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荣在一九八六年进入大学，前一年，即八五年时，他就开始在鹭梁津的补习班补习，准备大学入学考试和学力检定。他虽然没有从平壤外国语大学毕业，但主修就是英文，而且因为平时就很喜欢数学，所以这两个科目没有什麽困难，但其他科目就没那麽好应付了。如果考试以问答题为主，对他这个不太了解南韩某些词彙的人来说，有可能相当不利，但还好当时的大学联考全部都是选择题。而且只要一想起十分严格的四年情报员班生活，坐在温暖教室裡学习的时间就备觉珍贵。不仅如此，诸如「政治经济」和「国民伦理」等科目，对他适应南韩社会也有帮助。国家和社会优于一切的「国民伦理」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只要把应置入「首领」和「党」的位置放入「国家」和「民族」即可。南、北韩的伦理就像马克．吐温的《乞丐王子》一样，一见面就能认得出彼此。
他没有遇见让他分心的女人，也没有可以一起喝酒的朋友。他努力读书，那年冬天，他考上延世大学数学系。潮湿的寒风冻僵耳朵的冬日，他在四处还有残雪的大运动场旁公告栏上，看著录取者名单。那些十九岁的孩子在旁边吱吱喳喳地吵个不停，他们打电话确认了自己是否录取，但却一定要来亲眼看看自己的号码。金基荣知道为何一定要把在平壤外国语大学名列前茅的自己调到一三〇联络所的原因，因为他们需要能顺利进入南韩优秀大学的情报员。
金基荣模式是种冒险。平壤注意到当时正快速成长的南韩学生运动，认为有必要改变情报员的养成方式。过去是以伪装海外侨胞、卧底间谍和本地共产主义者为主，现今则索性将训练好的情报员以新生的身分植入学校，与学生运动份子一起成长。这是充满野心的计划。时值一九八六年，首尔大学学生金永焕掀起的主体思想狂潮席卷全国。
首尔的大学生活华丽耀眼，黄色的迎春花在三月底开始绽放，杜鹃也竞相含苞待放。成群的新生以原色花田为背景拍照，因背景太过灿烂，连十九岁的青春也黯然失色。四月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下著濛濛细雨，盛开后的木莲花也会轻折花枝，凋落在地。越过小小的山丘，就是女子大学的后门，那裡的紫丁香花丛散发强烈的香气，随著南风飘来。基荣有时会坐在医学院后方又名屠格涅夫的山丘上，读著从图书馆借来的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与七〇年代韩国作家的小说。而他即便一个人呆著也没有人来找他的事实，让他觉得十分奇妙。在平壤，所谓的幸福是当有人叫唤自己的名字时，能够正常的回答，那麽直到下次自己的名字再被呼叫时，都可以安心。但是在首尔，只需要去上课，其馀的时间都是自由的；当然，就算不去上课，也没有人会说什麽。既没有每天晚上举行的检讨，也没有必要刻意找出自己的失误，坦承认错。
到了五月，校园裡变得人心惶惶，飘来充满催泪弹气味的日子开始增多。要求修改宪法条文，主张总统直选的示威游行，从仁川开始扩散到全国。暴风前夕即将到来，那些年轻冒险家以热情和信念为武装，将革命的精神大胆吸进肺裡，但基荣丝毫未能察觉大学城的如此变化，他的眼裡只看见满山遍野的樱花，和穿著美丽迷你裙的年轻女学生。他不知道一九八四年以前的大学是什麽模样，那时没有学生会；学生护国团代表是受官方控制的；镇暴警察在校园裡和学生一起吃饭；几名敢死队成员打破图书馆的大型玻璃窗，用粗绳绑住自己的身体，四处散发印刷品，最后遭到逮捕。他未曾生活在那个时代。在滑稽的喜剧电影中，正进行时间旅行的主角群正好降落在重要的历史瞬间，他们到达的世界裡是架好柴火要将圣女贞德烧死，或者拿破崙皇帝正要向滑铁卢进军的时刻。在某种层面上，基荣可说和这类人相同，不同的只是他完全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麽事情。
