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用俄罗斯铅笔读过雷蒙德·卡佛的短篇集。之所以重新翻开二十多年前读过的书，那是因为出版了新的译本。我像往常一样读着，一边在几个部分小心翼翼地画线，比如这段话：
你给咱们找点儿厚纸，行吗？还有笔。我们试试，一起画一座大教堂。
还有这段：
现在，画上点儿人进去。没人还叫什么大教堂？
拿着俄罗斯建筑师用铅笔阅读《大教堂》，多么合适啊！我感叹着，继续读书。我翻开扉页一看，大吃一惊。这本书的译者正是那位在俄罗斯送我们建筑师用笔的小说家。他是韩国首屈一指的铅笔收藏爱好者。
我认识的很多作家，一走进文具店，就像中学生一样兴奋，于是我也跟着沾光用上了很好的铅笔。有的作家总是带着一把小刀，用来削铅笔，也用来修身养性。我是急性子，用削笔器转十秒钟就削得尖尖的，心里感觉很畅快。我想起日本青春电影里出现的自行车动力灯，这应该也可以包装成某种生产性行为。像深夜里努力用手转动自行车轮，照亮喜欢的人的脸的孩子，我也在转动削笔器的时候寻找着什么。
有一支铅笔，我一次都没有削过。那是2014年晚春，有位学生送我的铅笔。那年有一段时间，我在大学里教学生。每周一次，在一间小教室里读书、写作、交流。总共是五名学生。人数满了之后，按理说就很难再加入了，但是有位学生来到教室，说很想听写作课。她的名字叫Y，是本科部电影系的学生。上课第一天，学生们分别做自我介绍，说出喜欢的作家和作品。Y每次都目光炯炯，很认真地听课。四月中旬之后，她什么也没说，突然就不来上课了。听说她递交了休学申请，然后在饭店里做体力活儿。详细情况我不了解，只是对某个学生说：“我有东西要送给Y，请转告她有空来教室一趟。”
几天后，我稍微早点儿到达教室，做上课准备。Y小心翼翼地开门进来。距离上课时间还有二十来分钟，教室里只有我和Y两个人。“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开口说道，然后递给Y一张小小的明信片。
“我记得你喜欢K作家，于是就拜托K作家写了这个。”
Y不知所措地接过明信片，立刻翻过来读。突然，她大哭起来。我和Y本人都有点儿慌张。不一会儿，Y调整呼吸，递给我什么东西。两支铅笔，一支是灰色，另一支是象牙色。两支笔的笔身都华丽地包围着小小的花瓣。上端刻着意为“韩国国立博物馆”的英文单词。那段时间，她的心情应该很乱吧。我不知道该怎样接受她的心意，动了动嘴唇，终于回答道：
“我，看书时喜欢一边用笔画线一边阅读，我会好好用这支笔的，谢谢。”
后来Y以旁听生的身份继续听课，并在那年夏天结束前完成了一篇短篇小说。我可能对她说了祝贺的话。因为这件事的确值得祝贺。
除了上课时间，我没有见过Y。也没有问她在安山有没有“认识的人”。她的老家在安山，再加上整个城市举行了一场葬礼，所以总会有拐弯抹角认识的人。那一年，我们都是“认识的人”。后来我才知道，Y为了克服失眠症，故意选择了劳累的餐厅工作。
现在回想起那个时候，我还是会想起教室外面的绚烂和Y的缺席，四月的新绿和国立博物馆铅笔上盛开的花朵，以及Y解释自己喜欢的书时兴奋的话语：
“想要画底线的部分太多，可是不能都画上，我就抄在韩语文档里，打印出来尽情地画线。”
原来一个人可以这样喜欢另一个人写的文章。应该和这篇文章相遇的人，遇到了这篇文章。读着Y的邮件，我点了点头。
那天，我给Y的明信片里有这样一句话：
一片花瓣凋谢，所有的春光都为之褪色。
我拜托K作家签名，同时写上Y的名字，K亲手写下自己喜欢的诗句。我曾经给学生们讲过杜甫的诗《曲江》。有的人只是简单地想着“花瓣凋谢”，有的人把“花瓣凋谢”理解为“春光褪色”的原因，这样的人生是不同的。文学为我们打造出多个春天，让我们可以更加丰富地感知这个世界。纸卷成圆，就有了褶皱和容积，像肺泡，我和这个世界的接触面增多了。直到今天，这样的想法都没有改变。我只是感觉我的春天发生了一点儿变化。我们的春天，春天这个词语的重量和质感，因为这个季节发生的某个事件，因为许多没能从春天跨到夏天的孩子而变得不同。
去年冬天，很多人聚集在韩国多个城市的广场。每周都有几十万人点燃蜡烛，高喊口号。这种趋势还在继续蔓延。整个冬天，我们看着彼此眼里的光走路。我们把黄色的光聚集起来，仿佛要以这样的方式还原丢失的春光，哪怕只能复原少许，也是好的。偶尔我会从那些光点中想起Y。我揣测着可能永远不知道是谁的某个人的心情，那不是我所了解的悲伤。
