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传统是从何时开始的呢？不久前，我看到大韩新闻裡记录的一九七〇年节日场景。在九老工业区上班的女工提著公司分发的礼盒，面带笑容去搭乘返乡的全租大巴。如果没有开展产业化，这些年轻的女性或许一辈子就只能待在农村裡种田。她们响应朴正熙政权实行的经济开发计划，大规模的流入城市，这些廉价劳动力成了轻工业初期步入产业化的首要条件。她们在恶劣的劳动环境下默默做著自己的工作，当时的人对年假和月休的概念模糊，更不要说行使像生理假期这种＂奢侈的＂权力了。在那个人人自愿放弃暑假＂力争迈向进出口大国＂的年代，她们真正能放的假期就只有中秋和新年。可就算给她们放假，这些经济实力低的劳动者受到社会氛围的影响，也很难真正享受假期。
包括低薪女工在内的所有劳动者，到了中秋能去的地方，就只有入秋后变得富饶的农村。他们手裡提著装有电锅或电视机的箱子返乡，等回首尔的时候，手裡则满是年迈的父母栽种的农作物。这种光景像是某种正当的交易，也带来了包装产业化的效果。在大城市工作的＂产业化主力军＂把电子产品送往农村，在农村＂尽心尽力＂种植的农作物，交换到了最新的电子产品。换言之，农业最优化的劳动力留在了农村，产业化所需的人力则分配到了大城市。
但我们都知道，这种时代在很早以前便结束了。直至今日，每逢中秋还是有很多人返乡，回去跟分散在各地的家人团聚。但如今已没有能欣然分享的农作物了，所以人们开始利用快递把咸黄花鱼、牛肉和柿饼快递回家。跟从前差不多的是水果、鱼、排骨和韩式点心会装满一大箱子，只不过这些东西都不是农村的父母种植的产物了，而是从电视购物或农协购买的现成品。同样的，子女再也无需返乡＂给父母家安装地暖＂了。如果有需要的电器，住在农村的父母也可以透过电视购物购买了，所以现在所有人都过上了自己的人生。
几年前，看到每逢节日就堵得水泄不通的路况，我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如果根据地区和宗教来过节会怎样呢？比如，基督徒过圣诞节；忠清道过中秋节；岭南过新年；湖南过端午。[1]像是这样分散的过节不是很便利吗？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况且节日都已渐渐失去了活力。
据说每年飞往国外的航班早早便预订一空。曾是农民节日的中秋，有段时间获选为全国人的节日，如今它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中秋成了去国外旅行最好的时节，以这种形势来看，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会把中秋看作是短期的秋季假期。
从很早以前我们家就不过节了，因为身为职业军人的父亲要坚守岗位，就算是中秋也不能随便回家。即便如此，其他人也可以聚在一起过节，但母亲却不喜欢这样。她说不想大费周章的只准备几个人吃的东西，所以什麽也不做。中秋给我留下的记忆就只有分给军人的零食礼盒。乐天製果或是海太製果出厂的中秋礼盒送到部队，裡面装满了像是沙布列饼乾一样的西方点心，和类似羊羹的日本甜点，还有巧克力和糖果。
中秋对于现在长大的孩子而言，会留下怎样的印象呢？农村人口递减，农业在产业生产所占的比重也微不足道了。如今农村已与我们习惯性勾勒出的画面产生了极大的差异，从菲律宾或越南嫁来的女性，在为城市的消费者种植著蔬菜和水果，正式展开＂多元文化＂的地方不再是大城市的中心，而是农村和大城市外围的工业区了。一九七〇年代的农村和工业区乍看之下实现了和平共存，二〇一〇年代的农村和工业区，则在另一种层面的意义上展现了新形态的共存。如今居住在大城市裡的＂农民子女＂为了过＂农民的节日＂中秋，提著礼物返乡的公式再也不会啓动了。
