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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告投降,太平洋战争结束。进驻日本的联军最高司令部,针对非人道的日军在战争中的犯罪行为开始调查真相,并搜集相关资料。因日军彻底且有组织地大规模销毁、隐匿和伪造诸多证据,致使调查工作陷入困境。日军在宣告投降的同时,包括大本营在内的日本全境陆、海、空三军部队,以及宪兵队、秘密警察、监狱等重要机构的命令文书与会议记录数据等公文,全都被一一销毁,连重要人物的信件与日记也付之一炬。甚至为了干扰联军检察官的调查,还进行了资料造假和文书伪造工作。
联军最高司令部法务局检察科正着手调查,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迫降在福冈地区的美空军B29战斗机,包括飞行员和机组成员在内的机上十一名美军俘虏的生死行踪。由于所有相关文书均被销毁,而日军的报告称连一名美军俘虏都没有。所有的证据都消失了,调查因而触礁。但审讯工作还在继续进行,真相也开始一点点地浮出水面。调查人员得到了被监禁的下级战犯的日记或便条,更因为他们的证言和执笔的文书,为日军战犯的暴行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据。历时数月的艰苦追踪之后,调查小组终于发现了日军对B29飞行员与机组成员犯下的令人发指的罪行。
联军最高司令部决定,把大部分记录及与之相关的资料全部列为极机密文件。
活着可以毫无理由,但死亡必须有个明确的依据。这不是为了证明死亡本身,而是为了幸存者的生活。十九岁那年的冬天,我发现了事件的真相,也成就了现在的我。
战争的那段时间,如掀起沙尘的风一般从我身旁掠过。在精神的耗损与衰竭中,我逐渐成长。成长,应该是一件理当受到祝福的事情,代表了肉体的发育、知识的扩展、经验的积累……但对我来说,成长只是一种“不可逆转”的事实而已。如今的我,再也回不去往日的我——从不知人间险恶的我,从不知人性卑劣的我,从不知一行文字所持有之力量的我。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战争结束了。被监禁的人全都被释放出来,但我仍在监狱里。如果说哪里不同了,那就是,原本在铁窗外的我走进了铁窗里,原本穿着的褐色看守服换成了红色囚衣。在囚衣胸口处,印着一个显眼的黑色号码——D29745。
我身陷囚笼,自己却不知道为什么被关在铁窗里,我只能猜测。在我未知的时间里,一件我所不知的大事横扫过我的命运。曾经在战争期间担任过福冈监狱看守部看守兵的我,在战争结束后,被进驻的美军归类为下级战犯,关在我看守过的牢房里。这个由高高的砖墙、尖锐的铁丝网、牢固的铁窗和一间间砖房组成的巨大怪物,不知吞噬过多少人的灵魂。我的灵魂,也将被这个怪物所吞噬。
明亮的阳光射入,落在黝黑的地板上,这是一片有无数的鲜血、脓汁、叹息与呻吟渗入的木地板。我张开手,试图在形如一张四方形纸的光影里写下些什么。我才十九岁的灵魂,是否还新鲜呢?一定是的。我的肌肉还很结实,我的皮肤还很光滑,我的鲜血如刚酿的葡萄酒一般红艳。但我的眼睛看到了太多残酷的现实,仿佛一个结着肮脏眼屎的七旬老人的眼睛。
根据美军法起诉的罪名,我涉嫌虐待俘虏。对一个在战争期间任职于监狱的看守兵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罪名。我不敢说自己无罪,或许有时候我是故意虐待囚犯,有时候则是不自觉的。或许我也曾经大吼着对囚犯拳打脚踢,棍棒相加。因此,这是我必须承担的罪名。然而,在我身上,还有一项美军检察官不曾起诉的罪名:无所作为。
我没能阻止恶魔挑起战争,也没能终止这场龌龊的战争,没能阻挡无辜者或者只犯了轻微罪行的人莫名其妙地死去。我在群魔乱舞中保持沉默,在无辜者的嘶喊中装聋作哑。你一定会问,“无所作为”怎称得上是罪,犯罪难道不是将某种行为付诸实施才成立的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容我慢慢写下来。
我现在要说的故事,不是我自己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战争破坏人类灵魂、杀害无辜者的残忍故事,一个我所见过的人与非人的故事,一个最纯洁者和最堕落者的故事,也是万年前的璀璨穿越黑暗时代黑暗宇宙而来的故事。
如今我终于明白,世间是多么残忍,人类又是多么容易被摧毁。即使如此,人类的灵魂又是多么光彩耀眼。
我希望你不要问我,世间是否存在恶魔,因为我能很明确地回答你,有的!我看过恶魔,甚至还能让你看到恶魔。但我不会那么做。我也希望你能问我,世间是否存在着希望。我也一样能回答你,有的!我看过充满希望的脸孔,也能让你看到那样的脸孔。
我不知道故事该从何说起,也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连是否能好好画下最后的句点,也不确定。我只能不停地写下去,但目的绝不在于想为自己的罪名辩解,或想借此苟且偷生,因为我的灵魂已经得到救赎。这篇文章不是请愿书,更不是辩护词。那些东西不能算文章,只能算是文书罢了。我清楚地知道,文书也能成为置人于死地的凶器。几行字句,就能把一个人送上战场,或关进监狱里。寥寥几个字,就能让某个人的脖子套上绞绳。我不希望这个故事伤害任何人,只希望它能救赎我们的灵魂。不然,这些文字就该被丢入火中销毁。就如很久以前,我曾经如此杀害过无数文字一般。
我写的故事,是关于在福冈监狱相遇的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关在铁窗里,另外一个人站在铁窗外守护着他。一名囚犯和一名看守,一位诗人和一位审查官。我就在这狭窄又冷硬的牢房里,回忆他们生前的每一天。又高又坚固的砖墙,阳光灿烂的操场,高大的白杨树的树荫,还有必须得到救赎的赤裸灵魂……
铃声大作,尖锐的金属噪音撕裂了清晨的空气。我条件反射般地从看守室硬邦邦的床上跳了起来。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是囚犯越狱吗?窗外还是一片漆黑,在我系紧军靴带子之际,长长的走道上所有的日光灯都亮了起来。在刺耳的铃声和吱吱的播放器杂音里,一个焦急的声音响起:“所有看守马上清点牢房内的犯人数目,若有任何异常,即刻报告。三号监舍巡查看守,马上到中央走道入口待命!”
