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德文，‘冬之旅’的意思。”
“冬之旅……”
我重复着，在嘴里咀嚼她的话。
她又继续说：“《冬之旅》是舒伯特为德国诗人穆勒的诗谱写的恋曲集。全部有二十四首，作品编号为第八十九号。由男中音用低音唱出人生的苦涩与爱情的痛苦，即使没有歌曲，仅以钢琴伴奏，也能让人充分感受歌曲之美。《冬之旅》的钢琴伴奏并不单纯是声乐家高歌时的装饰品，也是牵引整体气氛的独立乐器演奏。因此，舒伯特的歌曲也可以说是钢琴与歌手的二重唱。”
“我很好奇，要与如此卓越的伴奏相得益彰，谁能担纲演唱呢？”
“是丸井安二郎老师。他不仅是东京帝国音大的教授，也是出过好几张唱片的日本最优秀的声乐家。尤其是他演唱舒伯特的歌曲举世闻名。虽然丸井老师是日本最好的男高音，但为了唱出《冬之旅》特有的萧瑟情绪与阴郁气氛，特地转用男中音的音域降调演唱。天生的男高音音色配上沉甸甸的男中音音域，算得上是演唱舒伯特歌曲的最佳者。”
我的表情一定很尴尬。
“丸井老师将于明年二月在这座福冈监狱举办一场为亚洲和平祈祷的演唱会。为了配合音乐会实现和解与和平的旨趣，老师将不使用专属伴奏，而是从监狱工作者中选择伴奏者。”
笑容灿烂的她，一口整齐的白牙让人联想到钢琴的白色琴键。那像是一件小小的、充满魅力的乐器，发出比钢琴更美的声音。
“我是岩波绿。”
她像个女高音一样，高声说完名字就往门口走去。她的话像水滴般在我心口凝结。
“我是渡边……由一……”
我真想重重地敲敲脑袋，怎么连自己的名字都说得结结巴巴。她点点头，穿过空旷的地板走了。黑色的漆皮鞋踩在地板上，发出一声声轻快的声响，仿佛有小小的鹅卵石一颗、两颗在我心里慢慢堆积起来。我注视着她站过的地方，嘴里喃喃念着：“岩波绿……”当名字化为实质的声音，听起来就像首歌。如水滴般凝结在我心中的她，也跟着哗啦啦地流淌而出。医疗大楼外面，雪花四处飞舞。雪花如冰碴儿般唰啦啦地没入了黑暗中。夜晚的空气中饱含着许多物质。水气、冰雪、寒冷，以及无情、阴谋、秘密，还有除此之外所有不为人知的东西。
看守兵宿舍，就是本馆西面的那栋建筑物。当我回去的时候，宿舍已经熄灯，看守兵也都打着呼噜在睡觉。走道中央，只有从炭火犹存的煤炭暖炉里闪出的微微光亮。我蹑手蹑脚地钻进沾染陌生人体味的睡袋里。真是漫长的一天，杉山死了，我却一无所获地东奔西跑了一整天。谜一样的诗、疑问的笔迹……这是个悠长的梦吗？如果是的话，我只想快快醒过来。我不是福尔摩斯，更不是特高课刑警，也没有解决这起残忍杀人事件的能力，更没有捉住犯人的本领。
风钻过铁皮屋顶的孔隙，发出尖锐的声音。黑暗中，我又想起了那金黄色的火光、幽雅的室内空气、庞大的钢琴、穿着白衣的少女……我轻轻把手放在胸口上，随即感受到老旧看守服暗袋里那张折叠整齐的纸片，我不禁联想起写在纸片上的诗句。
我以旅人而来，又以旅人而去，
你如五月美丽的春花向我迎来。
如今世间沉浸在悲伤里，
我所踏足之路，也为白雪所覆盖。
这是杉山亲手写的诗吗，还是他抄录的诗呢？老用棍棒殴打囚犯的暴力看守和诗，怎么看都不相称。难道是凶手留下的暗示吗？那个家伙又为何在受害者口袋里塞入一首谜一样的诗呢？不管哪个问题，我都得不到答案，但很明显的是，那首诗中一定隐藏着秘密。
突然，脑中响起熟悉的旋律，整天都盘旋在我耳边，不肯离去的一首歌，诉说着一个男人的绝望和悲情世界，以及在痛苦中爆发的爱情。诗与旋律，就如一母所出的孪生子一般相似，旋律温柔地拥抱着诗，诗则被旋律包拢着。诗、旋律、钢琴声，不分先后地糅合在一起。种种的声音如同一首歌的歌词和伴奏般十分协调，闪烁在壁炉金黄色的火光里。三个人的脸同时浮现在我脑中，死去的杉山、典狱长，还有弹钢琴的小绿。诗、歌与钢琴，或许就是连接这三个人的关键，也未可知。
旋律使我想起过去，在战争还没有撕碎生活之时，在世间还未露出狰狞的尖牙，还不懂得啃啮我的人生之际。原以为忘却的名字再度浮现脑中，那些人的面孔鲜明得如同刚洗出的照片一般。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德、拜伦、里尔克……他们的灵魂，仿佛从我背后直勾勾地凝视着我。
那时，我的一天是从京都郊区一间有着小阁楼的平房里开始的。母亲开了一家小小的旧书店，刺鼻的书尘和纸张的味道充斥在老旧的木头书架之间。厚厚的书本堆积起来的高墙，将我和母亲隔绝在不吉利的战争消息之外。结实的书架不仅能隔音，还能隔热。商人的谩骂、军人行进时的军靴声、冬夜里的寒意，都无法从十几万页的书本之间渗透进来。在狭窄的书架迷宫里，我守护着自己，不受不稳定的时代和不安的未来所影响。
