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电影的记者向我投来理解的目光，大家都笑了。在来晋州以前，我还怀揣著极其不现实的希望，希望那个拍摄《我妈是妓女》的导演可以把短篇〈非常口〉危险的部分象徵性的一笔带过。但导演却把那些我希望用象徵性手法处理掉的部分全部非常现实的表达出来了。就算不是这样，原著作者观看自己小说改编的电影就很不自在了，更何况是〈非常口〉呢。原著作者观看电影会觉得痛苦，是因为他是唯一可以修改（修改过，或是可能正在修改）原著的人。十几年前写的小说拍成了电影，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我自责著＂还能写得更好＂、＂那句话应该拿掉才对＂。
＂我要是知道拍摄《我妈是妓女》、《我爸是狗》的导演十几年后会来拍〈非常口〉的话，也许就不会写得那麽赤裸了。＂
我话音刚落，在场的电影工作人员异口同声的说：
＂李尚宇导演的电影，这次的作品算是程度最轻的，也是最好的。＂
在波赫士的某部短篇小说裡可以看到，老作家波赫士走在海边散步时，遇到了某个年轻人，他们坐在长椅上聊天。过了好半天，他才发现那个年轻就是年轻时的自己，但最初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老作家走在路上遇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并跟他坐在长椅上聊天，这种事在现实生活中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但原著作者多年前写的作品活生生的、像犯案证据一样再次出现在眼前，是绝对有可能的事情。这种经验既教人不舒服又印象深刻。不光是〈非常口〉，还有〈避雷针〉和〈最后的客人〉都是我从前写的故事，这就像走在路上遇到年轻时的自己一样。
在晋州，我和李尚宇导演只喝过一次酒，那是在《秀！秀！秀！2013》的导演、演员和工作人员的聚会上。他突然抱住我，在我脸颊亲了一口，还宣称以后就叫我大哥。就这样，我突然成了他的哥哥。我和这个＂可怕的弟弟＂畅饮了很多杯，回到旅馆后，我脑子裡浮现出法国哲学家皮耶．巴亚德（Pierre Bayar诶）提过的＂预想抄袭＂概念。所谓抄袭，是指事后发生的行为。但巴亚德却一本正经的指出也存在相反的情况，也就是说提早抄袭写在未来的故事。这虽然很像法国哲学家开的玩笑话，但却也存在著一分事实。先写出来，并不代表有必要以主人自居；先写出来的故事，也没有必要把全部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原著作者站在预想抄袭的观点去看电影的话，也会轻鬆很多。所以只要这样想就可以了，一九九七年的金英夏＂预想抄袭＂了二〇一三年晋州国际电影节上映的三部电影，提早发表了三篇短篇小说。
罪与人，该憎恶哪一边呢？
这是去年四月发生的事。一位在南方某大学任教的前辈邀我去学校演讲，我心想可以跟他见上一面，于是欣然答应了。演讲结束后，我跟学校的工作人员一起去吃晚饭，做梦也没想到在他们当中会遇到那个人。见到那个人，我很高兴，虽然他胖了不少，但模样还跟过去一个样。
我们初次见面，确切说来应该是在二十年前华城的某个部队。当时，我在师团宪兵队的搜查课，他是我的后任。那个师团以案件多著名，因为管辖区域广，包括了水原、华城、安养、果川、平泽、乌山和松炭，因此比起我们所在的部队，其他部队放假出来的士兵闯下的祸，更是多到数不胜数。案件的种类也是各式各样，大到盗窃、强姦、打群架或逃离部队，小到汽车追尾。因为案件数量多，所以搜查课课员之间的配合才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调查进展的速度慢了，搜查课课长便会扯著嗓门喊上一整天。被检察官叫去训斥一顿的课员，也会沙沙地撕著意见书，发洩脾气。在这种情况下，像陆军本部那样的一线部队，还会突然打来电话询问过去调查过的案件，要是我们不问清楚来龙去脉亲切回答的话，课长还会大发雷霆说我们擅自洩露机密。所以大家必须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来做事，如果不互相帮助就会立刻出现问题。原本要处理的案件就很多，所以我几乎没有参加过射击、游击和跆拳道这些户外训练。气势强大的宪兵队说不放人出去，我就可以不出去。当兵期间，我没能正经八百的参加户外训练，只能过端坐著敲打嫌犯审讯纪录和意见书的日子。后任也跟我的处境大相径庭，我们就像兵乓球双人组一样，以耀眼的速度轮番敲打著四套式手动打字机、双套式自动打字机和刚刚引进的二八六电脑QWERTY键盘。我们互相帮忙快速完成文件，然后在法定时限内移交给检察单位。
