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同事。”
“两位关系似乎很亲近。”
“不好意思，您以为我是基于和对方的交情才来到这里吗？为了保住这份工作，我放弃了其他学校的两堂课程，这个问题对我和其他讲师而言都同等重要。上课不是讲师最基本的权利吗？”
记者打断女儿的话，插嘴道：
“您是不是支持同性恋呢？”
我听不见女儿的回答，但大致能预测她会如何响应。女儿不可能有所隐瞒，她眼里非黑即白，没有灰色地带，个性几乎和过世的丈夫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不，说不定这意味着女儿还很年轻，因为年轻就代表着愚昧。
沿着桌子绕圈，用鼻子哼出旋律的小孩子害羞扭捏地向我接近。我伸出手握住了那稚嫩柔软的小手，手指头摸起来就像刚煮好的米饭般膨松粉嫩，仿佛放进嘴里就会瞬间融化的冰激凌。
“很热吧？来，过来这边。”
“好热。”
这孩子知道妈妈现在躺在重症监护室吗？会猜到妈妈为什么变成那样吗？知道爸爸在病房守着妈妈的时候，外婆和外公为什么要跑到外头大太阳底下的街上挨晒吗？当原本手脚都好好的，一下子就能把自己抱起来的妈妈坐着轮椅出现，这孩子会做出何种表情呢？我在思索这些事情时，依旧很努力地避免望向孩子的外祖父母站立的地方。
也许我应该向那对年迈的父母道歉，下跪磕头泣诉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没养好孩子。可是我该如何开口呢？说都是因为我女儿，才让你们的宝贝女儿受伤吗？就连说不怪任何人的那对夫妇心中作何感想，我都无法揣度。
我将个子娇小的孩子轻轻拉到面前，替孩子擦拭有汗水滴落的额头。
“来，要不要坐这边？”
像个小矮人一样的孩子坐在我身旁，我将数张传单折起来，替孩子扇风。孩子柔软光滑的发丝轻轻飘扬，双脚则调皮地晃来晃去。
记者持续提出问题：
“那么，您和您的伴侣交往多久了？就是和您同居的人。”
“超过七年了。”
女儿说这句话时，紧张的神色暂时消散了。此时她一定想到了那孩子在大火前翻炒、炙烤、油炸某样食材的模样吧。
可是，这种关系会有未来吗？不是随时都能分手转身离去吗？
提问的人如今变成了我。也就是说，我正在思考人们说起爱情时，用来填补爱情这个空洞虚无的词语时的种种细节。
好比说，你们两人躺在床上，在夜里摸索彼此的身体时，你们能做些什么？要怎么做？假设那可以称为性的话，你们是否能够拥有身为女人感受到的快乐或欢愉？若答案是肯定的，那又是什么样子？
我抱着这种原始的好奇心，这种与他人无异的疑问。那个在我的血肉中诞生、成长的孩子，也许是距离我最远的人，是我如何努力也无法了解的人。我真心想问，这真的是女儿想要的吗？无法拥有孩子，什么也没有的空洞关系，永远不完整的人生，还有来自其他人如影随形、穷追不舍的轻蔑与侮辱，以及自己必须承受的羞耻心与愧疚感的重量。
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我很想知道，也许我想化身为那个事不关己的人，拿着一本小册子，偶尔假装做做笔记，不抱任何期待、野心和怯懦，想问什么就问什么，然后等待对方的回答。只是，即将得知的事实却令我无比恐惧。
尽管如此，我仍必须提出问题，我非如此不可。我必须一问再问，直到身心俱疲为止，因为女儿是我的孩子。我终究还是想知道，也必须知道不可。至少我不想当个逃跑的父母，不想因回避和犹豫失去女儿。
“这是一所由宗教财团设立的学校，所以这问题似乎很难被接受呢。您是怎么想的呢？”
记者用手挡住刺眼的阳光，我无法得知他做出了何种表情。
“这不是理解与否的问题，也不是需要请求谅解的问题。这是权利，是每个人出生时就拥有的权利。还有，私生活和工作是两码事。我所要求的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吗？要求将工作与私生活分开，要求保有讲师的基本权利，这些不都很理所当然吗？”
我听见女儿断然说道。
二十二
“我女儿差点就丢了命。”
如果珍问我的话，我打算这么说。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如果珍压低声音说话，我就会坐在她身旁，对她说上一整夜从未告诉过别人的悄悄话。可是，时隔三日来到医院上班，却不见珍的身影。
我得到的说明就只有珍被转到老年痴呆症专门疗养院去了。珍待过的病房空荡荡的，壁纸和油漆全部都被剥除，而且贴上了“禁止出入”的标志，像是马上就要施工，充满了水泥的潮湿土味。
