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论断说得没错：百老汇既是一个物
理存在，又是一个概念。作为一个地点，作为一个可触可感的实体，
百老汇在曼哈顿的范围从炮台公园延伸到哈莱姆河，这段距离不到13
英里，随后又向布朗克斯延伸了4英里，以“沉睡谷”之名嵌入韦斯
切斯特郡，想必《睡谷传奇》的作者华盛顿·欧文一定会为这个终点感
到满意。50多年里，我一个又一个走过曼哈顿的大部分街区。无论身
在何处，城市的某些部分都能生动地存在于我的记忆中。在我心里，
百老汇就是一棵巨树，树根深深扎在曼哈顿岛底部的土壤里。正是出
于这个原因，我才会固执地对朋友说，我珍爱的百老汇在地理上属于
上城区的那一部分，实际上属于下城。
在上西区那部分百老汇街区里，第五十九街曾经有一个塔利亚电
影院。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看了黑泽明、费里尼和伯格曼这些大师
的作品。这个电影院吸引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还有来
自格林威治村的观众（当时，作为“下城”的一部分，它和艺术与八
街电影院相得益彰），甚至还吸引到了远至布鲁克林和新泽西的观
众。电影院附近有家咖啡店，我早已忘记了店名，只记得人们看完电
影后坐在那里，喝着咖啡，抽着雪茄，争论法国新浪潮电影以及《黑
人奥菲尔》到底是戏剧还是音乐剧，还有一些导演作者论支持者坚称
霍华德·霍克斯就是美国的爱森斯坦。
我的朋友们曾经生活在百老汇街区的一些建筑中，直到他们去世
前，里面都充满欢声笑语，满载激情与智慧。其他百老汇街区上则是
我已经记不大清楚模样的小店、食品超市和外卖商店。这些商店提供
的是纽约的多元化美食：有寿司、披萨和塔可，还有来自印度、泰国
和中国的美味佳肴。也就是说，百老汇用在三一教堂的教区及纽约其
他行政区也能找到的事物诱惑着你。无论天气情况如何，这些食物都
能送到你的家门口或办公室。在百老汇，不论清晨还是黄昏，你总能
看到几百个遛狗的人。下午时，保姆们推着婴儿车从星巴克门前走
过。孩子们滑着滑板在马路边跳起，惊吓到旁边的老人。瘦巴巴的人
骑着自行车，在人潮汹涌的人行道上杀出一条通道，戴着头盔的他们
脸上一副自以为是的表情。到处都是卡车，它们为克丽斯蒂德斯或路
玛超市运送货物，为联合包裹、联邦快递和美国邮政运送包裹，来自
交管部门的警察把罚单贴在了违法停在路边的汽车和无人看管的卡车
上。“我发誓，我只需要2分钟！”“哥们儿，你的2分钟已经用完
了……”
可我心里还存在着另一个百老汇，城市的每一种气场都在这个百
老汇不断膨胀。在老下城的金融区里，你可以看到穿着保守的西服与
长外套的男人们仿佛走向某个命运之地一样，走向办公室、俱乐部，
或者去汉诺威广场上的“印度之家”吃午饭。如今天气寒冷时，他们
会戴上软呢帽，看起来就像从上世纪30年代电影里走出来的一样。市
政厅也有气场，各怀心思的男男女女匆忙走下出租车或大巴，经过警
察和防范恐怖袭击的永久障碍，快步走上楼梯去和市长见面。从任职
于钱伯斯街、联邦大楼的近8000名联邦政府雇员身上，你也能看到不
一样的气场，那些自信地迈着大步的人们，一看就是拿到了铁饭碗。
可我们在每天早上排队等着见政府工作人员的几千名移民身上却
看不到什么气场，工作人员将决定他们是留在纽约还是被强制遣返他
们眼中的故国。我希望不久之后，他们也能精神焕发。19世纪，一部
分百老汇被变成纺织行业中心后，最后一批在这里从事这一行业的人
中，你也看不出精气神。与他们交流时你会发现，他们就像曾经风光
的游轮上精疲力尽的幸存者一样，他们的生意在来自中国和拉美的廉
价进口产品的冲击下变得岌岌可危，由他们做生意的祖先建造的巨大
阁楼的租金又在不断上涨。他们的脚步显得更加犹豫，眼睛盯着前面
的路，像是知道自己很快就会离开一样。
但年轻人出现了，艺术家、律师、设计师、计算机行业从业者，