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他开口说道：
＂对了。你刚退伍没多久，宪兵队就发生了一件翻天覆地的事。＂
新上任的宪兵队队长，突袭检查关在禁闭室裡士兵的随身物品，发现了不少香淤。这都是守在禁闭室的宪兵干的，几乎没有人不牵扯其中。新上任的宪兵队队长声称要依法处理，于是把所有士兵都关进了禁闭室。但问题是，搜查课的人也都被关了进去。这样一来，就没人负责写审讯纪录了。没办法，宪兵队队长只好把搜查课的干部，也就是我的后任放了出来。
＂你要是没退伍也会被关进去的，大家都说你运气好呢。＂
託这个碰巧遇到的后任的福，让我鲜明的回想起二十年前的禁闭室，以及在那裡发生的事。铺在禁闭室的塑胶地板、坚固的铁窗、盘腿坐在地上看书不肯睡觉的犯人，还有那些因为拒绝持枪，入伍第一天就直接关进禁闭室、一脸善良平和的耶和华信徒们。
我之所以能与这些人产生密切的关系，是因为一个契机。有一天，宪兵队队长找我，说是想把犯人的休养录（犯人的日记）编辑成书。我平时因为搜查课的工作繁忙，几乎没有去过禁闭室。但因为这件事，我开始频繁出入禁闭室接触到那些犯人。当时的禁闭室裡关押著一个二等兵，他持刀杀害霸凌自己的高中前辈，还有一个逃离部队期间犯下数十次盗窃、抢劫和强姦的下士。根据警察的纪录，该下士入室盗窃时见到女人就强姦，哪怕公公在场也不罢手。犯罪性质极其恶劣。
关在禁闭室裡的犯人都要写休养录，但这些杂犯的文笔都一样的差。对他们而言，休养录就跟高中时经常写的检讨书一样，不过是令人腻烦的任务罢了。但这两个一审各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重刑犯却不一样。只有高中学历的他们，当时才不到二十岁和二十二岁，虽然韩文拼写一塌糊涂，但当眼前真正遇到生死攸关的问题时，还是能从他们的字裡行间裡感受到那份沉重。
首先接受裁判的下士，在一审判决时，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二审减刑判处了十五年徒刑。他的休养录写得很长，有时一天会写十几页。这不是他逼不得已为了完成任务而写的字，他透过写字第一次面对了内心的自己。判处无期徒刑的当天，他写了关于死亡的内容。减刑后判处十五年的当天，他平静的描写了三十七岁出狱后的自己。他在日记裡写道：＂虽然那是很遥远的事，但不要放弃希望，每天都要活得有意义。＂看了他的文字，再望向他的眼睛，我怎麽也无法相信过去一年裡，他屡次翻牆入室做了那些坏事。他的眼神清澈，文体乾淨，口气也很谦虚。有一次我问他，你后悔吗？那双清澈的眼睛望著我说：
＂过去的事就跟昨夜的梦一样，一点也不真实。＂
他有一个女友，但在他以技术副士官入伍后，女友离开了他。休假出来的他，到处去寻找著抛弃自己的女友，所以错过了返回部队的时间。就这样，他成了逃离部队的士兵，流窜到了水原。在水原的一家酒吧，他结识了一个跟自己同名的男人。男人带著这个下士来到一户住家门前，突然男人翻牆入室，下士只好站在外面等他出来。就这样，他莫名其妙的成了替男人站哨的人。从那次开始，这两个同名人便在一年裡犯下了那些罪行。
麦克．温特伯顿（Michael Winterbottom）导演的《每一天》（Every诶ay）讲述了因走私毒品而坐牢的男人，五年来与家人的生活。走私毒品这一罪行，没有明确的受害者。因为毒品是不允许销售和购买的商品，所以问题的本质在买卖交易上。电影不断地展示主人翁的监狱生活和与家人会面的场景，也许正因为这样，所以才不觉得他是个坏人。观众只把他看做是一个跟家人分开，与残暴的犯人住在一起的、四个孩子的父亲。如果主人翁犯下的罪行，比二十年前那个下士犯下的罪行性质还要恶劣的话，这部电影恐怕就要承担更难的问题了。
二十年前的命运赋予了我特别的任务，我将那个眼神清澈、逃离部队的士兵叙述的残忍罪行，亲手一五一十记录之后，跟著听到他亲口说出关于那些事的感受：＂那就像昨夜的梦一样，一点也不真实。＂后来我还编辑了他经由忏悔和反省写下的日记。调查纪录裡的犯人、回想时毫无责任感的主体和忏悔的羊羔，都是同一个人。
有句名言说：＂憎恶罪，但不要憎恶人。＂但经历了那件事以后，让我意识到，不要说是罪了，二者放在一起都很难去憎恶了，特别是当他们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前方飞来的石头
我算过命。那是大四的时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眼看还有一个学期就要毕业，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好奇。某女子大学门前开了很多家算命店，四柱、八字、姻缘和看相等等，可以说业界该有的项目都具备了。但从外观上看，每家都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我推开一家破旧的＂ㄷ＂字型单层韩屋的大门走了进去，只见一个个头矮小、胖乎乎的女生正在接待客人。这家店在当时刚有些名气，据说那个通灵的年轻命理先生会选择客人，如果客人不称他的心就直接送客。我坐在女大生之间等了一个多小时，这才轮到了我。
