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夏天，我还在《纽约邮报》这家八卦晚报上夜班，试图打
磨自己尚不成熟的新闻能力。我半夜1点上班，大部分时候早上8点下
班。如果兜里有几块钱，我会前往“第一页”——格林威治街上的一
个小酒馆—等待早上9点送到报摊的第一版报纸。酒吧里有很多资格
很老的新闻人，我的很多新闻专业教育就是在这里获得的。通常，他
们会一脸不满地检查标题，会仔细审查报道内容，包括我写的报道。
他们会做出激烈、凶狠的批评，还有令人忍俊不禁的指责。他们告诉
我以后不要做什么，我则努力改进，尽量不再像个野蛮人那样在报道
时重复刚刚犯下的错误。我从来没那么高兴过。
如果早上兜里没钱，或者因为其他报道超过了截稿时间，我会从
华盛顿街的出口离开纽约邮报办公室，向百老汇的方向走去。在那个
时间点，这条大街上通常有很多手忙脚乱的人，他们不是撞上彼此，
就是互相躲避，嘴里嘟囔着道歉的话，又飞速穿过街上歪斜的车流。
我喜欢一头扎进这样的混乱场景，我知道几乎所有人都在急着去工
作，只有我一个人走在下班的路上。我会路过三一教堂和公正大厦，
在这些地方我悠闲地度过了很多午餐时间，接着，我会融入从富尔顿
街地铁站涌出来的人潮中。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买上一杯咖啡和一
块芝士丹麦酥。我会随身带着晨报，通常也会带一本书。天气好时，
我会前往市政厅公园。在那里，通常我会哼着《百万宝贝》里的小
调，向伍尔沃斯大厦致敬，然后找到一个长椅，喝着咖啡，看着已经
不再庄严华丽的公园大道。
某种程度上说，对我来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新闻学教育，因为公
园大道曾经集中了曼哈顿所有高质量的报社。坐在长椅上，我能看到
约瑟夫·普利策为了容纳他创办的《世界报》建起的摩天大楼留下的空
缺。不论是报纸还是大楼，都已消失，变成了历史记忆。但亨利·雷蒙
德和他的搭档为《纽约时报》建造的大楼还留在原地。《纽约时报》
已经在1904年搬到了长亩广场，出版商人阿道夫·S. 奥克斯为了致敬
报纸而把那个十字路口改名为时报广场。但《纽约时报》起源于下城
的事实，却不容置疑。老的时报大厦现在属于佩斯大学，那也是一栋
非常漂亮的建筑。右边矗立着从前《纽约先驱报》的总部，这也是一
份消失已久的报纸，同样消失的还有“出版”这份报纸的建筑。还有
其他以公园大道为家的纸媒，如今也都消失了。
这个区域本身也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百老汇大道与安街、维西
街及公园大道的交汇处，是众多风格交叉、爆发和融合的地方。这里
不是纽约的第一个广场，但肯定是纽约的第一个十字路口。19世纪市
政厅公园的一角聚集了圣保罗教堂、阿斯特酒店、帕克剧院以及P. T.
巴纳姆那无比神奇的博物馆。美国博物馆在纽约新出现的种族大融合
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博物馆吸引了来自城市各个角落的参
观者，其中自然包括刚刚抵达的移民。他们在满是石块的爱尔兰西部
或遍布森林的德国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1866年的一本纽约旅游指南
中登载了这个博物馆的广告，这家博物馆以“日出”为开馆时间，晚
上10点闭馆，门票价格为30美分，十岁以下儿童半价。这份广告这样
写道：
作为这间收藏既可用于研究也可用于启蒙的地球新奇事物的仓库
的管理人员，我们希望把这里打造成具有吸引力的流行消遣媒介。我
们孜孜不倦地希望把所有让人兴奋的娱乐元素结合在一起，其中没有
任何不纯洁的想法。馆内都是新奇又神奇的事物，其中包括来自国外
的奇特藏品，也有本土的奇观，展出的都是收集自美洲、欧洲、亚洲
和非洲的珍品。除“百万珍品”外，馆内还设有“珍奇动物展”，它
也不断收录各种神奇物种，让博物馆拥有壮观的野生种群。精美的大
