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烟斗装满了。）
我认为，需要明确的是，舞台说明甚至也与姿态有关。每一次“沉默”都放低了波卓的姿态。我记得有一位评论家（肯尼斯·泰南［Kenneth Tynan］）取笑贝克特的停顿，但这其实是他自己缺乏理解。显然，贝克特的剧本需要谨慎的节奏，但停顿是支配与服从模式的一部分。只有当导演试图让《等待戈多》变得“有意义”，而忽略姿态互动时，它才会是一部无聊的剧本。
我个人并不认为在本文化中，受过教育的人必须要理解热力学第二定律，但他肯定应该理解我们是一种等级分明的动物，这件事影响着我们行为中最微小的细节。
[1]慢动作的高姿态效果，有如电视里的英雄在展示超人速度能力时会放慢速度！从逻辑上讲，这时候本应该加快电影的速度，但那样的话，他们就会像闹剧里面的警察或是机器小鸡那样活蹦乱跳。
①俄国作家果戈里的戏剧《钦差大臣》中的角色，一个纨绔子弟。从彼得堡途经某小城市时，他被误以为是来视察的钦差大臣，闹出不少笑话。
②关于英国皇家戏剧学院的更多内容，请参考由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的《英国皇家戏剧学院表演训练法》。——编注
③乱语（gibberish）：一种使用不存在的语言进行表演的即兴技术。也有译作“外星语”。
④主仆场景参见第79页。——编注
⑤萨尔维尼（Salvini）：意大利著名悲剧演员，以演莎士比亚的作品而闻名。
⑥让—路易斯·巴劳特（Jean-Louis Barrault）：法国演员、导演和哑剧艺术家。
⑦约翰·布朗（John Brown）：美国政治家，曾发起解放黑奴的武装起义。
⑧把戏（lazzi）：意大利即兴喜剧中的技术用语，代表戏中演员肢体或语言的喜剧桥段。
⑨弗雷德里克·珀尔斯（Frederick Perls）：美国精神病学家。他创立了“格式塔心理疗法”，通过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察觉来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
⑩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英国著名动物学家和人类学家。
自发性1
我要扮演可怜的阿姆加德，我站在教室前，开始讲那段台词：“他不准走，他必须听我的。”突然间，我注意到胃里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像冰冷的床上躺着一个柔软的热水袋，当我讲到“总督，开恩！啊，对不起，对不起”时，我已经跪了下来，声泪俱下。我只能勉强说完“我可怜的孤儿哭着要面包”这一段。然而老师似乎更喜欢克制的表演，她刺耳的声音把我逼到了教室后面，说我的表演“歇斯底里”。简直是场噩梦。我差点羞愧而死，祈祷地震或空袭能把我从嘲笑和震惊中解救出来……除了那难以摆脱的声音外，其他人都一动不动地盯着我，静得好像他们无意中发现这里藏着一条蛇。剩下的时间对我和威斯来说都是折磨。我开始害怕别人和自己，因为我也不能确定我是否会再一次因为那些孤儿而流泪……（希尔德加德·克诺夫［Hildegarde Knef］，《吹毛求疵》［The Gift Horse］，1971年。）
你可以把没有想象力的人在某一瞬间变得有想象力。我记得《英国心理学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中提到的一个实验——可能是1969年或1970年夏季的那一期——他们让一些在联想能力测试中表现平平的商人，把自己想象成幸福又无忧的嬉皮士，之后在第二次的人格面具测试中，这些商人表现出更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测试可能会要求你给出关于砖块的不同用法；如果你说用来“盖房子”，或者“筑墙”，那么你就会被归为缺乏想象力的一类人——如果你说“把它磨碎，用来治疗腹泻”或者“磨疮”，那么你就是富有想象力的。我说得过于简单，但你们大概明白了吧。
有些测试涉及图形。你会得到很多带有符号的小方块，你必须给这些符号添加一些东西。“非创造型”的人可能只是添上一条曲线，或者画个“C”，组成一个圆圈。“创造型”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们会将平行线画成树的躯干，把“V”变为灯塔的光束，等等。用这样的测试来看人是否有创造力，可能是错误的。测试可能只是记录了不同活动。一个加上一条胆怯的曲线的人，也许只是想尽量不暴露自己。如果我们能让他玩得开心，不用担心被人评头论足，那么也许他就能像一个“创造型”的人一样进行测试，就像那些假装成嬉皮士的疲惫商人一样。