无处可去，再也没有家人要见的大城市的中产阶级，为了避开节日的喧闹选择出国，对韩国的佳节没有任何感触的东南亚劳动者和农民，则留在韩国做著该做的事，安静的度过难得的休假。今年的中秋，媒体的直升机还是会在我们的头顶，拍摄景福宫裡身穿韩服的孩子玩传统游戏的身影。不管我们想或不想，中秋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过几年前，人们还在高谈阔论过节劳动中的性别歧视和婆媳矛盾带来的过节副作用。但在我看来，如今那些控诉也已成了毫无意义的声音。假如存在永远不会改变的事的话，那就是一切都在改变，就算是中秋也不例外。
忠清道指忠清南道和忠清北道。岭南指庆尚南道和庆尚北道。湖南指全罗南道和全罗北道。
塔克辛广场
《我的名字叫红》的作者、诺贝尔文学奬得主奥罕．帕慕克，是在伊斯坦堡出生和长大的。众所周知，伊斯坦堡是欧洲与亚洲的交会处，它不单纯的只是一个修饰，雄辩一般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穿越了城市的中央，以海峡为基准，东边是亚洲，西边则是欧洲。
帕慕克的家族以在土耳其铺设铁道而出名。铁道来自哪裡呢？这是来自英国产业革命的产物。也就是说，帕慕克家从西方引进铁道，把它铺在自己的祖国，并以此赚取钱财。正因如此，他们的视线才会自然的朝向欧洲。在他们眼裡亚洲是被封建的、宗教的旧习束缚的迷惘土地。反之，欧洲才是以科学和合理性为基础的乌托邦。
帕慕克的父亲把儿子的视线固定在欧洲，家裡只有欧洲文学、西方经典著作，土耳其文学则从书柜清掉了。帕慕克的出发点，与其他以传统传说为起点的土耳其作家截然不同，他的早期作品裡几乎看不到从本土前辈身上受到的影响，取而代之的是，能看到像波赫士和伊塔罗．卡尔维诺等南美和欧洲文学大师的影子。帕慕克比欧洲人更精通欧洲文学，比起土耳其人，他应该更觉得自己是欧洲人。
多年后，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奬时，他的父亲交给他一个包裹，裡面是自己写的未发表过的原稿。一辈子都是企业家的父亲，原来也有一个作家梦。父亲为能被欧洲认可的儿子感到骄傲，儿子也重新领悟到自己的成功来自于父亲。
有段时间，帕慕克曾以交流学者的身分逗留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他动笔创作的作品正是《我的名字叫红》。与那些追随过气的后现代主义的早期作品不同，这本小说引入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也就是亚洲。他创造出拥有各种各样视角的人物，描写了鄂图曼帝国王宫裡画工笔画的画家世界。有趣的是，他用推理小说的外皮包装了这种＂亚洲世界＂。推理小说可以说是文学的火车，火车和推理小说都是发源于开啓产业革命的英国。火车整点运送著大批的人和货物，福尔摩斯也靠搭火车移动，他利用立在车站的钟楼和时间表，推翻了疑犯的不在场证明。整点运行的火车是现代合理性的完成，车站广场的钟楼则成了代表现代胜利的方尖碑。
彻底受到欧洲式教育长大的帕慕克，在引入东方世界以后，才挤进了世界级作家的行列。
二〇〇五年，帕慕克批判了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期的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他因此遭到了指控。虽然欧洲人把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看作是土耳其版的犹太人大屠杀，但大部分的土耳其人却只把它理解为一战中强制移居的负面影响，并认为欧洲人反覆强调这件事的理由，是为了阻挡土耳其成为欧洲的一员。帕慕克与批判此事件的欧洲学者步调一致，因此他被定位成敢于批判祖国错误的＂有良知的作家＂。但绝大多数的土耳其人却把他的这种行为，看作是嚮往西方的卑躬屈膝。不凑巧的是，帕慕克遭到控诉这件事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二〇〇六年瑞典学院决定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奬。
