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5，车尾区乘客，诗人 写诗能做什麽？那不写又能做什麽呢？身体被困在这裡了⋯⋯但文字（一脸做梦般的表情）不受困吧？
男人6，车头区乘客，前电影投资商 等到日后世界变暖，雪都化了，可以把这裡发生的事拍成电影。肯定会很叫座吧？（忽然垂头丧气）欸，人类都灭亡了，没有观众了。真可惜，这麽有票房的题材。
今天，火车仍旧载著这些人，朝雪地的消失点无情地开著。
《末日列车》是二〇一三年一部由韩国奉俊昊导演拍摄的科幻电影。电影讲述了因全球暖化，人类将CW7製冷剂发射到大气来遏制全球暖化，但＂过于成功＂导致全球气温骤降。仅存的人类都乘坐在诺亚方舟般的列车裡，这台自给自足，能永恒不灭地运转下去的列车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车头区的人奢华度日，车尾区的人受压榨。最后车尾区的人们不堪忍受如战俘收容所般的恶劣环境，决定起来反抗……。
娴熟的劳动者金小姐
一九九二年的我还是一名企业管理系的研究生。我选择的专业是组织行动学[1]，在庞大的企业管理系裡它就像是一座孤岛。左派的大学生追随著等同于法国刚强左派的吴世哲[2]教授聚集于此，于是系裡的气氛更近似于是社会学系。课堂上大家阅读像路易．阿图塞（Louis Althusser）和艾蒂安．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这种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讨论应，或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功与过。儘管苏联的灭亡已经一目了然，但很多人还是对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未来抱著一丝希望。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课堂上讨论的那些预测几乎都没有成为现实。苏维埃一举崩溃，中国与我们所预期的背道而驰，＂明目张胆＂的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大道。如今＂Ma诶e in China＂已成为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更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劳动者的製造商品标籤。曾视为备选方案的南斯拉夫变得支离破碎，经历了长期的内战后，令人毛骨悚然的新名词＂种族清洗＂载入了字典。
我的硕士论文的主题是＂关于传媒企业合同工劳动的研究＂。当时，我辗转于新村的学校和汝矣岛的韩国劳动研究院，在劳动研究院负责为刚从法国获得博士学位归来的研究员做助教。＂约聘者劳动＂这一生疏的概念正是他告诉我的。
＂未来这会成为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在欧洲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虽然难以令人置信，但直到一九九〇年代初期，还没有＂约聘人员＂、＂约聘者劳动＂这种用语，当时人们使用的是＂钟点工＂或＂兼职＂。在年增长率高达百分之十的高速增长国家，钟点工或兼职只是有特殊情况的人暂时选择的工作型态。因为当时是人力慢性缺乏时期，所以绝大多数的人就业时都是正式员工，并获得退休年龄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研究院的博士劝我去研究＂约聘者劳动＂。我那时已经下定决心靠写字维生，不打算去找正式的工作，所以一下子就被这样的主题吸引了。但问题是找不到合适的研究对象。就在此时，一则新闻报导引起了我的关注，内容是关于一个被解僱的排字工的採访。排字工是从事报纸排版的熟练劳动者，这种古老的职业从报纸诞生以来就存在了。记者写好的新闻，经由编辑部增删以后，交给排字工。老排字工胳膊上戴著套袖，用令人炫目的速度快速进行排版，成为读者看到的报纸形式。即，以可以直接印刷的形式排好铅字就是他们的工作。如果突然进来了快报，那他们必须立即重新排版。这样一来，他们就必须具备不亚于编辑的判断力，和胜过设计师的审美观。他们必须快速做出判断，新闻的内容要删减多少，照片的尺寸要放多大。因为不允许有错字、漏字，所以他们还要有极高的阅读理解能力。正因为这样，日据时代的排字工都是有学识的劳动者。他们被称为知识份子劳动者，是左翼劳动运动的主力。