夜班两人一组交替轮值的夜间巡查,从晚上十点准时开始。一一确认走道两旁的牢房,检查上锁装置,整个过程约需要一小时五十分钟,并于十二点,凌晨两点、四点交班轮换。和我一组的杉山都灿是位年过四十的高级看守,也是个仿佛刀刻斧凿的木雕人物。当我结束凌晨两点的巡查工作回到值班室的时候,他已经坐在床沿上,系好绑腿、鞋带,把巡查木棍塞进腰里。他沉默地走出值班室,消失在黑暗中的背影,如同幽灵一般模糊不清。困倦不堪的眼皮将我带入黑暗梦乡,一个破碎四散的睡梦里。
我拼命睁大困倦的双眼,飞快地朝着通往看守部的中央走道跑去。红砖高墙的另一头,黑暗中传来犬吠声。监视塔上的探照灯像发着蓝光的刀刃一般,在黑暗里扫射,不时响起警卫急促的喊叫声。狭窄的走道两旁,穿着囚衣的男人个个睡眼惺忪地瞧着铁窗外,眼神里充满了厌烦与愠怒。看守一一打开牢门,清点着囚犯人数。闹哄哄的声音,呼叫囚犯代号的声音,混杂在警铃声里。我仿佛被自己的军靴踏地声所驱赶似的,快步跑了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了三号监舍中央走道。那里有一个人,以我从未见过的最吓人的姿态呈现在那里。
仿佛做了一个噩梦,但那不是梦,是让我想逃到梦中、令人毛骨悚然的现实。
一楼的中央走道里,黑红色的血迹十分显眼。尚未凝结的血滴呈放射状四溅开来。血是沿着二楼的走道栏杆落下来的。他被吊死在从房顶横梁垂下的粗绳上,被绑在两侧栏杆上的双臂大大地张开。血从他的左胸不断涌出,流过腹部、大腿,沾湿了脚背,在大脚趾尖凝聚后,滴落下来。
脖颈垂落下来的他,正向下俯瞰着我。是杉山都灿!三号监舍的看守,两小时前才和我交班的巡查人员。
我全身的寒毛都竖了起来。我从没想过死亡是怎么一回事,每天光想着怎么活下去已经很辛苦了。死亡,并不适合仅仅十七岁的年纪。虽然穿着军服,但包裹在军服里面的我,其实只不过是个少年而已。然而,我知道,或许我已经被卷进了死亡所形成的旋涡中,正如大船沉没时所产生的巨大旋涡会把一切东西都吸进去一般。因此,我必须好好地看清他的死,就算是出于保护自己也好。
他赤裸的躯体显得很苍白,正逐渐地冷却。惨白的额头、浓密的眉毛、突出的颧骨以及深深陷进去的双颊,使他的鼻梁和锐利的下巴线条突显出来。带着深深阴影的嘴,呈现出不自然的形状。
我掩着口跑向走道的角落,数度干呕后,才擦干潮湿的眼角。几个看守犹豫着,难以决定究竟该尽快收拾这具被吊死在中央走道上的裸尸,还是先放着不动。他们不是毫不在意,而是因为太害怕了。
我把灯光打在他的脸上,他的嘴唇紧紧闭着,不,应该说是被密密地缝合起来。从下嘴唇往上嘴唇,再从上嘴唇往下嘴唇,有着连续整齐的七个针脚,非常精巧的缝合技术。这是在两小时前,连句“辛苦了”也没跟我说的那张木讷的嘴。这两片嘴唇,每天清早,用一句话就能震慑凶猛如狗的囚犯。现在,这嘴唇已无法发出果断的命令,也不能再肆无忌惮地辱骂囚犯了。我强制给不停打战的身体注入力气,不然,整个身体似乎会像螺丝松了的挂钟一样解体。
看守长的一张脸白得像张纸似的,他结结巴巴地惊慌下令:“快把尸体弄下来,盖上白布,送到医务大楼去。”看守一个个跳了起来,奔上二楼解开绳结。尸体慢慢地降落到地板上,两名看守抬着担架,无声地消失了。“同组交班的巡查人员是谁?”