与此同时，如果总结去年的韩国，也可以概括为一个词语，那就是憎恶。不论性别、年龄、人种和阶级，只要是自己懒得理解或看不惯的人，统统称为蛀虫。这样的文化在盛行。甚至出现了“遗属虫”和“妈虫”之类超出想象的命名。值得庆幸的是，还有努力以其他方式面对世界的语言存在。前不久，贴在江南地铁站、九宜地铁站和安山临时上香处的便利贴就是这样。写在上面的话没有把自己和他人分为中心和外围、正常和非正常，而是带着深度理解的语言。你不是蛀虫，而是我，是过去的我，是现在和未来的我。我也迟早会归于死亡，每个人都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贴在追悼空间的层层便利贴就像很多同时代人故意要遮住嫌恶的语言。好像在亡者脸上盖白布，保护故人，不让他们看到那些无知和侮辱的语言。
理解并不是相似尺寸的经历和感情的叠加，而是穿上不同尺寸的衣服之后，重新检查自己身体的过程。作家似乎应该把“理解”说成理所当然，可是当我穿上不合身的衣服，也同样会感觉不舒服。我也知道，我是那种努力不对他人冷淡，否则就会在冷笑和失望中心安理得的人。对他人的想象力就像便利贴，只有微弱的黏着力，但我们还是不能停下。原因或许就在于此吧。这种薄薄的便利贴的刹那堆积，也有厚度和重量。这些话告诉我们，我们在成为我们之前，首先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我想着那些帮助我们想象和自己具有相同重量的他人的语言。不是邀请你加入我们中间，而是以你的身份和我相遇，更彻底地成为“个人”，帮助我们深入体验个人内心固有的文学语言。
最近，我去关节手术专门医院探望住院的婆婆，看到小姑子正在妈妈床头阅读从我这里借去的“小说”。六人病房里，每当有人开关冰箱的门，里面都会散发出泡菜味儿。患者大部分是老人，手机铃声格外响亮。在访问牧师的祈祷声和电视机的噪声里，在患者们的呻吟和猜忌中，小姑子读着描述“姐夫和小姨子之间致命爱情”的小说。后来我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眼前的情景竟然让我感觉安心。我知道在病房里照顾病人是多么艰难而痛苦的事情，就连开灯关灯都不能随心所欲。在这样的公共空间，最思念的就是私生活。有时候，读书是最隐秘最私人化的行为。小姑子会不会也在我画线的句子前悄悄地感到心情舒畅？那么，小姑子面对哪个句子停留最久呢？是什么久久地抓住了那句话？
握笔的手用上力气，书上就会出现一个模糊的洞。我在某个句子下面画线的瞬间，自己感觉到的时间和感情就凝聚在那个洞里。偶尔我感觉那个洞就像农田的“垄沟”，又像连接我和我自己、现在和过去、我们和他者的“墨沟”，慢慢地、坚持不懈地沿着那条线走下去，有一天我们的故事也会像杜甫的诗句那样和某人的人生相遇吗？我希望是这样。哪怕这种相遇轻如花瓣。希望故事的接力赛，故事的传递棒会一直继续下去。大部分铅笔都是长而圆，原因是不是也在这里呢？
2017
倾斜的春天，我们看到的
被提问
——现在最让你绝望的是什么？
2012年冬天，与双龙汽车解雇劳动者一起举办图书音乐会，担任主持的文学评论家提出这样的问题。问题抛给了舞台上的被解雇劳动者一家和五名作家。
看
2014年4月，准备从家里外出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那艘船。一艘很普通的船，除了“世越”这个名字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以前我也乘坐这艘船参加学术旅行。几年前，我的父母也乘坐相似的游船去过济州岛。电视新闻里出现的是静止的资料画面。比起火灾或建筑物倒塌的现场，甚至显得有点儿散漫。我没有任何信息，也不带任何偏见，呆呆地站在电视机前。这时，家人当中不知是谁说，“听说全部乘客都救出来了？”“啊，是吗？”我回答完，立刻从事故现场收回了视线。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看上去似乎处理好了。既然所有人都救出来了，那就不用担心什么了。除了“所有人都活着”，我似乎没有其他需要了解的信息。我离家在外的很长时间里，都忘了这件事。我以为自己看到的没什么大事。
听
原来说是368人，后来说是164人。几天后说是174人，前不久改成了172人。船倾覆之后，已经反复了七次。事故发生第一天，外媒根据水温判断遇难者的生存时间，而韩国在计算死亡时的保险金。权力把生命当成数字，这让人们深感愤慨，同时也传出了“灾难的阶级化”和“责任外推”之类的说法。企业和政府无法确定“世越号”乘客的准确人数。此刻的大海里，他们甚至没能成为数字，正在变冷，变得僵硬。
