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慎落水，无法自救。诸伯利《先驱导报》指出，她是从家中被一个或
数个陌生人带走的，然后被强行推入河里，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她晚
上就离开了房子，没有锁门，所有的灯都亮着。一想到神奇寂静的夜晚
发生的罪行就很兴奋的人，一直认为这是一起谋杀。其他人出于善意或
恐惧坚持认为是意外。这是人们谈论和争辩的两种可能性。认为是自杀
的人——最后大多数人是这样想的，不太急于谈论此事，他们为什么要
谈呢？因为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是一个没有解释也没有希望解释的神秘
事件，就像青天白日一样。这里没有启示。
范里斯小姐穿着她的天鹅绒溜冰服，戴着时髦的皮毛帽子，在滑冰
的人们中间来回滑着，非常显眼。热烈激昂的范里斯小姐，在市政厅往
脸上化妆的范里斯小姐，脸朝下的范里斯小姐，没有抗议地，漂浮在瓦
瓦那什河，六天六夜，才被发现。虽然没有可靠的方式把这些图像联系
起来——如果最后一个画面是真实的，它会不会改变其他的画面？——
它们现在要拼在一起了。
《吹笛手》；《吉卜赛公主》；《被盗的王冠》；《阿拉伯骑士》
；《克立舞者》；《樵夫的女儿》。
她像吹泡泡一样，将那些小歌剧吹送上水面，颤抖着，精疲力竭地
努力着，然后，几乎是不经意地放弃了，慢慢消失，消失，但永远牢牢
地陷在了我们改变了的童年之中，她那不可战胜的，没有回报的爱。
至于博奥斯先生，他已经离开了诸伯利，就像人们所说，他在这里
从来没有在家的感觉，他在伦敦的一座教堂弹风琴，教音乐——不是真
正的伦敦，我必须解释一下，而是西安大略一个中型城市。传闻他在那
里干得不错，那里有和他属于一类的人。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
主街的雪堤太高了，以至在邮电局前面的街道和人行道之间，削出
了一道拱门。有人拍照发表在诸伯利《先驱导报》上，这样人们就可以
剪下来寄给住在英国、澳大利亚或多伦多等气候没有那么分明的地方的
亲戚和朋友。邮电局的红砖钟楼矗立在雪地上，两个妇女站在拱门下，
表明这是真的。两个女人都在邮电局工作，穿着没系扣子的外套。一个
是弗恩，母亲的房客。
母亲把图片剪下来，因为有弗恩，她还说我应该保存起来，以后给
我的孩子们看。
“他们不会看到这样的东西了，”她说，“到他们那时候，就都是用
机器清雪了。人们或许会住在温度可控的透明的屋顶下。不再会有季节
的变化了。”
她是怎么搜集到关于未来的令人不安的信息呢？她期待将来像诸伯
利这样的城市会被水泥的蘑菇式柱子和屋顶代替；移动的航线带你从一
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乡间永远地被条条交错的宽阔公路覆盖。没有任
何东西和我们今天一样，没有炒锅、发夹、印刷的书页或自来水笔。我
的母亲不会错过任何东西。
她说到我的孩子也让我惊异，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孩子。我追求
的是荣耀，走在诸伯利大街上像流亡者或侦探一样，不清楚名誉会从何
方降临，或者何时，只是从骨子里深信它一定会来。母亲曾经和我一样
确信，是我的同盟，但是现在我不再和她谈论这个了；她轻率，她的期
望太庸俗，太明显。
弗恩在报纸上，双手卖弄风情地竖起漂亮的外套领子，她那天穿它
去上班纯属幸运。“我穿那件外套像西瓜一样圆滚滚的。”
张伯伦先生，和她一起看着，捏了捏她戴手镯的手腕上部。
“漂亮的外壳，漂亮的老西瓜。”
“别这么恶毒，”弗恩说，“我是认真的。”对她这么高大的女人来说
，她的声音过于细小，可怜，让人有占便宜的念头，但最终总是让步于
幽默。母亲与生活斗争形成的品质——敏锐，精明，决断，挑剔——在
