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她那蓝色的手
最近和尹成姬老师一起喝酒，还是参加片惠英老师的颁奖典礼。成姬前辈和我负责发表贺词，所以从前一天就很紧张。我们坦言贺词的艰难，互相发了几条短信。成姬前辈说自己写的稿子不满意，决定以外貌决胜负，感动交给我。作为后辈，我的压力很大。“啊，两个人一起发表贺词，就会发生这种事。真是天下前辈全都信不过啊。”我很受打击，坐在电脑前痛苦不堪。成姬前辈做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举动，活动当天穿着新买的牛仔裤和夹克，还独自去了美容院。走上颁奖台之前，拿稿子的手瑟瑟发抖，问我应不应该涂唇膏。不一会儿，颁奖典礼开始，前辈走到前面，断断续续地读起了准备好的稿子……这时，周围的空气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从前辈口中流出的话，宛如暖风机里吹出的风，把室内空气加热到合适的温度。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最前排，倾听前辈的贺词。“啊！两个人一起发表贺词，就会发生这种事。姜还是老的辣。”
那天我们喝了很多酒。如果换成今天，肯定也会这样做。成姬前辈尽情展示魅力之后，自己觉得尴尬，整天都在辩解，害羞。也许是放松下来的缘故，她吸入啤酒的速度有点儿可怕。前辈有个习惯，不管多么细微的话题，她都说得很大声。那天也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积极的对话。像天生会讲话的人一样，她的双手勤快地动来动去。那一刻，我却注意到一个奇怪的地方。前辈的两只手掌都呈青色。我以为前辈最近写小说写到手掌瘀青，惊讶不已，后来才知道是新买的牛仔裤颜料沾到了手上。那条牛仔裤本是她事先买来，准备参加黄顺元文学奖颁奖典礼的，为了祝贺同行作家获奖，就提前拿出来穿了。我远远地注视着前辈费心费力地从美容院回来，像鸟一样晃动着蓝色的手说话的样子。这时的前辈，我觉得和她作品中的人物毫无二致。那是拥有很多缝隙的人物，像有微光透进的门，好不容易冲出门内的黑暗出来，展示出自己都不了解的心灵边缘，有时把黑暗变成剧场。那天凌晨，评论家郑弘树老师在醒酒汤店看到前辈的手，担心姐姐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喝醉之后惊讶地问道：
“成姬呀，你的手怎么了？”
有时，成姬前辈的毛毛躁躁会使人陷入窘境。大概是七年前吧？刚刚登上文坛的时候，我小心翼翼、毕恭毕敬地给素未谋面的前辈发过几封邮件，前辈简短问候几句，接着说了这样几句话：
“希望你明年写出更好的作品，以后你也要更加努力才行。”
我眨着双眼，盯着前辈的邮件看了很久。尽管我是后辈，然而她对从来没见过面的作家说“以后你也要更加努力才行”，还是让人不由得瞠目结舌。不过我毕竟登上文坛的时间不长，“啊，看来作家们本来就是容易进行平等对话。”于是点了点头，继续读下一封邮件。就在刚才那封邮件下面，我看到前辈几乎用恳求语气命名的邮件，“请先读这封。”前辈掩饰着慌张的心情，这样辩解道：
刚才我给您写了一封信，出现一处重大失误。
你也——我也
请修改之后再读。本来想写一封精彩的信，结果打错了字，好丢人。祝笔健。
前辈本来想写“我也要更加努力才行”，结果写成了“你也要更加努力才行”。后来前辈又给我发了好几次短信和邮件，告诉我她的信出现了重大失误。现在我可以这么说了，我小时候想象中的小说家可不是这个样子。充满忧郁，严于律己，无所不知，而且踏着坚固的沉默……这样的人……前辈被称为文坛的公益勤务员，对他人极为宽容，而且对自己也很宽容，在酒桌上常常喝醉，嘴上说自己腼腆，其实嗓门儿很大，面对众人容易害羞，有时又像班长似的带领大家完成很复杂的事情。很多人以为尹成姬老师敏感而内向，其实在我看来，她有很多出人意料的地方。看起来像是擅长十字绣，其实她更擅长驾驶。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她经常附和或帮腔。活跃的人很容易变得以自我为中心，然而前辈却不停地观察周围，为他人考虑，行动先于语言。现在我也可以说了，我小时候想象中的作家不是这个样子，但是我更喜欢现在看到的样子。对作家来说，“好人”常常是侮辱。见过前辈之后，我明白了，世上罕见、百里挑一、作品好、人也好的作家真的存在。听我这样说，前辈可能又会摆着她染成蓝色的手说自己不是这样的人，说自己心里也有各种各样的龌龊。但是，我并非全然不了解这些才说这番话的。
捷克克鲁姆洛夫小巷，片惠英、尹成姬。