这位以名山加上＂公子＂二字作为艺名的命理先生，看起来的确很与众不同，长长的头髮，编起来的辫子一直垂到脚下，五官立体，手指白皙细长，堪称配得上这一称号。不知道为什麽，他对我似乎很感兴趣。他问了我的四柱，然后写在白纸上，又盯著那张纸看了良久。跟著他又盯著我的脸看了半天，然后在写下四柱的白纸留白处挥笔写下了无人能懂的汉字，最后他把镇纸压在白纸上。
＂你想做什麽？＂
他问了第一个问题。
＂嗯，革命家？＂
我也不知道自己哪裡来的调皮劲，但从公子接下来的行动看，我的回答似乎引起了他的兴趣。公子把在外面接待客人的女生叫进来（据说那个女生是他的姊姊），告诉她暂时不要收客人了。跟著，他改变了坐姿。
＂命运是前方飞来的石头，宿命则是身后飞来的石子。但不等于说前方飞来的石头就都能避开，只是会很辛苦。＂
当时是一九八九年。八七年的六月抗争带来了总统直选制度，但实际上选出的却是卢泰愚。在林秀卿和已故的文益焕牧师访北事件[1]之后，卢泰愚政权面对全国大学生代表协议会的激烈统一战争，展开了公安政局。伴随著柏林围牆的倒塌，学生运动依靠的精神支柱，那些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塌了。相反的，韩国的资本主义在八八奥运会之后开始歌颂起了繁荣。
＂别看我整日坐在这裡，给那些来问自己能嫁给谁的女大生算命，但我也会看国运。＂
道出＂国运＂二字时，公子的眼角稍稍向上扬了一下。
＂未来这个国家会相当摇摆不定，但还不至于翻个底朝天。＂
这是公子的断言。
＂你若仍旧梦想成为革命家，进出监狱会毁了你这一生，但你的四柱裡没有那样的浩劫。这就是我为什麽说，虽然面前飞来的石子可以避开，但会相当辛苦的意思了。＂
公子看了看自己写下的无法解读的汉字，接著又说：
＂你是树，所以最好离水近一些。但你这棵树正被岩石压著，被岩石压著的树会怎样呢？当然是很生气了。现在你对世界充满了怒气，但等树长高、岩石破碎就没事了。所以说，等你有了一定年纪，就会变得温柔、柔和了。＂
树和岩石的比喻听起来还不错，我总是会被带有比喻和对比修辞的句子说服。
＂那我能从事什麽职业呢？＂
＂你的四柱裡有两个言字，你会靠讲话和写字为生，往这方面发展，未来四十年都是大运。＂
我和公子天南地北的聊了快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接四个客人的他，可以说对我施了大善心。从我个人的命运一直聊到所谓的国运，话题可谓多元。我突然觉得要是能有一个这样的酒友就好了。聊天的时候，我问他选择客人的理由。
＂我从早到晚坐在这裡一动不动，看到面相差的客人进来，会有很大的精神压力。不好的事情实话实说，我又开不了口，说谎打发人家走，我又觉得良心上过意不去，所以只好送客。有些话乾脆不要听的好。＂
门外的姊姊一直给我们使眼色，所以我们的对话只好到此为止。
时间流逝，公子的预言一个接一个的兑现了。翌年，我进了研究所，正式开始写作。两年后，我开始杂志写稿赚钱，误打误撞的还发行了单行本。这样挣来的钱不但够我缴研究所的学费，还剩下了不少。研究所毕业后，服完兵役回来，我正式登上了文坛，还在母校的韩国语学堂教起了外国人韩语。之后，我还主持过电台的广播节目，做过教授，当过编剧。经历了这些以后，我才正式成为职业小说家。可以说这都正中了公子说我会靠说话和写字为生的预言。不知不觉间，我再也感受不到压在身上的岩石了。我变成了一个柔和的人，不再为任何事动怒了。当然，国运也和他预测的差不多。
见过公子之后，差不多过了十年，不知道为什麽，我突然很想再见他一面。四处打听了一下，期间他的运势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原本开在快要拆毁的韩屋的算命店，搬到了地铁站附近的大楼裡，预约也排满了三年。某家公视的节目，拿著死人的四柱去了几家算命店，但只有公子和另一个命理先生说：＂你们为什麽拿死人的四柱开玩笑？＂因为这件事，他突然出名了。
电影《观相大师：灭王风暴》的主人翁金来景（宋康昊），就跟我在一九八九年遇到的那个公子一样，是一个信心十足的人物。在乡下颇有名气的金来景一有机会便毫不顾忌的参与进＂国运＂的世界。与公子不同的是，金来景为了避开＂面前飞来的石子＂而努力奋斗，但他的奋斗也没什麽帮助。从这种角度来看，《观相大师》像是在传达著＂人类的命运绝对不可逆转＂的保守信息。但站在首阳大君（李政宰）和金宗瑞（白润植）的角度来看，却存在著有趣的差异。（暂且不提历史性的事实，只看剧中的人物时）金宗瑞是相信观相，也就是人的命运，但首阳大君属于勇于改变命运的人。电影中的首阳大君看穿了预言所带有的暗示性属性，并且积极的利用了这一点。