“什么话也别说，老实待着。你就接受现状，顺从安排吧。”眼疾手快的教授夫人迅速走过来，用力握握我的手，然后离开了。
我瞬间失去了负责的患者，像个无所事事的人一般在走廊上来回踱步。没有人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也没人告知我往后该做什么事。
“请您坐在这儿稍待一会儿。”
护士们像是互相说好了似的，个个都很敷衍了事。和初到这里那天一样，我坐在能看到询问处的矮沙发上，等待权科长唤我进去。
午餐时间都已经结束很久了，他才现身。年迈的院长夫妇领头在前，他则尾随在后。
“啊，女士，听说您先前有事，顺利解决了吗？”
院长夫妇走进办公室，而他带领我到调剂室。
“请到这边来。”
“嗒”的一声，我一走进去，他便稍微使劲将门关上。我看见小窗外有两辆救护车，车门开着，有几双长腿露了出来，香烟的烟雾袅袅飘出。一定又多少塞了钱给救护车的司机，拜托他们找来更多患者吧。没有人不知道，护理员几乎是被半强迫缴纳给协会的会费，都被拿去进贡给这种医院，最后又给了救护车的司机。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找到能成为患者的人，甚至不惜把正常的人带来，把他们打造成患者，为这个地方带来收益。
“我们这里提供专门治疗很困难，所以将她转到了其他机构。想来想去，还是亲自向女士您说一声比较好。”
我没有询问为什么偏偏选在我不在时决定这件事，因为我也知道这些人心里在盘算什么，他们不会老实说的。我看见救护车的车门关上，两辆救护车依序驶离停车场。
“什么时候走的？”我问。
权科长回答：“今天早上。再怎么说，还是在她心情愉快时前往，在那儿用餐，四处参观一下会比较好。”
我看着塞满置物柜的小针筒、长喷嘴、装在小盒子里的消毒水和大型药罐，一时哑口无言。
我口中突然冒出了一句话：
“科长的父母还在世吗？”
如果还在世，应该早就过八十岁了吧？当然，我并没有期待这种话能改变什么。他很快就察觉到我想说什么话。
“很久以前就过世了。”
因此，权科长有可能是在说谎。
“如果那是自己的父母，大家还能这样做吗？”我喃喃自语，最后还是多说了一句，“这样真的不对，也没征求任何人的同意，甚至完全没和我商量过，这样做真的不对。”
“如果她有家人，自然就会征求家人的同意，可是您也知道她没有啊，法律上也没有规定要征求护理员的许可。”
权科长一脸疲惫与厌倦。
我也知道，不能拿着严格的道德标准，只向他一个人追究责任。今天，所谓的“工作”已遭到毁损和玷污，它在许久以前，就已经不再是为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带来自豪与骄傲的角色。如今人们不再是工作的主人，而是它的奴仆，同时还要战战兢兢地避免自己遭到疏远与冷落，直到最后被推挤、驱逐到工作之外，迎接承认自己失败的那一刻。
“希望女士您就做到这个月为止。”
权科长说出这句话的瞬间，我才意识到，自己早就为可以想见却无法未雨绸缪的这一刻做好了心理准备。
我问科长珍进了哪家医院。
“您不也知道吗？我们无法向家人以外的人透露。”
“我就等于是她的家人，这您也知道。”
“话不是这样说的啊。”权科长似乎还有话要说，但他只是摇了摇头，走出了调剂室。
我走出调剂室，往建筑后方的垃圾场走去。接着，我直接用手将污秽的塑料袋逐一打开来，挑出混杂排泄物与呕吐物、血液与脓水的卫生纸与尿布，就连湿掉的报纸、破裂的玻璃瓶、脏污的喷嘴和针筒也都逐一拿出。
过了很久，教授夫人才跟在我后面出来，向我走近。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科长说什么？”
我在高至腰际的大型垃圾袋内翻找，将里头的东西全部倒出来。那些垃圾一下子倾倒在地上，发出铿锵碰撞的声响。
“哎呀，干吗这样？你是吃错什么药啦？”
教授夫人抓住我的手臂，我甩开她的手说：
“去做你的事吧。”
“你都这个样子了，我哪还有心工作？到底发生什么事？你总得先说出来吧？”
我蹲着挑拣垃圾，说道：
“你怎么不早点问我？在把珍转到其他地方时，怎么不跟我说一声？怎么不打通电话给我？”
“你也真是的，又不是不知道我们的处境。”
我好不容易才把“就算是这样也还是要说啊”这句话吞下去。这不是我的错，也不是你的错，更不是任何人的错，若是照这样说的话，世界上无数的被害者到底要向谁、要上哪儿去讨回公道？即便是这样想的我也不例外。