弗恩身上似乎都成了反面，她唠叨抱怨，动作懒散，漠然和蔼。她皮肤
黝黑，不是橄榄色而是泥土的灰暗，有硬币大小的棕色斑点，就像阳光
照耀的树下斑驳的土地。她的牙齿是方形的，白但有些突出，之间有缝
隙。这两个无甚魅力的特点，让她看起来无赖而俗气。
她穿着红宝石颜色的缎子晨衣，华丽的袍子，她坐下时，肚子和大
腿根部特别突出，显出果实的形状。她每个星期天早上都穿着它，坐在
我们的饭厅抽烟，喝茶，直到去教堂做礼拜。衣服在膝盖处分开，现出
附着的浅色人造纤维——一件睡衣。睡衣是我无法忍受的衣服，因为它
们在人睡觉时随着人的体形贴在身上，还让你的两腿之间没有遮盖。内
奥米和我小几岁的时候，经常画有令人吃惊的生殖器的男女，肥胖的女
人，长着针一般竖起的阴毛，就像箭猪的背。穿着睡衣让人无法不意识
到这可耻的一团，宽长裤可以体面地将之隐藏和包裹起来。母亲星期天
早餐前穿着宽大条纹的睡裤，褪色的铁锈色晨衣，带有缨穗的带子，拖
鞋是羊毛护套，鞋底是缝上去的那一类。
尽管两人很不同，弗恩和母亲还是朋友。母亲重视人们在世界上的
经验，接触任何知识和文化背景的人，以及最终在诸伯利引起怀疑的任
何建议。弗恩不总是在邮电局工作。她曾经在皇家音乐学校学习声乐。
现在在联合教堂唱诗班，复活节唱《我知道我的救主还活着》，婚礼上
唱《因为》、《答应我》和《伊甸园上空的声音》。星期六下午，邮电
局关门，母亲和她会听美国大都会歌剧的广播。母亲有一本关于歌剧的
书。她会拿出来跟着看故事情节，辨认配有翻译的咏叹调。她问弗恩问
题，但弗恩不像你想象的知道那么多，她甚至连她们在听哪一部都搞不
清楚。但是有时候，她向前倾斜着，胳膊肘放在桌子上，不是为了放松
，而是留心地支撑着身体，不顾忌地唱着外语歌词。“都——达——都
，达，都，达，都都——”她声音里的力度和严肃总是令人惊奇。她不
觉得难为情，释放着她在生活中并不在意的宏大的夸张情感。
“你打算唱歌剧吗？”我问。
“不。我只想在邮电局工作。哦，我想，又不想。工作，训练。我
没有这个野心，我想这是我的问题。我总是愿意过得开心些。”她星期
六下午穿便装，凉鞋露出胖墩墩的涂了指甲油的脚趾。她把烟灰点到了
突出的好像怀了孕的肚子上。“抽烟弄坏了我的嗓子。”她沉思地说。
弗恩的演唱风格尽管令人羡慕，在诸伯利却被认为和炫耀差不了多
少，有时孩子们会在街上学她尖声或颤声唱歌。母亲认为这是迫害。她
从一点儿迹象上就能构想出这种情况：搜出开陆军剩余物资商店的犹太
人夫妇，或洗衣店里矮小的不爱讲话的中国人。她带着令人不知所措的
同情以及大声、缓慢而友好的姿态。他们不知道怎样对待她。弗恩没有
受到迫害，我可以看得出来。虽然我的老姑妈们，父亲的姑妈们，会奇
怪地提到她的名字，似乎她的名字里面有个核，她们要吮吸然后吐出来
。内奥米的确告诉过我，“弗恩生过一个孩子。”
“她从来没有。”我无意识地反驳道。
“她生过。她十九岁时生的。所以她被赶出了音乐学校。”
“你怎么知道的？”
“我妈妈说的。”
内奥米的妈妈到处都有密探给她提供情报，生育的情况，临死的伴
侣。在她的护士工作中，从一家到另一家，她像水下真空管一样吸取着
别人得不到的新闻。我觉得我要和内奥米争辩，因为弗恩是我们家的房
客，内奥米总是说我们家里人的坏话。（“你妈妈是无神论者。”她带着
恶意说。我会说：“不，她不是，她是不可知论者。”在我有理有据地解
释的过程中，内奥米只会反复地说：“半斤八两，有何区别。”）我不能
报复，因为过分敏感或怯懦，尽管内奥米自己的爸爸属于某种奇怪的不
名誉的宗教派系，不戴假牙，在城里到处乱转，散布着预言。
弗恩在旁边的时候，我开始留意报纸杂志上的婴儿照片，说：“哇
，是不是很可爱啊？”然后仔细观察她，看是否有瞬间自责的表情和母
性的渴望，好像某一天她真的会被说服，痛哭流涕，挥动双臂，在滑石
粉或粗滤肉类广告边捶胸顿足。
而且，内奥米说弗恩和张伯伦先生什么都干了，就像他们已经结了
婚似的。
起初是张伯伦先生介绍弗恩来我们家住的。我们从他母亲那儿租的
