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吃掉我耳朵的补偿，女朋友认真地帮我完成了庆州报告，我的韩语写作能力差不多都是从那份报告中得以提高的。
不过教授可能连看都没看过。
短暂的休假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充满了压力，马上就要实习考试了，对我来说回国之后反正也要重考，但周围人都很紧张，我也跟着紧张起来。与其说是想考出好成绩，倒不如说是不想考得太差，那段时间，医学院里除了我还有德国和日本的交换生，我是最先来的，便有了一种防守性的竞争心理。热情大于实力的实习生失误过几次之后，患者们常常会忍不住生气地说：“叫真的医生过来！”
“听说会用演员？”
“嗯，他们来假扮患者。”
“专业演员吗？”
“可能平时都在演戏什么的，每年过来打工。”
“那我们要真的检查吗？”
“问诊、触诊什么的吧，注射用纸来代替。哥，你小心点，那些人比我们更熟练，出错的话会被笑话的。”
我和同学们在准备过程中分组进行了练习，练习颇见成效，结果也没有那么糟糕。考试的时候，我差点失误落了中间的一个步骤，演员的停顿提醒了我，后来我感激地想，他的那个停顿真是救了我啊。
这一过程中，女朋友因为工作进展不顺，我好不容易给她养胖的肉又一点点掉没了，她虽然从没完整地对我讲过，仅凭她的只言片语我还是大致勾勒出了原委。女朋友和她的前辈们报道了自己所在新闻电视台的丑闻和经营不善的情况，因此被解雇了，吹哨人被荤连是常有的事。在我的想象中，女朋友的嘴里真的咬着一把哨子，银色的小哨子，她鼓起脸颊发出鸟叫的声音，声如其人。不妥协有时是正确的，社会应该珍视倾向于合理性不和谐的个体们，但往往并不是这样。女朋友就像是珍稀鸟类，如此珍稀的存在为什么总得不到承认、饱受挫折，我不能理解。
女朋友和同事们报道的内容都是事实，但仍被处以惩戒的理由是他们进公司时签署的合同和公司规定中明确的“违反公司利益的行为”，但没有说清的是揭露丑闻、要求改进到底有没有违反公司利益，不，仔细想来这不正是为公司利益着想吗？其他记者们也站出来反对不合理的惩戒，他们的编辑权受到公司的干扰，事态进一步扩大到报社和电视台都不能正常运营的地步，成为社会性问题后，被雇佣的地痞流氓和外部的帮手们接踵而至。
“目前处于胶着状态，后面会好的。”
女朋友一脸坚定地说。
“我是第一个被解雇的，会最后一个复职，不过没关系。”
压力之下女朋友食欲不振，奇怪的是性欲却旺盛起来，她就像长着钩爪的动物一样一次次地缠着我，根本不在意墙不隔音，她不断地咬下我的耳朵连长出来的时间都不给它。耳朵虽然还在长，也很痒，但我已经来不及辨认是什么口味的饼干了。
“我快化成焦糖了。”
我以为她在说皮肤的颜色。
“不是不是，我是说我融化的状态，不是颜色，是温度、瘫软度、手感，这些。”
女朋友对着我的耳朵窃窃私语，我下意识地一激灵，她笑了，看你吓的。是啊，现在她就算是吃了我的耳朵也不感到抱歉了，我们的关系已经相当随意了，哪怕需要用我的耳朵喂她，我也希望她能长胖些。
而我最痛苦的是，回国的日子不远了。
整形外科的教授这一回让我到雪岳山的顶峰去照张相片，开始我觉得有些荒唐，难道还怕我没去过白头大干山吗？韩国人不知为何对辛辣的食物和有名的景点那么有执念。于是我和女朋友坐上高速巴士，头挨头地打着瞌睡向雪岳山进发，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害怕飞驰的巴士甚至可以安睡了，在睡梦中还在想着，我已经成了地道的韩国人了。
我穿的运动鞋底太过光滑走起来费劲，每次要滑倒的时候，女朋友都笑着伸出手。她的登山鞋看起来有些年头了，我又错误地说成念头，女朋友给我纠正了好几次。
在庆州没说出口的话，在雪岳山终于说了。
“跟我走吧！”
在山顶上，照完教授要求的证明照片，我说道。
“你是让我下山时慢点走吗？”
“不是，和我一起回国吧！”
“啊！”
“反正这里也不适合你，连大豆都不能吃。”
女朋友慢慢地笑了，像是在说这怎么办呢，然后用干瘦却有力的胳膊紧紧地抱住了我。她的额头有一股好闻的汗水味，新鲜的味道，就像植物被折断时的味道。我吻了吻女朋友汗湿的头发，这大概是我人生中遭遇的最温暖的拒绝了，我知道，她在任何地方都不是随波逐流的人，所以也是有价值的人，我无论怎么邀请都不会成功的。
