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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最近。我考上了位于首尔的大学，租了房子准备生活用品。我和妈妈乘出租车去附近的大型超市。从大米和方便面到卫生纸、洗衣粉、卫生巾，独立生活需要的用品都要购买。为了来首尔，妈妈特意做了精心打扮，然而面对堆积如山的商品和迷宫般的过道，还是显得有些畏缩。作为家长，妈妈想要张罗些什么，或者唠叨几句，可是在这里，她似乎无事可做。反而是我迅速地挑选物品。妈妈默默地跟在我后面，推着购物车。没有补妆，妈妈的鼻梁亮晶晶的。整齐竖起的碎发也落下来，显出几分懒散。我们去食品柜台吃鱼饼。望着张大嘴巴吃鱼饼的妈妈，我想，啊，原来妈妈是这样吃东西，经常这样吃……妈妈满脸单纯地环顾四周。我们继续推着购物车徘徊。妈妈像新手司机似的被其他购物车牵绊、阻挡，慌里慌张。不一会儿，我们走到了厨房用品区。我正为不知选择什么样的菜刀而苦恼，妈妈递过一把德国产菜刀说，用这个吧。我握着刀，摇了摇头。妈妈心平气和地说：

“我会看刀。”

妈妈年轻的时候很抢手。大眼睛，额头也好看，很多小伙子追求。妈妈爱打扮，挖贝壳赚了钱，就买人造革靴子，买大衣，还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和笔友通信。外婆让她做饭，妈妈像失去了幼崽似的盯着东边发呆。求爱的方式多种多样。有带着满满一钢盔草莓的军人，也有每天都来要水喝的男人。活泼傲慢的妈妈有个弱点，那就是受不了乖顺内向的男人。妈妈拒绝各种求爱攻势而选择了爸爸，当然有原因。爸爸为了见妈妈，步行几十里路来到妈妈住的地方。爸爸没有勇气，常常在两边的口袋里装上酒，边喝边走。爸爸甚至都没跟妈妈说句“我喜欢你”，就走几十里的路回去了。徒步三个多小时。爸爸就是这样的人。他自己制造出状况，然后让妈妈做决定。总之，善于用刀的妈妈仍然有切不断的东西，那就是夫妻缘分。

新婚之初，两人搬到了仁川。妈妈习惯了在乡下用袋子装米，刚刚一瓢一瓢买米的时候，难免感到焦虑和悲伤。爸爸的工资太少了，每次只能买一两公斤装的大米。从市场买回刀的傍晚，妈妈向爸爸倾诉了自己的郁闷。肚子都吃不饱，娘家也没人帮忙，前途无望之类。爸爸仿佛是在安慰妈妈，又好像真的觉得这并非人生中的重要问题。

“人生本来就要从最底层开始。”

年长自己四岁，小学文化的丈夫说出这句话。这在同为小学毕业的妈妈听来是那么酷，那么让人踏实。妈妈暗自思忖：

“这家伙，还挺会说话。”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每当妈妈感叹身世的时候，爸爸都会吐着烟圈，像电影演员似的说：

“人生本来就要从最底层开始。”

面馆由全税改为月税的时候，借了钱的前辈失踪的时候，我的大学学费筹不够的时候，爸爸也常常这样说：

“人生本来就要从最底层……”

没等爸爸说完，妈妈就朝他扔过卷纸，大声喝道：

“见鬼的最底层！”

我只见过一次爸爸拿刀的样子。那是他深更半夜企图自杀。他偷偷借的20万高利贷在几个月里变成了500万，许多恶狠狠的人们闯进家里。我们知道这些钱都被爸爸花天酒地用掉了。爸爸和妈妈吵了一夜。像是解释，劝说，又像是大吵大嚷。突然，爸爸冲到厨房，拿起放在菜板上的刀，气喘吁吁地说，我要杀死所有人，然后说自己也要“去死”。爸爸眼里闪烁着怪异的光芒。他穿着宽松的象牙白内衣。妈妈知道爸爸不会死，却还是认真劝说。爸爸手里握着刀，谈论了两个多小时的人生和哲学，然后昏昏睡去。他打着呼噜酣睡的样子，看上去那么安逸，那么乐观。

妈妈在我六岁时借钱开了面馆。爸爸觉得这样有损自己一家之主的体面，所以反对妈妈开面馆。后来看到家里情况有所好转，他也很开心。他试图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妈妈。从那时起，妈妈正式启用她在松岘洞传统市场买的“特殊钢”刀。正如刀贩子说的那样，那是一把好刀。咯噔咯噔，刀在面板上走来走去。妈妈的手很快，刀走出轻快的节拍。妈妈和刀同样年轻，同样强壮，有很多相似之处。妈妈拿着刀做饭的样子透出几分辛辣。我常常思考，这种辛辣究竟来自何处。每当我要往深处思考的时候，妈妈就会往我嘴里塞食物，让我很快忘记。妈妈工作起来像头牛，一头敏捷而活泼的牛。有适度的虚荣心，她说做生意的人要干净整洁，所以从不吝啬买化妆品的钱。妈妈喜欢听客人说，老板娘，您真是个美女啊。每当这时，妈妈都会连连摆手，然后回厨房照镜子。妈妈是个很现实的女人。任何事都有条理，有计划，要合理地进行。什么时候还清债务，什么时候买房子，怎样拿出钱来储蓄，妈妈都有自己的计划。妈妈爱笑，也很热情。如果开门迎来的第一批客人只有一个人，她会露骨地皱起眉头；带着三个孩子的夫妻只点两份面条时，她也会在厨房里唠唠叨叨。相反，爸爸是活在瞬间的人。他赚的钱主要是给自己花，乐观得惊人。爸爸在当地很有威望。他是本地人，别人家的红白喜事也都会到场。不过，这种认可的背后藏着秘密，那就是爸爸不会拒绝。他话不多，心地善良，说得最多的就是“好的”。眼神卑鄙犹如切章鱼的鱼片刀的前辈跟爸爸借巨款的时候，因为不守信用而远近闻名的叔叔请爸爸做担保的时候，他都是默默地听着，最后开口回答：

