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信息
书名：关于女儿
作者：金惠珍
译者：简郁璇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10-01
ISBN：9787559851987
品牌方：一頁folio
版权申明
CONCERNING MY DAUGHTER
Copyright © Kim Hye-jin, 2017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22 Folio (Beijing) Culture &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Korea by Minumsa Publishing Co., Ltd., Seoul.
Kim Hye-jin c/o Minumsa Publishing Co., Ltd., in association with Casanovas & Lynch Literary Agency S.L.,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
一
服务生端上了两碗热乎乎的乌冬面。女儿的手翻搅收纳盒，取出了筷子与汤匙，表情看起来有些疲惫无力。她变得有些瘦削，好像又苍老了一些。
“妈没看到我的短信吗？”女儿问道。
“我一心想着要打电话给你，却老是忘了。”
我只这样回答，但这是在说谎。其实我整个周末都惦记着女儿的短信，弄得精疲力竭，最后还是束手无策地和女儿相对坐着。
“周末去了哪里？”
我说了一个女儿也认识的人，胡诌说和对方一块吃了饭。女儿似乎还想再追问什么，却只是“嗯”了一声，接着像是想表现一点诚意，补上一句：
“嗯，机会难得，怎么不出去散散心？最近不是举办了许多庆典？”
“这个嘛，也得有那个闲工夫。”
我用筷子夹起一根厚实的粗面条吃下。年轻时，我很喜欢吃这类面食，甚至三餐中必定有一餐会靠面食解决。虽然至今还是喜欢吃面，但吃完之后有个问题，那就是不太容易消化。我每次都要抚摸着吃撑了的肚皮，四处走来走去。但躺到床上后又不得不再度爬起身。我认识到能够享受的事情正在逐一减少，所谓上了年纪，就是这么一回事。
一群貌似大学生的人走了进来，用完餐的上班族则聚集到柜台结账。吵闹嘈杂的说笑声变大了，放眼望去全都是年轻人。我布满皱纹与黑斑的脸庞，稀疏的发丝和佝偻的姿势，和这里格格不入。我小心翼翼地转动眼珠，观察四周，就好像随时会有人露骨地对我表现出不快。
女儿的乌冬面快速见底，而我持续苦恼着：真要说这句话吗？可以说吗？不该说？或者不能说？但我真正害怕的只有一件事：
紧接在拒绝之后的报复。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开口：“你也知道的……”
你也知道的。这摆明了就是拒绝的意思，女儿也知道，眼中浮现出一抹失望。
“我知道，妈的手头也很紧。”女儿说。
即便如此，她依然全神贯注，表情像是在等我继续说下去。就眼下的情况来讲，我实在无法负担这个国家在我睡觉时仍大幅上涨的房租，它永远不懂得停止，只会不断往上攀升。为了抓住它，你不得不跑啊，跳啊，慢慢增加速度和力道，但我已经被排除在那个竞赛之外很久了。
“是啊，你也知道，我们就只剩下那栋房子了。”
那栋房子位于郊区的窄巷之中，就像一颗烂牙被东拼西凑地修补过。它和主人一样，关节磨损，骨质疏松，是一幢缓缓往前倾斜的双层住宅，与世界上所有在朝夕之间变得趾高气扬的房子都沾不上边。那是丈夫唯一留给我的东西，本质上，那确实也是我唯一能掌控、保有所有权的东西。
“我知道，但我也是逼不得已，这种时候也只能跟妈一个人说。”女儿的筷子在碗内搅拌，嘀咕道，语气在死心与期待之间摆荡。最后她又说了句，如果能借她一大笔钱，每个月会付给我利息。
她一定是在暗指浴室天花板因漏水而斑驳，地板肮脏污秽，老旧木制窗框处处有裂痕，时时刻刻都有冷风、灰尘和噪音窜进来的二楼那两户吧。她想问我，如果让那些付月租的人搬出去，用全租的方式出租，不是很快就能攒一大笔钱了吗？
可是要叫目前的住户搬出去，再用全租的方式出租并不容易。几天前，二楼的新婚太太才下来诉苦，说料理台上方的天花板会漏水。她要我别找年纪大的人，说请专业的厂商来才能彻底修理好时，可以看出她的脸上掺杂了烦躁、愧疚、困惑和犹豫。