我们明明知道要分手，可为什么还那么喜欢做爱呢？
在雪岳山山庄里，我把头靠在女朋友小小的胸脯上睡着了，虽然并不柔软却让我如此留恋。
“你还会来这里吧？和我分手后，和别的男人一起。”
“不来雪岳山了，去别的山呗。”
“真的？”
“山不有的是嘛。”
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我思考着最后能为女朋友做点什么。
我通宵钻研，投入所有剩余的留学资金又托了各种关系，终于可以着手制作未得到FDA认证的治疗食物过敏的注射剂。虽然副作用不大，但效果似乎也一般，反正我期望的也不是彻底的成功，只要将女朋友的痛苦控制在可忍受范围内，哪怕只是勉强可以战胜大豆过敏我就满足了，就算是起疹子也可以尽量不去急诊室的程度。等我把50瓶注射剂摆在女朋友面前，她多少有些不知所措了。
“啊……我不要紧的。”
我不得不一遍遍地说服她，要高效利用我在韩国余下的三个月。
“我不在的话，你能花心思自己做菜吗？不在外边买着吃，你能做到吗？”
女朋友做不到，被送到急诊室那就去，她绝不可能认真吃好每一餐。我怎么会爱上这么一个把自己弄得一塌糊涂的女孩子？对她来说随时都有很多比吃饭重要的事。
最终女朋友不得已答应了，我每天认真地往她瘦得可怜的肚子上打针。
最后还要做个试验看看有没有效果。打完最后一针的第二天，我在女朋友的菜里加了大豆，只是非常少的量。为了减少她的紧张，菜里加的根本看不出来，虽然出现了过敏反应，但确实比以前要轻微。让我安心的是服用氯苯那敏后，已无须使用事先准备好的麻黄素喷雾剂和肾上腺素注射剂。
确认女朋友有所好转后，我还想知道她应该更小心哪种大豆，为了找到韩国出产的所有豆类，我去了超市和传统市场。用豆子拌沙拉、煮、炸、炖，甚至还自制了豆腐，挤掉水分将豆腐切成五毫米的厚度烤了烤，女朋友哭笑不得。
“能看出你性格怪异了，谁会把豆腐切这么薄来烤？”
“别废话，吃吧！”
女朋友小心地把薄薄的豆腐咬在嘴里，她明明知道没问题还是害怕犹豫，吃完饭后我检查了她的周身，以确认有无异常症状开始，以咬掉我的耳朵结束。
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那是冬天的早晨，凌晨下了雪，连急诊室里都没有人，一直发呆的继亨突然一下子站了起来。
“清床了，这是清床！”
同学和前辈们一下子沸腾起来，有人拿来相机，还有许多人掏出手机来拍。
“哥，哥你也过来！”
我稀里糊涂地一起拍了纪念照，照完之后才明白，急诊室里真的一个人都没有。这是医院成立以来屈指可数的瞬间，我看了看挂着清床纪念照的墙壁，墙上想要挂满照片还早着呢。
这好像是医院对我的告别，送别会上明明和朋友们玩得很高兴，我喝得太多都记不清了，只记得继亨呜呜呜地哭了，几十年后我还可以拿这个打趣他。
女朋友从商店买回来一瓶豆油，她带着恶作剧的表情撕去两层包装，我正在给行李做最后的打包，不知道她想用它来做什么。但当她提着那瓶油，从洗碗池向着床边慢慢地摇曳着双胯走来时，我马上明白了她的计划。我平时还算敏捷的手指怎么也解不开衬衣的纽扣，女朋友笑了一会儿，然后收起笑容，在我的锁骨处“哗”的一下，又在经常被人们误称为耻骨的髂骨处倒上豆油。女朋友的舌头和嘴唇在我的身上画着对角线，长久又美妙，把流淌的油吸了个干干净净，而我接着回报给她的则是我和她之间愉悦的秘密，就如同为了防止有人找她的麻烦，在这篇文章中我从来没有说过女朋友的名字，我太了解韩国了。
女朋友最后一次咬我的耳朵时，我拜托她：
“咬干净些！”
我不知怎么会有预感，我的耳朵再也长不出来了。
“是什么味道？”
“杏仁、巧克力、香草、黄油、糖、牛奶……大豆？”
那天我和女朋友做了太多次，也许因此用尽了耳朵长出来的元气，不管怎样都无所谓了，耳朵完全愈合了，成了奇怪的病例。我不戴眼镜，也不用挂耳耳机，所以没关系，就算再和别人交往，我也觉得耳朵还是属于你的。
去机场的路上，我的腿不住地发抖，女朋友半是虚脱地一直送我到机场，在机场的纪念品柜台，她给我挑选着东西，夸这个漂亮又笑那个难看，就是没有哭。我们在贵得离谱的韩餐店吃了饭，女朋友吃的泡菜汤，我吃的大酱汤，还喂了她三勺，我们最后的吻满是韩餐的味道。
在出境处门口，女朋友用双臂挂在我的脖子上，深深地在我的脖颈处吸着气，嗅着我的味道，用嘴唇一口咬住了我的耳垂而不是耳廓。