看守长看着四周,简短地询问。
我靠紧双膝,大声地回复:“渡边由一!今晚的巡查勤务人员。”
看守长眼神锐利地看着我,大声地说着什么,但我耳中听不到任何声音,只有潜入昏沉梦境中的警铃声、外围监视塔的警报声、警犬的吠叫声、酸臭的呕吐味道,以及穿梭在黑暗里的探照灯,纵横交织在一起。在建筑物入口搜寻,想找出犯人侵入和逃走路线的看守,突然跑进来大声报告。
“下了一整夜的雪已积到脚踝上,连一个脚印都没留下,本馆周围也没有发现任何人出入的痕迹。”
就算他不说,也知如此。如果是从外部入侵,必定会在室内留下雪融化的水痕或鞋印,但室内完全看不到这类痕迹。那么凶手究竟来自何处,又消失到哪里去了?一切都很混乱,一切也令人难以置信,仿佛是一场恐怖的噩梦。一位上级看守拍拍我的肩膀,我一下子回过神来。他转达了看守长的命令:“收拾好杉山的遗物,整理一份事件报告上来。”我赶紧跑上了通往二楼的楼梯。
二楼走道栏杆旁边扔着一件黑色的看守服。生前,他连一粒扣子都不曾解开,领圈也不曾松开过,他就是个适合穿制服的人;或许不该说他是个适合穿制服的人,而该说是制服很适合他穿。看守服就是他的皮肤,脱掉看守服的他,什么也不是。
被粗暴脱下的衣服的裤脚和袖管翻了过来,扣子也被扯落。我看了一下看守服上衣左胸处,却没发现钉洞痕迹。凶手先杀害了他,之后脱掉他的衣服,吊起他的脖子,最后才在左胸上刺入铁钉。膝盖处磨损了的裤子被胡乱地散放着,但两侧齐整的缝褶如刀刃般显眼——为了不养成双手不自觉地插进口袋里的习惯,他特地缝合了袋口,细密的针脚也反映出他一丝不苟的性格。
我把手伸进老旧的看守服口袋里,这是他心脏的位置,两小时前心脏还在不停地跳动着。仿佛将手伸入温暖鸟巢的少年一般,我颤抖着。指尖触摸到如雏鸟绒毛似的东西,是张横折后又竖折的四方形白纸,这就是他身上唯一的物品。如果这是他生前所珍视之物,那必然也和他的死亡有关。摊开白纸,端正的字体出现在眼前。挤成一团像个小村庄似的文字,私密地低语着:
晚安
我以旅人而来,又以旅人而去,
你如五月美丽的春花向我迎来。
如今世间沉浸在悲伤里,
我所踏足之路,也为白雪所覆盖。
我不知道,离别何时到来,
黝黝的黑暗里,我得找到路离开。
我孤独的同伴,只有冰冷的月影,
跟随着印在覆雪草原上的野兽足迹,离去。
即使无所事事在此留恋,也只会被人推上一把,
迷路的狗群,在你的家门前吠叫。
爱,就是漂泊,
如果说,那是神的旨意,我也只能再度离去。
睡吧,我的爱!
不想扰你的梦,也不愿惊了你的眠,
放轻脚步,悄悄地,悄悄地,关上门。
在你的门楣上留下一句问候,“晚安!”
你会看到我对你的爱。
潦草的笔迹,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都渗出深深的爱意,以及……悲伤和绝望,字里行间仿佛看见一个悲伤的男人独行在皑皑白雪夜路上的背影。我仔细观察每个字,笔端停留处,带点犹豫似的晕开墨痕,潦草的笔画和快慢不一的笔触,用力或无力的小小线条的变化……我血管里的血,停止了流动。
这首谜一样的诗,是他自己作的吗?还是单纯地抄写某个人的诗?如果说这笔迹不是他的,难道会是某个人故意将字条放在他的口袋里吗?那么,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要在他的暗袋里放入这样的诗?