在我稳固了作家的地位之后，讲到这个长髮点地的通灵公子卜卦的故事时，几乎所有人都想去见他一面。但有一件事我没对他们说，那就是在一九八九年，我周围没有一个人对我说过＂你会靠讲话和写字为生＂。只有那个公子是个例外，他平静且充满确信的像是在唸上天早已注定好的命运一样，而我把他讲的这番话看作是＂面前飞来的石子＂，不但没有躲闪还直接被击中了。
如果你不相信命运是上天注定的话，那就只能去相信一件事。那就是对我们而言，人生存在著需要某种可能性暗示的必要瞬间，而那种暗示不见得一定要出自命理先生，或是看相先生之口。
林秀卿，1968～，韩国早期学生运动家。她曾在一九八九年七月出席在平壤举办的第十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会，并与当时的北韩领导人金日成会面，回国后随即以叛乱罪判处五年监禁，一九九二年假释出狱。文益焕，1918～1994，韩国基督教长老会牧师，社会运动家。一九八九年四月，文益焕访问北韩后回国，以触犯《国家安保法》遭到逮捕，于一九九〇年十月获释。
第四部
快时尚时代的书
二〇一一年秋天，优衣库在纽约的名店街第五大道创办旗舰店，可谓是一桩盛事。开始营业的几个月前，张贴优衣库广告的公车便穿行在曼哈顿的大街小巷。从时尚杂志到媒体蜂拥而至的报导，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纽约时报》更是捨得空出一个版面大肆宣传，他们用简单的一句话概括了优衣库旗舰店的庞大规模。
＂一百个试衣间。＂
在优衣库登场以前，第五大道就已经进入了快时尚的趋势，H&M、ZARA和Urban Outfitters等品牌早已并肩竞争。欧洲的名牌卖场就像遭到暴发户排挤的贵族一样畏缩在一旁。
我也有几件优衣库的短袖。穿优衣库的短袖出门时，常常会被问两个问题。纽约客多少存在著轻浮、可爱的文化，他们会针对对方的穿著不加思索的提出问题。对话是这样展开的，＂我很喜欢你这件短袖。＂一路聊下去，最后以这件短袖是什麽牌子、在哪裡买的作为收尾。当时，优衣库只在曼哈顿的苏活区有卖场。纽约客对这个第一次听说的品牌出售的十美金短袖很感兴趣，第五大道的旗舰店更是激起了他们的热情。
以写小说为生有几件很幸运的事，其中一件就是没必要穿昂贵的衣服。我整日待在家裡，几乎不会去对服装有严格要求的场合。而且对作家而言，需要的不是＂穿＂的感觉，而是＂不穿＂的感觉。不管是读者，还是同僚作家，大家都不喜欢太讲究服饰的作家。因为大家觉得作家是归属于精神世界裡的人，应该与所谓＂肤浅的＂时尚世界保持距离。
曾经有段时间，优衣库是我最常光顾的品牌，ZARA和H&M也经常去。在这些品牌的卖场裡＂散步＂是很特别的体验，因为每週都会有不断涌现的新品。虽然衣服的质感不怎麽样，但色彩华丽，而且价格便宜，所以可以毫无负担的展现出大胆的设计。受欢迎的衣服瞬间就会售罄，跟著又会立刻补上新的衣服。没有人在乎已经售罄的衣服，在快时尚的世界裡只存在著当下。
从某种层面看，大型书店也很像快时尚。书的封面日渐华丽，虽然每天会有一百多种的书出版，但大部分的书没过多久就从书柜撤下来了。小规模的社区书店可以陈列的书的种类，自然敌不过大型书店，因此消费者比起去逛只有一百种图书的小型书店，更喜欢去拥有十万种图书的大型书店。这些填满大型书店的各种各样的图书，很多都是少量印刷。上千家的出版社只印刷两三千本，如果反应不好就再也不印了。只有极少数的书运气好成了畅销书，获得了大量印刷的机会。
像是美国最大的连锁书店邦诺（Barnes& Noble），什麽书应该摆在什麽地方都会由总部的电脑人工智慧来决定。每天电脑会在第一时间统计出销售量和读者的反应，通过分析决定什麽书应该摆在正中间的柜檯。电脑才不依赖变化无常的人去做决定。书店员工的角色因此从介绍书给客人，沦为听从电脑指示陈列图书的人。图书的流通时间也变短了，出版三个月内的销售量就占了总销量的百分之八十。如果非要找出一件能安慰人心的事，那就是书店设有名为畅销书的名誉殿堂。如果能挤进畅销书的排行，便可以稍稍脱离可怕的急速竞争，享受一种从容不迫的悠閒。但不幸的是，能够拥有这种幸运的书是极少数的。大部分的新刊都会像H&M的短袖一样，挂不了几週就被撤走了。
书的价格差不多和快时尚最廉价的衣服一样，或者比它还要低。过去十年，韩国物价上涨了百分之三十六，但书价却只上调了百分之十八点五。如果看实际价值的话，书价在过去十年裡走的是下坡路。纸钱上涨，人工费用也上涨，可书怎麽变得更便宜了呢？瑞士名表公司的老板在採访中给了我们提示。当记者问道，贵公司的手表为什麽那麽贵时，老板这样回答说：
＂因为大家不需要手表。＂
看到记者一脸惊讶，他继续阐述道：