“随时。”
她说道。随时回来？打电话？写邮件？我不懂她的意思，这种时候最好还是说相同的话。
“随时。”
我也说道。
但那就是结局了，我们没有发短信，没有打视频，没有写邮件，也没有寄联邦快递。我喜欢的就是那样的人，我也决心成为那样的人，这需要很强的意志力。
在这里经常能遇到韩国人，我就像韩国人一样能认出他们，有时只是擦身而过，心情不错的日子就用韩语和对方搭话。每当这时韩国人都非常开心，有时会高兴地向我传教，现在我能很快区分出游客和传教的人。
如果我说曾去过韩国，很多韩国人会问去干什么了。我从容地编着瞎话，开玩笑说学习有名的整形外科技术，或者说在K-POP经纪公司工作，也许说谎的能力就是判断外语水平的标准。如果不是这种时候或者某天我偶尔不想说谎，我会说自己在韩国失去了耳朵，长出了饼干耳朵，而咬我耳朵的女孩的过敏症被我治好了一半。
最近我的耳朵很干，偶尔能听到落在韩国的藏红花缩水的声音。
◎章鱼条、培根片、花蟹棒都是韩国畅销的膨化饼干食品。——译者注
屋顶见
你一定能理解，
所有的爱情故事都与绝望有关。
63大厦、南山塔和这处可以将汉江尽收眼底的屋顶构成了漂亮的三角形，可你知道吧，即便站在这个顶点，也根本感觉不到幸福，你应该最清楚。我在公司的屋顶已经坐了很长时间，空调外机燥热的风从我的腿间吹过，公司根本不会人性化到在屋顶放张长椅，我把满是雨水痕迹的脏脏的空调外机当作椅子，吃了偷偷拿上来的又贵又甜的点心。有巧克力香蕉蛋挞、蓝莓奶油泡芙、名字各异的花朵般的糖果，但是糖果也阻止不了我一跃而下的想法，酸甜的糖果也融化不了那些糟糕的想法。
一、二、三、四，跳。我想像斜线助跑、踩着步点越过横杠的跳高运动员一样，越过楼顶的栏杆跳下去。
或者双手抓住栏杆，就像握住彩虹色的单杠一样，旋转、旋转、飞身而下，脐下感受到的先是坚硬的钢铁，接着就是痛快的坠落。
推动我的不是一股猛然强烈的愿望，而是一直看似平静却慢慢沿着刻度小幅爬升的危险，就像房间里积聚的有害气体或者每年都在上升的海平面。没有冲动，漫不经心之间不知何时就有了一跃而下的念头，而且这种不安还那么缓慢而遥远。平日里我并不靠近栏杆，只是远远地看着周围其他大楼顶上的人，就像在大海中央相遇的海员一样，只是想向他们挥挥手。但是那些人不知是否在远处感知到了我的视线，觉得不自在，很快就下去了。
现在我正在向你招手。
“你不想和我一起去见见我的俄罗斯女朋友吗？”
崔导演用手背蹭着我的脸颊提出可笑的三人行时，我却无法发火，我挺过残酷的毕业和求职不是为了来受这份侮辱的。这个败类在是个人就能当导演的时候入了行，被聪明的后辈们排挤也不承认，只会在我们这些乙方面前丑态百出，有线电视台大举招揽导演的时候独独落下了他，他也无话可说。
我一边叹气一边想转移话题的时候，看到对面总是坚持到最后的前辈把头转了过去，角度不大，7.5度左右，7.5度我是怎么感觉到的呢？从前辈的脸色能看出他日益恶化的肝功指数，因为生病他的身上有一股难闻的味道，想到这儿我原谅了他7.5度的懦弱。如果前辈得了肝硬化，他的夫人该怎么办呢？我担心起有过两面之缘的前辈夫人来，尽管自己正身处烂泥之中。
我在一家著名体育报社的广告业务部工作，这家公司在激烈的求职竞争中还算颇有名气，在这里上班乍看起来好像不错，朋友们劝我能忍则忍。然而同一家公司不同部门间也有很大的差别，我总是没完没了地接待些卖奇怪东西的奇怪高管们，真不知为何让我到这个岗位……一定是谁指派的，要么就是人事部门忽然犯了糊涂。我进公司半年后才知道，原来是有人打赌想看看我到底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别人把这事儿当个笑话说给我听，但这并不是个笑话。
我在酒吧包间里从事接待的时间要远多于在办公室工作的时间，这该死的接待文化……我真想像尼禄皇帝一样把整个江南的酒吧包间都放火烧掉，现在如果有人给我称手的工具，我真的能做到。我、部门的同事和公司的其他人都知道，这些习以为常的事情令人不快却没人想改变它，大家只是不断重复、大把花钱，每个人都清楚这样做创造不了任何价值，都将其视为行业和公司的下水道。如果我不是广告业务部的职员而是位记者的话，情况会好些吗？怎么说这不也是个以记者为主的公司嘛，但现在我已没有那份自信了。
“辞职如何？拜托去别处发展的前辈把你也带出去。”
“别干了，还能饿死吗？你现在有工作经验了，很快就能找到工作的。”