水族馆、海洋与河流花园里生活着最高质量的鱼种，这里就是世界第
八大奇迹。逼真的活动蜡像——高大的巨人——矮小的侏儒——活的
水獭——巨大的鲸鱼池，这里生活着神奇的鲸鱼——闪电计算器——
玻璃吹制机——巨大的胖女人——活着的海豹等，参观者任何时间都
能看到这些珍藏。每天，馆内会进行三次精致又让人愉悦的娱乐表
演……
巴纳姆是那个时代最成功的演出经理人，他的剧院可以容纳3000
名观众，唯独不允许非洲裔美国人进入。但他在1866年旅游指南上的
广告却被浪费了，这份广告实际上证明的是提前做广告的危害，广告
文案与实际刊登之间存在空档期——他的剧院在1865年底被烧毁了。
重建后的新剧院在1868年再次被烧毁，巴纳姆随后便将自己的天赋转
移到了马戏生意上。我真希望自己能亲眼看到那些活动的蜡像以及巨
大的鲸鱼池。当时在那片区域工作的编辑和记者当然看到了包括上述
东西在内的各种珍奇事物。巴纳姆在表演、宣传和创新上的天赋，显
然影响到了那些编辑、记者每天服务的报纸。归根结底，巴纳姆的每
一句话，都像报纸的通栏大标题一样响亮。
报纸上的内容同样被巴纳姆丰富想象力带来的噱头与宣传影响到
了。在这个纽约首个大型十字路口发生了独特的大混合，上帝、政
治、商业、罪恶和精彩的表演，这些元素被组合在了一起。这些都是
新兴城市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超过20份日报的主要内容来源。上述
组合直到20世纪60年代时仍是八卦媒体的内容之一，而且以独特的变
体存在至今，甚至因为有线电视的出现变得更生动（或者说无脑）。
19世纪时，在十字路口离巴纳姆的美国博物馆不远的小路上，到处都
是餐馆、书店、妓院、酒馆、“日间”赌场、雪茄店、裁缝店、印刷
店，还有一些不那么景气的报纸，包括我工作的《纽约邮报》。1902
年后，《纽约邮报》搬到了维西街20号，就在教堂街附近。
2001年9月11日早上，世贸双子塔的南塔倒塌，巨大而汹涌的尘
土云飞快地向我、我的妻子富贵子和一些警察与消防员站着的维西街
和教堂街交汇处的街角袭来。我和富贵子走散了，在周围黑压压的尘
土包围中，我们看不到彼此。地平线消失了。坠落的玻璃和钢筋造成
的巨大冲击，仿佛让整个世界的声音都消失了。我不停咳嗽，脚步踉
踉跄跄，呼喊着妻子的名字，随后被推进了曾经是纽约晚间邮报大楼
的大厅安全地带。也就是说，我被推进了新闻精神继承者威廉·卡伦·布
莱恩特以文明的名义指挥各路记者的地方。在那个可怕的上午，当我
离开灾难中心，走进一个被白色滑石粉状的灰尘覆盖的大规模死亡现
场时，我看到整个市政厅公园，以及周围的所有建筑都变成了白色。
恍惚间，我想起了自己在公园仍是一片绿色时坐在里面的样子。过了
一会儿，在已经一片白色的世界中，我在几个街区外找到妻子。满怀
着幸存的喜悦，我们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在我打磨技艺的单纯岁月，我总是在想，在一个没有电灯、没有
打字机、没有电话和电报的时代，为霍里斯·格里利和詹姆斯·戈登·贝
内特工作会是什么样子。在想象中，我看到自己在烛光下拼命写字。
看到自己拿着铅笔和纸，为了故事跑向包厘街，却发现斯蒂芬·克莱恩
已经先我一步到达了现场。我看到理查德·哈丁·戴维斯在某个浓雾弥漫
的早晨从一辆漂亮的马车上走下来，他本人真的就像查尔斯·达讷·吉布
森把他作为美国男性的典范画成的画像一样英俊，我看到他大步走进
世界报大楼。或者说，我在整座城市最有才华的编辑手下工作，这位
编辑名叫查尔斯·蔡平。据说蔡平有一种可以预判突发新闻的天赋，他
对员工很严厉，甚至像对待猪狗一般对待他们，在美国报业协会成立
前的那段恐怖岁月里，他会因为随便一点小错就开除员工。在我青涩
又光怪陆离的想象中，我看到自己某一天早上因为迟到了两分钟被蔡
平开除了，我把他打得失去知觉，然后去了《纽约太阳报》工作。后
来 ， 蔡 平 在 1918 年 承 认 因 为 “ 谋 杀 —— 自 杀 契 约 ” （ murder-
suicide pact，这种说法后来一直被八卦小报使用）而开枪射击了年
