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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时务必抬起脚后跟。房东字。

还有一张：

拿走我钱包的人，你去死吧。

姐姐的房间在三层过道的尽头。几十扇一模一样的门宛如残酷的童话展现在眼前。虽说我已经预料到了，不过真正站在门前的时候，还是感觉窒息。有个房间的门把手上罩着白色的布套，带粉红色刺绣的手工艺品。我突然想，这个房间里的学生不管走到哪里，大概都会在心里保留一片花园。姐姐打开房门。房间布局一览无余。只有两坪多的空间之上是窗户和桌椅。这就是全部。姐姐带来的生活用品参差不齐地堆放在房间角落。最多的是书，还有洗衣粉、卷纸、被子、拖鞋、雨伞等。姐姐在经常搬家的过程中学会了最大限度简化行李的方法，另外也因为姐姐拥有的东西或者说可以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少。我双腿并拢，蹲在房间中央。姐姐也以同样的姿势蹲下来。地板很凉。为了防止吹进风来，门缝粘了胶带，墙上放着木质隔板和褪色的对讲机。我小声对姐姐说，比起价格来，这个房间不错，很干净。姐姐的声音也压到了最低，和她的姿势一样。是吧？书桌下面有两个插孔。随意挖墙露出的泡沫很难看。姐姐窃窃私语道：

“感觉好像有人偷窥。”

姐姐会经常面对这两个孔。

“毕竟房间明亮，也算是万幸了。”

窗外，隔着纱窗可以看到公寓和黄色水箱。姐姐以后也会经常看到它们。对话中断了，两个人蹲在狭窄的房间里，没什么事情做，感觉有些别扭。

“我们出去吧？”

关门时，我无意中发现书桌上有个盒子。纸盒上的字很熟悉。礼山苹果。那是故乡的名字。

离开之前，我和姐姐决定去考试村的山顶看看。去咖啡厅不合适，时间还有剩余。越往山上走，建筑物看起来越小。还有一栋西式建筑，让人无法相信是备考出租屋。某出租屋楼顶悬挂着条幅，炫耀从那里走出来的学生的成就。

“现在九级也挂条幅了？”

姐姐说当然。我们渐渐来到高处，怪异的寂静随之扩大，跟随着我们。周围几乎没有人。

“到了。”

我喘了口粗气。下面就是首尔。从远处看，首尔显得更贫困了，抑或是因为贫穷才显得遥远。层层错落的备考出租房和冬天的树，风景浑浊而凄凉，犹如停止的视频。山脚下是被挡住下身的63大厦。出来散步的考生们把目光投向我们。突然，一个奇怪的念头闪过脑海。

“首都可以是这样吗？”

也许正因为是首都，才会这样吧。灰色的树木纹丝不动。听说新林洞有大约两万名考生。所有走过这里的人都屏住呼吸生活。两万人的沉默，两万人的脚后跟，两万人的失眠，我描绘不出这样的画面。这一切在某个空间里同时发生，几十年间不断重复。我不知道我们登的是不是冠岳山，就像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是新林，到哪里是9洞或12洞。只因为这是新林的山，那就稀里糊涂地认为是冠岳山吧。我留意看了看西式出租房的楼顶。几件迎风飘舞的衣物，倒放的红色盆子，生锈的杠铃和水箱。看着看着，我注意到某个楼顶有什么东西来来回回。

“姐姐，那是什么？”

姐姐也跟随我的视线，眯起眼睛。黑色物体有规律地上上下下。

“哎呀，是跳高。这要很勤快才能做到呢。”

仔细一看，的确是男生穿着运动服在练习蹲跳。那样子很可爱，也令人感到心酸。晚秋的风冷而干燥。楼顶上，几个向日葵似的黄色枕套被阳光晒得清爽干脆。

下山。我们原路返回，经过超市，经过出租房，经过无数的门和窗，无数的寂静，到达公交车站。我问姐姐，想不想吃维生素？我请你吃糖好不好？或者买面包？我送你一个抱枕，你愿意抱着睡觉吗？我像加塞儿似的迅速跑到“关心对方”的位置，一屁股坐下来。姐姐说不用。

“姐姐，我得走了。还想再待会儿，可我晚上还有事儿。”

我们像过早道别而无所适从的人，伸长脖子望着公交车驶来的方向。我犹犹豫豫地往姐姐手里塞了5万元钱。姐姐大惊失色地连连摆手。我说着玩笑话，坚持让姐姐收下。这不是第一次，每次都是这种方式。这是减少彼此尴尬的最基础的表演，就像为了彻底上圈套而选择的格式。又像姐姐住处门前的人造草坪，这是宝贵的虚假。不一会儿，5515路公交车停在我们面前。我正要上车，突然转过身说：

“保重。”

姐姐冲我挥手。姐姐的身影在窗外渐渐变小。比我矮小的姐姐，被烟尘笼罩的姐姐，渐渐远去的新林，那里的枯树、建筑、招牌、失眠、青春、冬天都在我背后。尽管我不知道，其实一直都是这样。

我又乘坐地铁过汉江。也许是天气冷的缘故，疲惫感扑面而来。暖气的热流传递到小腿。不知不觉，我睡着了。我的头靠在别人肩上，猛地惊醒，然后又靠了过去。手机响了。我打开手机盖，睡意沉沉地说：

