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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多大了？”

我努力从钱包里拿身份证的时候，那些因此耽误结账的人探头探脑地打探原因。我急得满头大汗。为了买一盒安全套而犹豫十几次，甚至还买了不必要的零食，这样一名女顾客的尴尬被她狠狠地践踏在脚下。从那之后，我连全家便利店也不去了，跟7-11一样。7-11也好，全家便利店也好，也许失去一名顾客并不重要，但在当时，我却有种报仇的快感。在全家便利店买东西时，说不定老板娘在心里说我是“买安全套的女人”，这种感觉也随之消失了。

就这样，根据我对便利店的种种小心翼翼而微不足道的经历，我常去的便利店最后变成了Q卖场。Q卖场的特点首先是感应式自动门，像嗅觉灵敏的动物似的盘踞在那里，只要附近有客人出现，立刻像动物咆哮似的豁然敞开。自动门总是像救赎一样敞开。

经营Q卖场的是一对四十多岁的中年夫妻。他们好像是用亚洲金融风暴时的离职金开的卖场。消息并不确切。他们面相和善，这让我确信自己的猜测没错。这个年纪却不多疑，性情温柔，多半是生活环境使然。他们不懂得欺骗、背叛、榨取和不公。他们的努力应该得到了回报，甚至回报大于努力。所有的温柔之中都包含着自己意识不到的残忍。即便不是事实，我也要把它变成事实。只有这样，我才会对自己的处境少些伤感。单就这点来说，我和在某个瞬间袭击洛杉矶韩人村的黑人[1]没什么两样。去便利店的我，是生活在韩国的韩国人，同时也是黑人。我在贬低他们的时候，对他们的环境就少了些羡慕。我正直，所以我贫穷。他们不正直，所以他们富有。价值就像便利店里的商品，可以用这种方式交换。

Q卖场的第二个特点是音乐。卖场里总是播放着音乐，通常是平静的古典乐。Q卖场的音乐使得客人们在商品面前停留的时间更长了。我在Q卖场拿两班牌海苔或济州三多水的动作突然变得优雅了，像在散步路上弯腰捡落叶。每次去便利店，我都会感觉很安心，也许是因为我认为自己去便利店买的不是物品，而是日常生活。摇晃着塑料袋回家的时候，我不是穷困的自炊生，不是孤单的独居女，我就是普普通通的消费者，一名首尔市民。我在那里买过洁净世界卫生纸、伊奥乳酸菌、东大门区政府发售的10升垃圾袋、好感觉卫生巾、多芬香皂。

Q卖场的最后一个特点是打工生。那里的打工生是二十五六岁的青年，沉默寡言，性情冷淡。他不属于那种很英俊的帅哥。如果盯着他看，会觉得越看越亲切。如果没有机会看仔细的话，那他就是地铁站里每隔五分钟就能看到一次的大众脸。当然，他长得帅与不帅，都跟我没关系。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他说话多少。Q卖场的青年只跟我说必要的话。“2500元”，或者“需要加热吗？”或者“需要吸管吗？”这让我非常满意。他把扫描器对准商品条形码的时候，朝向顾客的显示屏上会出现商品的价格和余额。只要愿意，我们可以一句话不说。

Q卖场的收银台主要由这位青年看守。老板夫妇不常来店里。我经常能见到他，也许是因为他打工的时间和我去便利店的时间重合。

他身穿印有Q卖场标志的蓝色马甲，肩膀和Q卖场相得益彰。他的职业性，偶尔会让我觉得很性感。有时通过干巴巴的语气，有时通过沉默，有时通过制服表现出来的性格，促使人想象藏在性格背后的肉体。

Q卖场开业之后，我一直去Q卖场，中间很难得地去了趟7-11。那时我突然很想吃7-11的三角饭团。三家便利店卖的东西很相似，主推商品稍有不同。有的侧重于进口商品，有的则以国产商品为主，还有的早餐食品格外丰富。凌晨，我穿着运动服穿过马路，走到7-11。7-11老板像从前一样冲我微笑。

“好久不见。”

我轻轻点头，保持礼节。他从我的反应中受到鼓舞，柔声问道：

“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

我拿起三角饭团，看了看四周。一切都各就各位，一切都在原来的位置。

“700元。”

收银台前的男人盯着我，眼睛滴溜溜转着，等待我付款。那眼神太天真，我像恍然大悟似的翻找外套口袋。口袋里什么也没有。我在衣服里到处翻找钱包。他面带笑容，注视着我不知所措的样子。我急出了一身冷汗。

“我……好像没带钱包。”

我用细弱的声音解释。男人和蔼地把三角饭团拉到自己面前，说道：

“您回去取吧。”

Q卖场的面积大概有20坪[2]。卖场两侧墙边横向摆放着长长的大型冰柜，主要盛装乳制品和冷冻食品。如果以自动门为基准正面观察卖场内部，最里面还有一排纵向摆放的长长的冰柜，主要用来盛装饮料。自动门所在的玻璃墙内侧还有个冰柜，那里装的是冰激凌。Q卖场的冰柜以方形环绕在卖场内部。相比其他便利店，结构上没有大的不同。流过便利店的时间常常不同于外界。