成姬前辈的小说中，经常登场的不仅是有缺陷的人，还有被磨破的旧物。比如《飞镖》里“o”键按不下去的手机、“出了故障的洗衣机”“炸鸡店发放的开瓶器”等等。于是，前辈的小说就散发出某种味道，借用前辈的话说，那是“收集生了虫子的苹果做成果酱”的味道。在这些存在缺陷和裂痕，生命力却又很强的事物里，我常常遇到自己明明没有写过，却又好像写过的故事。“啊，原来我喜欢这种故事。这个故事要是我的就好了。”有一次，前辈对我说，虽然我们写着各不相同的小说，可故事都是相连的。包括前辈在内的其他作家也是这样，每年见不到几面，也没有过多的交流，感觉却很亲近，或许就是因为我们都在写小说。感觉其他文体太难，好不容易写出了小说的姐姐，艰难却心甘情愿，像吸了玻璃粉的风筝线，话和话，故事和故事纤细而又牢固地连接在一起，这个事实令我感激。
有时我感觉小说像一座山，赫然矗立在我的面前。这种时候，前辈们就像绕山流淌的水，向我靠近。在山中和山的周围、山的外面静静流淌的溪水，告诉我“稍微休息一下也没关系”。成姬前辈的小说也在对我说，不要害怕山，那里有很多生物，有野兽，有野花，还有登山客扔掉的有趣东西，甚至还有爱说话的神灵。所以我经常站在里面，在里面润润喉咙，让自己清醒。
有时，我们抛向空中的飞镖，似乎飞向了某个遥远的地方，最终却又回到原地，或者去了不该去的地方，或者到达错误的场所。即便这样，我们还是想要认真注视重新回到我们身边的故事。我愿意像前辈那样相信，飞走的飞镖和归来的飞镖不是同一个。在一次又一次的问候中，在竭尽全力送出的问候中，我希望前辈拥有平静的日常。语言、感情和爱，因为不纯净而经常被误解，伤害、绝望都很常见，这就是屡屡回到原位的小说的性质，是故事的惯性，以后也不可能不接受。飞镖归来的时候，我也想迎着电风扇里喷射出的雪花，坐在姐姐面前。我要像烤火一样迎着雪花，望着咔啦咔啦旋转的电风扇，我会这样自言自语：
“看那蓝色的扇叶，就像成姬姐姐的手掌，像手掌。”
今天，我想为前辈鼓掌，直到掌心瘀青。
姐姐，恭喜你获奖。谢谢。
2011
特别、肮脏、羞耻、美丽——赫塔·米勒的《呼吸秋千》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1945年冬天，一个男人因为与某人“相爱”而犯罪，被流放到俄罗斯的强制劳动营。他是德裔罗马尼亚人，还是个稚气的青年。接下来，他要给我们讲一个用“呼吸秋千”这个陌生词语编织的故事。请好好记住这位青年的面孔。因为他离开时看到的世界和归来后的世界截然不同。
这部小说的第一部分将会出现有关移送车的逸闻。当然，所有故事都是通过罗马尼亚青年的眼睛描述出来。用青年的话说，那天夜晚他背对着军人们的枪口，褪下裤子，和其他人一起排队小便。腥臊的气体呼啦啦升腾在黑暗的草原之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仍然“疯狂地害怕火车会抛弃自己”，他在人群中感觉到羞耻和恐怖。当时的风景总结起来就是“那天夜里的世界多么无情，多么寂静”。这时有人呼喊：
——看呀，都想活着。
荒凉的冬夜，某个人的某句话使人们放声痛哭。在火车里关闭十几天，他们依然唱歌，开玩笑，甚至摸异性的身体。说这话的人并不是俄罗斯军人，而是和他们一起小便的流放者。那个男人说完这句话之后，自己也哭了。语言到底是什么，彻底撼动人心还不够，竟然能够让人崩溃。也许，作家让这个男人冷嘲热讽，继而啜泣之后，是想向我们抛出这样的问题：
——人真的很奇怪……是不是？
越到后来，奇怪的人越多。因为稍微有些精神不正常而得到所有人喜爱的保安卡提，和将死的妻子抢汤喝的帕乌尔，关注自己的围巾胜过关心他人性命的非利库里奇。最奇怪的地方是，这种奇怪的痛点碰触到了最普通的我们，或者说人类的内心深处。就像到达水面会发生折射的光，这是碰触到语言发生反射的真实。在这里，我们可以先做猜测。或许这部小说更倾向于人，而不是事件……其实赫塔·米勒在这个故事里细致地摸索每个人物的血管。作家是怎样做到的？嗯，现在我只能这样回答：
——用词语。
在语言是奢侈、是观念、是欺瞒的时代，被语言左右、用语言支撑的人物就在这里，而且是在强制劳动营。小说中的青年把自己秘密的恋爱说成“密会”，用那么“特别、肮脏、羞耻、美丽”的词语。至于为什么不是诗，而是小说，如果你把小说从头读到尾，也就知道了。你会看到，在执着吞噬肉体和精神的痛苦中，因为被摸太多而变得破旧的词语，像美丽却不能吃的热带鱼一样残忍地发光，摆着尾巴逃跑。被语言纠缠，和语言斗争，和语言共生的人们，他们的样子多么不简单，而借助语言竭力解释的青年，声音更是震耳欲聋。
我突然想起一个场面，挂在悬崖尽头的人艰难地抓住一根树枝……话语、语言，或者文学，到底能做什么呢？是啊，我们还是重新回到这部小说的开头吧。那里有这样一段话：
在装有燃气表的木头走廊，奶奶这样说，你会回来的。