＂大家所需的必需品价格会降低，众多企业蜂拥而至，互相竞争，最终寻找到廉价生产的方法。我们製造的手表对消费者而言并不是必需品，所以才不会降价。＂
利用显微镜才能看到齿轮运作的自动手表、鳄鱼皮包、高级的钢笔和手工订制的皮鞋，这些都不是必需品。这些商品都是为了想要买且有能力购买的消费者而存在的。
相反的，书则是一种必需品。就算有人没有劳力士，但他一定不会没有书。即使是不看小说的人，他也会关注经济、投资理财和自我开发的书。书成了必需品以后，价格随之变得更低了，但还是有很多人觉得价格贵，呐喊著卖得再便宜点吧。所以书店会在原有定价的基础上打折扣，还送赠品。这都是没办法的事。就像没有必要感叹优衣库的衣服那麽便宜一样，也没有理由因为书的价格便宜去感叹世界和消费者。这是便宜的东西更便宜，昂贵的东西更昂贵的时代。
我们可以迎来觉得书不贵的时代。无序的竞争和低利润让所有出版社一起灭亡，没有书，人们也会习以为常（我们已经适应了唱片消失的世界）。就这样，书再也不是必需品了。到那时，少数的有钱人买书来看。小说贴上了＂限量版＂的标籤，以昂贵的价格出售给特定的读者。因为人们不需要书，所以不会有人来抱怨价格贵。扪心自问，我们真的渴望那样的时代吗？答案当然是，不。比起无聊、舒适的天堂，我会选择有趣的地狱。但这件事并不是我可以选择的性质问题。书，这种商品的命运究竟会何去何从呢？
父亲的未来
最近看了三部国籍各不相同的电影。从杨宇硕导演的《正义辩护人》，到是枝裕和导演的《我的意外爸爸》，最后是伊朗籍导演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诶i）的《咎爱》。这三部电影的登场人物都是父亲。我们很熟悉《正义辩护人》中的父亲，只有商业高中学历、家境穷苦的宋佑硕（宋康昊），在成功通过司法考试后，成为一个拥有政治觉悟的人权律师。他彷彿成了解放后所有人的父亲原型。虽然无能，在道德方面却是一个＂走了火的子弹＂。在经历了＂享福生活＂的朴政熙时代，他们变成了会挣大钱的、有能力的父亲。但以八七年的六月抗争为基点，他们又转型成了具有道德性的父亲。在卢武铉政权下，这些被称之为三八六世代[1]的道德性父亲正视了自己的无能后，又快速转变方向，迈进了＂富爸爸、穷爸爸＂的物质世界。刚好，此时具有象徵意义的女版朴政熙回归复位。但儘管如此，富爸爸们的梦想依然很渺茫。或许是因为独裁者的女儿太过无能，又可能是时代再也不需要她父亲的位子了。不要说做个有钱人了，就连做个父亲都很难。不管是穷爸爸，还是富爸爸，如今已没有父亲的一席之地了。《正义辩护人》在面临这种困境前，道德性父亲的诞生便定格在了绚丽的画面上。
《正义辩护人》裡吃饭赊帐的穷光蛋，摇身一变成了有能力的父亲，其中最具象徵的场面是购买公寓。电影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那个年代理想型的父亲不是建设公寓的劳动者，而是能用现金购买别人建设的公寓的消费者。把公寓当作＂礼物＂送给家人的、变得自信满满的父亲，如今还清了无能时代的债，就此踏上了寻找遗失了的道德自我的冒险之旅。但在这段旅途中，他经历了两次考验，最终破产。一九九七年和二〇〇八年的两次经济危机，把他们拉回了现实。立志成为既有能力又附有道德意识的宏伟梦想，消失得无影无踪后，随即＂慈祥的父亲＂的新幻想又登场了。电视上最先呼喊起了他们 ——＂爸爸！我们去哪裡？＂他们无需能力，也不必为令人麻烦的政治性道德困扰，只要带孩子去露营，站在孩子的角度与他们对话，将倾注在成功上的时间放在孩子身上。时代需要这种慈祥的父亲。
是枝裕和故事中的父亲，没有历经有能力到具备道德性的阶段，而是直接变成了慈祥的父亲。表面上看虽然登场的是两个父亲，但电影的焦点却始终冷静的对准了有能力的父亲。与有能力的父亲相对的，是在乡下经营电器行、虽然没有能力但却很慈祥的父亲。长相帅气且有能力的＂富爸爸＂从事东京市中心的重建工作，他用赚来的钱住在市中心前景最好的公寓裡。根据电影提供的信息，我们可以猜测到他跟宋佑硕一样全凭自己的能力买下了公寓。但危机还是找上了门，总觉得不像自己的男孩，原来是别人家的孩子。也就是说，面对孩子会被别人夺走的危机时，他意识到了自己存在著某种不足。在听到他说：＂即使我没能常常陪伴孩子，但我有信心说自己是一个好父亲。＂电器行的老板大喝一声：＂你说什麽？最重要的是陪伴孩子。＂
即便有周密细腻的拍摄和演员精彩的演技，但是枝裕和的父亲却丝毫没有现实感，有的只是性急的道德性宣言。追其理由或许是因为故事建立在了都市╱乡下，独子╱多子，全职主妇╱上班妈妈，有能力╱无能力，冷淡╱亲切这些双项对立上。虽然双项对立可以让问题很明显的显现出来，但现实却总是在双项对立之间飘忽不定。现代家庭的前线不是明确划分的常规战，而是会从四面八方飞来子弹的城镇战。