Q卖场的收银台就在自动门内侧。收银台后摆放着各种洋酒和香烟，右侧是手机快速充电器。收银台前是报纸和彩票。报纸摆放在低处，所以客人们把纯净水、卫生纸和剃须刀放在朴赞浩[3]的胡子上，放到金大中总统的微笑之上，放到吸毒歌手低垂的头顶。

从老家回来，我忘了带回充电器。家人说给我快递过来。快递送达之前，我打算在Q卖场使用快速充电器。幸好各个便利店都准备了手机充电器。手机充电每三十分钟收费1000元。我拜托Q卖场的青年帮我给手机充电。身穿蓝色马甲的青年打开我的手机电池，确定机型，然后连上了充电器。

“设置什么密码？”

青年问道。手机充电也需要密码？我一时想不起来，不知如何是好。青年把手指放在充电器的密码板上，怔怔地望着我。

“0724。”

这是我的生日。0724，青年低声默念，往机器里输入不知是“秘密”还是“号码”的东西。我静静地看着青年触摸我的生日。

“结账。”

一个男人拦到我面前。青年把扫描器对准男人手中的婴儿奶瓶。我转头想看买奶瓶的男人长什么样，男人却急匆匆地出去了。便利店青年接过1000元，我这里就没什么事了。我在收银台前等待三十分钟过去。呆呆地站在青年面前有点儿难为情，于是我假装看东西，往卖场里面张望。大概是距离自动门太近的缘故，自动门开了。我慌了神，大步向后退去，仿佛要证明自己的清白。青年并没有注意到我。我在铁质货架间转来转去，又买了几件不需要的东西。

三十分钟过去了，手机充电器闪烁，显示充电完毕。青年又问我：

“密码？”

我小声回答“0724”。与此同时，有个男人说：

“结账。”

男人把五盒牙签放在收银台上。一看他的脸，原来是最近我没去的小吃摊上“大学毕业”的小伙子。刹那间，我和他四目相对。幸好他假装没看见我，马上离开了。

后来又有几次，我去那里给手机充电。因为快速充电时，电池不耐用。青年一次次询问密码，我每次都做出一模一样的回答“0724”。收到从老家寄来的快递后，我也去Q卖场充过几次电。

去Q卖场的日子里，我最大的失误在于自以为和蓝马甲青年没有私下交谈，所以私生活完全没有暴露。在我看来，Q卖场是“欢迎光临”和“谢谢”的世界。他的关注点应该是他卖的商品，而我的关注点在我买的产品。不料，正因为我常去Q卖场，我的信息早已输入他手里的扫描器。比如，他了解我的口味。五六种纯净水，我最喜欢哪一种；经常买的乳酸菌是草莓味还是苹果味；黑米饭和白米饭，我更喜欢哪一个。只要他想，还可以推测出我房间的尺寸。我每次买垃圾袋都买10升的，绝对不可能住大房子。他也能了解到我的家庭关系。每天凌晨来买快餐的女人，独自购买必需品的年轻女人，只带一双筷子的女人，肯定是单身。他知道我的故乡是哪里。我去便利店寄冬衣包裹的时候，他一边收手续费一边看地址。他了解我的生理期。他看到我定期去买卫生巾。他看到我把安全套倒放在收银台上。从饮食到性生活，他“目睹”我的一切。便利店是销售所有物品的地方。Q卖场成了我最常去的地方。虽然青年没有私下里和我聊过一句，可是对我的了解却比任何便利店都多得多。也许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习惯，他却知道。

他没有问过我的专业。我想告诉他我的专业。我和买垃圾袋的女人不一样。这并不意味着我想和他谈恋爱。我只是不喜欢他了解我的私生活。明明知道却沉默不语，他的淡漠让我觉得他厚颜无耻。快餐在微波炉里转动的一分三十秒里，或者在首尔牛奶转动的二十秒里，一声不吭的他令我心生好奇。我每天好几次像掏出内脏似的把吃喝拉撒都暴露在你面前，你却总是穿着蓝色制服，面无表情。我对你一无所知。在7-11，我是学习食品工程学的学生；在小吃摊，我是国语系的学生；在全家便利店，我是买安全套的看似未成年的成年人。这个社区的人们对我的认识各个不同，也许只有他了解最低限度的真相。

我想象有一天，在三家便利店相对的公路中间，一个女人被车撞死。三个便利店的老板，也就是证人都说自己“认识”她，然而每个人的陈述都不一样。面对互相矛盾的陈述，便利店老板们怀疑自己的记忆，于是开始否认，声称“不认识”这个女人。经过三次否认，女人又会是什么样子，变成了谁？这就像背对收银台给某人发短信的便利店青年，谁也不知道他心里的收信人是谁。即使有人因为好奇而跑上公路，也得不到答案。因此我没有去公路中间，而是去了便利店。