“好的。”

我说要考私立大学，爸爸也爽快地同意了。妈妈反对，却会帮我交学费。爸爸只是赞成，却什么都不管。总而言之，不能说爸爸是个坏人，只能说他有点儿尴尬。

爸爸刚结婚就让妈妈失望。妈妈好不容易才买上金戒指，爸爸却在和朋友喝酒的时候做了抵押。当时，他们结婚还不到一天。找来找去，最后戒指丢了。爸爸连给妈妈买个铜戒指的能力都没有。几年后，爸爸和某个打工女子戴着情侣戒指出双入对。那女人是个搓澡工，年纪不小，身材很好。从邻居女人那儿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妈妈正用瓢接完热水，搓洗粘在胳膊上的面粉。邻居女人说，你们家的男人，每当搓澡女人下班的时候，都拿着冰镇的香蕉牛奶站在门口。妈妈手里夹着蓝色毛巾，听女人说话。茫然的面孔下面，热气腾腾的瓢里漂浮着膨胀的污垢。我并不怪父亲，只是希望妈妈也像爸爸一样有个情人。妈妈干活后睡着了，一双手抚摸她的脊背和长了皱纹的脸。人需要这些是理所当然。我拥有这样的道德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村的气氛。很奇怪，我们村的大人全都有情人。中年大叔们毫不隐瞒自己的情人，仿佛没有情人会被人看不起。阿姨们也不例外。阿姨们出轨要伶俐得多。不过，我见到的乡村不伦爱情并不像电视剧里那么严重和致命。很自然，有时是明朗的，隐秘的同时又有些混乱。那股刮过乡村的风就像很久以来左右世界的某种“运动”。有人称之为失误，有人说那是爱情，也有人说是出轨。我不知道准确的名字，只知道当时的村庄周围，我无从了解的情欲能量犹如使青鱼群变肥的鄂霍次克海流，意味深长地流淌。我之所以关注爸爸的出轨并不是担心他会抛弃我们，也不是出于道德尺度。我难过，因为我预感到爸爸迟早会伤害妈妈。不提丈夫或爸爸，单纯作为人的道义会不会被粉碎呢？也就是说，爸爸不能在妈妈面前戴情侣戒指。妈妈像是努力捍卫自尊心，她说，约会，不是要花钱的吗？需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呢，每天交回家里的钱不要少了。爸爸不置可否。爸爸的优点是在陷入困境的瞬间默默不语。他把在建筑工地赚的钱放到文件柜上，几天后就不放了。如果妈妈说什么，他就重新交钱，很快又停下来。妈妈去了那个女人工作的浴池，在浴池里探出头，观察女人的举动、乳房、屁股和大腿。几天后，妈妈在切泡菜的时候突然哈哈大笑。

“哎呀，那个女人，简直就是个老太婆，老太婆。”

说完，妈妈闷闷不乐。出轨就出轨，为什么要找那么个女人……这些日子里，妈妈和面，腌泡菜，剥蛤蜊，挑出腐烂的豆子。出于补偿心理，妈妈经常去赌场。赌场设在美容院或酒吧，周围都是些为了充当大姐大而隐瞒年龄的女人。当然，她们会提前藏好鞋子。后来，一个阿姨的情人向派出所举报了她们。阿姨每天打牌，不跟他约会，一气之下他就报警了。听到警察敲门的声音，“牌友们”慌忙四散。妈妈双手握着现金，在田埂小路上跑着跑着摔倒了，一身泥巴回到家里。爸爸的女人板着脸孔、吸吮香蕉牛奶的时候，妈妈的赌注持续增加，已经升到500元。即便是这样，妈妈从来也没有疏忽过做饭。我有点儿不理解。做生意也就算了，为什么还要给出轨的丈夫烤鱼，拌茄子，煎鲫鱼，还都是爸爸喜欢的食物。也许这是妈妈稀里糊涂中找到的某种坦荡，或许是因为我，要么就是总得吃东西才行。有一天，我突然想起自己从来没有真正饿过肚子。抛开穷富不谈，一个人几十年的饥饿，几十年的食欲，全部由另一个人负责，这个事实奇怪而又惊人。漫长的岁月里，妈妈腌这泡那，储存食物，大笑，偶尔也会在搓洗胳膊上的泥垢时独自哭泣，还故作泰然地说，都说女人磨刀就会命硬，不过到现在还没克死老公和子女，看来应该没事了。我过生日的时候，妈妈撕下牛胸肉，给我煮海带汤。过年就蒸年糕，郊游就给我做紫菜包饭，冬天做腌萝卜泡菜。我的心脏、肝脏、肠子和肾脏在茁壮成长。留在食物上的刀痕也在我体内凌乱地游转，碰触着我。我不懂这些，反而长得更旺盛。一年过去了，妈妈做年糕。又一个季节过去了，妈妈煮绿豆，做绿色的豆腐。我吃着热乎乎的食物长大，食物总是带着新鲜的铁味。有一次，我问妈妈：