他们开始填补日渐空荡的阁楼。即便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当你每个
周末都能看到SUV汽车装满电脑时，就会明白他们早已浸染了百老汇
的狂妄气场。他们在经历了漫长的一系列挫折后活了下来。他们明
白，这里的生活永远不会轻松，不再会有一波又一波的成功，无常才
是生活的常态。有些时候，纽约会把你打倒在地，但纽约也会以身作
则地告诉你如何站起来。
早上，你能看到他们和孩子一起等待校车，或者步行送孩子去翠
贝卡区的学校上学。履行完家庭义务后，他们会步行前去工作，工作
地点一般位于华尔街以南，或者9·11事件后在北边上城区设置的临时
办公室。具体的目的地不重要，他们走路时自带气场。这种气场是他
们赢得的。灾难过后，他们没有逃走。
可以肯定的是，百老汇在下城的延伸，肯定不像格兰德大道，这
条大路连通了苏活区、联合广场、时报广场和哥伦布广场，且一直延
伸到上西区，进入哈莱姆区甚至更远处。有着剧院和音乐剧的普通百
老汇地区也不一样，这片被达蒙·鲁尼恩的影响笼罩的区域，实际上长
度为7个街区，宽度为2个街区。显然，每一个百老汇都是由周围的历
史塑造而成。有些以零售商店为中心，有些以交通枢纽或娱乐为中
心，其他则是住宅区。很多成分混杂，无法用单一标签做出区分。在
有些街道上，你能看到想把自己已经毁掉的身体出租给游客的海洛因
瘾君子，还能看到叫卖假劳力士手表、路易威登手包和最新CD唱片的
小贩。说不定你还能看到从卡内基熟食店冒出来、朝你走来的百老汇
丹尼·罗斯的鬼魂。
而这一切，都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存入了我的大脑。百老汇这个概
念，其实是一种混合物，是差异，是一种熟悉的不可知性，也是急促
的高速运动。某些日子走在大街上，我会因为认识每一个人而不免飘
飘然。我知道他们家的客厅墙上挂着什么，听过他们在饭桌上聊起的
话题，知道他们喝什么，给谁投了票。可过了这条街之后，我就成了
一个外星人，对身边的一切一无所知。我走进最近的地铁站，很快坐
车回家。
百老汇从未遵守过网格状设计的命令，原因很简单：百老汇是百
老汇，连规划者都知道不能随意改变原状。他们的处理方式，就是在
地图上直接忽略这片区域。如今，百老汇大街是曼哈顿的主要街道中
唯一呈对角斜线状的大街——从中间向西边延伸。这是唯一能引领我
们从17世纪一直走到现在的路，肯定也会是曼哈顿不可预知的未来创
新的组成部分。
19世纪40年代，百老汇路还只是向北延伸到曼哈顿郊外地区的几
条人造柏油路之一。这条路后来吞并了布卢明代尔路，改名为“大
道”。百老汇大道也成了曼哈顿岛上最长的一条路。19世纪中叶的下
城，三一教堂周边一带是纽约市最繁华的商业区，那里有雅致的商
店、餐厅和娱乐设施，小巷里有妓院，贸易方式也在不断发生进化。
速度最重要。至今仍然存在的一个案例，就能证明这种进化（以及推
动进化的速度）。1846年，当美国士兵还在墨西哥作战时，一位矮小
的爱尔兰移民（身高只有1.52米左右）亚历山大·T. 斯图尔特在钱伯斯
街和里德街之间的百老汇地区开设了纽约市第一家百货大楼。凭借创
意与信念，斯图尔特极大地改变了这座城市的面貌。
斯图尔特的百货大楼高5层（后来扩建了第6层和第7层），表面
装饰着产自弗吉尼亚州的白色大理石。没过多久，这里就成了报纸上
的“大理石宫”。由于结构在整个下城别具一格，所以没人用斯图尔
特或其他人的名字称呼这栋建筑。突然间，大理石宫就这样出现在了
那里。在百货大楼建设中的一小段时间里，这里也被人戏称为“斯图
尔特的赔钱玩意儿”，因为他把地点选在了百老汇的东边，百货大楼
背后就是五点区。人们说，没有体面的女性会冒险去那里购物，小偷
和强盗在迅速出手后就会消失在整座城市最混乱的贫民窟中治安最差
的小巷里。人们预测，来自五点区的持枪匪徒会在夜里洗劫百货大
楼，显然，斯图尔特就是个没脑子的傻瓜。
可宫殿般的大理石宫一开门营业就立刻获得成功，斯图尔特彻底
改变了纽约的零售行业。他把自家商店分成不同部门，使消费者能更