“知道了，再忍耐一下吧。”
话虽如此，眼下的我却毫无办法，因为没有余钱负担不知金额会有多高的修理费，而每次跑来向我求情的新婚太太，她的处境也半斤八两吧。
女儿的一双脚在桌子底下不停晃动，运动鞋的后跟已被磨得歪斜，脱线的牛仔裤下摆也很邋遢。她当真不知道这些小细节会决定给人的印象吗？好比穷困潦倒的处境、懒散怠惰的性格、神经大条又驽钝的品行之类的。为什么要将他人无须知道的私事这样大剌剌地展现出来？为什么放任他人误会自己呢？为什么无视高雅端庄、整洁利落这些任谁都会奉为圭臬的价值？但我好不容易才忍住没说出来。
“妈，你有在听我说话吗？”女儿催促着我。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将筷子放下，擦了擦嘴角后，和女儿四目相对。是啊，所谓的家人就是这样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家，拥有这个家，让女儿认可了我是她的家人，唯一的家人。
我只是如此回答：“好吧，我会想想办法。”
二
“哎，你放了多少钱？”教授夫人悄声问道。
虽然是窃窃私语，但她的音量大到连周围的人都转过头来看。我在大楼的入口驻足，轻轻拍抚夫人的手背。
“我只放了五万元，总是得表示一点意思嘛。能有什么办法呢？”
教授夫人从手包中取出信封，一边嘟囔一边多放入两万元。
“不必每个人都放五万元吧，三万元就够了吧？”
教授夫人一举手一投足都散发着廉价的玫瑰香气，那个酒红色的手包内一定放满了廉价化妆品吧。就是如果过了保质期或变质，就大发慈悲般每个人发一个，一点也不感到心疼的东西。虽然我也曾拿到一两回，却没真正用过，因为我一心只想着改天再用，最后却过了保质期。不知从何时开始，健忘症紧跟着我，经常每每觉得就快想起来了，脑袋随即又一片空白。
“人死了就一了百了，像这样给钱有什么意义？不就是让子女捞到好处吗？趁人还在世，请他吃顿大餐岂不更好？这种文化就应该要斩除嘛。”
即便在走过旋转门进入大楼后，教授夫人依然说个不停。我躲开了灿亮的灯光，以及更加灿亮的花圈所散发的刺眼光芒，站着抬头望向偌大的荧幕。
来到灵堂的我，口中首次说出这样的话来：
“太狠毒了，太狠了。”
若是把从过世的成先生那儿获得的好处加起来，都远远超过十万元了。但这十万元又有什么用呢？成先生始终是个乐善好施的人，不，他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好到能够乐善好施。即便如此，他总是率先拿出钱来，让人莫名地不好意思，而他得到的回报就是善缘广结，大家都喜欢在他身旁打转。可是这个身为教授夫人的人却吝啬得像只铁公鸡，样子真是难看。所谓“教授夫人”也不过就是嘴上说说的，从没见过她的丈夫，她更没提过那人是哪个学校、哪个系的教授。也是，对于像我们这种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这事不怎么重要，即便年轻时界限分明，仿佛一辈子也不会打照面的人，现在也能轻易见到了。
这都是因为大家成了毫不起眼的老年人，而能够接纳老人的地方屈指可数。
可我并没有将这话说出口。
前往灵堂，向看起来是成先生儿子的丧主打声招呼之后，我坐在接待室里，啜饮装在保温瓶内的香菇水。教授夫人将米饭倒入红通通的香辣牛肉汤内，一匙匙舀起往嘴里送，已经失去光泽和水分的菜包肉，也一次抓起两三个吃。此外还兴致高昂地打开手机，给我看儿子和孙子的照片。
“哎，有手帕吗？有没有袋子之类的？”
接着她的身体朝我的方向倾斜，然后将包覆免洗纸盘的塑料袋取下，把我那份佐酒的零食装入。我默不作声地将远处的纸盘移到她旁边。
“我家孙子特别爱吃这个，虽然媳妇吵着不让他吃，但怎能这样呢？当然要偷偷给他吃啦。”
“这样啊，多带一点吧。”
就算是这时候，我也没将目光放在食物上头。
我感到无比恐惧，就像生怕会碰触或沾染上已经走向生命外围的人所散发的某种气息或征兆。蓦然，我和远处倚墙而坐的某个人对上了眼神。那宛如槁木死灰的眼眸，那洞悉一切的眼神，仿佛下一刻就会盯上我。我慌忙别开视线，就好像在进行一种闭着眼睛数“一、二、三”时，某样东西猛然来到我背后，抓住我肩膀，吓得我脸色大变的游戏。成先生是在某天安然无恙下班后，因为心脏停止而死亡，死因最终归结为心脏骤停。死神同我们的距离究竟有多近？为何我会如此确信他就在咫尺？
几个月前，住在二楼边间的女人的家人曾来找过我。尽管在那之前也有自称是朋友或爱人而找上门的人，不过我没将钥匙交给他们。朋友或爱人这类浅薄的关系怎能相信呢？