“妈妈，什么样的刀是好刀？”

大学毕业的女儿连这么简单的事都不懂，妈妈似乎很惊讶。她回答说：

“哎呀，切得好的刀是好刀呗，还能是什么样的？”

妈妈经常出入厨房旁边的库房。我讨厌库房的味道，可是我吃的东西都在那里面。落灰的玻璃瓶里的酱蒜，蔫头耷脑的葱泡菜，怀着复仇之心潜伏的酱螃蟹，还有梦幻般在缸里荡漾、渐渐成熟的水泡菜。每次见到它们，我就感觉自己变成了古代人。蒙了灰尘的排风机慢吞吞地转动。妈妈蹲在地上磨刀。望着磨刀石前翘着屁股的妈妈，我喃喃自语。妈妈是个好妈妈，妈妈是个好女人，妈妈是一把好刀，妈妈是好的语言。

*

听到妈妈去世的消息，刚开始我什么都没想，仿佛妈妈从来就不存在。比起妈妈去世的事实，我曾经有过妈妈的事实更让我感到陌生和害怕。我给老公打电话。老公说他马上请假回来。赶到老家的医院大概需要三小时。妈妈死于脑中风。早在几年前，妈妈就说手指关节疼，和面时很难受。我觉得这应该是妈妈的身体根据自己设定的尺度发送的信号。这个尺度妈妈可能是有的。“至少到什么时候”之类的身体时钟。比如到我毕业的时候或者我出嫁的时候，这是经济上的时间节点。妈妈比自己设定的时间凋落得更早。最先生锈的是手，然后是膝盖。妈妈坚持吃含钙的保健食品。最近她对身体格外爱惜，还开始做运动。但是，妈妈没有吃过控制血压的药物。适合的药物找不到，而且药店每次只给一周的量，妈妈觉得麻烦。我们也没太在意妈妈的血压。家人担心的是妈妈的退行性关节炎。轻易不大惊小怪的妈妈一说“疼”，我就不知所措，只能无奈地说些乐观的话。感慨命运的时候，妈妈会发出从来没学过的盘索里[1]的调子。一个单词拖得很长，或者像强调、倾诉似的说出来。“美味堂”的生意也不比从前了。石油化学工业区的劳动力潮水般退去，公交站附近新开了连锁海鲜面馆。妈妈说，店里没有客人很丢脸。她首先想到的不是钱，而是面子。最近，镇上大部分餐厅都不景气。外汇危机的余波到达镇上的时间相对晚些，好像是现在才来。因为那个现在就是“现在”，我觉得很抱歉。我说很快会好的，妈妈似乎感觉到了安慰。如果我同情或责怪妈妈，或者发牢骚，妈妈就会大发雷霆，然后挂断电话。

“我是你的孩子吗？”

妈妈在厨房里煮面条的时候晕倒了。没有及时熄火，面条汤溢了出来，燃气灶的火被浇灭，客人从大厅里跑过来，发现地上滚落着一根手指。妈妈临死前应该是在品尝食物的咸淡。

葬礼来了不少人。家里的长辈感到忧愁，却掩饰不住对这种热闹场面的自豪。身穿素服的女人们勤快地端送食物。大伯母不停地对葬礼负责人指示和确认什么。天黑了，前来吊唁的客人太多，食物不够了。一桌摆好、撤掉，再摆好、再撤掉，如此反复。我望着人们一齐张开嘴巴吃东西和吞咽的场面。牛肉汤、米饭、年糕、鱿鱼干、花生、明太鱼饼、肉片、水果、啤酒、烧酒、汽水、沙拉、泡菜、蔬菜……突然，我想起自己在外面租房子的时候，每次遇到困难我都会给妈妈打电话。

“妈妈，大酱汤怎么做？”

妈妈认真地回答：

“嗯，加入大酱煮就行了。”

“……”

我用“您告诉我这么重要的信息，真是太感谢了”的腔调，放肆地回答：

“泡菜汤放泡菜煮，海带汤放入海带煮？”

妈妈哈哈大笑，这才告诉我详细的做法。我问了又问，像个弱智。妈妈喜欢我问她问题。我在捣蒜、切豆腐或泡菜的时候，偶尔会想起妈妈。因为我手里拿着妈妈从超市买回来的刀。没过多久，我就意识到一把好刀或一口平底锅能给女人带来多少快乐。葬礼有些混乱。尽管有大伯母指挥，端送食物的女人们还是像没头苍蝇似的横冲直撞。急性子的妈妈看见了，肯定会挽着袖子跳出棺材，帮忙招待客人。她会迅速观察客人们的情况，确定顺序，让所有人都感觉公平、满意、流畅，同时偷偷地清点吊唁金。

我怀了身孕，却什么都不想吃。老公不停地劝我吃东西。我说我讨厌牛肉汤的味道。这种味道充满了葬礼现场，像噩梦飘浮不散。恶心，头晕。老公让我吃些水果或年糕。我说我一点儿也不饿。老公说，你一整天都没吃东西，这怎么能行，就算为孩子着想，也得吃一口。我说没关系。老公又是拜托，又是恳求，终于把我惹恼了。长辈们都帮着老公说话，还有人让我回娘家休息。我怀孕才三个月，为什么这样大惊小怪。老公用牛肉汤泡了米饭，放到我面前。我不得不舀起一勺送到嘴边，却忍不住吐了。我漱了漱口，从卫生间出来，看见站在走廊的爸爸。爸爸正和大伯商议葬礼的事。他们打算把妈妈埋在家附近的祖坟。祖坟本来离得很远，家族长辈们凑钱挪到了风水宝地。长辈们每次去祖坟的时候，感觉到的似乎不是悲伤，而是安心。他们会想到，那里也有我的位置。大伯对爸爸说，旁边的位置是留给你的。爸爸终于失声痛哭起来，像个一辈子都没唱过一首热门歌曲的歌手。