我有时也会被周围的人说动心，但还是战胜不了恐惧，投出去三十份简历只有一份能过初试，如果不恐惧那就奇怪了。而且我不是孤身一人，爸爸每周要做三次血液透析，妈妈在照顾他，她还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弟弟和爸妈住在一起像是得了忧郁症，我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医疗保险等等都压在我一人身上，辞职再重新找工作我想都不敢想。
如果没有姐姐们，我可能真的就跳下去了。财务部的大姐明熙，编辑记者素妍姐，运营部的艺真姐，她们三个就像手握命运的魔女一样，亲热地聚过来为我排忧解难，帮我捋顺乱成一团麻的日子。我第一次把头发剪短的时候，她们中有人吃惊得张大嘴巴然后又咬住了嘴唇。
一天，我心血来潮把刚进公司时长及肩下的头发剪掉，留得只比运动头稍微长了点，抹上发蜡看着还算可以。我想喊叫却又喊不出来，就把头发剪了，以这个发型配上笔挺的裤子正装，我就是想做给他们看，我和你们没什么两样，请对我规矩点。但没想到的是，黑暗之中我的轮廓看起来像个男的，行为不检点的畜生反倒更多了，更有败类看我不顺眼，找碴儿问我为什么剪头发。我站在屋顶上，头皮感到冷飕飕的，所有的一切都在恶化，我陷入了机体自我防御的麻木之中，那时的记忆很不完整，在我心中暂停的只是些恶心的画面。一个月中有那么一次，我和姐姐们拿着公司多余的电影票或演出票出去，只有在那些日子我才能感觉到自己还活着，为了压住口中的苦涩，我们吃油腻的食物，精疲力竭地又哭又笑又骂，深夜回家时才觉得又活了过来。
所以当三位亲爱的姐姐间隔两三个月陆续结婚时，对我的冲击真是无以复加。首先，当明熙姐领着身穿九十年代风格的大叔款厚皮夹克、浑身上下都写着“我是刑警”的人出现时，我心里就很不痛快；素妍姐带着那位自称能打到400分的准职业台球手到来时，我心里也不得劲；最后，艺真姐带着号称会制作传统乐器的长鼓手出现的时候，我完全搞不清状况了，前两位还好说，我完全想象不出最后这位艺真姐是在哪儿遇到的。
“我虽然不是特别喜欢结婚……好歹能在家里转呼啦圈了。”
“呼啦圈？”
“结婚前我想起小时候曾玩过呼啦圈就买来了，结果却惹得我大哭，在单身公寓里不论怎么变换位置也转不起来，不是碰到买来的廉价衣架就是碰到简易的无纺布抽屉……两人凑到一起过日子，在家里转个呼啦圈是没问题的，总算能喘口气了。”
姐姐们结婚后都辞了职，她们一个个脱身去了更好的公司，要么是待遇好，要么是氛围好，最差也是上班时间好。姐姐们去新公司之前还休息了一两个月，她们的脸上第一次泛起了光泽，让我很是羡慕。屋顶上没有了姐姐们的香烟雾气，她们戒烟、练普拉提、去旅游，我陷入了孤身一人被抛弃的心境之中，像灾难片的配角一样感到岌岌可危。艺真姐隔了很久才登上聊天软件，我缠着她问道：
你们仨怎么都突然结婚了呢？是瞒着我密谋的吗？
我只是随便问问，艺真姐在那头不知写了些什么又都删了，对话框不断变换着状态标识，等待中、输入中。
下周见面说吧！
最终她只说了这一句。
我们四个人好久没聚了，姐姐们与我相对而坐，她们任坐在同一边，真的像魔女一样。
“抛下我去过幸福生活，你们很高兴吗？真不讲义气，有什么秘诀也告诉我一下，让我也结个婚啊。”
“你真的想试试吗？”
明熙姐问道。
“到底有什么秘诀？为什么觉得我不想？”
我感到她的视线落到了我那天未加修饰、乱蓬蓬的头发上。
如果我们把秘诀告诉你，你能保证不告诉别人吗？
深陷在椅子里的素妍姐问。我热切地点点头，带着一张极尽纯真、可信的面孔。
于是，艺真姐将一本薄薄的泛黄的小册子推了过来。
“这是古代传下来的咒术书。”
“你说要向高丽大学申请什么？”
“你这个笨蛋，听好了，不是order（命令）是spell（咒语）。”
素妍姐勃然大怒，我不由自主地往后靠了靠。姐姐们难道一下子都变了口味吗？我虽然知道她们一直挺喜欢看生辰八字的，但毕竟还都是正常人，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她们仨串通好了耍我吗？短短的时间内我浮想联翩。
“……古代传下来的话，为什么是印刷版呢？”
“是从古代传下来的，然后在大韩帝国末期或是日本殖民初期印刷出版的。”
“你们从哪儿弄来的？”
“东大门、清溪川那边的旧书店。”