但在一九九〇年代初，这些人却被陆续转换成了约聘人员。教人觉得讽刺的是，主导这种变化的是一九八八年创刊的《韩民族日报》[3]。当时之所以无法拯救这些熟练的排字工，是因为新生的这家报纸採用了新登场的电脑排版方式。这个名为ＣＴＳ的系统几乎不再需要排字工，只要记者用电脑键盘打出新闻，然后编辑在萤幕上排版，就可以直接印刷了。很快其他报纸也开始陆续引进了ＣＴＳ系统，技巧娴熟的排字工渐渐失去了工作。起初报社将他们转换成约聘人员，然后再以不续约的方式解僱他们。我採访了这些排字工，完成了论文，并以此获得了学位。之后不到几年的时间，就连约聘者也都被解僱了，这些被解僱的排字工做起了公寓警卫的工作。所有的报纸都採用了电脑排版。
不熟练的劳动者替换掉了熟练的劳动者，电脑再替换掉不熟练的劳动者，如今这已成为了全球的现象。日本一位作家在小说中描写出这样的场面，因工厂引进机器人，导致重複做工的年轻人丢失了工作。＂真教人不理解。如果机器人故障，还要花重金去修理。可我受伤了，只要休息一下就能好⋯⋯再说，我还有医疗保险，几乎不用花治疗费。只要用廉价的我就好啦。＂这种难以置信的事，却奇怪的很有说服力。不熟练的劳动者很轻易就被机器人或机器取代了，有时劳动者受到的待遇还不如机器人。这也都是现实。语音系统轻鬆取代了客服专员，ＣＣＴＶ和保全系统简单取代了公寓警卫。
电视剧《职场之神》中的金小姐（金惠秀）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人物，她在剧中扮演有著惊人熟练技术的约聘人员。拥有上百种资格证的金小姐，不仅做事能力高于正式员工，她还拥有了可以适应任何一种职场的多功能性人格。金小姐与正式员工张奎直组长（吴智昊）比赛用订书机的场面，讽刺了现在不再把熟练看作必备条件的职场。正式员工不是因为会用订书机而成为正式员工，名为熟练的高牆在正式员工与约聘人员之间已经消失了。很清楚这一事实的正式员工，不再想方设法建立起高牆，而做著相同的工作，却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约聘人员则向社会倾吐著不满。约聘人员也很清楚，若以金小姐那样的心态去考取资格证来武装自己，努力自我开发也是无法解决这种问题的。所以他们只能笑著面对，跟著流几滴眼泪罢了。就这样，早上醒来，大家还是要奔赴战场般的职场。正式员工、约聘人员和机器人在这裡争夺著有限的工作。在如此快速变化的世界裡，谁才是最终的赢家呢？没有人会知道。就像一九九二年的我们根本不知道约聘人员劳动这个用语一样。
组织行动学是观察组织内部个人、团体及组织结构带来的影响，进而研究提升组织效率的学科。
吴世哲，1943～，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韩国学者，任职延世大学企业管理系教授。
《韩民族日报》，由宋建镐等记者于一九八八年五月创建，他们参与守护言论自由抗争后，遭《东亚日报》解僱，报纸论调为进步主义。
富爸爸之死
某种畅销书很快就会被淘汰。比如，罗勃特．T．清崎（Robert T. Kiyosaki）的《富爸爸，穷爸爸》。二〇〇〇年在韩国，也就是还不知道什麽是次贷危机的年代，在所有人都还单纯的相信钱生钱的年代，这本书出版了。它一跃成为了全球畅销书。
清崎的亲生父亲曾在夏威夷州的教育部任职，但他一生受债务所困。相反，朋友的爸爸连国中都没毕业，但却帮助自己创业製造了财富。清崎称他为＂富爸爸＂。他说，从富爸爸那裡学到金钱与金融，所以成就了今天的自己。比起一生为人正直，但在挣钱方面却显得无能的＂穷爸爸＂，清崎选择了＂富爸爸＂作为自己精神上的父亲。这真是一种以有用性更换父母的放肆想法！但这种道德上的挑衅却在自我开发书的安全框架下为人所接受了。反之，那些遵循清崎教导的读者可是吃尽了苦头。二〇〇六年，已经抵达顶点的世界经济，受到次贷危机风暴和雷曼兄弟破产的影响，持续徘徊在黑暗中。清崎不断强调金融与房地产的重要性，还鼓励想拥有自己事业的读者去创业，但那些在二〇〇〇年初期，忠实地遵循他的意见的人，恐怕书柜裡早已找不到《富爸爸，穷爸爸》了。金融、房地产和创业，任何一项在二〇〇七年以后都走向了没落。如果是这样，那是又返回到了＂穷爸爸＂的时代吗？人们再次接受了虽有正义和道德却贫穷的命运吗？
来看一下朴勳政导演的电影《闇黑新世界》吧。主角李子诚（李政宰）是一个潜入名为＂金文＂的黑帮组织卧底的警察。对李子诚而言，精神上存在著两个爸爸。一个是重用、提拔自己这个新人的姜科长（崔岷植），另一个是金文的副手郑青（黄晸玟）。姜科长看起来是一个典型的＂穷爸爸＂，从他把接头地点选择在快要坍塌的室内钓鱼场，和在酒馆喝烧酒的场面，就能看出他的贫穷。满脸皱纹的他，才不过是个科长而已。但儘管如此，他却有资格以正义之名光明正大的命令属下去牺牲。姜科长派了一名女警（宋智孝）去做李子诚的接头人，她从就读警察大学时，就视姜科长如父亲般跟随至今。女警最终不幸被残忍杀害。她在察觉到危险后，打电话给姜科长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您把淤戒了吧＂。女警死后，姜科长真的戒了淤。这种家人之间才会讲的话，在这部电影裡却显得很自然。黑帮组织获取的毕业照片裡的女警和姜科长，不论谁看了都会认为他们是感情深厚的父女。