我听到他们的名字。不是学生、失踪者、牺牲者、乘客，而是他们的家人经常呼唤他们的方式，本名或小名。如果他们活着，家人还会叫上一万次的名字。那个名字包含着一个人的历史、时间、谁都无法概括的个体世界，都在彭木港的黑暗中彻夜作响。白天、黎明、早晨也在发出声音。每次听到这个消息，无论是在走路，在吃饭，在打扫，我都像小腹被击中似的弯下腰去。不是因为慢慢涌起的悲伤，而是突然袭来的疼痛。牺牲者的家人，谁都想不到自己所爱之人的名字会在那个地方以那种方式被叫出来。许多看新闻的人都在牺牲者的名字之上加上自己的名字。或者和自己孩子的名字重合，随着一起哭泣。初中生们自嘲说，最初是军队出事，然后是大学，最近是高中，“接下来该轮到我们了”。这都是发生在公共空间的人祸。人们不确定接下来谁的名字会填入空格。他们也不知道。那些在括号里填入“打工”或“急躁”，“亲北”或“单纯”。最近，有一位抱着孩子遗像冲向街头的爸爸，冲着那些对遇难者家属胡说八道的领导阶层说：“请放过我们。”不是救命，不是请求帮助，只是请求放过。对于这个国家的人们来说，仿佛“安好”的马奇诺防线不再是福利、教育、医疗，而是变成了生存。请放过我们。
看
不是“某件事发生”之后听说，而是和船上的人们同时看到。四月份，全体国民都看到了“世越号”的沉没。不是“听说”，不是“读到”，而是或坐或站着实时“看到”。每天每天，慢慢地，痛苦地“看着”。看晨间新闻，看晚间新闻，看网络新闻。看到没有“一人”成功获救，看到相关人士推卸责任、算计利益的时候，原本浮在水面的船体彻底沉入水底。吃饭的时候看，睡醒了看，工作时看，走路时看。现在仍然在看。也许以后还会继续看到，即使船体腐烂或粉碎，或者被打捞出来，或者彻底消失。
事故发生后第三天，我在家门口的面食店看到两名女中学生凑在一起，用手机看“世越号”新闻。平时用手机点击娱乐新闻、写留言、玩游戏、叽叽喳喳的孩子们默默无语，专心地看着暗淡的消息。孩子看到了我们看到的东西。船上的人无一生还，本该争分夺秒救助生命的时间却用来呼喊权力和图谋利益。让这种“图谋”变成可能的残忍逻辑，孩子们“也”看到了，在有大人的地方，在没有大人的地方。他们知道自己看到的意味着什么。或许他们的理解比我们的猜测更准确。
听
听说他们会“全力以赴”，会用尽“最大”的努力，也听到他们“动员所有力量”的承诺。不是一两次，而是反复听了很多次。这种冠冕堂皇的话主要来自“上面”。里面有很多副词、形容词叙述语和抽象名词，却不见时态、动词、主语和固有名词。紧接着听到了“责任”。“恶习”“严惩”等词语也相继登场了。一直听到最后，也不知道究竟由谁负责任、负什么责任、怎样负责任。人们清清楚楚听到的不是“对不起”，不是“请等待”，而是领导层的胡言乱语和狡辩。许多言辞促使遇难者家属走上街头。父母节那天，看到他们高举双臂，像受罚似的举着子女的遗像，我想政府所说的“全力以赴”和“最大”的对象并不是国民。政府是不断下达命令，安抚民心的“嘴巴”，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强烈渴望的却是权力的“耳朵”。尤其是遇难者的家属。5月8日，他们坐在冰凉的柏油路上，彻夜要求的只是“对话”。那天他们抱着遗像哭泣，说自己不是来打架的，只是想要一句道歉，希望自己的心情能够得到理解。他们抓住挡在自己面前的警察的胳膊哭泣，那些警察低着头，比“世越号”里的学生大四五岁的样子。一整天过去了，他们想要的“对话之路”还是没有打开，始终处于未开放状态。前不久“未开”的说法引起争议，于是我查看了它的含义。首先出现的是“社会不发达，文化水准低下”的含义，下面还有“未打开”的意思，这是第一层含义。以后当我们对他人的痛苦“不再敞开耳朵”“不再敞开心灵”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可以称为“未开”。
看
四月底，我去了位于安山的“‘世越号’遇难者临时联合焚香所”。我乘坐市政府运营的班车，前往檀园高中附近的奥林匹克纪念馆。映入眼帘的是贴在电线杆上的“加油安山，世界的安山，幸福的人们”的广告语。吊唁客在古栈小学主楼排队，上面用大字写着“共同成长的人品正直好儿童”，平时对这种积极向上的话语可能不以为然，然而看到政客们滥用好词好句大放厥词，我曾一度认为他们是“语言掠夺者”。但是在安山，我感觉不是几句话的问题，而是语法本身都遭到了破坏。我看到某个词语指向的对象和意思不一致、混淆，所指和表达之间的约定悲惨地粉碎。
以后当我们看到“大海”的时候，我们的眼里还将盛装大海之外的其他东西。“待在原地别动”这句话永远包含着阴影。每当我们使用特定词语的时候，都会意识到铺在词语之下的黑暗。有人想在笔记本上写下“世越”二字，却换成了时间或人生。4月16日之后，对于有些人来说，“大海”和“旅行”、“国家”和“义务”变成了另外的意思。在一段时间之内，“沉没”和“溺亡”无法成为隐喻或象征。我们无法从我们看到的情景中摆脱出来。我们看到的东西将会代替我们的视觉。“世越号”惨案不会以案子的形式消失，而是像隐形眼镜一样贴在我们的双眼里，变成我们看世界的视角，变成眼睛本身。什么时候“大海”可以成为“大海”本身，“船长”成为“船长”本身，“请相信”变成“值得相信的话”，“正确的话”变成“对的话”，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无法预测。