“喂？”

“我是今天约您见面的劳动部调查员，请问您住在回基洞的什么地方？”

想不到是个中年男子。我又困又担心，犹豫着要不要取消这次见面。

“您到哪儿了？”

他说他在高丽大学前。我告诉他到达我家的捷径，然后约好在便利店门前见面。他说自己是运动头，手里拿着购物袋。

四周黑了下来，路过的汽车灯光充满饥饿感。一个男人拿着购物袋走出公交站，穿着俭朴而平凡，端庄的皮鞋却很显眼。他抬起手，热情地打招呼。他的年龄和爸爸差不多，这让我有些慌张。我尴尬而恭敬地点头行礼。他问：

“您是徐仁英女士吗？”

他只拿了一个购物袋。他说来自劳动部，应该不是正式员工，身上散发着五十多岁特有的呆板气息。不知为什么，我感觉他是那种一辈子净说“对不起”的人。他摸着涨红的耳朵，问道：

“我们去哪儿？”

我犹豫片刻。应该去哪儿呢？家里不合适吧？那么去咖啡厅？那么谁来买单？这个人的活动经费里包含这项吗？他每天见的人可不是一两个，去哪儿呢？

“步行十分钟左右，有一家图书馆，那儿怎么样？”

“是吗？”他反问道，然后迅速观察四周。

“不，我们去那里吧。”

他指着丁字路口中央的大教堂。我说那也好，就跟着他走了。几年来每天都从那里路过，却从来没想过进去看看。教堂是哥特式建筑，散发着沉重而压抑的气氛。我站在覆膜的黑色玻璃窗前，犹豫不决。他似乎很熟悉这种状况，自然而然地推开玻璃门。我又不是这里的教徒，如果有人问起，该怎么说呢？大厅里暗得让人不安。幸好是平日，教堂里几乎没有人。他坐到礼拜堂门口的椅子上。椅子很长，硬邦邦的。我隔开一段距离，也坐下了。椅子旁边有一棵小圣诞树。他从购物袋里拿出调查问卷。我稍微朝他靠近过去，试图听他说明。他记录我的姓名、住址、毕业时间、专业等情况。我猜他为这份工作接受过训练。问题非常细致。专业对职业选择是否有帮助；为了找工作学过什么；有没有资格证书；有没有为了找工作而学过语言。我只有一个Word文档操作资格证。很久以前，当我在Word文档考场急得团团转的时候，一名小学生离开教室，大声喊道：

“哎呀，这也太简单了，不是吗？”

他根据我的回答变换题号，提出新的问题。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就进入下一个问题，否则进入第3题。”

我摇着头问：

“我今后会怎么样？”

他说，针对同一对象的调查会持续五年。我表现出大学毕业生应有的警觉，问道，那我的私人信息将被国家保管五年？他静静地笑了笑，说不一定，如果不愿意，明年就可以向相关部门说明自己的想法。

“大学在校期间到现在做过的工作，可以都写下来吗？”

我拿着笔朝他走去。翻译、咖啡厅服务生、化妆品公司宣传员、杂志校对、论文修改、英语家教……男人问了各种职业每周工作的次数、薪酬、是否有保险，等等。我们一起按照题号找问题。他大概也知道，比起完全交给调查对象，一起回答速度更快。伴随着稍许的玩笑和蹩脚的手势，气氛变得轻松许多。

“那您现在从事的工作是？”

我有点儿惭愧地回答：

“家教。”

“报酬是多少？”

我把一个月的家教费换算成计时工资。

“三小时15万元。”

男人非常惊讶。我有些不知所措。

“因为那家人条件比较好，比别人给得多。”

“好的。”男人点了点头，流露出些许的敬畏。

“您还做过宣传员，这种工作是不是需要事先学习？”

我解释说不是的。受到这种形式的尊重令我很不安。他对我放弃每月200万的工作而感到惊讶。

“感觉这个地方不错，为什么辞职呢？”

“就业过程”透露得越来越多，我有些为难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觉得自己比他强，还是他觉得我比他强，或者因为我长期以来喜欢为对方考虑的习惯？我感觉自己被这种习惯支配了。男人会不会感觉自己遭到了比自己年龄小的人的冒犯呢？我很焦虑。我静静地注视着专注于问卷的男人。大叔完成一份调查问卷能拿多少钱呢？我的朋友做这种工作的报酬是每份5000元。冬天从早到晚出门见调查对象能拿多少报酬？虽然说是来自劳动部，但这位大叔分明就是“打工仔”。我心里生出几丝恻隐。我感觉自己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这让我很是羞愧。最后他问：

“您今后打算做什么？”

我迟疑了一会儿，说想读研究生。其实我没有这种打算，可我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是个没计划的人。事实上，我的想法是“实在不行就读研究生”。所谓学位就是价值千万的资格证，拿到手没坏处。幸好男人没有继续追问。他把文件递给我，让我签名。黑暗的教堂大厅里，过时的圣诞树慢吞吞地闪烁。我们坐在长椅上，头凑在一起，看上去像是祈祷。男人低着头，他的脸随着圣诞树上的灯光而忽明忽暗。随着光的强度和面部阴影的变化，男人的表情如同浮在水面的颜料，时而聚集，时而扩散，形成复杂的形象。男人递给我一个信封，是三张价值5000元的文化商品券。我说谢谢，把信封塞进外套口袋。打开教堂的门，冷风吹进来。男人问道：