我并不是刻意要记住这句话的。我不以为然地带着这句话去了劳动营。我没想到这句话会与我同行。这种话带有自生能力。这句话在我体内发挥了巨大的力量，超过我所拥有的全部。你会回来的。这句话成为“心铲”的共犯，成为饥饿天使的敌人。回来了，我才刻意说。有的话是可以救命的。
人活着会经历很多事情，对吧？有好事，也有坏事。有像鸟鸣一样吟诗的时节，也有像祈祷一样跪地捡拾话语的瞬间。《呼吸秋千》刻画了一个人遭遇巨大饥饿和痛苦的时间。从这里目睹由人制造的语言对人做了什么，又发挥什么作用，这就是各位读者的事了吧？什么？我？已经读过这本书的我打算做什么？还能做什么，我也要编故事。再一次，在这里。
2011
忐忐忑忑《山海经》
出于义务拿起来，笑着合上。跪在地上聆听先祖们的教诲，感觉加入到他们中间，和他们一起跳舞。借用美国科幻小说《银河系漫游指南》里的句子表达感受，就是这样的：
“再见，谢谢小说家。”
人活着，总会有几本似乎永远都不可能阅读的书，这本就是这样。首先，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书；其次，感觉很难。当我真正翻开《山海经》的时候，却又发现内容亲切而有趣，这让我大吃一惊。
《山海经》分为山经和海经，结构是“向东多远是什么地方，那里又有怎样的动物”。到这里为止，读起来还是很容易的，像看图鉴或旅行书。问题在后面。这种细致而认真的解释突然着落在荒唐的句子之上。“其名曰类，自为牝牡，食者不妒。”瞬间，我停止读书，看向前方。
“嗯？”
后面还是继续这样的故事。“其名曰，食之无卧。”“名曰鸪，食之不灂。”“其名曰，其名自号也，见则其县多放士……”各种内容组成独立的段落，并列相接。见到肛门长在尾巴上的动物或爱笑的人就装睡的猴子，产出珍珠的鱼，这样的描写本身就很新奇，很有趣，而我最喜欢的是所有这些话说完的最后。我喜欢那种省略了夸张，突如其来的结局和落差。那一句话里已经融入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或者那一句话就已经是独立的叙事。当然，它也促使我对剩下的故事做出想象，让我产生把某段话作为线索，创作新故事的欲望。像浮在水面的花瓣能够衡量水深和温度，像微生物的运动，《山海经》能够刺激读者的想象力，也能赋予读者“故事冲动”。“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杀之”“有九钟焉，是知霜鸣”，诸如此类的描写多么精彩。我明明不知道“有九个钟的村庄”是什么，却陷入已经了解“有九个钟的村庄”的错觉。那个地方的季节和风俗，居民的面孔和故事仿佛近在眼前。明明不知道，却又好像知道的古老预感，古人的无意识和梦境边缘轻轻溅湿的现代人的兴奋，人们称之为“灵感”。
《山海经》是中国的古代神话故事集。也有人说它是历史书、地理书，或者是讲述古代东亚风俗和宗教的书。当它以文学教科书的形式来到我面前的时候，它又是能让我最愉快阅读的书。它是一座深海，含有大量可供创作者食用的浮游生物。所以，我非常赞同序言中郭璞那《X档案》式的世界观——“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当然还有《易经》中“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二十一世纪，人们不再阅读《山海经》，而是阅读《哈利·波特》，或者去电影院看《星际迷航》，但我们依然喜欢这样的故事，而且创作这样的故事，这是因为现代人和古人的梦想有着内在的联系，因为我们无法克服看似不是，却又频繁碰撞的冲动和兴奋。
如果我们在88奥林匹克大道上看到乘坐长有鸟首和蝮蛇尾的乌龟的古代人，让我们举起手指，请求乘坐。坐在那么奇怪的动物上面，我们去往南山经，看东山经，也去海外北经或海内经看一看。偶然乘坐，我们也可以看到丰富而美丽的新天地。
2009
第三部 召唤我们的名字
斑斑点点
位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旧街区的人文高等研究所IASH（人文高等研究所）每年都要邀请几十名学者，举行研讨会。他们为参加者提供住所和研究室，也提供交友和孤独的机会。四百多年间，经过多次扩建和维修，各个研究室隐蔽地分散在建筑物的角角落落。三层的“ㄷ”形建筑物里有楼梯和房间，房间里还有房间，里面又有别的房间。我被分到二层的22号房间。包括玄关门在内，需要通过五道门才能到达房间。
通往二层的楼梯旁贴着一张褪色的世界地图。地图上嵌着五颜六色的图钉，记录的应该是以前在研究所工作过的人们的痕迹和身份。果然不出所料，地图旁边写道，来自62个国家的九百六十多名学者和创作者来过这里。只是随意剪贴的纸条，没有刻意炫耀或装饰的感觉。我在上楼时不断停下脚步，呆呆地注视着地图。我津津有味地看着那些淡绿、黄色、蓝色、大红色的图钉，分别嵌在悉尼、克拉科夫、德里、布达佩斯、纽卡斯尔、佛罗里达。那些斑斑驳驳的点就是知识和文化，犹如传染病般扩散开去，又像世界救济作物栽培地分布图，或者驯鹿的大迁移路线。上面也有我离开的城市，首尔。