这家书店，大概是在我上中学的那年开的。担任下级军官的父亲三年前申请进入士官学校就读，但因年纪太大遭到拒绝，于是一怒之下便申请进了满洲士官学校。召集日当天凌晨，母亲和我把父亲送到京都火车站。漫天飞舞的雪花里，一身戎装的父亲的背影仿佛一尊用木头雕刻的兵偶。这个全身冰冻的男人用腿关节断裂似的步伐渐渐走远。冒着长长白烟的黑色列车车轮上，挂着厚重的冰柱子。父亲杂乱的胡须上也结了白色的霜花。父亲的睫毛很长，和我的睫毛一样。
“由一，要好好帮母亲的忙！”
父亲嘴里吐出白白的气息，有棱有角的话语随之而出，混杂在黑色火车长长的汽笛声、哨子声和军人的军靴声里。女人的哭泣声被军歌声掩盖，逐渐远去，父亲也走进了钢铁打造的黑色怪物肚子里。
不管是租下了小小的店面安装书架的时候，还是挂上白色洋铁招牌的时候，母亲的额头上都飘散着几缕头发。于是我买了一只蝴蝶发卡送给母亲，这不是一件礼物，而是因为父亲临走前最后的交代，要好好帮母亲的忙。
书店前台上放着浓浓的糨糊、韧性十足的纸，还有摊开的棉布，这里就是书籍的综合医院。母亲先在撕破的封面抹上糨糊，再把硬邦邦的马粪纸垫在撕破的封面下，把散落开来的精装书缝合，崩裂的书背则用棉布包住。碰到损毁情形严重、完全无法修补或书页撕毁的书，则就地送终。母亲为筋疲力尽的书唤起一线生机，也为难以复苏的书好好送终。死去的书会成为某个家庭的引柴，或冬夜里装着热乎乎烤红薯的纸袋，或成为给不懂事的小孩擦鼻涕的卫生纸。然而，即使书本死了，文字仍旧活着，会呼吸。烤红薯纸袋上写着的柏拉图的字句，能吸引贫穷的苦读生的目光。为幼子擦拭鼻涕的父亲，会被大仲马的文章吸引，忍不住摊开沾着鼻涕的纸张。
我和母亲的一天，由小小的书店开始，也从这家小书店结束。每天清晨，我们踏着寒冷的空气走到书店，一打开上锁的玻璃门，马上就会闻到在黑夜里闷了一晚的刺鼻旧书味。学校放学以后，我就回到由书籍所筑起的摇篮中。迎接客人的前方柜台，是母亲的领域。我则缩在后面狭窄的书架之间，翻开新进书籍的最后一页，盖上书店的店章，就像个在自家牧场的小牛屁股上烙印戳记的牛仔一般。这是让书成为我们的财产，也成为我们家人的一个必经过程。虽然书本的尘埃会让我打喷嚏，锋利的纸张边缘会划伤我的手指，坚硬的精装书棱角也会刺到眉端，但我乐在其中。
我把所有的书籍分门别类地整理好，再将畅销书排列在柜台前端。这时，一本本的书就是一个又一个的世界。由文字构筑成的五花八门的世界，便按照我掌管的秩序一本本地排列在书架上。当托尔斯泰的散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被放在同一个书架，发黄的《奥赛罗》被移到《李尔王》旁边时，我就像个独裁者一样，掌管着一个只能按照我的秩序、我的法则运行的宇宙。不知从何时起，光凭味道，我就能知道书的年纪；随便浏览一下目录，我就能掌握书的内容，如同一个从外皮的颜色和触感就能察知果肉的成熟度和甜度的农夫一般。当顾客推开玻璃门走进来，从他们的表情，我就可以看出灵魂的样式，于是，我便会递过去他们所梦想的书。有时，我也不会把他们想要的书拿给他们，因为那些是我不想交给任何人、只想永远据为己有的书。里尔克的《马尔泰手记》、彩色版的《凡·高画作》《钟楼怪人》……看着带着失望眼神离开的客人的背影，内疚的同时，高高提起的心也放了下来，我终于保住了心爱的书籍。
书店后方是由书本堆砌成的迷宫，难以计数的书页之间，有着无数的羊肠小道在诱惑我。有时，我躲藏在革命前夜的巴黎下水道里；有时，我也会在连血都冻住的西伯利亚雪花中遇见一个女人。时而，我会进入英雄与神的土地，也会去到监禁废太子的孤岛上。书，如同未曾去过的都市一样，充满诱惑。巨大的思想支柱和文章街道，费解的字句迷宫和复杂的音节巷道，词语就像一家家摆满商品的商店，标点符号则如同古老门阀的家徽一般闪闪发亮。文句静静地在呼吸，词语似有若无地在呢喃。
当远方金阁寺的屋顶闪着金光，西方的天空也染上了晚霞的颜色，我才如午夜前返家的灰姑娘一般回到现实。在黑暗透过四角玻璃窗一举涌入之际，母亲就会关上玻璃门。文章的世界再度隐没到黑暗里，英雄与国王，还有失去爱情的女人，又在书页中沉沉睡去。
回到家的母亲看起来很寂寞。不想让母亲感到寂寞的我，便不停地引着母亲说话。当天卖了哪些种类的书？是什么人买走的？那些书的内容是什么？我不停地问。令人惊讶地，母亲竟然也能一一详细回答。很久前读过，却没什么兴趣的书；想读，至今却一直没能读到的书；还有读过却忘了的书。母亲是否也想借由书本中无穷尽的故事来逃避现实呢，从无止境的寂寞、难以忍受的疲倦里逃脱出来？母亲有时笑，有时点头，但那笑容显得很空虚。我知道，我无法安慰母亲的寂寞，也无法分担母亲的疲劳。这时，我心中便会升起一股离别的味道，那是父亲留下的香烟和汗味，带着淡淡的悲伤气味。