在繁花凋谢、天气持续炎热的六月某一天，他敲了敲学生会馆「政治经济研究会」的门。在烟雾瀰漫的社团房间裡，四个男学生和一名女学生迎接了基荣，那个女学生就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张玛丽。一位学长笑嘻嘻地对他俩说：「你们都是新生，好好相处吧！可是不要谈恋爱。」基荣和玛丽后来再次相逢的时候，几乎同时想起这句预见他们自身命运、半是认真半是开玩笑的话。就如同许多恋人一般，他们将俩人的恋爱漆上「命定相遇」的涂料。
他坐在社团房间裡嘎吱嘎吱作响的木椅上，与他们交谈。房间裡瀰漫著烟臭味，角落裡滚动著可携式瓦斯炉和黏著几根乾掉拉麵的铝锅。在侧面遭老鼠咬过的旧沙发上，放置著卷好的卡其色睡袋和木吉他；牆上并排装饰了男人跳著面具舞的吴润版画複製品，以及申东烨的诗《金刚》。他被问到为什麽想进来这个社团、故乡在哪裡之类轻鬆的问题。一个大三的学长补充说他们学习政治经济学，重视的并不是死学问，而是活的实践。基荣则回以平时自己极度关注这个社会的矛盾，但仅凭一己之力实在无法知晓那究竟是什麽、是从何处开始出错的，因此想寻找一起学习的人。学长们原本就在等待新生的加入，对基荣的回答自然满意。他们带著基荣到学校前面的酒吧喝了米酒。几个月以后，他第一次跟著学长参加了示威。
「你跑得很快嘛！」
学长对边躲著催泪弹，边敏捷奔跑的他讚叹不已。基荣从此就降低了速度，也放鬆了丢石头的肩膀。一年级放寒假前夕，一个故乡在木浦的前辈走过来对他说：
「你现在需要更有深度的学习。」
「是吗？」
「仅凭热情和正义感，是无法改变世界的。我们需要能指导大众并且武装工人的革命思想。」
基荣跟著他去了空教室。那裡混杂著在示威现场经常碰头的其他社团成员，以及一些陌生的脸孔。其中一名脸孔晒得黝黑的男人走过来，跟他握手。
「很高兴认识你，我叫李德洙。」
李德洙首先告诉他们注意事项。参加这个聚会是祕密，甚至对社团的其他成员也得保密。从现在起，各位是革命的先锋，应该对此感到骄傲。先锋应将自己锻炼如钢铁，并成为大众的模范。
但在基荣的眼裡，他距离钢铁般的革命先锋尚远。他的眼神虽有力，但也只是个心怀畏惧的二十三岁大学生而已。
「我们当前的目标，就是要将金日成主义当作革命思想，完成南朝鲜革命，将美帝从这片土地上驱逐出去。」
接下来，李德洙又说明了缩写和简称，他们将金日成称呼为KIS，将金正日叫做亲指金同（亲爱的指导者金正日同志），将主体思想称为主思或Sub，将北韩称为NK。基荣静静听著，并记下他们告知的事项，但因为空教室裡充满夸张的严肃气氛，让他感觉这所有情况都不真实，而是一场闹剧。这些人真的是能颠覆南韩体制的革命先锋吗？就凭这些软绵绵的年轻人？他们真的能忍受那个罪大恶极的安企部的拷打，颠覆暴力的国家体制吗？基荣无法置信。他在北韩看到的革命家都是如同吴振宇和金日成一样超过七十岁的老人，当然金日成开始从事革命是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因为大家只能从《血海》等歌剧裡看到那些形象，因此完全没有现实感。总之，基荣成为了NL[1]阵营的活跃份子。