大多数学校鼓励孩子们“抑制想象力”。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富有想象力的孩子并不被老师喜欢。托兰斯（Torrance）亲眼看到了一个“极具创造力的男孩”质疑教科书中的一条规则：“即使在校长在场的情况下，老师也发火了。她怒气冲冲：‘所以！你还真以为你知道的比这本书还多！’”接着，这个男孩在她出题的一瞬间就回答出来了，她还是很不高兴。“她不明白他是怎么得到正确答案的，要求他写下解答的每个步骤。”
后来，这个男孩转学到另一所学校，新校长在电话中询问他是不是那种“必须粗暴管教”的男孩。当电话那头说他是一个“非常健康、有前途，需要得到理解和鼓励的小伙子”时，新校长打断说：“嗯，他在我办公室里已经说得够多了！”（E. P.托兰斯，《指导创造型人才》［Guiding Creative Talent］，1962年。）
在我的某个学生待过两年的教室里，老师在黑板上贴着一个大牌子，上书“入室请说‘是的，先生’”。毫无疑问，我们还有很多类似的不可思议的事可讲。托兰斯有一个理论，他认为“许多想象力匮乏的孩子都过早地受到消灭幻想式的严厉压制。他们害怕思考。”托兰斯似乎明白这种力量的作用，但他仍然提到不少“尽早”消除幻想的尝试。我们为什么要完全消除幻想？一旦消除了幻想，我们就没有艺术家了。
智力水平与人口多寡成正比，但天赋似乎与人口数量无关。我住在落基山脉边缘的一座城市，这里的人口比莎士比亚时期的伦敦要多得多，而且这里几乎每个人都有文化，花了数千美元用于教育。但诗人、剧作家、画家和作曲家在哪里？记住，这里有数十万“有文化”的人，而在莎士比亚笔下的伦敦，很少有人能阅读。这一地区的伟大艺术是土著民族的艺术。白人苦苦挣扎，努力做到“原创”，结果悲惨地失败了。
从人们在文具店试用钢笔中，你可以看到一些创造力受损的痕迹。他们会因为害怕暴露自己，而胡乱涂鸦。如果一个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问我们要北欧艺术的样品，我们就得把他带到艺术画廊。没有一个土著会告诉人类学家：“对不起，老板，我不会画画。”我有两个学生说他们不会画画，我问：“为什么？”一个说她的老师因为她画了一个蓝色的雪人而嘲讽她（除了她的画，其他孩子的画都被钉在墙上）。另一个女孩在她的画上画了一棵树（像保罗·克利①的那样），而老师在她的画上画了一棵“正确”的树。她记得自己当时在想：“我再也不会给你画画了！”（当地学校会把窗户糊上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让孩子们更专心！）
大多数孩子都能发挥他们的创造性，但到了十一二岁，他们就突然失去自发性，产生了对“成人艺术”的模仿。当其他种族与我们的文化接触时，类似的事情就会发生。20世纪20年代，尼日利亚伟大的雕塑家班布亚（Bamboya）被一些美国慈善家任命为一家艺术学校的校长。他不仅没能施展他的才能，还对自己的灵感失望了。他和他的学生们仍然可以为白人雕刻咖啡桌，但他们再也没有“灵感”了。
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所谓的“原始派画家”（primitive painters）有时会去艺术学校进修，但同时也失去了他们的天赋。一位影评人告诉我，有一所电影学校，里面的每位新生都可以自己制作短片。他说，尽管在技术上有些粗糙，这些东西总是很有趣。在课程结束时，他们制作了一部更长、技术上更先进的电影，但几乎没有人想看。当我建议他们关闭学校时，他似乎很愤怒（他在那里讲课）。然而，直到近几年，我们的导演们也还是没有接受任何培训。有人问库布里克（Kubrick），导演是否经常在每个镜头的打光上花费很多精力，他说：“我不知道。我没见过其他导演是怎么打光的。”
在这种文化中，你必须是一个非常顽固的人，才能做艺术家。扮演“艺术家”的角色很容易，但实际上，创造一些东西意味着要违背自己的教育。我读过一篇采访，摩西奶奶②在采访中抱怨说，人们总是劝她在雪里加上蓝色来完善雪景，但她坚持说她看到的雪就是白色的，所以她不会这么做。这个老太太会画画，因为她蔑视“专家”。即使亨利·卢梭③在法庭上展出他的作品后被证明思想不正常，他仍然固执地继续画画！
艺术家被视作狂野而异常的人。也许我们的艺术家是那些天生无法满足老师要求的人。巴甫洛夫（Pavlov）发现，有一些狗在被阉割并饿了三个星期之后，才能够被“洗脑”。如果老师们这样对我们，那么也许他们就能实现柏拉图的理想——一个没有艺术家的共和国。
