人。我们保持着友善地生分。轻轻地笑，偶尔笑出声来，偶尔沉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终于勉强挖掘出了共同点。我们像在密林中偶遇的陌生部族。我们寻找着不必杀死对方的理由，坐着聊几个小时。总算千方百计找出了八竿子打不着的共同点。尽管我们并没有刻意这样做，可我们的谈话还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了。比如“我也是这样”，本来是诗人带着在文坛上感觉到的紧张和羞涩而扮可怜的，而我们却不约而同地说自己胆子小。为了以后有个可以玩得更加真实的空间，需要一个假篱笆，而且总比“我也”借高利贷，或者“我也”得过那种病听起来简单些。
即便这样，我们第三次见面的时候，也不是完全没有尴尬。同样“胆子小”的人们显然无法亲密起来。如果你问我那为什么还要见面，我无话可说，不过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人明明不知道为什么要经常见面，却一直见面。因为不亲密，所以谁都不先说离开，反而比亲密的人聊得更久；因为不亲密，有时反而会抢着买单。这种买单竞争应该也是原始部落的特征。也许是为了在关系的壁垒上凿个洞，我们选择了最愚蠢、最古老的方式。
第五六次见面的时候，她的第一本书出版了。题目为《三叶葵花园》，内容有些沉重。这部短篇小说集经常出现献血、内脏和垃圾，奇怪的是，读起来却没有潮湿和黏稠的感觉，反而像是洗得干干净净的不锈钢洗碗池。那天她说，我们轮流说出这本书的十个优点吧。
“……这是个奇怪的女人，离她远点儿。”
书的封面不错，作者照片很有气质，感觉像是纯文学作家等等，我们说得天花乱坠。然后又说了些废话，总算说满了十条。第一本书出版，她大概无法克制自己不知所措的心情，需要十个玩笑。
当我们不再计算第几次见面的时候，我才发现她很爱笑。笑的时候眼角愉快地皱起。她似乎并不喜欢，不过她的笑容里藏着哗啦啦的声音，就是摄影师按下快门的瞬间，她的眼睛里发出的那种声音。（外间流传着很多她的照片，最漂亮的还是她的真人，我也一样。）
渐渐地，我们不再制造虚假的共同点，而是说起自己的事情。不是为了亲近而故意倾诉，就像随口说话那样轻松。她说她工作六年了，和研究生院认识的前辈组成学习小组。像很多学习小组那样，他们不学习，每天只是喝酒，最后成了夫妻。偶尔他会鼓励她，以自己的名义设立20万元的文学奖，并在客厅电视机前为她举行颁奖典礼。她说她喜欢热水和咖啡，更喜欢白酒而不是啤酒。她说她有打字资格证书，打算去日语培训班。
最近听她说的是虫子的故事。她的第二本书出版那天，我们一起吃饭，然后去茶馆闲聊。我说我和后辈合伙购置的地下工作室里总是有虫子，为此苦恼不已。我还夸张地描述了后辈家里出现的超大蟑螂。根据聊天的接龙属性，她也自然而然地谈起了虫子。当时她处于青春期，事情发生在妈妈去世之后，她自己淘米的时候。葬礼结束没几天，她从米桶里倒出米来，准备做饭，里面有虫子在蠕动。虽说是雨季常有的事，可那不是米虫，而是长长的毛毛虫。正好有人说自己也见过这种虫子。她淘米给爸爸做饭，自己却连续好几天都吃不下家里的饭。这个话题谈论时间很短，我们立刻转入别的话题。她也不是特意要说这些。讨论其他话题的时候，我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盛夏时节，年幼的她身穿丧服，独自在厨房里淘米。想到她看见的虫子，白花花地蠕动的虫子，我的心好痛。
她很会说笑话。表面看似傲慢，其实很潇洒。她不是很爱说话，更善于倾听别人说话。深入到骨子里的体贴和节制，不会主张，也不会强求。无论上班，还是写作，她都勤勤恳恳，从不故作呻吟。有时和别人开玩笑之后，会有种不是对话，而是社交的感觉。和她在一起，感觉却像在家附近轻松地玩抛接球游戏。她有着平静的智慧，那种即便不是主人公也不会消沉的智慧。不过，她也有弱点，那就是不会唱歌。
几年前，我和几个喜欢的人去练歌房。刚刚走进练歌房，她的脸色就变得暗淡。那天晚上，她百般推脱，最后耐不住大家的邀请，唱了一首歌。所有的人都聚精会神地观看，前奏响起，不一会儿，她开口了，低沉而不稳定的声音流淌出来。