“去回基地铁站怎么走？”

我说，从这里直行一段之后过马路，再走五分钟就到了。男人说了声谢谢，转过身去。转眼间，外面已经漆黑了。饥饿感向我袭来。我得回家吃东西。我朝和男人相反的方向转身，突然停下来。

“我问一下！”

男人继续向前走，我提高嗓音叫他：

“等一下。”

男人转过头来，两只眼睛小而清澈。我犹豫着问道：

“接下来您要去哪里？”

男人说：

“去成均馆大学。”

我想了想，对他说：

“那您不要去回基地铁站，就在这里坐273路公交车吧。地铁站离这里远，273路正好到成均馆大学校门口。”

男人脸色一亮。

“就是那个公交车站吗？”

“是的，三十分钟内就能到达。”

男人说谢谢，同时掉转方向。我也继续走自己的路。不一会儿，我停下脚步。我想起273路到惠化洞，但是不在成均馆大学门前停。转头看时，男人已经走远了。惠化站到成均馆大学还有很长的距离，他以前没去过，也许找不到。我担心自己的善意给男人带来更大的麻烦。我拿起手机，想着要不要给他发个短信。想来想去，我终于没有发送。

* * *

[1] 新林洞位于首尔市冠岳区，因为靠近首尔大学，所以聚集了很多人在这里复习、考试，逐渐发展为首尔市内最大的考试村。多年以前，新林洞考试村曾发生过大量尾随单身女性事件、盗窃事件、连环纵火案件，引起国民恐慌。

[2] 首尔市城东区鹰峰洞鹰峰桥北端，首都圈地铁中央线在这里设站。

[3] 位于首尔市东大门区。

[4] 二村站是首尔市地铁四号线的一个站点。

[5] 即Tico，韩国大宇重工业公司与日本铃木集团合作生产的小型家用轿车，1991年首次投放市场，曾风靡一时，甚至被誉为“国民车”。

方寸之地

只有一次，我牵着妈妈的手去一个村庄。那里有层层叠叠的屋顶和胡同，内部长满深深的皱纹。正巧亲戚在附近办婚礼。妈妈想带我去她和爸爸刚结婚时帮忙照顾我的人家，向那家的房东大婶道谢。那年我十岁，现在算来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乡下长大的我坐完公交车又坐地铁，最后换乘出租车到了那个地方。第一次见到贫民区风景的时候，我觉得那不是山坡或村庄，而是个“土堆”。出租车进不了小区，我们就从门口走到台阶底端。台阶那头，可以看见耸立于烟雾之中的村庄顶部。那里有个房子，正是我出生的地方。

远方，上了年纪的太阳为了继续添新岁而坠落，贫民区上空笼罩着阴影。伴随着黑暗在地球某个地方膨胀的速度，我听见大地冷却的声音。我跟随全世界最健康的三十来岁的村妇，我的妈妈，开始爬台阶。村庄皱巴巴，好像用于提高肺活量的肺泡。那么多的胡同和台阶弯弯曲曲地聚集又分散，形成无名的道路。时而汇成羊肠小道，时而像爆竹似的射出无数条路。十年前走过的路，妈妈并没有忘记。朝右，朝左，上上下下，沿着忽隐忽现、迷宫般的道路摸索着行。我跟在妈妈身后，朝右，朝左，上上下下，沿着忽隐忽现的路，茫然前行。

每条胡同都有不同的浓度——胡同里流淌着多重时间，妈妈在夕阳多彩的浓淡之中飞快地穿梭，还没忘了跟我说话。我保持着听得见妈妈说话的距离，迅速地迈着碎步。妈妈说的大多是我小时候的事。我吃什么，在哪儿受伤，怎么逗父母笑，弄坏了多少东西。妈妈还说房东大婶对我们有多好多好。她说有些事无法回报，但是绝对不能忘记。妈妈在膝盖上用力，继续攀登台阶，继续讲我们将要到达的那个房子。那是妈妈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在那个房子里睡了很多觉。

一天下午，妈妈给我换完尿布，喜笑颜开的我终于进入沉沉梦乡。妈妈准备去市场。因为背着我上下台阶很辛苦，出门之前，妈妈在我床头放了一包香蕉脆。她没忘记在旁边放上插了吸管的酸奶。妈妈锁上门，转头看了好几次，然后去了市场。买东西的时候，妈妈一直忐忑不安。会不会出什么事，孩子会不会拍着房门哭泣，她胡思乱想了很多。妈妈双手提着辅食，挥舞着画满热带水果的越南裙子跑上台阶，一个土豆滚落到台阶下面。她心不在焉地打招呼，这让隔壁女子倍感失落。妈妈都顾不上了，不停地跑啊跑。当她心急如焚打开门的时候——房间里刚刚睡醒的孩子却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带着最骄傲的表情吃香蕉脆。