“……”
“呀，你不信就别试，不着急的话别试就好了！”
“啊，我知道了，我着急，很急。”
迫于姐姐们的气势，我赶快接过了书。
这本《闺中女子秘书》不仅书名离谱，书中汇集的咒术也同样离谱，有除掉丈夫小妾的咒术；让无心学问、只知道酒色赌博的长子幡然醒悟的咒术；让屁股底下长刺的小女守规矩的咒术；报复说闲话的邻居的咒术；让吃闲饭的人自力更生的咒术……这与其说是本咒术书，不如说是古代女性苦恼大全更为合适，而且用于咒术的材料又是如此的怪诞，“偷吃四次鸡的獾子的耳朵和后蹄”要到哪里去找呢？我翻着因年代久远而沙沙作响的书页为自己感到寒心，作为一个连宽松款的夹克都能轻松驾驭的现代独立女性，我为什么要关心这些东西？
我终于翻到了如何召唤大千世界中独一无二、命中注定的结婚对象，姐姐们还在这个方法上贴了便利贴，和其他咒术一样让人叹为观止。文科专业的素妍姐，用细水笔将文言文部分认真翻译了出来，内容概括如下：
1.隔江面对充满灵气的北山，于黄昏时分在干净的高丘上布阵；
2.把无瑕的红玉、青玉、绿玉、紫玉、白玉摆成五角形状；
3.取备好的洁净山泉水三分之一、月夜下的泪水三分之一、月经血三分之一充分混合，将出生年月日和时辰写于缣帛之上，须用左手无名指；
4.焚缣帛，静静地揖之、泣之；
5.结婚，并按日月星辰的指引生活。
别的还都好说，只是月经血让我大吃一惊，我给素妍姐打了电话。
“姐姐，姐姐，这都什么啊，怎么还要月经血？”
我感到电话那头的素妍姐打了个激灵。
“从前的咒术都有点那个，不过这样才有效，你买个月经杯吧。”
“各种颜色的玉在哪儿买的？”
“买玉还得去春川啊。”
“哦，我说你们怎么老去春川呢，原来是去买玉。”
“一定要没有瑕疵的，明熙姐不小心买了带瑕疵的玉结果做了两次。你到卖玉的市场上仔细挑一挑，形状也要圆的。”
“缣帛呢？”
“仁寺洞有店铺卖，我告诉你位置。”
“能隔江看到北山的高丘怎么办呢？”
“公司楼顶上最合适，周末的时候锁上铁门就在那儿做就行，古代咒术中的丘陵可以用大楼代替，懂吧？”
“真的有用吗？”
“你试试吧，肯定会大吃一惊的。”
我准备咒术中需要的物品花了差不多两个月，眼泪还算容易，本来我和姐姐们生理周期都是一致的，她们不在我的也不规律了。
周日凉爽的傍晚，等到真的锁上公司楼顶的门开始施展秘术时，我的心猛然平静了下来，一直躁动的不安消逝在了首尔干燥的空气中，远处的南山塔看起来就像一座祈愿塔。
咒术书中虽然没有要求，但我还是沐浴斋戒并穿上了新买的内衣。你一定觉得是我做错了什么，其实不是，真的不是，我急切而慎重，我愿意做任何事情只要能解脱出来，只要能从目前的人生中解脱出来，摆脱那些假装亲热地抓住我胳膊却用手背蹭我胸部、装作若无其事拍我膝盖却把手指伸向大腿内侧的恶心的家伙们。我渴望变化，渴望脱身，渴望阶层跃升，但我知道这一切的答案并不是结婚。
我以为会出现闪电。
但没有任何光亮和声音。
应该是失败了。我坐到了一向当长椅使用的空调外机上，秋已深，空调已经停止了工作。已经戒掉的烟瘾犯了，我摸了摸背包想找每每这时要吃的零嘴儿，找到了一包不知什么时候放在里面形状似香烟的饼干棒，只是包装已经撕开碎成了渣，饼干里有一股灰尘的味道，我佝偻着身子坐在那里咯吱咯吱地嚼着。霎时间，我想起了总把零嘴儿说成零碎儿的前男友，要是能留住他也好啊……我直起身来，现在该用带上来的一铁皮桶自来水冲刷一下了。
“丈夫”出现了。
如果它真能称为丈夫的话。
我大叫一声，疯了似的跑进楼梯间躲了起来，用颤抖僵硬不听使唤的手指给明熙姐打了电话，通讯录的第一个人就是她。
“姐姐！”
但是明熙姐小声说了句什么就快速挂了电话，看起来是周末去了婆婆家。素妍姐干脆就不接电话，我再往下翻看到了艺真姐的名字，手指不住地打滑。
“喂？”
她嚼着什么，好像在吃饭。
“姐姐，姐姐，那个召唤！”
“哦，你做了？”
“那个是叫召唤吧？”
“嗯，出现了吗？哎哟，我丈夫出来时提着剥下的牛皮，素妍姐的丈夫拿着球杆，明熙姐家的那位……”
“天呐，行了行了，他们一开始就是人吗？”
“哪里，男人都是慢慢变成人的，从浑蛋再变成人。”
“不是，我指长相！”
“怎么了？很难看吗？”
“不是好看不好看，压根就不是人啊！”
“什么？”
我探出头向作法召唤的地方看了看。天呐，“丈夫”不是人，怎么看都不是人，虽然大致像人的轮廓，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它当成人。