22号房间里摆放着书桌、椅子、电话、书柜和铁质储物柜。任谁看都是普通的办公用品。算得上特别的也就是纵向的长窗户和旁边的相框。说是相框，其实只有A4纸大小，一张纸夹在塑料板中间。里面按顺序写着以前住过22号房间的学者和作家的姓名。约翰、保罗、托马斯、乔治、萨利等，放到韩国就是哲洙、英姬、万秀、勤植等熟悉的名字，也有像“熊肯森”“马高吉塔苏吉艾拉”这种完全不知所云的名字。20号和17号房间也是一样。对于自己在学问和艺术方面的贡献，他们没有耍酷或炫耀，而是淡淡地、朴素地嵌在那里。我大声读出他们的名字。我知道我是这个房间的第四十七个人。
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偶尔会望向窗外。窗上如实地映出每天变化多端的苏格兰天空。灰色、紫色、橘黄色、粉红色，天空随时都在变幻。我一会儿看看天空，一会儿看看放在旁边的相框。这时我会有种奇妙的感觉，感觉时空在混淆。我想象着十年前或三十年前坐在同一把椅子上看同样风景的人们。当时正有一家韩国机构约我写散文，题目就是“我为什么写作”。到达爱丁堡之后的几天时间，我都在写作、删改中度过。我的视线常常从笔记本显示屏上移开，凝视窗外。这时，我的眼前很自然地浮现出多名滞留者的目光，穿透研究室的窗户，延伸到窗外。那些人，整天坐在这里看什么呢？或许和我看到的一样吧。研究所的院子里，高大的樱树、远处随着樱树枝摇摆若隐若现的十字架、清爽的网球场、后面的公园、公园后面用红砖砌成的十八世纪建筑，每天看的都是这些东西吧。许多树同时摇摆。绿色在阳光下变成金黄。高高飘过天空的网球和注视网球的人们美丽的姿态，刹那间的专注。和古人一样，现代人也是看到小小的圆形物体就会想到玩耍。眼睛在外，思想在内。而且，应该很喜欢这样吧？
整个夏天，我往返于住处和研究室之间，日子过得非常简单。规律又单调的生活。小说家需要的两种要素都满足了。写作时感觉口渴到楼下的厨房，可以看到洗手池上堆满了沉醉于世界各国“思维”的人们喝剩的咖啡残渣。不知为什么，我感觉这些垃圾很亲切。我经常去人文高等研究所前面的梅德公园看书。偶尔去每年举行艺术节的皇家英里大道兜风，坐在十八世纪伟大经济学家的头上，看用嘴巴啄额头的鸟。那是一只海鸟，我给它取名“乔纳森”。平日我会再回到研究室，浏览韩国的各类新闻，写小说、删除，就这样又过了一个季节。远处的梅德公园里，包括爱丁堡大学的学生在内的当地人生起小小的篝火，烤肉，烤火腿肠，边吃边聊。无边的公园和无边的篝火，无边的故事，都是人类从很久以前就做的事。太阳一落，黑暗降临在窗外的网球场上。我写了一句话，然后又删掉了。望着窗户旁边的相框，我问约翰，问爱德华，问马高吉塔苏吉艾拉，“你们为什么写作？”“为什么直到现在还在写？”
爱丁堡最多的就是石头。现在，那些石头里面仍然有人居住。被陈旧的东西包围着生活，自然就会产生疑问。每当看到精心建造的坚固而美丽的建筑物，我都会冒出这样的想法。当我们回望一百年、两百年，也会对盖房子垒砖瓦的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做这些干什么？有必要吗？谁都不知道生活、人生、历史会持续多久，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究竟是怎样的信仰使其变得可能？这种问题当然有道理，然而那个人已经死了，只是在某个人的信仰中建造起来的建筑物依然存在。爱丁堡，整个城市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样的建筑物有几千座之多。在那里，后人们依然共享Wi-Fi号码，看书，洗碗，夫妻吵架，烤面包。在那么多建筑物中腾出一座，用来接待全世界的学者和作家，而我是第九百多名参与者。我经常在上楼梯的时候注视嵌在世界地图上的五颜六色的点。没过多久，那些点在我眼里不仅是好意和关照，而是像燃气检查员留在居民家里的标志，成为象征某个国家健康和健在的日常记号。夏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决定重新审视“你为什么写作”的问题。谁都不知道生活、人生、历史会持续多久，为什么还要那么辛苦？即使有人这样问，也没有办法。
2014
旋律的方向——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和波兰北部城市格但斯克
华沙的美容院
