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赫坦戈夫要求他的学生自发行动。这就产生了一种轻度催眠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演员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控制着他们。他们“知道”该做什么，然而通常他们是“选择”做什么。此状态是“复归于无物”，没有了之前的自我意识。3 摧毁面具
当你第一次学习面具时，它们看起来可能很奇异，但在我看来，面具表演并不比其他类型的表演更奇特：演员在角色尴尬时会脸红、害怕时会脸白，还有演员的感冒会在演出开始时中止，幕一落下他又开始流涕。“赫卡柏对他有何相干？”哈姆莱特问道，谜团依然存在。演员可以被他们扮演的角色附身，就像他们可以被面具附身一样。许多演员在化妆或者试戴假发之前，都无法真正“找到”角色。我们觉得面具很奇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对脸孔的反应有多么不合理，我们也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大部分生活都是在某种形式的催眠中度过的，也就是说，被“掌控”了。我们所认为的“正常意识”极其罕见，就像冰箱里的灯一样：当你往里面看的时候，灯就是开的，但当你不看的时候，里面发生了什么？
如果只在插图或博物馆里见过面具，你就很难理解面具的力量。陈列柜里的面具可能只是作为一种装饰，放在窸窣作响的干草堆顶。在没有服装、没有影片，甚至没有照片的情况下展出的面具，我们只会将它看作一个审美客体。许多面具都很漂亮动人，但这不是重点。面具是一种将人格驱逐出身体，并让灵魂附身的手段。一个非常漂亮的面具可能毫无灵魂，而一块老旧的、有嘴有眼的麻布，可能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
在其原始文化中，没有什么比面具更有力量了。它被视为神谕、审判者和公断人。有些面具是如此的神圣，以至于任何看到它们的外人都会被处死。它们能治愈疾病，让女性不孕。一些部落非常害怕面具的力量，他们挖的眼洞让佩戴者只能看到地面。一些面具用链子锁着，以防它们攻击旁观者。有一种非洲面具上有一根棍子，据说碰到它就会招致麻风病。在某些文化中，死人会转世为面具——后脑勺被切开，一根棍子穿过两耳，舞者用牙齿咬住棍子跳舞。很难想象那种体验带来的冲击。
面具与强化其力量的仪式紧密联系。藏族人的面具每年从圣祠中取出一次，放在一个上锁的小庙里过夜。两个小沙弥整夜坐着念经，以防止面具里的灵魂挣脱出来。日落时分，方圆几里的村民们都锁上了门，没人敢出去。第二天，面具戴在舞者的头上，舞者将在一场盛大的仪式中化身成那灵魂。当那张可怕的脸变成了他自己的脸时，那个舞者会有什么感觉呢？
我们的现代文明不太了解面具文化，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教会认为面具是异教之物，并试图在任何权力存在的地方镇压它（梵蒂冈有一个博物馆里装满了从“原住民”那儿没收的面具）；此外，还因为现代文化通常敌视催眠状态。我们因为各种原因不信任自发性，并试图用理性来取代它：面具被驱逐出了剧院，就像即兴被驱逐出音乐一样。震颤派⑤的教徒停止了震颤。贵格会⑥的人不再颤抖。被催眠的人过去常常东倒西歪，步履蹒跚。维多利亚时代的灵媒们以前总是在房间里横冲直撞。教育本身可能主要被视为一种反催眠的活动。[2]
几个世纪以来，教会一直在与面具做斗争，那些靠武力无法做到的，最终通过西方教育无孔不入的影响实现了。美国陆军烧毁了海地的伏都教寺庙，祭司们也被判处苦役，但都收效甚微。而伏都教如今正被一种更微妙的方式镇压着。仪式都是为游客们编造的，现在真正的仪式持续的时间要短得多。
在我看来，面具是在这个文化中一旦燎原很快就会被扑灭的东西。我刚在某个地方建立了面具创作的传统，学生们就开始去学习“正确”的动作，比如某种冒牌的“即兴喜剧”技巧。被操纵的面具几乎一文不值，而且很容易被逐出剧院。面具一开始是一个圣物，接着世俗化，然后用在节日和剧院里。最后，人们只记得游客商店里出售的干巴巴的仿品。当面具完全服从表演者的意志时，它就死了。4 脸