轻松地选购商品。他坚持使用固定价格，这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讨价
还价，包括偷偷为朋友或亲戚服务的售货员。斯图尔特发明了“打折
促销”，将剩余的受损货物或过季服装迅速变为现金（也就是减价抛
售）。斯图尔特明白，大部分消费决定都是由女性做出的，所以他雇
佣了大约200名长相英俊、礼仪无可挑剔的男售货员。上流社会的女
性从上城区蜂拥至大理石宫。纽约就这样突然间被彻底改变了。
下城区的其他商人开始模仿斯图尔特，他们在百老汇大道开设了
新商场，这些商场向北一直延伸到如今的苏活区，其中包括阿诺德·康
斯特博百货大楼、蒂芙尼珠宝店、赫恩兄弟商场、布鲁克斯兄弟服装
店，还有罗德泰勒百货公司。橱窗展示在这一时期诞生，商业迅速发
展。斯图尔特追随客户来到上城区，1862年，他在第九街和第十街之
间的百老汇大道开了一家更大的百货商场。商场对面就是造型优雅的
恩典教堂，很多老三一教堂教区的信众都在这个教堂礼拜。因其铸铁
结构，报纸给斯图尔特的新百货大楼起了个“铁之宫”的名字。斯图
尔特随后把老大理石宫变成了工厂，雇佣大量缝纫女工生产服装，其
中大部分是爱尔兰人。新百货大楼中心有一个圆形大厅，还有管风琴
音乐演奏，这个商场比斯图尔特在钱伯斯街一角建造的前一个商场还
要成功。斯图尔特的财富迅速膨胀，只有阿斯特家族才能和他匹敌。
有那么一段时间，也就是个人所得税出现前的那段时间，斯图尔特交
的税比任何美国人都要多。他在第三十四街上的私人豪宅曾经是纽约
市内最大的私宅，其中有一座长度为一个街区的雕塑馆，他的绘画收
藏在整个纽约市也数一数二。因为他粗鲁生硬的爱尔兰口音，因为他
努力工作，也因为他为受爱尔兰饥荒所困的人们送去食物和其他救
助，认可自己的爱尔兰出身，他从未获得灯笼裤佬的接受。即便斯图
尔特内心在意自己是否得到老精英阶层的认可，他也从未表现出这种
在意。
原始的大理石宫如今仍矗立在百老汇大道和钱伯斯街的交汇处。
在多年的衰败之后，这栋建筑最近得到了翻修，可行人看不到任何能
够讲述亚历山大·T. 斯图尔特和他卓越功绩的痕迹。事实上，除了那些
学习纽约城市历史的人，他已经被所有纽约人遗忘了：他没有子嗣。
他也没有留下可以让自己的名字永远流传的家族基金会，没有为了纪
念他而铸造的、用来装饰教堂的门，也没有设立大学奖学金。就连现
在的百货大楼运营者似乎都对他知之甚少。斯图尔特于1876年去世。
1878年，因为遗体被人从农场圣马可教堂盗挖，他的遗属还被勒索20
万美元的赎金，斯图尔特就这样以骇人听闻的方式短暂地进入了公众
视线。他的遗孀和律师拒绝支付赎金。双方开始讨价还价，这一让人
感到不适的过程，正是斯图尔特在生活中和做生意时极其不屑的行
为。最终，他的遗孀支付了1.8万美元，换回了一个手提旅行皮包就能
装下的遗骨。在那个年代，人们不可能知道那些骨头是否真的是当时
纽约最富有之人的遗骨。但那些遗骨还是在举办葬礼后，被埋在了长
岛的小镇花园城市——斯图尔特就是为了让手下员工能住得起房子，
才创立了这个小镇。
如今，高高刻在老大理石宫墙上的文字，是“太阳报大楼”。这
是老纸媒《纽约太阳报》1917年买下这栋建筑后加上的。直到1950
年，在发行了117年的《纽约太阳报》停刊前，他们一直在这个建筑
中办公。两个属于已经消失了的报纸的方形铜制时钟，依然在角落里
显示着时间，这些带着绿色铜锈的时钟上镌刻着《纽约太阳报》的标
语：“太阳——照耀一切。”曾经有数代美国最优秀的新闻记者在这
栋建筑里工作，其中包括我的朋友W. C. 海因茨，他是极其优秀的体
育记者和战地记者。可即便身为老新闻人，在我心里这栋建筑的名字
也仍然是“A. T. 斯图尔特大楼”。他的百货大楼理念正是纽约城重心
向上城区移动的商业动力，那时还没有人把百老汇称为主干道或不夜
街。如今，这栋建筑的一层有一家杜安里德药妆店和一家银行。无论
阳光明媚还是大雪纷飞，纽约人在百老汇总是行色匆匆，他们走路速
度快，说话速度也快。
继百老汇大道后，纽约市出现了第二条深入19世纪初空旷农田地
区，又深深融入我们现今生活的主要街道，那就是包厘街。