房子。她现在失明了，卧病在床，已经在瓦瓦那什郡医院住了两年多了
。弗恩的母亲也在那里；事实上，就是在那里，他们在探视时认识了对
方。那时她在蓝河邮电局工作。张伯伦先生在诸伯利无线电台工作，住
在同一座大楼的小公寓里，不想费事找房子。母亲把他当作“弗恩的朋
友”提到他，用一种澄清的语调，仿佛强调“朋友”这个词在这里并没有
更多的含意。
“他们喜欢待在一起，”她说，“他们不在乎闲话。”
闲话意味着绯闻，意味着粗俗行为，意味着性。
我想从母亲那里试探出内奥米所说的情况。
“弗恩和张伯伦先生也该结婚了。”
“什么？你是什么意思？谁说的？”
“大家都知道。”
“我不知道。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没人对我说过这话。是内奥米说
的，对吧？”
内奥米在我们家不太受欢迎，我在她家也是。我们都有携带着玷污
的遗传的嫌疑——我这边是无神论；内奥米家是婚前性行为。
“这个城市坏思想到处蔓延，从来不让人安静。”
“如果弗恩·道夫提不是个好女人，”母亲富有逻辑地下结论说，“你
认为我会让她住在我们家吗？”
今年是我们高中的第一年，内奥米和我几乎每天都会谈到性，腔调
一致，这样就从来不致越过某个尺度。这是一种下流、轻蔑、狂热而好
奇的腔调。一年前我们曾想象自己是情感的牺牲品；现在我们成了旁观
者，至多是冷漠愉快的实验者。我们有一本书，是内奥米在她妈妈放了
樟脑球的嫁妆箱的毯子下面发现的。
最初的接触要小心，我们大声读出，尤其是如果男性性器官比较大
。凡士林是有效的润滑剂。
“我更喜欢黄油。更有味儿。”
怀孕后期可以经常用大腿间性交。
“你的意思是人们那时候也还要做？”
有时如果女方太胖，可以用后位。
“弗恩，”内奥米说，“他就是这样和弗恩做的。她相当胖。”
“哦！这本书让我恶心。”
我们读到，男性性器官勃起可以达到十四英寸长。内奥米吐出口香
糖，用手撮着，越拉越长，然后提着一端在空中晃动。
“张伯伦先生，破纪录的人！”
那之后每次她来我家，如果张伯伦先生也在的话，如果我们碰巧又
在嚼口香糖时，我们中的一个或我们两个，就把它拿出来，这样撮长，
然后无知地晃动，直到大人注意到，直到张伯伦先生说“你们找到玩的
了”。母亲会说：“停，很脏的。”（她是指口香糖。）我们观察张伯伦
先生和弗恩，看有没有激情、荒唐、渴望的表情，或手放在裙子上这样
的迹象。我们没有发现什么，实际上，我对他们的维护超过了我的希望
。因为我和内奥米一样喜欢想象他们咕哝下流话，在叮当响的床上翻滚
（在客舱里，内奥米说，每次他们去杜伯敦看湖景的时候）。在我想来
，厌恶并不排除娱乐，它们事实上不可分割。
张伯伦先生，阿尔特·张伯伦，在诸伯利电台播新闻。他也播报所
有严肃认真的消息。他有一副很专业的好嗓子，像黑巧克力一样受欢迎
，在本地殡仪馆赞助的节目《纪念》中，伴随着星期天下午的管风琴音
乐而汩汩流淌。有时他请弗恩在广播中唱圣歌——《我惊叹，当我游荡
》——还有圣歌之外的忧郁的歌——《当完美的一天结束》。上诸伯利
电台不是件难事；我自己就朗读过一首滑稽诗，在星期六早上的青年聚
会上；内奥米弹奏过钢琴曲《圣玛利亚的钟声》。每次打开收音机，都
有可能听到你认识的人的声音，或至少在点歌者名单中提到你认识的人
的名字。（“我们下面播放一首歌，送给卡尔·奥蒂斯夫妇二十八周年结
婚纪念，是他们的儿子乔治和儿媳埃特，还有他们的三个孙辈子女，洛
林、马克和洛伊斯，以及住在波特菲尔德路的奥蒂斯夫人的妹妹比尔·
唐雷太太点播的。”）我也打过电话给班尼叔叔四十岁生日点歌；母亲
不想她的名字被提到。她更喜欢收听多伦多电台，有大都会歌剧，没有
广告的新闻，还有知识测验，她和四个绅士比赛，从他们的声音判断，
他们都留着小而尖的胡子。
张伯伦先生也要播广告，他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介绍十字药店的维