“当你想我的时候，请紧闭双眼，轻声吹口哨……”
我在心里感叹着呼喊：
“啊，姐姐的歌唱得真是不够斯文。”
后来问过才知道，那首歌的名字是《请你吹口哨》。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交往过程中，我很少听她说起从前的故事。我并不觉得失落，只是猜测她内心深处怀着某种“不舍”。正如某位老师用“神也看不见的山谷”来表现人类的心境，不肯轻易表露、有所不舍的作家应该也是懂得珍惜的人。
那个祝贺《去饲养场》出版的凌晨，她罕见地喝醉了，在路上挽起我的胳膊。我有个习惯，一有人摸我，我就会吓得蜷缩起来。那天我没有动，望着她向日葵般敞开的瞳孔，我猜想那个制定20万元文学奖的人，大概也喜欢她的这般模样吧。她很少耍酒疯，也不常和别人亲密接触。那天她靠近我，挽着我的胳膊走路。和她并肩走在路上，我心里想，虽然我经常说些温暖的话，但是姐姐或许比我更温暖，更柔软。梦中和妈妈相遇，她会反过来安慰妈妈，到死也不忘安慰别人的女人，拥有即将灭绝的名字的人，常常说自己很开心的女人，惠英姐姐。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总有个念头挥之不去。我觉得自己对她有太多的不了解。我担心会不会有哪行字是累赘，会不会毁了我们之间朴素的关系。感情越深，越要少表达，不是吗？友情公开得越少越好，不是吗？有一天，我认真思考，如果我和她在同一个地方长大，这篇文章会更容易写吗？比如光州，或金泉。因为年龄存在差异，即使我们住在同一个地方，可能也不会相遇。如果我们读的是同一所学校，那会怎样呢？恐怕也会因为年龄差得多而很难见面。如果在同一家公司上班呢，如果住在同一座公寓呢？想来想去，结果还是一样。她说得对，我们的相遇完全是因为小说。
独自在围墙下晒着太阳，我想象着未成年人和成年人，老人和孩子一起闲聊的围墙之下的友情。如果真的可以这样，如果大家都能成为朋友，那么两者中更大、更宽广的人，其实应该是长辈一方。
也许有一天感情会破裂，彼此闹僵或感到失望，大声嚷嚷“我看错人了”，或者哭着要把《文学村》（2007年秋季号）撕碎，不过那也没有关系。那又怎么样？“花发多风雨，人生足别离。”
我们又失去了一段时光。所以我们首先应该相识，更多地在一起玩耍。某一天，在神也看不到的她的山谷里，当哭泣加深的时候，哪怕她的故事不再讲给我听，我只希望世间所有的井都张开嘴巴，冲她吹口哨。
2007
燕湖观念词典
古希腊
如果有来生，一定想去看看的地方。“我不想有来生，但是如果有的话”，在这样的前提下做出的问答。“撕碎火车票，飞向四面八方”，气喘吁吁跑走的长发济州少年。难怪他身体里的血液每到夜里就发出哗啦啦的波涛声。
歌曲
流行歌曲，从字面意义上看，应该是流行病的一种。
诗人在《文章的声音》节目中，每周都会播放。
温情
出人意料的温情。
方便面
偏爱安城汤面。曾经语气激昂地表达过对带有大酱味儿的酱面的喜爱。
擅长打扫和整理，但是在烹饪方面毫无欲望。
有人在诗人家里第一次吃到“不加土豆的咖喱”，说太难吃了，自己都被吓到了。
万一
“那么，万一”
他经常飘浮其中的宇宙的名字。
他总是充分，同时又渐渐地展示给我们看。
难为情
一条水柱落入燕湖。
燕湖的亲密伙伴说，他写的正文核心就在这里。“因为难为情而不唱歌，这不是修饰语。”
作为这句话的依据，可以列举他爱笑的事实。他一边为自己经常笑感到难为情，一边笑着。“我本来不是这样的人。”他一边辩解，一边笑着。“笑出声”和“忍住”是同样的意思，难为情。虽然写了好几本书，不论多么努力，还是觉得难为情。
三叶虫
地球上最早出现的有眼生物。最早看到世界的生物。以化石的方式存在。种类很多。腹部的纹好像诗人微笑时皱起的眼角。有一次我想找一本值得读的书，诗人推荐给我的书的题目。不知是否算偶然，很久以前诗人申述，“如果大海问，想不想生出有很多腿的生物？这回我想同意。”
夏季
到达燕湖的季节。
“蚕豆荚变美”“生怕对面也像这边一样郁郁葱葱，所以闭上眼睛”“关得最紧”却“因为剧烈咳嗽而迅速凋零”的夏季，夏季。
