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慢慢地走著。她不是对人生重要的问题思考很久的那一类型，但这次却不同。人生中总会有像在篮球比赛中想高喊「暂停！」的瞬间，现在就是那样。比赛虽还没有被逆转，自己仍占上风，而且比分有差距，但她能感觉对手正努力追赶，加上赛场的气氛正倒向对手。如果持续下去，也许结果会被逆转，而且再难翻盘。
究竟是从哪裡开始出错的？每次为了换工作填写履历表的时候，她都会回顾人生最初开始发生扭曲的瞬间是在何时。有时她会觉得应该不是履历，而是因为跟家人的问题。每当此时，她都会归咎到母亲身上。
玛丽的母亲从二十岁后半开始就为忧鬱症所苦，直到八〇年代末为止，她都不知道那是疾病。自从知道那是一种病症之后，她开始接受药物治疗，但也没有好转多少。忧鬱症就像厚重的棉被一样，压在每一个家人身上。尤其是她的父亲，把与力道山同一天生日视为唯一荣耀的张益德，只要想起躺在黑暗房间裡的妻子，心情就会无比沉重。玛丽的母亲是典型的忧鬱症患者，每天晚上无法成眠，而因为睡不著，渐渐被更悲观的想法所困扰，形成更睡不著觉的恶性循环。玛丽的父亲去教堂找神父商谈以后，才知道自己的妻子得病的事实，可是就算知道了，也没什麽用。父亲曾在首尔读大学，毕业以后却回到故乡光州，承接酒类批发的家族事业。他成长于无法理解忧鬱症之类不正常疾病的环境，他推想忧鬱症是不是喝太多酒宿醉之后随之而来的忧鬱，他所能理解的极限仅止于此。他从事的酒类批发生意充斥著流氓和硬汉，他自己虽然不是流氓，但与身边的流氓经常维持良好的关系，而且也唯有如此生意才能搞好。
「喝酒的时候，不是需要在地上洒点酒表示敬神吗？除了那点酒之外，其馀的都可以看成是税金，买的时候徵收不就行了，还要徵收什麽附加增值税？」
说他的一生是与税金斗争的过程也不为过。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归纳张益德这个人，那大概就是「无资料」。他不相信收据或帐簿之类的东西，用大学笔记本代替了帐簿，上面写著类似暗号的文字和数字，而毕生累积的人脉就是收据。他活著的世界，并不是因为遗失收据所以还得再重複缴纳税金的地方，也不是因为帐簿上没有纪录就可以赖帐的地方，更不会因为无法证明，而拿不到该拿的钱。那个地方虽以刀子和脸孔代替现代的契约关系，但也有极具效率及合理的部分。
「国家就像山贼一样，最好不要遇到。」
他塞了几张一万元的纸钞给取缔交通违规的警察后，对女儿说：
「遇见的话，就会像这样被咬。」
「反正也只是几万元，有必要这样做吗？罚单寄来以后再去交钱不就好了？」
他好像难以理解的样子，直看著女儿的脸说道：
「那不就会留下纪录？」
不只玛丽，任谁都无法改变他的人生哲学，如果有人想要纠正，就得听他说一整天的山贼论。比如像这样的长篇大论：
「如果有群山贼只治理村落一个星期，那这些家伙大概不到一天就会让整个村子倾家荡产；但是如果治理一年，他们就会等到秋收的时候，还会让村民活下去；如果治理十年，他们就会制定计划，因为不能大家一起饿死，所以会给村民食物和衣服；如果要治理三十年，他们就会关心要不要生孩子的问题。治理三十年的山贼，那就是国家啊！」
「既然要在山贼底下生活，那治理时间长的山贼比较好，对吗？」
玛丽如此问时，张益德咧嘴一笑，给了模稜两可的答案：「啊，话是这麽说没错，但你不要到处去嚷嚷说是爸爸教你的。」玛丽心想，对他而言，逻辑并不重要，只是需要不缴税金的藉口罢了。那时还是施行国家保安法的年代，说这样的话可能会尝到苦头。