《咎爱》中的父亲既没有能力，也不具备道德性，甚至还不够慈祥，他乾脆被家裡赶了出来。曾经建立起的家庭，前妻和孩子（连孩子也不是他亲生的）生活在先进的法国，他则回到了前近代的伊朗社会。他的出现无意间搅乱了家庭的均衡，就连睡在哪裡都成了模稜两可的问题。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个过客，好不容易跟十多岁的女儿展开了对话，但这却成了揭开家庭敏感祕密的契机。这个父亲与孩子的链接不过是藉由母亲这个媒介，这位母亲至少换过五任男友，现在肚子裡怀有第三个孩子。男人并不是问题的根源也不是审判官，更不是结果。他什麽也不是。
我们都知道在很多国家之中，法国针对国家取代父亲承担养育、保护子女的义务，早已达成了明确的社会共识。不论是结婚╱事实婚姻╱是否未婚，国家都会充分提供生产╱养育的补贴和提供法律和制度上的援助。这是法国社会为了解决低生育问题採取的现实方案，因此明显减少了保护家庭的父亲的必要性。法国和欧洲一部分国家彷彿形成了一种新的母系社会。相爱和分手变得简单了，对于生育的奖励增大了，因此形成了最具链接性的母系中心的家庭。偶尔会有男人找上门来，但却＂无人停留＂。
《神经漫游者》的作者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未来已经到来，只是被不平等的分配在了不同的地方。＂如果像他说的那样，某种未来抵达了硅谷，那裡製造的无人驾驶汽车已经能驰骋在市内。说不定某个国家的某种未来已经来到首尔，我们生活在可以知道要搭乘的公车会在几分钟后抵达的国家。从这点来看，首尔可能是纽约的未来。如果是这样，韩国家庭的未来抵达了哪裡呢？只有商业高中学历的律师靠自己的双手用现金买下了自己参与建设的公寓，这种时代还会卷土重来吗？不会的。用慈祥伪装成熟的＂富爸爸＂会是韩国的未来吗？虽然可以去幻想，但现实似乎过于渺茫。在多种形态结合下诞生的成员，面对各种道德性困境时，一边费力地解决问题，一边生活下去的《咎爱》中的家庭，或许更能接近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经历的家庭。在这种鬆散複杂的家族关系裡，亚曼德（阿里．莫沙法[Ali Mosaffa]）的态度是正确的，他与家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认真聆听每个人的想法，诉求最普遍的道德。他不会随便讲出因为你是女儿，所以要这样；因为你是母亲，所以必须这麽做的话。他会小心翼翼地提醒大家，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在这个划分家人与他人的基准变得急速模糊的时代，这样的父亲才是未来。
指在一九六〇年代出生，一九八〇年代成长的三十岁人士，意同于台湾口语中的＂五年级生＂。
名为计程车的炼狱
我们来假设一下，不饮酒的国家的计程车会怎样呢？夜幕降临后，所有人都回家了，只有非常忙碌的人或有急事的人才会利用深夜的计程车。所有的乘客都很清醒、斯文，司机也不会因为醉酒的人而倍感压力。
不吸淤的国家的计程车会怎样呢？乘客不必担心自己的身上会留下渗透在车座上的淤味，心情也会愉快。
大众交通发达的国家的计程车会怎样呢？经常有空位的公车和地铁会像网一样连结整个城市，如此国家的计程车成了富裕阶层利用的奢侈品。
没有犯罪的国家的计程车又会怎样呢？深夜搭乘计程车的女性无需胆战心惊，出于对司机的信任可以安心睡上一觉，不知不觉便到了家门口。
计程车司机的收入，相当于大企业正式员工薪水的国家会怎样呢？司机绝对不会野蛮或超速驾驶，因为稍有不慎出了事，就会丢失这份好工作。
但我们并没有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酒类消费已达到世界最高水准，大家喜欢聚会畅饮，深夜搭车的乘客几乎都是醉酒的人。吸淤率高使得多数计程车裡透著淤味；计程车与大众交通争抢车道；大家快要忘得差不多的时候，就会看到计程车司机摇身变成强盗的新闻；司机的收入只能满足最低生活标准。不管是驾驶计程车的劳动者，还是利用计程车的消费者，大家都得不到满足。儘管如此，计程车也不会消失。计程车就是一种没人喜欢，却一直都在那裡的存在。既不是天堂，也绝非地狱，可以说计程车这种交通工具已经成了世界的炼狱。