教授夫人自顾自嘟囔了一阵之后，就回到工作岗位去了。说不定她会跟年轻的新婚太太和护士窃窃私语，说那老女人终于疯了。但即便她说出更过分的话来也没办法，我再也不想让那种无聊的指责和嘲弄使我无法去做真正该做的事，也不想再做这辈子已经反复做过无数次的事情了。
我最后找到了两张已经被撕破、弄脏的奖状，幸亏还找出一个小的贡献奖杯，虽然杯的顶端已经碎裂。这些全是珍极为宝贝的物品，我用卫生纸大致擦拭过后，将它们放进手提包。
二十三
天黑之前，我就听见有人打开了大门，是那孩子回来了。
我蜷缩身子躺在沙发上，注视她脱掉鞋子、走进家中的样子。她左侧太阳穴上还留有瘀青，嘴角流淌的黄色脓水已经干掉了。
“抱歉，我不知道您在家。”
我默不作声，只是闭上眼睛。夏季尾端喷吐出的湿濡热气将我捆绑，不肯松手。只要我闭上眼睛，好像就会有水从某处悄悄漏出，不断将我打湿。受潮软烂的壁纸脱落，墙面缓缓坍塌，整个家好似即将倒塌般发出吱嘎吱嘎的悲鸣。
有人摸了摸我的额头。
“您没事吧？”
是她。可是我连拨开她的手的力气也没有。
“您发烧了，要去医院吗？”
我摇了摇手，表示不必了。她煮了放入栉瓜的大酱汤和稀饭，拿到我面前。
“请多少吃点东西吧，我去买药回来。”
那孩子出门了。滴答，时钟的声音寂寥地在客厅扩散，晚霞细长的身影溜了进来。我试着缓缓支起身体，骨头互相接合，疼痛苏醒，手臂痛得快断了似的。我握着汤匙，缓慢品尝那孩子煮的食物。我得打起精神，得爬起来才行。每当我这么想的时候，脑海就会浮现女儿的身影。
女儿正站在街头。
她就站在那条随时都有我难以想象的事情发生的街上，完全不知道四通八达的道路尽头瞄准自己、扑向自己的究竟是什么。想到这些，我什么也无法吞咽，怎样也吞不下去。
那孩子回来了，买了感冒药、双和汤还有两盒大片膏药。我吃下药后，给她的背部和肩膀贴上膏药。撕开包装纸取出膏药时，塑料纸被捏皱的杂音填满了静谧的客厅。她将短袖往上拉，背部和腰部留下又长又红的疤痕，就像被某样尖锐的东西划过一般。
“去看医生了吗？”我问。
“没有，没那么严重。”
撕下塑料纸后，膏药自动黏成一团，清爽的薄荷味弥漫在空气中。
我用手指将膏药的边缘撕开，喃喃自语道：
“应该去拍个X光检查一下的，以免有什么问题。看来还是会留下疤痕，说不定还会引发神经痛，很不容易痊愈的。”
那孩子的背部留下了细碎颗粒状的疤痕，有些地方的皮肤甚至完全变成了褐色。
“因为我小时候有异位性皮炎。”她如此回答。
“异位性皮炎？父母一定为此吃足了苦头吧。小孩子的皮肤很脆弱细嫩，伤口很容易就溃烂，留下疤痕。”
我将膏药摊开，在她的背部贴上一片，接着再取出另一片，撕下塑料纸。每当我的手移动时，她就会顺着我的动作倾斜，改变姿势。明显的瘀青留在她的一边肩膀上，皮肤裂开处有凝固的红色血迹。
“还是要去医院一趟才行，光看外面是看不出问题的。工作的餐厅附近有整形外科吗？不要嫌麻烦，一定要找时间去一趟。”
她什么话都没说，只有我自问自答，不断顾左右而言他。也许我是借此按捺住自己真正想说的话。
天黑之后，我和那孩子一起抵达了女儿所在之处。
大半夜举着示威板的人群就在那儿。微弱的灯光下，人群的表情摇曳而模糊，站在前方的某个人正在说话。我在后方的远处找了个位置，那孩子则是稍微往前走了一点，和女儿并肩站着。两人面向彼此，俯身似乎在讲些什么。对面突然传来一阵喧哗，接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响起，破坏了原本严肃的氛围，引起短暂的骚动。
“那些人来扰乱也不是一两天了，请为身在医院的人祈祷吧。”
说话的人是上次伤势严重的某人的家属。那人现在还躺在重症监护室，而聚集在那里的人用温暖的口吻诉说她的名字。她的父母不在现场，也没看到她的儿子。那么这女人是她的姐姐吗？还是阿姨？说不定根本不是家人。
“吃一点吧。”我等那人说完话，将从家中带来的水果和一瓶冰水递给她。
女儿在远处拿着麦克风说话，她的声音从喇叭里传了出来，听起来冷静而真挚。可是因为对面震天响的音乐和说话声，很难听清楚她说了什么。我就这样坐在原地注视这骚动的一切，哑口无言。
我置身此处，坐在这个迎向辱骂与责难的位置，如身在梦中。我不禁想，这次我又像个傻瓜般被卷入了女儿与那孩子的恶作剧之中。但如果这是一场恶作剧，下半身也许会瘫痪的那人所面临的真切悲剧又该如何解释？此刻，我又该如何阻止在女儿身旁游走、伺机攻击的无数悲剧？