“好的。”爸爸说。

爸爸戴着方笠，看起来比平时高挑。修长的爸爸用修长的手捂着脸。我注视着妈妈的遗像。妈妈神秘莫测地笑着，像很久以前在我面前假装浑身颤抖而死的时候。那笑容清爽美丽，却透出几分怪异和离奇。

第二天，吊唁客人更多了。联谊会的会员和邻居、妈妈的牌友和假装互不相识的情夫，还有新村银行、农协和水协的职员。表弟结婚时也是这样。看到跟我长相差不多的人们来来往往，我感到莫名地尴尬。这是面对家族的相貌或基因时的羞涩。这个叔叔、那个表姐、这个堂妹出现在每个地方。他们的面孔就是我的面孔。我在卫生间里遇到我的额头，在鞋架前遇到我的鼻梁，在停车场遇到我的双眼皮。他们歉然从我身边走过，心里肯定在想，我们应该是亲戚。爸爸很憔悴。我也因为没合眼而满脸浮肿。妈妈的朋友们趴在地板上，全身心地吐露她们的悲痛，然后擦干眼泪，迅速在角落铺上毯子，坐下打牌。我想象着妈妈的魂魄倒背着手，急乎乎地指手画脚的情景。今天老公还是劝我吃饭。哪怕只是喝水，我的胃都会难受。老公心急如焚。我的脑子很清醒，也不疲劳。亲戚中的女人们不让我和她们一起干活儿。我想帮忙做什么，她们就会笑着夺过去。我有些暗自生气。晚上，爸爸把我叫到停车场，让我回家睡会儿觉。我说再过几个小时就出殡了，我就留在这里吧。爸爸让我回去拿些东西。我说这种事应该交给金先生。爸爸抽着烟说，金先生不了解我们家的情况。他想让我回去取内衣和袜子。我想说这种东西在这里买不行吗？不过还是说可以。

“美味堂”的门紧锁着。我用爸爸给的钥匙打开店门，一扇简陋的铁质推拉门。我在黑暗中摸索，寻找电源开关。我按了按钮，大厅里的空椅子瞬间露出外形。里面散发出腥臭的地下水味道。我去厨房按下另一个按钮，天花板上的白炽灯立刻亮了。我关掉别的灯，只留下这一盏。家里很冷清。房间太冷，萦绕着阴森森的气息。我打开燃油锅炉。考虑到爸爸回来会冷，我应该在离开之前让地板暖起来。我站在黑暗中，四下里打量着房间。放在电视机上的老南瓜、农协发的日历、石头老人和蜡烛灯等零零碎碎的装饰品都一如从前。我在地板上铺了垫子，呆呆地坐在上面回想妈妈。起先我盘着腿，后来双腿伸开，最后索性躺下了。身体碰到被子，困意随之而来。这是我回乡下后第一次感到疲劳。躺会儿再走吧，这样想着，我闭上了眼睛。眼前掠过我和妈妈在这个房间里共同度过的情景。地板渐渐地热了。

从我外表看着像成人之后，妈妈去哪里都想带上我。妈妈特别喜欢浴池。妈妈想要向别人炫耀我赤裸的肉体，不是年幼的子女，而是长大成人的子女丰盛的肉体。妈妈从来没有说过，可是我从妈妈的表情中发现了她的心思。你们看，这是我的幼崽，长了毛，也有乳房，屁股也很大！面对着和我一样长毛而且大屁股的阿姨们，我蜷缩着身体。我们从浴池出来，回到“美味堂”，然后调高卧室的温度，午睡。妈妈和我枕一个枕头。妈妈的身体散发着香甜而疲惫的味道，像季节尽头，在店铺里静静腐烂的水果。世界静悄悄，身体软软的，黏黏的。每次午睡，总有人来串门。妈妈睡眼惺忪地起床，和阿姨们吃着零食闲聊，主要谈论镇上的坏传闻。我躺在地板上，她们的话我都能听得到。口音很粗糙，睡梦中听到的丑闻也很甜美。太阳落山，闲聊的主妇们都走了，我独自开始长睡，隐约听见哪里传来切菜的声音。那是妈妈为第二天出发去首尔的我准备和包装食物的声音。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带鱼和黄花鱼，冰冻花蛤、豇豆、青豆，精心包装以方便每顿饭分别加热的排骨、小根蒜、去除内脏的鳀鱼、冻牛蹄、小萝卜泡菜、新腌的大酱、炒鳀鱼、烤海苔……