迈妻子奈莉的头，我可耻地兴奋起来。你看看，蔡平连自杀的勇气都
没有。在我的想象中，我去报道了蔡平的审判，目睹了他认罪。后
来，我带着怜悯之心，用远超蔡平对待报道对象和员工的同情心，报
道了蔡平1930年死于辛辛监狱的消息，写到典狱长说他变得更和善，
还在监狱里为其他犯人打造了一座玫瑰花园。在我年轻时的幻想中，
盖棺定论的总是新闻人。
我读过和前面提到的所有人有关的内容，试图用这些信息填补我
的新闻学教育空缺，现在我知道，这是一项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在
想象中的1858年里，我去了百老汇布里克街上的一个幽暗又充满烟气
的地窖——普法夫喝酒，那是纽约市第一个真正的地下波西米亚式聚
集地，我在那里见到了所有新闻人，另有蹩脚的诗人与饿着肚子的画
家，还有他们的女人。有一天下午，我甚至还和从布鲁克林来到这里
的沃尔特·惠特曼聊了天。我被小詹姆斯·戈登·贝内特征召到巴黎，后
者是创造了现代新闻学的詹姆斯·戈登·贝内特的古怪儿子。当然，他是
个酒鬼和虐待狂，坚持让我在他面前剃掉胡子。离开他的办公室后，
我改编了一下海明威发给某个报业大亨的著名电报，发去了这样一句
话：带着工作去死吧。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想象自己在《纽约论坛报》为霍里斯·格里利
工作，后者的雕像如今树立在市政厅东侧，看上去疲惫又心事重重，
垂下的手上还拿着一份报纸。这尊1890年由雕塑家约翰·昆西·亚当斯·
沃德制作的铜像上，格里利的视线方向不是公园大道，也不是他的报
业大楼曾经矗立、后来为了拓宽通向布鲁克林大桥的通道而被拆除的
地方。看起来，他好像在思考自己生活在这座神奇城市里的时光（他
于1872年去世，这座神情平静而忧郁的雕像很多年以后才出现）。现
实中的格里利身材矮小但非常勇敢。他出身乡下，说话声尖利刺耳。
他时常激情满满，他的报纸总是给人出乎意料的感觉。格里利从没遇
到过他不喜欢的“主义”。他接纳了社会主义（他甚至聘请了卡尔·马
克思，让后者从欧洲发来专栏文章，这些每周例信很有可能是弗里德
里希·恩格斯代写的，而且持续了十多年时间）。他拥护废奴主义，也
赞颂素食主义。到了晚年，他甚至还参与过围桌招魂的活动。可他也
创办了这份非常优秀的报纸。他在媒体上勇敢地与奴隶制战斗，还清
晰地预测到被征服的墨西哥领土最终将会带来一场巨大又让人心碎的
美国内战。格里利的记者一次又一次深入纽约穷人的悲惨生活，尽管
他们知道自己中产阶级的读者更喜欢从良心出发的“冷漠报道”。他
脾气古怪，是个有很多缺点的丈夫，也是一个在政治领域自以为是的
人（在脱离了他协助创建的共和党后，他甚至在1872年参与竞选总
统，与尤利西斯·S. 格兰特成为对手）。可他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新闻
人。
有一个人配得上一尊雕像，但始终没有获得过，那便是詹姆斯·戈
登·贝内特。他又高又瘦，一双斗鸡眼，脸上总是带着嘲讽的表情，严
肃又认真，曾经做过议会记者的狄更斯一定会爱上他。即便现在，我
也希望自己能回到他那个时代，看他如何发明出1960年我为之服务并
永远珍视的那种报纸的风格。在八卦小报出现前，贝内特就出版过一
份。他出生于苏格兰，是天主教徒。1853年，用他的话说，他在安街
的一个地窖里“用500美元、2把椅子和1个干货箱”创办了《纽约先
驱报》。他的4页报纸售价1美分，与创办已3年的《纽约太阳报》形
成直接竞争。他慢慢积累起了读者。第二年，他发现了报纸成功公式
里的一个关键要素：纽约对凶杀案无穷无尽的兴趣。
让贝内特意识到上述关键问题的，是自称海伦·朱伊特的二十三岁
妓女被残忍杀害的案件。1836年4月9日这个星期六夜晚，人们在托马
斯街41号妓院的床上发现了她被烧过的尸体。这个地方位于钱伯斯街
以北3个街区，在教堂街和礼拜堂（现在的西百老汇）之间。这个女
人先是被小斧头砍中了头部，随后尸体被人放火焚烧。第二天早上消