在言及杉山都灿的死之前,似乎应该先说说他这个人才对。我在三个月前来到这座监狱,和他一样成为监狱看守。他是三号监舍看守,我则属于四号监舍。我是在四天前才调到三号监舍的。才调来不过四天,就碰上了杀人事件,倒霉!对于他生前的事情,我知道的不多。或许该说,一无所知。他不是死后才成为幽灵,而是还活着就如同幽灵一般。
即使如此,他这个人也不是毫无可言的。相处的四天时间,我眼中所看到的他,如破碎的马赛克瓷砖一般浮现在我脑海里。一想到他,就会联想起监狱的中央走道。日光灯下一个穿着土黄色看守服的男子,手里拿着囚犯的名单,踏着规律的步伐,在走道上来来回回走动。囚犯全都压低了声音,从狭窄的铁窗内侧看着他的背影。他的脸庞如石膏像般没有温度;他的双唇如忘了密语的阿里巴巴洞穴再也不会开启,偶尔才有缺乏抑扬顿挫的沙哑嗓音从干燥的双唇间流泻出来。即使无须用力或大声说话,他也知道如何以低沉的声音来震慑对方。
刮理干净的下巴,仿佛闪着钝钝的青铜色,中间断裂错开的鼻骨,使他的鼻梁向右侧歪斜。看守曾经热烈地讨论过,究竟是什么人打断了他的鼻梁骨。是传说中使左手的黑道分子?还是在诺门坎战役中身高两米的苏联军人……还有人猜测,不是人为的,而是被落在旁边爆炸开来的炮弹碎片或苏军步枪的枪托击打造成的。然而,没有一个人能为他断裂的鼻子找出正确的答案。
他的眼睛,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才好。我没看过他眨眼,也没看过他的眉毛上扬,更没见过他流眼泪。他的眼睛如同一个空荡荡的洞穴,压低的看守帽帽檐阴影将他的眼睛藏进了黑暗里。如果说眼睛是灵魂之窗,那么,他紧紧闩上了自己的窗。从眼睛下方一直延伸到嘴唇的泛红疤痕,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没有多少人知道疤痕从哪里开始,或许向上穿过了他的眼睛,延伸到额头也说不定。他的皮肤如海蜇皮一样透明,使得他的眼睛黑沉沉的有如一窟洞穴。
他是守卫福冈三号监舍的幽灵,来去于中央走道和牢房之间,出现在他该出现的地方,做着他该做的事情。他的得当和纯熟使得这里从没发生过什么大事。有关他的传闻,由三号监舍向外传遍了整座监狱。不只是看守,连囚犯也一样;不只是朝鲜人,连日本人也耳闻他的大名。所有人都害怕他的名号,但也同样轻视这个名字。我无意将传闻夸张成事实,只是觉得,如果有必要说说这个人,那就提一提相关传闻也好。
杉山都灿被分配到福冈监狱是在一九三九年的夏天。典狱长曾经期望,这名满洲战场上的英雄能在脏乱的监狱里唤起大家真正的军人精神。所有看守动用起所有的情报网,暗地里调查这个不明人物,然而大家能打听到的消息并不多。毫无根据的传闻和无谓的猜测,一一附着在他独特的行为举止上,便成了真真假假的故事。有关他的第一个传闻,便是诺门坎战役。
听说,他曾经是驻屯于满洲的关东军二十三师团六十四连队的伍长。他看到了很多不知为何而战、为何而死,却不断死去的同胞。面对蒙古与苏联的联合部队动用的高射炮、装甲车、骑兵等武力,他带领的中队被苏联第九机动旅包围。师团司令部下令,所有部队独力冲破包围圈,向东边撤退。于是他带领三十余名部下,白天潜伏,晚上趁着炮击攻势稍停,出兵袭击苏联装甲兵。经历了两个星期的孤立无援,他终于冲出包围,成功撤退。在这场损失了三十辆战车、一百八十架飞机,死伤两万多人的战役中,他几乎算是唯一的幸存者。
谁也不知道故事是真是假,但可以确定的是,关东军二十三师团确实在诺门坎与蒙古和苏联的联军发生过激烈战斗。虽然无法判断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但至少他还活着,这就是不折不扣的事实。
每个看守仿佛亲眼所见似的,口沫横飞说着他的英勇故事。还有个看守说,曾经看过他身上有七个枪眼;另一个看守说,因为炮弹就在他身旁炸开的关系,他的左耳已经完全听不见了;还有人说,他的腰际还嵌着一块巴掌大的炮弹碎片。因为他一直保持沉默,种种故事变得听起来更像有那么一回事。
第二个传闻是监狱的几名看守亲眼目睹的。在福冈监狱的他,因为枪伤未能完全愈合而显得有点跛,没刮干净的胡子拉拉碴碴,眼睛像野兽般闪闪发亮。他把这孤立的空间当作自己的新战场。虽然没有看得见的敌人,但他视所有人为敌。囚犯的一个小动作、说的一句话,他全都不放过,棒子一下子就挥了过去。不知有多少肩胛骨和锁骨被打得粉碎,头颅被打破。他如毒蛇般邪恶、豺狼般狡猾。囚犯看到他个个两腿发抖,看守也全都躲着他。
他的存在,因为一次朝鲜囚犯暴动事件,一下子就在福冈监狱里突显出来。那次暴动起因于三名朝鲜囚犯煽动年幼的拒绝参军者,把劳役场的大门从里面反锁,他们抓了三名日本役夫当人质,要求得到战俘待遇。