下面是对我提出的“最喜欢哪个季节”所做的回答。
——夏季，特别闷热的夏季。
类似的话还有严格的享乐主义者，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无政府主义者。
像亚马孙热带雨林一样青葱茂盛的禁欲。
还有在深渊之夏缓慢地游来游去的鱼化石，巨骨舌鱼。
周围的人们都在窃窃私语，说不知道他有多少岁。
燕子
“夏鸟，濒临灭绝，需要关注，落在电线上，或者边飞边鸣。在建筑物或桥梁缝隙里筑巢。捕食蝉、蜻蜓、蛾子等飞虫。除了落地寻找筑巢材料，几乎从不落地。被认为是感觉和神经敏锐、聪明的灵物，吉兆。”——NAVER百科词典
——前辈您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燕湖，燕子的燕，湖水的湖，是爸爸给我取的。是不是很像画？因为人跟不上。
燕子在傍晚的湖面上时而飞起，时而落下，它的飞行曲线，脚在水面留下的痕迹，在“爸爸给我取的”这句话之上扩散开来的同心圆。波动的尽头，有人把“通往所有傍晚的线”当作礼物“赠送”。
天上美男
天上：忠清道方言，表示不得已、完全、不得不。
常与“英俊”连用。
诗人摆着手，腼腆地说：“现在变丑了。”这种态度里包含着“以前的确是这样”的肯定。
在写作圈，获得同样称赞的还有林和、南真祐、张锡南等诗人。
有传言说，他“近十年在地方政府工作期间”，所在部门经常收到投诉，不是因为民怨，而是因为女人缘。
小说家韩裕周在《偷与藏》中这样解释“燕湖”：
把手指放在烛泪里，留下指纹。不要看。褶皱的烛泪表面只刻着一条等高线。有人用白字在上面刻下我丢失的词语。
圣诞节
诗人单身的时候（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和另一位单身朋友在诗里喝葡萄酒，用泡菜汤做下酒菜。邻家朋友经常拿诗人开玩笑，无论以怎样孤独的面孔拉西塔琴，在Y看来，他都只是在圣诞节那天就着泡菜汤喝葡萄酒的男人。
轻易不肯落下的燕子，如果落到地上，会怎么样？
答案：会变可爱。
一起使用的词语有“亲密”“亲近”“哎哟”“天啊”等等。
荒唐
读完这篇文章，诗人可能做出的反应之一。烦躁，似乎要说：“嗯，这个谣言很有趣。直译太荒唐。”
咆哮
燕湖不常做的行为之一。
近似于鸟类，而不是哺乳类的原因。
用小小的喙啄农田，在桥梁缝隙间筑巢。
声音处于“来”或“咪”的边缘，总是降半音。
只能这样说，所以就这样说了。
从容不迫的恳切。
像颜色相同的磁铁，像语言和心灵的“极”，
近的变远，形成磁场。
幸福
出现在词典最后一页的词语。
下面借助诗人写于很久以前的散文来解释这个词语的真正含义。
那时候，我没有房子，没有零花钱，也没有影碟机，在500元一张的盗版碟中，我省下午饭和晚饭的钱，小心翼翼地买下他们的第一张和第二张专辑，走在新堂洞软塌塌的路上。只有一个房间，挖了很多又黑又圆的音槽。我去朋友家听唱片，我觉得这就是幸福，而且深信不疑。
我把这个词语静静地放在燕湖观念词典的最后，暗自开心。
面对着“只有一个房间”，我调整呼吸，想象着二十年前诗人质朴的面孔，落在电线上或是边飞边鸣的夏鸟，燕湖，“诗人不具备拥有希望的权利”的燕湖，这是对燕湖的问候，希望音乐、诗歌、同伴能够成为让你停留的房间。
姓赵，名燕湖。
连呼也好，燕湖也好，
那都是适合风的名字。
2011
在语言周围，寻找口才
有时我觉得您小说中的女人就像我，生存能力强、动不动就看不起邻居的女人像我的妈妈，在丑闻、嫉妒、竞争和温情中重复着反目与和好的邻里正像我们老家的长辈，孩子、青年们也是一样。只要他们在小说里出现，那就会在纸上持续发出脉搏声，像个真正的人。不论角色大小，文化教养是深是浅，都是一样地爽朗。凭着对“生活”不敢轻视的健康，或者被“生活”所困者的卑微，艰辛而羞愧地活着。