我们对面孔有着本能的反应。父母感的建立似乎是从看到那些没长开的五官和大额头开始的。我们努力保持理性，并断言“人们拿自己的外表没有办法”，但我们仅从外表就能判断这是白雪公主还是女巫，是劳莱还是哈迪⑦。我们学会了用有特征的表情来保持我们的个性，而我们受外表的影响远超我们以为的那样。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些书中的面孔非常可怕，以至于我不得不将书紧紧地塞进书柜里，担心它们跑到屋里来。成年人失去了这种以脸断人的眼力，但在第一堂面具课结束后，学生们被街上的路人惊呆了——他们突然看到了“邪恶”的人、“无辜”的人，以及戴着痛苦、悲伤、骄傲或其他各式面具的人。随着年龄增长肌肉收缩，我们的脸会“定形”，但即使是在非常年轻的脸上，你也可以看到他们选择表现得强硬、愚蠢或是挑衅（为什么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看起来很愚蠢？因为那样老师对你的期望就会降低）。有时在表演课上，一个学生会打破他常用的面部表情，除非看到他的衣服，否则你根本认不出他了。我见过好几次这种转变，每次学生们都充满巨大的喜悦和兴奋。[3]
即使你只是用化妆来改变面容，也会产生惊人的效果。一位名叫比尔·理查森（Bill Richardson）的记者告诉我，他曾被邀请作为小丑之一参加马戏团的日场演出。那时他还是个初出茅庐的记者，他的编辑认为这可能会是一个有趣的故事。一旦化好妆，他就“被附了身”，觉得自己可以打滚、踩水桶里什么的，就好像他是小丑的另一个化身。他在马戏团待了几个星期，但他不化妆时就从来没有这般感觉。
另一名记者约翰·霍华德·格里芬（John Howard Griffin）则乔装成黑人。他写道：
这种转变彻底而令人震惊。我原以为自己被伪装起来了，但并不是这么回事。我被囚禁在一具完全陌生的肉体里，一具讨厌、与我毫无亲切感的肉体。之前存在的那个约翰·格里芬的所有痕迹都被抹去了。我看着镜子，看不到白人约翰·格里芬的过去。不，我的思绪回到了非洲，回到了棚户区和黑人区，回到了与肤色对抗的徒劳挣扎。突然，几乎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没有任何预先暗示，它变得清晰起来，渗入我的全身。我本想要反抗它，然而我已经走得太远了……这种彻底的变化让我惊骇。这与我想象的完全不同。我变成了两个人，一个是观察者，一个是甚至觉得内脏深处都是黑人的恐慌者。”（约翰·霍华德·格里芬［John Howard Griffin］，《像我这样的黑人》［Black Like Me］，黑豹出版社，1969年。）
因此，戴着面具会改变性格，或者第一眼看到镜中戴着面具的自己时会感到非常不安，这些事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个坏面具不会产生什么效果，但是一个好面具会给你一种你认识镜中之物的感觉。你觉得面具要开始控制你了。面具老师做的就是要在这个紧要关头督促你继续下去。在大多数社交场合，你需要保持一贯的人格。在面具课程中，我鼓励你“放手”，允许自己被附身。5 催 眠
许多演员都反馈过意识的“分裂”状态，或失忆状态；他们说身体会自动运转，或者被他们扮演的角色寄身了。
范妮·肯布尔（Fanny Kemble）说：
对我来说，表演中最奇妙的部分就是，心灵同时进行两种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人的各种官能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在《贝弗利夫人》（Mrs. Beverley）的最后一场戏中，当我因为一个完全不真实的原因而陷入真正的悲痛中哭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眼泪像雨点一样落在我的丝绸裙上，把它弄脏了；然后我极其准确地测算了我父亲需要倒下的空间，并在我假装的痛苦中，相应地移动了我自己和我的裙裾，这些全部都是连贯完成的。（威廉·阿切尔［William Archer］，《面具与面孔》［Mask and Faces］，1888年出版。）
西比尔·桑代克（Sybil Thorndike）说：
当你是演员时，你就不再是男性或女性，你是一个人，你是一个内心充满了其他人的人。（《伟大的表演》［Great Acting］，英国广播公司出版社，1967年。）
伊迪丝·埃文斯（Edith Evans）说：
……我的体内似乎有很多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如果我理解他们，我会感觉自己非常像他们……通过思考你就会变成那个人，只要你的信念足够坚定。你知道的，有时这很奇怪。你是他，真的挺像的，然后你又不是了……（《伟大的表演》）
在另一种文化中，我认为这些演员很容易被角色“附身”。的确，有些演员会坚称他们演戏时总是保留了“自己”，但他们怎么知道呢？那些坚称自己在即兴时处于一种正常意识状态的即兴演员，他们的记忆中经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空白，也只有当你仔细询问他们的时候，这些空白才会浮现出来。