研讨主要利用晚间进行。白天虽然参与了学生会或社团等正式的组织，但晚间另外和负责培训的小组见面，研读主体思想。他们就好像宣告不治之症的医生一样，拘偻著身子祕密见面，研读金日成的抗日斗争史，交换著充满敬畏的视线，很快就称呼金日成和金正日为首领和将军。这些在成长时期彻底接受反共教育的二十二、三岁南韩年轻人，说出这些称呼的场面，正如同娴淑的女人公然说出性器官的俗语一般，让人觉得非常淫荡。即便刚开始时觉得有些难以启齿，但在说出口之后，反而会尝到违反禁忌的快感。基荣自然不同，他反而必须隐藏刻印在自己灵魂深处的思想刺青。因为他成长于不需要以暗号称呼金日成和金正日名字的地方，偶尔还理所当然地将这神圣的名字加上敬称，因而遭到对保密极为敏感的前辈警告。他跟别人一样，学习犹豫不决地紧闭双眼，低声都囔著「伟大的金日成将军万岁」的方法。他们就像朝背叛者捅上一刀的帮派流氓一样，让自己成为犯下罪行（他们明显违反南韩现行的法律）的共犯，藉以保障彼此的安全。也许比起学习这些思想，这个部分才是更重要的程序吧。因为金日成主体思想是最危险的，所以反而传播得更快。
在这个政治集团中，基荣被认为是虽然不出色但却十分忠诚，而且守口如瓶，那是最受欢迎的成员类型。太爱提问，或者大肆宣传自己成为政治团体正式成员的人，是受到排斥的对象。他不是这种人，也无法成为这种人。他只是偶尔质疑主体思想是世界哲学史上最伟大的思想一事而已。指导者虽然是前辈，但事实上年纪与他相仿或者更年幼，对于他的问题总是轻轻一笑带过。他虽然小心翼翼地提出问题：所有事物和思想都应经过辩证法加以改变和发展，为何到了主体思想，这所有的过程都为之停止？但因为这个问题已经有太多人问过，他们已经准备好答案。他对他们那充满热情，但是越听越觉得没有说服力的答案频频点头。这些人对于主体思想的迷信和盲从，反而让他对自己思想的信念产生动摇。仅读了几本内容贫瘠的小册子，以及韩国民族民主战线广播的低劣录音纪录，怎麽可以对于所有事情，甚至连历史的终结都可以如此确信不疑？但是仍有前辈说那就是主体思想的力量，和艰涩难懂的资本主义哲学不同，主体思想就是为了让人民能够轻易接受而创造的新哲学。他只是为了不要被怀疑而掷出的几个问题，就像迴力镖一样转回，锋利地插入他的胸膛。
他根据最初的命令，成为主思派的成员之后，党裡面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向他下达任何指令。他独自躺在熄灯的下宿房裡，思考著平壤希望自己做的究竟是什麽？但是当时他无法理解这个充满反讽的命令真实意义为何，身为劳动党员的自己为何不去指导这些人，反而要他学习主体思想？直到许久之后，他才导出结论，也许李相赫等平壤高层所希望的，并非要他去指导南韩的学生运动，而是要自然累积一定的经历和人脉，成为典型的南韩人。他心想也许一三〇联络所还希望他能有违反集会游行法的前科，就像以疤痕为傲的波利尼西亚战士一样，如果想完美地模仿某个人，就连他的伤口也不能错失一样。但是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他从来都没有被逮捕过，因为他原本就受过这样的训练，而且确实不太引人注目。在酒席上数人头的时候，他经常会被遗漏。甚至还有其他人谈笑了好一阵子，突然看到基荣也坐在那裡，问他是什麽时候来的。但即便他是如此没有存在感的人，还是有几个人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他们这些年幼的主思派虽然以悲壮的表情参加「大会」，传阅文件，参加示威，丢掷汽油弹，但事实上他们仍只是留有青春痘痕迹的早熟少年。他们一起吃辣炒年糕，谈论喜欢的女学生，去电影院看《英雄本色》等香港电影，并为此感到热血沸腾。到了传统节日，他们会把没有家人的基荣带回自己家，请他吃年糕汤。