二〇一三年，塔克辛广场爆发的反政府示威展现了土耳其複杂的政治、精神状况，以军队为中心的现代化势力把目标锁定在欧洲，他们希望土耳其能够加入欧盟，并且深知要想这样就必须接受欧洲的普遍价值。女性应接受教育，教育则要与宗教脱离关系，政治必须要有议会民主主义，这种欧洲式的价值观在各地与伊斯兰的世界观发生了衝突。不仅如此，欧洲还要求土耳其反省过去犯下的错误，对此有人认为这是触犯了土耳其人的民族自尊心。
最近掘起的政治势力，特别是以艾尔多安（Recep Tayyip Er诶ogan）总理为中心的伊斯兰政党，获得了土耳其绝大部分穆斯林的支持，而且大部分的支持者都生活在亚洲大陆。虽然他们也希望加入欧盟带动济成长，但他们认为更重要的是保留传统的、宗教的价值。正如周边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接受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支持世界化，但被教育和经济发展排挤的人们，则总是在用怀疑的视线看待著世界化。
几年前，我在伊斯坦堡认识了一位讲得一口流畅韩语的教授，他在某大学教授韩语。关于土耳其的政治，他站在与塔克辛广场相反的立场对我说：＂以塔克辛广场为中心的西欧主义者都觉得自己是欧洲人，但设想一下他们抵达欧洲的机场以后呢？他们会直接被当成土耳其人，他们自己也很了解土耳其人在欧洲的形象，不管我们怎麽想自己，都不会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都是土耳其人。＂
他的政治立场也许可以划分为民族主义，土耳其的民族主义意味著视线要朝向博斯普鲁斯海峡以东。我忽然觉得他到韩国留学，学习韩语并非偶然。
以塔克辛广场为中心的示威，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对艾尔多安总理强硬的国政推动表示抗议，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长期以来支撑土耳其的两大板块，欧洲和亚洲之间潜伏著的矛盾。是接受人类普遍（实际是欧洲的）价值＂改造＂自我呢？还是坚持一成不变，保持传统价值生活下去呢？我们对这种两者间的矛盾并不陌生，这也是我为什麽总是望向塔克辛广场的理由。
我为什麽住在釜山？[1]
二〇〇〇年秋天，我和妻子经由京釜高速公路前往举办国际电影节的釜山。我们把车停在休息站走到餐厅去吃饭时，碰巧遇到了认识多年的电影製作人。我们问候了彼此的近况，道别后我回到车裡，妻子问说。
＂他是谁啊？＂
＂嗯，电影製作人。有部新电影开拍，他们正要去釜山祭祀祈福，好像也在那裡拍摄。＂
＂主角是谁？＂
＂主角是刘五性，配角是张东健。＂
＂刘五性是主角？那导演呢？＂
＂他提了一句，但我忘了。第一次听说的人名，叫郭什麽来的。＂
＂电影名字是什麽？＂
＂没诚意的名字，就叫＇朋友＇。不用关注，肯定不卖座的。＂
在当时，这是很难成功的阵容。演员裡唯一的明星就只有张东健，但在当时他还没有一部卖座的电影，而且其他演员也都没有什麽知名度。但比起演员，更让我觉得不怎麽样的是电影的名字。朋友？什麽朋友啊？
但这部电影残忍的打破了我的预测，电影不仅带来了了不起的票房记录，就连电影裡的每一句台词，演员的每一场演技都成了热门话题。
我在预测票房方面，原本就很一塌糊涂。一九九七年，朋友找我帮忙评估一下前辈写的剧本。在我这种一辈子只看小说的人眼裡，剧本就像缺少了某种必备要素、不够严谨的构造物。因为我缺少能够利用画面和演技想像并填补剧本空白的能力，所以读完以后我的反应很冷淡。对于一九九七年的那个剧本，我没什麽感想，对票房的期待也很低。那个剧本描写的是在爱情裡受过伤害的男女，透过电脑相识相恋的故事，后来角色选用了韩石圭和全道燕，并以《伤心街角恋人》的片名上映了。结果正如大家所知的那样，那年冬天，首尔的大街小巷裡到处都是电影插曲莎拉．沃恩（Sarah Vaughan）的 〈A Lover's Concerto〉。这让我不得不回想起没有看剧本眼光的自己。