今年我在华沙的小公寓里住了三个月左右。公寓对面有一家美容院。二层窗户上贴着很多发型漂亮的波兰女性和男性的大照片。每天早晨，我拉开客厅的百叶窗，打开窗户窗缝的时候，都会和他们目光相对。片刻的难为情之后，我跟他们打招呼，“津多波利（Dzien Dobry：波兰语‘早上好’）”。同时暗自猜测，“这些模特大概是波兰人心目中美的标本”。我用东方女性的黑眼睛凝视现代波兰人公认的时尚和美的基准。
如果你去波兰美丽的港湾城市格但斯克，你会发现被一个时代极力推崇的兼具美丽和健康条件的日耳曼人照片。那是“二战”博物馆展出的纳粹宣传照。照片上的德国女性有着白皙的皮肤和健康卷曲的金发，紧致的肉体和微笑。旁边并排摆放着突出畸形、残疾和人类缺陷的印刷物。这让人不得不联想到我们自发的、他律的侏儒，在时代的压力之下变得扭曲的敲鼓小人，“奥斯卡”。
去往格但斯克的火车
从华沙到格但斯克，需要乘坐大约三小时的火车。望着车窗外无限延伸的地平线，我陷入了“平地”带来的恐惧感。这不是因为我的祖国有很多山，而是因为无处可藏。就在几十年前，平静的大地变成适合火车和坦克行驶的土地的时候，逃亡者们根本找不到可以藏身的山坡或山谷。想到这里，我就感到窒息，或许是因为我意识到我刚刚乘上的火车将要开往“二战”开始的城市。我们都知道，当时火车做过什么事。
喝海风会肚子饿
走进格但斯克的老城区，就能感受到这个城市曾经多么充满活力，多么富有。同时也能切身感受到培养出一位作家的地方的风和阳光、波浪。在这样融合了多种文化、人和物质的城市里长大的作家，注定要成为辩论家。我们常常称呼作家为“讲故事的人”，这里所说的会讲很多“故事”的人，身体里充满故事，像错综的线，只能使劲用抹布冲掉，君特·格拉斯就是这样的人吧？这位大作家生活的时代，却又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战争爆发的时代。我们通过波罗的海去往格但斯克，一路上并不只有好的事情。在老城区前的小桥上，我感受到令人压抑的水的力量。吹着海风，现代人心中的波涛、信念、陶醉的空气令我感到陌生。
来到格但斯克后的第一顿饭，我吃的是大邱料理。来到海滨城市，这是理所当然的选择，我本来还为此得意，当油腻的高蛋白食物接连进入食道，我想起了奥斯卡的爸爸马策拉特爱吃的鳗鱼。村里的男人们在格但斯克海岸，用砍掉身体没多久的马头捕鳗鱼的情景，也是《铁皮鼓》里最令人讨厌和最激烈的场景之一。还有个场景也是这样，那就是因为对野蛮的捕鱼方式感到恶心，以至于拒绝食用，奥斯卡的妈妈阿格内丝在偷情之后欣然把刀插入肌肤。二十岁第一次读完《铁皮鼓》的时候，我不理解这个段落。现在，我认为一切都是合理的。那个时代，播放希特勒演讲的收音机和立式钢琴，青年团和军事进行曲，供应票和长筒袜，性欲和宗教，尖叫和玻璃，所有的一切都让人感觉理所当然。
格但斯克的鱼堪称一绝。弥漫在舌尖的热油味和肉味香喷喷的，很清爽。想起双手拿着刀叉，优雅地品尝战利品的阿格内丝，我也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腰板。阿格内丝吃的不是普通的鳗鱼，而是吃过死马头的鳗鱼。意识到处于食物链最顶端的人类的位置，衡量着阿格内丝和我之间的距离，我嚅动着嘴唇。奥斯卡曾经对一个女人说，喝海风会肚子饿。
德豪大街的弦乐三重奏
从饭店出来，我们来到德豪大街。拱形门下有三名青年在演奏小提琴和大提琴。这是以游客为对象的常见赚钱方式，却足以让第一次踏入陌生城市的人们心潮澎湃。正巧他们选择的曲子是《哈利路亚》。音乐的旋律画着半圆向整个城市扩散开去，并在我的头上罩了崇高的屋顶。我在用心弹奏的演奏者面前放了几枚波兰硬币，等待下一首曲子。不一会儿，电影《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流淌而出，比原奏更缓慢，更细腻，与初秋的风、游客的表情、周围蓝色的波光融为一体。不同于拱门前长长的石路，一度成为操纵德豪大街的节奏。后来长大成人的奥斯卡这样回忆那段时光：
敲击出那种急速的、不稳定的节奏。自1914年起，人人都得按这种节奏运动。
我反对从个人或美的角度，从制服颜色、裁剪方式、捶打中演奏的音乐节奏和音乐性。因此我敲打简单的儿童玩具，稍作抵抗而已。
奥斯卡用华尔兹的拍子扰乱当时占据支配地位的进行曲节拍，这个战略和才华很有名。想象着小说和现实中的市民们发明的两种脚步节奏，我走上了上坡路。我在脑海里想象着街头很多商店里充斥的骂声和嘲笑，商人们关于税金和分配的欺诈与争吵。暴力的世纪，混乱中的艺术，混乱中的性爱，混乱中的偷情，混乱中的忏悔，混乱中的奢侈，混乱中的保养等等，战时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情沿着长长的石路，像贴画一样展开。
“二战”博物馆