圣诞节的傍晚，首尔街头冷得结了冰。大街上冷冷清清，人们都集中在繁华街区，郊区空空荡荡。某保险公司发广告说，如果从秋天到圣诞节这段时间内下雪，就给投保者发钱。那天从大清早就开始下雪了。前不久结束高考的妹妹要去首尔找复读机构，计划先在我这里住一夜，在鹭梁津找好备考辅导班后再回老家。我已经从电话里得知妹妹要来的事，就在距离我家不远的范围内往返于网吧和餐厅间。十点左右，接到妹妹乘坐末班车到达首尔的电话没过多久，我又接到一个朋友的紧急电话。她说头疼，让我过去看她，声音听起来很痛苦。因为走得太急，我只带了银行卡和手机。不一会儿，我就慌了，因为妹妹没有我的房门钥匙。如果只是一两个小时，倒是可以让妹妹在网吧里待会儿，可我不知道自己要在急诊室里等多久。妹妹对首尔也不了解。我想把钥匙放在常去的便利店，然而时间来不及了，而且圣诞节，很多店铺都关了门。我也不能随便把钥匙交给陌生人。我在门口徘徊，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我想起一个人，就是Q卖场身穿蓝马甲的青年。他是附近我认识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我直接去了Q卖场。

走到Q卖场，里面只有青年自己。他用扫描器对准套餐盒，又从自己口袋里掏钱，塞进现金箱。他好像想趁着不忙的时候吃饭。我气喘吁吁地站到收银台前，青年惊讶地看着我。我犹豫片刻，自言自语似的对他说道：

“对不起，我有件事情想拜托您。”

青年手里拿着盒饭正要吃，对我说：

“什么？”

我觉得在说出钥匙的事情之前，应该先解释一下我们之间的亲密度，这样应该会有所帮助。

“您……认识我吧？”

他端着饭盒，呆呆地盯着我。

“哦，住在这附近的……经常买济州三多水和迪士加香烟……”

青年还是流露出懵懂的表情。我着急了。

“洁净世界卫生纸，垃圾袋只买10升的，快餐只买黑米饭……您不知道？”

他眉头紧蹙，表情难堪，仿佛在回忆醉酒后共同过夜的女人。最后，他开口说道：

“这位顾客，很抱歉，可是很多人都买三多水和迪士加香烟啊。”

我愣住了。他依然用清澈的目光望着我。我的口袋里装着还没拿出来的钥匙。握着钥匙的手上冒出了冷汗。

那时候，小吃摊不见了。有人说他们到别的地方开了更大的店铺，有人说便利店的老板们举报了他们，也有人说是老妈妈生病了。我对他们的情况有点儿好奇。想到经过那里不用再费心思，我又觉得很安心。

圣诞节过后第六天，我一动不动地躺在房间里。房间里没有电视，我只好无所事事地蜷缩在被窝里。隔壁间歇性地传出有关年底活动的新闻。怀着对新年的期待，播音员的声音显得格外兴奋。和圣诞节时一样，人们都涌向举行庆典的城市。我感觉口渴，就在小冰箱里摸索。冰箱里只有一个空水瓶。我在被窝里磨蹭了很长时间，终于起床了。穿上厚实的夹克，我把手机和几张千元纸币塞进口袋，就出了门。正好肚子饿了。我走出门外，街头正飘着雪。

Q卖场里静悄悄的。2002年12月31日夜里11点，空荡荡的便利店里，身穿蓝马甲的打工青年低着头，正在给某人发短信。收信人在收到信息的同时也会知道短信发送时间。我穿过Q卖场长长的过道，来到冰柜前。我从冰柜里拿出一瓶水，又从旁边的冰柜里拿出一盒快餐饺子，走向收银台。青年发完短信，把手机放在身后的货架上。我想起圣诞节时的事，看了看他。他像上次一样，似乎没认出我来。也可能是故意装作不认识。当然无论是哪种，我都不会介意。我的朋友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妹妹也在房东的帮助下住进了我的房间。他用扫描器对准水瓶。嘟嘟嘟——信号音响起。青年转身朝向货架，看了看手机。

“2800元。”

看完短信，青年露出失望的表情，拿出塑料袋。

“请帮我热一下。”

我递过快餐饺子。便利店里弥漫着福音圣歌的旋律。卖场里只有我和他。我靠在玻璃窗前的简易桌子旁，注视窗外的风景。街头冷冷清清。见我从收银台离开，来到桌子旁，青年又拿起手机，打起字来。就像在长途汽车上，突然有人坐在自己放包的地方。我盯着外面。汽车尽情地全速奔跑。每当这时，公路上薄薄的积雪就会荡起旋涡。那天，7-11的招牌也很明亮。全家便利店的淡绿色招牌同样耀眼。这期间，青年又看了好几次手机。短信提示音始终没有响起。

有人走进卖场。一个二十来岁、头戴蓝色棒球帽的男人。男人在铁质货架间走来走去，挑选各种商品。

就在这时，公路上突然传来嘎的响声。我和Q卖场青年，以及戴棒球帽的男人同时看向窗外。便利店的玻璃窗外，一名女高中生在我们眼前忽地飞起，又落到公路上。人行横道前，一辆白色索纳塔好像受到惊吓似的停了下来。索纳塔大概是慌了，突然全速驶离。Q卖场青年立刻冲出门外。我看呆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玻璃窗外聚集了很多人，包括全家便利店的老板娘。人们纷纷拿出手机，给警察署、恋人、家人打电话。女高中生头破血流，校服裙子掀了起来，露出白皙的下身。人们围成了圆圈，却没有人靠近女高中生。也许是因为太惨了。