“是联系不上的缘故。临时需要她签名，但实在别无他法，所以才来叨扰。”
那天找上门的男人说自己是女人的亲弟弟，但见我一言不发，所以稍微提起了父亲墓地迁移的问题，甚至还取出一张文件给我看。在我抬头盯着二楼看时，男人“咔嗒、咔嗒”地踩着楼梯往上走，随即听见了门开启的声响，接着有好一段时间都无声无息。
“喂，喂！先生。”我虽然大幅提高音量，但没有马上就往二楼去。
过了很久之后，男人一脸凝重地走下楼，说：“我姐姐人在房里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像得报警了。”接着他便慌张地走出大门，再也没有回来。
救护车抵达后，将女人载走了，警察围上来说要调查，抓着我追问到晚间时分，而那个人早已无影无踪了。
“找到那个弟弟了吗？”
第二天，好不容易才通上电话时，负责的警察却如此回复道：
“我要跟您说几次呢？那女人的家人说不会带她回去，她的家当您必须自行处理。如果是尸体嘛，这个国家总会处理的，但其他就有困难了。不是有押金吗？先拿那笔钱垫着用吧。我很忙，请别老是打电话来。”
也不给我时间询问女人是何时死的，又是怎么死的，警察马上就挂掉了电话。
过了两天，我才走进那个房间。在树木尽情呼吸和煦气息、冒出绿色嫩芽的大白天，我却整个人吓坏了，抓着门把站立不动。房间内打理得整整齐齐，没有任何我预想的那些东西，只有一般独自生活的女人会有的日常与习惯，记号和喜好。死亡在没有任何征兆或迹象，毫无预警、乘人不备的情况下，猝然降临。
“真令人惋惜。”
我望着前来葬礼会场的人们自言自语道，心想就算这之中有人明天就离开人世，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有什么好惋惜的？说不定大家还会嘲讽地说已经活够本了呢。存活的人不会感到遗憾或沉痛，而是以冷静的目光给死者的一生评分。如果没什么好评价的，很快就会忘得一干二净吧，就像一切从未发生过一般。
我走到外头，视线往成先生那身穿黑西装、别着白色臂章、守在灵堂接待吊唁宾客的儿子望去。
三
“大家不都这么说吗？如果身体没来由地生病，就是患上了巫病，要让神附在自己身上才会痊愈。如果硬撑到最后，病痛就会传给下一代。谁会想把这种东西传给子女啊？所以自己才会想尽办法独自承受一切啊。”
我自言自语般说着。只要想起女儿的事，这个想法就会挥之不去。所以我是受到上天的惩罚了吗？就这么将某种过错传给了女儿吗？坐在轮椅上的珍眺望着窗外，外面有一名员工正在替偌大的停车场洒水，从水管喷出的水柱分成好几条，抽打着地面，透明的水珠四处溅散。
“您想到外头去吗？”
我说出言不由衷的话，短暂和珍对上了眼神。这个活得太久的女人，记忆正在逐渐流失的女人，她宛如回到多年前出生的时候，打破男女的性别界限，单纯回归到作为人的那个状态。
偶尔，我会觉得这个矮小干瘪、令人不屑一顾的女人的人生犹如一则谎言。她出生于韩国，在美国读书，在欧洲活跃了一阵子，归国后为了照顾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虚度了一生。这个终生未婚、没有任何子女的女人，看过我从未见识的诸多世界奇景，身上却带着一整年都没人来拜访的孤寂，此种冲突感令人难以置信。
另一侧的桌子发生了骚动。一名老人开始口出秽语，将遥控器拿起来乱扔，把桌上放置的教学用具胡乱挥落在地，身为护理员的教授夫人却不见人影。她一定又偷偷躲到某个地方通电话，或者忙着吃零食吧。我很快采取行动，推动了轮椅，反正凭我的力量也无法制伏那种老翁。
晚餐时间之前，有人打开病房的门呼唤我，是院务科的权科长。我来到走廊，权科长问我明天能否提前一小时上班，因为明天是电视台要来采访珍的日子。我答应说好，权科长恭敬地点了一下头。就像教授夫人所说，权科长似乎对我格外亲切，但与其称之为亲切，说是最低限度的礼仪似乎更为恰当，而我也知道那会影响到其他员工的态度。想到大部分年迈的疗养院护理员领着低薪、遭受隐约的冷眼相待和蔑视，或许我该感到庆幸。这大概与我照护的人是珍有关吧，因为在这儿负责什么样的患者是很重要的。至少在珍的面前，大家会表现出尊敬与礼遇。
“不过，那个人真的一个家人也没有吗？”
然而，在珍看不到的地方，大家又是另一套言行举止，尤其是像教授夫人这种人，总是很快就露出狐狸尾巴。
“有家人又能做什么？还不都一样。”
很少有子女会在将父母委托给疗养院后定期拜访，这点教授夫人也很清楚，但她不打算就此打住。