许多老师认为孩子是尚未成熟的成年人。但如果我们把成年人看成是退化的儿童，就可能会带来更好、更“充满尊重”的教育。许多“适应良好”的成年人都是痛苦、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且充满敌意的人。与其假设他们生来如此，或认为这是成年的必要条件，我们还不如把他们视作是被教育和教养伤害的人。2
很多老师都对发生在青春期的自闭表示惊讶，但我没有，因为首先孩子必须隐藏他在性方面的骚动，其次，成年人对他的态度也完全改变了。
假设一个8岁的孩子写了一个故事，说他被一只巨大的蜘蛛追到一个老鼠洞里。这会被认为“幼稚”，没有人会担心他的想法。如果他在14岁时写了同样的故事，这可能被认为是精神异常的表现。创造一个故事、画一幅画，或写一首诗，都会让青少年饱受批评。因此，他必须假装一切，根据他试图在别人眼中树立的形象，让自己看起来“敏感”“机智”“强硬”或“聪明”。如果他相信自己是一个传播者，而不是创造者，那么我们就能看到他的天赋到底是什么。[书籍分 享V 信zmxsh998]
我们认为艺术是自我表达——此说法从历史上看很“吊诡”。艺术家过去被看作是一种媒介，通过这种媒介，其他的东西得以运作。他是神的仆人。也许一个做面具的师傅会禁食祈祷一个星期，直到他“看见”他要雕刻的面具，因为没有人想看他的面具，他们想看到上帝的面具。当因纽特人认为每块骨头内部只有一个形状时，艺术家就不必“想出”一个主意了。他不得不等着，直到他知道里面有什么——这至关重要。当他完成雕刻，他的朋友不会说：“我有点担心第三个冰屋里的纳努克④。”而是会说：“他把那个弄得一团糟！”或者“最近这些骨头很奇怪。”现在，因纽特人收到的购物手册上会展示商品的插图，但在我们“污染”他们之前，他们运用我们所不具有的灵感来知晓其样貌。难怪我们的艺术家都是些异常的人物，难怪伟大的非洲雕塑家最终会去做咖啡桌，或者孩子的天赋在我们期待他们长大的那一刻就消失了。一旦我们相信艺术是自我表达，那我们就不会仅因为一个人的技术好坏做出评论，更会根据他这个人本身而做出评论。
席勒（Schiller）写过一个“心灵之门的守望者”，他极其仔细地阐释了一些观点。他说，就创造性思维而言，“随着理智把它的守望者从大门拉了出去，各种想法纷至沓来，直到这时它才会反思和审视这些”。他说，没有创造力的人“为所有真正的创造者身上那短暂而稍纵即逝的疯狂感到羞愧……孤立地看，一个想法可能微不足道，并且极端冒险。但是某个重要的想法可能就是从中而来；也许在考虑其他似乎同样荒谬的想法时，它可以提供一种非常有力的联系。”
我的老师们持有相反的论点。他们想让我去拒绝和歧视，相信最好的艺术家是做出最优选择的人。他们通过分析诗歌来展示“真正的”写作有多困难，他们教导我，我永远都应该知道写作将带我去向何处，我应该寻找更多更好的想法。照他们的说法，意象就像是一片“浩瀚的海洋”，我们能像填字游戏那样依靠线索求解。他们认为任何人只要想得够久，就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现在觉得想象应该和感知一样容易。为了认出某人，我的大脑必须做出惊人的分析：“外形……黑色……臃肿……越来越近……是个人……鼻子X15型，眼睛E24B型……特有的走路方式……看着比较……”在将电磁信号转换为我父亲形象的过程中，我自己什么都没有“做”！我的大脑创造了整个宇宙，且不费吹灰之力。当然，如果我说“嗨，爸爸”，而那个接近的身影无视我，我就会做一些我认为是“思考”的事情。“那不是他常穿的外套，”我想，“这个人比较矮。”只有当我相信自己的感觉是错的时，我才会“做”些事情。想象力也是如此。想象力本和感知力一样容易，除非我们认为它可能是“错的”，而这正是我们的教育鼓励我们去相信的。然后我们让自己“想象”，让自己“想出一个想法”，但我们真正在做的是假装出那种我们认为应该拥有的想象力。
当我读小说的时候，我没有任何在努力的感觉。然而，如果我密切关注自己的心理过程，就会发现脑中发生着大量的活动。我读着“她走进房间……”，脑中就会出现一幅画面，非常详细，这是一间维多利亚时代的大房间，里面空荡荡的，没有什么家具，地毯边缘光秃秃的木板被漆成了白色。我还看到一些开着百叶窗的窗户，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我读着“她注意到壁炉里有几张烧焦的纸……”脑中就装入了一个壁炉，我在一个朋友家里见过的那种，非常华丽。我读着“她身后的木板嘎吱嘎吱地响……”刹那间，我看到一个弗兰肯斯坦般的怪物拿着一只湿漉漉的泰迪熊。“她转过身来，看见了一个干瘪的老头……”忽然，那怪物就缩成了戴着贝雷帽的毕加索，房间变暗，摆满了家具。我的想象力和作者一样快马加鞭，但我没有任何费力的感觉，或者觉得自己“变得有创造力”。