在某种层面上，他和以后成为女婿的基荣，可说都是同类的幽灵，无论用何种方式，总是努力不与国家发生衝突。父亲虽然经常有一年赚好几亿的时候，但他永远都是缴纳最低的附加增值税而已。他注册了几个企业，将收入分散。他也未曾忘记国税局职员的辛劳，在过年过节时前往拜访。可是用这种方式逃漏税的父亲，却对妻子的忧鬱症没辙，他只要一回家，看到妻子躺在用厚重窗帘遮住的阴暗房间裡，就会被深深的无力感所包围。他曾勉强拉著妻子外出散步，也曾炖中药给妻子喝，但毫无成效。
他有时会想，是不是因为自己将一个原本好好地在首尔读大学的女人强拉到地方来，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病情。他曾为此感到歉疚，有时在生气的时候，也曾心想要不就离婚算了。妻子在首尔出生、成长，在遇见自己之前，应该从来没有想过会南下光州，成为一个酒类批发商的妻子，但无论如何，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他虽然相信绝对不是因为如此才让她罹患忧鬱症，而且额外研读过临床心理学的本堂助理神父也曾这麽告诉他，但他心裡面始终无法释怀。
但孩子还是出生了。玛丽是老么，学校成绩也最好，高中的时候，还曾数次得过全校第一名，父亲总是有意无意地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女儿。玛丽最后考上首尔的大学，离开了家。他们的大儿子，也就是玛丽的大哥正硕，五岁时因为跑在赶著去救火的消防车后面，不慎被后方跟著的消防车撞倒，脑部因而受伤，虽然接受过几次手术，但最终还是被判定为智力残障一级。老二仁硕是个阴沉的孩子，喜欢自己一个人安静地读书或者玩耍。他总是能在堆放烧酒箱子的仓库裡找到藏身的地方，在那裡窝一整天。他对仓库的每个角落都很熟悉，因此只有他豢养的珍岛犬能找到他。仁硕成绩虽好，但没有到首尔读大学，而是选择留在父母身边，就读地方的国立大学。可是玛丽不一样，她完全不像母亲，反而遗传到父亲天生的乐观性格。她开朗活泼，各方面都非常积极，无论面对什麽都不轻易屈服，喜欢夸示和炫耀，从不服输。
但在另一方面，她因为母亲的忧鬱症而承受严重的压力。事实上，每天从学校放学回家以后，去看望躺在房间裡的母亲这件事，就让她觉得非常可怕。她向母亲请安，但母亲从来没有反应，只会把棉被拉到眉间，每当此时，玛丽一方面畏惧母亲会不会已经死了，另一方面，她还得跟希望母亲就此在棉被裡安静死去的念头天人交战。反正母亲不是已经没有希望了吗？她跟母亲请安之后转过身来，大哥都会站在那裡傻笑。儘管他完全没有恶意，但偶尔他连自己房间的门是开著的都不知道，就躺在那裡面自慰。玛丽更多时候觉得他不是人，而是一头大猩猩。他的体重也逐渐增加，在她离开家的时候，已经快到一百五十公斤，从那以后，没有人知道他的正确体重，因为他非常厌恶站上体重计，所以没有办法把那庞大的身躯架上去。家裡有大哥专用的厕所，因为他的体重过重，用陶瓷做的一般马桶会被他压碎，所以只能使用以强化塑胶特别製造的马桶。玛丽心想，如果不是母亲得了忧鬱症，哥哥也不至于胖到这种程度。她虽然从未说出口，但当时她的梦想就是离开家，尽可能去到遥远的地方，她也知道想要实现这个梦想，唯一的方法就是成绩要好。
她一上了大学、离开家、摆脱掉母亲的阴影之后，隐藏在她内部的天生乐观突然又为之复活。无论遇到如何艰难的事情，她都会喃喃自语说「都会变好的，没什麽大不了」。她也曾在日记裡信手写道：「话语非常重要。话语改变，行动就会改变；行动一改变，命运就会随之改变。」