息传开后，贝内特做了件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事：他去了犯罪现场。在
那之前，即便有人报道犯罪新闻，相关内容也只会被掩埋在报纸的角
落里，从警察口中听到的二手消息就能让记者感到满足。发出“到底
怎么回事，星期六晚上真的会有坏事发生”的感慨。星期天早上前往
犯罪现场的贝内特发现了众多细节，使得这起罪案引起了一时轰动。
这正是出现时机恰到好处、改变了一切的意外事件之一。
贝内特首先注意到墙上挂着一幅诗人拜伦的画像，看到一个架子
上摆着沃尔特·司各特、华盛顿·欧文、爱德华·布威-利顿、亚历山大·蒲
柏、荷马、德莱顿等人的书籍。显然，死者不是普通的妓女。除了家
具陈设，在一名友善警察的帮助下，他还看到了这位年轻死者的尸
体。那一年，贝内特四十一岁。正如后来很多女性学者指出的那样，
贝内特对年轻女性尸体的描述非常露骨，接近色情作品：
我勉强能看上一两秒钟。慢慢地，我发现尸体的轮廓开始散发出
一种大理石雕像的美感。这是我看到过的最奇异的场景——我从来没
看过，也不觉得未来还能再看到这样的场景。“我的上帝啊，”我惊
呼道，“多像雕像啊！我难以想象那是具尸体。”我看不到任何血
管。这具身体看起来就像爱琴海帕罗斯岛大理石雕刻出来的雕像一样
洁白而光滑。完美的胴体，精美的四肢，漂亮的面孔，完整的手臂，
漂亮的灰烬，这一切，从每一个角度都超越了美第奇的维纳斯那尊著
名的石膏塑像。
在此事中颇有作用的警察告诉贝内特，朱伊特不到一个小时就变
成了现在的样子。贝内特继续写道：
这便是“尘归尘”的第一步。她的面容很平静，又显得很冷漠，
从中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情绪。她的一条胳膊放在胸部，另一条胳膊向
内放在头上。身体左侧以腰为支点，那里正是被火烧到的地方，古铜
的颜色仿佛古董雕像。有那么一个间隙，我完全沉浸于对这个奇特场
景的欣赏之中——这是一具美丽的女性尸体，比最好的古老雕像还要
漂亮。右太阳穴上血淋淋的伤口把我拉回到了她那可怕命运的现实
中，这样的伤口一定导致她当场死亡。
在第一天的报道中，贝内特对现场进行了不厌其烦的描述，他找
到的元素，足以动摇以商业为驱动力的报业背后那彬彬有礼的上流社
会，这证明编辑也需要其他编辑的监督。在不断扩张、秩序混乱的城
市里，暴力犯罪成为报道的重点，谋杀成为最好的内容。贝内特连续
多日跟踪报道海伦·朱伊特案件，用大量细节描述了她来到纽约前的生
活及其真实身份，也对很快就被指控谋杀了朱伊特的男人做了详细的
描述，此人是个年轻富有的单身汉，名叫理查德·P. 罗宾逊。《纽约先
驱报》粗糙原始的报道，就是为了满足读者的欲望。贝内特曾经在一
天内卖掉了35000份报纸，而当时报纸的平均日销量只有8000份。贝
内特也跟踪报道了审判过程，年轻的罗宾逊在高价律师的帮助下逃脱
了惩罚。贝内特变换了角度，自行判断被告是否有罪。他先是确信罗
宾逊就是杀手，后来又在报纸上提出，这样一个家境富裕、接受过良
好教育的美国年轻人怎么会犯下如此十恶不赦的罪行。读者根本不在
乎他的前后不一致，而是追着读他的报道。年岁渐长、荷包丰盈的贝
内特，从来没有忘记海伦·朱伊特案件的经验。清晰呈现的细节就是一
切。在那之后，《纽约先驱报》一直是生动描写法的大本营。大部分
报纸都是在学习贝内特的方法。125年后，当我开始学习新闻写作
时，谋杀案件仍然是报纸每日的必有内容。因为贝内特，各种各样的
罪案已经成为纽约的永久组成部分。
但贝内特没有把报纸内容仅仅局限在罪案上。他打造出了第一代
外国记者团队。他加快了新闻的速度，使用信鸽、快艇、快马邮递甚
至电报，获取新鲜出炉的新闻。他坚持股市、社会、体育和宗教都是
值得持续关注的版块。在照相技术尚未出现的几十年里，他用木版画
为故事配图，必要时也会用上卡通漫画、表格和地图。他要求新闻中
得有现场采访，要求记者写出的文字富有画面感。他发明了天气预报
和女性版块，他把记者派到了包厘街的剧院，以及百老汇的新兴区
域，报道后来人们口中的“流行文化”。贝内特在面对特定的纽约生
活时，并没有摆出一副道学家的面孔。他开辟了现在人们口中的征婚