起床的时候，汗水湿透了我全身。看了看表，凌晨三点。全身像遭受毒打似的剧痛。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打湿了我的脸。回到家里，厨房里某种黑暗的东西似乎在移动，在安慰我。没关系，没关系，疼痛也没关系，感到疼痛也没关系，没关系，你可以在睡前放声痛哭。我不只是心痛。心脏、肾脏、肠子都隐隐作痛。口渴得厉害。我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穿上鞋，我来到厨房，打开冰箱门。冰箱方形的光明亮地照在我脸上。在光线之间，我看到像水母一样漂浮的腌黄瓜和干带鱼，还有生鸡蛋和几盒小菜。我拿出水，站在那里对着瓶口喝了起来。咕嘟咕嘟，令人直打寒噤的冰凉大麦茶沿着各个器官滑落。这感觉是那么真切。我关上卧室门，拿起装有内衣的纸袋子，然后静静地环顾厨房。厨房里乱糟糟的，仿佛还坚守着妈妈晕倒前的样子。洗碗池上的面碗堆得老高，搁板上滚落着蔫了的洋葱和几个苹果。很快，我的视线停留在菜板之上，就在妈妈的菜刀前。刀斜躺在菜板上，在黑暗中静静地闪光。刀已经磨得越来越薄，仍然保持着锋利和优雅的光芒。难以忍受的食欲突然袭来。好想切点儿什么东西吃，好想让内脏变得湿润，正好隔板上随意摆放着几个苹果。我一手拿苹果，一手握起刀。刀柄正好适合我的手。咔——绿色果皮上出现了小小的伤痕。我把刀刃插进里面，旋转。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黑暗的厨房里，削苹果的声音静静地荡漾。苹果在我手里自转，展示着自己的宇宙，散发着清新的香气。我顺利地削掉了苹果皮，一次也没有断。圆圆的果皮落在我的皮鞋上。我长吁一口气，大大地张口嘴巴，咬了一口苹果。

咔嚓——

我感觉一块苹果进入我的口中。我滑动湿漉漉的舌头，品尝苹果的味道。我咀嚼，吸吮，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嗝，然后闭上眼睛，喃喃自语：

“啊，真好吃！”

手机响起振动音。应该是老公在找我。我拿着苹果，咯吱咯吱地嚼着，走出了“美味堂”。苹果块犹如飞向宇宙深处的陨石，一圈圈旋转，将要在我口中的黑暗里旅行。去往葬礼场的路上，我真的产生了这样的预感。

* * *

[1] 一种说唱音乐形式，流传于朝鲜半岛和中国朝鲜族聚居地区。

祈祷

新林[1]——每次提到这个名字，我都会想起绿色的树林。多树的林和青春的林，林中树木全都是标志地铁二号线的淡绿色。普通树叶颜色更深些，只是不知为什么，新林的树木似乎只能是这种颜色。新林，当我念出这个名字，仿佛远方的叶子在哗啦啦地摇摆，不停地呼唤“双木林，双木林”。新林，每当发出这两个音节，我的舌头就被染成了绿色。就像提到旧摆拨，插在我内心某个角落的红旗便肆意摇曳。这和真正的新林，真正的旧摆拨没有任何关系。

我抱着枕头，渡过汉江。到达首尔大学入口站之前，我需要换乘两次。我坐在地铁座位中间，翘起脚后跟。枕头装在大塑料袋里。哪怕是小小的颠簸，它也表现得很敏感，发出稀里哗啦的响声。声音是那么单薄，我抱得更紧了。汉江对面是高楼大厦的丛林。它们用全身迎接阳光，阳光落在透明的肌肤上。云层间隐约可见首尔一点钟的表情，首尔一点钟的明亮。世界上的窗户太多，人们越发感觉黑暗。

——在哪儿呢？

手机在振动。姐姐的问题和标记到达时间的数字同时闪烁。我回复“鹰峰”[2]，然后又补充说：

——对不起，可能稍晚点儿。

调整呼吸。等待短信发送的时候，我有种奇怪的感觉。那些字怎么会知道自己去哪儿，又向哪儿移动呢？每天都有几千万人收发几千万条信息，这个人的“对不起”和那个人的“没关系”怎么会不碰撞，顺利滑向对方的终端？那么多的短信飘浮在空气里，犹如一氧化碳、氮气和汽车尾气。也许我们就在短信的层层包围之中，呼吸着短信生活。姐姐还没有回复。

枕头是从站前床上用品店买的。本来想在新林站买，第一次去就改变了主意。天冷，路也不熟，会很麻烦，不如在家附近的折扣卖场买算了。枕头一会儿要交给姐姐。其实姐姐有自己的枕头。经过了那么久的打包搬家的异乡生活，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唯独那个枕头让姐姐不离不弃。表面看起来那只是个普通的棉花枕头。姐姐却说这是全世界最舒服的枕头。就像有人热爱音乐，有人爱好画画，姐姐真心喜欢自己的枕头。今天，姐姐好像忘记带那个枕头了。妈妈心烦意乱。她好像在自责，觉得是自己让姐姐逃跑似的离开。姐姐磨磨蹭蹭，急性子的妈妈看不惯。当然也怪舅舅来得太早。姐姐不知所措，妈妈唠叨不停，后来甚至大声呵斥。姐姐站在车前生气的时候，妈妈难为情地往她手里塞了10万元。两人尴尬告别。也许她们都不知道应该做出什么样的表情，只好稀里糊涂地假装生气。越是歉疚，越是不情愿，神情就越是僵硬。后座上堆满了全国资格考试习题集，汽车轰响着驶离小区。妈妈在垫子上坐着，过了很长时间才发现姐姐的枕头。枕头中间凹下去了，凹下去的样子正好是姐姐后脑勺的形状，摸起来似乎还带着温度。妈妈清早给我打电话，在电话里把姐姐臭骂一顿，然后闷闷不乐地说：

“你姐姐的枕头忘带了，你给姐姐买个枕头。”