入学典礼那天，校园裡充斥著棉花糖摊贩、底片摊贩和拿著中型照相机的摄影师。在这混乱的场面结束隔天，彷彿云开雾散一样，她要就读的大学赤裸裸地显示在面前。日据时代建成的漂亮砖牆建筑只有几幢，而依靠西方援助草草建成的廉价水泥建筑，处处出现裂痕，正等候著她。遮挡低劣建筑的杜鹃花和木莲尚未绽放，越过北侧低矮山丘吹来的风，顺著空旷的马路颳向校门。创校者的铜像十分难看，图书馆前的广场并未铺上地砖，代之以覆盖了黑色的柏油，是为了避免遭学生破坏。一九八六年初，以新登场的新民党为中心，提议修改宪法让总统直选，如此的潮流引发五．三仁川事件[1]，但新生张玛丽并不知晓这个情况，只有图书馆牆上贴著的残破大字报，暗示即将到来的剧烈政治变动。拍摄光州屠杀现场的NHK纪录片虽在各处上映，但对于从光州上来的她而言，并没有什麽新鲜或令人感到衝击的内容。
开学典礼当天，十九岁的张玛丽最感兴趣的，反而是皮鞋公司Esquire举办的「美姿美仪教室」，报纸下端的大幅广告，向刚进入成人行列的她如此问道：
「你是否具有下列七种美丽的步姿？」
走路时鞋尖先接触地面。
走路时双腿伸直。
走路时双膝之间微微碰触。
走路时脚步轻盈，尽量走一直线。
走路时挺起腰部和胸部。
走路时手臂以十五度角摆动。
走路时抬头望向前方。
「您的步姿如何？人们注视著您的步姿，评价您的个性、涵养和知性。美丽的步姿从舒适的皮鞋和正确的姿势开始。」
看完广告的玛丽，突然对自己的步姿感到羞愧。这七个项目都太过陌生，她第一次得知，走路的目的不只是从一个地点移动到另一个地点。广告上说，步履可说是一种表现个性、涵养和知性的语言。她知道自己首先应该需要一双得宜的高跟鞋，代替耐吉运动鞋。她去明洞买了一双Esquire皮鞋，拿到指导韩国最优秀女性模特儿的美姿美仪教室门票。上课的地点是在狎鸥亭洞，时间则为下午两点和晚上七点半，一天两次，她选择了晚上的时间。她穿上鞋尖光亮的新黑色高跟鞋，坐上从新村到狎鸥亭洞的巴士。巴士开过汉南大桥，行经新寺洞，往狎鸥亭洞驶去。尚未开发完成的江南就好像掉了牙齿的口腔一样，耸立零星的建筑，每栋新建的大楼都贴著「租赁」的巨大字样。有人批评没有绿地、只有大楼充斥的江南，就如同巨大的砖块堆放场一样，正被滥行开发，但在她的眼裡，新寺洞和狎鸥亭洞反而因为没有绿地更显其不凡。青绿俗气，灰色才代表前卫。那是个拥有华丽招牌，尽情展现时尚感的女人开车行驶在宽广大道上的地方。她立刻就被江南所吸引，如果不是那天发生了小小的事故，也许她的人生就会完全不同。
她在现在改名为Galleria（以前叫汉阳）的百货公司前下车，边走边观看麦当劳和必胜客等美式连锁店的招牌。新买的鞋子自然不合脚，后脚跟已经开始疼痛起来，她正怀疑自己这种状态能否接受美姿训练的那一刹那，高跟鞋的鞋跟卡在人行道砖块的缝隙之间，右脚踝因此扭伤。那时也如现在一样，她的关节只要受到小小的衝击，都会轻易受伤。如果她当时坐下按摩脚踝，让筋肉和韧带放鬆下来的话，应该立刻就能缓解，但她因为羞愧，忍住疼痛继续行走。她觉得聚集在巴士站和麦当劳前面的人群似乎都在看自己，结果没走多久，她就不得不坐在花坛边缘的石头上。零下三度的寒冷天气裡，她穿著膝上的短裙，而比起脚踝的疼痛，无法参加美姿美仪教室课程的事实更让她生气，从而流下几滴泪水。她脚踝痛得无法行走，轻轻摸了一下，脚踝已经肿起来了。她坐在花坛边缘的石头上，努力装出泰然的神情，好像在等朋友一样，撑了好一会儿。但太阳西沉后，寒意渐浓，这个没有任何人会帮助自己的城市，让她感到恐惧。直到方才为止还吸引著她的江南，原来只是一隻冰凉而冷漠的水泥怪物，没有一个人向她伸出援手。她觉得再这样下去会被冻死，于是果断脱掉高跟鞋，放进包裡，赤著脚一跛一跛地走在零下的街道上。她虽然穿了丝袜，那也跟打赤脚没有什麽不同，人行道地砖冰冷的温度直传入她的心脏。狎鸥亭洞时髦的居民没有一个人过问赤脚走著的她，那种都市裡冷漠、缺乏好奇心的态度让她惊异万分。在光州的忠壮路，如果有某个女人瘸著腿赤脚走路的话，早就有人背著她或者叫计程车把她送回家去了。可是在狎鸥亭洞，没有一个人正眼瞧过她。她赤著脚一瘸一拐走过斑马线后，扶著初栽下没多久的银杏树等候公车，却许久未见踪迹。公车终于来了，在历经千辛万苦之后，她才得以回到新村的下宿房[2]。