大雪纷飞的京都车站前，父亲留下的，只有戴着褐色军帽、背着行囊的背影。如同在沙上画下的沙画一般，父亲的面孔也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风化，慢慢消失。父亲走了以后，连一封信也不曾寄回来。我也不再等待父亲的信，甚至不再等待父亲的归来。我遗忘了父亲；不想被父亲遗忘，我只好先遗忘父亲。我不想因为那百分之一的奇迹，而抵押自己百分之九十九的生活。
虽然母亲很寂寞，我很悲伤，但我们一点也不觉得不幸。书本筑起的城堡，保护我们免受任何伤害，成了一处绝对安全的地带，也是一处避难所。这里也是远赴满洲战场的父亲为我们留下的卖命钱。一直到很久之后，我才知道这个事实。如果我永远都不知道，或许会少点悲伤，少点心痛。有时，我们总会因为太早认识一个人，太迟察觉一件真相，以及太久没能见到的人，而感到心痛。
次日清晨，看守长室。看守长把帽子压低到眉毛，迎面对着我。就算是凭借制服的力量，也想展现出自身威严的他，只要不是独处，必然会紧紧地戴着帽子。因为帽子能使他的个子看起来比较高，遮掩光秃秃的额头，还能在他混浊的眼睛和扁平的鼻梁上拉出蛮像一回事的权威阴影。
“查到了什么？”
看守长带着笑容，递过来一杯从暖炉上水壶里倒出来的茶。我用僵硬如干柴般的声音回答：“没什么特别的报告事项。”他调整了一下帽檐说：“对你这个年轻的学兵来说，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你要把这件案子视为己任，坚持查下去，就算再难也一样。”
体贴的话语最后隐藏着尖锐的挂钩。“就算再难也一样。”他根本不相信我，或者说，不想相信我。我从口袋里掏出纸片，摊开放在桌子上。
“从死去看守的衣服暗袋发现的便条，上面写着一首谜一样的诗。”看守长来来回回看着我和桌子上的纸片，哄然笑了起来。
“果然，狗改不了吃屎啊……”
如果我是只小哈巴狗，耳朵一定笔直竖了起来。看守长看出了我心中的好奇，若无其事地接着说：“杉山都灿是个书蠹虫，就像只在文句之间迷了路的狗一样。”
他的话里包含了两种意思，杉山喜欢文句，但书对他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看守长似乎很享受我的好奇，贱兮兮地笑了起来。
“他也担任第三监舍的审查官。”
审查官的职责是什么，我很清楚。说得好听是审查官，其实只不过是后房里的老头儿罢了，这事根本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能力。我在第四监舍的时候，那里的审查官就是个五十多岁的老看守，算是给予已无力掌控凶暴囚犯的他一个礼遇性质的工作。他一整天都呆坐在小小的审查室里，头一点一顿地打着盹，每天的工作就是阅读下午两点左右由收发兵送来的信件。然而，一级看守杉山竟然会是在后房翻查信件的审查官？
看守长又解释：“第三监舍在福冈监狱算是个很特别的地方。关的犯人都是罪犯中最恶毒的罪犯、坏人中最残忍的坏人。和这些禽兽不如的朝鲜人比起来，你待过的第四监舍的罪犯简直就是天使。想要检查那些家伙的信件和书籍，审查官就得像那些家伙一样狠辣恶毒、六亲不认才行。杉山不仅是高人一等的看守，也是优秀的审查官。”
“大字不认得几个的他，会是个优秀的审查官？”
我的声音听起来像在反驳。
“就因为他不识字啊！因为是文盲，才能成为优秀的审查官。”
“一个不识字的人，怎么可能成为优秀的审查官呢？”
暖炉上水壶里的水烧开了，咕嘟咕嘟的声音混杂着我的话语，撩得人心里难受。看守长清了清嗓子，开始解释。
“自从第三监舍关满了朝鲜人，就必须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审查方式，因为朝鲜人的思考模式和日本人不同。首先，凡不是用日文写的信件，一律不准送进监狱。从这里寄出去的信件也好，寄进来的信件也罢，只能使用日文。要检查朝鲜人写的日文，比起日文娴熟的看守，不识字的人更合适。因为能和不熟悉日文的朝鲜人保持同样的阅读、书写方式，更能检查出暧昧的措辞或句型。”
“像杉山这种目不识丁的人，原来更合适啊！”
“虽然他连小学的门槛都没踏进去，但他的理解力和学习能力十分了不起。只要和文字有关，他简直到了明察秋毫的地步。他以惊人的热情和速度学习日文，在衡量文章时，尺度犀利又精准。他不像一般人在阅读时会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而是基于本能，剜削出禁用的单字和措辞。即使是难以理解的表达方式，或带有两种以上双关语意的复杂句型，同样也无法逃过他的眼睛。”