听
2012年冬天，双龙汽车解雇劳动者李昌根一家来到了图书音乐会现场。在等候室里见到他们一家的时候，人们立刻严肃起来。不用刻意解释什么，这些日子他们所受的煎熬如数写在脸上。一家之主忍受众多同事的死亡度过的纪念，妻子苦于生计的纪念，孩子跟随爸爸妈妈去斗争现场的日日夜夜，三段细节似乎不同，其实都不是普通的痛苦，这是显而易见的。图书音乐会第二部分，两位谈到了承受痛苦的过程和意义。两个多小时的节目结束的时候，主持人提出了最后的问题：
——现在最让你绝望的是什么？
作家们都说了各自能说的话。我有些慌张，还有些惭愧，只是说了些很笼统的话。关于绝望和希望，每个人都说了几句，轮到李昌根先生的妻子李子英女士的时候，她像是独自回到了谁都未曾去过的时节，淡淡地回答：
“最让我绝望的，是说我还需要更努力。”
听了这句话，我有些惊讶。因为这份“惊讶”，我意识到自己完全处于她的痛苦之外。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些痛苦，如果没有亲身经历，任凭怎样努力都无法感同身受。李子英女士说，她不知道该怎样继续努力，也不知道该怎样加油，所以有时感到绝望。我从她的回答中感觉到了荒凉的孤独。当肉体、精神、金钱方面的痛苦看不到尽头的时候，当感觉到自己被独自抛到世间的冷漠和暴力之中的时候，那是只有身处其中才能理解的孤独。
最近我在珍岛前海又看到了相似的场面。那是一个赤脚踩在海水里，蹲着哭泣的背影。从半夜三更沿着漆黑道路走十几公里，从珍岛到青瓦台要求“快点儿救出我们的孩子”的焦急中；从对着波涛滚滚的大海呼喊“对不起，让你生为我这个无能妈妈的孩子”的哭泣声中，我也感觉到了这样的寒意。那是普通人无法揣测、无法想象，也无法表达的巨大的孤独。
无法回答
我能在结束这篇文字的时候不那么炽烈吗？我能在谈论现在的时候不那么冰冷吗？上个月16日，在随时可能沉没的船上，一名女高中生似乎在努力甩掉不安，用明朗的嗓音问朋友：
“斜率怎样计算？”
这个玩笑之后，女高中生再也没能回到这个地方。最近我常常觉得，这句话就像年轻学生最后抛给我们的问题，也是留给我们的课题。这种倾斜该怎么办呢？摧毁所有价值和信赖的悬崖，利益总是向上，危险和责任总是留给下面，这样陡峭危险的斜率应该怎样解答？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们看到听到的太多了。如果不看，可能会错过。错过就可能受骗。尽量看到所有，努力记住是谁以怎样的方式在说话。现在珍岛上溢满了“事实”，但是“真相”似乎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这些日子，我坐在毁掉的语法堆上，与语言的无力和无意义作战。没有哪句话可以到达海底，没有哪句话可以昂首挺立。在这种情况下，我连一句可以让自己理解的话都找不到。我又不能袖手旁观。想起两年前的李子英女士，我终于发现，如果我们不能彻底进入他人的内心，那么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或许是站在外围。哪怕有时会两腿摇晃，面红耳赤，但还是应该先站出来。所谓“理解”，并不是进入他人内心，与其内心相遇，看清他的灵魂，而是站在他人身体之外，谦虚地承认自己的无知，猛烈地感知其中的差异。然后渐渐地缩小“外围幅度”，把“外面”变成“侧面”。而这种理解、倾听和共情就是我们解答这胆战心惊的斜率应该做的事。那些制定制度，又将其撕碎的人们首先要做的也应该是这件事，而不是监视和惩罚，不是操控和回避。那是我们“听”别人说话，这已经超越了被动行为，是需要勇气和努力的。不过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经常看到、听到、接触到而草率地说自己“了解”别人，要把对别人的痛苦产生共鸣和眼睁睁看着他人的不幸区分开来，把握手和掠夺区分开来。