我朝收银台走去。这时，头戴蓝色棒球帽的男人抓了一把收银台前的彩票，放在自己胸前。我慌忙转身朝向售报亭。与此同时，打工青年的手机里响起了收到短信的信号音。那一刻，蓝色棒球帽和我目光相对。我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停止了。我想再次转移视线，然而微波炉发出叮的声音，停止运转。这声音像是涂了胶水的琴弦，在我和他紧张的视线之间轻轻弹跳。在这个一切都很新鲜的地方，他那和我对视的深邃的小眼睛竟有种过期腐烂的感觉。而且……很眼熟。我故作泰然，努力回想在哪里见过他。在哪里呢？全家便利店吗？还是LG25？在哪里呢？我想不起来了。一个念头闪过脑海，说不定他也和我一样，是个离不开便利店的人。不一会儿，青年喘着粗气回到卖场。我和蓝色棒球帽静静地站在收银台前。

“看到了吗？内裤都露出来了。”

面对Q卖场青年的兴奋，蓝色棒球帽没有回答，付了一盒口香糖的钱，就慌忙离开了。我站在便利店青年面前，脸色苍白，良久未动。便利店小伙子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了什么，朝微波炉走去。

“对不起。”

我接过他递给我的快餐饺子。购物结束了，我还是呆呆地站在便利店青年面前，青年用异样的目光望着我。我觉得自己应该对他说些什么，一时间又想不起说什么才好。我犹豫片刻，吞吞吐吐地说了一句话，然后离开了Q卖场。

“有短信。”

离开卖场，我这才朝现场走去。现场仍然围着很多人。马路上，鲜血冒着热气，白色的雪花落在上面。雪落在血上，立刻就融化了。奇怪的是，全家便利店的女人显得格外激动。她像被气枪击中的木马，冲着瞪大眼睛倒在地上的女高中生指指点点，努力向人们解释着什么。

“她让我拿一箱可乐，所以我去了仓库，而她趁机拿了几包烟就跑。我追出来，她可能太着急了，在马路上乱跑。”

警车和救护车应该还没有到。偷香烟的女高中生继续留在马路上，周围的人们赶走了看热闹的孩子。正在这时，我看到正在等待过马路的棒球帽男人朝女高中生走去。我留心盯着他看。偷彩票的男人胸口揣着沉重的绝望，一步步靠近谁也不愿靠近、头破血流、双腿叉开、露出内裤的女高中生。我紧张地注视着蓝色棒球帽。这位青年从人群缝隙中挤进去，走到女高中生前面，弯下腰去，轻轻放下掀到胸口的裙子。

青年离开后，女高中生的眼睛依然瞪得很圆。

我去便利店。第二天，第三天，我都去便利店。那里没有发生任何事。Q卖场的蓝马甲青年换了好几个，那里的男人都穿蓝马甲，所以无所谓。我又去给手机充过几次电。老板拿走了充电器，放上了一次性电池。有过几次暴雪、梅雨和大雾，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无所谓。如果偶尔想听别人“说话”，那就去7-11，那里的老板爱说话。勒令录像厅里紧紧拥抱的年轻恋人退学的老师来买大碗面；让女人堕胎的男人口渴了买啤酒；经常挨爸爸训斥的待业青年今天又抽完了香烟。这份关于什么事也没发生的记录，终于变得无聊。

那里从来没有休息日。在那里——在那个我假装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地方——我没有遇到任何人，没有拥抱任何人。去便利店期间，我经历了分手、寻找，我意识到自己也是可以杀人的人。这一切没有人知道。辽阔的空间太陌生，我迟疑不决，不知道该看向哪里。如果你去便利店，你要仔细看四周。你旁边的女人在便利店买水，可能是为了吃药。你身后的男人在便利店买剃须刀，可能是为了割腕。你面前的少年买卫生纸，可能是为生病的老妈妈擦拭下身。你可以偶尔想起，也可以想不起来。Q卖场、7-11、全家便利店不会知道。便利店的关注点不是我，而是水，是卫生纸，是剃须刀。所以，我去便利店。多的时候一天几次，少则一周一次。很奇怪，那段时间，我总是需要什么东西。

* * *

[1] 1992年4月发生在洛杉矶的黑人暴动。贫困黑人疯狂袭击韩裔美国人的店铺，导致55人死亡和巨额财产损失。

[2] 相当于66平方米。

[3] 韩国著名棒球运动员。

弹跳跷

很久以前，我们家门前有一盏上了年纪的路灯。准确地说，不是我们家，而是房东家门前，但是它正俯视着位于楼顶的我们家。尤其是我和哥哥的房间的窗户。那时候，哥哥和我的头顶总是萦绕着路灯的黄色光芒。

没有人知道它的年龄。我们只知道它从很久以前就在那里了。早在我出生很久之前，它就在那里了。伸长的脖子和微弯的肩膀，像非洲草原上最早直立的类人猿一样——孤独。

因为很久很久以前就在那里，所以它无所不知。落日的时间，月亮倾斜的角度，悠久的琐事带出的名字，我们谈论爱情时的话语，大教堂的美丽和砂砾乐队的歌曲——它都知道。

它能做的是熄灭，点亮。不过，它把自己唯一能做的事做得勤勤恳恳。因为它知道，这样偶尔还可以创造奇迹。在我看来，它熄灭、点亮的瞬间就是世界迅速闭眼、睁眼的时间。这短暂的时间里，不为人知的事情正在地球上不为人知地发生。正如很久以前我们短暂的吻。正如你不相信的事情发生在咫尺之遥的嘴唇上的那些日子。