面具演员也是如此。我记得罗迪·莫德—罗克斯比（Roddy Maude-Roxby）在第67届世博会上的一场表演中戴着一副愤怒的面具。他，或者叫“它”，开始乱扔椅子，所以我上台前去阻止。“没事的。”面具说着，把我挡到一边。事后，罗迪记得那些椅子，但不记得我试图阻止他。如果他处于更深的催眠状态，就会忘记一切。同样的失忆可以在任何自发的工作中得以发现。一位即兴演员写道：“……如果戏演砸了，我就会记得的。如果一切顺利，我很快就会忘记。”性高潮也是一样。
通常，只有在时间发生跳跃时，我们才知道自己进入了催眠状态。当一个即兴演员觉得过去的两个小时只有20分钟时，我们就有理由问问剩下的1小时40分钟里他在哪儿。
许多人认为清醒和有意识是一样的，但他们可以在被深度催眠的同时，相信自己是处于“日常意识”中。一个学生向我保证，他花了两个小时在舞台上愚弄催眠师，但这不大可能。然后他说，有趣的是，他被要求告诉观众，他其实只是在假装被催眠，所以观众笑的时候他并不在意，因为确实如此——可真巧——碰巧是真的！
我认识一个催眠师的助手，他过去常常作为演出广告被留在商店橱窗里。
“当然，他并没有真的催眠我。”他说。
“没有？”
“没有，他以前经常用针刺我，很痛。最后我告诉他，现在他不再刺我了。”
“可是你为什么同意整天坐在橱窗里一动也不动呢？”
“嗯，我喜欢他。”
我无法想象一个人在正常的意识状态下，日复一日一动不动地坐在橱窗里做夜场表演。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别人所认为的自己的精神状态呢？
我们不认为自己会在催眠状态中进进出出，因为我们接受的训练是不要这样做。一个人不可能一直“控制”自己，但我们会说服自己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其他人也会帮助我们脱离这种迷离恍惚的状态。如果我们突然出现了不属于自己的行为，别人就会笑，我们也会跟着笑，承认自己的不当行为。
在“正常意识”中，我意识到自己是在“用语言思考”。在没有时间组织语言的体育运动中，催眠状态很常见。如果你在想：“球以那个角度过来，但它在旋转，我所预测反弹的方向是……”你是不会打到的！你不知道自己已经处于一种催眠的状态，因为无论在何时确认，你就在这儿打你的乒乓球。但你所陷入的催眠状态可能已经和雪橇骑手一样深了，他们直到跟别人握手才知道自己的拇指没了。
大多数人只有在自己陷入困惑——看上去与周围的现实失去联系时，才会意识到“催眠”。我们甚至认为催眠是“睡眠”。在许多催眠状态下，人们彼此的联系更紧密，观察力也更敏锐。我记得在一个实验中，参加深度催眠的实验对象先是被问到候诊室里有多少物品，而当他们进入催眠状态并再次被提问时，结果发现他们实际观察到的物体数量是有意识记忆的10倍多。禅宗大师和巫士是出了名的难对付（例如，卡洛斯·卡斯塔涅达⑧笔下的唐望）。在面具创作中，大家反馈说感知变得更强烈，虽然他们看到的事物各有不同，但都看到了更多，感受也更丰富了。
我把“人格”看作是真实心灵的公关部门，而真实心灵不为人知。我的人格似乎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按照别人的想法运作。如果我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有人敲门，我就会“清醒过来”。我这样做是为了检查我的社会形象是否得体：我的裤裆立起来了吗？我的社交面孔是否组装合理？如果有人进来了，而我觉得不必保护自己，那我就会“迷失在谈话中”。正常的意识与跟他人或真实或想象的互动有关。这就是我所感受到的。我还注意到有很多报告说，当人们处于孤立状态，或者被其他人彻底拒绝时，他们就会经历“人格解体”。
当你担心别人的想法时，人格总是存在的。在生死攸关的情况下，会有别的东西来接管。一个朋友被烫到了，他的思绪立刻分裂成两部分，一个是痛得尖叫的孩子，另一个冷漠超然地告诉他该怎么做（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如果一条眼镜蛇在一堂表演课的中途从通风口掉下来，学生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正坐在钢琴上，或者待在门外，而对自己是怎么挪到那里的毫无记忆。在极端情况下，身体代替了我们，把人格作为不必要的累赘推到一边。6 引 导
我们如何进入催眠状态？我觉得不如问：“我们如何才能远离它们？”在黑夜中我醒了，我怎么知道自己醒了呢？我通过移动肌肉来测试意识。如果我阻碍了这种移动的冲动，我会感到极度焦虑。我对肌肉的控制让我确信“我就是我”。通过绷紧肌肉、变换姿势、抓挠、叹息、打哈欠、眨眼等等，我们保持着“正常意识”。被催眠的对象会一动不动地坐上几个小时。随着咒语的解除，被戏剧表演“抓住”的观众也会突然发现，他们需要挪挪身子、换换姿势或咳嗽一下。