“不过啊，跟完全没有家人毕竟不一样嘛。看她真的有好几年都孤零零的，真是凄凉啊。所以啊，不管现在多累多辛苦，还是要好好养孩子，那会是你未来的财产与保障。”
见我没有反应，教授夫人又转而提醒新来的年轻新婚太太，然后舌头发出了“啧啧”两声。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会深刻感受到，我已陷入了无法自行决定和选择见谁的处境。我会不会在和这种人说话聊天、分享意见，还得无可奈何地点头赞同之时，不知不觉成了年轻孩子口中那种不知变通、充满偏见，只会损耗国家税金的老人？
年轻的新婚太太只是回答“是、是”，但好像不怎么感兴趣，应该是因为还不熟悉工作吧。她接下了过世的成先生负责的患者，应该不好应付。但只要经历过三四次身体酸痛后，就会慢慢适应了。只不过许多人会在那之前就离开这个地方。留到最后的，大多都是无处可去的人。
我走进病房，为珍检查床铺。
“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我明天早上再过来。”
珍握着我的手问道：“嗯，你住哪里？很远吗？很近？”
我回答说不远，搭公交车很快就到了。
珍点了点头，低语嘱咐：“嗯，小心车子，要小心。”
见她还能如此说话，就表示此时的精神状态还很清醒。我用手掌摸了摸珍的额头。这张比我多活了二十余年的脸庞，虽然满布皱纹，肤质粗糙，但五官依然优雅秀丽。我握着珍的手，向上天祈祷今晚也让她做个香甜的美梦，接着走到外头。珍吃下的处方药带有微量安眠药，她很快就会睡着的。
准备好下班后，一走出来，就看到教授夫人和年轻的新婚太太在电梯前面等我。我们用眼神向值班护士打了招呼，走出大楼。远处巷弄的尽头传来闹哄哄的音乐声。走出这条狭窄的巷弄，就迎来灯火辉煌、“越夜越美丽”的排排商铺和酒馆林立的十字路口。这时，我全身的紧张感才舒缓下来，膝盖开始隐隐酸痛。
“对了，你不是要和女儿见面吗？见到了吗？”
虽然已到晚上，但空气依然炽热难耐，一股火辣辣的热气直往脖子冲。
“是该见个面了，但也要能抽出时间嘛。”
我含糊其词，因为我晓得对方是打算在问东问西之后，对我的女儿品头论足一番，接着乱下指导棋。虽然明知那些都是多管闲事，但我依然无法对那种话充耳不闻或淡然处之。教授夫人赞同似的附和了一下，然后取出手机，找了几张年幼孙子的照片给我们看。
“看起来很聪明伶俐呢，几岁了？”年轻的新婚太太此时才有了形式上的反应。
我则闷不吭声，假装边走边看手机，接着加快脚步，站到斑马线上，说道：“你们路上也小心。”
夏夜里，窗外的噪音不断袭来，外送摩托车的引擎声、电视声、二楼夫妻以高分贝吵架的声音，让人难以入睡。我借着电视的光线在膝盖上贴了膏药，在肩膀上涂了软膏，然后从冰箱内拿出切了一半的西瓜，用汤匙胡乱地挖起来吃，再来就无事可做了。
躺在静寂昏暗的房间里，我脑袋里想的是这些事：
永无止境的劳动。我领悟到没人能将我从这种吃力的劳动之中解救出来，不免担忧起当没有能力工作的那一刻到来时，我该怎么办才好。也就是说，令我担忧的永远不是死亡，而是生活。不管用什么方法，在活着的时间里就得承受这没完没了的寂寥。
我太晚才意识到这个事实，也许这并不是年老的问题，正如大家所说，是这个时代的问题。接着，忧虑自然而然就转移到女儿身上。女儿正值三十岁的人生中段，而我已过了耳顺之年，来到此时此刻。女儿即将抵达、但我最终无法前往的世界会是何种模样呢？会比现在更美好吗？──不。那么，会比现在更煎熬吗？
隔天一上班，我马上就给珍洗了澡，垫上尿布，接着取出简单的化妆工具。
“我说过高中时的事情吗？我读的是乡下的学校，当时寄住在朋友家，因为我家很遥远，坐公交车上学就必须换乘三次以上。当时朋友的姐姐在工厂上班，在外头租了房子，是个有厨房的狭小房间。但仔细想想，那位姐姐当时也不过才二十一二岁左右，真不晓得为什么当时会觉得姐姐很吓人。在那个年纪不都那样吗？只是相差一两岁而已，就觉得天差地别。”
“嗯？要去哪里？”
珍瞪大了眼睛，而正好在给珍上腮红的我一时停下了动作。
“不是的，我是说以前读的高中，是在说很久以前，还有学校。”
“哦，上学？是啊，人就是要学习，当然啦。”
在给珍画眉毛时，权科长走进来。
“好像已经到了，说是在会客室。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吗？”
其他患者都去了娱乐室和治疗室，而珍的脸上没有丝毫活力。是因为状态不佳吗？但不管我怎么问，她都默不作答。