手机又振动了。我以为是姐姐，打开手机一看，却是别人。

——徐仁英女士，这是一条确认短信，今天晚上七点在回基洞[3]见面。

我发短信说好的，不过还是有些犹豫。这件事已经推了三次，不能再推迟了。之所以同意接受讨厌的“问卷调查”，完全是为了得到“文化商品券”。几天前，我接到某个女子的电话，她说劳动部正在举行“大学毕业者就业途径调查”。我像对待其他电话咨询员一样，语气疲惫而且充满怀疑和警惕。她亲切地解释了问卷调查的目的，说调查员可以去家中完成问卷，如果愿意参与问卷调查，还能赠送文化商品券。我马上就动摇了。一次问卷调查可以领到三张商品券，哪有这等好事？但是，我要是答应得太爽快，说不定对方会以为我是闲人，或者看不起我。我假装自己不是因为“钱”而同意，故意用富有教养的语气说，什么时候呢？对方反问，您什么时候方便？我当然知道，凭借文化商品券享受到的“文化”都比较浅薄，甚至不值一提，不过应该配得上失业者一日份的自责。

列车停在二村站[4]。人们沿着不同颜色的路线汹涌移动，像是抓着绳子跋涉的中世纪盲人。我换乘开往舍堂方向的地铁。热气汹涌而入。我只是给姐姐送枕头马上回来，然而枕头的面积和塑料袋的声音总是让我分神。我缩着肩膀，努力不和旁边的人发生皮肤接触。姐姐说她已经到了，正在搬行李。每次手机振动，我都吓一跳。仿佛姐姐变成了手机，在我的口袋里哭个不停。听说考试院在很高的地方，我担心姐姐会不会太受罪。刚听说姐姐在山底找到房子时，我不以为然地回答：

“姐姐你不是喜欢山吗？”

姐姐愣了一会儿，哈哈大笑着打我的脑袋。爸爸在看守所的时候，我也说过“爸爸不是喜欢豆子吗？”同样被妈妈打了后脑勺。

“是啊，下雪的时候应该去滑雪。”

姐姐喜欢山，这是事实。妈妈每顿饭都往锅里加各种豆子，认识的警察叔叔在爸爸酒驾被拘留时几次手下留情，这也是事实。爸爸带着政治犯的面孔，蹲在镇拘留所的角落里。拘留期间，微不足道的前科犯没有反省，也不为生计担心，反而为“村里没人来探视”而感到愤怒、汗颜。从那之后，爸爸每次喝了酒都会大声喊，我都记得！当然，他不和任何人争吵，只是自言自语。爸爸出狱那天，我们全家在晚饭桌前吃着豆花儿，彼此尴尬得无法忍受。电视剧里播出监狱的画面，我们会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换频道。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那时，姐姐也常背着书包去小山上的图书馆。全国突然刮起了图书馆旋风，镇图书馆设在新建不久的建筑里。我们这里是乡下，前来图书馆的大都是头发上抹了啫喱水的青少年。隔着可以传递纸条和饮料的挡板，嬉笑和喧闹声连绵不断。认真学习的只有姐姐和一个准备考试的青年。青年考试生坐在阅览室角落，忍耐着各种噪声。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他就大喊，喂！你们安静点儿！室内立刻安静下来。中学生们的指责和蔑视却又源源不断地落上青年弯曲的后背。他每天只会说，安静点儿！有一天，他主动和背着书包下山的姐姐说话了。他从红色巧龙[5]车窗里探出头来，问你要去哪里？姐姐说那是她第一次看到青年考试生的笑容。姐姐没有坐他的车，不久就换到了镇上的读书室。不管刮风下雪，即使痛经或身体不舒服，姐姐也会乘坐早班车去读书室，再坐末班车回家。有一次姐姐咳嗽得厉害，曾经收到一张匿名纸条，“生病了就该去医院，或者在家休息，为什么要来读书室？”谁写的呢？姐姐环顾四周，周围只有几十个低垂的脑袋。姐姐到处寻找适合学习的环境。前年在镇上的读书室，去年在鹭梁津附近的上道洞，今年最后换到了新林。谁都没有说出“最后”两个字，不过大家都这么想，尤其是姐姐自己最希望这样了。

姐姐从地方大学数学系毕业，而我从几年前就生活在首尔。姐姐下定决心来首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离家虽远，至少还有我相互照顾。姐姐很想逃离和妈妈之间频繁的争吵，以及邻居们的视线。偶尔在图书馆遇到同学的时候，她们也会因为相似的处境而尴尬和别扭。谁知在离家那么远的鹭梁津，竟然也遇到过几名同学。对姐姐来说，最感羞辱的不是如花的二十岁年华在格子间里度过，也不是朋友们爽朗的问候，而是自己每天都要面对的镇上抽象的“视线”。乡镇上的视线毫无责任感，却又相当执着。有一位叔叔，每次看到公布录取名单的时候，就来我们家打听结果。明明已经听到消息，却故意跑到家里问“怎么样了”，然后炫耀一番自己的子女再离开。姐姐的脸上混合着对大人的礼貌、狼狈、微笑，还有羞耻，像不成型的面糊一样颤动。节日或朋友的婚礼上，我都见过相似的表情。

我和最小的妹妹住一个小单间。也是这个原因，姐姐才说不出一起住的话。每月姐姐会来我们家两三次，也不是特意约好日子，她会从鹭梁津突然到访。深更半夜里姐姐突然出现，黑着脸敲门，然后倒在温热的暖炕上睡得昏天黑地。她来我们家好像只是为了“沉睡”。仿佛这样睡一觉真的很好。她睡了很久，一动不动。姐姐来了就把被子横向铺开。我们的脑袋和脚腕都露在被子外面。