如果你躺下，让身体从头到脚放松，放松你发现的任何紧张点，那么你很容易飘入幻想中。你身体的物质和形状似乎发生了变化。你感觉空气在呼吸你，而不是你在呼吸空气，如巨浪般的节奏缓慢而平稳。人很容易迷失自己，但如果你感到房间里有一个充满敌意的人存在，你就会打破这种催眠状态，调动肌肉组织，再次成为“自己”。
冥想者使用静止作为一种引导催眠的手段。现如今的催眠师也是如此。没必要告诉实验对象保持安静，他凭直觉就知道不要通过挖鼻子或轻拍脚掌来控制自己的身体。
当你“全神贯注”之时，你就不再控制肌肉组织。你可以驱车数里路，或弹奏奏鸣曲的乐章，此时你的人格完全不受关注，但你的行动不一定更糟。当催眠师接管了通常由人格所执行的功能时，主体就没有必要离开这种催眠状态。面具老师、异教祭司和催眠师通过声音和动作扮演高姿态。一个你接受他支配的高姿态者，可以很容易地把你推到不寻常的存在状态里。然后如波洛涅斯⑨一样，你很可能会回应对方的暗示，看到像鲸鱼的云。要是遇到王后突然敲你家门问：“我可否借用一下您的盥洗室？”那你可能确实处于一种非常奇怪的状态了。
艾森克（Eysenck）讲述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故事。一个催眠师在一个案主上工作了300个小时，却没有明显的效果。当这位沮丧的催眠师最后咆哮道：“滚去睡，你个××！”这位案主马上进入了深度催眠状态。我把这样的事件解读为案主屈服于催眠师的攻击姿态。
有一次，我让一个女孩闭上眼睛，告诉她我会把一枚硬币放在三个杯子其中一个的下面。但我偷偷地在每个杯子下面都放了一枚硬币。当我让她猜硬币在哪个杯子下面时，自然，她猜对了。在她猜对了大约六次后，她确信我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她的想法，并进入了一种有点分裂的状态。当我做完解释，她又迅速“走出来了”。我认为这是一种引导催眠的可行方法。阿兰·米歇尔（Alan Mitchell）描述了美国催眠师埃里克森⑩使用的一种“困惑”技巧。他写道：
埃里克森对一名患者提出了一些相互矛盾的命令：“举起你的左臂，现在举右臂。举起左臂，放下右臂。甩左臂，左臂也跟着甩出去。”最后，案主被这些含糊其词、相互矛盾的指示弄得一头雾水。因此，只要给他的指示够坚定、够响亮，他就很高兴抓住任何一根稻草。接着，在他很困惑的时候，一旦告诉他：“睡觉。”很明显他会立刻进入深度睡眠。（《哈利街催眠师》［Harley Street Hypnotist］，哈里普出版社，1959年。）
我们再次看到，案主感觉自己的身体失控了，并臣服于高姿态者。一些催眠师会让你坐下来，让你盯着他们的眼睛，并暗示你的眼皮想要合上——这很管用，因为向上看很累，而且盯着高姿态者的眼睛看会让你感到低人一等。另一种方法是让你的手臂展开，同时暗示它在变重。如果你认为让它变重的是催眠师而不是重力，那么你很可能会接受他的控制。催眠师不会像有时声称的那样，让你把双手合拢，然后告诉你你分不开它们；但他们确实会让你把双手以难以分开的方式放在一起。如果你相信是催眠师让行动受阻，那你可能就会放弃分开双手的尝试。如果你用力挤压你的食指，过一会儿，你就会感到它开始肿胀——我猜想，这是一种由于压迫手的肌肉变弱所引起的错觉。只要案主自己没有意识到，即使没有催眠师的暗示，“肿胀”也一定会发生，这也可以作为一种诱导催眠状态的方法。[4]
一旦你明白你不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你就没有必要保持“人格”。如果要求做即兴表演的学生假装被催眠，他们就会展现出突然的进步。而那些被要求假装成催眠师的学生则没有展现出这样的进步。
进入催眠状态的许多方法都涉及语言干扰。重复唱歌或吟诵都有用，或让大脑停留在某个词语上；这些技术通常被认为很“东方”，但它们确实具有普遍性。[5]
进入催眠状态的一种戏剧方式是“出绝招”（trumping）。这在皇家宫廷剧院上演的一个西印度群岛的戏中使用过，结果演员们不断进入真正的催眠状态，而不仅仅是在表演。它部分是因为“群体效应”，即每个人都重复同样的动作和声音；部分也因为血液中含氧量过高。这看起来就像是“前进两步，跺脚”的那种技术。
向前迈步时，弯腰之快，似乎是强力使然。与此同时，或呼或吸，用力且发出声音。行动的力度证明了“劳作”一词的合理性……当灵魂附体确实发生之时……个体的腿可能会被钉在地上动弹不得……或者他可能会被摔打在地。（S. E.辛普森［S. E. Simpson］，《加勒比宗教崇拜：特立尼达、牙买加和海地》［Religious Cults of Caribbean: Trinidad, Jamaica and Haiti］，波多黎各大学加勒比研究所，1970年。）
人群容易被催眠，因为人群强加给你的去个性化，免除了你维护自己人格的需要。7 附 身