看守长摇摇头，又接着说下去。
珍珠港空袭后，战况愈来愈激烈，社会也更加动荡不安。身藏利器和汽油的暴徒和反动分子在街上逗留徘徊。治安局不时出面逮捕反日朝鲜人，他们形同会移动的火药桶，不仅是散发着恶臭的垃圾，也是戕害善良老百姓的凶器。日本全境的反日朝鲜人纷纷遭到逮捕，连带有反动思想的留学生也全被捉拿。然而，反抗还是毫不停息。难以计数的思想犯被关进了铁窗，但所谓独立的妄想仍旧如幽灵般在东京街头和大学城里飘荡，沾染上其他的朝鲜人。治安局一旦逮捕朝鲜思想犯，便会连同他们所写的信件、文字、发表作品、书籍、文件、私人借据也一并没收，以便一举歼灭恶毒的思想和腐臭的精神。一俟判刑，没收品的箱子和目录便会随同犯人一起送进监狱。不仅是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灵魂也一并被关押起来。
审查，已经不是需要而是必要的事项。成立审查部的典狱长既已选择杉山担任审查官，便特别指示他学习日文。杉山反问，会读书识字的看守这么多，为何要他做审查官？他不仅不识字，而且还憎恨文字。把无数人送上战场的命令，在弱者心上点燃一把火的××主义之类的东西，对他来说只是让世间堕落的工具而已。然而，他是军人，不需要理解命令，只需要服从。于是他摊开纸张背面，好好地学写他所不认识的文字。
审查室是在第三监舍末端加盖的一栋建筑，这里曾经是拷问室和死刑执行室。在具备绞首台和枪毙场的大规模死刑场增建之后，这里就空了下来，也只适用于同样令人厌恶的部门。曾经担任拷问官的杉山，会成为审查官或许是命中注定的吧。他在审查室里，从早到晚埋头于黑色的字丛中，就像条不停啮食绿色桑叶的蚕一样。审查室就是他一个人的寂寞战场，他的敌人就是朝鲜囚犯——从事破坏的共产主义者、试图暗杀高层官员的恐怖分子、企图颠覆政府的无政府主义者、小偷、强盗、诈骗犯……他在信件、文书、便条和日记里翻检，在单字和单字之间检查出反动意味，从行间段落里找到禁止的单字。就如同一名跋山涉水、搜索丛林与沟渠的侦察兵一般，他以钢铁般的心脏、坚冰似的冷酷，不只是文字的意义和功能，连其内含的情绪和感情都一并搜查出来。排除一切情感的文字，他从中抽取其骨架，筛检出反动思想。一个反动单字、一句暧昧的话，都无法从他眼皮底下逃脱。
信件审查后便将没收品箱子按照编号分类整理，放到书架上。囚犯执行死刑后或因故身亡，箱子也会随之一并销毁。杉山虽然只是稍微脱离文盲之列，但是名优秀的审查官。他学字的理由，是为了摘除脆弱的文字，消灭阴险的词语，焚烧反动的字句。在他的红笔下，文章被切割，句子被斩断。不管是单字的用法、句子的长度，还是表达的强弱，在严格的衡量下，只要有一分超过，马上就被盖上红章——“销毁”！这便是对文章的死刑宣判。然而，他对自己的行为一点也不了解，也不想多了解。
他对于能在敌人的包围圈中如田鼠般艰难活着回来，感到非常骄傲。七年三个月的不断战斗中，在大雨中藏身壕沟四天，大风雪中的枪战，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里不分敌我的生死肉搏近身战，踩着同胞鲜血和内脏不断奔跑的突击战，从敌人三个星期的包围中活下来的游击战……比起所有的战斗，他认为，这个密室的安静战争更有价值。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炮火、没有嘶声惨叫的沉默之战。书本和记录簿如敌军般无休止地拥进来，在难以计数的句子和词性、单字和标点符号中，他找出了蠹蚀健康帝国、扰乱单纯百姓的敌人。抬起头，西侧巴掌大的窗户已经被晚霞染红，他再度逃往纸张和墨水的世界中去。再次抬头，窗外一片星光灿烂。在书页与书页、活页与活页之间驻留良久，猛一睁眼，曙光已现。这时，他才会揉揉布满血丝的眼睛，在问号和句号中间停下来，在形容词和动词之间短暂地合上眼睛。
等到天光大亮，他就会将夜里单兵作战所举发出来的反动书籍和信件，送到审查室旁边空地上新盖的焚化炉里。寄生在帝国土地上，蚀害国家的违禁文书便会在那里接受最终审判。看着火苗静静地吞噬违禁文书，他感到心安。如同烧毁反抗军的村庄，如同处决顽固的叛逆分子，一切终将烧成灰烬；反动思想和肮脏妄想全都灰飞烟灭，蜷缩的文字和破碎的纸张把人从颓废的深渊里解救出来。
这就是他以独特方式所开展的寂静战争。在这里所要面对的敌人不是只有一名，而是数万、数百万看不见的敌人，一场连叛逆者种子都得清除干净的无形战争。
看守长在裤子口袋里掏了掏，突然递给我一样东西，厚实的手掌上躺着一只亮晶晶的打火机。
“这是杉山留下来的东西，你可能也用得上，拿去。”