某个夏日，当时假名叫「锤子」的基荣，和两个朋友去仁川月尾岛玩。其中一个不修边幅的友人假名叫「喜鹊」，名称取自李贤世的漫画，另一个友人假名是「嘴巴」。沉醉于烧酒和海风的喜鹊，躺在海边的长椅上，突然问道：
「你们觉得革命的那个日子会到来吗？」
喜鹊的哥哥比他更早投身学生运动，是一个坚定的活跃份子，也是少数派PD[2]核心理论家的一员，据说他曾反对当时为高中生的喜鹊上大学。上大学要干嘛？要成为资本主义的走狗吗？与其如此，乾脆立刻进入工厂从事劳工运动。哥哥经常怂恿喜鹊，你看看我，虽然上了大学，立刻就被退学，在工厂裡工作，我还经常后悔太晚来了，你儘快成为劳工，和我一样心安理得地从事阶级斗争吧！他们全家住在一间连书桌都没有的房裡，对于从小挨著肩一起生活的喜鹊而言，哥哥充满压迫感的话令人难以忽视。喜鹊的哥哥抢走了他的教科书，把作为书桌的苹果箱子拿去扔掉。哼！自己上了大学，却要我别上？上大学以后被退学，和从一开始就不上如何相同？喜鹊因著叛逆心理，在哥哥看不到的地方，更加努力偷偷念书，终于考上了大学。他虽然获得了比平时的成绩更高的分数，但一进入大学，也和哥哥一样投入学生运动，从来没进去过教室。只是他选择了与哥哥不同的政治派别，成为NL，立即接受了以主体思想为「思想原理」。
嘴巴向喜鹊说道：
「革命的那个日子……总是会到来的吧？」
听到这话，喜鹊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啊，其实害怕革命的那个日子到来。」
「为什麽？」
「……不能去我喜欢的漫画屋，也不能打电动玩具了。」
如果是神智清醒的状态，嘴巴一定会神色严肃地兴师问罪，但此时他也只是点点头。
「那些事情都不能做了。」
「就算我们驱逐美帝、打倒独裁政权、粉碎帝国主义和封建体制，就算那个人民成为自己命运主人的世界到来，之后又要做什麽呢？不会太无聊了吗？」
基荣默默地听著他们的对话。早晨七点随著鸣笛声起床，一起去职场上班；星期天则只有在党中央委员会做出决定时才能休息；每天晚上聚在一起检讨一天的日程，这样的世界你们是不会理解的。当然，即便在那裡也能充分找到生命的乐趣：在空地上打羽毛球、冬天滑冰，也可以和朋友一起踢足球，但是不能窝在小房间裡看A片，也不能用耳机听老鹰合唱团的歌，更不能看暴力的日本漫画。
嘴巴突然意识到基荣也坐在旁边，戳了戳他的腰部。
「你怎麽想？」
「这个嘛，那些事情大概都不能做了吧？就像喜鹊说的，一定会很无聊，但是那时也一定能找到乐子吧？」
过了很久以后，基荣还会想起那天在月尾岛的对话内容。海风中充满醃青花鱼的味道，在勾肩搭背、摇摇晃晃唱著歌的休假士兵之间，在亲吻爱抚的恋人之间，他们三人担忧著根本还没到来的革命以后的日子。年轻革命家们担心的「革命的那个日子」终究没有到来。代之以国际货币基金进驻，如同一九四五年美国军政时期[3]一般，南韩完全为之改变。相较于现在的南韩，基荣第一次看到的八〇年代的南韩，反而与当时的北韩更相似。公司大部分保障一辈子雇用，大学生几乎不需担忧就业等问题，用进口大理石装潢大厅的银行和大企业，看起来似乎永远不会消失，子女奉养父母，父母在子女面前具有权威。总统在体育馆裡获得压倒性的支持当选，在野党有名无实。大部分人对于国境以外的世界毫不关心，北韩「按照我们的方式生活」的口号，在八〇年代的南韩也同样适用。在资源分配方面，因为较诸市场原理，国家的决定更为重要之故，公务员的腐败愈发严重，贿赂和诈欺比比皆是，这些情况都和北韩极为相似。高中生、大学生都被编入学徒护国团[4]，一个星期有几天要穿著军训服上学。全体国民一个月有一天要接受民防卫训练，这也与北韩没有不同。为了防范空袭而实施的灯火管制训练，让首尔和平壤每几个月就会有一晚要变成黑暗的世界。