“要过去了吗？”权科长催促着。
我赶紧给珍涂上口红，接着点点头。
“我送她过去？”
“那我当然是感激不尽，”静静跟在后面的权科长又叮嘱，“为了以防万一，还请您多费点心思，毕竟展现出这样的人士受到良好照料的样貌是很重要的嘛，还能达到宣传效果。”
我答应说好。
四
“您不是在一九八九年撰写了《国境的孩子》一书吗？书中提到被领养到美国的孩子。布兰登·金？啊，还是布兰登·李？我对这位十岁少年的故事印象很深刻。这个孩子被白人家庭领养后，又遭到弃养，然后经过了五年，这段时间都是您亲自去采访的，对吗？啊，还有，我也很好奇，您是在哪里，又是如何见到这个孩子的呢？”
戴帽子的年轻人固定好镜头，一打出手势，戴着圆眼镜的年轻人随即调整了一下眼镜，然后开始说话。起初他的嗓音听上去像薄铁盘在打战，而后慢慢变得沉稳。
“不然，可以请您说一下LA教育中心的事吗？那儿是特教中心，在当时以移民者子女为服务对象的机关之中，可说是首屈一指吧？听说设施获批、申请支持等都是您亲力亲为，没有碰到特别棘手的部分吗？”
年轻人的嗓音在正方形的会客室内打转，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空气之中降下一层静默，甚至能听见大家在走廊上走动时小心翼翼的脚步声。珍的视线始终停留在桌面的角落，仿佛一人失魂落魄地置身于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的空间里。
说不定是因为陌生人的拜访受到了惊吓。我正打算走到她身旁，年轻人举起了手，示意我不要紧。
“那么，八十年代启用移民者人权咨询中心那件事呢？您记得吗？您当时不是在釜山从事这项服务事业吗？您没有选择首尔，是否有特殊的原因呢？”
盯着镜头的年轻人抬起头，摇了摇头。他和提问的年轻人四目相对，似乎正在交换意见。
“我的肚子快要痛死了。”
珍不耐烦地拍了拍轮椅的把手，可是那句话似乎只有我听见。年轻人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再次提出问题。
“九十年代初期在日本大阪举办的论坛呢？您当时批判韩国政府的事为人所津津乐道，甚至有一阵子您还被禁止入境呢。您记得那时的事吗？”
年轻人将历史悠久的照片和从杂志上剪下的报道拿到珍的眼前。照片中的珍戴着大而滑稽的眼镜，站在讲台上说话。另外还有她和一群白人男子勾着肩，笑得很灿烂的照片。我的视线一时无法从那些褪色的照片上移开。
“我肚子饿了，肚子饿。”
珍转头看着我，作势用拳头敲打桌面。
倚在门旁的我，提心吊胆地回答：“嗯，会去吃饭的，再等一下。别这样，请您多少说点话，人家大老远跑来的呢。”
“今天会有什么？吃蛋糕吗？”
我笑着安抚珍，暗自思忖：那些年轻人说的事，当真是如今这名只懂得吃喝拉撒睡，对其他事情漠不关心，年迈孱弱的女人所做的吗？那些事情有必要大老远跑来这里提问吗？那么珍为何会身在此处？她是因此才沦落到这种地方的吗？
“什么也想不起来吗？那么狄帕特呢？他来自柬埔寨，对吧？”
看到提问的年轻人支支吾吾，于是摄像的年轻人纠正他：“菲律宾。”
“对了，是菲律宾，不是有个叫作狄帕特的小朋友吗？您不是他的监护人吗？您等于是抚养他到长大成人为止呢。不记得了吗？狄帕特，狄帕特。”
年轻人提高音量，在尊敬与敬畏之意消退之后，可以感受到他紧接而来的烦躁与不耐。
“啊，好像真的一点记忆也没有耶。”一位年轻人率先开口。
另一位年轻人回答：“不行，好歹也得获得一些素材，才知道要写什么啊。”
“总要开口说话，才能获得素材啊。”
注视镜头的年轻人抬起头，直勾勾地看着珍嘀咕：“奶奶，请您随便说点什么吧，要是我们没有获得素材，真的会小命不保的。”
接着他拿起手机，不知打给了谁，可以听见高分贝的音量不时从手机内窜出。年轻人侧眼瞄着珍，说现在大家都是晕头转向，好像真的没有办法。窃窃私语了一阵，最后说了一句：“没指望了。”
“什么没指望了？”
另一名年轻人夺走手机，好像又说了什么。
珍转头看着我，我点点头，又眨了一下眼睛，向她表示没关系。即便是在这时候，这群年轻人仍没有停止说话，嗓门反倒逐渐拉高，几乎每个人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年轻人表现出来的言行举止，就好像珍不在场似的。也是，珍怎么会知道他们是基于何种用意来到这里呢？可是，身在此处的珍不仍是珍吗？此时此刻，这些人是来惩罚珍的吗？是在拐着弯告诉她，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比起应当受人尊敬的年轻时期，现在有多潦倒落魄、不成人形吗？