老实说，包厘街有点像百老汇大道的附属品。和百老汇大道相
比，包厘街的长度较短，从查塔姆广场到今天第四街的库珀广场，只
覆盖了15个街区。包厘街最初一直延续到第十四街，但1849年时，为
了摆脱“包厘”这个带有粗鄙气息的名称，住在上包厘街一带的有钱
人把那一段道路改成了“第三大道”。包厘这个名字源于荷兰语的
“农场”，这条街道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就已存在。1783年11月25
日，乔治·华盛顿和他率领的由英勇的平民组成的胜利大军就是在运河
街和包厘街的交汇处，等待英国军队彻底离开北美大陆。在接下来近
100年时间里，这个日期一直以“撤军日”的名义被人庆祝。控制相
关事务的亲英派后来把这一天从纽约的公共假日中剔除了出去，不过
波士顿每年3月仍会庆祝它。你看看，在纽约，没有什么能一直保持
不变。
在我小时候，包厘街就是一条脏兮兮的街道，总是笼罩在第三大
道高架线的邪恶阴影中。除了售卖餐馆设备的人（这些人住在其他地
方），这里住的几乎全是酒鬼。稍微有点钱的人可以住进一晚50美分
的廉价旅馆里，睡在带锁的铁丝笼里。连50美分也没有的人会睡在
——更多时候是死在—满地尿液的街道上。十二岁那年，我独自一人
第一次小心谨慎地窥探了这条黑暗街道，想看看传说中的“包厘街流
浪汉”究竟什么样。我的心脏立刻被怜悯和恐惧交杂的感觉填满。我
从阿斯特广场南端出发，头顶的第三大道高架线有列车经过时就会发
出刺耳的声音，慢慢地，我有了一种可能永远无法从这里逃离的感
觉。我生活的布鲁克林社区当然也有酒鬼，通常是被生活和工作抛弃
了的独行者，这些人下午就会对着月亮嚎叫不已。可在包厘街这个由
酒精组成的阴冷世界里，孑然一身的却是我。我在那里看到的大部分
面孔，都是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从他们的眼睛里看不到生命力，衣
服和身体发出恶臭。他们的鞋子上通常缠着胶带，要么绑着麻绳，要
么塞着一条条报纸。他们穿着长款军用外套或艾森豪威尔式的短夹
克，在第三大道高架线投下来的细长阴影中，或流着口水、胡言乱
语，或安静地休息。有时他们想打架，但就像漫画里的废柴一样，拳
头打中的几乎全是空气。后来，第三大道高架线消失了，作为年轻的
报社记者，我有时会走在数量越来越少的酒鬼和醉汉中间（骄傲地喝
着啤酒和威士忌的人鄙视他们），听熟悉的他们缘何沦落至此的故
事：责任总能被推到一个女人身上。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感恩节和
圣诞节时，我通常能让这些伤感的故事登上报纸。
可即便在那时，我们仍能看到一些曾经光鲜亮丽的包厘街留下的
痕迹。有几栋建筑虽然布满灰尘，却能隐隐约约传递出曾经的庄严。
其他变成了纹身店和理发店，我们只能从钉着木板的窗楣上看到装饰
的细节。这些建筑就像穿着爱德华七世 时代的破烂服装、打着瞌睡的
醉汉。我了解到，包厘街在19世纪中叶成了纽约流行文化中的那个大
道。在图书馆的几本书里，我看到过描述这条街夜生活的木版画：男
人们穿着利落的衣服，女人们穿着裙撑、戴着圆帽，路边停着马拉出
租车，其他人等在煤气灯的阴影下，看着谁，一副雍容不迫的样子。
沿着包厘街，还有被马拉着、沿着轨道移动的公共汽车。成群结队的
报童从公园大道出发，叫卖着最新一期的城市报纸。很多孩子因为美
墨战争或美国内战沦为孤儿。到处都能买到廉价小说、登满丑闻的杂
志、类似《警察公报》一样的八卦小报，甚至还有初始形态的色情杂
志，只不过大多数更色情淫秽的物件被小心地藏在了柜台里。
可真正为包厘街带来活力与名气的，却是音乐和剧院。1840年到
1870年，位于运河街与查塔姆广场之间的包厘街一共出现了超过12间
大型剧院，另有不少舞厅和卡巴莱，还出现了不可计数的生蚝吧和小
酒馆。第一栋著名的包厘剧院1826年建于运河街的一角（地点在如今
的包厘街50号）。这个剧院共有3000个座位，这也是美国第一间完全