因此，如今我无法也不能像对面阵营的人说得那样轻松，要求这些孩子不要抛头露面，命令他们保持缄默，就像个死人般生活或干脆了结生命。我不能与说出那种话的人站在同一阵线。但是，这也不代表我彻底理解了这些孩子。那么，我现在是站在哪里呢？我必须站在哪一方吗？
我对这些孩子起了恻隐之心，为他们心疼，觉得他们不幸。在这一点上，我和那些暂时停下脚步，表露好奇，然后再度走远的众多行人没什么不同。
“吃点东西了吗？”过了很久，我才有机会和女儿短暂地说句话。
“我刚才和他们吃过晚餐了。妈为什么跑来这儿？不是感冒了吗？赶快回家，明天不是还要上班吗？我没事，快点回去吧。”
“是该回去了。”
“一起回家吧”这句话涌上了喉头，但我忍着没说出口。因为我很明白，一旦我说出这句话，其他话，还有更多的话也会跟着脱口而出。我说很快就会回去之后，再度在能看见女儿身影的地方坐了下来。
时间过了十点，对面叫嚣的人也变安静了，一定是说好了明天要再来，所以才回家的吧。这是一场漫长的争斗，必须对此时此刻看不见的、遥遥明日的争斗心中有数。气喘吁吁停下的公交车变少了，公交车站也变得冷清起来。矗立在校门那侧的建筑物仿佛瞪大的双眼般明亮。
“我的弟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某一天突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怪物。我的弟弟有父母，有手足，有朋友，也有爱他的人。”有个人在桌子前方低声说。
“对啊，没错。”我喃喃自语，听他说话。
“我们在这里，我们想说的只是这个。而我们想要的，也只是听到一句：这样啊，原来你们在这儿。”又有人说道。
“是啊，就是这样。”
我又接连听了下去。但要听上多久，我才能也开口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看到我的女儿受到这种差别待遇，我感到很心碎。我担心我会读书又学识渊博的孩子，会被赶出职场，在金钱面前手足无措，最后受困于贫穷之中，到老还要像我一样去做苦力活。这件事和我女儿喜欢女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吗？我并不是在恳求你们理解这些孩子，只是希望你们放手让他们去做擅长的事情，让他们得到合理的待遇，我所冀求的只有这些。
比如，我也能将这些话说出口吗？我能将女儿带给我的恐惧、失落、背叛、怒气之类的情感全都宣泄出来，说这些孩子此时就站在冰冷无情的世界中心吗？
隔天，我搭乘首班车回家，就在进门时，电话铃声响起。
“是女士吗？”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听筒那头是疗养院的年轻新婚太太。
“您手边有纸笔吗？赶快记下来。”
新婚太太结结巴巴地把地址念给我听，我将它写在传单的一角。
二十四
要前往珍的医院，得坐三小时以上的客车才能抵达。出租车在两旁都是大棚的双向车道尽头让我下车后扬长而去。我汗流浃背地朝着远处的教堂建筑物走去。许久前作为教堂的建筑被改建成疗养院，一看就觉得破烂不堪、环境恶劣。被绑在庭院里的两只狗站得直挺挺的，龇牙咧嘴地吠叫。
我对珍这样说：“老太太，我女儿差点就丢了命。”
“嗯，你有女儿？”
“是的。”
“一个女儿？”
“对，一个女儿。”
“嗯，她一定很漂亮，因为妈妈很美。如果像妈妈的话，一定漂亮得不得了。”
不，在那儿等待我的，不是一脸和蔼慈祥的珍。照护珍的护理员说，珍的状况在几天内急遽恶化。说不定是因为被喂了过多安眠药，身子虚弱的老人的状况有时会在一夕之间恶化到难以挽回的程度。我听着护理员说话，表情像是丢了魂似的。
珍躺在床上，眼神涣散，只是怔怔望着天花板。我有非常明确的预感，那双眼眸追寻的地方，绝不是我身处的这个世界。
“老太太。”
我握住珍的手，为了确认她微弱的呼吸，将耳朵贴在她的嘴唇近处，努力想找到珍还活着的证据。我轻抚珍的额头，又走到床尾，紧紧握住棉被下她骨瘦如柴的脚掌。
“可是之前还没这么严重。虽然精神状况时好时坏，但进食很正常，也经常说话。老太太，老太太，是我。您还记得我吗？看这边，看一下我。”
这是一个并排摆了八张床的小房间，除了两人坐着，其他人都仰卧在床上，没有半点动静。两台电风扇在旋转时发出“叽叽”的声音，除此之外，此处似乎没有任何能称得上是声音的存在。不，说不定是我的耳朵出了问题，我身体所有的知觉好像都暂停运转了。
护理员跟在我后头，一脸不满地嘟囔：
“如果我有余力的话，就会多花点心思，但您也知道我是分身乏术。因为这里分成早晚班值勤，偏偏那天晚间的负责人又迟到。”