“您记得这个事件吗？仔细看，这里，请您好好看着。”
提问接连不断，让人感觉那不是在提问，而是在审讯或盘问。年轻人不择手段，用尽一切方法，没有一丝一毫的礼仪或体谅，拼命想让珍开口说话。
“最近她老是喊肚子饿，吃完不过一两个小时就又喊。她总是说要吃蛋糕，但没办法吃很多，因为消化不了。今年春天特别喜欢吃草莓，最近则是早晚会吃西红柿。”最后是走到珍身旁的我开了口。我可以感觉到珍的手在桌子底下摸索，握住了我的手。
年轻人对我说的话丝毫不感兴趣，也就是对现在的珍不感兴趣。他们凑在一块窃窃私语，交换想法后，最后只说了一句话：
“这是老年痴呆症吧？啊，还以为病情不太严重才来的，这下事情难办了。”一名年轻人关掉摄影机，一边整理装备一边嘟囔。
虽然觉得他们很没礼貌，但我什么话也没说，因为有组长事前的嘱托，如果这些年轻人撰写了报道，上传了视频，就能替疗养院宣传，多少就会有捐款或援助进来。这事并非与我毫不相干，是我应该助一臂之力的事。
“要参观一下病房吗？看看她是怎么生活的。看来给她一点时间会比较好，我来和她说说看。”
虽然我尽可能用温柔和气的口吻说服年轻人，但他们仅是摇摇头，走了出去，交谈的声音打破了走廊的静谧。我逐一端详他们留下的照片和剪报，很快找到了珍留存于照片之中的模样。
“老太太，您看一下这个。天啊，您还记得这是什么时候吗？”
我指着几张照片，将它们码开举在脸颊旁边，珍依然毫无反应。
五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不再认为自己还能改变什么。
即便是此时此刻，我仍在慢慢地被推挤到时间的洪流之外。如果过度地想去改变什么，就必须有付出非常可观的代价的觉悟。即便有了此等觉悟，能改变的事情仍微乎其微，不管是好是坏，必须接受这一切均归于自己。基于自己的选择而变成自己身上一部分的事物，这些即是现在的我。
可是，大部分的人总是领悟得太迟，为了过去或未来，为了那些不存于现下的事物引颈张望，因此虚度的光阴是多么可惜啊。但也许这样的悔悟，才是来日不多的老年人的专利。
我真不晓得该如何解释这种事，毕竟不管是什么，如果没有亲身体验，光凭听他人的说词是很难理解的。特别是对于此时身强力壮、年轻气盛的女儿来说，说不定压根就不可能。
“妈，你在听我说话吗？”
虽然我点了下头，表示我在听，但我并没有看着女儿的眼睛。如果按照女儿所说，让二楼的两户都以全租的方式承租，那么每个月的医药费、保险、生活费、应急储备金和零用钱要从哪儿来？女儿使劲打开冰箱，拿了一杯冰水过来。虽然已经到了晚上，却依然很闷热，我不停挥动手臂驱赶蚊子，将电风扇转向女儿那侧。
“我就说银行的利息由我来付嘛，还会给妈零用钱。如果下学期多教一点课，收入就会增加。我还能向妈伸手要钱到什么时候？又不是两三岁的孩子了。”
我一言不发地点点头，但这并不代表我同意了，只是尽全力去衡量女儿的处境罢了。我没有逼她无论如何都要凭自己的力量去想办法，我无法、也不能像许久以前父母对待我那样，要女儿努力再努力。
“那你不能去申请一点贷款吗？”
窗外一阵嘈杂，混着经过的摩托车噪音，女儿有所不满似的含了一口水，让双颊鼓了起来。
“最近国家兴建了不少公共住宅，虽然稍微偏远了些，但申请那个不是更好吗？”
女儿不隶属于任何工作单位。这类在工作却没有工作单位的人，从十个中有一个、十个中有三个，逐步增加，到如今十个中有六个、七个，女儿亦是其一。他们不具有任何资格，无论是贷款的资格，还是申请公共住宅的资格。
可是，这样的人居于多数的事实并没有给我带来安慰，反倒是我的女儿归属其中的事实，让我每天都受到打击与惊吓，同时带来相同强度的失望与自责。我心想，说不定是女儿读太多书了。不，说不定是我让女儿读了太多不必要的书，让她一学再学，把根本没有必要学，以及不应该学的东西都学了个遍——
抗拒世界的方法，和世界唱反调的方法。
“要是可以的话，我现在还会跑来吗？我都打听过了。妈，我明天早上七点前就要到学校，去了还要准备讲义。”
窗外响起哈哈大笑的声音，似乎有人把电视音量调得很大。我仔细观察着女儿脸庞上浮现的不安、疲困和烦躁。
“那今天就在这儿过一夜吧，明天还能直接去上班。”我如此说道。