我在本章中关注的催眠状态类型是“受控催眠”。在这种类型的催眠下，对维持“可被催眠”状态的许可，是由其他人（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给予的。这种催眠可能很罕见，或者在本文化中可能不被认可，但我们还是应该将其视为人类行为的正常组成部分。研究过附身异教（possession cults）的人表示，适应能力较强的公民最有可能被附身。许多人认为“催眠”是一种疯狂的表现，就像他们认定“疯子”一定很容易被催眠一样。事实是，如果疯子能够接受“社会控制”，他们就永远不会暴露出让他们被当作疯子的行为。换言之，普通人最易受暗示，也正因如此，所以他们是最正常的！[书ji分 享V 信jnztxy]
如果我们将面具创作与“附身异教”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有许多相似之处。的确，被附身的人通常不记得在催眠期间发生的任何事情——但有时在面具创作中也能观察到这一点，尽管这不是必需的。有两种状态类型的附身常常被提及：失忆状态和清醒状态。被附身的人似乎不需要上语言课（使用面具需要上语言课，后面会说），但是有很多含糊不清的声音会先于语言发出来。有时，一个深度附身的面具会在第一时间开口说话。
每一个面具老师都会遇到如下情况，这是辛普森曾报道过的一个桑戈⑪异教：
一个人说：“那群鼓手今晚打得不好。”一位鼓手喊道：“得不到回应，我们怎么敲也没用。”后来，一个女人站起来喊道：“你一个晚上都没唱歌。”头儿出现了，谴责团队缺乏热情。
就像面具老师一样，附身异教的“祭司”姿态很高，但他会“纵容”被附身的催眠者。玛雅·黛伦（Maya Deren）描述了发生在海地的一件事，盖德神⑫在错误的时间附身上人。恩贡⑬反对这样。
“哦，我只是顺便来看看。”他（盖德）做了一个谦让的手势说，“我只是四处逛逛，看看东西。”（盖德接着要了九个卡萨瓦——一种薄饼。）盖德站在那里一边吃着其中的两个，一边看着伟大的罗亚⑭奥贡和丹巴拉⑮，仿佛他是观众中的一员。接着，这位观众被一个男人分散了注意力，这个男人在丹巴拉的附身下爬上了一棵树。当他的附身似乎要离开时，恩贡乞求丹巴拉在离开之前先把他带回地面（否则他可能会摔死）。
然后，盖德丢了一些卡萨瓦。
突然，盖德对偷走卡萨瓦的小偷大发雷霆。他抓住恩贡，尖叫着跺脚，丹巴拉和奥贡此时却被忽略了。除了给盖德买更多的卡萨瓦和饼干来安抚他，毫无办法。
当罗亚们转过身去准备新的食物时，恩贡微笑着对他说：“你确定不是那个戴着彩色小帽子的人偷的吗？”
盖德睁着天真的大眼睛转过身来：“小帽？哪个戴小帽的？”……有人喊道：“你真的不知道谁偷了你的卡萨瓦吗？”于是，盖德用一种愉快而可爱的表情，斜眼看着我们，眨了眨眼睛，慢慢地走开了。（《神圣骑士》［The Divine Horsemen］，泰晤士与哈德逊出版社，伦敦，1953年；德尔塔图书出版公司，纽约，1970年。）
作为死亡和性欲之神的盖德，被狂怒的饥饿吞噬。但请注意一个悖论：这个被我们期待成为“超级成人”的超自然生物非常孩子气——就像面具一样。在黛伦的描述中，盖德听起来就像一个面具。
我们问他为什么喜欢戴墨镜。“嗯，”他解释说，“我在黑暗的地下世界里待了这么长时间，所以我的眼睛对太阳很敏感。”“那么，”我们接着问，“为什么你经常摘掉右边的镜片？”“哦，亲爱的，”他回答说，“是这样的：我的左眼用来看整个宇宙。至于右眼，我得留意我的食物，免得遭贼偷。”
面具的性格和佩戴者的性格并不保持一致。辛普森在谈到桑戈异教时说：
我的合作者否认神灵的性格与其追随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对应关系。神力有时会显灵在一个性格与神完全相反的“孩子”（“马”）身上。根据要做的工作，献身者可能此时被一种残暴的力量附身，而彼时又被安静的力量附身……一位合作者说：“一个人害怕什么事，被附身时就会去做什么事。”
我怀疑，面具作品中出现的“人格类型”数量相当有限。当然，为此我们必须比较来自不同文化的电影，分析“灵魂”的动作和声音。这项研究尚未开展，但正如来自世界各地的神话都有相似的结构一样，我相信只要存在“潘塔隆内型”的面具，就存在潘塔隆内。同样的角色在意大利即兴喜剧中依然存在，并不是因为传统方法缺少创新，而是因为面具本身强加了某些行为方式。卓别林的流浪汉形象一直存在。哈波、斯坦·劳莱、盖德祖神⑯、兰加女巫⑰和布拉格特军人⑱，只要人类的大脑在，他们就在。
我认为被附身的催眠是催眠状态的一种特殊形式。有些人否认这一点，但所有典型的附身现象都可以通过催眠来诱导。临床催眠看起来确实很不一样，但那是因为催眠师并不是在观众面前表演。[6]由于几乎没有关于面具附身的文献，我将引用一些关于灵魂附体的例子。任何教面具的人都有可能在某个时刻与深度催眠的状态相遇，所以了解它们的本质是很有用的。