栏，情侣们在这个版块可以确定约会时间，从事“某种运动”的女性
也可以在这里提供个人服务。
贝内特的对手想毁掉他。他们说他是保加利亚人，是只会哗众取
宠的粗鲁之人，是他让纽约的生活变得如此粗俗。贝内特做出了反
击，调整了一些过于露骨的做法，并且生存了下来。毫无疑问，贝内
特有很多缺点。按照他自己的描述，他总是急于攻击和中伤他人。他
凶狠地诬陷竞争对手，以至于在公共场合至少被人用马鞭打过一次。
他经常毫不掩饰自己的种族歧视倾向，而且支持南方的奴隶制——他
在美国南方有很多读者。他嘲笑所有废奴主义者，格里利首当其冲。
但他出版的报纸社论尽管惹怒了很多人，却仍有成千上万人想读。
《纽约先驱报》是鲜活的，是聪明而大胆的。这份报纸的驱动力是新
闻报道。虽然登出的社论经常给人歇斯底里的感觉，但新闻确是实打
实的“新”闻，或者至少是贝内特所能制造的最新的“新”闻。
作为一名年轻记者，读着在19世纪做报纸的人的故事，我没有产
生多少不着边际的幻想。我从没想过自己能进入美国乃至全世界最伟
大的通讯中心，我只是想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我并不认为同行拥有更
高的道德水平，不论是《纽约邮报》的同事还是竞争对手的记者。大
多数人从人类的愚蠢行为中获取经验教训，他们都曾嘲笑过这样的矫
揉造作。从纽约新闻行业历史中那些与人性脆弱有关的故事中，我也
受到了教育。
小詹姆斯·戈登·贝内特的故事就是一个生动的历史案例。他的父亲
于1872年去世，并把《纽约先驱报》留给了二十六岁的儿子。尽管为
人缺点不少，尽管容易冲动且自我放纵，可小贝内特却是一个相当了
得的新闻人。1877年后，由于成了一桩私人丑闻的主角，小贝内特大
部分时间转至欧洲生活。这是一个无心造就的故事，却意外地好笑。
1876年的除夕夜，小贝内特按计划要和一名上流社会的女子结婚。他
的朋友和亲戚聚集在女方家里，准备开派对庆祝，小贝内特却迟到
了。年轻的贝内特接着当着未婚妻和宾客的面撒了泡尿。一名记者说
他把壁炉当作小便池，另一个人则坚称是三角钢琴。不管是什么被他
当作小便池，总之他的闹剧瞬间引起了轰动，女方震惊不已的男性亲
属立刻把他赶出了家门。
伤心的女子悔婚了。几天后，她的哥哥在联合俱乐部门前用马鞭
抽打了小贝内特，在雪地上留下了一串血迹。这是件了不得的大事。
不愿接受小贝内特的父亲却接纳了他的上流社会，马上开始抵制他。
他再也收不到纽约任何有女性参加的活动的邀请。于是他去了从小长
大的巴黎，在那里生活了近40年。他建造出了当时最大的游艇，创办
了《巴黎先驱报》——尽管被斥为有钱人心血来潮的结果，但这份报
纸至今仍在，不过如今东家已换作《纽约先驱报》的对头《纽约时
报》。贝内特派出斯坦利去寻找利文斯顿，也派人跟踪报道了几百个
故事。他通过被称为“白老鼠”的办公室间谍网络继续控制着纽约的
报纸。在他的远程指挥下，《纽约先驱报》仍然保持着高水平的报
道，不断曝出一条又一条新闻。
可在纽约，与报纸行业有关的一切都在发生改变。1883年，约瑟
夫·普利策来到纽约。他是一名匈牙利移民，在美国内战的最后一年曾
经做过联邦军队的士兵，之前已经在《圣路易斯邮报》取得了巨大成
功。普利策那年三十六岁，视力已经开始下滑，但仍对报纸满怀激
情。他花了34.6万美元，从臭名昭著的股票投机商杰·古尔德手里买下
了日渐衰落的《世界报》。对于一份每年亏损4万美元的报纸来说，
这可是相当高的收购价格。没过多久，普利策就把《世界报》变成了
当时最赚钱的报纸。并无例外，成功的关键就是扎实的新闻报道。在
普利策向令人绝望的生活环境、穷困的学校、水源和交通工具匮乏等
社会问题发起的“战斗”中，《世界报》的记者就是他的步兵。这份
报纸的社论版推崇自由派政治倾向，这与几乎所有纽约报纸的保守派
政治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作为移民，普利策还坚持让记者报道刚刚
来到美国的意大利人和东欧移民的故事，即便这些人看不懂《世界