几年前，我在某化妆品公司工作，负责制作公司报纸和宣传册，向媒体发送试用装和邀请函。进入公司后，妈妈比我还开心。听到我被录用的消息，妈妈把我带到镇上，给我买了一套价格40万元的正装。妈妈把镇上所有的服装店转了个遍，挨个服装店地说明“我女儿工作了”，语气很豪爽，好像对方不听她说话，她绝对不会付钱。当时我们筹不到数百万的律师费，爸爸还关在拘留所里。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小的数目。我提着大大的购物袋来到首尔，次日就穿着正装去上班。第二天，我犹豫片刻，还是继续穿了。第三天我终于没有再穿。我喜欢披着妈妈的“自豪”，可是我觉得这样是不是显得很可笑，甚至有些抬不起头。几天后，我给家里寄了含有绿茶成分的洗面奶试用装。那是用塑料包装起来的样品，像一次性洗发水。妈妈满世界地炫耀。她好像把那堆试用品当成子女的社会地位或权势。其实那是公司免费发给我们的样品。那时候，我们需要这种具体的证据和实感。一年后我辞职了。当初选择这家公司是因为就业准备期太长了，我想总该有个结果才行。“所有人都很优秀”的传闻更让我自惭形秽。真的是所有人都很优秀吗？所有优秀的人会不会面色红润地打量我的脸色？我很不安。后来我跟记者发牢骚的信息被报道出来，我半是自愿半是被迫地递交了辞职信。谈到诉讼问题，我的心里不知道有多么恐惧。我离开公司三年多了，直到现在妈妈仍然使用我寄的洗面奶。妈妈说，每天晚上在浴室用剪刀剪试用装的时候都很心疼。我说化妆品时间太久就不能用了，让她扔掉。妈妈含含糊糊地说，姐妹几个中间你学习最好。对话不断重复，希望亦是如此。连续几年，我们不停地说今年会好的，好像第一次说这话。我应聘国企失败的时候，姐姐公务员考试落榜的时候，都是这样。我们逐一找出乐观的根据。今年赶上选举季，名额会不会多些？今年国家功臣加分减少，会不会更有利？今年上了辅导班，应该会好些吧？今年也好，明年也好，已经努力这么多，应该可以了吧？即使辞职，我还是会有些钱。那是我抽空做翻译和家教赚的钱。有一次，我和处境差不多的朋友见面，开玩笑说，如果大韩民国的私立教育瓦解，我们就死定了。

地铁广播又响了。我在舍堂站换乘二号线。距离首尔大学入口站还有两站，五分钟就能到达。新林，我自言自语。一道风景在摇曳的绿叶间若隐若现。

姐姐和我走在陌生的地方。那年姐姐从教师资格考试转到教育行政职务方向。姐姐坚持要来首尔，去趟旧书店。她说教材费已经好几万了，还是买些便宜书吧。她从网上查找路线图。首尔火车站和清溪川也有旧书店，不过姐姐决定在高速客运站附近的新林和舍堂方向寻找。她的想法是这里位于大学周边，应该比别的地方好些。我们皱着眉头看地图，寻找旧书店。在这家书店里摇摇头，再去另一家，书好像都卖完了，又赶往下一家。不到半天时间，我们突然很惭愧地明白了，首尔大学附近的旧书店不卖九级公务员的考试用书。国家等级考试练习册中有很多师范、外务和五级、七级公务员的书，但是几乎找不到和九级有关的书。面对我们的糊涂和空手而归，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只能急忙把双手插进口袋，离开那个地方。我们不知道该去哪里，就在过道里站了一会儿。烈日下流汗的姐姐不知所措，看上去很丑。姐姐比我大三岁，总是比我更时髦、更懂事三倍。上学时，姐姐得到的东西总是比我的更好。此时此刻，姐姐狼狈的样子让我觉得好陌生。姐姐很难为情地提议去吃饭。我们怀着补偿自己的心理去了意大利餐厅，点了空心面。争执了很长时间后，姐姐在收银台刷卡结账。那天，连餐费带车费，姐姐花了比本想节约的金额更多的钱，然后我们回家了。

——到哪儿了？

我说快到了。我按照姐姐告诉我的路线，在站前公交站乘坐5515路。公交车上没几个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不知为什么，我感觉他们都像首尔大学的学生。不能表现得太恭敬，可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心生敬意。窗外的新林并不像想的那么苍翠。在我想象中，树木应该像二号线那样呈现淡绿色，却是光秃秃的，瘦骨嶙峋。我站在银行前，四下里张望。街上好像插入了几个地方小城，陈旧而且不连贯，像杂志一样杂乱无章。我突然感觉时间好像停滞了。我记得不仅新林，首尔大部分街道都是这样，仿佛是从各地剪贴、拼凑而成。一个男子正在分发夜店的万元打折券。街上男人很多，大都是二三十岁的男子。我茫然地猜测他们的生活、饮食，他们的家庭和性爱。从姐姐那里听来的内容发挥了作用，不过我真的感觉这城市像个庞大的传言。我看到姐姐朝我跑过来，腰间的赘肉清晰可见。

“姐姐！”

姐姐神情灿烂。我说对不起，我来晚了。姐姐说没关系。我们俩都不知道哪儿对不起，哪儿没关系，只是每次见面都这样说。姐姐看见我就说：

“那件衣服很漂亮。”

我摸着黄褐色的马甲，解释说：

“嗯，在网上低价买的，还不到一万元。”