说是人，又不是人。
穿的是衣服，又不是衣服。
那是张脸，又不是脸。
它的样子就像是从事前卫艺术的装潢美术家用死去的动物、铁丝和泥沼中腐烂的木头扎制而成的，从不同的角度看像鳐鱼又像木耳，结果还是什么都不像，我真是很难说清这种发自内心的反感。召唤术也类似一种瞬间移动，难道空间的穿越造成了躯体的变形吗？或者是我不恰当的动作杀了一个人？我陷入了恐慌之中，艺真姐不住地问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还是一声不吭地挂了电话。
我凑上前去，看到“丈夫”还在喘息多少放下心来，但紧接着发现它的脚居然悬在空中，这又让我想死的心都有了。
尽管我惊吓过度，还是礼节性地打了招呼，万一它是外星人的话，也不至于觉得我们全体地球人都没有礼貌。
我对它说了声您好，说了也等于没说，我连它的脸都没好好看一眼，不过大概瞧了瞧可能是脸的地方，乌漆墨黑的面皮除了在抖动，别的什么都没有，于是我再次望向它的脚尖。在悬在空中的“丈夫”的脚上，我认出了类似脚指甲的东西，只不过怎么看都像是金属的。
“喂，我是不是召唤错了？”
我莫名其妙地辩解着，就好像在说电话打错了，我的意思是你不可能是我命中注定的对象，你从哪里来的，还是请你回到那个世界去吧！
我东拉西扯地刚说完，“丈夫”回答道：
“……亡。”
但是因为有风我没听清。
“什么，你说什么？”
它没有再开口，但闪过的单词在我脑中复原了，那个单词是“灭亡”。
原本想召唤一个丈夫却把灭亡使者召唤了出来，我这样的女子真的太可怜了。难道就因为我祈祷的时候没有满怀对爱情的憧憬，而是充满了对狗屁公司的怨愤？这或许是对逃避式婚姻的古代诅咒，但是仔细想来世上哪有百分之百不将就的婚姻。对女子来说，什么时候都有想逃避的东西，从古至今无一例外，我的委屈不断地涌了上来。
我在楼顶上痛快地吐了一回，然后又提了一桶水冲洗了屋顶。吐过之后我的心情好多了，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别人都能轻易实现的小小愿望，我一祈求就必然会成为巨大的灾难，残酷的顿悟让我清醒过来。我骂了几句脏话，灭亡使者也不以为意，还悬浮在我刚才作法召唤的地方。
“你别动，就待在这里。”
我往办公室走去，不管怎么说它是我召唤出来的，作为一名成熟的社会人和市民我也有责任把灭亡使者从屋顶上挪走。多亏以前带来的拉链式连帽衫和方格纹毯子没有拿走，还有件明熙姐落在我这儿的大号开衫，我拿这些围在了灭亡使者身上。我那穿越而来的“丈夫”虽然变成了一副可笑的样子，但不像原来那么可怕了，粉色的连帽衫起了作用。
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戴上手套再摸它，好在它的手上没有毒性黏液物质，我轻轻一拉它的手，它就随着我滑动了起来。我叫了辆出租车把它塞进去，出租车司机大概以为它只是刚做了美容手术，公司附近的一整栋大楼里挤满了大型美容外科医院。
我在玄关处给它铺上纸盒，反正它也是浮在空中，被子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我们的新婚第一夜。
我根本睡不着。
“你早上想吃点什么？”
我礼节性地问。
“……亡。”
“丈夫”回答。我为地球和人类不能给它一顿早餐而内疚。我大概睡了两个小时，清晨做好饭送到它面前，“丈夫”却一口都没有吃，我居然像喂孩子一样把勺子伸到了灭亡使者面前！
之后的几天我也不是没有努力过，虽然试着换了几次菜谱但都没有用，最终我彻底放弃，不管它了。人真是擅于适应的动物，就像可以适应不合理、近乎荒唐的工作一样，我也适应了灭亡使者“丈夫”。不管它在不在玄关，我都能睡得香、换衣服、晾衣服，权且当作买错了一个设计丑陋的运动器械，努力对它视而不见。
我太失败了，而且我明明知道，人生就是当你以为不可能再糟糕时还会变得更糟，我气极了。
所以，你知道后来怎样了吗？
我和姐姐们都断了联系，现在想来虽然太傻，但当时确实承受不住了。姐姐们意识到不对劲儿，她们任轮番打我电话、来找我，但我还是接受不了，而且我还尽量减少了和家人的联系，因为当时的状况无法让他们到家里来。
“丈夫”的状态越来越糟，虽说没有什么具体的指征，但还是能看出它的状态不如原来了，变得更憔悴、灰暗、颤动不止，我越来越频繁地在睡梦中被“丈夫”在空中振动的声音惊醒。