即将到达的出租房和哗啦啦的声音，不会说话的孩子睡眼惺忪地撕扯零食袋子的声音，某个瞬间“嘭——”地回响在耳边，我动了动嘴唇。嘭——喧闹而轻巧，多么美味的声音。

后来又有了一个孩子。从那以后，先醒的孩子喝完酸奶，弄碎了香蕉脆独自玩耍，后醒的孩子放声大哭……妈妈消失在胡同里。我追上妈妈，想听她继续说下去。太阳慢慢地倾斜，台阶看起来永无止境。

到了山腰中间，我调整呼吸。妈妈穿着短裙却并不在意，张开腿坐着擦汗。我跷起脚，低头去看下面的村庄。我看到远处手拉手排列的电线杆和笼罩在烟雾之中的城市轮廓。我们坐在台阶上，良久无语。忽然吹来一阵风，像有人用粤语演唱的歌曲，土气而又抒情。妈妈的喇叭裙和粉香随风飘舞。裙子间可以随便看到长筒袜的肉色带子。我静静地坐在妈妈身旁，小脑袋靠着妈妈的肩膀。一九八〇年代末，人们在一九八〇年代的风景里忙忙碌碌，来来往往。那天，大概也有几十列地铁像水蛇似的扭着腰，柔和地游过地下。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和妈妈并肩坐在安宁的静止里，默默地吹着风——还是会莫名地，有点儿心痛。

走了很久很久，我们终于到达山顶。妈妈提着橙汁箱子，停在一扇绿色大门前。说不清是哪家，大部分房子都差不多。妈妈探头进去，一位方脸大婶跑了出来。妈妈像个新媳妇，毕恭毕敬地问好。大婶灿烂地笑着，表达着喜悦的心情……

我能想起的只有这些。大婶跑到门口时的微笑，就到这里。对于出生的房间，我没有特别的记忆。已经到了这里，我不可能不进去，然而后面的事却想不起来。打开房门的瞬间，仿佛有三四年的时光猛地倾泻而出。唯一忘不掉的是到达之前走过的路，那么难走，那么狭窄复杂，弯曲又奇怪。从我身旁吹过的风，堆积在胡同里的层层的光和黑暗，只有这些。

很长时间里，我忘记了自己曾去过这样的地方。某一天，我得知自己那么辛苦找到的地方，那么拼命想要见到的东西，只是一个小房子，一个黑暗的“空房间”。飘浮在山顶的空间，空荡荡的四方形，我为了找到这样的地方而走了那么漫长、那么曲折的路。有时我会想，那个“四方形的虚无”还会像孤岛似的飘浮在那儿吗？或者飘浮在我的头顶，像复写纸一样摇摆？每隔不久，出租房就会爆发出“嘭——”的声音。也许，那个吓人却又美味的声音依然住在那里。这样想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嘭——”和“嘣——”很相似。世间所有美妙的声音里都有风。宛如悬挂在“风”字灵巧尾巴里的妈妈的话，单词的草籽，宛如在我胡同般的血液里游转，某个瞬间“嘟——”发芽的声音，宛如我嘴巴里的话语满世界游转，最后进入你的身体，萌生出另一句话的声音。或许我——就是和消失的语言、消失的记忆、永远无从了解或从未拥有过的长眠、好像早已熟悉的风景一起，吃着从失踪事物之间吹来的风长大的呢？

*

每次从那里经过，人们都会呼唤那个人的名字。那个人住在学校门前公路边的简陋建筑里。在所有人上学经过的路上，歪歪扭扭站立的建筑物每天都要多次迎接数千人的视线，于是变得衰老而疲惫。他就住在三层。那是餐厅和典当铺混合的砖瓦建筑。一层有家陈旧的全鸡店。每天晚上，建筑物四周飘荡着令人难以忍受的美味全鸡的味道。深更半夜，他每次上楼都会感觉肚子好饿。

他的房间里总是开着灯。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不想走进熄灯的房间，也有人说是因为不管用多少电，每个月的房租都固定不变。不论春夏秋冬，白天黑夜，他们家的窗户总是亮着的。映在窗上的灯光随着日出日落的速度或明或暗，随着地球的运动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人们总是要从前面经过，每次都会抬头看那扇窗，不知为什么，每次都觉得他一定就在那里。人们总是呼唤他的名字。偶尔他也会朝窗外挥手，跟人们打招呼。很长时间之后，不管他是否在那儿，人们都会呼唤他的名字。我在见到那个人之前，就已经知道他的名字了。每次从那里经过，我都会想，像他这样生活在所有人“看得到”的地方，是否就像站在没有阴凉的操场上被太阳炙烤的感觉？他的情况不是被模模糊糊地猜测，而是被人习惯性地想起。这可能比贫穷更糟糕。我停下脚步，陷入愁思。我对他没有兴趣。我只知道他是我的前辈，还有他的名字叫斗植。酩酊大醉的前辈们从傍晚就开始呼唤他的名字，那时我也只是漫不经心地从那里走过。

那一年，我住在开峰站附近的姨妈家。每天晚上我都在四周转来转去，找不到姨妈家。只走同一条路线的习惯，大概就从那时养成了。城市里有太多外形相似的建筑，想以某个地方做标记不太可能。那年发生了很多混乱的事。比如面对着新学期的陌生问题慌里慌张，比如担心自己不说清楚或解释明白，别人会指责我。尽管我们说话大部分都是因为无话可说，或者无法忍受沉默，尽管我们总是轻而易举忘记自己什么时候说过什么样的话。我在这些语言中间常常感到滚烫、疼痛、坐立不安。