说完，我突然递过手里的袋子。

“对了，姐姐，你的枕头忘带了，妈妈让我给你买一个。”

姐姐的脸色暗淡下来。

“是吗？”

忘带枕头和跟妈妈吵架，究竟哪件事更让姐姐心乱，我不得而知。我们走进一家烤肉店，好像理应如此。我们俩都不了解，就进了眼前的这家。招牌上大大地写着“首尔大学研究团队认证，喂茵陈蒿长大的猪”。首尔大学和猪看似毫无关系，却莫名其妙地有种走进学术餐厅的感觉。我想起姐姐爱吃牛肉，就点了火锅。

“和鹭梁津的气氛不一样啊？”

“是吧？”

“嗯，可能是年龄段不同，感觉很安静。”

“鹭梁津有个教堂，每天早晨给教徒们提供早饭，你知道吧？很多学生就去那里吃饭。”

像是老板的男子把食物端到我们的桌子上。我看了看卷成一团的肉，摇了摇头。肉色太淡了。

“这不是牛肉吧？”

老板一边往火锅里放蔬菜，一边笑着说道：

“对，是猪肉，很好吃。”

我从没吃过猪肉火锅，有些不知所措。猪肉不是轻轻一烫就可以吃的吧？我跟姐姐说，是猪肉，对不起。老板瞥了我一眼。姐姐用湿巾擦着手说，没关系。

“听说在这里酒后闹事也不会被抓。人们比警察更懂法律，审讯起来很难办。”

“真的吗？”我笑着给姐姐夹肉和蔬菜。我这才注意到，街头看到最多的字大概就是“法”。辅导机构、备考出租房、网吧、饭店招牌，到处都是“法”。

“房间还可以吗？”

姐姐用涮过的芹菜叶卷着猪肉，回答说：

“嗯，房东阿姨刚才还给了我一罐漏气的可乐。找房子那天我就感觉到了，越是不好的房子，房东越亲切。”

找房子那天，说的应该是半年前了。当时，姐姐和小妹在这附近转来转去，手里也拿着从网上下载的地图和资料。考试村以公路为界，分为9洞和2洞。9洞以辅导机构和简陋的备考出租房为主，2洞多是高档一居室。9洞也有很多新建的一居室，价位不一。姐姐租了一家女生专用备考出租房，每月14万元，带公共浴室和网吧。听说不能上网的房间很难租出去。

吃完饭，我们喝了速溶咖啡。我走到餐厅门前，迅速在信用卡账单上签名。比起现金支付来，信用卡的缺点就是让后面的人等待更长时间吧。

路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走。我以为真的是山路，其实只是普通的住宅区，有很多备考出租屋和超市，不过到处都在修建新的一居室。姐姐喘着粗气说：

“本来这里都要荒废了，金融危机之后又恢复了生机。”

即使不是这个缘故，我也感觉当今时代是“施工”的时代。

“有人说过了篱笆超市就能看到整个新林洞，这里是警戒线，因为和顶峰最接近，我的房间就在这附近。”

“那就是说姐姐已经登上顶峰了？”

姐姐拍了拍我的头。我咯咯笑着跟在姐姐身后。姐姐总是想要和我说话。也许是觉得我刚才对陌生的故事有兴趣吧。姐姐从小就喜欢给我们东西。我们需要什么，她就买给我们，买不到就把自己的指甲油或化妆品送给我们。最近她还来到我的房间，一边满腹牢骚，一边帮我清理冰箱，甚至帮我安装了放置已久的橱柜门。现在她没什么可以给我，就想对我“讲话”。

“第一轮司法考试那天，这前面聚集了几十辆旅游大巴，一齐出发，那场面真是壮观。”

姐姐接着说：

“看房子那天，我打开一家出租房的房门，里面没有人，中间孤零零地挂着衣服架，上面晾着三角内裤，品牌标签上写着‘勇敢者’，你不知道我有多尴尬。”

姐姐不停地说。我默默地听姐姐说话，在山路中间停了下来。

“姐姐。”

姐姐红着脸，转头看我。她的呼吸有些急促。我本想说你不用给我那么多，开口却说了别的。

“给我。”

姐姐呆呆地盯着我，眼睛小而清澈。

“嗯？”

我夺过装枕头的袋子。

“我拿着吧。”

袋子递到我手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声音太轻，我紧紧抓住袋子。

我们来到一栋四层住宅前。明显是经过改造的畸形建筑。新林洞的大部分出租房都是在家庭自住房的基础上拆建、修改、附加、增建而成。建筑物内部，本应藏在墙壁里的电线裸露在外，看起来像是家畜的气管，从门口就强烈地放射出近似敌意的寂静气息。房门是现代化的玻璃门，和建筑物的年龄不太搭配，显得有些奇怪。姐姐按了密码。我跟随姐姐走进出租房。鞋柜下放着一双三道杠拖鞋，像是长了蛀牙的病人，缠着红色的彩带。会不会是故意炫酷？我带着疑问仔细看了看，原来是鞋底掉了，拿绳子固定。建筑物前面有个小院子，只有巴掌大的空间。如果不是姐姐事先说过，真看不出那是院子。

“我就是看到这个才喜欢上这里。”

人造草坪上耸立着各种紫罗兰。我附和着说，可能真是为女生而修建的吧。姐姐小声说：

“你要是在考试村里转一圈就知道了，这样的空间非常特别，非常宝贵。”

经过一层过道，上了楼梯，告示板上贴着纸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