一个朋友读完上一段后，发现她无法想象自己在阅读时可以充满创造力。我告诉她我会特别为她编个故事。“想象一个人在街上走。”我开始说。“突然，他听到一声巨响，转身看到门口有东西在动……”我停下来问她，那个男人穿的是什么。
“西装。”
“什么样的西装？”
“条纹的。”
“街上还有其他人吗？”
“一只白狗。”
“这条街什么样？”
“这是一条伦敦的街道。工人阶级聚集区。一些建筑已经被拆除。”
“窗户用木板封起来了吗？”
“是的。铁皮生锈了。”
“这么说它们被木板封了很长时间了？”
显然，她创造出的东西比我多得多。她不会停下来思考我的问题，她“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它们不由自主地闪现在她的意识中。
人们可能看起来没有创造力，但他们会非常巧妙地将自己所做的事情合理化。你可以在那些服从催眠后暗示的人身上看到这一点，他们设法解释催眠师命令之下的行为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
人们很容易保持偏见。例如，在这段对话中：
X先生：犹太人的问题是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群体。
Y先生：但是社区基金会的记录显示，他们比非犹太人更慷慨。
X先生：这表明他们总是试图用恩惠收买、干涉基督教事务。他们只想着钱；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犹太银行家。
Y先生：但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在银行业工作的犹太人比例远低于非犹太人。
X先生：就是这样。他们不去做体面的生意。他们宁愿经营夜总会。
选自R. B.扎洪克（R. B. Zajonc），《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第24卷第2期，第280—296页，普林斯顿出版社，1960年。
某种程度上，这个偏执狂是非常有创造力的。
我认识一个男人，他曾被一个愤怒的丈夫发现赤身裸体地躺在衣橱里。妻子尖叫着说：“我从没见过这个人。”“我一定是进错公寓了。”我的朋友解释道。这些反应并不是很令人满意，但它们不一定是“想出来的”，它们会自动浮现在脑海里。
我有时会对那些被严格的“方法派”老师训练过的学生感到震惊。
“悲伤点。”我说。
“你说的悲伤是什么意思？”
“就只是悲伤点。看看会发生什么。”
“但我的动机是什么？”
“就只是悲伤点。开始哭，你就会知道是什么让你不开心。”
那个学生决定迁就我。
“这并不太伤心。你只是在假装。”
“你让我装的。”
“举起你的手臂。现在，你为什么要举起它？”
“你让我这么做的。”
“是的，但还有其他可能的原因吗？”
“抓住下水道管子里的一根带子。”
“那就是你抬起胳膊的原因了。”
“但我本可以给出任何理由。”
“当然可以。你可能在向某人挥手，或者在给长颈鹿挤奶，或者在晒腋窝……”
“但我没有时间选择最好的理由。”
“不要选择任何东西。相信你的大脑。采纳它给你的第一个想法。现在再试着悲伤一次。保持脸上的悲伤，忍住眼泪。难过点。多点。多点。现在告诉我你为什么会这样？”
“我的孩子死了。”
“你想出来的吗？”
“我刚发现的。”
“那就对了。”
“我的老师说你不应该演形容词。”
“你不应该在没有将其合理化的情况下演形容词。”
如果一个即兴演员被一个想法困住了，那他不应该去寻找想法，他应该激发他的同伴给出“不假思索”的答案。
如果有人以“你在这里干什么？”开始场景，然后他的同伴就可以脱口而出：
“我只是下来买牛奶，先生。”
“我没有告诉你如果我再抓住你，我会怎么做吗？”
“哦，先生，不要把我放进冰箱里，先生。”
如果你不知道在场景中该做什么，只需要说出类似的话：“天哪！那是什么？”
这会立刻让你同伴的脑海里浮现出画面，他会说：“妈妈！”或者“那只狗又把地板弄脏了！”或者“一个秘密楼梯！”或其他什么。3
在学校里，任何自发的行为都可能给我带来麻烦。我学会了永远不要一时冲动，无论我最先想到的是什么，都应该将其拒绝掉，用“更好”的想法取而代之。我懂得了我的想象力不够“好”。我懂得了第一个想法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是：
（1） 精神错乱的；
（2） 下流的；
（3） 非原创的。