上个月去临时焚香所的时候，我在古栈小学等了两个多小时参加吊唁。操场上有那么多人，几乎没有人喧哗。只有孩子们在说话。他们在大人制造出来的圆圈之外荡秋千，堆沙滩城堡。听着孩子们的喊声、笑声，感觉一切都像来自前世。那个瞬间，我意识到身穿素服的我在陌生的城市里产生的最强烈情绪是“生命的鲜活”。即使想要躲进悲伤，即使想要遮蔽于幻灭，最终还是如气味般暴露出来。这就是“我们活着的事实”具有的“无可奈何的鲜明”。在焚香所等待的时间长了，跟随父母来的几个孩子坐在地上说腿疼。大学生模样的青年在风沙中捂着嘴巴，阅读期中考试的教材。一个女孩子手里拿着镶满银色金属亮片的包，看上去就像一名小学生，很可爱。躺在妈妈怀里酣睡，一副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这种孩童的无知天真得令人感动。来这里的人都是好不容易抽出时间，以自己的方式向故人表达哀悼之情。直到这时我才明白，我不仅仅想要安慰牺牲者的灵魂，也想与有着同样感情、同样悲伤的同时代人站在一起。聚集在那里的人们，他们的愤怒和埋怨、无力和绝望、内疚和悲伤，归根结底也是属于活人的。但是在那个瞬间，最让我心痛的却是死者带不走任何一样。即使在生者感受到的简陋的情绪目录里，也没有什么是他们可以拥有的。这个简单的事实令我心痛。
谨为“世越号”惨案的遇难者祈祷。
2014
知道的故事，不知道的歌
前不久我看了EBS播放的《西便制》。上映二十多年的电影了，我在家里第一次看。晚上十一点左右，我斜靠着看电视，无意中被六十年代歌者的故事吸引，心情渐渐变得复杂。尽管这个故事我早就知道了，也知道结局。并不是因为什么东西消失的事实，而是因为消失的方式。看到失明的松华进入荒野山村，每天练习《沈清歌》的场面，我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没有人听，也没有人要求，只是自己想要达到某个水准，并且不肯放弃，这样的姿态令人心痛。此情此景或许让我看到了文学的未来。
算起来我也学过盘索里。在很短的时间里，短得不好意思说自己学过，我练习咧嘴清唱。那是1999年，我二十岁的时候。场所当然是草地，在周围都是淡绿色、郁郁葱葱的校园里，我学习《沈清歌》的段落。沈清的爸爸沈学圭受邀去王宫赴宴，离开家乡的场面。那年我在首尔市城北区石串洞的表演学校学习。那所学校开办时间不长，设施不够完善，学生人数也不多。谁看了校园之后都会疑惑，“这就是全部吗？”一栋建在小山丘上的三层灰色建筑，就是那所学校。当时，大部分的出租车司机都不知道这里。“我要去艺术学校。”司机肯定会反问，“去哪里？”要说“去原安企部大楼”，才能听到“啊，好的”。随之而来的是尴尬的沉默。通过后视镜短暂的一瞥，直到现在我仍然记得。我还记得司机听到“安企部”之后自动僵硬的表情和奇妙的气氛。每次上坡我都会忐忑不安，学校周围怎么一个人影都没有，会不会是我记错了上课时间？到了午餐时间，我又一次感到惊讶，这么多的人之前都去哪里了？后来我听说，这栋建筑物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尽可能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即便这样，我们还是相遇了。尽管空间设计得如同迷宫，我们还是不可避免地相遇了。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我们怀着对其他专业者的好奇和憧憬擦肩而过。现在连名字都记不起来的盘索里老师应该也是其中的某一位。她是一名歌者，明明和我同龄，不知为什么，她似乎读懂了人生，浑身上下透出饱经风霜的气息。对于这位洒脱、友善的传统艺术院前辈，我忘了当时是叫她姐姐，还是叫老师。直到现在仍然清楚记得的只有我张开嘴巴发出声音时蜷缩的自我和羞涩。除了我，还有三名上课的学生，都是编剧系的学生。我们每隔几天来一次，坐在旗杆下的草地上学习《沈清歌》。老师唱一句，大家跟着唱一句。老师再唱一句，大家再跟着模仿。桃花洞，再见；武陵村，再见。老师用手掌使劲拍打膝盖打拍子，我们也紧跟着节奏。老师抬起手指，高高指着“桃花洞”的“花”，大声喊出“桃——花！”我们也提高嗓音，“桃——花！”然后继续下面的歌词。全世界最长的歌曲之一，盘索里的世界宛如散开的卷纸长长地展开，滚啊滚，豁然停在几百年后的人，也就是我的面前。
“如今你要离开，哪年哪月再回来。啊，走吧，啊，走吧，王城千里，啊，走吧……”