这不是《铁皮鼓》里出现的场所，不过应该有助于理解当时的风俗，于是我去了“二战”博物馆。这是一座完工不过几年的新博物馆。在那里，我看到一个当时小巷的复原场景。我盯着一个小饰品店的玻璃柜台看了很长时间。香皂的尺寸和样式，碳酸苏打的颜色，牛奶和奶酪的形状，我都用心地看。小说中奥斯卡的爸爸，君特·格拉斯的父母都经营食品店。
在那里还看到什么来着？看到当时真正流通的分配表，“没想到这么小啊？”我注视着十字架上耶稣胸前真枪实弹的痕迹和深邃久远的洞里的黑暗。我也看使这些黑暗成为可能的各种文件，公文的面无表情和可能是勤奋员工的某个人端庄的笔迹、印章、签名。奥斯卡后来还为德军做过慰问演出，而这是给他的人生带来巨大影响的高度形式化的一堆纸。
奥斯维辛的钩子
到达格但斯克之前，我们先去了一座城市。那是作为“集中营”主城的波兰中部城市，奥斯维辛。来自世界各地的陌生人乘坐一辆小巴士，前往目的地的大约两个小时里，路上不断出现指示“奥斯维辛”的绿色路标。奥斯维辛的“ę”下面的小钩子莫名地令人不安。像玻璃片一样，无时无刻无在撕扯人心。集中营周围长着茂盛的植物，都是有所了解也有所见识的植物。在那个悲惨的时代，奥斯卡的抵抗和退化，分裂和混乱或许是理所当然的吧。
“我则在自己的鼓上寻找波兰，并敲出了这样的声音：丢失了，还没有丢失，已经又丢失了，丢失给了谁，很快就丢失了，已经丢失了，波兰丢失了，一切都丢失了，波兰还没有丢失。”
从奥斯维辛回来不久，我又看了电影《铁皮鼓》。读小说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我看到预告片的最后一个场景，理所当然地以为奥斯卡会被送往集中营。因为奥斯卡并不美丽，奥斯卡并不符合“标准”。因为《铁皮鼓》就是一个试图删除这些的时代的故事。不过，它又不仅仅是这样的故事。这是发生在并不遥远的过去的故事，如果不是以寓言的形式，很难写出来。小说家没有把自己的欲望交给安全的义务。直到最近看了电影《铁皮鼓》，我才知道奥斯克要去的地方不是集中营，而是格但斯克。
波兰奥斯维辛铁路。
在格但斯克短暂停留两天，我们又乘火车去了华沙。在火车上，我想起主人公与包括童年在内的一个时代告别时小小的背影。因为处于欧洲中部，波兰的铁路几乎与所有国家相互连接。我凝视着车窗外望不到尽头的地平线和落日，期待，不，是祈祷这条铁路能带领奥斯卡和我们去往更好的地方。
2017
句子影响圈
有的句子里埋藏着时空，像花蕊上的花粉。作家构思时闻到的气味，听到的声音，见过的人，经历的季节都会不自觉地渗透到里面。就像眼睛看不见，却与波动相关的明确力量，就像从远处引来巨大潮水的月亮。有些是只有作家知道的句子，有些不是。今天我想介绍的歌曲《南村》曾经出现于我的小说《我的忐忑人生》。当然，到目前为止，这件事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我在位于江原道麟蹄郡以北的万海文学馆住过一段时间。周围群山环绕，一旦进去，如果没有车就不容易再出来。我在那个地方吃了三个月的素食，全身浸润着住所门前的水声入眠。当时在万海文学馆的还有法语系毕业的农夫金度延前辈、日常对话也像使用缩地术一样迅速覆盖语言和思维的张锡南老师，刚刚把女儿送入大学怀着“呀呼”的心态前来写作的刘勇柱老师。到达顺序可能有所不同，不过我记得那年冬天在那里的还有李娜美、洪恩泽、吴正国老师。
那年冬天，我坐在饭桌或酒桌边，听到了很多故事。有时喝得酩酊大醉的老师们会说，“我们走吧”“我们继续喝”，然后再无数次重复说“站起来”，每次我都稀里糊涂地跟着起身、坐下，像憋着大便的小狗一样不知所措。因为身强体壮而搬运过李文求老师和朴婉绪老师棺木的刘勇柱老师熟练地开出落入田埂的车，和几位老师一起沿着7号国道去江陵拜访李洪燮老师，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民房改造而成，位于空旷原野中央的练歌房；顶着令人眩晕的灯光尽情娱乐，出来时遇到的乡村辽阔的寂静和头顶的星群。大部分老师酒量都很好。有一次，看到两位醉酒的老师只凭三句话交谈了一个多小时，我哭笑不得，不知所措。很多人都喝醉酒后的第二天，大家理所当然，轻轻松松地点了下酒菜。酒量和体力都令人惊叹，我甚至怀疑他们每天晚上放在床头的会不会是白酒，而不是水。那天，也许只是那些日子中的一天。那天我们在束草吃完生鱼片，很晚才回来。已经十一点了，餐厅里亮着灯，许多陌生人闹哄哄地吃着东西。李康淑老师担任接待团长的业余合唱团“有音乐的村庄”来到了万海文化馆。我们没有直接回自己的房间，而是去餐厅和李康淑老师打招呼。宽敞而舒适的餐厅里，晚饭的味道还没有彻底消散，三十多名成年男女团团围坐。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年龄层也不相同。桌子上摆放着调味鸡和炸鸡、点心和碳酸饮料。刺激唾液腺的油味儿和刚刚到达陌生地方的人们吐露出的紧张、兴奋和疲劳混合，飘散在空气中。