一天我意识到那振动的声音是呻吟。我穿着毛茸茸的超细纱睡衣站到了“丈夫”面前，我没有洗澡就睡了，头发里满是香烟、酒和下酒菜的味道，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我根本不知道它有没有鼻子。
“我们这样不行。”
“丈夫”停止了振动，我想表达得更清楚些，于是靠近它说：
“不论在哪个宇宙、哪个空间，我们都不可能是一对儿。”
我盯着它应该长眼睛的地方，“丈夫”也好像在呆呆地看着我，虽然已经很熟悉了，但它的样子还是让我起鸡皮疙瘩。
就在那时。
“丈夫”伸出双手抱住了我的脑袋。
尖叫声在我的扁桃体处冻成了冰，我想挣扎，但“丈夫”的手指就像锈蚀弯曲的铁管一样抓着我的头，让我动弹不了。
“丈夫”低下头，将看似嘴唇的湿漉漉的窟窿贴近了我的头顶，用它不知是突起、牙齿还是吸盘的小器官开始吸吮起来。
好像过了很久。
又好像一刹那间。
我在震惊中晕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我躺在被子上醒了过来，不知是“丈夫”把我抬过来的，还是我自己半梦半醒间爬过来的。
而且奇怪的是，我感觉身体异常轻松。
难以理解的轻松，好像体内所有的毒素、代谢物和不小心吞下的重金属物质都消失了一样。我还没做拉伸动作，所有的关节都轻巧自如，眼睛不干涩，身上也不再汗津津的，就好像有人把我一键恢复了似的，拆卸、除尘又重新组装了起来。如果我说清爽得如同重生了一般，你能理解吗？如果你也有过轻快的早晨，你一定能理解。
我眼屎都没擦就来到了“丈夫”面前，把头伸到这边看看又伸到那边看看，还鼓起勇气戳了戳它，但它并没有像昨天晚上那样突然对我有亲热的动作。
但是，怎么说呢。
“丈夫”脸上泛着光，好像吃饱喝足了一样。
“你昨天从我这儿……”
我想说吸了什么吃，又停下来换了种好听的说法。
“拿走了什么？是不是，你吸了些什么？”
我羞涩地问道，手抓着虽没有风却不住颤动的磨破的衣角，“丈夫”再次回答道：
“……绝望。”
啊。
难道是耳屎掉出来了？我这回才听清了“丈夫”的话，原来不是“灭亡”而是“绝望”。
我终于不带一丝绝望地上班去了，晚上的时候虽然体内还会产生微量的绝望，但我已经不害怕了。
就算我每天晚上都把头顶交给“丈夫”，它还是越来越饿，它发出微弱的发动机般的声音，就像零件松动的真空吸尘器一样。想来是那么回事，它第一次之所以够吃是因为吞下了我积攒一生的绝望，而一天的绝望连一袋粉剂的量都不到，虽然够苦但分量太少了。
我很明白自己作为妻子应尽的义务，于是又给它想别的办法找其他食物。当我恰巧听说一个大学同学被解雇了的时候，毫不客气地说我觉得机会来了。我无条件地维护她、安慰她，她属于一喝酒就断片的类型，当我几乎是把她背回家的时候，已经凌晨一点多了。
“丈夫”的表情在我看来充满了感激，它欣然吸食了我朋友的绝望，我带着同谋者隐秘的微笑回应了它，并在朋友醒来之前赶快打车送走了她。
第二天，我接到了朋友的电话。
“我昨天和谁打架了吗？耳洞出血了。”
应该是“丈夫”紧紧抓住她脑袋两侧时碰伤的，我装作不在意地否认道：
“不会是耳饰挂在针织衫上了吧？”
“是吗？不过喝了那么多居然没有一点儿醉意，太奇怪了，你没事吧？”
“我清醒着呢。”
第一次“绑架”后，我渐渐扩大了范围。办完母亲丧事的公司同事，好不容易离婚的亲戚家姐姐，逐渐出现遗传病症状的朋友哥哥，不堪重负的相熟弟弟，放弃留学的研究生，遭遇交通事故的运动员，高考复读三次的学生，参加了五次公务员考试的人，脑肿瘤手术后失去嗅觉的厨师，康复治疗失败的舞蹈家，与恶邻产生摩擦的流浪猫投喂者，与日佳论坛键盘侠们同处一间教室的女高中生，长期得不到任命的讲师，长期不能出道的偶像练习生，沉迷赌博的人，电话销售员，环境运动家，失去夫人的教导主任，遭遇水灾的农民，身体透支的年轻实习医生，皮肤严重过敏的发型设计师，移民失败的移民者，写手，狱警，刚刚活埋完口蹄疫生猪的相关人士，好不容易摆脱各种虐待的人们，有严重进食障碍的患者，养了二十多年的鹦鹉突然死去的人，进步政治家的夫人，极右翼国会议员的女儿……
我从未如此活跃地和别人交往过，而且一想到他们见过我们夫妇后，都能以更轻松的表情漫步在这个世上，我的心情就好了起来。每天晚上享用过美味佳肴的“丈夫”，它不断颤动的周身线条好像也美妙地圆润了起来，而我也因为每日有所成就可以甜蜜入梦了。这哪里是什么灭亡使者，分明是希望使者啊。