她的身上散发出汗味和还没晾干的毛巾味。我像是突然想到什么，将一罐买来的饮料打开拉环，先递给她，又将饮料拿给醒来的两名老人，接着我也喝了一口，却突然咳了出来。我试着换个方式说话，告诉她珍不应该受到这种待遇，珍有资格获得比这更温暖的礼遇，可是我话说得不够圆滑。总之，我试着去说明珍这个人。
那女人最后打断了我的话：
“什么资格啊？那这里有人接受那种待遇吗？我是不清楚她过去过着多辉煌的人生，而且也没必要知道那种事。就算知道又能改变什么呢？最后还不是得在这种地方默默死去？”
眼见她要离开病房了，我说：“她没说过什么吗？像是想找谁或想见谁之类的？也没说想吃什么吗？”
我边用手帕擦脸边询问，汗水让整张脸老是湿答答的。一名老人双手交叠，脚步一拐一拐地在病房前探头探脑，虽然他看着前方，可是失去焦点的目光却没有落在我身上。
“哎呀，又跑来了，就叫您躺着啊，老先生，老先生！”
“等、等一下。”
我再度结结巴巴地想说点什么。女人放下空的饮料罐，和我四目相对：
“杰出的人？受到尊敬的人生？那都是以为人生非常短暂的人才会说出的话。看吧，人生漫长得令人起鸡皮疙瘩，只要活久了，大家都一样，都是在等死而已。其他的请您到办公室去询问吧。”
可是我在办公室听到的，就只有家人才能把珍带走，如果不是直系血亲，就没有任何权限或资格的说辞而已。我离开办公室，像被赶出来似的，站在有狗儿吠叫的庭院中间。狗儿仿佛随时都会向我扑来般狂吠着，那怒不可遏的吠叫，听上去就像要马上飞奔过来咬掉我的耳朵。
珍会在这个地方走向生命的尽头。
有一天，她会面朝门的方向，以蜷缩在床上的姿势断气。他们会将死亡的珍移开，将床铺整理干净，迎接新的患者到来。珍冰冷僵硬的身躯，也将会因为无亲无故被扔进大火中。他们替惨白的骨灰编上号码后，就会将它搁置在无亲属者的仓库一隅，而珍将会占据骨灰坛大小的位置，度过十年的漫漫岁月，最后无声地被撒在贫瘠干燥的原野上。没有过去，没有回忆，没有遗言、教诲或一句哀悼。
珍的死将会成为一个警告，要我别活得像她一样。
我像个无所事事的人般在庭院来回踱步，凶狠吠叫的两条狗逐渐安静下来，而我再次坐在庭院一角。太阳在我的头顶西沉。
我得去找珍，好歹得做些什么才行。
心中虽如此思忖，但我能做的只有坐在那儿，无力地仰望落日。
这该死的酷暑，我的天啊，人都要被晒干了。
我凝视着炽热的空气，整张脸汗水涔涔。我用毛巾擤了擤鼻子，用手抚弄了一下眼周部位，做了一次深呼吸。
我并没有就此死心。
终究还是行不通吧？没别的办法了吧？我对这件事无能为力吧？我绝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叫自己放弃，这太容易了，任何人都能做到，我不会就这样空手回去，我做不到。
一辆小型冷藏货运车沿着光线朦胧的小径驶进庭院，司机将大小各异的冰柜和食材放在入口，一边将简单的收据交给办公室职员，一边不知在说什么。此时有两名身穿围裙的女人出来，将大罐酱料和装在塑料袋里的食材提到屋内。我就像个隐形人，没人在乎我的存在。
该怎么做才好？
脑海浮现的就只有推开人群闯进病房，将珍背出来这种不可能实现的做法，我做不到，也一次都不想做。闭上眼睛，时间滔滔流逝的声音令我打起寒战。瞬息之间，白天与黑夜交替，夏与秋也相继离去，暴雨之后天色放晴，漫天绿荫转为一地的凋零干瘠。也许，我早已在这些季节之中，头也不回地老去。
我依旧没有离开。此时我能做的，只有阻止心中喁喁细语着“回家吧”的声音，只能借此推迟断念死心的时间，如此等待着。我像是下了决心般站起身，走进屋内。
“那个，你们是什么关系？什么关系！”
我往病房走的时候，办公室有人走出来冲着我喊。是那个强调只有家人才能带走患者的男性职员。
“没有关系，我们什么关系也没有。”我如此回答，并且生气地嘲讽道：
“只要能照顾她几天就好了，有什么好不答应的？您要不要到病房去看她现在是什么状态？看看她那与死了无异的可怜模样。您以为那老人家会活千年万年吗？不过是死期就在眼前的人，程序或法律，那些有那么重要吗？”
职员正打算径自走进办公室，突然停下脚步。
“请让我照顾她几天就好，三天就好，不，就两天，哪怕是一天都没关系。请答应我吧，她现在真的没有时间了，没有所谓的下次了。”
职员一脸为难地望向我。
我说：“她没有家人，没有什么直系血亲，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来找她。是不是家人到底有什么重要的？”
令我吃惊的是，我的眼中没有落下一滴泪水。
二十五