看守长抽出一根烟，叼在嘴里说。会用得上打火机的事情，是什么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后才接着说：
“杉山不在了，审查业务整个瘫痪。信件没人审查，堆得山一样高的反动书籍也没人分类整理，你就暂时负责信件和书籍的审查和销毁吧！”
看守长弹了弹烧成白色的烟灰，我才明白看守长说打火机“以后用得上”的意思。这是个销毁反动信件和书籍的命令，意味着要我将求之不得的书籍亲手送进火焰里。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难过，有种身为亚伯拉罕必须手刃亲子的感觉。
“看守部里比我经验丰富、更能胜任的人很多。再说，我一点也不了解审查工作。”
“就我所知，最能胜任这个工作的人就是你！因为你具有他们欠缺的能力。”
“什么能力？”
“解读句子、诠释文字的眼光！从兵籍记录来看，你在入伍前是个文学院的学生，还曾经在天皇杯全国即席创作赛上获奖。你有能力辨识隐藏在字里行间的秘密。放眼看守部，还有谁拥有如此熟悉文章的能力吗？”
对所有看守来说，他们自有其独特的生存世界，就如鱼必须生活在水里、狮子无法离开草原一样。他们生活在其中，通过交流与牵制、监视与猜忌、阴谋与结党，获得晋升攀登高位。没有看守愿意一整天像个老头儿似的钉在破旧的小房间里，翻看囚犯的信件、书籍。看守长只是想把大家都讨厌的工作推给我罢了。但我也不愿意到那间审查室，惨死不久的审查官的灵魂说不定还徘徊不去！我握紧了打火机。
“审查官死亡事件，我还有很多整理与调查的工作。”
看守长不以为意地说：“我没让你一定要找出凶手，你也找不出来吧！只不过，赶在有人把事件传出监狱围墙之前，结束整件事情。总不能让特高课天天在我们这里晃来晃去。回过头来说，审查工作就不同了，非你不可。”
看守长似乎觉得杀人案一点也不重要，相比于我查出些什么，似乎更希望我不要查出些什么。或许不是我这个即席创作赛获奖的文科生适合审查工作，而是要使我被大量的审查工作缠身，不再有余力去想杀人案。典狱长把这件案子交给我的原因也是如此吗？除了不让杀人案越过监狱的高墙之外，就算在监狱里，也不要这个案件受人瞩目。他们想让这件案子成为一桩既不重要也不必要的事情。结果就是，把案子抹掉，当作从未发生过。这就是典狱长把案件交由我负责的原因吗？难道我只是个草草结案、随便善后的无足轻重的役丁吗？
看守长接着说：“审查规则很简单！不是用日文写的信件，禁止进出监狱，这就不用我说了。只要有任何不确定的内容，就无条件销毁，烧到一页不存，知道吗？知道了就马上到审查室去！”
我从一开始就没有选择的权利，服从命令就是我唯一的选择。我不由得开始埋怨死去的杉山，要不是他死了，重担也不会落到我身上。
通往审查室的门就在行政大楼走道的角落。要弯着腰才进得去的边门，就是进入杉山孤立世界的入口。推开沉甸甸的木门，后面连着一条狭窄的走道。往阴湿的黑暗里走三四步，就能看到左边有扇破旧的小门。打开锁头，推开门扉，一个陌生的房间进入视野。这是审讯室，有一张老旧的木头桌子和两把椅子。杉山必然曾经在这里挥舞着木棒，审讯反动文书的制作者和反动书籍的持有者。另一边有一把套着皮革的铁椅。说是椅子，其实就是一件拷问的刑具。我赶紧关门、上锁。审讯室隔壁有另一扇门，就是数据室，里面有战时国民行动纲领、动员物资增产指导书，以及一些强调皇民义务的教育书籍等。藏书不到百册，但也担当着监狱图书馆的角色。
审查室是位于走道尽头的里屋。解下又大又重的铁锁，一打开门，纸张和干墨水的味道扑鼻而来。这是知性的味道，也是无数词性和标点符号的香气。突然，我感到一种比肉体饥饿更难以忍受的灵魂饥渴。在一片黑暗里，我才领悟到自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渴望的，是陈旧的霉味、在空气中飘浮的书尘。我的灵魂，只想像只蚕一样，在白色的纸张上匍匐，啮食黑色的铅字，吃睡在其间。我如做梦般，走向成排书架之间的狭窄甬道。
书架尽头，木桌上墨水打翻的蓝渍，染得桌面一片脏污。老旧的书桌上摆放着审查工具：笔筒里放着美工刀、剪刀、老花眼镜和回形针，还有删除禁词的黑笔；日文辞典、英文辞典、汉语辞典《玉篇》，还有杉山自行整理出来的朝鲜语单字本。小书架上插着老旧的活页夹：“数据室图书目录”“没收书籍目录”“审查报告”“销毁文书目录”……
我抽出“审查报告”，翻开来看。其实，大部分被没收的书籍是根本不需要审查的，因为朝鲜人读的书不是煽动反抗就是威胁体制。然而，即使如此，杉山还是详细记下审查内容，并指出有问题的部分。“销毁文书目录”里，则写着那些灰飞烟灭的书籍名称、尚未成书的著作名，以及作者和诗人的名字——屠格涅夫的《初恋》《父与子》，《霍桑短篇小说精选》，但丁的《神曲》……