卢坎（Lucan）是这样描述德尔斐一位被附身的女祭司的：
她跌跌撞撞，疯狂地绕着神殿走，神骑在她的脖子上，让她撞倒了挡路的三脚架。她的头发蓬乱，花环随着头部的甩动，在裸露的地板上空飞过……她狂吐白沫；她呻吟、喘气、发出奇怪的声音，她凄惨的尖叫声在巨大的洞穴里回荡。最后，阿波罗神强迫她说出明白易懂的语言……在她的精神恢复正常之前，一阵会令人失去知觉的咒语出现了。阿波罗神正在用忘川水洗涤她的思想，使她忘记在他光辉的降临时刻学到的命运之秘密。神圣真理的灵魂离开了，回到了它来的地方；菲莫诺瘫倒在地，好不容易才苏醒过来。（罗伯特·格雷夫斯译，《内战记》［Pharasalia］，企鹅出版社，1956年。）
恐惧，以及神灵骑在脖子或头上的感觉，是新大陆异教中典型的附身状态。[7]但是，可以将卢坎的上述描述，与戴维·G.曼德尔鲍姆（David G. Mandelbaum）所写的发生在印度南部村庄的附身现象比较一下。
他浑身一阵哆嗦，一阵又一阵，头部开始左右摇晃。速度越来越快，简直要超出脊椎的承受极限。占卜者可能会跪倒在地，以一种狂烈的鼓点，用手掌激烈地拍打地面，但直到他披头散发，神才开始说话。长长的科塔锁是用一根具有仪式意义的绳子绑起来的，此绳子必须通过头部的运动来解开。当占卜者的头发自由地披散在他摇晃的脑袋上时，他会发出一声窒息般的抽泣——这是神通过他所选择的灵媒发出的第一个声音。通过急促而压抑的声音，占卜者成了神的喉舌。（《民间宗教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Folk Religion］，查尔斯·莱斯利出版社，1960年。）
威廉·萨金特（William Sargant）将这种被附身的催眠状态比作巴甫洛夫的“超限抑制”（transmarginal inhibition）状态。当大脑受到巨大压力时，就会发生保护性故障：首先，大脑开始对强信号与弱信号做出相同的反应（分级进行），接下来，大脑对弱信号的反应更强烈，然后条件反射逆转——他引用玛雅·黛伦的案例作为“超限抑制”的一个例子。在她研究海地伏都教的时候，有好几次被附身了。有一次，她在拍摄一个仪式，但当鼓声响起时，她的大脑“一片空白”，恢复意识后发现不仅仪式结束了，而且是她亲自主持的。她说：
被附身的人从他自己的附身中得益最少。他可能因此遭受物质上的损失，时有精神上的痛苦，总是筋疲力尽。某种程度上，在最初意识尚存或最后清醒过来的时刻，他经历了一种压倒性的恐惧。当罗亚神降临时，我从没见过那样痛苦、煎熬和莫名恐惧的脸。
有人可能认为，人们会努力避免这种可怕的经历，但很明显许多人都渴望拥有这样的经历。这是伏都教神话的一部分，神应该“违背你的意愿”附身于你。我认为玛雅·黛伦确实曾经屈服于一种高层次的冲突，但意味深长的是，她是被美丽性感的女神埃尔祖莉（Erzulie）附身了，她的书中对此有很精彩的描述。
I. M.刘易斯（I. M. Lewis）说：
在降神会中被附身的人是注意力的中心，他实际上是在说：“看我，我在跳舞”……海地的伏都教仪式显然是戏剧性的，在那里，与参与者的生活有关的问题和冲突以巨大的象征性力量戏剧性地上演……一切都呈现出现代心理剧或团体治疗的基调和特点。发泄就是那一天最重要的事情。被压抑的冲动和欲望，个人需求与社会制约，都被全体公众自由地表达出来。（《狂喜的宗教》［Ecstatic Religion］，企鹅出版社，1971年。）
玛雅·黛伦第一次被附身，发生在她作为贵宾出席的一次伏都教仪式上。她全神贯注地和恩贡说话，没有注意到鼓声或歌声。这让她更加易于受到影响。然后她被叫去参加仪式，并“忘了”自己要做的事，尽管那些事她在以前的仪式上已经做过很多次。她“碰巧”做对了，然后回到椅子上，发现鼓声和歌声越来越响，也越来越“尖锐”。
我觉得，她那时已经处于轻度的催眠状态。然后她就沉浸在歌声中，直到发现自己“笔直地站着，吟唱或者说几乎是尖叫着唱歌”。她感到“喘不过气来”，没有参与舞蹈。
她描述了一种与群体融为一体的强烈感觉：
我只能站起来，向前迈步，成为这个光荣仪式的一部分，随之流动。它的动作也成为我的动作，就像海浪可能会淹没我的身体一样。在这样的时刻，一个人不会去制造声音，他是声音运动的一部分，由它创造，被它裹挟；因此没有什么困难的。
然后她走向助手，却发现自己的脚“被死死地钉在地上”。她的大脑经历了一种“不愉快的松弛”，她对自己重复着“保持一致”这几个字。她走到外面，抽了根烟，感觉自己的头“绷紧、融为一体，再次变得坚实”。
当她听到要对奥丁神（Odin）致敬时，她“不得不”回去以免冒犯。如果她真的想逃跑，她就会“生病”。她触摸了一个被附身的人的手，瞬间感受到了电击；其他人提醒，她很可能被附身了。她对自己“持续的脆弱”感到不安，而且周围的人都陷入了催眠状态。她决定继续：“逃跑是懦弱的表现。我可以抵抗，但我不能逃跑。我对自己说，如果抛开恐惧和紧张，我就能抗争到底；如果不去怀疑自己的脆弱，而是厚着脸皮与迫使我屈从于它的一切竞争，我就能抗争到底。”