那是1999年的夏天。我走过从校门到地铁的悠长的柏油路，书包里装着很有名，但是我不知道的作家们的书。走在人行道上，我不停地思考，没什么可想的，就把刚才想过的事情再想一遍。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拥有这样的经历，人生中最煽情的经历，能够帮我熬过这样无聊的时刻，或者希望时间快点儿过去的时刻。“等到那时，我应该很容易就能说出肮脏的话。”也许是因为不适应刚刚开始的寄人篱下的生活，我故意放慢脚步。我知道这并不是谁的错，和别人一起生活就意味着彼此之间要稍微忍耐。早晨匆匆忙忙地上学，晚上乘坐末班车回家。那时我唯一的快乐就是每天可以两次看到汉江。我靠着座椅，阅读那些有着我无法拥有的面孔的六十年代作家的文字，感觉心情无比舒畅，这时地铁飞快地通过汉江间，二十世纪的风景碎片似的涌进车窗，我连忙转身看向窗外。桥下静静闪光的江水……首尔的大河，每当我看到它，就像喝一杯热茶，清清净净的孤独沉向心底。与此同时，我也会真切地感觉自己是离家在外。正如所有发光的事物，江水总是飞快地逝去。

傍晚的太阳斜斜地落在拆迁的小区。走着难走的放学路，也许我想重新纠正内心的语法，尤其是面对新环境和二十岁无法回答的问题。新的语言在体内孤独而忙碌地形成，周围却是那么寂静。当我突然抬头，看到的就是那扇窗户。一如往常，灯亮着。我停下脚步。它总是在那里，这没有什么奇怪。那天，当我看到飘在空中的窗户的瞬间，当我面对像书一样展开的方形灯光的瞬间，我突然想叫他的名字。如果叫了会怎么样？全鸡店门前，摩托车轰隆隆地出发，送外卖去了。我怔怔地望着天空。高积云飘过天际线，如同稀里哗啦——跟随季节移动的地球——的庞大思维。移动的影子下，站着年轻而胆怯的我。我想爬上高高的山峰呼喊，爸爸！放首歌给我听！仿佛天上的羊群会开口附和，与我同唱山之音乐队[1]的《你的意义》。不，十几年前李范学[2]演唱的《不是离别的离别》会不会更好？见到他之前，我可不可以先唱一首痛快的离歌？高高地举起手，我的爱，再见，再见。最后我竭尽全力，却非常小声地叫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斗植啊！”

……喉咙里发出金属的声音。沙哑的嗓音让我难为情，于是干咳一声。我的嗓音恐怕无法到达《你的意义》的高度。不假思索地叫出的名字，似乎还应该再叫一次。也许是因为全鸡的香味让我感到饥饿，我咽了下唾沫，然后又叫了一遍那个人的名字。

“斗植啊！”

……没有动静。我的身体轻轻颤抖。我只是随便开个玩笑，万一他真的回答了，那可怎么办？我有些恐惧。驱赶云团的风走在前面，我什么都不管了，最后叫出那个名字：

“崔斗植！”

……220伏特的月亮浮在额头之上。周围死一般寂静。他缺席造成的寂静充满了整个世界。那个瞬间，我喜欢上他了。

*

地球在转，地铁也在转。风吹啊吹，世上最令人愉悦的风就是地铁六号线空调吹出来的风，他嘟哝着说道。

“为什么，前辈？”

他吮吸着“曼罗娜”雪糕，不冷不热地回应道：

“因为舒服啊。”

“是吗？”

“是的。”

“我也是。”

“什么？”

“风，像这种从地下吹来的地铁风，如果我们用全身去迎接，感觉体内的什么东西在肆意摇摆。”

前辈冷不防的好口才令我无所适从，我不由自主地说出了稚气的话。

“那种风，”前辈说，“对身体不好。”

我停下脚步。我们面前有两条胡同。前辈和我视力都不好，还都没戴眼镜。前辈犹豫片刻，明明不知道路，却昂首挺胸地走向一条。我紧跟在后面，自言自语：

“所以说，像现在这样走着走着，我感觉有几十辆地铁在我脚下游泳。”

“嗯。”

“我想这些会不会最终形成城市的音乐。”

前辈静静地望着我。

“是啊，地铁像个大转盘，整天在地下旋转，制造出孤独和心酸的音乐。”

前辈简短地说道。嗯，我手里的“大白鲨”冰棍儿[3]开始滴水了。前辈刚刚给我买的。

“风车？”

“什么？”

“地铁。”

我抬起头，望着隧道桥。

“这里也是。”

前辈也跟着我抬起了头。

“这里是地铁站附近吧？”

嗯，前辈心不在焉地舔着“曼罗娜”。他的样子在我看来很帅。

“前辈什么感觉？”

“什么？”

“六号线的风。”

前辈思考片刻，不以为然地回答说：

“没什么，人又不多。”