这件事情应该上报到特高课,但典狱长并没有这么做。他视红砖高墙内为自己的领土,墙内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应该按照他的意思处理。该发生的事情,才能发生;不该发生的事情,就不能发生。把警察叫到高墙里来,这对于他是极大的耻辱。因此武器库大门大开,看守全都拿到了一把手枪。就在这时,他出列站到典狱长面前。他直直地盯着典狱长,要求进入劳役场里镇压暴动的囚犯。他脱下看守服上衣说,十分钟后,如果大门没打开,再使用枪械镇压。他仿佛被吞噬了似的进入劳役场内,门又若无其事地关上了。典狱长看着墙上的挂钟,细长的秒针如同生鱼片刀一般划过他的胸口。五分钟过去了,掌心都是汗的看守个个坐立不安。典狱长开始准备进攻,也做好了人员伤亡的打算。突然,劳役场内传来哐当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还听得到微微的哀号声。听到进攻命令的看守用力推开大门,向前拥去。典狱长看到眼前的光景,简直不敢相信。他站在高高的作业台上,腰间插着一根棒子。一地头破血流或嘴角撕裂或眼角瘀血的囚犯,如虫子般蠕动着。
我不知道这个传闻掺了多少水分,但他只身进入暴动者抓了人质的劳役场里,是不争的事实;毫发无损地活着出来,也是无可争议的。事件结束后,他又成了监狱里仿若不存在的人物。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还有那个事件之后,他都像个幽灵,像个死去的人,像个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人物;反而是在他死了之后,才让人明确感觉到他的存在。也是在这时,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点也不了解他。
福冈监狱的正门是由三米高的厚重铁门和七米高的砖墙与外界隔绝。红砖盖的本馆建筑,形状就像个头朝北、张开两臂躺在地上的人。我不知道,这栋建筑究竟吞噬了多少人。
福冈监狱原本是九州岛的地方监狱,三年前才升格为国家级规模的监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成了一个超级混乱的熔炉。反对战争的知识分子以及在治安死角里窜行的犯罪分子,弄得到处一片乱糟糟的。虽然不断增建监狱,但无法容纳不断增加的囚犯。尤其迫切需要的,是能隔离为一点小事就张牙舞爪的反日朝鲜人的监禁设施。于是,拥有适合的设施、又远离本岛的九州岛福冈监狱就摆上了台面,在上级机关的指示下,监狱扩充,增建监舍。
本馆为包括典狱长室在内的行政区域,拥有特殊待遇的日本囚犯被关在一号监舍。从行政大楼尾端向两侧分出去的是第二监舍和第三监舍。第二监舍监禁着朝鲜籍杂犯,以及杀人、抢劫等日本凶犯,还有长期徒刑的犯人。第三监舍监禁日本国内逮捕的反日朝鲜籍思想犯和死刑犯。日本杂犯则关在于第三监舍西侧加盖的第四、第五监舍。
监舍不断增建,监狱却因为从全国不断送来的罪犯而手忙脚乱。尤其是第三监舍,突发事件、事故和斗殴情况从未停止过。不时会出现绝食抗议者,各种暴行频繁地发生,死刑也接二连三地执行。朝鲜人被归类为最恶劣的危险人物,并遭到了与之相应的对待。最健康、力气最大的年轻看守被分配到这里,所有的命令都是与棍棒一同下达。被殴打致死送出去的人,多得不计其数。
典狱长室里,浓浓的烟味和红木办公桌的味道十分刺鼻,清晨干净的空气从开着的窗户里飘了进来。墙上挂着盖有天皇玉玺的奖状,下面则整齐排列着印着战国时代徽章的旗帜和旭日东升旗,原木装饰柜放着长长的军刀和闪闪发亮的手枪。头顶半秃的典狱长,手上拿着一根约三十厘米长的指挥棒,如身体的一部分似的自然挥舞着。笔挺的栗色制服裤管上,烫着一条笔直的裤线,胸口上的徽章闪闪发亮。
我进去的时候,他微微地闭着眼睛,脸上带着微笑,房间里流淌着一个男人的歌声。在这强而有力、万分优雅但充满悲伤的声音里,监狱里的一切似乎都得到了谅解。铺着红色丝绒布的桌子上,留声机里的黑胶唱片不停地转动着。延伸到天花板上格调高尚的窗框,声乐家优雅的歌声,清晨刺眼的阳光,还有面带微笑的中年男人,典狱长的房间简直就是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圣地。如此雅致的空间竟然藏身在黑黝黝的砖墙建筑物角落,真是令人难以相信。典狱长放下唱针,留声机的杂音也顿时消失。典狱长摸摸修整完好的小胡子,似乎仍在回味着耳中残存的吱吱杂音的余韵。
“第三监舍看守部看守兵渡边由一,有事向典狱长报告!”
典狱长将手里的指挥棒换只手握着,双脚用力,直身站了起来。取代聆听优雅声乐曲的稳重中年男子形象的,是冷漠如石膏像的典狱长。沉醉在音乐里的笑容凝固了,刚才还微微闭上的眼睛里一片冰冷。
“如果是有关被害看守的报告,那就不用了,我已经从看守长那里得知了。”
说话的语气似乎根本不把我当一回事。我保持立正姿势,心里想着,既然知道内情了,何必把我叫来呢?理由很简单,因为我是和他最后交班的勤务人员。也就是说,我是他生前最后的目击者。我咬紧牙关,想稳住颤抖的嘴唇。
“你是学兵出身?”