克牌滴鼻剂、布伦瑞克酒店的星期天晚餐、处理死牲畜的李威克父子。
“死的家畜怎样了，士兵？”弗恩会这样和他打招呼，他会轻轻拍一下她
的屁股。“我会告诉他们你需要他们的服务！”“我看你比我更需要。”弗
恩并无恶意地说。然后他会一下子坐到椅子上，笑着感谢母亲为他斟茶
。浅蓝绿色的眼睛里没有表情，只是颜色，如此漂亮，让人想用来做衣
服。他总是很疲倦的样子。
张伯伦先生有一双白皙的手，指甲剪得很整齐，灰白稀疏的头发梳
理得很精致，他的身材与衣着很相配，似乎是用同样的材料制成的，所
以他应该一直以来都是以衬衫、领带和西服来示人。在男人之中，他对
我来说显得很奇怪。即使是班尼叔叔，身材瘦削，胸部狭窄，气管受损
，他行动的样子或方式中，都预示着暴力倾向或可能性，会带来混乱的
东西；父亲也有这种倾向，虽然他的方式很温和。但是，在烟灰缸上轻
敲着烟卷的张伯伦先生，却是参加过战争的，在坦克部队服过役。如果
他来看我们——实际上是看弗恩，虽然他不会很快表现出来——父亲也
在家的话，父亲会问他打仗的事情。不过很清楚，他们对战争的看法不
同。父亲认为战争是全面的计划，细分成有目的的战役，不管成不成功
。张伯伦先生把战争看成是一堆故事，没有特别的方向。他讲故事只是
为了好笑。
比如他告诉我们，他第一次参加行动时，情况有多么混乱。一些坦
克撞进了一片树林，掉了头，朝德军会来的反方向驶去了。所以它们最
初的枪是朝自己的一辆坦克放的。
“把它打爆了！”他快乐地说，没有一丝遗憾。
“坦克里面有士兵吗？”
他看着我，显出嘲笑的吃惊表情，我说什么时，他总是这样看着我
；你一定认为我在他面前是倒立的。“喔，如果有也不奇怪！”
“那么——他们被杀死了吗？”
“他们出事了。我当然没有再看见他们。噗！”
“被自己的人杀死，多么恐怖。”母亲说，很愤慨但是没有平常那么
自信。
“战争中那样的事情偶尔会发生。”父亲安静而严肃地说，仿佛在反
对对此表现出任何女性的天真无知。张伯伦先生只是笑笑。继续讲战争
最后一天的行动。他们摧毁了户外厨房，把枪里最后的子弹都朝它猛烈
地射了出去。
“听起来像一群孩子，”弗恩说，“好像你们还没有大到能参战的程
度。你们只不过是傻乐一番。”
“是我一直追求的，不是吗？开心。”
一次他讲在佛罗伦萨的事。这并不奇怪，因为他在意大利打仗。但
是母亲坐直了身体，在椅子上惊动了一下，因为专注而微微颤抖。
“你在佛罗伦萨？”
“是的，夫人。”张伯伦先生毫无热情地说。
“佛罗伦萨，你在佛罗伦萨？”母亲重复着，迷惑而开心。我略微知
道一点儿她的感觉，但是希望她不要暴露太多。“我从来没有想过，”她
说，“呵，我当然知道是意大利，但似乎很不可思议——”她的意思是我
们谈论的这个意大利，战争发生的意大利，就是历史上的罗马教皇、梅
第奇、列奥纳多所在的地方。先驰品牌，柏木，但丁所在的地方。
奇怪的是，以她对未来的热情来看，她应该不会对过去这么兴奋。
她冲到前屋，拿回百科全书的艺术与建筑增刊，里面满是雕塑、绘画和
建筑，大多是在阴霾清凉的博物馆式的灰色光线中拍摄的。
“看！”她把书放在桌上，在他面前翻开。“这就是你的佛罗伦萨。
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你去看过吗？”
一个裸体的男子。他那大理石的东西挂在他身上，任由人们观看，
就像一瓣下垂的百合花。除了我那坚定天真得可怕的母亲，谁还会把这
个给一个男人看，给我们大家看呢？弗恩鼓着嘴，努力克制着才没有笑
出来。
“我没有见过。没有。那里到处都是雕像。著名的这个，著名的那
个。没有办法回避。”
我看得出不该和他谈论这类话题。但是母亲还在继续。
“那么你一定见过青铜门了？华丽壮观的青铜门？艺术家花了整整
一生制作它们。看，在这里。他叫什么来着——基伯堤。对，是基伯堤
。他花了整个一生的时间。”
张伯伦先生说有些见过，有些没有。他非常耐心地看着书，然后说
他不怎么喜欢意大利。
“啊，意大利，也许那没有什么问题。是意大利人。”
“你认为他们很颓废是吗？”母亲遗憾地说。