当然，事情的发展不可能那么顺利。
“你，是不是在和男巫同居啊？”
“什么？这是从哪儿传出来的？”
“听说去你家能驱煞辟邪？”
“谁说的？”
“第二组的一个记者。”
我没难受多久，干到那个月底我就辞职了，不是因为传闻，更多的是因为弟弟摆脱了绝望开始站起来自力更生，我的经济负担少了。而且公司里最绝望的人差不多都救过一遍了，要想喂食“丈夫”，我个人的人脉关系已经捉襟见肘了。
所以我做出了一个以前未曾考虑过的选择，回母校去，并且选择了以前未曾考虑过的心理咨询专业。要想物色绝望的人哪还有比这更好的职业呢？研究生院的教授们也一样的丑陋，他们会拉着我的手让我敬酒，但我已不再忍耐，学会了发火。我去看牙的时候，医生说我的后槽牙总是咬得太过用力了，让我轻一点咬，他说我睡觉的时候都咬紧了牙关，我完全不知道。
好不容易拿到心理咨询师证书后，我离开首尔来到一个安静的小城市，我重新落脚的地方是一个衰落的工业园区，附近有一处孤零零的公交客运站，也没有几条线路。我在地方青少年中心找到了工作，工资比以前少了，但值得欣慰的是房租相当便宜，结婚之后房子应该大些，而我却正好相反。搬家的时候姐姐们都来了，她们说房间比以前多了一间看着很好，还说我一个人过得不错很羡慕我。姐姐们聊起婚后生活的时候，我也有很多的话想说，但我只是笑着坐在那里。
屋顶下面一层满是灰尘的办公室就是我工作的地方，为什么要每天顶着灰尘上班呢……我喜欢玻璃变成黄色，时常有种看老电影的感觉，米色的窗帘也因为洗了无数次，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你知道吗？小城市的青少年，特别是身处衰败工业园区的青少年，他们的绝望比首尔的孩子们要深得多。
我的选择非常正确，当然我会先认真地做咨询，但也会常常借助我“丈夫”的力量。
“这个奇怪的东西是什么？”最初孩子们对它很警惕。
“嗯，这个，是有助于冥想的长丞。”
我慌张地快速搪塞道。
“哦。”他们真的相信了，欺骗孩子原来这么容易，不相信的人是我自己。幸运的是“丈夫”真的慢慢变得像长丞了，它规律性地摄取深度的绝望逐渐木质化，它的身上出现了既非褐色也非灰色而是半透明状的结晶，“丈夫”的脚日益沉重，不知哪一天落到了地上。这个屋顶从未投入过绿化费用，连一棵草都没有，只是铺满了拳头大小的石头，显得空荡荡的，把“丈夫”立在那里反倒显得好多了，看起来它好像就是为了站在屋顶上而来到这个世界似的，非常适合它。“丈夫”的身后远远的有一片湿地，湿地不知是否被污染了，候鸟们对此尤其敏感，我待在办公室里就能听到候鸟们飞到“丈夫”身旁休息的声音。天花板上传来叽叽喳喳、咕咕、叽喳咕、叽喳咕的叫声，起初听着可爱，日子久了就感到厌烦了，而且令人伤心的是只要我一登上屋顶，它们就马上飞走。我试着像在釜山喂食海鸥一样给它们虾条吃，但它们却不吃，我想把饼干夹在手指间，和“丈夫”一起久久地站着，不过那样一来我的胳膊会疼，候鸟们也该嫉妒了。
“丈夫”默默地站在我的身边，我很满意自己的工作，不久前地区报纸还对我进行了采访。
“听说您的治疗成效显著，有什么秘诀吗？”
记者问。
“我正在尝试采用多种方式。”
记者还照了一张以“丈夫”为背景的照片。
“丈夫”渐渐不说话了，我并不感到遗憾，夫妻在一起久了都会如此吧。偶尔我会锁上咨询室的门独自一人爬上屋顶，然后把“丈夫”放倒，低声缠着它伸出胳膊让我枕一枕，或者在它因绝望凝固而变得坚硬结实的身上躺一躺。在天空之下，怀抱美丽的结晶、过目难忘的形体和上天安排的爱情……我没有把头发留起来，我喜欢风中的潮湿气息。
现在这个屋顶的高度即使我跳下去也能活下来，但我不想再往下跳了。
但是你，作为我的后继者出现的你，恐怕还会经常爬上原来那个屋顶，不知为何，我觉得对你有种奇怪的责任感。我想说清楚，这不是怜悯，怜悯是不受欢迎的，我只是，只是感到发现《闺中女子秘书》的人会是你。你一定会哭，哭的时候一定会坐到最里侧淋不到雨的空调外机上，如果你的耳环、戒指、打火机或者手机什么的掉下来，刚好掉到空调外机的底下就好了，你会在那下面找到我做过防水处理、封起来的信和秘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