报》。普利策说：“他们的孩子会看。”事实确实如他所说。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近距离见证了普利策取得的这些成就。赫斯特
是个来自美国西部的富裕年轻人，他的父亲因为拥有康斯托克矿区的
土地而成了百万富翁。1886年从哈佛大学退学后，年轻的赫斯特曾经
短暂地在普利策手下做过记者，借机研究普利策正在实践的新闻报道
方法。随后，他向西部挺进，接手了父亲的《旧金山观察家报》，并
且采用“破门而入式”的激进报道方式让这份报纸大获成功。赫斯特
进一步完善了普利策在纽约的做法，但手法更直接粗暴。他的想法很
简单：美国的城市由好人和坏人组成，而赫斯特这个情绪高昂的普通
市民自然与好人一条战线，向堕落、腐败与罪恶发起圣战。短短几
年，报纸的发行量就翻了一倍，赫斯特因此小赚了一笔。与此同时，
他还有着更狂野的梦想。他开始把贪婪的目光投向纽约。
机会出现在1895年。赫斯特在那一年买下了衰落的《新闻晨
报》，这份报纸由与普利策关系疏远的哥哥阿尔伯特创办，创办时间
甚至比约瑟夫·普利策买下《世界报》还要早几年。从母亲那里获得了
一大笔钱（750万美元）后，赫斯特开始了将失败者打造成胜利者的
行动。很多人都熟悉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只不过大多是从由赫斯特生
平改编的虚构电影《公民凯恩》中了解到的。他和普利策互相声讨对
方，用卡通和漫画互相竞争。当时报纸上第一份定期登载的卡通漫画
是每周一次的《霍根小巷》，这是理查德·F. 奥特考特为普利策创作的
一个系列漫画，主角是一个穿着黄色睡衣、满嘴俏皮话的贫民窟男
孩。在高速印刷机上，黄色墨水比其他颜色的墨水更容易固定，这个
漫画系列也催生了“黄色新闻”这一说法。普利策和赫斯特互挖对方
的墙脚，赫斯特从普利策那里挖角编辑和记者，甚至连奥特考尔特都
被他抢走了。他们还争夺要价高昂的自由记者，其中就有理查德·哈丁·
戴维斯，他为赫斯特报道耶鲁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的足球赛，赚到了
在当时算得上极为丰厚的500美元报酬。
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爆发战争前，赫斯特与普利策之间的竞争也
接近白热化。赫斯特率先敲响战鼓，普利策随后开始向沙文主义发起
挑战。每天早上的报纸都会登载西班牙人如何残忍镇压古巴当地反叛
者的消息，还有各种西班牙人动用酷刑、蔑视美国的消息。人气极高
的“黄色”媒体推动着美国总统，令其走上了与跟自己毫无瓜葛的国
家发生武装冲突的道路。随后，在局势还不明朗时，美国海军缅因号
战舰在哈瓦那港发生爆炸。最终，赫斯特和普利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
他们想要的浩大战争。
但战争结束时，两份报纸都成了输家。战争最激烈时，《世界
报》和《新闻晨报》的日发行量都突破了100万份。可两家的开支也
十分庞大。每份报纸都入不敷出，普利策也遭遇了抵达纽约以后的第
一次亏损。也有迹象表明，普利策曾对自己屈服于狂热战争氛围的做
法感到羞愧。真正的赢家是阿道夫·S. 奥克斯，他在1896年买下了
《纽约时报》和贝内特的《纽约先驱报》。奥克斯没钱派出大批记者
前往古巴，所以他只是报道基础的战争消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本地
新闻上，同时在报纸上增加了类似图书评论之类的文化版块。他还把
报纸的售价从3美分降至1美分。奥克斯报纸的销量因此翻了三倍。远
在巴黎的贝内特也在用一种更冷静、更欧洲的视角看待这场战争。他
的父亲老贝内特用《纽约先驱报》为纽约报业开创了耸人听闻的夸张
式写作手法，而此时的《纽约先驱报》已经比它的竞争对手们收敛了
许多。无论是《纽约先驱报》还是《纽约时报》，报道新闻，尤其是
外国新闻时，态度都更加冷静。这种差异性的特点迎合了不少无法忍
受“黄色媒体”大肆吹嘘沙文主义的读者。这些报纸的运气都很好，