大企业的高管早上起来，搭电梯来到地下停车场，驾驶公司提供的汽车去上班，下班后再驾驶那辆车回家，他们不会去关心计程车。同样的，对于早起去搭社区小巴，再换乘市内公车到市区大楼上班，整日负责清扫工作，晚上下班回家的穷困女性而言，计程车也不过是城市风景中的一部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物。那些既没有富得不得了，也没有穷得要死的人，则与计程车有著密切的连带关系。这真是两难，如果计程车是为了让穷人利用的话，那费用应该廉价才是。可如果降低费用，那司机的月薪就无法提高。要想让计程车变成舒适、高级的交通工具，只提供给特定人群的话，就必须提高价格。可这样一来，吃亏的就成了乘客。要想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就必须先针对何为计程车达成社会共识，找到理论性的定义。但计程车从问世以来便拒绝了这样的判断，因为它具备了填补大众交通所无法覆盖的馀集合的特徵。馀集合是无法自我规定的集合。二〇一三年，计程车法案问题浮出水面，其背后隐藏着大众交通成功的要素。大众运输失败的时候，计程车才迎来了好景气（想像一下，子夜刚过大众运输停止运行的弘大门口）。假若大众运输不整点运行，换乘也很不方便，整日挤来挤去的话，那大家应该都会去抢著搭计程车了。有一阵子，首尔的计程车允许搭顺风车。＂都一个方向，顺路载我一段吧。＂乘客求得司机不是谅解的谅解，像搭社区小巴一样利用著计程车。顺风车的消失，并不是因为受到了管治，而是计程车变成了很平常的交通工具。
大众运输取得的相对成功，让萎缩的计程车业把自己定义成大众运输，并以这样的论理向政治圈施压，通过了国会的本会议，差点就取得了成效。但在舆论调查中，利用计程车的大多数人却反对计程车法案（相信舆论的李明博总统行使了否决权，因此法案又回到国会以后，便再也没有通过表决了）。民众并不是因为很了解那项法案，而是难以接受＂计程车＝大众运输＂的计算法。
既然如此，那未来计程车的命运会怎样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在馀集合的计程车上，而是在大众运输上。如果大众运输在基层扩大领域的话，那计程车就只能向更高级的领域移动（政府制定的计程车相关法案，暗示了这种方向的转换）。计程车的命运是被动的。不言而喻的是，政治家会将更多社会性资源投入到大多数选民利用的大众运输上。让大众运输变得更舒适、更快捷，无疑成了政治的未来。不管在任何社会，计程车都无法在优先顺序上超越大众运输。因此聪明的政治家不会轻率地碰触计程车问题，他们会期待那个问题自然得到解决，或是袖手旁观留给下届任期。相反的，无能的政治家才会马上衝锋陷阵说要解决计程车问题，跟著以失败告终。
炼狱介于天堂与地狱之间。罗马天主教创造出炼狱，是因为难以利用二分法解释死后的世界，炼狱是无所不能，无所不有的世界。那裡没有地狱的痛苦，也没有天堂的幸福。炼狱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不知道会停留在那裡多久，而且停留在那裡的人找不到逃离的方法。不知道会停留到何时，不知道该做什麽，永无止境停留的地方就是炼狱。
我们会希望根本性的解决所有的问题。如果世上的所有问题都有单纯、明快的解决方案那该有多好呢？但也存在著没有俐落解决方案的领域，计程车就是其中一种。计程车就像教育和政治，原原本本的反映了一个社会的问题。计程车是一面镜子，它包揽了饮酒文化、无视体力劳动者，无秩序的交通和高暴力犯罪率等社会问题。要是有人提出可以简单、轻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至少我是不会相信的。
成为不可预测的人
大多数人都活在对自己的正面错觉裡，如果问教授＂你觉得自己指导学生时比其他教授更努力吗？＂超过80％的教授都会给出肯定的答案。可以肯定的是其中至少30％以上的人存在著错觉。此外还有研究显示，绝大多数的司机都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高过其他人。
提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你是一个容易预测的人吗？＂大部分的人会回答不是。光是我就不想成为容易被他人预测的人。但令人遗憾的是，《连结》（Linke诶）和《爆发》（Bursts）的作者亚伯特－拉兹洛．巴拉巴西（Albert-Laszlo Barabasi）指出，我们都比自己想像的更容易预测。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日常行动中93％都是可以预测的。我们之所以无法接受这一事实的理由，或许是因为我们还没遇到真实的瞬间。有过职场经验的人都会知道，下属几乎可以正确地预测出上司的行动模式。只有上司本人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已经被人掌握。但通常我们成为他人下属的同时，也会成为某些人的上司。