李子诚在电影中一直反抗穷爸爸的命令，他说太危险，不想再做卧底了。但姜科长不允许，他反覆地说＂没有不一样，你只要照之前那样去做就可以。＂李子诚虽然服从有正义感却无能的＂穷爸爸＂的命令，但相对的他却对姜科长陷自己于危险而不顾的无情嘴脸，痛恨得咬牙切齿。
与姜科长相反，扮演郑青的黄晸玟是个典型的＂富爸爸＂。郑青丝毫不关心正义，他表面伪装成企业家，但骨子裡却是个恶人。戴著仿冒墨镜的郑青与李子诚推心置腹，他把李子诚当成心腹，提拔他做组织的继承人。在电影裡，郑青与＂穷爸爸＂姜科长正好相反，他不会让李子诚做任何危险的事。警察冒著生命危险却无名无分，而黑帮组织的人却能穿著讲究的西装，轻而易举的挣大钱。身为基层警察，住在高级公寓裡的李子诚，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能拥有这种富贵与地位。
电影裡的＂富爸爸＂和＂穷爸爸＂都死了，但死的方式却不同。＂富爸爸＂郑青死于姜科长的教唆杀人之下，＂穷爸爸＂则是被李子诚亲手杀害的。奄奄一息的郑青选择了自我＂牺牲＂，他对要为自己重新戴上氧气罩的李子诚说＂不要救我，我要是活了下来，你能承受得起吗？＂他还给了李子诚一个忠告：必须心狠手辣，只有这样才能生存下去。
电影裡一直感到无助、不安的李子诚，在一个爸爸被杀，和亲手杀死另一个爸爸之后，方才能从容的笑著坐在＂富爸爸＂想要让他坐上的位子，也就是富爸爸的位子。李子诚之所以能坐上郑青的位子，是因为他杀了＂穷爸爸＂的同时，＂富爸爸＂放了他一条生路（郑青有机会杀死李子诚，但他没有下手），甚至还帮了他。这是极不现实的，在电影的叙事中也没有消除这点疑问。正因如此，导演才藉由剧中律师的嘴问了郑青＂为什麽不处理掉李子诚？＂
也许郑青不是不想杀掉李子诚，而是他不能？因为＂富爸爸＂郑青已经是个死人了。很久以前人们就抛弃了＂穷爸爸＂，但信任的＂富爸爸＂却没有把大家变成有钱人。没过多久，人们便看出高盛集团和J．P．摩根那些＂富爸爸＂只不过是一群高级的骗子。人们失去了金钱、房子和工作，就连对于未来的希望也抛弃了。＂富爸爸＂宣告了死亡，但选择他们的大众却还在无意识裡无法接受他们的死。所以郑青的死多少也染上了戏剧性和神话的色彩。他就像年迈的君主传承王位一样，留下遗言教李子诚去击退敌人，夺取王冠。
抛弃＂穷爸爸＂，归顺＂富爸爸＂的大众，真的会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吗？针对大众的无意识是怎样去迴避痛彻心扉的后悔，《闇黑新世界》给出了暗示。它暗示＂穷爸爸＂（不单是无能）可能更加狠毒。在＂穷爸爸＂和＂富爸爸＂全都消失了的今天，世间只留下了生存道德而已。姜科长那样做一定有他道德上的目的（例如，将恶势力一网打尽），但他没有讲明目标，只是一味的强调牺牲，这让他反倒看起来像个恶人。相反的，郑青教会李子诚生存的方式和信念之后便退场了。从这点来看，他更具有真正的父亲的样子。今天的大众选择了教会自己生存法则、而非生存道德的爸爸。
其实，电影的叙事中心是在整件事结束后，像讲故事一样又回到了六年前的时间点，让我们看到了李子诚过去的样子。一场拼杀后，李子诚站在豔阳下失声大笑的场面，不禁让人不寒而慄（主导这场拼杀的人不是郑青，而是李子诚）。那种笑让这部电影再次回到了李子诚的时间点，在电影裡看似牺牲者的他，或许正是整个事件的主体。他的笑说不定是在悄悄暗示著已经闯下了所有的祸，却还在装作若无其事的大众的无意识。
说不喜欢旅行的勇气
二〇一三年七月六日，韩亚航空二一四航班在旧金山机场降落时发生坠毁事故，造成三人死亡。载有三百多名乘客的客机机尾和引擎脱落，如此大型事故却只有三个罹难者，实属万幸。据悉，飞机要比汽车安全很多。我在写这篇文章的今天，庆尚南道的晋州市就发生了两辆私家车相撞，造成四死二伤的惨剧。儘管如此，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媒体，每天报导的还是飞机坠毁的新闻。
这是为什麽呢？不管飞机拥有怎样的安全装置，但肉眼看上去还是感觉很危险。人类还没有彻底进化到可以适应这种飞到那麽高的物体，有的人坐飞机会同时出现惧高症和幽闭恐惧症。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飞机飞得太高太快，舱内又那麽狭小。我想起了作家安伯托．艾可的一句玩笑话，＂飞机除了比火车速度快，还有什麽优点？＂