事实是，“最好”的创意往往是精神错乱的、下流的、非原创的。我最著名的独角戏剧本《白鲸》（Moby Dick），讲的是一个仆人把主人的精子放进金鱼缸里。然后它逃跑了，长到大得吓人，不得不在公海上捕获它。对许多人来说，这肯定是一个相当下流的想法，如果我没有把老师教我的所有东西都扔掉，我永远也写不出来。这些老师非常肯定规则，自己却什么也没写。我是20世纪50年代末涌现的许多剧作家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中只有一个人上过大学——那就是约翰·阿德（John Arde）——他学的还是建筑。
让我们来看看这三个类别。
精神错乱
我的感觉是，理智实际上是一种伪装，是一种我们要去学习的行为方式。我们保持这种伪装，是因为我们不想被别人拒绝——要是被归为疯子一类就完完全全被排除在群体之外了。
我遇到的大多数人都暗自相信自己比一般人更疯狂。人们能意识到维护自己的“盾牌”所需要的能量，却无法意识到被其他人消耗的能量。他们明白自己的精神正常是一种表演，但当面对其他人时，他们会把这个人与其扮演的角色混淆。
精神正常与你的思维方式没有直接关系。关键在于让自己看起来很“安全”。伦敦城里的小老头们四处游荡，显然他们已陷入幻觉，但没有人会感到不安。如果这事发生在一个更年轻、更有活力的人身上，他就会被隔离。加拿大的一项关于对精神疾病态度的研究表明，当一个人的行为被认为是“不可预测的”时，社群便会拒绝他们。一位胖女士正在泰特美术馆（Tate）的一个私人展厅欣赏一幅画，这时艺术家大步走过去咬了她一口。他们把艺术家赶了出去，但没有人怀疑他的神志——他一贯如此。
我曾经读到有个人相信自己的下巴里有一条鱼。（该病例报道在《新社会》［New Society］杂志上。）这条鱼动来动去，使他很不舒服。当他试图跟别人谈论这条鱼时，人们认为他“疯了”，于是他们吵了起来。他已经住院好几次了——对这条鱼没有任何影响——有人建议他也许不应该告诉其他人。毕竟让他离群的是争吵，而不是幻觉。一旦他同意将自己的问题保密，他就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他的精神正常得同我们的一模一样。我们的下巴里可能没有鱼，但我们都拥有鱼的对等物。
当我解释说理智是一种互动问题，而不是一个人的心理过程时，学生们常常笑得歇斯底里。他们一致认为，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压抑各种各样的想法，因为他们把那些想法归类为“疯狂”。
学生们需要一个“导师”来“允许”禁忌思想进入他们的意识。“导师”并不一定要教些什么。有些导师沉默不语，有些则说话隐晦。但所有老师都要以身作则，让学生们知道他们也可以进入禁地且毫发无损。我和学生们开玩笑，向他们展示我脑中死掉的修女或巧克力蝎子的数量与其他人的一样多，但我的交流还是非常流畅而正常。“告诉”学生他不需要对他想象的内容负责是没有用的，他需要一个活生生的老师来证明怪物不是真的，想象力不会摧毁你。否则学生将不得不继续装傻。
有一次，我上午要给一个精神病人班上课，下午是一个戏剧班。戏剧专业学生们的作品要古怪得多，因为他们并不害怕自己的大脑里会出现什么。精神病人甚至错把正常的想象当作自己精神错乱的证据。
我记得精神病学家大卫·斯塔福德—克拉克（David Stafford-Clark）在一次公开会议上批评过肯·坎贝尔（Ken Campbell）。肯曾说过，他鼓励他的演员表现得像个疯子，因为那样人们就会发现他们好玩。斯塔福德—克拉克对疯子等同于“滑稽”的想法感到不安，但这几乎不是肯的错。笑声是使我们保持秩序的鞭子。莫名地被嘲笑是很可怕的。你要么压抑讨厌的笑声，要么开始有意识地控制自己。我们压抑自发的冲动，审查我们的想象力，学会让自己表现得“平凡”，摧毁自己的天赋——然后就没有人嘲笑我们。如果莎士比亚要考虑建立自己的理智，他就永远写不出《哈姆莱特》，更不用说《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Titus Andronicus）了；哈勃·马克斯也不可能给橡胶手套充气，然后把里面的空气挤进咖啡杯里；[1]格劳乔·马克斯如果真有一匹马，绝不会威胁要用马鞭抽人⑤；W. C.菲尔兹（W. C. Fields）绝不会在他的威士忌酒瓶飞出去之后跟着跳出飞机；斯坦·劳莱（Stan Laurel）也不会打个响指就点着了拇指。
我们都本能地知道什么是“疯狂”的想法：即那些别人认为不可接受，并且训练我们不去谈论，但我们会去剧院看它被表达出来的想法。
下 流
在令人厌恶或震惊的意义上，我发现许多事情都是下流的。我发现在电视片尾中使用真实的大屠杀片段是相当让人不悦的。我发现人们常常用药物和烟草把自己搞得一团糟，太可怕了。父母和老师对待孩子的方式也让我厌恶。大多数人认为下流的东西是关乎性的，比如阴部、秽语，但更让我震惊的是现代城市里空气和食物中的致癌物，环境中不断增加的放射性物质。1975年的头7个月，美国的癌症发病率似乎上升了5.2%，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信息——它们没有“新闻价值”。