如果那天没有扭到脚，顺利学到优美步姿，继续对江南保有美丽可亲印象的话，那之后会变得如何？她曾经想过，也许自己的命运会有一些不同吧？如果脚踝没有扭到，她也不会在下宿房裡躺了好多天，更不会跟带她去医院的同乡学长加入学生运动社团。她那时感觉自己被江南或首尔这个都市所遗弃，正当此时，许多挺身而出帮助她、并且与她说著同样方言的人出现，她自然感到欣喜。
她也曾经想过如果没有生下贤美，人生会变得如何？如果母亲没有得忧鬱症、如果没有遇见基荣，不，如果没有来首尔上大学……到底是从哪裡开始出现问题的？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好，换个问题吧！如果我再回到二十岁，又会如何？她站在斑马线前反覆思量，大概……她为自己太快浮现的结论感到些许惊讶。也许不会参加学生运动之类的东西吧？学英语、週末打网球、暑假和游艇社团的男学生去参加营队，和马上就要去留学的有钱人家儿子谈恋爱，然后和在旁边嫉妒他们的更有钱的少爷结婚，远离韩国。出去以后，拿到社会学或心理学的学位，回来韩国，现在大概在大学教书吧？不会像现在一样，换了各种工作，转眼间就到了四十岁。无论是在当保险业务员，还是像现在一样当汽车销售员时，不，甚至在支持金日成主义的大学学生运动时期，她都没有一样事是能做好的。无论在哪裡，她都没能崭露头角。读高中的时候，因为成绩优异受到全校老师锺爱的她，为什麽在那以后，不管在哪从来都没有大放异彩？这会不会是谁的阴谋？她实在无法接受这所有事情都是因为自己的错才如此的结论。一定是某个人执著的恶意、某隻看不见的手，悄悄地扭曲了她原本一帆风顺的生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哔哔哔哔。玛丽听到告知斑马线已经变为绿灯的声音后，下意识地向前迈开脚步，大概走了四步左右，一辆圣塔菲从她鼻子前面驶过。这绝非比喻，而真的是距离她的鼻子不到几公分的差距，而且完全没有减速。她的眼前一片漆黑，就像电影裡的淡出一样，车子行经的强风使她身体摇晃。因为吓了一跳，玛丽转头向右，怒视著差点撞到自己的圣塔菲，但是一名警察站在那裡。警察慢吞吞地走向第三车道，等到圣塔菲的速度降低之后，将车引导至路边。警察取缔违规车辆的场面，跟猎熊有些相似，看起来虽然动作缓慢，但却精准地捕捉目标。警察走过去，驾驶座的车窗缓慢降下，张玛丽深吸了一口气，慢慢朝他们那裡走去。啊！上班的时候才向警察借了香淤，她想到此，嘴角微微上扬。她走了过去，如果圣塔菲的驾驶人狡辩自己没有违规的话，她一定会站出来作证，这辆车明显违反交通信号了！直到那时，她可说还保持一定程度的从容。警察悄悄注视向自己走来的张玛丽，圣塔菲的驾驶人也佯装不知道发生什麽事，还把头伸出车窗外，环视左右。张玛丽原本以为车主会是个年轻强壮的男人，但意外的是，驾驶人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人。她身上穿著深V字的PRADA风格黑色套装，精心修剪的层次分明短髮，包裹著小巧玲珑的面孔。她向走过来的玛丽露出敌意，却向警察撒起娇来。
「我因为有急事才那样的，考上驾照也没几天，您看！」
她眼裡泛著笑意，将驾照递给警察，却留意著走上前来观察事态发展的玛丽。警察受不了玛丽尖锐的沉默，终于向她问道：
「有什麽事吗？」
她尽可能保持沉著，清楚地说道：
「刚才这辆车在斑马线上差点撞到我了。」
警察看了她打著石膏的手臂，又看著她的脸。
「所以呢？哪裡受伤了？」
「不，虽然没有受伤，但差点就被撞死了。」
玛丽的音量稍微提高，这时PRADA插嘴道：