女儿犯困似的揉了揉眼睛，喃喃道：“妈，真的很对不起，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房东一直在吵，要我下周之前做决定，我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再去打听了。”
为什么有时候女儿讲出这种话时，听起来像是一种威胁？为什么那种哭丧的表情会成为比生气发火、大吼大叫更有力的手段？女儿是明知故犯呢，还是真不知道？我听见她拿着手机走到厨房去，低沉地说着话。温柔热情的嗓音，秘而不宣的笑声，那是我自始至终都想佯装不知的，女儿的私生活。
“那孩子是头会吞钱的河马，只要电话打来，我啊，就会感到心惊胆战。”
我好似听见丈夫不满的嘟囔，可是一旦女儿回来，这人又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如今女儿不再提起过世的丈夫，光是为了奋力将每一天的生活拖往前方，女儿就已经分身乏术，没有回顾过去的余裕。
人生终究比预想的来得漫长。我突然想针对这件事请求女儿的谅解。要是这么做的话，也许就可以摆脱这种垂死挣扎。不，在这个家消失或在我死之前，没有所谓的最后，绝对不会就此了结的。
“好吧，我明天就去银行问问贷款的事，看拿这栋房子去担保的话能拿到多少钱，利息又有多少。”我投降般说道。
“妈，谢谢你。”
隔日凌晨，我悄悄走入女儿正熟睡的房间，坐在床铺的尾端。我握着女儿露在宽松睡裤外头的脚，轻轻抚触她白皙的小腿。女儿拥有三十岁健康结实的体魄，可是她却不知道自己拥有多了不起的东西。
我在三十岁时和你爸结婚，次年生下了你。开始阵痛的那天晚上，我独自叫了出租车前往医院，直到半个月过去，才和身在沙漠某处的你爸取得联系。你爸从某个遥远国家的工地现场打来电话，替你取了名字。虽然我对名字不甚满意，但我依然说好，就这么决定。因为觉得你爸为了赚钱长年漂泊在异国很可怜，我于心不忍，想借此给予他信心，让他知道我们身处名为“家庭”的坚实稳固的篱笆内。
我想到这里时，女儿翻了个身。我抬头看了一下时钟，顺了顺呼吸。这时间还能让女儿多睡一会儿。
每当到了夜晚，我就会想象着家的身躯逐渐变得庞大，将搂抱着你的我团团包围。寂寥与沉静从上头俯视着，像是要把我吞噬，令人毛骨悚然。当一年回来一两次的丈夫再度出门后，那种心情就更强烈了。
你在五岁之前都不认得爸爸的脸，每当四肢毛发浓密，说话时会发出粗厚低沉嗓音的那个人走近，你就会被吓得哭出来，但又老是躲在沙发的尾端，探出头来盯着他看。然后，在你好不容易敞开心房、愿意牵起爸爸的手时，他又拖着两三个比你个头更大的行李箱离开了家。
鸟儿叽叽喳喳地啼叫着。二楼的人将门敞开，似乎在准备早餐。租房的年轻小伙子应该还在睡觉，听那勤快地走来走去的脚步声，肯定是隔壁的新婚太太。此外还响起了小孩的哭闹声，以及毫不迟疑的喝止声。
“几点了？”女儿睡眼惺忪地问。
我要女儿赶快起床后，走出房间，站在料理台前倒了一杯牛奶，接着在预热好的平底锅中打入两颗鸡蛋。女儿在餐桌前坐下。个子娇小，一脸稚气。我回想着女儿记不起来的那些时光，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某些画面依旧清晰而生动，如同两日前的事一般历历在目。
女儿用叉子将蛋黄戳破，撒上些许盐才开始吃。
“不如回来家里住怎么样？”
我蓦地开口。女儿像是一时没听懂我说的话，只是不停咀嚼着鸡蛋，没有半点反应。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拿起牛皮纸资料袋和一堆印好的资料，说道：
“我会商量看看，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
我不想听女儿接下来要说的话，所以快速走向料理台，打开水龙头，将杯子和空盘放入水槽。碗碟歇斯底里地互相碰撞，发出刺耳的声响。
女儿只喝了一半的牛奶就起身。
“总之，妈你一定要去银行，看看怎么样再打电话给我，我等你的消息。”
玄关响起“嗒”的关门声，我忍不住说了一句：
“臭丫头。”
六
女儿在我的生命中出现，在我的生命中诞生以后，有好一段时间都在我不求回报的善意和照顾中成长。然而现在，她却表现得与我毫不相干似的，好像她是自己出生、自己长大成人的，一切均凭自己下判断、做决定。然后，从某一刻开始，她先斩后奏，甚至知情不报的事情也不在少数。每一天，我看着女儿没说但我心知肚明的事，还有我故意装聋作哑的事，它们犹如碧蓝的水流，在女儿与我之间静静地流淌。