大多数人对下流的种类看法各异。在某些文化的特定时间里，正常的价值观会被颠覆——比如“失序之王⑥”、祖尼人的小丑表演、嘉年华——甚至在本文化中，平时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比如我听说过的办公室派对。人们对下流内容的容忍度因其所在群体或特定环境而异（“不当着孩子面儿”）。人们可以在聚会上因笑话而发笑，但平时更正式的场合里听到这些笑话并不会觉得好笑。在这种意义上，教室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正式”的场合，这对我而言真是不幸。
我任教的第一所学校只有一位女老师。当她午餐时间出去买东西时，男人们拉过椅子，不停地讲着下流的故事。像往常一样，孩子们在操场上上演着类似的故事，或者在墙上写着“狗屎”或“操”，拼写还是对的。然而，教工却认为孩子们是“下流的小恶魔”，因此而惩罚他们，还以此为乐，但孩子说的话比老师们的要温和得多。当这些孩子长大后，也许他们会心力交瘁，加入心理治疗小组，在那里，他们会被鼓励说出那些所有被老师禁止在学校里说的话。[2]
福克斯（Foulkes）和安东尼（Anthony）说，治疗情境是指“患者能够自由地表达内心深处的想法，无论是对自己、他人还是心理医师。他确信自己没有被评判，无论他是什么人，无论他说了什么，他都被完全地接纳。”（《团体心理治疗》［Group Psychotherapy］，企鹅出版社，1972）后来他们又补充道：“我们鼓励患者减轻对自我的审查。这样做是为了让患者明白，他们不仅被允许，而且被期望说出任何想到的事情。我们告诉他们，不要让以往的抑制因素妨碍他们自发地表达想法。”
我上学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了，但是教育却越变化越趋同。（最近的研究表明，过去的“监视”系统可能是最有效的教学方法之一！）以下是校长们对校园性教育问卷的回答。（《新政治家周刊》［New Statesman］1969年2月28日报道。）
“我反对就这些问题进行‘坦率的讨论’。”
“你真要决心像动物一样行事的话，那你可以自己找出答案。”
“我觉得很恶心，谈论性很恶心。我的学校里没有这个。”
“相关的指导在我的学校里都是一对一完成的，而且是由一位传教士私下完成的。”
注意他们用的是“我的学校”而不是“我们的学校”。最近，有一个年轻的女孩被烧死了，因为她羞于光着身子从着火的房子里跑出来。某种程度上，她的老师应该受到责备。以下是塞拉·吉茨格（Sheila Kitzinger）对中产阶级们的故作正经做出的评论。
在牙买加，我发现西印度群岛农妇很少感到会阴不适，也很少会担心生产时婴儿头部的承压问题。但从英国中产阶级女性的案例研究来看，她们中的许多人似乎会担心弄脏床单，并且经常有人在分娩时会对直肠和阴道的感觉感到震惊，她们可能会觉得这很痛苦。事实上，她们所苦恼的，农妇们却坦然处之。
一些女性觉得放松腹部很困难，尤其是疼的时候。她们被教导“收腹”，然而有时放松这些肌肉是违反常理的。（塞拉·吉茨格，《分娩的历程》［The Experience of Childbirth］，格兰兹出版公司，1962年。）
她补充说，长期工作的女性往往会“受到压抑，因身体发生变化而尴尬，她们极其淑女，会尽其所能忍受所经历的一切，也不会表现出焦虑。给她们带来困难的不是身体，而是对自己的束缚。她们分娩无能”。
在大学教书时，我还没有遇到过任何自我压抑的问题——至少不是“性”方面的。我不是说对“下流”的恐惧是让人们拒绝第一个想法的最重要因素，但如果即兴老师不是清教徒，并且可以让学生表现任何他们想要的行为，这样理解确实有好处。最好把班级看成是一个聚会，而不是一个正式的“教师—学生”组合。如果不能让学生们像在校外一样自由地说话和行动，那么最好不要教他们戏剧。我不得不面对的那些最压抑、遭受过最深的伤害、最“不可教”的学生，却是那些在糟糕的高中里表现出色的学生。他们不再学习如何表达热情、听从本能和投入自我，而是变得充满防御、肤浅、精于算计和自恋。我可以给你们展示很多很多例子来说明教育显然就是一个破坏性的过程。
我并不是说一个即兴团体就应该“下流”，而是他们应该意识到正在冒出的想法。我不希望他们变得僵硬和呆滞，而是可以大笑着说“我不会那样说”之类的话。
原 创
许多学生因为害怕非原创而停止了他们的想象力。他们相信自己确切地知道创意是什么，就像评论家们总是确信他们能识别出先锋派的东西一样。