书名下的红色底线，仿佛死去书本所流的血。销毁书籍中，连一名朝鲜米商的赊账簿都有，销毁的原因是“无法辨明真伪的无意义数字不断反复出现”。看守长说过：“战争时期，所有印刷品都视为违反国家利益的反动文书。”就算他不这么说，我也知道，国家这个怪物有多么憎恨书籍。而憎恨，其实就是恐惧的代名词。所有的国家和体制都畏惧书籍，与书籍格格不入。因为书，国家灭亡，君主被驱逐，贵族四处亡命。
书桌旁边，有两个邮件袋。一个放着囚犯要寄出的明信片，另一个是从外部寄来的邮件。寄出的明信片内容大部分是嘱咐送来个人必需品；但通常他们都无法收到满意的回信，因为物资的缺乏是不分监狱内外的。看到有问题的表达方式，就用粗笔涂掉。当明信片被丢到邮袋里，就算通过审查。
打开浅浅的书桌抽屉，里面放着一捆文件。解开铁线来看，是一本封面剥落的一年前的工作日志。瞬间，有些什么自我脑中一闪而过。我从看守服口袋掏出破烂的纸片，摊开来看。皱巴巴的纸片背面写着一个日期，正是抽屉里废弃文件日期的前一天，他把背面当成便条纸来用。终于可以确定一件事：谜一样的诗句是杉山直接写下的。
翻过文件活页，蓝色的墨迹映入眼中：
忏悔录
锈迹斑斑的铜镜，
映照着我的脸，
究竟是哪个王朝的遗物，
令我感到如此羞愧。
就让我把忏悔之词缩成一行吧：
满二十四年又一个月的生命里，能有什么喜悦可言呢？
明天、后天，或者哪个好日子，
我又得写下另一行的忏悔录：
在青春岁月里，
为何我会说出那种丢脸的告白呢？
每天夜里，用手掌也好，脚掌也罢，
把镜子好好擦拭干净吧。
那么，孤独走在陨星下的伤心背影，
就会出现在镜中。
锐如针尖的一笔一画，这不是一首诗，而是一件刺人的凶器。“锈迹斑斑的铜镜”“王朝的遗物”“丢脸的告白”……这类象征在细密编织的结构里紧紧互通声息。单字与单字间彼此协调，加深整首诗的意义；深刻的反思不亚于里尔克；清新的诗句不输给法国诗人雅姆。我的脑海里仿佛刮着暴风的大海之夜，充满了黑暗、恐惧与混乱，单字的细流击打着我的脸，文句的波涛淹没了整个的我。
我虽然写不出卓越的诗句，但读过难以计数的文字，在字词里闻过诗人的味道，在文字里领略出作者的想法，在段落表达中猜想出他的生活。创作这首诗的谜一样的诗人，到底是谁？对方和杉山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满二十四年又一个月的生命里”这样的措辞，可以证明这首诗不是杉山写的。他是来到福冈监狱后才开始学识字的。但他为何要抄下这首诗放在抽屉里呢？他暗袋里的诗和这首诗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线索得在诗里寻找才行。然而，即使我再度从第一行细细读起，在完美的结构中交相呼应的诗句，也不容我轻率地分析。我虽想保持冷静，但在诗所吐露的情绪力道下随之起舞。此时，有两行诗句堵在我的舌尖：“满二十四年又一个月”，“在青春岁月里丢脸的告白”。
不管这个人是谁，至少当他写下这首诗时，是在他年满二十四岁又一个月之际；那时，他做出了丢脸的事情。我该找的，就是这样的人。
书架那头的走道浸没在深深的黑暗里，我揉了揉酸疼的眼睛。
那天下午，我从三名囚犯的书籍目录里选出十本书，放上手推车。被处以绞刑的死囚没收品包括《罗密欧与朱丽叶》和一本司汤达的小说，还有两本共产主义思想书，以及内容不明的朝鲜语书籍。被处以极刑者的书籍和反动书籍必须清出来，才有多余的书架空间容纳新送进来的书籍。
焚化炉距离审查室五十多米。我把十本书和废弃的文件从手推车上搬下来，将销毁物和销毁物清册两相对照。死囚的没收品、过了保管期限的旧工作日志和行政文件，行政文件原则上过了一年就销毁。目录和物品对照无误。冷冰冰的焚化炉就像等待祭品的祭坛，我的脚步如同走上绞首台的死刑执行官一般沉重。一打开炉门，灰烬随风扬起，散发出呛人的味道，那是已经成为烟雾和灰烬的纸张与墨水的味道。突然，我咳嗽起来。
过了好一阵子，咳嗽才终于止住。我掏出打火机，打着火。看着晃动不已的火花，我感到畏怯。罗密欧与朱丽叶，不是因为毒药和短刀，而是因为这朵火花而死去；精神的巨人司汤达，同样也因为这朵小小的火花而倒下，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朝鲜作家……我专注地望着放在最上面的朝鲜语书籍封面上褪色的书名。那个朝鲜人的名字，在蓝色的火花下颤抖着——《白石诗全集》3。