一无所有的年代。尽管一无所有，却因为有白天和黑夜而需要路灯的年代，路灯跟着地球旋转、闪烁、熄灭，再转一圈，闪烁，点亮。我托腮坐在窗前，想象着路灯旋转的轨迹应该比地球的轮廓更大吧。地球的圆周和路灯用指尖画圆的直径，以及生活在两个圆的直径差制造出的缝隙里的人们……紧接着出现了折起翅膀落在路灯罩上的翼龙，以及露出庞大的生殖器在路灯下撒尿的克罗马努人。爬到路灯上，用手指沾口水捕食飞蛾的猴子；抓着路灯杆啜泣的毛利族残兵，统统在我们家门前出现，继而消失。望着尾巴消失在胡同里的马达加斯加指猴，我常常想，胡同真是个适合消失的场所。

我们住在小城市的组装房里。我们家是房东建在楼顶的房屋，没有经过许可，只为收租。房东的房子地势较高，所以我们家可以饱览整个社区的风景。社区由弯曲的胡同和崎岖的道路组合起来，像个皱皱巴巴的圆圈。每天好几次，人们迅速渗入皱纹之间，又露出来。看得见整个村庄的集装箱里住着爸爸、哥哥和我三个人。

一天， 爸爸说：

“听说玩弹跳跷可以长大个。”

我对长大个没什么兴趣，倒是想要一副弹跳跷。爸爸望着我充满期待的眼睛，说道：

“给我看看你的小鸡鸡，就给你买。”

“什么？”

“小鸡鸡。”

正在看报纸的哥哥漫不经心地说：

“听说有个宇航员在太空里长高了，爸爸。”

爸爸没有回答哥哥，而是等待我的回答。我犹豫着小鸡鸡和弹跳跷哪个更宝贵。想来想去，我还是不知道哪个更重要。

“不愿意？”

我的小鸡鸡感觉到寒意，萎缩得厉害。我想起我的年龄、梦想，以及爱我的人们的面孔。然而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却不停地说，只要忍耐几秒钟，所有的人都可以幸福。

“……现在吗？”

爸爸点头。

“听说是俄罗斯的宇航员，弯曲的脊椎在失重状态下挺直了。”

我用颤抖的手拉下裤子拉链。南大门敞开，印在内裤上的“机器人跆拳V”[1]紧握拳头，仿佛马上要起飞。爸爸向我露出鼓励的微笑。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拉下内裤。沙沙，哥哥翻着报纸说：

“可是爸爸，人的脊椎可以直起来吗？”

爸爸经营一家电器铺。说是电器铺，其实只是个零件和电线如同肠子般纠缠的小空间。电器铺门前堆满了出故障的家用电器。它们都带着委屈的表情，像在派出所等待录口供的醉汉。爸爸蜷坐在没有靠背的椅子上，隔着没有擦拭的镜片观察那些机器。爸爸的眼神就像某件事做久了的人，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细致入微。爸爸给我看蛀牙的时候，我也曾感受过相似的视线。爸爸一辈子修理出故障的物品，为此搭上了视力、肛门和腰。爸爸修理的物品和物品的故障都微不足道，所以爸爸希望我们成为大人物。我们为卡在录像机磁头的黄色录像带急得团团转，然而村里只有爸爸这个修理铺，我们只好带到隔壁村庄。这些爸爸都知道。其实，那时我们从未想过自己长大以后会成为优秀的人。

可是那天，哥哥说起俄罗斯宇航员的时候，我在非常短暂的瞬间里很想成为优秀的人。如果我成为优秀的人，如果我把爸爸送到太空，说不定爸爸疼痛的脊椎会舒展开来。可是在这之前，还需要漫长时间。所以在成为优秀的人之前，我决定先成为滑稽的人。幸好那天爸爸看了我的小鸡鸡之后，比乘坐宇宙飞船还要幸福。

我得到了弹跳跷，高兴得穿着内裤跑到院子。我甩着西瓜头，踩上了弹跳跷。双手紧握扶手，脚踩踏板，伴随着弹簧的弹力，我的羞耻早已飞到了遥远的太空。

我玩弹跳跷玩得很好，只要上去了，就不肯下来。哪怕挨爸爸打，哪怕我喜欢的歌手获得了年轻歌手奖，哪怕哥哥不停地说着莫名其妙的话，我也还是在玩弹跳跷。那天，全世界因为哈雷彗星时隔七十六年归来而沸沸扬扬，我照样在楼顶安安静静地玩弹跳跷。我背靠着世界的喧嚣，在路灯下独自玩着弹跳跷。我的身影既孤独，又优雅。我玩弹跳跷的动作里，怎么说呢，包含着某种“精神”。

跳起时看到的村庄风景，每时每刻都不一样。咚，跳起来的时候，刚才看见的大叔消失得无影无踪。再一次。咚，一跃而起，刚才还没看见的女中学生出现了。隐约看到的远方，那种若隐若现的感觉我很喜欢，于是不停地跺脚。有一次，我竭尽全力跳起，希望自己在双脚落地之前消失。我闭上双眼，在空中停留片刻。当我在空中悄悄睁开眼睛，我看见路灯冲我眨眼。我倒在楼顶的混凝土地上，仿佛练习许久的台词终于派上用场似的大声喊道：