“因为没收到消息，所以打来了。妈，你去银行了吗？”
那天晚上女儿打电话来，恰好是我走出疗养院大门的时候。我试着说明银行贷款额度、浮动利率和宽限期，并且尽可能将承办人员说为什么这个有困难、那个有困难、整个都有困难的咨询内容传达给女儿听。
“嗯，是吗？”
贴在手机上的耳根发烫，大家为了躲避炎热而跑到街上的说话声老是令我分心。街上全是因为驾驭不了挥霍不完的时间，所以一而再、再而三虚度光阴的年轻孩子，我被那些在夜晚街头涌现又消退、充满魅力与健康活力的大好时光吸引了视线。
“那暂时回家住吧。”我投降道。
女儿回答：“没关系吗？”
我划清了界限：
“那当然，你是我的女儿啊，怎么会有关系？”
女儿随即察觉，我的言下之意是除了身为女儿的你，其他人都很有关系。
“妈……”女儿欲言又止，又以沉静的口吻回答，“那我们会一起搬去，真的是暂时的，不会太久，只住到存够一笔钱为止。也会交税金和房租，所以不用担心这些。我得进去上课了，先这样。”
哪里来的“我们”？我都还没回句话呢，电话就挂掉了。我擦了擦被汗水沾湿而变得光滑的手机屏幕，试着按了好几次键，但只听到长长的“嘟嘟”声。
七
女儿说好搬回来的那天是个公休日。
我一大早就跑到家门外。双排并立的住宅构成狭长的巷弄，拿着扫把清扫大门前的男性邻居向我打了声招呼，虽然他顶了个大肚腩，头顶也已经秃了，但嗓音充满了朝气与自信。
“您平常似乎很早就出门了。”男人露出敦厚和蔼的笑容。
我从来没告诉任何一位邻居我在哪儿工作，但是该知道的人也全都知道。我一动也不动地站着，义务性地聊了几句，过了好一会儿才转身。那对成天在家的夫妇终究会看到女儿和那个孩子吧？说不定在搬运、搁放行李时，他们又会因为外头闹哄哄的声音而出来打招呼，然后把知道的事拿去嚼舌根；也说不定在碰到节日时，当长大成人的子女带另一半和孩子回来，他们还会把我家的事当成八卦新闻，用来确认自家的关系和不和睦呢。那种不安感紧紧抓着我不放，最后我无力地坐在公园长椅的一角，目光追寻着有些人一边走路一边挺直腰杆、浮夸地摆动手臂的滑稽模样，一点也没有让身子动一动的想法。
晚上回家时，大门前停了一辆车。是乘坐两人就会觉得很拥挤的红色小型汽车。大门半开着，不知道是要敞开，还是要关上。
走进大门后，我看到静静坐在玄关阶梯前的某个人连忙起身。仅凭大门外的街灯映照，那人犹如一团黑影。
“您好。”
是她。
身形比女儿瘦削高挑，甚至有张小巧白皙的脸孔，乍看之下不像韩国人，而像个拥有一张小脸、长手长脚的西方人。
“小绿有事，说会晚点到。她要我先过来，也给了我钥匙，不过我还是觉得擅自先进去会很失礼。”
她怔怔地站着，一副不知道该做出何种表情、采取何种姿势、该说什么话的样子。我用力关上大门，走上三格阶梯后，打开玄关门。
“把行李放在外头吧。”
我到目前为止还无法决定任何事，也还没做好心理准备让这个我不了解也不想了解、身份不明的人住进家里。不，决定老早就做好了，那是不能更改的。我不能让那种人住进我家。
但我还是勉强说了一句：
“先进来吧。”
我尽量把对方想成是在这种湿热难耐的天气里，帮忙将女儿的行李送到家里的人。我替她倒了一杯冰水，放在桌上，玻璃杯内的圆冰块互相撞击，碰来碰去，发出清脆的声响。身穿牛仔裤与白T恤的她，看起来要比女儿年轻三四岁左右，被汗水打湿的刘海毫无章法地贴在额头上。
女儿究竟是在哪儿遇上这种人的？在大家忙着寻找身体健康又有能力的老公人选时，这两人到底是从哪儿开始出错的？
“行李就这些吗？”
“书桌已经很老旧，所以丢掉了，衣服和书之类的东西也几乎都扔了。冰箱和洗衣机都是房东的，所以也不用搬。”
她和我没望着彼此，而是像在自言自语般进行对话，但很快就没了话题，空气中降下一阵凝重的静默。疲倦感忽地袭来，我感到眼睛很干涩，于是暂时闭上了眼睛。滴答，滴答，时钟指针走过的声音变得响亮。
我的脑海中浮现了这样的记忆：
“请问你是哪位？”我问道。
“我问，你是谁？”我稍微提高了嗓门。
靠在病房正前方坐着的那个孩子，像是受到惊吓般支起了身子。她沉着冷静地说出自己的名字，并说明前来的用意。在这场装聋作哑、枯燥乏味的气势较量之中，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她再也不要出现，到死都不要出现。
“虽然很感谢你，但你没有必要过来，这是我们家的事。”
我竖立起一道以家为名的高墙，将她赶出门外。她像是认同似的点点头，但并没有转过身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