翻开书页，您的人物们怀抱着歪歪斜斜的欲望，步履蹒跚地朝我走来。我认得出他们。像虚荣认识虚荣，堕落认识堕落，非常简单。有的“恶”让我感觉太过亲切，简直想要大声打招呼。他们的蹒跚是他们的不便，也是他们的轻快。就是在这样的错位之中，有的欠缺让人亲切，有的善意令人不快，您的人物更有人情味了。看到这样的场景，我想起某位作家在“十丈水深易懂，一尺人心难测”中的“一尺”“人心”面前，总是心怀谦虚的样子。写进作品的人物刻画得不够平整，而是凹凸不平，或者荒谬，却又像那么回事，或者不能全力支持，却也可以理解，那么我不觉得这是作家有能力（或者说比能力更重要），而是因为作家谦虚。
当《妈妈的木桩》中的妈妈说“无论如何，那个人才是振国”的时候，当《被盗的贫穷》中的“我”说“我的贫穷是怎样的贫穷”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原因并无不同。我喜爱老师作品中的人物们漫不经心地吐露的不合理的合理，带着血气的矛盾。身边的人们都说您是擅长表现世态的作家，正如金弘道不仅是细致的风俗画家，更是出色的人物画家，您是以并不简单的方式把并不简单的人放在时代中心的高手。为了看得更清楚，为了多看一看，我又一次拿出您的作品。这是您四十多年前出版的小说，时代和人物交错，制造出大理石般的奇怪画面，蕴含着老师特有的文笔。
《相似的房间》是1974年发表于《月刊中央》的短篇小说。故事是这样的：一名长期住在娘家的女子搬进公寓后，经常模仿邻居的生活。女子在模仿过程中感觉到了恐惧、安心、焦虑和诱惑。因为无法克服这种紧张情绪，她最终做出了怪异的举动。乍看上去，这是表达现代人不安情绪的熟悉故事，然而文学的情况并不一样，可以写了一次再写一次。因为女子从开始就拒绝了被如此概括的冲动。
“亲爱的，我最近有点儿不对劲儿，莫名其妙地感觉不安和焦虑。”
“嗯，神经衰弱，生怕谁说你不是现代人。”
丈夫很擅长迅速找出某种等式。这样的等式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
阅读《相似的房间》有几种好方法。既可以通过当时的具体物价、物品名称和人们说话的语气，去感受那个时代的空气，也可以用手触摸作品的结构，感受造型之美，还可以把那名女子的不满转换为小说的不满或小说的欲求。对于有的创作者来说，“素材”并不单纯是故事本身，而是自己想要描述的对象之外的磁场。常常是将要成为故事的材料，或者可能成为故事的迹象聚集的场所。这部《相似的房间》既是关于现代人神经衰弱的小说，也可以去掉“现代人”和“神经衰弱”这两个词，从而成为另外的故事。在解读一个人和一个社会的不言而喻的话语中，因为不够充分，真的，总是不够充分，因而需要调动更多的“不充分”，反过来扩张固有的领土。女人说这是自己的“口才”，是吧？“当我急切地意识到我和她之间需要口才的时候，我的焦虑和不安就开始了。”在语言的周围，在等式之外的土地上，女人常常进行奇怪的自白，她说自己不知道究竟是想“让小哲妈妈痛苦，还是想要自己痛苦”，她说“我爱上了好像要和那个畜生私通的预感”。如此等等的自白，听起来就不那么奇怪了，这也不算是奇怪的事情。
即便抛开这些不谈，《相似的房间》仍然很有魅力。最近我重读这篇短篇，再次感到震惊。首先，这篇四十年前的短篇描述的风景和二〇〇〇年代我的处女作《不敲门的家》里的现实仍有相似之处。另外，虽然不敢相提并论，但《相似的房间》的故事的确更加生动，年轻得多。不仅是这篇短篇。在老师创作的胡同和市场、学校和住宅里，我仍然可以遇到我生活的世界。我常常感到好奇。像是因为成长太快而没能健康成长，像是不协调的多个器官相互粘贴，面孔如此奇怪的韩国，今天和昨天轻易作别，固执地把明天当作今天，在这样的地方，相隔三十七年，近半个世纪的时差，老师的根本和这个时代的根本又是怎样相遇的呢？黑暗中的根怎么可能了解水路？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很久以前打开《相似的房间》的门，迈步进去，到达不同房间的众多韩国作家。宝贵的源头滋润着我的根本。无论世界如何变幻，重要的问题都不会改变。有些烦恼依然有效，甚至更加迫切。您似乎早就告诉我们了，“微笑的嘴角就像刚刚撕破的伤口一样鲜活”的面孔，和那个时代一起笑，然后一起停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