“啊，吓我一跳！”

不玩弹跳跷的日子，我就在楼顶吐口水，或者坐在窗边看天空。窗户上有个破洞的纱网，像秋天的石榴般裂开。每当有风吹来，许久没有洗过的绿色窗帘轻轻摇曳。我把头埋在窗帘里，深深地吸一口气。我喜欢尘土气息带来的陈旧而幽静的感觉。尘土气息，怎么说呢，它让我觉得我生活在从未生活过的世界，好像活过一次却还是不了解的世界。那时我个子很矮，我和夜空之间的距离也更远。如果可以让深邃幽蓝的天空变得更远，我宁愿自己更矮小。

哥哥每天都在看《科学东亚》，认真做笔记。哥哥大我三岁。小学时，哥哥制作的橡胶动力机在科学竞赛中获得第一名。从那之后，他就相信自己有科学天赋。其实哥哥之所以获奖，仅仅是因为时间，也就是坠落时间比别人的飞行时间长。哥哥的飞机根本没有飞起来，径直落在操场上。如果是普通飞机的话，刚升空就会立刻坠落。哥哥的飞机在飞行过程中，机尾出了问题，没有立刻坠落，而是旋转很长时间才落地。几十架飞机在空中优美地盘旋，全部在操场着陆的时候，哥哥的飞机仍然在旋转，“发疯”般降落。记得哥哥抱着奖杯开怀大笑的时候，全校学生对他报以模棱两可的掌声。

那天夜里，爸爸向哥哥宣布：

“你要考空军士官学校。”

哥哥说：

“现在陆军士官更受欢迎。”

我蹦蹦跳跳地嚷道：

“爸爸，那我呢？我长大后做什么？”

爸爸用他的大手推开我的脸，说道：

“你就好好长大吧，这是孩子该做的事。”

哥哥满脸尴尬地说：

“我眼睛不好。”

爸爸大吃一惊，问道：

“你，眼睛不好吗？”

我和哥哥用奇怪的眼神望着爸爸。哥哥很早就戴上眼镜了。

“不行，我得把电视挪走。”

那一刻，我真想抽哥哥的嘴巴，然而看到爸爸的表情，我忍住了。我沉着地说：

“爸爸，哥哥反正学习也不好，眼睛也不好，电视还是正常看吧。”

哥哥稀里糊涂地点头。爸爸说：

“你不用管，电视肯定要挪走。”

与其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倒不如说是作为家长在需要做决定的瞬间，哪怕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总得做点儿什么的时候才做出的荒唐结论。结果爸爸把电视从家里搬了出去。我们突然无所事事了。去朋友家看电视，或者去漫画书店也不是长远之计。我哭丧着脸对哥哥说：

“想个办法吧。”

几天后，哥哥在爸爸的店铺门口摘下眼镜，大声说道：

“爸爸！我能看清了！感觉眼前豁然开朗！”

哥哥像盲人似的挥舞双臂向前走。爸爸说：

“我说什么来着，孩子的身体一天一个样儿。”

仅此而已。爸爸还是没有把电视搬回来。他说视力好不容易好转，不能再变坏了。哥哥像是被自己刺伤双眼似的抚摸着眼球，发疯地哭了起来。

第二天，爸爸发现电器铺里所有的电视屏幕都被锤子砸碎了。张着大嘴的电视机齐声合唱，发出包含着某种要求的声音。爸爸让我和哥哥并排坐下，说道：

“是谁？”

哥哥沉默。爸爸又问了一遍：

“是谁？谁坦白，就让谁看电视。”

我看了看爸爸的眼色，静静地举起一只手。爸爸的表情很认真，和我以小鸡鸡做担保要买弹跳跷时一样。我真的很想看电视。爸爸立刻抓住我的脖子，把我拖进卧室，毫不留情地大打出手。爸爸摸惯了坚硬物品的手狠毒而粗糙。我意识到自己上当了。我不停地哭着否认。爸爸却不相信。我又痛又委屈。复仇之火在我心里燃烧，我发誓绝对不会为了爸爸而成为优秀的人，更不想成为伟大的人。一上中学，我就要和女人上床。我要成为笨拙而下贱的人。最重要的是，等爸爸老了，我要把他送到没有电视机的养老院，让他无聊至极。哥哥在门外焦急地踱来踱去。我盼望哥哥夺门而入，趴在地上说“爸爸，是我干的”，然而这样的情景没有出现。爸爸扑通坐在地上，说道：

“屏幕碎了，修都没法修了。”

我想大声呼喊：“那我的心呢？我的心灵呢，爸爸！”可是我没有说。因为我知道爸爸会回答：“我先修完电饭锅，再修理你的心。”爸爸瞟了一眼正在啜泣的我，拿起外套，急匆匆地走了。爸爸离开后，哥哥也没走进卧室，继续在门外徘徊了很久。

那天夜里，爸爸醉酒回来的路上，因为房东家的狗叫了几声，爸爸就拿起弹跳跷对着那条狗乱打一通。第二天，爸爸又像狗一样在房东女人面前求情。第三天，我在院子里伸懒腰，看到地上有个塑料袋，周围都是斑驳的痕迹。我用棍子轻轻撩起塑料袋，往里面看。原来是瘪了的“Together”冰激凌包装盒，里面的冰激凌都化了。“Together”是我最喜欢的冰激凌。我觉得奇怪，但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这种心情，于是就去玩弹跳跷了。