典狱长尖锐如鹰爪的声音,如抓住一只田鼠般地攫住了我。典狱长是把我当成最后的目击者呢,还是当成嫌疑最大的嫌犯?在我僵硬的立正姿势里,内心不停地颤抖着。
“是的,属下曾是京都第三高校的文科生。”
“运气不错嘛,和你同期被征召的人大概全都被派往南方战场去了,你竟然还能派任在国内,而且不是军队,是监狱。”
典狱长的目光里带着意味深长的怀疑,是不是有军方高阶人士或政府高官的家人或亲戚,在背后替我出了力?据我所知,我根本没有任何能在征召学兵调派上发挥影响力的亲戚。
典狱长眼里充满算计地说:“你得负责这件案子。”
这是什么意思?是叫我安排葬礼吗?还是把杀人的罪名套在我头上,好宣告案子终结?那么,我不如到南方战场算了。在那里,杀敌无数的士兵还能得到英雄待遇;在这里,杀了人就成了杀人犯。我费尽了全力,总算挤出几句话来:“此为杀人事件,属下会向特高课报告。”
典狱长点点头,又用犀利的眼神看着我。
“是啊,按照一般程序来说,该那么做。但这里是福冈监狱,一般程序不适用于这里,因为这里聚集了日本列岛最危险的病菌,也就是社会上不该存在的人,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活着的人。在南方战场或满洲战场上,战斗的对象是敌人。但在这里,我们得和病菌战斗。一般的常识是无法适用在病菌身上的。那些恶劣的人渣,不要说警察,就算动用军队也拿他们无可奈何。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算战斗行为,能驾驭和控制的人只有我们。因此,不要再说什么向警察报告这样的话了。”
轻柔起始的话语,到最后成了激昂的演说。我无话可回,典狱长以冷静的指令做了总结。
“很好,你就负责这件案子,查出哪个家伙究竟为了什么杀死杉山都灿。”
他像个提出私下交易的商人一样,又接着说:“你现在马上到看守长室去,需要什么就说!看守长会采取适当措施,让你能顺利调查。除了必要的数据外,如果你还需要什么证言、和受刑人会面、审讯等,尽管提出。有任何新发现,即刻上报!”
我用力并拢军靴鞋跟,保持立正姿势。但在心里,我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我能做的事情只有举手敬礼,转身走出办公室。
看守室位于第二、第三监舍叉开的行政大楼尾端。长长的走道尾端,木门的另一侧,连接着看守室和囚犯会面室。这里是被囚者和监视者、囚犯和看守的中立地带。看守室的一个角落,用三合板围起一块破旧的空间,就是看守长室。我打开没法儿好好合拢的看守长室门,走了进去。锈迹斑斑的暖炉上放着一个水壶,壶里传来水烧开的声音。喜欢虚张声势的看守长,在这个私人空间里,像入画一般显得十分和谐。年近五十的看守长,外表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老多了。眉距狭窄,表情冷漠,声音干涩。半秃的脑袋上,长着一张让人厌烦的马脸。下垂的眉毛和扁平的鼻梁,苍白的脸色……他一辈子都被禁锢在褐色制服里,被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囚犯所折磨。对于自己没有因此沦为犯罪者,他也深感意外。他仿佛被什么追赶似的,显得很焦躁,又好像为了不失去些什么而费尽心力。他究竟担心会失去什么呢?
“最终竟然变成这样!”
这句话不知道是他在自言自语,还是对我说的话。我必须解读他这句话,从表情、语调、所用单字、音调、声音、语气……这句话包含了三种意思。使用“最终”:表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结果;“竟然”则表示这样的情况不在预期,也不希望变成如此。这两个词语彼此矛盾,既不希望有此结局,但又明知会是如此结局,而不去阻止。“这样”则代表“杉山都灿的死亡”之意。
“您知道杉山都灿先生被杀害的事情吗?”
看守长脸上似乎有一层透明的薄膜掉了下来。他从文件堆里抽出一份文件扔在桌上,厚厚的封面上写着“第三监舍看守工作报告”。他用手指蘸蘸口水,快速地翻着活页夹。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认为那家伙迟早会出事,但没想到是这么可怕的情况……”
他的话暗指杉山会死是有原因的;反过来说,也表示没道理死得这么惨。但一个人会死,难道就一定是犯了什么大罪吗?南洋战场上死去的军人,应该也没犯下什么该死的罪吧?很多人不是因为自己的罪行,而是因为他人所犯下的罪行而丢了命。战争就是最骇人听闻的罪行。监狱其实和满洲或南洋群岛战场没什么不同,因为这里就是个必须和眼中布满血丝的共产主义者,以及杀人犯、纵火犯推推搡搡的战场。
于是我问:“杉山看守做了什么勾当吗?”
我没有使用“杉山先生”或“他”这个第三人称代词,而用了“杉山看守”。这个称呼排除一切私人情绪,带有十分生硬的语感,连一点眼屎大小的好感或同情心都没有。再加上“勾当”的表达方式,就显露出适当的同仇敌忾之心。这让看守长的态度软了下来。
“他虽然从诺门坎活着回来,但没有抛弃战场上的习惯。把囚犯当成敌人一般对待,管理犯人像在打仗似的。这的确是该做的事情,说起来,他算是很认真地做自己的工作。但这里的囚犯看似温顺,其实都是些背地里满脑子想撕咬他的野兽。杉山也跟那些家伙一样,成了野兽,他只要瞪一眼,吼一声,就能让那些野兽垂下尾巴来。”
窗外吹过凋零槐树树梢的风发出呼呼的声音。暖炉上的水壶里,水烧开的声音也停了下来。看来是煤炭逐渐熄了的样子。看守长仍旧一副傲慢又自以为是的表情,尖声说道:“这可不是一个看守死了的问题,而是一场战争的爆发,是那些家伙的宣战!”