虽然我和职员说好会带走珍两天，但我没有打算要遵守这个约定。不过这也并不表示我已准备好要无限期照顾珍。倘若世上的一切都能等待我做好心理准备，给我充分思考与苦恼的时间，那该有多好？
我陪伴在珍的身旁，等候黎明的来临。我在等待珍体内的药效消退，阻止了习惯性地给珍打安眠药与镇静剂的护理员。九点一过，病房的灯暗了；等到十点，护理员纷纷回到休息室。接着，我似乎被囚禁在密不透风的沉默之中，无论我如何敲打也不会开启门扉或瓦解的黑暗，依然不为所动地将我包围。
“老太太，您有没有想吃的东西？我女儿说早上会过来。是我要她过来的，您不是说想看看我女儿吗？”
我不断嚷嚷着，试图击退这冷清寂寥。如果不这样说话，就会觉得此处漆黑无比，甚至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的事实。一切似乎都静止了。我打开手机，再三确认时间确实在流动，然后不停地睡着又醒来。
终于，我在睁开眼睛时，听见了鸟鸣声。我睡眼惺忪地走向窗台，拂晓的靛蓝天色缓缓散去，晓色逐渐清晰，转眼间，灿烂的光线已洒满整片窗。女儿在天亮了许久之后才来。不对，出租车后座的门被打开，下车的人不是女儿，而是那孩子。
“我一直想叫醒小绿，但她完全爬不起来，所以我就代替她过来了。”
那孩子远远站在一旁时，我让珍坐好，替她换上那孩子带来的衣服──是画有兔子图案的粉色衬衫和宽松的短裤。衣服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挑了这种可笑的衣服过来？尽管如此，我仍竭力按捺住内心的不快。
那孩子带着疑惑的表情，一边揉着眼睛，一边环视病房。
珍和我坐在后座，那孩子在副驾驶座坐定后，出租车出发了。出租车开上冷清的道路，同时加快了速度。我请司机将冷气调弱，神经紧绷地担心珍会感到不舒服。后视镜上时不时会映出那孩子打哈欠的模样。等我再次注意到时，她的头倚靠着窗户，嘴巴微张着睡着了，于是我伸手将那孩子的座椅稍微往后调整。
“您没事吧？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肚子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嗯？忍耐一下，快到了。”
困意朝我袭来，为了避免睡着，我一直在说话。有时，珍会像是回过神般转头和我四目相交，随后表情又再次呆滞。后来，不知不觉中，我也像那孩子一样，嘴巴放松微张，就这么睡着了。
出租车停在大门前。那孩子率先下车，赶紧将大门打开。突然敞开的大门撞上墙面，发出砰然声响。我打开后座的车门，小心翼翼领着珍下车。我可以感觉到珍像是从非常深沉的睡梦中缓缓苏醒过来般，表情逐渐变得清楚鲜明。
“妈你回来了？是谁啊？怎么回事？”女儿走到大门外，抬高音量说道，完全不理会我制止的手势。
结果，对面大门内侧发出声响，对门的男人提着扫把，开门走了出来。
“您出门了呀？”
为何偏偏挑在所有住我家的人都站在外头的这一刻？我最不想面对的就是这种时候。在一切昭然若揭、完全没有辩解余地的这一刻，我却和邻居碰个正着。
“是的，刚从医院回来。”
珍佝偻的身躯好不容易才出了车门。我要女儿搀扶珍，然后支付车费，关上车门。出租车小心闪避停放的车辆，惊险地倒退驶出巷子。
“是您母亲吧？”我提着从医院带回来的行李，正打算走进大门，男人充满好奇地探头询问。
我只是点了点头，然后说：
“不是，我母亲很久前就过世了，这位是我在疗养院照护的患者。”接着，我简单用眼神打招呼之后，关上大门，走进家里。
“是谁啊？妈，她是谁？”
有别于急忙探问的女儿，那孩子什么都没问，只是让珍躺在沙发上，之后坐在旁边出神地俯视着她。二楼的小朋友正在一边踱步，一边愉快地唱着歌。他们要去幼儿园了吧？我抬头看着时钟嘀咕。
“是妈在疗养院照顾的患者，因为有点状况，所以妈暂时带她回来。”
“什么状况？疗养院的患者可以随便带回家吗？嗯？”
女儿跟在我的屁股后头，不死心地寻根究底，她的额头上还留有睡觉时压出的红印。我说只有几天而已，接着瞥向珍所在的客厅，看到敞开的窗外是一片无限明亮清透的风景。才过了一晚，漫长的夏日就仿佛已然离去，瞬间就到了秋天。
一阵凉爽的清风拂来，吹进我与女儿、我带回来的珍与女儿带回来的那孩子同住的屋子。我一整天做的事，就只有待在珍的身旁，再次等待夜晚来临。静谧的夜晚降临，一天恍如做梦般流逝。
申请完失业补助的隔天上午，我将家中所有窗户全部打开，小心翼翼搀扶珍，让她站立。原先照顾珍的那孩子往后退了两步。
“漂亮，真漂亮，跟妈妈一样漂亮。”珍温柔和煦的目光停留在那孩子身上。