我们的创意都是基于已有事物的。有人告诉我，日本的先锋派剧团跟西方的那些很像——废话，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是什么？任何人都可以经营先锋派剧团；你只要让演员们赤身裸体地躺在那里，要么盯着观众看，要么以极慢的动作移动，要么搞些其他新潮的玩法。但是真正的先锋派并不是模仿其他人在做什么，或者重复别人40年前的创作；他们在试图解决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让一个受欢迎的剧院产出一些有价值的内容，而且他们可能看起来并不前卫！
即兴演员必须意识到，他表现得越直白（obvious），就越有独创性。我经常指出，观众非常喜欢直来直去的人，他们总是对一个真正“直白”的想法笑得很开心。很多进行即兴创作的人会努力寻找一些“原创”的想法，因为他们想被当作聪明人。他们会搞出各种不恰当的事情。如果有人问：“晚饭吃什么？”一个糟糕的即兴演员会拼命地想要想出一些原创的东西。不管说什么，他都会太慢。他最终会憋出一个像“油炸美人鱼”这样的想法。如果他只是说“鱼”，观众会很高兴的。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一个即兴演员越直白，他就越像他自己。如果他想用独创性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他就会找到那些其实很普通、很无趣的想法。我已经放弃向伦敦的观众要关于场景发生地点的建议了。有些傻瓜总是大喊“莱斯特广场的公共厕所”或“白金汉宫外”（从来没人说“白金汉宫内”）。人们总是试图给出原创的回答，我们却总是得到同样乏味的老答案。去让人们给出一个原创的想法吧，看看这会让他们陷入怎样的混乱。如果他们能把第一个想到的答案说出来，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
一个富有灵感的艺术家就是做到了直白。他没有做任何决定，他没有权衡此想法彼想法。他接受了第一个想法。如果不是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怎么能在三个星期的时间里，为了履行合同，每天早上写一本小说，下午写另一本小说呢？如果你考虑到巴赫（Bach）的作品数量，你就会对他的流畅程度有所了解（而我们还丢了他一半的作品），然而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排练上，教唱诗班的学生拉丁文。据路易斯·施洛塞尔（Louis Schlosser）说，贝多芬（Beethoven）说过：“你问我的想法从哪儿来的？我说不好。它们不期而至，我可以用手抓住它们。”莫扎特（Mozart）在谈到他的想法时说：“我不知道这些想法是从哪来的，怎么来的；我也不能强迫它们。我把令我愉悦的那些旋律留在记忆里，我通常会直接将它们哼出来，仿佛是别人告诉我的一样。”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说：“从我手里出来的作品很莫扎特，因为那些特定的形式和风格，把它们莫扎特化了；它们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作曲家的作品，可能是因为我的鹰钩鼻太大了。简而言之，这就是莫扎特的，跟别人的不一样。我真的没有专门研究过或以原创作为目标。”
要是莫扎特还想要原创，这就像一个站在北极的人试图向北走，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也是如此。追求原创会让你远离真实的自我，让你的作品平庸无奇。4
让我们看看这些理论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假设我对一个学生说：“想象一个盒子。里面有什么？”答案会不请自来。也许是：
“泰德叔叔，他死了。”
如果他说了这些话，人们就会笑。他是个和善而风趣的学生，他也不想被人视作冷酷无情或一个“疯子”。他的想象力说：“数以百计的厕纸”，但他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全神贯注于排泄物。“一条盘着的又大又胖的蛇”怎么样？不——太弗洛伊德了。最后，在大约整整两秒的停顿之后，他感受到了想象力的匮乏和挫败感，说出“旧衣服”或“它是空的”。
我对一个学生说：“说些物体的名字。”
他紧张起来。“呃……卵石……呃……海滩……悬崖……呃……呃……”
“你知道你为什么卡住了吗？”我问。
“我一直在想‘卵石’。”
“那就说出来。想什么说什么。它不一定是原创的。实际上，一直说‘卵石’这个词就很有创意。另一个卵石。一个大卵石。一个有洞的卵石。带有白色记号的鹅卵石。又一个有洞的卵石。”