这个社团什么时候结束，又是怎样结束，我不得而知。好像要推翻新年的决心，好像放弃运动，放弃英语辅导班，大家陆陆续续不再去草地上学习，或许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结束了吧。我在几名学生中跑调尤其严重，没等沈瞎子到达王城，我就放弃了盘索里。后来我忘记了自己曾经学过盘索里这件事。几年后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投了稿，从前的安企部建筑被拆除，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最近有位歌者联系到我，想要把我的一篇短篇小说改编成盘索里，而她选择的作品竟然是我的处女作。当时我就想，“人生真是奇妙。”我曾把刊登那篇小说的杂志寄给和我一起学习盘索里的同学，当时她在国外留学。我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感觉当时寄出的箱子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我的手中。我爽快地给那位歌者回信，然后度过了忙碌不堪的日子，把手头的稿子完成。在构思小说、无法专注的时候，我无意间在网上听到了“那首歌”。
出于礼貌，我搜索各种资料，查找将要和我见面的歌者的信息。很快我就知道了，原本在生态保护区域里长期受到保护的盘索里，最近在年轻国乐人的努力下以时尚而知性的方式重新打造出来。我们的盘索里把光照向自生之路，而且来听这种演出的观众还很多。当我得知这点的时候，心里很感动。我意识到自己对生态系统里某个种属的命运如此懒惰和安逸，这让我感到羞愧。盘索里的生命力也是歌曲和故事的生命力。我兴致勃勃地看着相关报道，点开了浮在笔记本电脑屏幕上的视频。那是KBS在2009年制作的教育节目。主持人询问她身为歌者的苦恼，她这样回答：
我想要的是“唱你的哪首哪首歌”，而不是“唱哪首歌，随便谁唱都可以”。我希望邀请我的人只想听到我的歌。简单说吧，《沈清歌》中“睁眼部分”都是一样的，所有的歌者都学过这个部分。如果有人说，“歌者是谁没有关系，我只需要那个部分”，那么我不想接受这样的出演邀请。如果有人说“我只需要李子兰演唱的《沈清歌》的‘睁眼部分’”，那么我想去这样的地方演唱这个部分。小时候，当我因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痛苦的时候，我曾经想过，我是在供应自己的身体吗？我是在供应自己的声音吗？我是不是在这里砌城的一块砖？那时我读到一首诗，天啊，简直就是我的故事。
后来，她开始朗读自己带来的书。
我点开的第二段视频是音乐剧《西便制》里的《沈清歌》。前面的节目中提到过，所以特意找来看。正如字面所说，那是沈瞎子重见光明的场面，因为是高潮部分，同时也是喜剧结局，因此受到所有人的喜爱。视频总长度不到十分钟，我毫无压力地点了播放。像沈瞎子一样有气无力蹲在地上的女歌者凝视天空，念着独白。从瘦小身体里发出的长长声音通过她的喉结，虔诚地扩散到四面八方。时进时退，时松时缓，牢牢地抓着听众的心，尽管故事和歌曲都早已熟知。某个瞬间，当我和某句歌词碰撞之后，我的身体变得僵硬了。
看看沈皇后的举动。她欲言又止，掀开珊瑚珠帘，快跑到爸爸面前——
——天啊，父亲！
沈瞎子听了这话——
——父亲，谁叫我父亲？这是怎么回事，谁在叫我父亲？我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我的独生女儿落水而死已经三年了。你是谁，为什么叫我父亲？
我不经意地听着歌，头埋在书桌上。这首歌并不是这种类型，也没有人告诉我用这样的方式听这个部分，我却在不知不觉中泪流满面。某个词语让我的身体首先做出反应。直到这时，我才发现我体内的某些东西已经变了，在某个时间点之后彻底变了。我才明白，从很久以前开始唱，唱了几百次的歌曲对于同时代的某个人来说，却可能成为截然不同的故事。那个众所周知的故事……我们真的知道什么，又不知道什么？
春天，又是春天了。用沈瞎子的话说，我们共迎来三个春天。
生活很奇妙。
几年前参加教育节目的李子兰，从布莱希特的《幸存者的悲伤》中挑选了一首诗来朗读。最近读的《沈清歌》的歌词里，沈清上船的日子是4月15日。生活很奇妙。不让这种奇妙变成暗示或必然，这也是我们需要遵守的重要礼节。十几年前在原安企部建筑门前，顶着烈日跟随老师唱“桃花洞啊”的我，现在却感觉那么生硬。众所周知，安企部是国政院的前身。几年前我们亲手选出虚假的伟人以及他的助手。我们忘了是谁付出什么费用创造我们的历史，错误的账单四处飞扬。这里我不想再多说什么，我就再一次朗诵2009年一名歌者在节目中朗诵过的诗，跟唱外国作家创作于1935年的歌曲，作为这篇文字的结束。“那么多的史料，那么多的疑问。”
一个工人读书时产生的疑问
﹝德﹞贝尔托特·布莱希特
是谁建造了那座有七个城门的底比斯？
书本上列出的只有国王们的名字。
难道国王们亲自动手搬石运砖？
还有那座多次被摧毁的巴比伦城，
又是谁一次次将它重建？
金碧辉煌的利马城里，