我黯然神伤。前辈大概觉得自己的回答没有诚意，又补充道：

“夏天里，在几乎没人的时间进入地铁车厢。”

“嗯。”

“踏入自动门的瞬间，全身的热气都挥发了，体温立刻降低。”

“是的。”

前辈嘴里含着棒棒糖，似乎有些惭愧地自言自语：

“我喜欢那种时候过于真实的舒适感。”

“还有那时的风，”我说，“那种风对身体不好。”

地球在旋转，地铁也在旋转。旋转，弯曲。那天夜里，住在我们心里的胡同好像也极度倾斜。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胡同，正如在字里行间隐藏意义的情书，明白却又含糊，平凡却又美丽。前辈辛勤地转向这边，又转向那边。时而上坡，时而下坡。时而出现，时而消失，在迷宫般的路上摸索前行。我跟随前辈转向这边，又转向那边，时而上坡，时而下坡，时而出现，时而消失，像小鸟似的叽叽喳喳。胡同时而弯曲交错，时而直铺在眼前，时而又连接另一条陌生的路，时而变窄，成为一条，时而又变成很多条路。我们面前又出现了岔路。前辈走上其中一条。前辈的背影恍恍惚惚，岌岌可危，正如大步走进古老故事里的人影。我配合前辈的脚步快走。前辈接着说道：

“就那么懒洋洋地坐在六号线的角落，在地下旋转的时候。”

“嗯。”

“头靠着椅背，吹着温度合适的空调风的时候。”

“嗯。”

前辈停下脚步看我。我也跟着前辈停了下来。前辈盯着我的眼睛，低声说道：

“我觉得自己来首尔来对了……”

我听到地铁在隧道桥上全速驶来的声音。我咽了口唾沫，咬了一口冰根儿。一条指甲大小的鲨鱼扑棱棱跳到胸前，摇摆着尾鳍消失了。我们一时无语。

“前辈！”

“嗯？”

“我想问一下。”

“好。”

前辈很自信的样子，好像在说，随便问吧。

“前辈的房间很热吗？”

前辈稍作迟疑，又一本正经地回答：

“当然。”

那个夜里，月光明亮，心情却是隐秘的。前面第二条路好像就是刚才走过的那条路。胡同湿乎乎，仿佛回忆理所当然就该这样，我们被黄色的路灯光笼罩。正因为如此，那天夜里我们的影子比平时更加沉重。

“啊！喝酒之后吃冰棍儿，真美味！”

我张开被色素染黑的嘴唇，灿烂地笑了。一只手黏糊糊的，我很想找个地方洗干净。我还是想这样和前辈……再多走一会儿。

“我的房间呀，即使在夏天，到了雨季，房东大婶也会烧暖炉。像这种日子里，我记得我和她还会紧紧拥抱。”

接下来，前辈的话令我无比伤心。

“我真不知道，那时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

前辈谈论较多的话题是他的爱情故事。每次听到前辈说这些，我都会闷闷不乐，真想一头扎进沙堆里撞死。我为自己无法成为前辈的“初恋”而委屈，失落。遇见前辈之前，我为什么要戴着奇怪的发夹去上“晚自习”。前辈和她相拥的时候，我为什么却在诋毁老师，或者受罚。

“已经三十分钟了。”

“是吧？”

“是啊。”

“但是呢。”

前辈朝我走过来。我向后退。

“干，干什么？”

前辈继续向我靠近。

“我想说的是……”

我缩着肩膀，声音里夹杂着不安和期待。

“什么？”

月光暗淡，如果可以抓住，我真想把它粉碎。前辈顾左右而言他。

“出口究竟在哪里？”

那天从傍晚开始，我都在和学校里的朋友们玩耍。我们喝醉了，谁都没带钱，却都毫不担心地进入第二轮。再没地方可去了，我们就随着高年级的前辈去了她家。学姐的家离学校很远。如果不是通过文学，我们绝对不可能认识。那天我们全然忘记了文学，一边偷偷瞟着各自的意中人，一边豪气干云地走进胡同。我们刚刚有了亲密感，还想再走近。我记得我们这群人制造的玩笑和谎言把胡同变得喧闹不堪。学姐的房间是位于七层建筑最顶部的阁楼。我们踮着脚，一个接一个爬上楼梯。黑暗中，站成一列互相碰撞、摩擦，走在漆黑的楼梯上的醉鬼，就是我们。有人喊“啊呀”，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显然，学姐经常因为这种事惹得邻居们讨厌。我故作腼腆状，被动地跟着前辈们。首先是因为我不会喝酒，而且我也暗下决心，要在所有人都喝醉的时候，尽快让自己变成大人。学姐打开房门。走进房间，我们顿时安静下来。那里有很多书，让人觉得很神圣。年轻的醉鬼们深感愧疚，当然也只是暂时的。我们继续胡说八道，继续喝酒，争吵，喋喋不休。有人进出卫生间，有人煮方便面，有人拿出诗集朗读，有人打听房租。斗植前辈好像在逗人笑。他总是很受欢迎。某个同级的同学站在晾衣架下，努力往头上戴晾衣钩。问号状的钩子在他额头上凸出来，像角。这个酩酊大醉的家伙冲出门外，说很快就有重要启示抵达。几名同学兴高采烈地跟着他跑出去。干洗店的晾衣钩很容易弯曲，完美地戴在每个人头上。紧接着，斗植前辈头戴晾衣钩跑了出去。我扑腾站起来，迅速戴上晾衣钩，追随前辈。一群人在地上铺开报纸，团团而坐。他们像邪教徒似的双臂高举，等待启示的到来。我悄悄地混在他们中间坐下，怪罪起那名同年级的同学。同年级的家伙伸出晾衣钩，朝我做恶作剧。我也不甘示弱，拿衣钩戳他。我们像斗角的美丽犀牛，竭尽全力做着无聊的举动。这时我看见斗植前辈上身前倾，准备倒酒。我又一次朝同年级的家伙探过头去，不料就在那个瞬间，我的身体不听使唤了。我的问号和斗植前辈的问号撞车了。我涨红了脸，一动不动。我想爬上高高的山峰呼喊，爸爸！放首歌给我听！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只要这样呐喊，天空就会流下奚琴[4]演奏的《温柔地爱我》。斗植前辈和我额头对着额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其实，只要一个人扔掉晾衣钩就可以了，然而我没有想到这个办法。大家都只是笑，谁也不肯帮忙。我和前辈不停地摆头，总算解开了。我们喝了泡沫尽消的啤酒。夏天的风吹过头顶。大家纷纷摘下晾衣钩，聊起别的话题。我喝着啤酒，观察前辈的脸色。前辈仍然仰望天空。那表情似乎是在等待什么重要的启示。我冲着天空摇头问道：