在某种程度上，她显然想进入催眠状态，但她认为自己是“被迫”进入催眠状态的，完全是神灵迫使她抛开了自己的人格。她已经接收到了所有的警告信号，但现在她跟着一起唱歌和跳舞，毫无恐惧。她感到非常疲倦，但无法停止，直到突然之间对动作的控制变得“容易”了一些，尽管她也没有注意到究竟是什么时候“快得难以忍受的舞步渐渐慢了下来，变成了慢动作”。
很明显，她的时间感正在扭曲，她已经处于一种非常奇怪的意识状态。她的腿又“扎根”在地上了。当鼓手试图把她推向深度催眠状态时，之前“较慢”的鼓点开始不断升速。她觉得看到的一切都很美好，她对旁人说：“看看，多美妙呀。”此时，她发现自己被隔离开，独自站在圈中。
我意识到自己不再是我所注视的那个人，就像有一道恐怖的闪电穿透了我的全身。但正是由于这恐怖的电击，我们两个又合而为一，而且就在左腿那儿连为一体。一片白色的黑暗开始升起；我想挣脱我的脚，但这一努力似乎把我抛向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我靠着坚实的手臂和身体支撑着。然而这些声音——巨大的源源不断的歌声——让我窒息。随着每一块肌肉的放松，我再次纵身跃过一片广阔的空间……我的脑袋是鼓；每一次有力的节拍都把那条腿像木桩一样打进地里。歌声就在我的耳边，在我的脑海里。这声音会把我淹死的！“它们为什么不停下来！它们为什么不停下来！”我的腿无法挣脱。我被困在这个圆柱里，这个声音之井。这个除了声音，什么都没有的井。没有出路。白色的黑暗沿着我腿上的血管爬上来，像汹涌的潮水上涨；这股巨大的力量，我无法承受，也无法控制，它一定会撕裂我的皮肤的。“天哪”，我在内心呐喊。我听到那声音在回响，刺耳而神秘：“埃尔祖莉！”明亮的黑暗漫过我的身体，到达我的头部，吞没了我。我一被吸进去，就立刻爆炸了。就是这样。
这听起来多像是德尔斐的女祭司，而不是催眠术。但这不仅仅是一种令人惊叹的引导技术。阿尔弗雷德·梅特罗（Alfred Metraux）观察到：
曾被附身的人会很快经历一系列的压力症状，接着，突然间，他们就会被完全催眠。即使在一个仪式进行得如火如荼，要求神灵立即进入之时，也可以省去很多开场白。（《海地伏都教》［Voodoo in Haiti］，安德烈·多伊奇［Andre Deutsch］著，H.查特里斯［H. Charteris］译，1972年。）
他还指出，附身时侵入的强度取决于神之化身的性质。我认为萨金特的“超限抑制”只是进入催眠状态的另一种方式。
至于玛雅·黛伦所强调的恐怖，除此之外也有很多关于“平静”附身的描述，所以我认为恐怖并不是这个过程的“内在要求”，或者说产生恐怖的是错误的观点。有趣的是，在去海地之前，玛雅·黛伦曾在其他地方说过：“完全失忆，虽然没有其他精神疾病那么引人注目，但在我看来总是最可怕的。”（《艺术观念的变位图》［An Anagram of Ideas on Art］，《形式与电影》［Form and Film］，1946年。）
附身异教的敬神者将神显化，他们的体态、动作和声音也随着面部表情的变化而变化。奥斯特里希（Oesterreich）说：“所有描述中都出现了面相的转变。”（奥斯特里希还提到一位11岁的女孩用“深沉的低音”说话。）附身的神灵基本上都是被教众所熟知的，祭司会为他们准备好必要的服装或道具，然后进行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即兴表演。下面是简·贝洛（Jane Belo）描述的印度尼西亚人举行的附身仪式：
聚集的人群警觉而专注，整个感觉像是一场每个人负责一部分的游戏。所有人都将加入引导受催眠者表演的歌唱中。人们会嘲笑表演者，催促他们继续表演，用一些会激怒他们的话来奚落他们。观众们确实很喜欢这些。当这一行为结束的时候，一群人会扑向那个因神灵附身而突然抽搐的受催眠者。在极度兴奋中，每个人都混乱地一头栽倒在别人身上。然后，他们开始照顾这个受催眠者，直到其恢复正常意识。此时，所有人都将一心一意地呵护那个正在恢复自我的人。而就在几分钟前，他们还在嘲弄和激怒那个他“变成”的人。（《巴厘岛的催眠》［Trance in Bali］，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纽约，1960年。）
伏都教的受催眠者可能被几个不同的神一个接一个地附身，同一个神也可能同时附在几个人的身上——在海地曾经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游行，几百个被盖德祖神附身的人在总统府前游行。据报道，伏都教的这些受催眠者对他们经历的附身一无所知。但是，撰写关于印度尼西亚催眠的简·贝洛，描述了两种类型的附身：一种是“存在一个不同于被附身者之‘我’的力量，同时让‘我’与之进行整合；另一种是人格发生暂时而彻底的变化，也就是‘转换’成另一个存在或对象”。（《巴厘岛的催眠》）