靠煤气灯照明的剧院。而舞台的照明通常依靠固定在桶箍上的蜡烛。
煤气灯自然不是稳定的照明设备，蜡烛就更糟糕了。失火的情况很常
见。包厘剧院曾经发生过几次灾难性的大火，但每次都能重新开门营
业。观众们总是说，新剧院是最好的。
包厘剧院等所有新剧院为观众奉上了多种多样的艺术作品，既有
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包括为普通观众上演莎士比亚戏剧。剧院
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有时甚至会出现人身伤亡。1849年5月11日，
在阿斯特广场歌剧院外，也就是百老汇大道和现在拉斐德街之间的地
带，爆发了激烈的冲突骚乱。起因是受灯笼裤佬追捧的英国人威廉·麦
克雷迪和包厘街的偶像、冉冉上升的美国明星埃德温·弗雷斯特，争夺
表演界霸主。麦克雷迪计划在新歌剧院出演《麦克白》，观众都是上
流人士；弗雷斯特也计划在百老汇剧院出演同一角色。挑起冲突的是
廉价小说(dime novels)作家内德·邦特莱茵，他是个卑劣的本土主义
者，具有很强的煽动能力。这场街头闹剧的本质也很简单：美国人vs
英国人。
5月7日歌剧院内发生过冲突后，在一些声名显赫的纽约市民的敦
促下（这些人中包括华盛顿·欧文和赫尔曼·梅尔维尔），麦克雷迪极不
情愿地在5月10日安排了一场告别演出。在新的演出日，认为英国人
攻击了自家偶像的弗雷斯特粉丝从附近的包厘街开始游行。聚集在街
头的是一群奇怪的人，其中有反移民的本土主义者，有坦慕尼协会成
员，抗议英国人出现在城市里的爱尔兰移民，晚上出门消遣的包厘街
工薪族，还有数百名警察、民兵和很多好奇的旁观者。集结在街上的
人群心怀怨恨，仇视着处于不同阶层的其他人。抗议者向警方发起冲
击，一举突破了封锁线。人们开始投掷砖块，一个惊慌失措的民兵开
了枪。最后统计人数，共有22人在冲突当天死亡，9人在后续几天死
亡，另有150人受伤。其中一名死者只有八岁，有些死者只是不巧路
过，还有一些是围观群众。一名在包厘街等马车的老人也不幸身亡。
那是当时纽约市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骚乱，也是世界历史上后果最惨
重的剧院骚乱。
麦克雷迪那天晚上被他的朋友悄悄从剧院带走，并在深更半夜离
开了纽约。他先是去了波士顿，而后彻底离开美国，在日记中宣泄怒
火。弗雷斯特没有做出任何公开表态，两个晚上后在百老汇剧院完成
了表演。内德·邦特莱茵被逮捕，因为自己在惨剧中扮演的“角色”被
判刑一年。歌剧院因为修缮而关闭了几个月，但始终没能走出5月10
日惨剧的阴影。剧院里开始出现魔术表演和流浪剧团的巡回演出，后
来又再次上演歌剧，但温和宽松的氛围已经消失了。剧院1854年关
门，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变身商业图书馆。
如今漫步于阿斯特广场，我经常注视街的北侧，那里立着一栋办
公楼。角落处是举办纽约莎士比亚戏剧节的场地。上世纪70年代，约
瑟夫·帕普在那里为各种类型的戏剧表演搭建了一个永久性场地，埃德
温·弗雷斯特式激烈、人性化的表演也会在这里上演。在阴冷的夜晚，
特别是五月的夜晚，我仿佛能看到愤怒的年轻人沿着包厘街游行，惊
恐的贵族四散逃命，还能看到慌乱的警察和民兵。我能听到濒死之人
的呻吟。有些人死在了那里，就死在金考快印店的门前。在那样的夜
晚，如果不下雨，我总会沿着包厘街走回家。
包厘街大部分剧院上演的都是舞台版的廉价小说，比如关于犯
罪、惩罚和救赎的通俗剧，有一些故事和牛仔有关，还有一些故事的
主角是警察。如今我们仍然与这样的表演共存，因为那些角色和情节
已经成为电影和电视剧的基本素材。我们还能看到有人化妆成黑人的
滑稽表演，看到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刻板演出，还能看到跳舞的女孩
和杂技演员参与的粗糙歌舞杂耍。其中很多肯定能带给人不需要思考