从统计上来看，飞机比其他任何交通工具都要安全，但我还是不怎麽喜欢坐飞机。再加上九一一以后，坐飞机旅行便成了苦差事。头等舱的乘客地位再高，也躲不过美国机场恶名昭彰的检查。机场为了阻止旅客携带液体炸弹，只允许旅客携带一定量的液体。他们甚至担心鞋底藏有炸弹，所以要求旅客脱鞋检查。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让我们知道了，大型民航客机本身就是足以引发巨大爆炸的物体。恐怖份子利用飞机上提供的钝餐刀挟持空服人员为人质，控制了驾驶舱。如今盥洗包裡的指甲剪也成了危险物品。
搭飞机旅行的魅力急剧下降。两个小时前必须抵达机场，脱鞋、解腰带、拿出笔电、清空口袋，然后一脸卑屈的通过安检柜檯。经过把商品提高定价、毫无免税意义可言的免税店之后，才能抵达登机口等候登机。开始登机以后，还要提著行李排著长队，按照顺序钻进非常狭窄的机舱，好不容易找到座位后，还要把行李塞进行李柜后方能入座。过去有段时间，公司裡经常出差的职位颇受欢迎，但如今很多人更羡慕那些派遣别人出差，自己坐等伴手礼酒水的人。
亚历山大．封．笙堡（Alexan诶er von Schönburg）曾是享誉一时的媒体人。从名字中的＂封＂（von）字便能猜测出他是德国名门贵族的后裔。笙堡被报社解僱后，才恍然醒悟到原来自己是个＂没落的专家＂。不单单是家族在逐渐没落，身为家族中一员的自己也已日落西山。但他没有咒天骂地，而是决心以＂没落的专家＂身分把家族的智慧传播出去。因此他创作了《穷得有品位》一书。笙堡的家族曾是在德国全境拥有城堡的豪门贵族，可如今往事已不堪回首。但他的精神世界还依旧是贵族式的。比如，他斯文的捅破了德国人对于休假旅行的幻想。看到各大旅行社推出＂搭乘豪华游轮，享受上流贵族人生＂的宣传语时，笙堡说：＂贵族以前不喜欢旅行＂。因为＂旅行又麻烦又费事，还会有危险＂，如果一定要去旅行，就要带上全家人，乾脆转移居住地点，短则数月，长则几年。按照笙堡的说法，是近代初期的英国人唤起了欧洲中产阶级对于海外旅行的热情，其中皇家地理学会可说是罪魁祸首了。他们去寻找尼罗河的主流，在南非的草原与狮子搏斗，还在亚马逊的密林裡与原住民共舞。对此笙堡提出了反问，德国普通的中产阶级一年只有几个星期的假期，他们会把宝贵的假期浪费在跑到蝇满为患的南非草原，担负著罹患疟疾的危险，去寻找偶尔才会出现的狮子吗？
夏天将至的时候，大型书店的旅游书展区就会变成战场。书架上的旅游书彷彿都在提高嗓门喊著，待在家裡过暑假是最糟糕的，哪怕是承担危险和风险也要在精彩的异国他乡过暑假。印度洋的珊瑚礁，纽约的第五大道，普罗旺斯的村庄和缅甸的石佛在等著你。
不知从何时起，旅行像是成了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宗教似的，大家都不敢理直气壮地说＂我讨厌旅行＂（或许这是受到了招聘新员工广告上的＂可以去海外旅行＂的影响？）不知道为什麽，说不喜欢旅行就会被当成软弱、懒惰的胆小鬼。如果是像笙堡这样，出身于豪门世家，也可以优雅的说：＂我们贵族以前就不喜欢旅行。＂但对于我们这些平民百姓而言，这种修辞可是没办法派上用场的。
一位既不是贵族也不是普通人的诗人，以从来来不旅行而出名。他生在首尔，也在首尔就学，成人以后也没有离开过首尔。他从不去海外旅行。他在首尔写诗、听音乐、翻译书籍和见朋友。朋友出国旅行，他会等著他们回来。大家问他：＂你不觉得闷吗？＂他笑著回答：＂我不觉得有出门（离开首尔）的必要。＂出门开销大，还要冒著危险，吃尽苦头回来后，却还要对周围的人谎称＂这次的旅行太棒了＂。比起这样的人，我更欣赏坦坦荡荡的回应说＂我不觉得有出门的必要＂的那位诗人。
虽然这是老生常谈了，但我至今也还是觉得，去不去旅行只是选择的问题。
第二部
布达佩斯的恋人
我在一九九五年的二月退伍。同月，我在一家季刊杂志上发表了名为〈关于镜子的冥想〉的短篇小说，以此登上了文坛。小说描写的是一对沿著江边散步的情侣，钻进了报废的汽车后车箱，被困在裡面的两个人因感到绝望做起了爱，最终他们死在了裡面。这可真是沉闷、黑暗的＂十九禁＂小说（后来小说被翻拍成名为《红字》的商业电影）。小说发表后，我守在电话旁，以为会接到接连不断的约稿电话，但等了几个月也没有任何消息。为了生计总得找点事做，于是我打电话到母校的韩国语学堂，询问那裡是否需要韩语讲师。对方说今年已经满额，教我明年再打电话来。身为能够非常流畅使用韩语的当地人，我把这份一天教外国人四个小时韩语的工作，视为自己刚迈出作家第一步的理想职场。但怎麽办呢？招人已经结束了。
我又找到社区裡标榜＂少数精英主义＂的补习学院，院长欣然接受了我，当下就教我去上课。我给一男一女两个高中生上了一个小时的英语课，那两个学生真是聪明得有点过了头。或许院长对我的期望过高了，我不禁感到很有压力。上完课后，院长直接把那两个学生带到了院长室。稍后，院长走出来对我说：
＂今天辛苦你了。下个星期开始，你去教国中一年级的学生吧。＂