下面是一个由梅特罗描述的伏都教众神一起即兴创作的例子：
这些风格各异的即兴乐曲很受观众喜欢，他们大喊大笑，加入到对话中，大声地表达他们的快乐或不满。举个例子：一个被扎卡⑲附身的人穿着农民的衣服出现在走廊上。他巧妙地模仿着乡下人进城时害怕被抢劫的焦虑。现在，又有一个被附身的人加入了他，那人可能会说：“跟上。”这是盖德神家族的尼博盖德神，负责看管死者。扎卡显然被他阴郁的同伴吓到了，他试着讨好他，请他吃东西，喝朗姆酒。扮演城里人的盖德跟他客套，试图戏弄他。盖德问他：“你包里装的是什么？”他打开搜查。惊慌失措的扎卡喊道：“停，停！”包还给了扎卡，但在他检查一个病人时，包却被偷走了。绝望中，扎卡要来纸牌和贝壳，想通过占卜找出小偷。观众们齐声喊道：“来一个，扎卡，来一个。”（《海地伏都教》）
任何面具老师都会把“附身”过程中发生的场景当作典型的面具戏。人们会以为神是超人，但在所有的“催眠”文化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神话的共性：神常常被描述成以孩子般的方式行事。正如梅尔维尔（Melville）所说：“神就像孩子，必须告诉他们要做什么。”8 面具教学
在面具入门课上，我会放一个桌子，上面摆着各种各样的道具。之所以把它们放在桌上，是因为弯腰的动作可能会让新面具出戏。我避免使用任何呈现“困难”的道具。一把伞可能会激发面具思考如何打开它，闹钟可能会带来给它上上发条的建议。任何需要两岁半以上智商的道具，我都不会使用。桌上的东西都是小孩子会感兴趣的那种。我选择的是能给人提供各种各样触觉体验的东西：围巾、胡萝卜、铃铛、银箔、罐子、气球、一块毛皮、一个玩偶、一个玩具动物、一根棍子、橡皮管、花、糖果。小开本的儿童读物也可以，如果是外语版的会很有帮助。（我的妻子英格丽德［Ingrid］在她的课上给面具包了些小礼物；每个包里都有一颗糖果，或一个小玩具，这些是面具喜欢的东西。）
我把一些道具放在舞台上，并在舞台一侧立了一个屏风。屏风后面是帽子、外套、睡衣、连体裤和几件连衣裙。如果衣服有点过时，那就更好了。不过，真实的服装通常比舞台服装要好。彩色的床单也很好。我曾经用过一些大毛毡“鞋”，有些面具很喜欢——我觉得它们是用来在寒冷的天气里穿在高筒胶靴里的吧。
一旦学生们准备好了，我就开始扮演“高姿态”。我不像上喜剧课时那样手舞足蹈，而是变得更冷静、“认真”和“成熟”。我身上的变化使学生们产生了一种感情的变化，通过这种变化，我向他们保证面具真的不危险，且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能应付。重要的是，当我要求他们摘下面具时，他们必须摘下。我越是让他们放心，他们就越紧张，当他们来拿面具的时候，很多人都在颤抖。技巧在于在兴趣和焦虑之间建立正确的平衡。
我还必须确保，他们不会为自己在面具中的行为担责。让我用几个故事来说明这一点。
我们有一个面具，上面有着粗壮的鹰钩鼻和一对愤怒的眉毛。面具上面涂满了深红色，它还喜欢拿棍子打人。只要老师在紧要关头说“摘下面具！”，那就很安全。有一次，波琳·梅尔维尔（Pauline Melville）借用了这个面具，她接管了我在莫里学院的课程。第二天，她把面具还给我，说有人胳膊被打了。我不得不向她解释没有提前警告她是我的错（但我说过面具会打人）。我曾看到过三个类似鹰钩鼻面具的歌舞伎面具，它们站在花道（贯穿观众席的平台）上，没错，它们在拿着棍子恐吓观众。
另一个面具叫“帕克斯先生”。它常常笑着看天，坐在椅子的最边上，从一侧滑下来。谢伊·戈尔曼（Shay Gorman）创造了这个角色。我带着面具去汉普郡上课。就在学生们从屏风后进来时，突然，我听到帕克斯先生的笑声。它用了跟谢伊·戈尔曼相同的姿势走进来，抬头看着天花板，就好像那里有什么有趣的东西，然后一直坐在椅子最边缘，好像它很想顺着滑下来。幸好它没有，因为面具佩戴者并不是很灵活。认为面具应该将所有特质传递给佩戴者的说法毫无意义。
一旦学生们开始以面具在强迫某些特定行为发生的方式观察自己，他们就会真正感觉到“灵魂”的存在。我记得我做过一个面具。一个学生试了试，变成了一个驼背、扭曲、咯咯叫的生物。后来一个迟到的学生进来，拿起这个面具，同样的生物出现了。我告诉学生们，只要觉得舒服，戴任何面具都行。也许他们会谨慎地选择一个他们认为自己能做好的，但这真的不重要，因为当他们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时，跟预想的会很不一样。一旦学生找到了一个舒适的、不会扎眼睛的面具，我就会把他的头发整理好，让头发盖住面具的橡皮绳和额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