后年中秋的时候，家裡意外收到了一箱核桃。曾经打过交道的电影公司，寄来了中秋礼盒。我打开箱子一看，裡面有一张卡片，上面写著剧组在忠清北道的荣洞拍摄电影，当地出演的阿嬷不配合拍摄，总是嚷嚷著要去摘核桃，无奈之下全剧组的人只好全员出动帮忙去摘核桃。可摘完核桃，阿嬷又说要拿去卖，所以剧组就乾脆买下了所有的核桃当作中秋礼盒。妻子问我这次是拍什麽电影，我说了跟《朋友》一样的话，＂只有童星和阿嬷，跟《田园日记》风格差不多的电影，肯定没人看的。不过今年阿嬷的核桃收成可不错，全都被电影公司收购了。＂
我觉得不会有人看的那部电影，在影院还没有现在多的二〇〇二年，创下了四百万的票房，童星俞承豪一跃成为了明星。从那以后，妻子便再也不相信我的票房预测了。
託那位在休息站遇到的製作人之福，我和妻子有机会去中央影院参加了技术试映会，精通釜山方言的妻子被从头到尾写实的釜山话彻底迷住了。但我却只能听懂大概三分之一的内容，电影结束后还要靠妻子帮我翻译。儘管如此，我还是切实感受到了这部电影的魅力。虽然故事的构成多少有些不紧凑，看完电影出来的观众也都各持己见，但从整体来看还是能感受得到《朋友》裡存在的真实世界。不知道这是因为写实的釜山方言的力量，还是因为故事的不紧凑，又或者是导演故意为之的、惊人的执导能力。
那之后过了十多年的今天，我来到釜山生活。在经常光顾的澡堂，和背后刺著龙纹身的大哥并排坐著搓澡，也开始习惯了市场裡不拘礼节随意搭话的大婶。釜山是一个早晚有著截然不同景色的城市，夜晚辉煌灿烂，白天却像一切都静止了似的安静了下来。特别是在白天，几乎看不到跟我年龄相仿的男人。一位牙医朋友告诉了我这个原因。
＂釜山不像首尔那样，有各式各样的职业。特别是自由业，那种职业只有首尔才有，所以如果看到白天有男人在街上閒逛的话，肯定会以为他要麽是收房租的房东，再不然就是游手好閒的小混混。＂
如果我说我现在住在釜山，首尔人肯定会问我＂为什麽＂住在釜山，但没有人会问住在首尔的人＂为什麽＂住在首尔。问＂为什麽＂的理由是因为无法简单的去理解，就好比问不结婚的女性＂为什麽＂不结婚一样。每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我都会敷衍了事，也许是因为连我自己也不知道真正的理由。我究竟为什麽会生活在釜山呢？
有人猜测说，因为我妻子是釜山出身，但事实上她非常强烈的反对釜山行。世上有很多人不愿再回到离开的地方，因为有时返乡暗示了失败和后退。如果是这样，那是因为电影和电影节吗？也有这种可能。最初想要来釜山生活的确是因为釜山电影节，说不定这裡还存在著我对《朋友》裡＂真实＂世界的幻想。如果真的是这样，那釜山市赞助电影公司在釜山拍电影，为申办电影节而做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了。
据说有些流行是先从釜山开始的，然后才慢慢在全国掀起了热潮。《釜山辽阔》（刘承勳，字罈，二〇一三）一书中写道，最早的练歌房机器出现在釜山东亚大学门前的皇家电子游戏厅。一个月后，位于广安里的某营业场所在每个房间安装这台机器后，挂出＂练歌房＂的招牌正式开始营业。汗蒸幕和搓澡巾也是在釜山诞生的，韩国最早的海水浴场也是从一九一三年松岛海水浴场开始的。政治上的釜马抗争[2]拉下了朴正熙政权的序幕，在距离首尔最远的城市爆发的激烈抗争，经由戒严令和卫戍令，短短几天时间就演变成宫井洞的暗杀事件。
如果要选一个近期与釜山有关的热门话题，那应该就是tvN的＂请回答＂系列了。《请回答1997》完美的重现了《朋友》裡贯穿首尾的釜山方言。如果说《朋友》用釜山方言展现了男子汉的世界的话，那麽《请回答1997》则用釜山方言展示出了爱情的世界。应该说，这不是用釜山方言＂也＂可以创造的世界，而是＂只有＂用釜山方言可以创造的世界。这种还是会成为取笑对象的边疆语言，能够进攻首尔共和国中心的现象意味著什麽呢？是标准语的终结？还是被压抑著的什麽回归了？这个问题是最近身为拥有小混混灵魂和收租房东肉体的小说家的我，白天走在釜山街头反覆思考的主题。
编按：此书韩文版出版于二〇一四年，为作者当时状况。