后来我才得知，那两个＂聪明过头＂的学生是用来测试新讲师实力的孩子，他们是附近名校名列全校前十名的高材生。按照＂聪明过头＂的孩子的严酷评价，我成了少数与＂精英＂距离甚远的极少数＂非精英＂中的一份子。我的能力不足，孩子的能力也不足；我哭，孩子也跟著哭；看到我们哭，院长也跟著哭，院长一边哭一边扣讲师的薪水。唉，那时候的日子就是这样。
不管怎样，我还是靠在学院挣的几个月薪水，去欧洲当背包客了。当时《爱在黎明破晓时》还没在韩国的年轻人心中燃起烈火。也就是说，还是在＂Before《爱在黎明破晓时》的年代＂，我就已经买了欧铁联票，带著二十八岁青春的期待，踏上了为时一个月的漫长旅途。我以为一路上到处都会遇到电影或小说裡频繁出现的浪漫情节，但直到为了换乘前往佛罗伦斯的火车，来到维也纳车站以前，在那将近半个月的时间裡，不要说浪漫的爱情了，就连一句完整的话我也没有讲过。就这样，我徘徊在欧洲的城市裡，几乎快要处在抑鬱症的状态了。太想找人聊天的我，在维也纳车站的候车室裡听到母语时，慌慌张张地朝那边张望过去，只见两个看起来二十岁出头的女生抱著硕大的背包坐在那裡聊著天。
她们是表姊妹，大学刚毕业就结伴来欧洲旅行。我缠著这对在等待开往布达佩斯火车的姊妹，倾诉起了半个月裡没有讲的话。两个人当中，姊姊特别有耐心的倾听著我狂飙的废话。时间到了，她们上了去布达佩斯的火车，我也按计划去了佛罗伦斯。
我原本计划在佛罗伦斯逗留三天，慢慢欣赏各地的景色。但忽然之间，我对佛罗伦斯失去了兴趣。当我站在观光客熙熙攘攘的学院美术馆，仰望著禽兽男大卫完美的身材时，忽然下了决心。
去布达佩斯！
如果我说这是为了再多运用一下流畅的韩语，那都是骗人的。其实，在维也纳遇到的那对姊妹，特别是姊姊，总是影影绰绰地出现在我眼前。唉，布达佩斯又不是乡下地方，怎麽说也是一个国家的首都，我这样盲目去了，是要到哪裡找她们呢？像这种理性的想法，我一点都没有想过。
隔天一早，我下了夜间火车，正在布达佩斯车站徘徊的时候，那对姊妹神奇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的人生终于也出现了奇蹟。她们说刚好来车站打探去巴黎的火车时间。
＂你找到住的地方了吗？＂
听到我说没有，姊妹二人说自己住的民宿还有空房，于是带我去了那裡。一脸好心的匈牙利大婶把自己的房间让给我，自己去住亲戚家了。更让人期待的是，我有好感的姊姊留了下来，妹妹第二天要出发去巴黎。听她们说，两个人的护照和欧铁联票在巴塞隆纳都被人偷了，姊姊的家人欣然又给她买了一个月的车票，但妹妹的家人却叫她立刻回国。天啊，这也太值得期待了吧！
翌日，妹妹上了去巴黎的火车后，我和留下来的姊姊住在同一家民宿，结伴游览了布达佩斯。白天我们在温泉浴场游泳，晚上忍受著睏意观看歌剧，还一起喝了不知名的啤酒。
三天后，我们一起上了开往维也纳的火车。她的计画是在义大利下车，从那边再旅行几个城市，然后坐船去雅典。我则打算往法国南部移动。但当火车快要抵达维也纳的时候，我脑子裡自然而然地浮现一个问题，＂反正是一个人旅行，计画这些有什麽用呢？＂于是我对她说，自己很久以前就很想去希腊。她像是早有预感似的，爽快地回说：＂喔，真的吗？那我们一起去吧。＂
我们经由阿西西和那不勒斯抵达布尔迪西后，利用欧铁联票免费搭乘渡轮移动到了雅典。在希腊炙热的太阳下，我们散步在石堆之间，泡在海水浴场品嚐著名叫苏富拉奇的烤肉串。就这样，过了四天后，她按照计划去了伊斯坦堡，我则经由巴黎先回国。
过了一年后，我在钟路的某家电影院观看了《爱在黎明破晓时》。看到背景是在维也纳时，不禁感到很神奇。不过当时也只是觉得巧合罢了。在那之后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如今我坐在釜山的某家电影院观看著《爱在午夜希腊时》。这次的背景偏偏又是希腊！怎麽会有这麽巧合的事呢，而且我和主人翁杰西（伊森．霍克）的职业也一样。
准备当国小老师的她，现在身在何处？日子过得好吗？电影裡的主人翁不管怎样都重逢了，他们生活在一起争吵著琐碎的事，而现实中的我们却连彼此的近况都不知道（与席琳不同的是，她从未出现在我举办的多场朗读会上）。但我可以猜到的是，如果她也看了《爱在午夜希腊时》，肯定会想起那个在维也纳与自己擦肩而过，却在布达佩斯再次＂巧遇＂，然后一起前往雅典，一路上喜欢口述自己写的怪异小说的男生。
《爱在午夜希腊时》中快要四十岁的席琳（茱莉．蝶儿）问杰西：＂假如你遇到现在的我，还会跳下火车吗？＂同样的问题，我也问了没有跟在维也纳相识的人生活在一起的自己。＂在不确定能见到她的情况下，我还会再次盲目的跳上开往布达佩斯的火车吗？＂应该不会了，那样的衝动只适合二十八岁的年纪。那麽对于四十岁的男人而言，做什麽事更适合自己呢？我想，就是眼前做的事吧。让自己深陷在电影院的黑暗中观看电影，回想过去甜苦参半的回忆，然后莫名感到孤单寂寞时喝上一杯啤酒，继续写字。