的快乐。散步时，我常常会试着想象他们的样子，想象英雄、反派和
陷入困境中的少女，想象听音乐、听他们讲笑话。可我最终总是想象
不出。我看过木版画，也看过默片里的镜头，但从来也没真正看清过
拥挤剧院的样子。
但我能想象出一个了不起的历史性瞬间，它参与塑造了今天的我
们。走上包厘街、穿过运河街时，我完全能想象出19世纪40年代五点
区的样子，因为报纸、日记以及改革派发放的宣传手册中满是对那个
时代的描述。尽管环境污秽不堪，到处充斥着绝望的氛围，但五点区
也有娱乐活动。有些五点区的小酒馆会举办斗鸡、斗鼠、斗狗比赛，
也会举办职业拳击赛。但没有什么比舞蹈更具有娱乐性和观赏性了。
1827年废除奴隶制后，纽约市尚未出现一个拥挤的大型黑人贫民
区。哈莱姆直到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时才变成现在的样子。在19世纪
的大部分时间里，等级、阶层的优先级高于种族，贫穷的黑人和白人
一起作为社会最底层生活在五点区和其他贫民区。有时，他们以一对
男人与妻子或情侣的身份生活在一起（这是1863年征兵暴动的原因之
一）。爱尔兰人与非洲人的亲密关系，让纽约变得更像一个大熔炉。
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行走方式中看到这种融合性，他们吸收彼此的言谈
举止，形成了独特的街头风格，我们也能从他们创造的俚语中听出这
样的融合性。爱尔兰人和非洲人从彼此那里获得了其他东西，那就是
音乐和堪称音乐兄弟的舞蹈。
1842年，年仅三十岁，却已经因为《匹克威克外传》而声名远扬
的查尔斯·狄更斯到访纽约，他特意前往奥兰治街上的阿弗莱克舞厅，
第一次看到了被他称为“最伟大舞者”的年轻人。这名舞蹈演员年方
十六，是非洲裔美国人，名叫威廉·亨利·兰恩，不过他更为人熟知的名
字却是“朱巴大师”(Master Juba)。兰恩出生在罗德岛的普罗维登
斯，生来便是自由人，为了获得更多的自由，他来到了纽约。狄更斯
在《游美札记》这本书中描述了自己看到的景象：
单脚曳步，双脚曳步，跨上一步，又双腿交叉。他打着响指，转
着眼珠，双膝朝内对了起来，让腿肚子向前，飞速转动着脚趾和脚
踝，速度快到只有打铃鼓的人的手指能比。他好像在用两条左腿、两
条右腿、两条木腿、两条铁丝腿和两条弹簧腿一起跳舞——各种各样
的腿，甚至没有腿—这对他来说算什么？跳到最后，他搭档的腿都不
是自己的了，连他自己的腿也仿佛不是自己的一样，他风光地跳上吧
台要酒喝，用这种方式结束了舞蹈。在什么样的人生，或者说舞蹈人
生中，还有谁能像他一样赢得如此雷鸣般的掌声？
1844年，朱巴大师和一个年轻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成为搭档，后者
名叫约翰·戴蒙德，是爱尔兰打击乐舞蹈领域的新星（我们可以在几年
前流行的《大河之舞》里看到这种舞蹈形式）。他们吸引了大量不同
种族的观众前往查塔姆广场和包厘剧院，他们将爱尔兰和非洲的韵律
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全新舞步，就像一个世纪后爵士乐演奏者在即兴
演奏会上打断彼此的演奏一样，他们会打断对方的舞步。他们发明出
了日后的踢踏舞。
他们引起了其他舞蹈演员、剧院经理和观众的注意。这是一种全
新的舞蹈，不是爱尔兰舞蹈，也不是非洲舞蹈。这种全新的舞蹈形式
只能形成于美国，只能形成于纽约。多年后，从那些友好的比赛及精
彩的表演中诞生出了博姜戈·罗宾逊和弗雷德·阿斯泰尔、吉恩·凯利和
格里高利·海因斯、约翰·巴博斯和尼古拉斯兄弟、鲍勃·弗西、迈克尔·
贝内特、杰罗姆·罗宾斯，还有成千上万的舞蹈演员和编舞，他们可能
从没听说过朱巴大师和约翰·戴蒙德的名字。
不出意外，这个故事没有圆满的结局。在美国完成巡演后（在至
少一场巡演中，他被迫把脸涂得炭黑），朱巴大师以黑人艺术家身份
前往欧洲表演。他在伦敦跳过舞，去过英国的海外省，也为维多利亚