“颓废，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不在乎。在意
大利的街上我碰到过一个人走上来，主动说要把女儿卖给我。这种事经
常发生。”
“他们要卖掉女儿干吗？”我说，做出我擅长的鲁莽简单的天真表情
。“做奴隶吗？”
“说是这样。”母亲合上书，放弃了米开朗基罗和青铜门。
“比黛尔大不了多少，”张伯伦先生带着厌恶的语气说，这对他来说
有点儿虚伪，“有些还没有她这么大。”
“她们早熟，”弗恩说，“热带地区的人。”
“黛尔。把这本书放回去。”母亲声音里的警觉像抬起的翅膀扑哧了
一下。
其实，我听见了。我没有回到餐厅而是上楼去脱掉了衣服。我穿上
了母亲的黑色人造丝晨衣，有粉红和白色的花点缀着。一件她从来不穿
的不实用的礼物。在她房间里，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挑战地看着三向
镜中的自己。我把布料拉下肩膀，束在胸前，刚好可以塞进宽的空圣代
冰淇淋锥型纸卷。我把梳妆台旁边的灯打开；柔和温暖的光穿过奶油糖
果色的玻璃支架，在我的皮肤上投下光泽。我看着自己高而圆滑的额头
，粉色有雀斑的皮肤，我的脸像鸡蛋一样天真无辜，眼睛在努力改变着
，让我变得狡黠和呈奶油色，把我浅棕色的灌木丛般的头发，变成金色
而不是泥土色的丰富的波浪。张伯伦先生的声音在我头脑里回响，“比
黛尔大不了多少”，这声音作用在我身上，像人造丝抚摩着我的皮肤，
包围着我，让我感觉到危险和渴望。我想着那些佛罗伦萨的女孩，罗马
的女孩，男人可以买的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她们胳膊下的黑色意大利
毛发。嘴角有点儿黑。热带地区的人早熟。罗马天主教徒们。一个男人
花钱和你做那事儿。他会说些什么话呢？是他脱掉你的衣服，还是会等
你自己脱？他脱下裤子，还是只拉开拉链，把东西对着你？这是一个过
渡期，可能的、已知的和正常的行为，与神奇的、兽性的行为之间的桥
梁，我无法想象的行为。内奥米妈妈的书里没有提到这样的事情。
诸伯利城里有一家妓院，里面有三个妓女。也就是说，如果算上老
板娘迈克奎德太太才三个人；她至少有六十岁了。它在主街北端，一个
长满蜀葵和蒲公英的院子里，在B.A.加油站旁边。阳光好的日子，两个
年轻些的女人有时会出来坐在帆布椅子上。内奥米和我去那里转过几回
，曾经看见过她们一次。她们穿着印花裙子和拖鞋，光着白色的大腿。
一个在读《明星周报》。内奥米说她的名字叫佩吉，那天夜里在同性恋
舞厅男厕所里，她被说服同意给一排站着的男人服务。这可能吗？（我
在其他时候听过这个故事，只是换成了迈克奎德太太本人在表演或忍受
这种壮举，而且也不是在同性恋舞厅，而是在蓝猫头鹰咖啡店的后墙。
）我希望多了解一下这个佩吉，而不只是报纸上方那个柔软的老鼠皮般
的棕色卷毛形成的鸟巢；我希望能看见她的脸。我的确期待着什么——
堕落的愚蠢闪念，像沼气般散发出来。我有点儿惊奇，她竟然读报，上
面的文字对她和我们其他人竟会有相同的意义，她也像普通人类一样吃
喝。我认为她已经超出了人类的机能，进入一种完全堕落的状态，与圣
徒处于相反的一极，但同样孤立，不可知。这个地方看起来很普通——
《明星周报》，有点缀的窗帘拉着，妓院窗子的铁罐里有天竺葵在充满
希望地生长，对我来说都成了蓄意的急不可待的圈套——日常生活的表
象伸展开来，覆盖着如此无耻、如此强烈的爆发的欲望。
我隔着凉凉的人造丝揉我的臀骨。如果我生在意大利，我的肉体应
该已经派上用场了，它会充满淤青，老于世故。那不会是我的错。想到
卖淫，不是我的错，它让我有片刻感到厌烦；一个宁静诱惑的想法，因
为它是决定性的，排除了野心和焦虑。
那之后，我构想了几个犹豫的残缺的白日梦片段。我想象张伯伦先
生看见我穿着母亲的黑花晨衣，露出肩膀，就像我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