以二十岁的体格，四十岁的头脑活下去，活久了就会发现各有各的好处。如今，我开始期待茱莉．蝶儿和伊森．霍克的下一部电影了。或许，我是在以等待另一种人生的心情期待吧。
虽然不清楚，但我需要你
在看电影《建筑学概论》以前，我心想难道这真的是在讲盖房子的故事？但看了以后才发现，原来这是一个利用建筑作为素材，透过不一样的手法叙述的爱情故事。但后来仔细一想，电影的关键词还是盖房子。这个故事讲的是，济州岛出身的女主角自小受到父亲的疼爱与期待，到首尔留学后，与住在江南的医生结了婚，但很快便离了婚。离婚后，她打算为住在故乡、年老生病的父亲盖间房子。不过，设计那间房子的人却是她读大一时，短暂交往过的贫苦首尔男生。
这部电影裡出现了两条三角关系。一条是建筑师胜民（李帝勳╱严泰雄）——瑞研（秀智╱韩佳人）——瑞研的父亲（李胜浩），另一条是胜民——瑞研——胜民的未婚妻恩彩（高俊熙）。两条关系中的第一条，即怀著想要给父亲盖房子的欲望的女儿，和可以替她实现这种欲望的前男友，所建立起来的三角关系。这条更让人觉得有趣。
电影从瑞研直接找到胜民的建筑事务所开始，当胜民问她为什麽找到这裡来的时候，瑞研答说：＂为什麽来找你？你是做什麽的？你不是盖房子的嘛？＂表面上看，这句话难以令人接受，因为建筑师又不只有胜民一个。胜民拒绝瑞研说：＂我不行，这种事我从来没做过。＂最终，胜民还是没能拒绝初恋情人的委託。但问题出现了，瑞研不满意胜民提出的新建设计方案。这时，胜民的未婚妻，也就是在同一家建筑事务所工作的恩彩读懂了瑞研的欲望（同时，她也看穿了胜民想要给旧情人盖间完整新房子的欲望），于是提出了新的方案。不是新建，而是扩建。瑞研的欲望在三角关系中，并非是想除去最高点的父亲，好与胜民一起＂盖新房＂，她是想保留最高点的父亲，来与胜民展开这场新的游戏——＂扩建＂。相反的，胜民的欲望则是希望彻底剷除父亲这个障碍物，好来独占瑞研——＂新建＂。因为自己的欲望被未婚妻识破，所以胜民无法再坚持新建。瑞研藉此可以观察自己的意图，对她而言值得庆幸的是，透过这样的过程，又多出了一条包括恩彩在内的、更加有趣的三角关系。因此，游戏也变得更加有趣了。
瑞研在恩彩面前，故意指出胜民的领带一般。这是很明显的隐喻，领带正是指胜民的男根╱阴茎，随后瑞研到百货公司给胜民选了一条领带作为礼物。她再去见胜民的时候，虽然带去了，但恩彩的登场却让自己这一露骨、淫乱的计画彻底失败了。瑞研拿著领带去了年老生病的父亲病房，再也不需要繫领带的衰老父亲看到女儿的礼物，感到既惊讶又很为难。早年自己盖的房子，跟女儿一起住过的家，无需拆毁而是扩建。父亲接过扩建的设计图纸，很满意的说：＂这才像个家。＂跟著，他又对离了婚的女儿说：＂你也回来了，那还要再准备一架钢琴。＂
随著电影的进展，观众可以知道瑞研的专业是弹钢琴，但她去了首尔后，发现凭藉自己的实力很难成为一名演奏家，于是放弃了梦想。观众经由父亲的台词可以知道，钢琴并非瑞研的欲望，而是父亲的欲望。即，可以猜到瑞研是在欲望著父亲的欲望。
瑞研为什麽不开门见山的对胜民说╱为什麽不能说＂我想跟你在一起，所以盖一间我们一起住的房子吧＂。如果是拉冈的话，他一定会把瑞研说成是＂歇斯底里症患者＂。拉冈把歇斯底里症患者定义为＂将自己的欲望持续维持在不满足状态的主体＂。贯穿整个电影，瑞研是在利用交换自己与他人的欲望，藉此展开游戏。利用年老生病的父亲作为藉口接近胜民，利用胜民来满足父亲的欲望。瑞研真正的欲望是，藉助他人的欲望来掩饰自己的欲望。这样一来，隐藏起来的欲望就无法得到满足了。
二〇一二年釜山国际电影节上映的加拿大影片《爱，无尽》也是一个讲盖房子的故事。克雷格（詹姆斯．克隆威尔）与艾琳（珍妮薇．普裘）是对一生务农的夫妻。对于得了失智症的艾琳而言，破旧的双层房屋是非常危险的，于是一生自食其力的克雷格准备在能瞭望到大海的山坡上为妻子盖一间平房。但公务员找上门，说他违反了建筑法，阻止他盖房。克雷格用从父亲与祖父身上继承下来的方法盖房，但现代法律是不允许没有蓝图盖房的，这简直让克雷格快疯掉了。妻子已经彻底失去了记忆，克雷格知道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他没有时间了。克雷格不断争取，最终凭藉自己的力量为妻子盖起了房子。故事虽有感人之处，但《爱，无尽》却没有《建筑学概论》那麽有意思。因为所有欲望的方向都太直线了，子女为了阻止父亲短暂登场，但在父亲一句＂这是我们夫妻的事，不用你们管。＂之后就退场了。在西欧白人的文化裡，很早便明确的区分开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分离关系，所以即使是子女也很难随便插手父母的事。相反的，正如我们在《建筑学概论》裡看到的，男女之间的关系是更加神经质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无法轻易分离的，几乎所有的爱情关系都会与父母（特别是异性父母）形成三角关系的一个轴。男生在恋爱、结婚时，一定会与自己的母亲产生三角关系的一个轴，女生也会和父亲形成一个轴。＂女生都会跟像父亲的男生结婚，男生也在不知不觉中寻找著与自己母亲合得来的女生＂这句我们常说的话，就是来自于集体心理。