女王表演过。但在1852年，他突然死在了伦敦，正是在这个地方，狄
更斯让他成为了名人。当时他只有二十七岁，正跟随一家英国公司表
演，远离五点区，听不到包厘街观众的欢呼。他住过世界各地的剧
院。没人知道约翰·戴蒙德后来的经历。
显然，朱巴大师和约翰·戴蒙德用间接的方式为当年靠煤气灯点亮
的纽约夜晚增加了更多光泽，特别是包厘街一带。就算被允许进入，
可由于非洲裔美国人只能坐在“白人”剧院的隔离区里，想必他们也
让演出筹办人浑身左右不自在。这是又一个让人感到可怕的美国传
统，而且持续了近一个世纪。比方说，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哈莱
姆的棉花俱乐部仍然禁止黑人入场，直到爵士音乐家艾灵顿公爵凭借
强大的个人力量，强迫俱乐部的混蛋老板同意取消种族隔离政策。但
有一件事我们是明确知道的：朱巴大师和约翰·戴蒙德之后，不管是在
包厘剧院还是后来的百老汇剧院，都再也看不到和当年一样的演出
了。
那些看演出的观众，包括前往包厘剧院的观众，均来自临近街
区，其中包括主要由爱尔兰人组成的五点区，向西则包括包厘街，向
东则延伸到南街滨水区、主要由德国裔工薪阶层组成的第四区。数千
名德国人定居在此，后来这里变成了人们口中的“小德意志”，到处
都是充斥着歌声和放荡不羁笑声的啤酒馆。事实上，德国人是19世纪
纽约仅次于爱尔兰人的第二大移民团体。很快，他们就建起了自己的
教堂、医院、社交俱乐部和文学社。他们也会去巨大的美国剧院，因
为从第四区过去很方便，有时候那些建筑甚至显得有些耀眼。从一定
程度上说，数量庞大的德国人协助塑造出了滑稽风格的包厘街表演者
和肢体表演的喜剧。第一代德国移民的英语说得不好，可就像后来的
卓别林、基顿、劳雷尔和哈迪展现的那样，如果你的目标是逗笑所有
观众，语言喜剧的威力根本比不上打打闹闹的粗俗滑稽剧。
但包厘街的剧院并不只面向附近的社区。慢慢地，有人步行，有
人乘马车，越来越多的观众从新兴的西区，还有当时叫“盖普”、后
来改名为“地狱厨房”的地方而来。因为北河地区的商业贸易迅速发
展，创造了大量工作机会，这些地方为离开五点区工作的人们提供了
新的住处。老派的上流精英一般在其他地方进行娱乐活动，他们总是
忠诚地选择老约翰街剧院，或者前往壮观的帕克剧院，直到这间剧院
在1848年的大火中被烧毁。百老汇大道上也开设了新的剧院，不可避
免地，这些新剧院的位置越来越靠北。
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包厘街才是整座城市生机勃勃的戏剧生活
的中心地带。周六的夜晚是最重要的夜晚，年轻人会带着六天工作日
的薪水来到这里。他们离开出租屋，将酸涩的空气和破旧的家具抛在
身后，做纽约年轻人一直都在做的事：出门玩乐。他们寻找笑声、噪
音、消遣、幻觉，或者某种形式的消失。他们出门证明，自己不会被
骗子欺骗。他们去喝劣质酒，抽劣质雪茄；去寻找可能的爱人，寻找
可能会爱他们的人。他们出门时知道，半夜三更，也许需要在凶残的
街头斗殴中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夜幕降临，他们也许坐在剧院里的
低价座位区。夜深人静，他们也许会出现在舞厅或妓院。莎士比亚还
是舞女，这不重要，但都比出租房强。
在包厘街上，年轻人发现了让世界变得更容易理解，或者至少更
有趣的传说。其中一个，便是与大莫斯有关的传说。从贫民区走出来
的大莫斯，就是19世纪纽约的保罗·班扬。正如内德·邦特莱茵小说中
的描述，以及包厘街上剧院里的表演，莫斯和年轻观众一样，是义务
消防员，但他堪称消防员的典范，而且还不止于此。传说大莫斯身高
8英尺（约2.44米），他把路灯柱用作球棒，可以把马举起来扔进北
河，他无所畏惧，还是个正直的人。大莫斯基本上以摩西·汉弗莱这个
真实存在的义务消防员为原型，汉弗莱平时在《纽约太阳报》做印刷
工，属于40号消防车小队的成员。在现实中，汉弗莱是纽约最可怕的
街头打手，直到1838年的一天，他被隶属于15号消防车小队的一位更