该死的战争!战争让我失去了父亲,失去了母亲。战争抢走了我的书、书架、诗和文章,还有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法国诗人瓦莱里、法国作家纪德和俄国小说家托尔斯泰。
看守长接着又说:“凶手就藏身在我们四周的囚犯中,第三监舍内部和外表看到的全然不同。罪犯中的罪犯,恶人中的恶人,全都聚集在那里。朝鲜人、叛国者……这里是时常散发出血腥味的阴沟。那些人总是露着獠牙,互相撕咬,连自己的肉都会咬下来吃。一不小心,鼻子就会被他们咬下来,就像不幸的杉山那样。”
憎恶与轻蔑,在看守长充血的眼里随着血丝升起。暖炉里的煤炭发出“啵”的一声,彻底熄灭了。我就像个迫降在敌营的飞行员一般,摸不着头绪,也找不到方向,但也不能就停滞不动。不管是哪里,总得试试看才知道。我拿起看守长扔过来的工作报告夹,这是确认受害者近来工作行踪的最宝贵数据,说不定也是唯一可查的数据。
我翻开磨得发亮的破旧工作报告封面,醺然的纸张味道、刺鼻的墨水味道,还有清香的树木味道散发出来。那是长久以来让我感到饥渴的书和文章的味道。十二月一日、二日、三日……工作报告上的日期停在十二月二十二日。后面的空白,明白昭示着他的死亡。
书写工作报告是一件令人感到厌烦的事情。看守通常以“无异常”几个字来代替具体的报告。如果连这三个字都懒得写,有时就以“同”一个字来取代。但杉山的工作报告书不一样,即使和前一天同样的内容,也以稍微不同的方式记录。他在死前一天的夜间巡查报告上写着:
共四十八间牢房,三百四十九名囚犯熟睡中。巡查时间凌晨两点至六点,走了三百四十八步,往来巡查第三监舍。多数感冒患者和一名全身外伤加骨折患者复原缓慢。
前一天的报告则写着:
凌晨两点至六点,透过监视窗口清点四十八间牢房,三百四十六名囚犯。感冒患者爆发,还有一名全身外伤加骨折患者。
内容没什么变化的报告书里,有一点奇怪的是,每天都会言及一名外伤加骨折的患者,不禁让我对这个人是谁、又因何受伤感到好奇。我向前一页页地翻看报告书,终于在十二月十三日的报告里发现了线索。
第二十八牢房三三一号犯人,因不服从指示和偷懒行为,遭棍棒镇压。昏厥后,送往医务室急救。包括头部在内,全身外伤,肩骨、肋骨疑似骨折。
也就是说,他一直对伤在自己棍棒之下的人的状态进行记录。我翻查了三三一号犯人的关押记录簿。姓名:崔致洙;罪名:学习共产主义、意图颠覆国家、企图暗杀要员、参与内乱阴谋。刑期则无特别记载,也就是无期徒刑。
掸了掸磨得发亮的看守服臀部,我想,说不定那个人能回答有关杉山死亡的疑问。那个时间,囚犯全都关在铁窗里,还醒着动着的,除了老鼠以外就只有几名看守了。全身瘀血、骨折,被关在牢房里的犯人,如何能出来杀人呢?就杉山死亡事件而言,三三一号犯人是我唯一能询问的人了。
有些话,只不过是单纯的声音而已;但有些话,则是能流传数千年的灵魂,隐藏着我们所不知的神秘意义。生命的神秘,通过语言的显现成为一种具象。我却了解,从口中说出的破裂辅音或摩擦辅音的神秘;我也明白,毫无滞碍便能吐出的元音之优雅。辅音和元音混杂在一起,彼此摩擦,互相冲突,就制造出音调、意义以及气氛。我站在高高的砖墙昏暗的阴影下,想起了不久前曾读过的小说人物。一想到托尔斯泰的《复活》,监狱萧索的操场就成了冰雪覆盖的西伯利亚。如果说有一天我会爱上一个人,我想我会爱上的,应该是如同卡秋莎那样的女人。文章,可以让我接受命运;语言,则是让我看到生命秘密和灵魂内在的窗口。如果语言能解释生命,那么又有什么理由无法说明死亡?
看守服暗袋里的纸片仿佛还带着杉山的体温。磨损的角落起了毛边,背面透出黑色墨水写的字迹。是第三监舍信件收发簿,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收件十四封,发信五封。下方字段则记载了发信人的名字、地址与收信的囚犯号码。整理思绪写下的第一笔墨水印迹,看得出写的人个性很慎重,虽然潦草,但流畅的笔画显现出强悍的行动力。
人们总是以笔迹来宣告自我的存在,字的轮廓和位置,不仅可看出写字者的性情和欲望,还能看出写字时的心情和气氛——笔画的一撇、一捺所掩饰的个性,问号、引号、句号以及所有标点符号隐藏的性情,字与字、行与行的距离和密度所透露的情绪,用力按压书写的字体所蕴含的执着,省略句号和引号的单纯,慢条斯理一笔一画写下的谨慎,行云流水书写文句的爆发力,从左上角一字一句写下的精打细算,甚至还显示出,这是个不在全白空纸上写字的人。
我在笔画和标点符号之间寻找隐藏其中的杉山踪影,结果很耐人寻味,三种文件竟然有两种全然不同的笔迹。工作报告书和信件收发簿的笔迹完全一样,笔画流畅,充满自信。但写在再生纸背面的诗就带着点害羞,又有点迟疑的感觉。正面是排除任何情感、僵硬的公务记录,背面写的却是掩藏自我的谜一样的诗。两种笔迹仿佛在同一个母体内孕育的孪生子似的,自相矛盾。
这两个人会是同一个人吗?还是说,有另一个人故意模仿杉山的笔迹?那么,那张纸为何会在他的口袋里呢?