瑞研是一个喜欢与他人交换欲望的女生，所以她无法诚实的面对自己。我相信瑞研去找旧情人的理由，只是出自想给父亲盖一间房子的孝心；送旧情人领带，也只是觉得胜民不会穿衣服而已。因为瑞研不敢直视自己的欲望，所以只能通过胜民的欲望去了解自己是谁、想得到什麽。但过去刻骨铭心的经验，让胜民知道了瑞研是怎样的一个女生，因此他感到害怕。像瑞研这样不知道（假装不知道）自己的欲望是什麽，只想通过他人去了解自己的人，真的会让对方感到疲惫。但男生却总是觉得这样的女生有魅力，也同样希望通过女生的欲望来发现自己的欲望。从现实的观点来看，像克雷格这种愿意对老年患病的妻子负责到底的成熟男人才最为可靠，但我们却更容易被像是挣扎在混乱之中的胜民那样的男生，或是像搞不清自己的欲望、却很理直气壮的瑞研那样的女生所吸引。我们的内心不是俄罗斯娃娃，自己的内心裡面还存在著一个自己，裡面还有一个自己。不知何时他人的欲望会闯入我们的内心，然后把我们搞得一团乱。正因如此，这个所谓的人间小地狱才总是乐趣无穷。
爱坏父母
据说孩子会努力去讨不疼爱自己的父母的欢心。比起去努力讨很爱自己的父母的欢心，更重要的是，为了生存要让不满意自己的父母喜欢自己，要让他（或她）无法抛弃自己。不爱子女的父母正是因为这一点，获得了控制孩子的力量。因为他们不爱孩子，所以知道该如何去控制孩子。孩子无止境的付出努力，但父母却一直暗示＂你永远得不到我的爱＂。孩子继续努力，父母也继续暗示……就这样不知不觉间，孩子的脸上布满了皱纹，背也驼了，眼也花了。忽然有一天，直到最后也不爱自己的父母死了，孩子站在父母的棺材前痛哭流涕。当孩子恍然大悟自己一生的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并为此悲叹时，旁人则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说＂不孝子在哭泣＂。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心理系教授克里斯．费雷利（Chris Fraley）和菲利浦．薛佛（Philip Shaver）在机场蒐集情人离别时的行为，并对此进行了分析。大部分的情人都会亲吻和拥抱，然后依依不捨的拉著手。但即便如此，这些情侣多少还是存在著某种程度上的差异的。有的人难以掩饰极度的不安，怎麽也不肯放对方走，但也有成熟、冷静地接受即将要离别的人。费雷利和薛佛认为这种行为源自母子之间的依赖关系，情侣之间的行为都是在模仿儿时自己对母亲做出的行动。小孩即使是热衷于玩眼前的玩具，却也一直确认著妈妈在哪裡。假如妈妈暂时不见了，他们便会大哭大闹起来。就算小孩接受了不得不分开的现实以后，他们也仍旧不肯放手，会一直盯著妈妈离开的方向。类似的情况是，与母亲之间存在著不安的依赖关系的人，当与爱人面对离别的瞬间时，便会感受到巨大的恐惧与难过，他们会在心裡想，这或许是最后一次见对方了。相反的，跟母亲的依赖关系相对稳定的男女在进行离别仪式时，通常不会那麽大费周折。感情好的情侣平时也会用幼稚的爱称称呼彼此，讲话时还会表现的口齿不清，他们不停地互相撒娇，测试彼此的感情。在这裡我们可以推测，那些与父母爱恋关系健康的人也会与爱人建立起正常的关系。从小缺少父母疼爱的人，则会不停地想要确认对方的爱，传送十几则简讯，查看对方的行踪，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藉此测试对方是否接受这样的自己。
每当发现人世间的事与定义毫无关联的时候，都会觉得心裡很不是滋味。那些儿时努力讨不疼爱自己的父母的喜爱，或是从小缺少家庭温暖的人，不应该在与爱人的关系中遇到挫折。如果事情能刚好相反该有多好，不疼爱孩子的父母得不到子女的关爱，儿时越是不幸长大的人越是能与爱人顺利的交往。但不幸的是，人世间的事似乎与定义没什麽关系，所以基督教或佛教才会把实现正义推在死后或来生吧？