诗人花费无数日夜才创作出来的灵魂，就如此被我毁灭。我该怎么做才能洗刷这份罪行呢？幸好我不懂朝鲜语，如果能读，或许我就烧不了这本书。我紧紧地闭上眼睛，撕下最前面的一页作为火引。温热的气息传来，我伸手把诗集丢进了焚化炉里。火花沿着诗集的边角开始烧起，很快就燃到了内页。方方圆圆的朝鲜字在火花里蜷缩起来。安慰我赤裸灵魂的司汤达、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于连，都一一被推进了火焰中。十本书消失了，成为一缕烟气和一把灰烬。我伸手靠近还零星闪烁着火光的灰烬，好温暖！是死去书籍还未冷却的体温。如同闭气多时、一口呼出的鲸鱼一般，我长长地喘了一口气，回过神来。焚书，本就是身为审查官的我该的责任。被销毁的书都是从反动分子那里没收来的反动书籍，全都必须从世上消失。
劳役场里充斥着汗臭味，囚犯不再是一个个的个体，而是由无数红色细胞组成的生命体。一只运转机械、拉手推车、染色布料、裁剪缝制的庞大红兽。这只红兽被自己所喷发出来的汗臭味、嘈杂的机械声和刺鼻的染料恶臭所笼罩。修补军装、修改被服，还有染色等室内劳役场，只有运气好或者老练的长期徒刑囚犯才能分配到。新来的犯人只能在寒冷的环境下受户外劳役之苦。他们勉强移动着冻僵的身体，压砖制坯，负重搬运，牵拉手推车，在冰冻的地上铲土动锹。劳役时间禁止交谈，如果被看守发现，就免不了一顿好打。就算只是暂时分心一下，工作立即堆得如山高，木棍也马上随后落下。
下午四点到五点的户外活动是放风时间。筋疲力尽的朝鲜人跟着逐渐转弱的太阳光拥到向阳的围墙边，靠在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砖墙上翻着衣缝抓虱子，这是他们所能享受的奢侈。朝鲜人不管在哪里都是集结成群。借着同乡、同姓或同为留学生的理由，甚至什么理由都不用，只要是同为朝鲜人就行。他们像在算计着什么阴谋诡计似的，说个不停，使整个广场变成菜市场一般嘈杂。这时，监视兵就会变得很紧张，哨兵也会在机关枪里装填实弹。
监舍的围墙下方，五六名男子勾肩搭背地蹲在地上。他们凹陷的眼睛里没有焦点，只是漠然地望着天空。杉山的死也成了他们热烈议论的话题。朝鲜人很不安，生怕杉山的死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续的风暴。
“杉山死了，年轻的看守兵到处乱闯乱捅的。”
破裂的镜片后面，男子的一双鼠眼闪烁着。姜明宇，曾是东京立教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因扰乱社会秩序而被逮捕。曾经被杉山的棒子打得头破血流，因而怀恨在心。
“那个禽兽不如的家伙竟然死了，真是大快人心。在那家伙手底下头破血流、肋骨断裂的人，何止一二。他这是遭了报应，活该！”
前额开始微秃的男子，是在京都码头干过码头工的李万五。十年前偷渡来到下关，是三年前煽动码头工暴动的主谋者，被判处了七年徒刑。当初虽然是日本码头工起头闹事，最后却是目不识丁的他负起全部责任，担下所有的罪名。
“还指派了全权调查官，看来典狱长那家伙似乎急着想挖出杀人案的真相。”
同样因爆炸事件和崔致洙一起被送进监狱来的金宏毕说。
“说到调查官，难道要找特高课介入吗？”姜明宇反问。
“不，是找了一个名叫渡边的，学兵出身，刚编制进来的看守兵。”
“既然是学兵，年纪就还不到二十吧？叫个小毛头调查杀人案件？”
“典狱长那家伙也知道，这件案子如果被监狱外面的人知道，自己职务不保吧？所以，才不敢找特高课，想悄悄地把案子遮盖掉。”李万五不动嘴唇，只在嘴里含糊地说着。
“看对面墙下，就是那个一直盯着我们的愣头儿青。”
（男子们转着眼珠偷看我。低垂的冬阳在墙角落下深深的阴影。比起站在向阳处三五成群晒太阳的囚犯，我这里显得更冷、更孤单。）
“虽然是个小毛头，但既然典狱长会把事情交代给他，应该是个像珍岛犬一样敏锐的家伙吧。比起那些老掉牙的家伙，不懂人情世故、一咬上就不松口的愣头儿青更让人头疼。最好不要被他盯上，也别跟他对上视线。”
一辈子在码头上背重物、当苦力的李万五，本能地就很讨厌带有墨水味道的人。他在我的表情中闻到墨水味道了吗？男子们的表情变得十分阴沉。
“真傻，到底是谁干了那种傻事……”
观察了一下高墙上方的警戒岗哨，目不识丁的偷渡客崔哲九说。这个人天生就很能看透他人，懂得利用人心，专门在东京上野公园诈骗日本人，因此才被抓进来。
个性急躁的李万五马上反驳：“杀掉残暴的日本看守，怎能说是傻事？那家伙该死，你不也知道吗？”
“杀死一个禽兽不如的看守，或许现在很痛快，但其他看守绝不会放过我们。为了抓住凶手，他们一定会对朝鲜人用刑相逼，不知道又会有多少同胞因此死去……”