可是现在的南韩和八〇年代的南韩几乎没有什麽相似之处，事实上，简直是一个全新的国家，当然也变成和北韩完全不同种类的国家。也许比起北韩，南韩更接近于新加坡或法国吧。结婚的夫妻不生孩子，人均国民所得接近两万美元，银行和大企业的命运也混吨而不可预期，每年有数十万外国人为了结婚和就业来到韩国，想要在英语圈国家读书的小学生每天从仁川机场离开。在釜山可以买到俄罗斯生产的手枪，用网路寻找性伴侣，用手机收看冬季奥运会的实况转播。联邦快递运送旧金山生产的摇头丸，半数以上的国民投资储蓄型基金。最高领导人只是连承受讽刺的能力都付之阙如的受嘲对象，为劳工阶层代言的政党在解放后首次进入议会。如果基荣首次被南派的一九八四年，有谁预测二十年后的南韩会变为这种社会，大概会被视为疯子。
坐在锺路五街侬特利的红色塑胶椅上，他想起自己生活过的三个国家——北韩、八〇年代的南韩以及现在，二十一世纪的南韩。其中之一已经消失不见了。他站在有两条分支的道路前面，应该往何处去？他第一次迫切地希望向谁下跪，求取答案：如果你是我，你会怎麽做？不，这种假设根本不需要，他只是想问，你觉得我应该怎麽做比较好？在过去二十年间，他认为自己只是从事稍微危险的职业，在一个大规模裁员、连锁破产、百货公司和桥梁倒塌、地铁火灾充斥的社会裡，作为被遗忘的间谍生活一事，他不认为会比其他生命更加危险，但是正如同法国作家保罗．瓦勒希（Paul Valéry）的诗句：如果你没按照自己所思考的去生活，那最后就会依照你所生活的去思考，基荣虽然忘记了命运，但命运并没有忘记他。
手机开始发出都都都的振动音。魏成坤打来的。他按下了通话键。
「社长，是我。」
「啊！成坤。」
「我把键盘买回来了，可是您不在。」
「啊！对不起，我有急事，所以出来了，今天也许不回去了。」
一阵短暂的沉默。如果在平时，也许不会觉得怪，但对于神经极度紧绷的基荣而言，短暂的沉默也让他觉得非常不自然。
「社长，您在哪裡？」
「怎麽了？有人找我？」
他镇定地反问。
「……没有，如果有人找您，我应该怎麽回答？」
「嗯，就说明天再打电话。」
「好。啊！对了……」
成坤好像还想说什麽，但基荣把话打断。
「成坤，不好意思，我现在正在跟别人谈话。」
「是的，知道了。」
成坤的尾音拖得很长。基荣把电话挂断，乾脆连电源也给关了。原来是我看走眼了。他的心情很微妙，和从海州坐潜艇下来南韩时的心情类似。潜艇灌满空气，缓缓下沉。舰员同时感受到前往巨大海底旅行的激动，以及关在狭窄潜艇裡的幽闭恐惧。他暂时将自己交付给强烈的绝望，至少在海底的期间，他们无法做任何事情。作为不能依赖神明，甚至连祈祷也不允许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只能积极斩断所有意念而已。但是，此刻基荣又重新感受那时的心情。
他走进锺路街道上的手机通讯行，店员面露喜色。他不自然地笑道：
「能不能看看预付手机？」
男店员抹著髮胶的头髮竖起，眯著眼睛问道：
「预付手机？您要找什麽样的？」
他搔搔头。
「我是信用不良者，不能用我的名字办手机……」
店员善于察言观色。他瞄了一眼基荣，从抽屉裡拿出一支布满刮痕的中古手机给基荣看。
「多少钱？」
他在店员要求的价格以外，又多加了几张钞票，悄悄递了过去。店员用木然的脸孔说，他不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这支手机是谁在用的，然后按了几个按键，让基荣看了开机的方法，并告诉他几个注意事项。基荣向他道谢后，走了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