李康淑老师向我们介绍了各位团员。住在万海文学馆的作家老师们也难为情地轮流做了自我介绍。简单打过招呼之后，刘勇柱老师说要即兴朗诵一首诗，以示欢迎。他朗诵了郭在九的《在沙坪站》，看实力就是朗诵过多次了。“末班车迟迟不来，候车室外下了一夜的雪……”我觉得有点儿尴尬，还是认真听老师的朗诵。或许是因为万海村正巧也在纷纷扬扬地飘着雪花，庞大的寂静落在村里。不一会儿，“我把一捧眼泪抛入灯光里”，朗诵结束，周围响起掌声。长辈朗诵诗歌或者唱歌，这是在其他场合也常见到的风景。不过，合唱团的团员们突然说要回礼，指挥发出小信号，三十多人聚集起来。透过那份纹丝不乱，可以看到对指挥的尊敬，或者说是对音乐的热爱与礼仪。随后，指挥在半空中轻轻抬手，短暂的寂静流过，片刻的喘息之后，团员们同时开口：
“山的那边是南村，南村住着什么人，年年春风向南吹……”
层层和声穿透充斥于餐厅的湿气和油炸味，雄壮地扩散开来。没有一件乐器，仅凭人的嗓音构成了雄壮而美丽的音乐。
“四月花儿开，金达莱飘香，五月麦子熟，麦香满天地。最爱是南村，最爱南风起……”
面对平生第一次听到的合唱，我良久无言，就像《肖申克的救赎》里的囚犯听到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窗外，雪静静地落在黑暗之间，人们的心上也瞬间落满了音符。直觉告诉我，今后的人生中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时刻。即便以后在别的地方听到同一首歌曲，此时此刻的空气和温度也独属于“这个时候”。
第二天，合唱团去了北面。宛如“过路的乡村流浪者”，在我们心里留下《南村》，转身就离开了。中午，我们和合唱团员在附近的鳟鱼片店吃午饭。饭店地上铺着厚厚的玻璃，鳟鱼在下面游来游去。以前我也在那儿吃过漂亮的虹鳟鱼。老师们早就喝醉了，一会儿说“走吧”，一会儿说“再喝点儿”，一会儿又说“我们该走了”，天真地犹豫不决。李康淑老师给我倒酒，一边说“年纪大了，开始关注死亡了”，一边劝没有宗教信仰的我去教会。我不确定会不会有依赖信仰的那天，但我可以预感到自己会迎来老师说的“开始关注死亡”的年龄。尽管不是老师的意图，不过当那个时候真的到来，我会想起老师的话。我们冲着合唱团乘坐的观光巴士挥手，然后又回到生鱼片店。就这样过了一冬，在北面的雪融化之前，我离开了万海文学馆。
第二年春天，春夏之交，我又去了首尔的延熙文学村。在那里，我写了长篇小说《我的忐忑人生》的序幕部分，十六岁的少男少女不小心怀上了孩子。故事写不下去的时候，我就站在宿舍门前的宣传处，久久地注视着有人放在石头上喂鸟的水和松树。想象着故乡的溪水，仁济的草绿，延熙的豆青，构思着小说。那之后过了很久，我才写到少男少女接吻的场面。两个人在林中的小河边第一次接吻。此前需要稍许的铺垫和寒暄。我觉得这种时候应该由“美罗”唱首歌比较好。唱什么歌呢？韩语歌曲，最好是老点儿的歌。于是我自然而然地想起某个冬夜听到的印象深刻的那首歌：
“山的那边是南村，南村住着什么人，年年春风向南吹……”
我让纯朴的少女坐在岩石上，双手合十调整呼吸。下面就是少女唱歌之后的场面。
良久之后，妈妈问爸爸：
“怎么样？”
良久之后，爸爸回答说：
“好听死了。”
过了一会儿，妈妈问爸爸：
“还有呢？”
过了一会儿，爸爸回答说：
“悲伤……”
如果说那年我可以刻画出年轻恋人之间青涩的爱情，可以借助他们的孩子的声音询问时间和青春的意义，那么这种“青”应该是江原道的一点淡绿，是延熙的几点豆青。就像地上铺着玻璃，鱼在下面游来游去的餐厅，在某个场面，某个句子之下，影子般的故事在哗啦哗啦地游来游去。那是作家没有写，却支撑着写出的句子的“句子之外的句子”。
我在延熙文学馆又遇到了李康淑老师，这件事还没有说吧？一年后，我去延熙拜访从江原道来的金道延前辈。在那边的厨房里，我们喝烧酒，吃咖喱，这件事以后再说，现在我想先开心于这份千回百转、山重水复的偶然，这份制造出新文脉和故事的偶然。
2015
点、线、面、层
我的书桌左边并排摆放着小台历、笔筒和削笔器。瓷砖材质的白色方形笔筒里插着各种铅笔，大部分都是别人送的礼品。一支是从遥远外国回来的作家送我做纪念的，一支是因为一本手册没有用完而内疚，同时又不停地买新文具的朋友送的，还有几支是买新文学杂志的赠品……生产国家也各不相同，偶尔会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坐拥一座小树林，里面耸立着全世界的树木。记录突然冒出的想法，打磨刚刚写出的稿子，或者在台历上记录重要事情的时候，我就从笔筒里随手拿出一支铅笔。对我来说，最需要铅笔的时间恰是读书时。