包括普利策的在内。但赫斯特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了。
美西战争爆发前，赫斯特一直在攻击总统威廉·麦金莱，后者是名
共和党人。赫斯特要求他开战，但被麦金莱谨慎拒绝。麦金莱由此遭
到了赫斯特的攻讦。赫斯特长久以来对麦金莱的蔑视，在1901年《新
闻晨报》的一篇社论中可见一斑：“如果不靠杀戮就无法消灭坏制度
和坏人，那就必须完成杀戮。”那年9月，一个患有精神病的无政府
主义者在布法罗的泛美博览会上枪击了麦金莱。8天后，麦金莱死于
坏疽。其他纽约报纸翻出了赫斯特的那篇旧社论，还有他手下的亚瑟·
布里斯班写的一篇专栏文章，后者曾说林肯被刺杀让很多美国人团结
在了一起。竞争对手们站在道德高地上义愤填膺地抨击赫斯特，《新
闻晨报》的发行量开始下跌。
随后，赫斯特投身政界，他两次以民主党身份当选众议院议员。
可他心心念念的是总统宝座。在1904年的民主党大会上，赫斯特遭到
了摒弃。他先是输掉了纽约州长竞选，随后又被冒充坦慕尼协会的人
诈骗，输掉了纽约市长竞选，之后又再次在纽约市长竞选中败北。为
了从政，赫斯特一共花掉了175万美元，而他的政治生涯几乎可以说
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更糟糕的是，他的报纸信誉也在不断降低。其报
纸及社论的立场，几乎只是为赫斯特的政治梦想服务。
这段时间，公园大道也在发生着变化。贝内特是第一个离开的
人，1893年，他在第三十五街和百老汇交汇处建起了新的大楼，负责
设计的是斯坦福·怀特。心怀感激的新邻居们把那个十字路口改名为先
驱广场。1904年，奥克斯把《纽约时报》搬到了上城区的长亩广场，
百老汇大道在这里和第五十二街交汇。奥克斯和坦慕尼协会的朋友商
量后，为了致敬自己的报纸而给长亩广场改了名。4月，曼哈顿多了
一个值得记忆的新名字：时报广场。而在南边的老城区，即便尚未荒
芜，但公园大道已经开始给人一种破败、被抛弃的感觉。
所以说，我作为新闻人的当下，总是有历史相伴。在我学习、磨
练自身能力时，贝内特与格里利、普利策和赫斯特似乎就在我身边。
房间里还有一个拥有巨大存在感的鬼魂，那就是约瑟夫·米狄尔·帕特
森。1919年他在公园大道创办了八卦报纸《纽约每日新闻》，又在
1929年将报纸搬到了第五十二街新建的摩天大楼雷蒙德·胡德大厦
里，并且把这份报纸打造成了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每日新闻》
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专为纽约量身定制：这是一份让地
铁上的匆忙乘客读起来很轻松的报纸。在蓬勃发展的20世纪20年代，
几乎每个人都行色匆匆。帕特森的报纸内容明智、准确、风趣、透
彻，很关注体育，拥有大量服务信息，还重点关注演出行业。《每日
新闻》上有全纽约质量最高的照片，他们还自称“纽约图片报”。和
格里利一样，帕特森也曾追逐社会主义，他甚至还做过尤金·V. 德布斯
的竞选经理。对社会主义的个人激情慢慢消退后，他还是坚持为普通
公众做一份报纸。这通常意味着为纽约的移民及他们的“美国孩子”
办报纸。当然，我父亲绝不是唯一通过《每日新闻》体育版成为“美
国人”的移民。他从来没读过什么《联邦党人文集》。
帕特森于1946年去世，尽管有些新闻人感觉它的活力及流行性都
在出现衰退，但《每日新闻》仍是纽约市最大的报纸。我的东家《纽
约邮报》在1943年变成通俗小报，骄傲的自由派多萝西·希夫是这份
报纸的发行人。可在1960年，《纽约邮报》的发行量在7份纽约当地
报纸中始终排在第七。《纽约邮报》通过写作风格及勇敢的自由主义
倾向（特别是在麦卡锡主义统治的黑暗时期）弥补了资金不足的缺
陷。报纸的体育版块观点非常鲜明激进，而且文笔优美。我们的专栏
作家有默里·肯普顿，新闻编辑室里的他让人想起敲着老款雷明顿打字
机的亨利·詹姆斯。我的指导者中包括充满智慧且行事硬派的编辑保罗·
桑、年轻的编辑艾德·科斯纳，还有一个性格别扭的文字编辑（也是非