保罗．汤玛斯．安德森（Paul Thomas An诶erson）导演的电影《世纪教父》裡充满了关于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的比喻。主人翁佛莱迪（瓦昆．菲尼克斯）自小没有父亲，母亲住在精神医院。电影中途才道出他没有健全家庭的背景，但观众从第一个场面就能知道他是一个＂没教养的家伙＂。佛莱迪不但不知羞耻，还充满了欲望。佛莱迪骑在海军士兵用沙子堆起的女人身上做出不雅的行为，这一露骨的行为就连年轻的士兵看了都皱起了眉头。此外，佛莱迪还会私酿酒，他是一个总是喝得醉醺醺的酒神级的人物。扮演佛莱迪的菲尼克斯眼裡总是散发著一种狂气。二战结束后，回到美国的佛莱迪在百货公司当起了摄影师，但他却无法与真实的女人保持正常的关系。他依旧喝著自己私酿的酒，偏执的刁蛮著世界。有一天，佛莱迪喝得烂醉的时候遇到了＂教主＂兰开斯特（菲利普．西摩．荷夫曼）。作为新兴宗教的教主，正在扩展势力的兰开斯特带领、主宰著信徒，从各方面看他都展现出了父亲的一面。佛莱迪是在漂浮在大西洋的船上遇到兰开斯特的，这一点很耐人寻味。船上的兰开斯特看起来就像是《旧约》裡的诺亚，诺亚是唯一相信耶和华的人，而在那些不相信耶和华的人眼中，兰开斯特则像是新兴宗教的教主。二十世纪在诺亚的方舟上，佛莱迪被既像是＂父亲＂，也像是＂教主＂的兰开斯特所迷惑，而兰开斯特也接受了佛莱迪。佛莱迪努力讨兰开斯特的欢心。当兰开斯特遭到警察逮捕时，佛莱迪就像忠于主人（教主）的狗一样为了保护主人衝了上去。
兰开斯特命令佛莱迪做的所有事，即便是违背本性的事，他也会竭尽所能去完成。佛莱迪为了成为优秀的儿子，在所有信徒的众目睽睽之下不停地往返于那间狭小的房间。这让看电影的观众也感到很焦虑。
对佛莱迪而言，兰开斯特是一个典型的坏父亲、坏情人。兰开斯特登场时极具魅力，但他却不给孩子或爱人真正渴望的爱。他不停地去暗示大家，你们还不足以得到我的爱，以此来控制那些渴望得到爱与眷恋的孩子和恋人。
佛莱迪是海军的水手。自古以来，坐船远行意味著与家人分离，长大成人。《白鲸记》中的以实玛利上了捕鲸船，以此代表了新的人生的开始。《教父》中的麦可．柯里昂（艾尔．帕西诺）加入海军参加二战，意味著违背父亲与家族的意愿。但《白鲸纪》和《教父》都向我们展示了坐船远行并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人。以实玛利必须要克服疯狂的亚哈船长，柯里昂也必须接受成为＂教父＂承担起保护家族的命运。佛莱迪真正成为大人的瞬间，是在他发现名为兰开斯特的父亲，其实是一个充满了弱点，渴望得到他人关爱的脆弱存在时。兰开斯特喜欢喝佛莱迪酿造的内容不明的酒，这种私酿酒令他上瘾，让他在信徒面前暴露了自己用理性和科学包装起来的＂教主＂的弱点。于是，大家开始对他产生了戒备。保罗．汤玛斯．安德森导演捕捉到父子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方面的，父亲也曾是人子，也会不断寻找父亲，而那个父亲有时会出现在崇拜自己的人当中。狡猾的儿子刚好会利用父亲的这一弱点。
我们曾经都是受到父母疼爱、照料的脆弱孩子，这是从未改变过的事实。有段时间，光化门教保生命的大楼上挂出了写有聂鲁达诗句的大型横幅：＂曾经是我的那个孩子在哪裡？＂那个孩子永远在我们心裡，不会停止成长。所有的悲剧和喜剧都从这裡开始。坐船离开家乡、会私酿酒就能成为真正的大人的话，那文学、戏剧和电影也许就不会存在了。
有一天，兰开斯特带著佛莱迪来到沙漠。＂教父＂兰开斯特教佛莱迪骑摩托车抵达指定的一个点后返回。骑著摩托车驰骋在沙漠裡的佛莱迪并没返回，而是就那样扬长而去了。在一望无际的大海无拘无束长大的人，最终没有被驯服，他逃离父亲划下的界线的场面，让人看了觉得既痛快又刺激。我在这裡看到了希望，虽然我们都是从脆弱的孩子成长起来的，但这并不意味著我们永远无法摆脱父母赋予我们的束缚。
及时行乐与勿忘终有一死
日本宫城县閖上村住著五千六百名村民。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一日，大地震发生后海啸袭击了整个村子，造成七百多人丧命。地震与海啸之间间隔了七十分钟的时间，但这些在全世界预防地震做得最完善的国家长大的渔村居民，为什麽不及时避难呢？他们为什麽会安静地待在各自的家中等待著海啸来袭呢？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京乡新闻》的副刊刊登了一篇题目为〈电影界的贫困奖〉的文章。文章在电影製作中没有比设备和环境更重要的论调下，批判了电影界的现实情况。虽然不知道当时电影界的情况有多窘迫，但那天凌晨朝鲜人民军已经越过三八线展开了大规模的南侵。比起即将要面对的命运，报纸却在讨论是编剧重要，还是导演重要。此时在这裡批判天才的期望论，可真是有够閒的了。同天的《东亚日报》还报导了钟路和忠武路附近的金行商人抱怨经济萧条的内容。
很多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都会先描写战争爆发前的和平场景，小说的登场人物都不会注意到战争爆发前的不祥徵兆，大家都泰然地过著每一天，只会为那些很快便失去意义的问题提心吊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