个头矮小、体格壮硕的男子，是在东京火车站当人力车夫的陈永汉。他曾经是朝鲜总督府日本官员的人力车夫，跟着返国的主人来到日本。他买了一辆老旧的人力车，凭借一身力气和蛮劲，有了不少老客户。一天，他的人力车轮子脱落，坐在车上的高官摔断了手臂。看他不顺眼的日本人力车夫便诬赖他平素就对日本官员怀恨在心。虽然他坚称是日本人力车夫故意把他的人力车轮子的螺丝弄松的，但仍被判以闹事的罪名送进监狱来。
“虽然不知道是谁干的，但还真厉害。怎么让那巨汉一点招架能力都没有，就要了他的命？”
大阪出身的暴力分子郑仁燮，对一举干掉恶毒看守的凶手表达了敬畏。一条刀疤从眉毛一直延伸到耳朵下方，让人一眼就能看出他的险恶生活。
“不管怎样，绝不是个普通的家伙。”
崔哲九望着在较远处踱来踱去的崔致洙，嘴里喃喃自语着，好像他知道答案似的。
崔致洙，宽阔的胸膛上标示着鲜明的囚犯编号，脑袋瓜比一般人大的魁梧男子，丝毫不在意众人投注在他身上的眼光，只是不停地移动脚步。他从这栋监舍到那栋监舍，从这个岗哨到下一个岗哨，再从这栋监舍走到外墙，从外墙转角走到下一个转角……这已经成为他在监狱里固定的散步路线。一直走到广场另一边的高墙为止，崔致洙才又走回来，他的身上散发出一股腥膻的汗臭味。
“崔同志认为呢？会是谁杀了那个该死的看守？”李万五问。
崔致洙摸摸被风吹得红通通的鼻头。
“是谁杀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活下来。”
崔致洙又习惯性地望着向高墙外延伸而去的天空。高墙的转角处设有警戒岗哨，两名哨兵荷枪实弹站岗。还有一到天黑便自动按照既定的轨迹，照亮监狱各角落的两千瓦探照灯。他目光锐利地将各监舍位置和结构、围墙高度和换哨间隔，都牢牢地记在脑中，就像监视自己的那些监视兵一样。不久，他又照常迈着固定的步伐穿过广场，步幅维持在同样的八十四厘米。
夕阳时隐时现，吞吐着最后的光芒。喇叭声响起，放风时间结束。囚犯一个个慢吞吞地移动身体，排队站好。看守兵很快便清点好人数，囚犯配合着号角声，潮水般涌向劳役场，有如收牧的羊群一般。
审讯室又窄又暗，带着潮潮的湿气和酸腐的霉味。空空的老旧木桌上布满了斑斑血迹。我摆了一下头，示意崔致洙，不，三三一号，在椅子上坐下来。硬邦邦的木椅像冰块一样冰凉。三三一号断裂的骨头大概愈合了吧，对审讯室似乎也很熟悉。
他的眼神闪烁不定，和我小时候在京都看过的朝鲜人一样。那些人，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冷漠地盯着别人看，像丢失了什么似的，警戒着周围。他们的眼神为何那么空虚又充满攻击性呢？后来我才理解，他们丢失的正是他们自身的存在。
“三三一号！”
我的声音十分凶厉，连我自己都被吓了一跳。
“我的名字不叫三三一号，叫崔致洙。”他生硬地反驳。
“不要给我朝鲜名字，说出你的创氏名。”
“我没有那种名字，如果你非要日本名字，那你随便叫吧。我的囚犯编号里有个一，那就叫一郎算了。在囚犯里我也算老大，叫这个名字也不算错。”
他的嘴角流露出嘲讽的笑意。他说得没错，一郎是个带有长子之意的名字，我也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争执上。
“说说你在十二月十三日受伤的事情。”
他转动着硕大的黑眼珠，想要弄明白这个问题的用意。
“也不算什么大事，就是腕骨断了、额头破了、流了点血而已。”
“或许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大事，对我而言却不一定。因为把你像打狗一样痛打一顿的那名看守死了。”
他的表情又像生气，又像悲伤，看不出有丝毫动摇。
“十二月十二日……那天大家一如往常一样，列队到劳役场。我只不过想稍稍偷个懒，就留在牢房里没出去。那名看守打开监牢窗口，厉声问我为何没出去。我说我感冒了，他就走进牢房里来，拿起木棍对着我的额头就打。虽然头被打破，但也因为十天的单独禁闭，不用劳役，还真划算。”
剑拔弩张展开的审讯，随着一句句的玩笑话有了点聊天的味道。
“他死了，你一点都不惊讶吗？”
“我应该要惊讶、恐惧吗？我又没杀他，没理由那样吧！”
这是当然的，因为他拥有谁都推翻不了的不在场证明。杀人事件发生在凌晨两点到四点之间，那时候他的确被关在牢房里，而且还是远离一般监舍、处于严密监视的单独禁闭室。我之所以问他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事情，是因为对福冈监狱铁桶般的保安体系产生了怀疑，也想探究典狱长和看守长的心态，我就像只错失了猎物的小猎犬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