平时我会在文件上画很多线。以前我使用彩铅或荧光笔，现在几乎只用铅笔了。在某个句子下面画线，感觉就是和那句话肌肤相亲。纸质和铅笔种类有所不同，传递到身体的触感和声音也有所不同。相比于反光的厚纸，粗糙的薄纸上面画线的感觉更柔和，更流畅。至于应该在哪里画线，这种判断完全取决于主观读书经验和节奏。画线这种行为本身就像独木舟的桨，制造出力量和节奏，把阅读推向前。
古巴诗人、音乐家奥马尔·佩雷兹·洛佩兹(Omar PEREZ LOPEZ)送我的铅笔。
2017年首尔国际文学论坛，和我在同一单元进行以《我们和他人》为主题的发言。
他坐在我旁边的座位，我的发言一结束，
他就像早有准备似的把铅笔递给我。
那天我的包里装着国立现代美术馆的铅笔（发言中提到的Y 送我的），我给了他。
接下来又有其他人发言，我们没有机会交谈，
但是在短暂的瞬间，我和来自远方的作家进行的刹那交流
却成为特别的回忆。
他也因为是切·格瓦拉之子而闻名。
阅读时突然在某个句子前停下，原因多种多样。有时因为不懂的知识、听过的故事，有的故事虽然听过，可是作家用刀划破熟悉的叙事外壳，透过残忍的裂缝展示出内里的东西，却又不是全部展示；有时是因为我需要这句话，想这句话；有时是忍不住笑了；有时是思绪聚集在眉间，有时又只是因为太美。有的后来连我自己都忘了当时为什么要画线。
前不久小姑子来我家，借走了一本书。那是“以植物的方式抵抗世界暴力的女性故事”，我毫不犹豫地借给了她。等到小姑子坐车离开后，我才想起来，那本小说的内容粗暴概括起来就是“姐夫和小姨子之间禁忌的爱情”。看到我在那些有违社会常规理念，色情而刺激的语句下面画上重重的底线，小姑子会怎么看我呢？
画线的书，二手书店一般不收。不过最重要的是阅读，而不是赠予和转售，所以我没有放弃在书中画线。至少作家应该这样。话虽这么说，不过很久以前我缺钱的时候，曾经连夜用橡皮擦掉书中的铅笔痕迹。就像把孩子洗得干干净净送到别人家，我的心里充满歉疚和不舍。有的作家每次来我们家玩，都会假装漫不经心地看看自己的书摆在哪里。在这些作家看来，我刚才的话或许会令人不安，不过这种书我肯定会好好保存。我无法和自己画过线的书分离。那里留下的铅笔痕迹就像和作家握手后留下的手印。偶尔看到留在书上的无数条黑线，感觉就像刻在溜冰场冰面上的冰刀的痕迹。算是精神运动吗？练习的痕迹。
这么说来，我是铅笔富人吗？不是的。我生命中所有的铅笔购物都在小学三年级完成了。在一座寺庙附近的纪念品商店，我买过一套檀香铅笔。那还是爸爸喝完马格利酒后一时兴奋，大发慈悲买给我的。那时我根本不懂什么是“烦恼”，什么是“慈悲”，然而闻到檀香味，我的心情莫名地平静下来。我还记得一捆是12支，唰啦唰啦，我用这些铅笔练习写韩文，学加法，学除法，还用虚假的事件、天气编造当天的日记。
看到好东西就想拥有，我也喜欢买东西，但是还没到同行们那样收集或酷爱各种笔的境界。我也产生过强烈的囤货欲望，那是在位于圣彼得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里。那支铅笔其实很简单，笔身是黑色，带着黑色的橡皮擦，镶嵌在上面的银色俄罗斯字母让我感觉非常特别。不是阿拉伯字母和汉字，而是在韩国不容易见到的字体。“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纪念铅笔真的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纪念铅笔，”我打量着手里的铅笔，点了点头，“周围来过俄罗斯的人不多，送给文具爱好者，他们一定会很开心，何况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急忙翻口袋，却发现身上一点儿现金也没有。正好有位同行前辈站出来，愿意替我买下。我很抱歉，于是只拿了两支。十七或十八世纪的朝鲜书生在北京琉璃厂看到质量上乘的笔墨、纹样细腻的砚台之类，该是多么想要买下来啊。买了一个，还想买两个，买了三个，就想把某一个送给朋友吧。
我书桌上的笔筒里参差不齐地插着各种铅笔。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哪怕是小铅笔头也不舍得扔掉了。铅笔越来越短，像书籍剩余的页数渐渐减少，感觉就像和书一起度过了某段时光。偶尔我会根据书的特点挑选适合的铅笔，不过并不总是这样。阅读塞万提斯时挑选西班牙产HB铅笔（试图确定公司名称，无奈已经削得太短，看不到了），阅读泽巴尔德时拿出德国产的施德楼铅笔。在我简陋的文具目录当中，如果说有什么值得骄傲，那就是西伯利亚铅笔公司生产的建筑师专用铅笔。没有涂漆的原木表面用黑色刻着雄赳赳的俄罗斯字母，意思是“建筑师”。当我拿着那支铅笔读书或改稿子的时候，感觉自己好像也成了建筑师，不由自主地端正姿势，沉静地看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