建筑工人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
万里长城竣工的夜晚，
泥水匠们去了哪里？
伟大的罗马城，凯旋门很多很多。
是谁修建了它们？
那些罗马皇帝们胜利而归
是战胜了谁？
被世人称颂的拜占庭，
是为它的居民们建的宫殿？
即使是在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
大海吞没土地的那个夜里，
沉溺的人们也在咆哮着呼喊奴隶。
年轻的亚历山大征服印度。
就凭他一个人吗？
凯撒打败了高卢人，
他至少要带个炊事兵在身边吧？
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因为舰队沉没而哭泣，
难道除了他，就没有别的人哭吗？
腓特烈二世在七年战争中获胜。
除了他，难道不是还有其他人也一起获胜吗？
历史的每一页篇章都有胜利。
由谁来安排庆功的盛宴？
每十年出现一位伟大的人物。
由谁来为此付出代价？
那么多的史料，
那么多的疑问。
2016
光与债
每次听到“传统”这个字眼，我首先会想到死人。他们给我的和没有给我的，以及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留给我们的东西。还有我得到的和不想得到的，以及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得到的东西。
陈旧的东西大都会越来越小，渐渐消失于黑暗，唯独想起老故事的时候，却会联想到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老故事里的某道光突然改变叙事的温度，照亮某个人的陌生面孔时，我身体里的紧张就像感光胶片一样保留下来。抑或是因为故事诞生的地方常常有光，火存在的地方常常有口和耳。
虽然我的经验和智慧远远不够，但是我通过书籍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光。有照亮深海的探照灯，也有凭借信念燃烧的火把。从远古时代做饭的火到枪口上的火花，遇难者的星光，以及被我们称为“鬼火”的无法理解的蓝色物质。
“亡灵日”，一支放在波兰波瓦斯基公墓的蜡烛。
有的火直到现在仍然会唤起我的原始恐惧，李清俊的中篇小说《谣言墙》中的手电筒就是这样。半夜三更突然打开房门，进来便问“你站在哪边”的火。答案决定生死，可是看不到对方的真面目，一家人惊呆的样子浮现在我的眼前。对我来说，刺眼的追问或暴力感觉就像韩国现代史上重要的场面，延续到今天的很多矛盾内部依然闪烁着这样的火光。
我也记得和我不同时代的作家写过的稍有不同的光。几年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专栏文章，引用了茨木则子的诗《我最漂亮的时候》中的重复句，像轮唱一样，我也很喜欢。
在我最漂亮的时候，我喜欢上了黑暗夜里的白色轮廓。
小小的孩子蹲在黑暗的房间里，欣赏从门缝渗透进来的光的轮廓。孩子的心深如井水。那里将会聚集很多东西，成为永不干涸的泉水。然后就可以写作了。
深夜坐在电脑前，偶尔我会感觉那道门似乎和我的窗户相连。想象着有人正在黑暗中制造出明亮的四边形剪影，立刻就安心了。除了蹲在门前的孩子，世界上还有很多作家教我把黑暗变成剧场。
关于光，我还想起一件事。去年十一月，我去了波兰华沙的波瓦斯基公墓。11月1日是“亡灵节”，人们在那里点燃蜡烛，通过那些光描绘连接其他世界的门，描绘时间的轮廓。直到现在，我还是会依赖于最现代的机器，望着掌心上的GPS发出的光，想起自己走进异国公墓的身影。到达之前迷路时，几位活人让我产生违和感，而刚到墓地，立刻就会产生巨大的安心感。因为是墓地，不仅有活人，更多的是亡者。最多的是“点燃蜡烛的心”，这让我感觉安心。望着在漆黑的华沙夜空下静静闪烁的几千支蜡烛，我在心里自言自语：
——我们国家也有相似的传统。
我在墓地门口买了三支蜡烛，分别留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就离开了。一支献给肖邦一家，一支献给卡廷森林大屠杀的遇难者们，最后一支献给“我不认识的人们”。
几天后，我离开波兰那天，华沙市内举行大规模示威。十万多人聚集在一起，手举火把游行，呼喊着“欧洲属于白人”。看着照片上的烟雾和火焰，我心生恐惧和凄凉。那一刻，我情不自禁地念出了在波兰公墓时说过的话：
——我们国家也有相似的传统。
“排斥和蔑视，侮辱和杀戮的传统。这不仅存在于历史和制度之中，也存在于我的血液里。为了不忘记自己身上存在这些东西，我经常看书。正因为这样，人类需要另一种火，我想要以不同于其他媒体告诉我们的方式去了解。”