凶狠的打手亨利·尚弗罗揍到不省人事。几周后，现实中的莫斯就因为
羞愧而消失在了城市中，有人说他后来死在了火奴鲁鲁。
事实究竟是什么并不重要，因为传说已经诞生了。某种程度上
说，大莫斯就是20世纪漫画书里那些超级英雄的前身，他就是弱者眼
中力量的代表。但他也是大众对可用材料充分发挥想象力后的产物。
如果没有五点区，没有那里的悲惨与危险，如果没有强悍和看重荣誉
的文化，就不会出现大莫斯这个虚构的人物。在那样的街道上，年轻
人需要传说，而大莫斯的传说流传了几十年。
一个弥漫雾水的春日夜晚，在福赛斯街上，我看到一个巨大的身
影在雾中穿行。我心想，他来了，大莫斯从19世纪的雾中走了出来。
随着那个身影越走越近，我看出他是个黑人，背着用皮外罩包裹的低
音提琴。他点了点头，继续向前走了。无所畏惧，正直，确实如此。
和现在一样，那时的剧院也是生意，剧院经理们知道有一种方法
可以卖座，那就是贩卖禁忌。但这做起来并不容易，因为当时的官方
文化是外来的、冷酷的维多利亚时代文化。牧师和评论家们总是对诱
惑与原罪充满警惕。但剧院经理们想出了很多规避方法，比如亚当与
夏娃的舞台造型，露出大腿的“女孩雕像”，或者在挑逗剧情前增加
说教内容。警察有时会中断演出，但年轻人会在接下来的星期六夜晚
继续排队等待下一场。
1855年11月12日那天，渴望逃避美国内战以及亚伯拉罕·林肯被
刺杀这些可怕现实的观众，看到了一个有点儿新鲜的演出。包厘街的
所有专业演员历史上第一次集结在一起，进行了一次盛大的表演：剧
情很俗套，中间穿插了大量音乐，有很多杂技演员参与其中，还有大
约80名舞女，演出中到处都能看到罪恶情节。这出名叫《黑钩子》的
秀，算不上包厘街开山立派的演出，但却是包厘街孕育出来的“孩
子”。这场秀实际上在百老汇大道及普林斯街大都会酒店里的尼布罗
花园上演，制作人是名叫威廉·尼布洛的爱尔兰移民，他的剧院可以为
观众提供3000个座位。演出的主要创作人是查尔斯·M. 巴拉斯，这个
演出随后进行了在当时足以让人震惊的475场，赚到100万美元。
似乎人人都想看这场表演，包括当时三十一岁的塞缪尔·L. 克列门
斯。那时的克列门斯正声名鹊起，与马克·吐温齐名。克列门斯这样描
述演出：“他们用这种全新的形式，让身材曼妙的漂亮女孩身穿仅能
遮挡身体，但又足够挑逗的衣服走上舞台，他们精明又狡猾地发明了
魔鬼。”克列门斯总结道：“这道风景和大腿就是一切。”
百老汇音乐剧就此诞生。一个多世纪后，评论家霍里斯·阿尔珀特
这样解释道：“巴拉斯的情景剧最初被设计成歌剧唱本，其中带有明
显的《浮士德》及冯·韦伯的《魔弹射手》的痕迹，演出中包含大量舞
台效果——一场山间暴风雨，一个着火的深坑，一个有钟乳石的洞
窟，从迷雾和云端浮现出了镀金的双轮马车和天使。最后，还有一场
盛大的化装舞会。”错综复杂的剧情中满是荒唐可笑的角色，配乐后
来也再没有人演奏过。但《黑钩子》在19世纪剩余几十年里不断重复
上演。我真希望它能够再演一次，好让我一睹为快。
《黑钩子》这场秀让人们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纽约观众的态
度。他们拒绝有关原罪的说教，而这种拒绝的态度至今仍是纽约的性
格。多少年来，虔诚的新教布道者们还在诅咒剧院，称它是地狱的前
厅。多少年来，纽约人无视那些布道者，就像他们如今无视让人悲伤
的故事一样。那时的纽约随处可见教堂的尖顶，可这里慢慢成了绝对
世俗化的城市。即便在今天，纽约人还是更喜欢跳舞的女孩，而不是
听别人的哀叹。
布道者们当然也说了一些实话。历史学家埃德蒙德·K.斯潘在《新
大都会：1840—1857》一书中表示，罪恶在纽约随处可见。在19世
纪50年代，有人估计全城妓女人数达到1万名，其中一些是兼职，这
些人绝望地在街头拉客，希望自己能交得起房租，其他则住在或高端
或破败的妓院里。大约有7.5万纽约人患有各种性病。可大多数普通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