“怎么说的，前辈？”

前辈说：

“你想知道？”

我点了点头。前辈说等一下，就卖起了关子。过了一会儿，他像传递从天而降的启示似的，调皮地喃喃自语：

“没有什么比心更糟糕。”

学姐帮大家铺好被褥，然后回了自己的房间。我把被子拉到下巴，望着天花板，等待时间快点儿过去。静静地躺着忍耐，这是我最拿手的事。

没过多久，我就偷偷离开了。很快就有首班车了。我摸索着走下长楼梯。走到楼门口，我遇到了正在系鞋带的斗植前辈。前辈惊慌地问道：

“你怎么出来了？”

“我要回家，前辈呢？”

前辈也准备回家，他说在陌生地方睡不着。前辈说，如果我打算去地铁站的话，可以和他一起走。我愉快地点了点头。路很黑，我正害怕呢。那时我还以为只要跟着前辈，什么地方都会很容易找到，都可以轻松到达。前辈领先我半步，走在前面。我望着前辈的背影喃喃自语，前辈的影子也那么帅。

我们在胡同里发疯似的转了一个小时。前辈不停地辩解。哦，奇怪呀？不是这儿吗？难道是那边？他反复说着类似的话，偶尔问我腿疼不疼。我说我没事，你还是快点儿找路吧。前辈让我相信，边说边走上一条错路。我们说着以前的事。前辈以前好像喜欢过某个人，直到现在还会为她而把钥匙藏在某个地方。没想到前辈话这么多，我暗自失望，甚至想发个小脾气。这么好的年华，前辈为什么总是回头看，请你吃根“大白鲨”冰根儿就了不起吗？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我闷闷不乐地回答：

“前辈送那个女孩回家。”

前辈说对，然后接着说道：

“我从小就是路盲，走一次肯定记不住，走两次也会忘记。”

不用说，我也看出来了。前辈刚刚恋爱的时候，女孩就住在距离前辈步行三十分钟的地方。考虑到前辈对首尔地形不熟悉，她把从前辈家到自己家最近的路线告诉了前辈。很长时间里，两个人就一起走那条路。前辈迟疑着说道：

“可是，直到和她分手很久之后……”

我注视着地面。

“我才知道，她告诉我的那条路，竟然是最远的一条。”

“……”

我不知道前辈想说什么，只是在心里猜测，前辈房间里的灯现在是不是也亮着，前辈喜欢的女孩长什么样？我是典型的北方人面孔，她肯定是个时尚的南方人吧？我一夜没睡，脸上是不是油乎乎的？头发有点儿痒，可以挠一挠吗？这样担心的时候，沾满灰尘黏糊糊的手一会儿握起，一会儿松开。我很想听前辈继续说下去，也想提醒前辈换个话题，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换什么样的话题。我想表达点儿什么。或者，传递个信号也好。虽然有些难为情，有些惭愧，但现在我们走的这条路恐怕最适合说这种令人面红耳赤的话了。

“前辈……”

前辈转过头。喊完前辈后，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说我喜欢他？是不是太笨拙？要不要像日本漫画中的女生那样，羞答答地说，我们交往吧，前辈？现在说这个合适吗？这个人，总是说从前的事，是不是在拒绝我？还是和我在一起就那么放松？要不要约他明天看电影？会不会太俗气？此时此刻，俗气的反而是最好的，不是吗？最后我下定决心。像很久以前在他家窗前那样，决定再次呼唤前辈的名字。

“我想说的是……”

“……”

我双手暗自用力。

“前辈。”

前辈呆呆地看着我，眼睛瞪得很大。当我缓缓张开嘴唇的瞬间，前辈慌忙指着远处喊道：

“在那儿！”