见那孩子犹豫着想开口，我加以劝阻，同时询问道：
“您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什么？”
“有什么可以吃？”
令人吃惊的是，珍的双眼确实是在看着我。在这一刻，她不再是个失去记忆后在死亡前徘徊，年迈多病的患者，而是个跨越漫漫人生的勇者。
“您想吃什么？”我边察看珍宽松的裤子边问道。
虽然已经替她换了许多次尿布，仍无法避免味道散发出来。家中已经慢慢充满了尿骚味与其他令人作呕的味道。这事我早预料到了，早就有心理准备。然而，珍住在家中的这段时间，又会有多少我没预料到、没心理准备的事情呢？
“要不要我煮点什么？”那孩子赶紧起身说道。
珍伸出了手，而那孩子握住了那只手，脸上浮现淡淡的微笑。
二十六
我一整天都待在珍的身旁。
亏得如此，我多少忘记了对女儿的担忧和对那孩子的不满，甚至自己的悲凉处境也被我抛在脑后。几天之后，一脸不高兴的女儿也闭上了嘴巴。一定是因为她没多余精力去为此费神吧，所以帮我忙的总是那孩子。不管是我外出时，为珍准备三餐时，还是给珍洗澡时，我都需要那孩子的帮忙，将装满湿尿布的沉重垃圾袋拿到外头的也是她。
“奶奶，您吃红豆，像这样，这样。”
“啊，您张开嘴巴，再大一点，啊、啊──”
“您试着握拳再松开，不是，不是那样。”
有时，珍好像更听那孩子的话。她会在我面前耍性子，耍赖，却乖乖听那孩子说的话。也许这和珍越来越虚弱有关吧。比起在医院的时候，显然珍的状况更加恶化了。
即便如此，我们的日常生活也并不总是轻松顺遂，有时我会感到烦躁，需要费力忍住想发火的冲动。比如珍没来由地弄倒放在餐桌上的杯子，或者大叫说要回家的时候。她还在全身都是泡沫的状态下试图跑出浴室，或者抓着我的头发大吵大闹。每当发生这种事，我就觉得把这种本来无力照顾的人带回家的自己是个笨蛋，但就算这样，我仍努力而艰辛地挨过一次又一次。
照料某人有多辛苦，照顾自己以外的人又有多困难。也许我是想借此告诉女儿和那孩子，这种看似美丽圣洁的事，实际上有多可怕残酷。我想让她们不只是从书上读到，或从某人口中听到，而是亲自去体会这件事。
我想说的，不是要求她们在十年后、二十年后如此照料我，而是想让这些孩子去思索一次年轻时怎样也无法想象、但终究有一天会到来的老年。所以哪怕是现在开始也好，希望她们能去找个可以互相分担责任、彼此信任的另一半。我只是希望自己留下的不会是担心、忧虑、后悔与埋怨。
“老太太，那孩子不是我的女儿。”夜里，躺在珍身旁的我悄声说道。
我听见女儿打开大门进来，那孩子打开房门迎接女儿，厨房的灯被打开，玻璃盘互相碰撞的声音传了过来。然后，房门关上，家中再次变得安静。
“那孩子是我女儿带回来的，她们两个不是朋友。”
我的话总是停在这儿。我能清楚感受到，我无法吐出的言语，终究无法说出口的话语，留在我体内哐啷一声碰撞在一起，造成伤口。
“如果是您的话，会说什么呢？您会怎么做呢？”
可是另一方面，在说出那种话时，我似乎又能获得某种慰藉。那一刻，我体会到这一切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我就站在事件的中央，而且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因此崩溃，倒下。
“外头是谁来了？”
某天下午，珍呼唤着我。正在晾衣服的我，走出来将广播的音量调小。珍歪斜着身子躺在沙发上仰望我，看起来很有精神。我脱下塑料手套，帮珍把沾在嘴角的核桃点心碎屑轻轻拨掉。原本放满盘子的核桃点心此时只剩下三四个。
“还要一小时才会回来呀，要再等一下。”
我指着那孩子的房间，打开房门，将客厅的窗户全部打开，直到让珍看到空荡荡的庭院之后，她才停止发问。可是她马上又像是忘了这一切般，重复相同的话：
“外头有谁来了？哪里来的？”
我蹲在浴室的门槛上洗抹布，随口应了一声，与其说是回答，更像是发出我人在这边的讯号。我的回应越来越短，到最后只剩下“嗯、嗯”的鼻哼声。珍仍在不停地说着什么，而我心想着：
如果将珍丢在那脏乱的疗养院，八成早就归西了，状态能恢复到这样也是件好事吧。我的天啊，竟然把好好的一个人当成行尸走肉。不过，这样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之后该怎么办？等失业补助的期限到了，我必须外出工作时该怎么办？应该再把珍送到合适的疗养院吗？
“奶奶说，有一群穿着鹅黄色衣服的孩子聚集在玄关前，像是一群读幼儿园的小朋友。”