关于“光”，我还要介绍最后一段故事。几年前，某位韩国作家在德国举行出版纪念会。介绍有关韩国的近代和分裂的小说时，德国记者向作家提出这样的问题：
——您究竟站在哪一边？右边？还是左边？
作家思索片刻，回答道：
——我站在死者一边。
如果文学有传统的话，如果还有需要我们延续的传统，我想那不会是单纯的素材或形式，而是对人和世界的态度或心情。我们试图纪念亡者，安葬亡者，其实都意味着对生命的珍重。所以在我听来，“我站在死者一边”说的似乎就是我们文学痛苦而宝贵的遗产和传统。尽管文学不一定非要这样，完全可以不必这样。作为作家，即使不一定写时代题材，至少也曾在手电筒的光芒前停留过，或者将会停留。作为一个人，我爱处于生与死之间的光的轮廓。
2018
容易忘记的名字——短篇《水中的歌利亚》作家笔记
笔记1
这篇短篇发表一年了。
那时我把一位少年放在龙门吊上，就这样脱离了小说。
可是他要留下来。
现在仍然在那里。
完成一篇小说，里面的人物就离开了我。
不会对我说要走，也没有说再见，就这样走了。
这位少年却没有这样做。
或者说，他无法这样做。
大概是没有地方可去吧……我这样猜测。
那就让他继续留在身边吧，我这样决定。
这样想来，其实我们之间从来就没有“寒暄”。
笔记2
莫名地想起“申爱”。
申爱是收录在《侏儒射向天空的小球》中的短篇《刀刃》里的主人公，一个家庭主妇的名字。
很久以前，某杂志问我“最喜欢的小说人物”是谁，我提到过她的名字。
然后我就忘记了自己曾经做过这样的回答。
的确是个容易忘记的名字。
笔记3
最近日本发生了大地震。
通过图像，通过文字传出各种消息。
或许真正的“恐怖”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
但是，令我吃惊的是另一件事。
我吃惊于“善”。
仿佛以前从来不知道这东西存在。
我的吃惊，又让我吃惊了一次。
坚持播完避难通知，最后被波涛卷走的二十五岁洞事务所女孩。
听到大人说“弄成这个样子，很抱歉”，孩子们微笑着说“长大后我们会改变这一切”。
漫画家井上雄彦的连载作品《微笑》。
泰国、海地、小鹿岛以及各个国家发来的鼓励，
以及怀抱新生儿哭泣的爸爸。
这几天令我震撼的不是灾难，
而是在废墟中
不时绽放的人性风景。
奇怪的人们……
别人痛时，自己也感到疼痛的奇怪的人们……
那片新绿太浓太浓，我哭了。
笔记4
《水中的歌利亚》的最后一幕，天空中升起半月。
这个，或者那个。
我不知道自己宣布站在那边是否妥当。
作为作家，我有想要小心翼翼讲述的故事，宁愿冒着失礼的风险。
这是我把少年独自留在那里的原因。
比起少年变得幸福，这个结局更为现实，我这样相信。
此时此刻，眼睁睁看着发生在面前的事情，
看着在灾难面前努力微笑、拉着同胞的手、
为后代考虑的人们，
我开始思考。“现实”到底是什么，“变得更好”又是什么？
笔记5
对。
真正的恐怖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或者说缺少的，
或许并不是对恐怖的想象力，而是对善的想象力。
文学能做的善事之一，
我想大概就是在他人脸上注入表情和温度。
所谓“希望”，或许不是纯真者的发明，而是勇敢者的发明。
笔记6
我想起两个水声。
窗外长长的梅雨声和家里自来水的声音。
还有许多轻弱、不值一提，却又分明存在的声音。
很久以前我选择申爱作为“喜欢的小说人物”，原因是这样的：
我可以把她说成是什么样的人物呢？申爱是“蹲着”的女人。深夜蜷缩在水龙头前，急切地等待水滴下来的女人，相信侏儒的女人……（略）……水管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接着哗啦哗啦自来水落下的时候，我记得自己也跟着放心了……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喜欢申爱，我想这样回答，因为她现在就蹲在那里。
这几天我独自在房间里的时候，眼前总是浮现出申爱蜷缩的背影。
坦率地说，我有点儿害怕申爱。
现在我想到她身边，和她并肩而坐。
看着她专注的侧脸，我想小声问她：
你，到底，在那里，
那么认真地看什么？
世界上不存在容易忘记的名字。
2011
作家的话
很长时间之后，我重新阅读以前的稿子，修改、抛弃，
然后想起了“名字”这个词语。
和我擦肩而过的人的名字，
风景的名字，事件的名字。
我依然不知道某些名字，
经常对生活产生误解。
我想呼唤
最后却叫错，这样的名字也不在少数。
本书收纳了我的一段时光、我的无能、我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