一样。然后，我打算让衣服滑落，让他看见我的裸体。怎么能发生这样
的事情呢？其他一般与我们一同待在房子里的人都得打发掉。打发母亲
去卖百科全书；把弟弟赶到农场上去。而且还必须是在暑假，我不用上
学。弗恩在邮电局上班，还没有回来。在狂热静止的一天，我会在午后
的闷热里走下楼梯，只穿着晨衣。我到水槽那儿喝水，没有看见张伯伦
先生就静静地坐在屋子里，然后——什么？一条奇怪的狗，只为这个场
合被引进到我们的房子，它会扑向我，拉下我的晨衣。我会转身，恰巧
刮到椅子上的钉子，使衣服整个滑落到脚上。关键是要显得像一个意外
；我不能刻意，当然他也不必。我的梦在暴露的时刻停止了。事实上，
它往往没有进展到那么远，而是徘徊在初步的细节上，让它们凝固下来
。被看到裸体的片刻无法凝固，它是一道突如其来的光。我从来没有想
象过张伯伦先生的反应，我从来没有清晰地想象过他。他的在场很重要
，但总是模糊不清；在我白日梦的角落，他没有特征，但很强大，然后
像蓝色日光灯般嘶嘶作响着消失。
我们下楼梯从他的门旁经过时，被内奥米的爸爸看到了。
“你们两个年轻女士进来待会儿，随便坐。”
现在是春天，多风的昏黄傍晚。他在自己房间的圆铁炉子上烧垃圾
，炎热而发臭。他洗了袜子和内衣，挂在墙边的绳子上。内奥米和她妈
妈对待他很随便。妈妈不在时，比如现在，内奥米就会开一罐意大利面
，倒在盘子里给他做晚餐。我会说：“难道你不加热吗？”她说：“干吗
要费事呢？反正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在他的房间地板上，有一堆堆的印刷小册子，我猜想和他的宗教有
关。有时内奥米要把它们带到邮电局。她接受了妈妈的暗示，很蔑视他
的信仰。“除了预言还是预言，”她说，“他们已经预言了世界末日三次
了。”
我们坐在床边上，床上没有床单，只是粗糙肮脏的毛毯，他坐在对
面的摇椅上。他已经很老了。内奥米的妈妈嫁给他之前做过他的护士。
他的话语间通常有很长的停顿，在那期间他也不会忽略你，而是用淡淡
的眼睛盯着你的额头，好像他期待从那里找到他剩下的思想。
“《圣经》说，”他亲切而没有必要地讲着，以一种明知存在异议却
故意视而不见的态度。他打开一本大开本的《圣经》，已经标出了地方
，开始用尖厉衰老的声音读起来，间杂着奇怪的停顿和困难的断句。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
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
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
新郎迟延的时候，她们都打盹睡着了。
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
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
愚拙的对聪明的人说，请分点油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结果当然是——现在我记得以前听过这些——聪明的童女不会分油
给她们，担心自己不够，愚蠢的童女不得不自己出去买油，结果错过了
新郎，被关在外面。我总是想，这个我不大喜欢的寓言，和谨慎精明、
有备无患之类的有关。但是我可以看出，内奥米的爸爸相信它是关于性
的。我斜眼看内奥米，想捕捉到她嘴角略微吸进的动作，意识到这个话
题时她总是会做出这种滑稽的表情，但是她看起来固执而悲惨，被我秘
密享受的东西弄得十分厌倦——诗一般的流畅词汇，古典风格的表达。
对聪明的人说；迟延；新郎来了。这些让她不舒服，她甚至不喜欢“童
女”这个词。
他没有牙的嘴闭着。像婴儿一样狡猾而恰当。
“现在就到这吧。到时候想一想。这是给年轻女孩的教训。”
“老笨蛋。”内奥米在楼梯上说。
“我为他——感到难过。”