福冈监狱的组成元素
卷放了数十公里铁丝网的高墙,
数千公斤的钢筋铁窗,
数十万块砖头隔出的数百间牢房,
三十六名看守和两百余名看守兵,还有典狱长,
千名左右的囚犯——杀人犯、强盗、诈骗犯、小偷、朝鲜人……
刑场、乱葬岗,以及太平间。
一名诗人,
一架钢琴,
还有,一个秘密。
——杉山笔记
夜幕笼罩在监狱的高墙上,不知从何处传来似有若无的钢琴声。每天的此刻,总能听见这纯粹、充满诱惑的旋律。虽然不知道是谁弹的,但我总会跟着哼唱。不远处的医疗大楼中,灯光流泻而出。我不自觉地跟随着光线,更准确地说,是跟随着琴声,开始向前走。琴声是从空荡荡的医疗大楼礼堂传出来的。我停下了脚步,透过干净的玻璃窗,眼前看到的仿佛是发生在梦幻世界里。夕阳斜晖中,高高竖起的直立式大钢琴就像一艘帆船正扬起船帆,趾高气扬地航向金红色的晚霞。看起来不像一件乐器,而像是一座巨大的音乐圣殿——一整排支柱,沿着柱子细致而精巧的装饰和曲线美……
钢琴前面坐着一个身穿白衣的女人。犹如大河源于深谷小溪一般,每当她的手指按在琴键上,又大又黑的乐器就会喷洒出清澈、细致的声音。白皙的手指如水滴在琴键上跳跃,如小鼠在琴键上奔跑,如好奇的鸟儿在琴键上飞舞。我失魂落魄地注视着那个无法接触到的透明玻璃窗里的奇幻世界。时间缓缓流逝,她就像只不知名的鸟儿,一只向着彩霞、向着黑暗、向着沉默飞去的鸟儿。
不知过了多久,琴声消失在黑暗里。结束演奏的她,伸直了腰,凝视着窗外。我沉醉地盯着她,确认她不是一抹幽魂,而是实际存在的人。从一身整洁的护士服来看,她应该是在医疗大楼工作的护士。一张瓜子脸,皮肤如陶瓷般细腻,发丝反射出金黄色的光泽,饱满的额头和细细的黛眉,单眼皮的狭长眼角,带着神秘的味道。两颊染着红晕,微微张大的嘴,引人无限遐思。
我很想走到她的身边,但因自己寒酸如鼠的模样而自惭形秽。我努力地欺骗自己,我不是被她,而是被琴声所吸引。她用嘴里含着的发卡,在头上固定好护士帽。然后在钢琴盖上照了照自己的脸,便抱着护士日志快步穿过礼堂。每当她迈步之际,白色的裙摆便会在小腿处轻轻摆动。当她走出去后,礼堂再度陷入黑暗中。
我不自觉地走进医疗大楼,穿过白色的走道,来到礼堂门前。大门仿佛正在等待我的到来一般无声地开启。在微微的黑暗中保持沉默的乐器,如巨人般稳重,如女人般纤细。一步又一步,我慢慢地走向闪闪发亮的黑色野兽。黑白相间的琴键,木纹清晰的骨架,如坚韧筋腱般的琴弦……我垂下眼睛,看着自己僵硬的手指。粗糙皲裂的手背,沾着黑色污垢的指甲。这么脏的手指也能弹出声音来吗?轻轻按下一个键,清脆的声音随即传出,同时也拨动了我心底紧绷的一根弦,我闭上了眼睛。
“那是sol。”
这声音,如逆水而上的银鱼鱼鳞一般闪闪发亮。我的耳朵里仿佛有数百个钟同时响起。我不知道该把眼睛放在琴键上,还是该转向声音的来源处。那时,我转头看了那女人,还是没看呢?透明玻璃灯泡的光线下,她站着不动。紧抿着的嘴唇,像在闹别扭似的,但不像责备我的样子。抱在胸口的黑色诊疗记录夹和白色的护士服形成了鲜明对比。她的手指白皙修长,十分纤细,指甲泛着红色的光泽。她究竟站在那里看了我多久呢?
“也就是G音,用数字来说,就是第五音,右手第五根手指头,也就是小指头弹的音,是协调所有声音的声音中介,也是将厚重、暗沉的低音与纤细、易碎的高音连接起来的桥梁。”
她上下打量着我的外表。沾满尘土的军服、暴露在风尘里的皮肤和皲裂的嘴唇、长时间没能好好梳洗的邋遢模样……真丢人。她微微地笑了起来,是在嘲笑我吗?还是在同情我?如壁砖般刻薄、冷硬又沉重的话语,好不容易才从我的嘴里挤了出来。
“很抱歉,擅自进入主人不在的礼堂,而且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乱动东西……”
我在心里不停寻找着适当的言辞,来为这句未尽的话语画下句点,同时也想狠狠地咬掉愚蠢的舌头,竟然将既庞大又神秘、充满魅力的乐器说成是“东西”。女人说,自己也不是钢琴的主人,只是过来拿回忘在谱架上的乐谱而已。我鼓起勇气,吞吞吐吐地问:
“刚才你演奏的曲子……名称是什么?我好像在哪里听过,一时想不起来。”
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翻开乐谱集摊在我面前,最上方位置标示着曲名:Die Winterre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