恰恰是在十五天后的下午，我听到了那天的经过。那孩子在讲述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仍是不知所措的样子，仿佛人还停留在一边喊着“奶奶没有呼吸了”，一边跑到庭院外头的那一瞬间。女儿听了之后，搂住我的肩膀。
“她说有一群像鹅黄小鸡般的小孩子跑了过来，叽叽喳喳，吵得她无法睡觉，还问为什么大家这么吵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珍在星期六下午断了气。那天的天气就如早间新闻预报所说的一样，清风徐徐，阳光明媚。女儿出门去买蛋糕，我在庭院里晾衣服，而珍歪斜着身子躺在沙发上睡着了。那孩子在厨房清洗水果，以为珍只是睡着而已。
女儿买回来的圆形蛋糕，上头用葡萄和草莓装饰着，小巧玲珑、美味可口的模样令人充满食欲。我把蛋糕放在珍面前，那孩子将洗好的李子和桃子搁在旁边。我记得那时我还在想，该来打听珍的去处了，还告诉自己，要在月底之前，在这个季节结束之前，送她到合适的地方，因为没办法一直照顾下去。也记得自己下定了决心，至少要在这段时间内好好待她。
女儿、我和那孩子不停地在狭窄的厨房走动，动作安静而迅速。我的心思完全放在珍身上，所以把自己正和那孩子置身于同一空间的事实，以及这一事实带来的不快感与尴尬完全抛到脑后，度过了毫无隔阂感、再自然不过的平静时光。
珍带来的和平，短暂的休战。
这也成了珍最后带来的礼物。
那孩子回想道，在她备好碗筷，准备叫醒珍的时候，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我跑到庭院，呼唤二楼的新婚太太时；在手机铃声响起，女儿和别人在通话时；那孩子握住珍的手，轻轻抚摸她的脸庞，将耳朵静静靠近她的嘴角。
珍尝了一口蛋糕。
她只挖了很小一口，放进口中缓缓吞下，然后点了点头，一脸为顺滑香甜的味道着迷的满足。我又将草莓沾满鲜奶油，递给珍。这是对某个人来说稀松平常的生活，却是每个人都应该享受的平凡小幸福。
“味道怎么样？是我从好远的地方买回来的噢。”女儿说道。
那孩子也附和道：
“下次要不要在家里做做看？像塔一样，做成扁平状。”
“没有烤箱也可以做吗？”
珍的视线在女儿、那孩子和我之间来回。
完美的午后时光。
可是，我想象中的画面终究没有来临。那一刻总是来得太早，或是太迟。总是在尚未察觉之时就离去，不然就是让人等到最后，终于放弃。珍最后看到的，不是小巧玲珑、美味可口的蛋糕，而是叽叽喳喳的小朋友们。
就在她合眼之前。
既然珍看到了一群稚嫩又开朗的小朋友，想必应该去了天堂吧。我如此想着，同时又有另一个想法在纠结──说不定珍看出了我暗地里的担心与忧虑。自责与羞愧的情感涌了上来，我再次感觉到，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那样想的。
我扭绞着双手，喃喃自语：
“我的天啊，我不该那样想的。”
不久之后，医生从急诊室出来找我。在我、那孩子和女儿的面前，医生一字一句地宣告死亡日期与时间，然后取下粘在珍身体上的线与设备。
接着，他将珍的身体往侧边转，询问道：
“您要看吗？没关系吗？”
想必是要把体内的异物取出吧，如今珍已经是死去的人了，医生一定是想按照程序迅速处理完毕吧。我转过身离开了那里。
女儿握住我的手，我终于在女儿的怀中哭了出来。我像个孩子般哭泣，却无法将视线从珍躺着的床铺移开。在我悲痛哭泣时，那些不停抽打我的无数情感，我似乎怎样也无法向女儿解释清楚。
二十七
我晕头转向地忙了好几天。
郊外的葬礼会场提供的是一个相对狭小、位于角落的普通房间，一位职员跟了过来，打开灯之后，将覆盖香案的塑料布收起来，一股潮湿的霉味顿时蔓延开来。即便把灯全打开了，昏暗的感觉依然没有消散。
反正才一天而已。
就算我如此想着，心底依然感到不舒服。为什么放着大部分空着的房间不用，偏偏给我们一间一看就觉得很简陋的房间？
“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突然有客人来啊。”
葬礼会场负责人如此答道。所谓就算死也得支付费用的人生，我现在已经不怎么感到吃惊了，不过是又一桩随处可见的事情之一。我抬头仰望满是污垢的天花板角落，低头看着变形的门缝，有两名穿着工作服的人搬了两个偌大的花盆过来。香炉已经备好，香也已经点燃，呛鼻的线香味充满整个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