「那是因为大婶您绿灯还没亮就窜出来，所以才那样的，您应该看著信号……」
她突然感到怒不可遏，这恐怕是一般女人毕生只会经历几次的那种愤怒。她的右手就像被踩到尾巴的毒蛇，迅速伸入驾驶座，抓住话还没说完的PRADA的飘逸秀髮，用力摇晃。啊！女人大声尖叫。玛丽丝毫不在意，抓著她头髮摇晃，然后指著贯穿十二线车道的斑马线，大声叫道：
「喂，你去那裡站一天，看看有没有哪个疯子会闯红灯！啊？现在你跟我道歉都太迟了，还在那边说什麽？」
要不是警察急忙把她拉开，可能驾驶人那头柔顺秀髮就会掉一大把。玛丽很遗憾的放鬆抓住头髮的蛮力。那个女人头髮披头盖脸的，一副吓傻了的样子。警察将玛丽拉开后，像足球比赛的主审一样严肃警告她：
「你这是干什麽？再这样的话，我要当暴力事件处理了。」
她的眼泪夺眶而出，突然觉得所有事情都好委屈。是自己差点被撞死，警察却站在年轻女人那一边。这个世界好像都合起来责备、攻击自己，甚至连警察都把自己当成假装受害去恐吓别人的人。警察阻止坐在驾驶座的女人想要开门下车的举动，并且说道：
「小姐，我不开你罚单，你走吧！」
PRADA这时才用手大致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髮，然后再次把手放上方向盘和排档杆上。她粗暴地将排档杆拉到D档，斜眼瞄著玛丽，自言自语似的说道：「真是什麽人都有啊。」然而，她仍不忘向警察眯著眼微笑。
「那麽，辛苦您了。」
玛丽追问警察：
「为什麽把她放走了？」
警察瞪著玛丽说道：
「大婶，你的身分证让我看一下。」
圣塔菲发出轰隆隆的声音，排气管冒出烟雾，扬长而去。
「啊？我为什麽要让你看身分证？我做错了什麽？」
她气急败坏地问道。
「这个嘛！请给我看一下。」
「你有那个权利吗？警察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很久没有这种怒髮衝冠的感觉了，可是感觉一点都不痛快。敌人消失了，却与一个不相干的人争吵著。就在那时，有人走上前来。
「对不起，请问发生了什麽事？」
玛丽一听声音就知道是谁。经理轮流看著玛丽和警察。
「她是我们公司的职员，发生了什麽事？」
那是成功男人身上才能听到的温和严肃语调。警察以和对待玛丽完全不同的郑重态度说道：
「啊！是您公司的职员吗？您把她带回去吧！」
警察解释玛丽妨碍执行公务，经理只是默默听著。她放弃辩解，跟著经理越过斑马线。
「张玛丽小姐。」
经理说道。
「嗯？」
「最近有什麽事吗？」
她感觉自己又要发火了，血液又开始逆流。大家总认为女人生气一定有什麽不正常或感情用事的成分，她觉得这种偏见十分不恰当。违反交通规则的人是那个该死的圣塔菲，而不是我。而且警察刻意忽视市民正当的抗议，放走了违规者，我只是对这个事实感到愤怒。她把头转向经理那一侧，想要吐出这些话，但突然间觉得只是徒劳，因而作罢。而且，再说，她不也真的发生「什麽事」了吗？
「什麽事也没有，只是太生气了。」
「张玛丽小姐，你也知道我们是服务业，我们的职业不就是要面对人吗？请你控制愤怒的情绪。如果连愤怒都掩饰不住，如何能控制其他的感情呢？」
这些话虽然都对，但她的愤怒更加濒临失控边缘了。你那麽厉害，为什麽吸大麻呢？她好不容易才按捺下想嘲笑他的心情。两人无言地走过展示厅，回到办公室自己的座位上。她虽强烈的想要吸淤，但不想又被坐在后方的经理抨击，深呼吸几次后，才勉强忍住，然后努力回想成旭和他的身体，他的味道和肌肤纹理，还有关节的动作。脑部的中枢不知是不是已经知道玛丽的意图，开始分泌出多巴胺，愤怒逐渐平息下来。她直到昨天为止还觉得成旭的提议不可能、不像话，此刻却开始认为这彷彿是对这个世界痛快的复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