我大吃一惊，往前辈指的方向看去。远远地，我看到一辆辆汽车的灯光。我转过头，前辈露出放心的表情，说道：

“那边，看到了，出口。”

至于我们选了哪条路，心里怀着怎样的愤怒和犹豫，这里暂且不说了。我们决定再看看我和前辈正在徘徊的这条路，这条长长的复杂又弯曲的胡同。不知为什么，我感觉直到现在，还有两个年轻人在那条胡同里徘徊，还没有从里面走出来。挂在脚尖上的影子，跟随着日升日落的速度发生变化。东张西望地寻找，是这里吗，还是那里？地球在转，地铁也在转，或许我们就走在漫长而扭曲的时间里，编写着我不知道的故事。众多的道路中间，也许就有二十多年前通往山顶村庄的胡同在扎根。他们在香蕉脆和包装袋飞舞的废墟里发现了空房间，漆黑的空房间，站在四四方方的空白之间，久久地持续着未完成的吻。那样的瞬间，恐怕不需要任何音乐。

*

我每天两次经过汉江，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我不会再因为找不到姨妈的家而四处徘徊，不过今后还会有几百条路等着我去徘徊。我不知道前辈的消息，只知道前辈休学了，联系不上。我不动声色地打听前辈的消息。人们大多含糊其词，谁知道呢，会不会去外地了？要么就是可能遇到了什么不好的事吧，电话也打不通。大学休学不是普通的小事。大家都很想知道前辈的情况，然而那时我们有期中考试，还有失败的恋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之苦。如果一年后前辈回来，每个人都会开心地和他握手，然而他的确是渐渐被遗忘了。不论前辈是因为什么事而离开，他消失不见的事实都令我焦躁不安。每次走过学校门前，我都会抬头看看前辈房间的窗户。那扇窗一如往常，静静地亮着。只是那道光不会告知他是否存在。在他的窗前，我几次呼唤他的名字，然后垂头丧气地离开。突然间，我意识到在见到某个人之前先知道他的名字是多么危险的事。

我渐渐适应了首尔的生活。我说服妈妈，租了个小小的自炊房，自己打工赚钱，和朋友们喝啤酒，同时听她们教我自然的化妆技巧。我呆呆地注视着从我头顶流过的时间，上学、吃饭、在出租房里休息。渐渐地，我不再对前辈的事情感兴趣了。我觉得以这种方式来来去去的人应该让人讨厌。

一个傍晚，我沿着学校门前的山坡慢慢地往下走。天空中出现了久违的高积云。风吹过银杏树林。我在商街周围走来走去。我想挑几件价格不贵的食物，填饱肚子。全鸡店进入我的视野。这个店就在前辈住的建筑物里。我轮番注视着全鸡店和前辈的房间。炸鸡的香味如同影子，在建筑周围弥漫开来。饥饿感油然而生。很长时间里，我一直努力不让自己抬头看，可是当我站在灯光之下，不知为什么，我就觉得他肯定在房间里。以前为什么就没想到呢？说不定他还在那里吃饭，睡觉，出门工作，而我却只顾注视着他消失后的位置。我鼓起勇气，决定上楼看一看。

我点了一只鸡，一半做成调味，一半做成脆皮。我跟店老板打听前辈的情况。啊，楼上那小伙子？说完他摇了摇头，说房间里亮着灯，应该还在里面吧。我提着炸鸡袋，站在楼梯下。潮湿而细长的黑暗张着嘴巴，无尽地延伸。我调整呼吸，一步一步向上爬楼梯。我不知道该对前辈说什么。他也许会生气，也许会欣喜地拉住我的手。前辈的房间在三层走廊的尽头。我站在陈旧的门前。当，当，我敲打木门。里面没有动静。我继续敲门。没有人回答。我抓住门把手。铝质的惊恐触感缠绕着手掌。瞬间，伴随着冰冷的尿意，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遗忘已久的场景。我和妈妈登上山顶村庄。狭窄蜿蜒的路和跑到门口的房东大婶灿烂的微笑。

妈妈把头探进门缝里，一位方脸大婶跑了出来。妈妈和大婶坐在廊台上说笑。大婶总是抚摸我的头。我不耐烦地抖着腿，四下里张望。院子某处传来樟脑球的腥味。妈妈问，是那个房间吧？大婶说，对，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跟你说，那个房间里的小伙子整天挂在嘴边的姑娘就是你啊？妈妈露出颇有深意的微笑。不过现在好像没住人吧？嗯，这里陆陆续续地拆迁。我悄悄离开廊台，去参观院子。妈妈看都不看我，专心致志地说话。我假装看种在红色盆子里的花和生菜，走进了妈妈指的房间。那个房间深插在主人房的左边内侧。我一边环顾四周，一边握住厢房的门把手。凉飕飕的金属感让我骤然生出几分尿意。我按捺住内心的忐忑，转动门把手。吱嘎——门开了。唰——黑暗和潮湿的水泥味迎面扑来。破裂的壁纸缝隙间，凌乱地盛开着蓝色、粉色、紫色的霉斑。我直挺挺地站在那里。不敢相信这里曾经是我们的房间。不知什么时候，妈妈已经来到门前找我了。我脸色苍白而僵硬，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