几天后，哥哥腋下夹着收音机，昂首挺胸走进卧室。哥哥有生以来第一次像个哥哥的样子，说道：

“从今往后，一切都由我们自己看着办。”

哥哥好酷啊。不过我认为所有的事情都能看着办，这是爸爸的事，我们玩耍的时候偶尔反抗一下就行了。哥哥说没有电视，他可以让我听收音机。我说没有必要，可是哥哥发疯似的埋头修理收音机。我说我已经忘掉电视的事了。哥哥却变得悲壮起来，坚持要把收音机修好。哥哥从爸爸店铺里偷来零件，装进收音机，再拿出来，忙乎了一整天。像为了逃离沙漠而努力修飞机的驾驶员，哥哥紧贴在收音机旁边。我趴在地上做作业，哥哥调试各个频道，听着间歇性传出的立陶宛方言，我被不祥的预感包围了。哥哥，真的能成为科学家吗？有一天，他真的会成为宇宙飞船维修员，和仙女座长着三只耳朵的公主结婚吗？那么我可以对长着三只耳朵的嫂子说泡菜太咸吗？仅此而已，只是收音机而已，不是吗？正在修收音机的哥哥转头冲我一笑：

“相信哥哥。”

他的微笑是那么清澈。我迟疑着向后退去。我开始思考，究竟是什么使哥哥突然变得如此强大。我有种遭到背叛的感觉。

哥哥想成为科学家。因为他“相信”自己有才华。不过在我看来，哥哥没有丁点的科学天赋。或许哥哥唯一的才华就是“自信”。总之，哥哥变了。哥哥不再是那个摘掉眼镜大喊“爸爸！我能看清了！”的傻子。哥哥变成了沉默寡言、表情却又像有话要说的少年。哥哥常常满脸愁容，随身带着科学书籍。惊人的是，即便这样，哥哥也绝对算不上酷。哥哥公然宣称自己要进入韩国科学技术院，可是他的成绩在班里只能排三十六名。为了成为科学家，哥哥做了他可以做到的所有事情。学习、运动、剪报纸，还加入了文学社团。哥哥说要想成为科学家，必须要有想象力。他还说了许多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话，比如“天文学家的理论本身就是一首完美的诗”。那时我就想对哥哥说些什么，但是我不能，于是就去玩弹跳跷了。

第二年夏天，表哥从首尔来到我们家。他说利用假期背包旅行，顺路来了我们家。他是真正的科学家，正在大学学习天文学。他谦虚而且深思熟虑，柔和之中包含着让人服从的力量。我喜欢他，却不敢靠近，只能笑嘻嘻地在周围讨好他。我喜欢他读书时撩起头发的动作。我喜欢他干净的镜框，也喜欢他沉稳而优雅的语调。偶尔目光相对，他冲我露出智者特有的帅气微笑。他刚来我们家时，爸爸说：

“我的孩子在学校获过奖，有点儿科学天赋，你多帮帮他。”

哥哥却不需要表哥的帮助。哥哥讨厌表哥。哥哥对表哥就像对继母。对于表哥的关心，他用近乎鲁莽的强烈态度表达“我不会上你的当”的意志。他的脸上仿佛写着，“我有这样的意志，请你专心听我的话，我可是有着这样的意志呢！哈，真是的！”哥哥不停地向表哥发送电波，期待表哥能正确解读自己全身心表达的信息。“我虽然在科学方面有点儿天赋，但是如果你要帮我，你就死定了。”

表哥只在我们家住了几天。我忘不了他在离开之前和我的对话。我坐在傍晚的窗边，脸埋在摇曳的窗帘里。表哥来到我身边坐下。他像家电广告里的慈祥家长，用手指着天空说道：

“一位德国天文学家说，人类身体里的原子和分子至少从其他星球经过一次。”

我不理解他的话，然而这种不理解的心情却令我悸动和忐忑。他静静地把手放在我的手上。

“你摸摸看。”

我望着他大大的手掌。那只手是那么值得信赖，好像只拿一把刀就被流放也没关系。

“我们身体里的原子经过其他星球，那就意味着生活在其他星球的生物体内的原子至少也从这里经过一次。”

我仍然不明所以，心里痒痒的。很奇怪，我无法把手收回。他说：

“你知道吗？你现在抓着的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想回答我抓着什么，表哥为什么不是我的亲哥哥，我的手为什么这么小，这么弱，这些我都不知道。他的手太温暖，我说不出口。他突然站起身，把半导体收音机拿到窗边。装有超大火箭电池的收音机，天线长长地伸到窗外，指向遥远的恒星。表哥调频道，发出咝咝的声音。那是李文世的《旧爱》。当时我还小，但是很悲伤。远处窗外，我看见和路灯展开较量的爸爸的身影。醉酒的爸爸跌跌撞撞地和路灯打架。

我们又一次抬头，仰望天空。他闷闷不乐地说：

“今天我看新闻，一个男人凌晨随便拨电话说，是我啊。这个男人没有工作，年纪也不小，刚开始大概没有多想。”

“……”

“人们都以为是骚扰电话，直接挂断，有个女人突然问，你好吗？边说边哭。女人以为他是自己的旧情人。男人对已经结婚的女人假扮恋人，几个月时间骗走了几千万。”