她戳了一下我的腰。
“快点儿，我们出去。他会找到别的东西。读《圣经》读到眼睛掉
出来。活该。”
我们跑到外面，来到曼森街。这些长长的轻松的傍晚，我们逛遍了
城里的每个角落。我们徘徊着经过莱森戏院、蓝猫头鹰咖啡馆、台球房
。我们坐在纪念碑旁边的长椅子上，如果有车对着我们按喇叭，我们就
会挥挥手。我们稚嫩的青涩，我们裸露大腿的愚蠢，让他们沮丧，他们
就继续行驶，在车窗里嘲笑我们。我们走进市政厅的女厕所——潮湿的
门，湿漉漉的水泥墙，含氨的难闻的气味——还有门上没头脑的坏女孩
写下的她们的名字，我们写下了班上两个霸道女王的名字——玛乔里·
考茨和格温·蒙迪。我们用口红写，在下面画上小小的猥亵的形象。我
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憎恨那些女孩吗，我们对她们从来都是巴结奉承
、笑脸相迎的吗？不是。是。我们恨她们的免疫力，缺乏好奇心的好教
养，任何让她们宽厚快乐地飘浮在诸伯利生活表面的东西，这些东西也
会让她们飘向妇女社团，和远方更繁荣地区的医生或律师订婚，结婚。
我们恨她们只是因为永远想象不到她们会进市政厅的女厕所。
做完这些我们就跑掉了，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犯了罪。
我们彼此壮着胆。在路灯下安静地走着，像面巾纸裁出的花一样苍
白，走过没有灯光的窗子，希望世界在看我们，我们很大胆。
“假装你有脑残。大胆些。”
一下子我就脱了臼，耷拉着脑袋，翻着眼睛，开始说些无法理解的
话，断断续续地唠叨。
“扮傻子。遇到谁都不要紧，别停下。大胆些。”
我们遇到了老库伯先生，瘦长，威严，穿得很漂亮。他停下来，敲
着拐杖，表示反对。
“这是什么表演？”
“痉挛，先生，”内奥米忧伤地说，“她总是这样。”
拿穷人、无助的人和生病的人取乐。糟糕的品位，无情，快乐。
我们去了废弃的公园，那是一片三角地带，高大的西洋杉让它显得
过于阴暗，不适合孩子玩耍，也不吸引散步的人们。诸伯利的人为什么
还要来看更多的草、土地和树木，而城四周到处都是同样的东西？他们
会到闹市区去，去看商店，在双层人行道上见面，感受活跃的希望。内
奥米和我独自爬上大西洋杉，树皮刮破了我们的膝盖，像小时候一样我
们毫无必要地尖叫着，看见树枝分开，露出倾斜的土地。我们握紧手吊
在树枝上，用脚踝倒挂在树上；我们假装是狒狒，颠三倒四，叽里呱啦
地说话。我们感觉整个城市在我们下面，张着大口，准备大吃一惊。
传来这个季节特有的喧闹声。孩子们在人行道上跳绳，清晰、认真
地唱着歌。
山上站着一个女人，
我们不知道她是谁。
她穿的都是金和银，
她只需要一双新鞋！
孔雀在叫。我们从树上下来，去看孔雀，经过公园，经过一条破旧
的没有名字的通向河的街道。孔雀是一个叫作波克·蔡尔兹的人养的，
他开垃圾车。这条街没有人行道。我们沿着小池塘走，软软的泥闪着光
。波克·蔡尔兹的房子后有谷仓，用来喂家禽。房子和谷仓都没有粉刷
。
孔雀在光秃的橡树下走来走去。我们怎么会一连几个春天都忽略了
它们？
雌孔雀不太显眼，它们的院子颜色暗淡。但是雄孔雀从不令人失望
。奇异的理想的颜色，胸脯、喉咙和脖子是蓝色的，较深的羽毛像墨渍
，或者热带水下的柔软植物。有一只开了屏，展示出眼睛般的环形图案
，染色的绸缎。高贵而愚蠢的小脑袋。寒冷春天的光耀，诸伯利的奇观
。
喧闹声又开始了，不是孔雀中发出来的。我们抬眼看去，马上看到
了——一只白孔雀，从树上，尾巴全部展开，穿过树枝飘落，仿佛水漫
过石头。纯白色，纯粹的恩赐。原来是它躲在上面，发出疯狂、责骂、
杂乱的叫声。
“它们在呼唤异性。”内奥米说。
“猫叫春。”我说，想起了农场的事情。“公猫和它们交配时，它们
狂叫。”
“你就不会狂叫吗？”内奥米说。
我们要走了，波克·蔡尔兹出现在孔雀群中，快步走来，摇晃着。
他的脚趾都截掉了，我们知道，那是很久以前他还没有加入浸礼会时，
喝醉了回不了家，躺在壕沟里冻坏的。“晚上好，小伙子们！”他对我们