一九七九年十月，朴正熙执政末期，最大在野党新民党总裁金泳三，遭执政的民主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强行褫夺其议员资格。金泳三所属选区的釜山直辖市及邻近的马山市，因而发动大规模示威。
作者的话
二〇一二年秋天回到韩国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比我想象的陌生了。在国外游走了四年多，期间韩国社会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很难具体指出改变了什麽，因为我对之前的原貌就很模糊。大韩民国本来就是一个快速变化的国家，所以几乎找不到可以成为基准的点。改变的不光是街道的风景，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离开韩国的这段时间，我错过了太多事。我只能透过国外的新闻频道和网际网路知晓龙山惨案、反对美国进口牛肉的烛光集会，和所谓的四大江工程。当然，这些对我毫无真实感可言。
奇怪的是，每次我在旅行的时候，韩国都会发生重大事件。记得我在欧洲背包旅行途中，听到旅馆的人说＂你们国家的三丰百货公司倒塌，掩埋了几百人＂时，我还反问他是不是搞错了国家。因为我不住在江南，所以第一次听说＂三丰＂这个名字。崇礼门火灾和天安舰艇被击沉的时候，我人在纽约。今年春天，那些去休学旅行的高中生困在沉没的船裡等待救援的场面，我也是在地球另一端的巴西目睹到的。
因为物理上的距离，那些人的悲痛、愤怒和怜悯经由多道过滤后，才传达给了我。当然，我生活在可以随时找到、看到记录下那些事件的照片和影片的时代，但这与身在韩国是存在著天壤之别的差异的。看与听是远远不够的。若要深入了解一个社会，比起单纯的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则更需要走进它。写出或是讲出一件自己亲眼目睹、亲耳听闻的事后，若不去切实了解人们的反应，换句话说，如果不整理出经验，以此作为基础与他人交流的话，那麽看到和听到的事很快就会烟消云散。我们生活在信息、影片泛滥的世界，很多人相信他们＂见＂到的。但我们相信的东西却像洪水冲来的柜子门板，很快又会顺水漂走，很多时候在我们的脑中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为了看清什麽，我们需要拿出时间坐在书桌前思考。以我至今为止的经验来看，思考最佳的工具就是把想法写下来。
有段时间，我把自己看作是流亡政府的广播频道，我一直以为小说家就是这种职业，偶尔在境外传送自己的讯息，就等于结束了工作。但直到二〇一二年秋天，我的这种想法稍稍发生了改变。我觉得要想正确送出自己的讯息，就必须把探针深深插入我所生活的社会。为此，首先我要做的是去思考自己看到、听到和经验过的一切，然后需要一个用文字表达的过程。所以时隔多年，我决定开始定期向多家媒体投稿。为了在指定的时间交稿，就必须不断地去思考日常生活中我所看到和感受到的事。要想在深思后条理分明的写出东西，就必须强制自己。就这样，重新审阅自己写的东西，最后进行修改。这种循环可以说是彻底的去体验社会和世界的方法了。选出将近一年写下的文章编辑成书，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出版《见》这本书以后，还会以三个月为间隔陆续出版《读》和《言》。[1]正如字面看到的那样，《读》收录了有关书籍和阅读的散文，《言》则记录了我在公开场合演讲的内容。身为小说家不出版小说，而是把写下的文章集合成书，难免会让人觉得扫兴，也多少抹不去像是拳击选手卸下防备迎接对手的感觉。而且我仍旧认为小说的形式是最符合我精神世界的语法，但在准备散文系列的过程中，也让我领悟到散文也存在著只能用散文形式表达的部分。这本书收录的文字与其说是我的思考的尽头，倒不如看成是展开新对话的始发点，所以希望读者能以宽容的心来阅读。
二〇一四年秋，海云台
金英夏
编按：此为韩文版出版间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