好了，现在让我们用私家侦探的眼睛来观察一下自己和周围的人吧。大多数人会在固定的时间起床，早餐通常会吃同样的东西。虽然有人吃饭喝汤；有人吃禅食[1]；有人吃吐司和煎蛋；有人乾脆不吃早餐，但不会有人随机决定早餐吃什麽。每天都吃大同小异的东西，在固定的时间出门，每天走到地铁站的这段时间也会做相同的事。戴耳机听音乐的人，每天都会听音乐；坐地铁利用手机看新闻的人，每天都会看新闻。每天在公司做著差不多的工作，十二点一到就会走到外面吃饭。虽然每天的午餐菜色会略有不同，但餐厅和职场之间的距离却会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比如，会维持在半径五百米内，这种规则是看不见的。接下来，开始下午的工作，然后在指定的时间下班。这个模式会在一个星期内不断重复，然后週末则存在著週末的模式。
企业喜欢这样的模式。累计消费者的模式做成大数据，并对此进行分析。为推特的使用者提供的服务中，有一项是假如使用者设定ID，推特会通知使用者起床和就寝的时间。令使用者再次震惊的是，推特可以掌握并预测出自己在最隐祕的卧室裡的行动。
每个顾客走在大型超市柜檯间的模式，也几乎都是固定的，如果有侦探每天跟踪我的话，他一定可以预测出我在大型超市的移动模式。＂接下来他会去啤酒区，走过去的途中不会试吃。买好啤酒后，他会去水产区，等买好鱼后就会走到水果区左顾右盼。＂虽然我没有职场，但我通常会在固定的时间起床，在规定好的时间内写作，定点去运动。
居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装置艺术家兼艺术大学教授哈桑．伊拉希（Hasan Elahi）二〇〇二年六月十九日，参加完欧洲举行的展览会回国时，在底特律都会韦恩郡机场遭到了ＦＢＩ逮捕。搜查员刨根问底的盘问他到过哪些国家旅行和去旅行的目的。虽然他如实回答了，但搜查员的疑心却丝毫未减。原因是他＂毫无模式的＂到过太多地方旅行了。他解释自己是装置艺术家，由于职业特性必须游走世界各地。接著，FBI又寻问了他租的＂可疑的＂仓库用途，还盘问他那裡是否安装了爆炸物。伊拉希立刻否认（我也认识几个美术家，到他们的工作室或仓库看到遍地乱放的杂物和各种化学物品时，根本无法相信那都是美术作品的原料，倒不如说眼下的风景更像是在製造爆炸物）。幸好伊拉希利用ＰＤＡ记录下了自己大部分的日常生活，所以才能毫不犹豫的拿出证据解答ＦＢＩ的疑惑，他也因此获释回家了。
虽然引起ＦＢＩ怀疑的理由有很多，但伊拉希推测其中最大的原因是自己脱离了＂模式＂的日常。他频繁去过太多国家，再加上租了不寻常的仓库，所以引起了注意。既是美术家又是教授的他，日常生活比一般人不规则太多了。后来得知，ＦＢＩ已经跟踪了他很长一段时间。
伊拉希被释放回家以后，将近半年的时间裡，他都要定期接受ＦＢＩ的传唤和审讯。这样一来，伊拉希乾脆把自己一天的行动钜细靡遗的上传到自己的网站上，每天吃了什麽、去了哪裡、见了谁，全都拍下来上传到网站。也就是说，他把自己变成了可以预测的人。ＦＢＩ不仅中止了传唤，甚至还给了他名片，告诉他如果其他机关找麻烦的话，可以随时联络他们。
成为可预测的人虽有便利之处，但这并不意味著只存在优点。过于暴露的人生，多少会让人觉得心情糟糕。国家情报员、企业或是网站访客不仅会看透我们的日常，如果他们乾脆可以预测我们的话，说不定还会以此为基础开始操纵我们。
如果是这样，我们要如何成为不可预测的人呢？首先要接受自己是一个可以预测的人，然后用侦探的视角周密的窥视自己的日常，以此做为基础一点一点寻求变化。改变上班的路线，品尝没吃过的东西，挑战没做过的事，这样以来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改变，我们就会慢慢变成不可预测的人了。这种莫名其妙的练习还会带来副产品——获得自己的感受。我们都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但我们最漠不关心、置之不理的人也是自己。最无知的存在，正是醒悟不到这一点的人。
禅食是韩国一种传统健康食品，以大豆、糙米、芝麻、坚果等七种穀类为基底的高蛋白食品。原本这是为僧侣在修行时补充营养的食品，由于食用方便、营养丰富，渐渐演变成了深受一般人喜爱的营养早餐。
电视购物和快递的节日，中秋
作家金薰告诉我，从前住在首尔四大门裡的人都不过中秋。我问他为什麽，他的回答是＂因为中秋是农民的节日＂。秋收后跟祖先和邻居分享收成才是中秋的意义，而住在四大门裡的人多是吃俸禄的官僚和商人，所以不单没有可以分享的东西，也没有分享的理由。我之所以听闻中秋是农民的节日会感到吃惊，是因为长期以来我想当然的把中秋当成了＂全国人的节日＂。会产生这种错觉，完全是因为每逢中秋展开的画面和语言轰炸。电视、报纸和各种媒体都会用＂返乡战争＂、＂全国大移动＂这种老套的用语搭配高速公路上大排长龙的车队。直升机从高空拍摄去扫墓的市民，摄影记者会拍下身著韩服游走在景福宫裡的一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