喊着，他老是这样打招呼，开玩笑。你们好，小伙子们！你们好，姑娘
们！他从垃圾卡车的驾驶室里，一路叫着，不管天冷天热，从没有人回
答他。我们跑开了。
张伯伦先生的车停在我们家门前。
“我们进去吧，”内奥米说，“我想看看他在对老弗恩做什么。”
什么也没有。在饭厅，弗恩在试穿带花的雪纺绸裙子，母亲帮她为
多娜·卡灵的婚礼做的，到时她要表演独唱。母亲斜坐在缝纫机前的椅
子上，弗恩在她前面转动着，像一把半开的大阳伞。
张伯伦先生在喝真正的酒，威士忌加水。他开车去波特菲尔德买威
士忌，诸伯利没有威士忌。我又骄傲又羞耻地让内奥米看餐具柜上的瓶
子，那是从来不会在她家出现的东西。母亲原谅他喝酒，因为他打过仗
。
“两位可爱的女士来啦，”张伯伦先生虚伪地说，“充满春天的气息
和优雅。带来外面的新鲜空气。”
“给我们点儿喝的。”我说，在内奥米面前炫耀。但是他笑了，把手
放在杯子上。
“你们得先说说去了哪里。”
“我们去波克·蔡尔兹那儿看孔雀了。”
“去看孔雀。去看美丽的孔雀。”张伯伦先生唱着。
“给我们喝一杯。”
“黛尔，规矩点儿。”母亲嘴里都是别针。
“我只是想尝尝看是什么味道的。”
“那我不能白给你喝。我没看见你给我做什么把戏。我没看见你坐
直身体，像乖巧的小狗一样请求。”
“我可以做海豹。你想看我装海豹吗？”
这是我喜欢做的一件事。我从来不担心做不到，或者模仿得不完美
；我从不害怕让任何人把我当成傻瓜。我甚至在学校也做过，在少年红
十字会的时候，大家都笑了；这奇异的笑声如此让人安慰，让人宽恕，
以至于我可以永远模仿海豹。
我跪下，把胳膊肘放在两侧，手像鳍一样摆动，同时叫着，我的叫
声美妙而刺耳。我是从玛丽·马丁的一部老电影里学的，她在绿松石池
塘边唱歌，海豹们用叫声与她合唱。
张伯伦先生慢慢低下杯子，靠近我的嘴，但是每次我停止叫就抽回
去。我跪在他的椅子旁边。弗恩背对着我，她的胳膊抬起；母亲的头被
遮住了，她在缝弗恩的腰部。内奥米看过海豹模仿很多次了，对做衣服
更感兴趣，她在看弗恩和母亲。张伯伦先生终于让我的嘴唇碰到了杯子
边缘，他一只手拿着。另一只做了别人都看不见的事情。他隔着我潮湿
的上衣，摸我的腋下，然后摸进我无袖长衣的袖口。他隔着棉布，快速
而用力地摸我的乳房。把柔软的肉都撮起，摊平。然后一下子缩回手去
。就像打了一巴掌，让我刺痛。
“是什么味道？”内奥米后来问我。
“像小便。”
“你没有尝过尿吧。”她狡猾而令人迷惑地看了我一眼，她总是能察
觉秘密。
我本想告诉她，但是没有，我缩了回去。如果告诉了她，就要再现
整个场面。
“怎样？开始时他的手是怎么放的？他是怎么伸到你的衣服里的？
他摸还是拧，还是又摸又拧？用手指还是用手掌？像这样吗？”
城里有一个牙医，费潘先生，聋子图书馆员的哥哥，据说他给女孩
子看后牙时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内奥米和我从他的窗前经过时会大声
说：“难道不想和费潘医生约个时间吗？菲利·费潘医生。他是个细致周
到的人。”我和张伯伦先生就是那样，我们会把它当成一个笑话，希望
制造出丑闻，计划让他落入圈套，可那不是我想要的。
“太漂亮了。”内奥米说，听起来有些疲倦。
“什么？”
“孔雀。树上的。”
听她把“漂亮”这个词用在那种东西上面，我很吃惊，还有点儿生气
，我必须让她记得这个，因为我习惯于让她以某种方式行事，意识到某
些东西，没有别的。我已经想到要跑回家写一首关于孔雀的诗。她也想
到这个几乎就是一种冒犯；我从来不让她或任何人进入我心里的那个角
落。
上楼睡觉时我真的开始写我的诗了。
朦胧的夜晚，是什么在树上鸣叫？
是孔雀的歌喉，还是冬天的幽灵？
这是我最满意的部分。
我也想到了张伯伦先生，他的手迥异于他以前用他的眼睛、声音、
笑声和故事表现出的关于自己的一切。它就像一个信号，在将会被人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