常出色的作家）弗雷德·麦克莫罗。我们的团队很小，所以没多少专门
对口的记者。同一个晚上，你可能要分别撰写谋杀案、劳务纠纷和火
灾新闻。每个人都得参与其中，不停开着玩笑、做出评论，像孩子般
展示如何追踪新闻线索。大多数夜晚，我根本不想回家。
我很快意识到，报纸属于能将城市里不同人群黏合在一起的机
构。报纸以特有的方式，获得与棒球队、公立学校和地铁一样重要的
地位。当然，电视如今已经融入纽约的夜生活，人们对电视上的明星
耳熟能详。可很多纽约人看完电视新闻后，还是需要一份报纸确认新
闻的真实性。而那些报纸的基本设计，从公园大道的报业巨头时代开
始就没有改变过。只是在战争期间，报道外国新闻的只剩《纽约时
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这两份原本互为对头的报纸在20世纪20
年代完成合并）。可其他报纸像对待政治一样，只报道本地新闻。他
们报道与权力有关的消息，尤其是与财富和政治有关的一切。他们很
重视体育内容，还模仿赫斯特《纽约镜报》的专栏记者沃尔特·温切
尔，加入了大量百老汇和好莱坞的八卦新闻。有几份报纸甚至开始报
道与电视有关的消息。此外，报纸上设有社会专栏、意见专栏，还有
漫画和智力问答。
除此之外，还有罪案新闻。大型银行抢劫案、大型贪腐案件，还
有搜捕毒品和毒贩的案件——根据其他新闻的受关注程度，这些犯罪
活动也会得到不同程度的版面。纽约人喜欢灾难，所以在争夺头版位
置时，诈骗或者贩毒案件显然争不过战争、暴风雪、发电厂爆炸或地
铁的致命车祸。可从贝内特时代开始，罪案就是报纸的固定内容。随
着20世纪60年代初枪支和海洛因这个恐怖组合的诞生，纽约变得越来
越危险。每年的谋杀案从一年大约300起，飙升到上世纪90年代的
2000起以上。恐怖的气氛开始在整座城市蔓延，污染了城市的夜晚，
让每一个在上班路上看到最新可怕消息的市民感受到人生的无常与脆
弱。
从19世纪开始，大多数纽约人都知道，谋杀只有几个基本的剧
本。有些绝望的傻瓜拿着租来的枪抢劫，因为慌张而开枪射杀了熟食
店老板，后者无一例外是三个年幼孩子的父亲。另一个傻瓜想在漆黑
的街道上抢劫，结果却被射杀，因为受害者是个下班的警察。赌徒在
打烊的酒吧喝酒，一个尾随而来的枪手和他身材矮小的搭档走进去后
开枪扫射。警察和八卦报纸随后对像漫画《马特与杰夫》一样的劫匪
组合发出通缉。犯罪分子最终总会落入法网。
偶尔，人们也会在小巷里发现碎冰锥插进耳朵的小流氓的尸体。
这家伙一定是在黑帮做了坏事，他的尸体就是城市存在终极秘密社团
的证据。有些记者只关注黑帮，他们揭露黑帮与工会、房地产、赌博
集团、假拳赛，以及越来越多的海洛因毒品之间的关联。他们制作了
不同黑手党家族的权力谱系，追踪他们与拉斯维加斯或美国其他黑帮
之间的关联，这样的关系网就像美联储的系统一样复杂。有些人成了
报纸上的大明星，比如绰号“幸运”的卢西安诺、巴格斯·西格尔、弗
兰克·科斯特洛和迈耶·兰斯基。大多数时候死者都是犯罪集团的底层人
员，而非高层的指挥者。西格尔1947年在洛杉矶被人谋杀，但卢西安
诺、科斯特洛和兰斯基都在自家床上安然去世。
黑帮间的谋杀几乎都因生意而起，可放在整体的统计数据中，黑
帮的谋杀案数量却显得很少。另一种数量同样很少的谋杀案，背后的
动机是贪婪，购买了巨额保险的穷人中尤其会发生这类案件。事实
上，绝大多数谋杀案都是人性激情冲动所致。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个
晚上，眼神忧郁的警探雷·马丁告诉我：“纽约最大的杀手，不是毒
品，不是抢劫，也不是贪婪，而是嫉妒。”这个说法当时听起来没
错，现在听起来也同样正确。日复一日，不忠的丈夫被愤怒的妻子杀
死，不忠的妻子也会被愤怒的丈夫了结。情侣间也会动手杀人，只是
频率没那么高。一般来说，这类谋杀背后的浪漫逻辑是“没有你我活
不下去”，杀人者在这种思维的作用下杀死对方再自杀，使得那一天
的故事不再有神秘感，不再有警察追捕与侦查，也没有审判，也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