“……”

“心这个东西，是不是很奇怪？”

我想表哥应该是爱上了某个人。他的背包旅行也和这段爱情有关。我们不约而同地沉默了。我喜欢他在我面前扮演成人角色。望着天线指着的天空，闻着闪烁的星星发射出的浓浓尘土味，我暗自思忖，如果我在这里说：“是我啊……”那颗星球上的某个地方会不会有人哭泣。

当我想象着在另一个星球的某个地方哭泣的某个人，真正哭泣的却是我的哥哥。有个人躲在门后，眼里充满嫉妒，偷偷看着迷恋于真正科学家的弟弟。这个人就是在学校科学竞赛橡胶动力机组获得第一名的哥哥，修理一台收音机就哼哧哼哧费了好几年的哥哥。我和哥哥四目相对，在我眨眼的瞬间，哥哥迅速消失在门后。

就像很多事情和很多人，几天后，表哥自然地离开了我们家。爸爸仍然每天去电器铺，我和哥哥放学回家吃晚饭。落日，刮风。不为人知的事情在不为人知地发生。围墙底下的地钱，很久没有修理的冰箱里的黑暗，以及我的身高都在快速成长。爸爸偶尔喝酒，我们仍然不懂事。我知道成为优秀的人很难，同样，想成为糟糕的人也不是谁都能做到。某个瞬间，我放弃了报复爸爸的念头。下雨，刮风。一件件或私密或不可遗忘的事情从身边掠过。雨季过后，家门前的路灯全身沾满锈水，像是长了红疹。酩酊大醉的爸爸踢着路灯，大声吼道：

“你，想变成树吗？”

几年过去了。

有一天，哥哥报考的大学公布录取名单的那天，哥哥离家出走了。哥哥刚离开家，天空就下起了暴雪。爸爸睡不着，我每天夜里都坐在窗边等哥哥。“如果哥哥突然出现在弯弯曲曲皱皱巴巴的小路中间，如果不是在我睡觉或吃饭的时候，而是像这样等待的时候，哥哥回来多好啊……”哥哥没有回来。门前路灯的灯泡掉了。人们说洞事务所会处理，然而路灯就那样废弃了很长时间。我翻了一遍以前从未关心过的哥哥的《科学东亚》，在庞大的分量和多种多样的理论面前——我真实地感觉到了哥哥世界的厚度。正因为这个厚度，我稍微有些内疚。

几天后，爸爸在炕头小睡，突然猛地坐起来，说梦见哥哥回来了。爸爸穿着内衣，在雪花纷飞的窗边徘徊。爸爸担心回家的路会因为下雪而结冰。如果哥哥回来的时候赶上下雪怎么办？路灯也坏了，万一在路上摔倒怎么办？爸爸深信那天夜里哥哥会回来。他紧接着换好了衣服。

“我要去修路灯。”

爸爸手里提着小工具包。我大吃一惊，问道：

“路灯怎么修？”

爸爸说：

“开了几年电器铺，还能连这都不会？”

爸爸穿上羽绒服，摇摇晃晃地出了门。我拿着红色手电筒，慌里慌张地跟在后面。爸爸从铁匠铺借来梯子，爬到路灯上面。我和铁匠铺大叔紧紧抓着梯子，爸爸还是摇摇欲坠。粗暴的雪花挡在爸爸眼前。我用手电筒照亮爸爸的视野。我害怕爸爸会触电或者摔死。漆黑的夜晚，挤进胡同的雪花越来越大。爸爸爬到上面不到一分钟就下来了，路灯没有修好。爸爸跺着脚说，没想到手这么冷，然后像是难为情似的，撒腿跑回家去了。担心哥哥摔倒的结冰路，爸爸却跑得很快。我们到家的时候，哥哥坐在客厅里，一边看新买的科学杂志，一边吃方便面。

那天夜里——三个人都有点儿轻微感冒，这让我们的心情有些难以平静。爸爸问哥哥去了哪里，哥哥说：“我去买磁带了。”爸爸问：“去买什么磁带了？”哥哥回答：“巴赫。”爸爸说：“那就放放听听吧。”哥哥起身，从房间里拿来半导体收音机。我摇了摇头，收音机不可能修好的。哥哥默默地把磁带放进收音机，按了按钮。咔嚓，磁带开始转动，像哥哥的模型飞机降落时那样一圈圈地转。我盯着磁带转动的样子，看了很久很久。仿佛那是宇宙的发动机。还有音乐，如同沉默般美好的音乐。我一动不动地听着那个声音。收音机稍微有些杂音，不过是人活着都难免会发出的小小噪音而已。我问哥哥：

“怎么做到的？”

突然间，窗外的路灯闪了闪，又灭了，然后亮起来。很久以前也有过这样，这是它唯一能做的事。我经常认为路灯闪烁的瞬间就是世界迅速闭眼、睁眼的时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不为人知的事情在地球上不为人知地发生。路灯冲哥哥眨眼，像全身瘫痪的病人用眼皮鼓掌。那时，我觉得路灯的存在或许并不是为了展示什么，而是为了视而不见。所谓的奇迹，或许就是在闭眼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情。突然，我意识到以前和表哥一起听音乐那天，收音机就已经修好了。哥哥是什么时候修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