“说个词。”我问另一个人。
“呃……呃……白菜。”他看上去有些惊慌。
“这不是你想到的第一个词。”
“什么？”
“我看见你的嘴唇在动。它们形成了一个‘O’状。”
“橙子（orange）。”
“橙子这个词怎么了？”
“白菜看起来更普通些。”
这个学生想表现得缺乏想象力。在遇到我之前，他一定遭遇过什么痛苦的经历。
“‘海星’的反义词是什么？”
他瞪大了眼睛。
“回答，说出来。”我喊道，因为我看得出他确实想到了什么。
“向日葵。”他惊讶地说。他没想到自己脱口而出的是这个词。
一个学生无实物地从架子上拿东西。
“那是什么？”我问。
“一本书。”
“我看见你的手拒绝了先前的东西。你想拿什么？”
“一罐沙丁鱼。”
“为什么不拿呢？”
“我不知道。”
“它打开了吗？”
“是的。”
“全部坏了？”
“是的。”
“也许你选了一个更讨人喜欢的物体。无实物从架子上拿别的东西。”
他脑子一片空白。
“我想不到任何东西。”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一直在想沙丁鱼。”
“你为什么不拿下另一罐沙丁鱼呢？”
“我想要原创。”
我让一个女孩说一个词。她犹豫了一下，说：“猪（pig）。”
“你想到的第一个词是什么？”
“豌豆（pea）。”
“告诉我一个颜色。”
她又犹豫了。
“红色（red）。”
“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颜色？”
“粉色（pink）。”
“给石头起个名字。”
“地面（ground）。”
“你第一个想到的名字是什么？”
“卵石（pebble）。”
通常，大脑并不知道它拒绝了第一个答案，因为它们不会进入长期记忆里。如果我不立即问她，她会否认她的回答取代了原本更好的词。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想到的第一个答案呢？”
“它们并不重要。”
我启发她，不说“豌豆”是因为这意味着小便⑦，拒绝粉色也许是因为让她想起了肉。她说是的，然后说她拒绝了“卵石”，因为她不想说三个以“P”开头的单词。这个女孩并不慢，她不需要犹豫。教她接受第一个出现的想法，会让她看起来更有创造力。
当我与一个团体第一次见面时，我可能会让他们无实物地表演脱帽子、从架子上或兜里拿东西。他们做的时候，我不会看他们；我可能会看向窗外。然后我解释说，我感兴趣的不是他们做了什么，而是他们的思维如何运作。我说，他们可以选择伸出手来，看看手里有什么；或者可以想好决定选什么，然后再做无实物表演。如果他们担心失败，那么他们就“必须”先思考了；如果他们很爱玩，那么他们就会让手自己做决定。
假设现在我决定捡起什么东西。我可能会放下我的手，拿起东西来晃一晃。这是一个用过的橡胶避孕套，这不是我会去捡的东西，但它是我的手“决定”要的。我的手很可能会捡起我不想要的东西，比如热气腾腾的马粪，但观众会很高兴。他们不要我想出像水桶或手提箱那样的正经玩意儿去进行默剧表演。我让学生们试试用“想”和“不想”两种方式来进行默剧表演，这样他们就能感觉到其中的不同。如果我让人们一刻不停地拿出各种物体，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会停止思考，只对双手所选择的东西保持适度的兴趣。下面是一个录像片段，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说：
“把你的手放进一个想象中的盒子里。你拿了什么？”
“板球。”
“把另一个东西拿出来。”
“另一个板球。”
“拧开它。里面有什么？”
“大奖章。”
“上面写着什么？”
“‘1948年的圣诞节’。”
“把双手放进去。你拿到了什么？”
“盒子。”
“上面写着什么？”
“‘仅供出口’。”
“打开它，拿点东西出来。”
“一件橡胶紧身胸衣。”
“把你的手放在盒子最里面的角落。你拿到了什么？”
“两只龙虾。”
“先不管它们。抓一把东西出来。”
“灰尘。”
“感受它里面有什么。”
“一个珍珠。”
“尝一尝。味道如何？”
“梨子味。”
“把东西从架子上拿下来。”
“一只鞋。”
“多大？”
“十一码。”
“伸手去够你身后的东西。”
他笑了。
“这是什么？”
“乳房……”
注意，我通过不断地改变问题的“集合”（即类别）来帮他进行幻想。5
有喜欢说“是”的人，也有喜欢说“不”的人。那些说“是”的人从他们的冒险中得到回报，而那些说“不”的人从他们获得的安全感中得到回报。周围说“不”的人比说“是”的人多得多，但你可以训练这类人表现得像说“是”的那类人。[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