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大道从一开始就是个非常好的地方，鲜少发生凶杀案。不过
呢，这地方也是有杀人犯的。19世纪从社会学及地理意义上为第五大
道奠定基础的，其实是华盛顿广场。这片6.5英亩的土地在成为纽约市
第一个经过规划的广场前，曾是公共墓地。从1797年开始，穷人就被
埋葬在这里，其中很多是在救济院死去的女性。同样埋葬在这里的还
有死于黄热病的数千人。由于非洲锡安卫理公会教堂的地窖早已满
荷，便在分配给教堂的50平方英尺的小块土地上，一层又一层地埋葬
了数百名非洲裔美国人。可在如今广场的中心地带，也就是上世纪60
年代建起喷泉的地方，曾经树立过绞刑架。
在这里，在美利坚合众国诞生之初，在围观群众或好奇或愤怒的
目光下，甚至在一些被害人亲属面前，杀人犯们接受了绞刑惩罚。等
他们死透后，会被几个倒霉的无辜之人深埋在长满野草的蓬松土地之
下。这片土地最终埋葬了2万具尸骨。公开绞刑在1820年被废止，最
后一个被当众行刑的是位叫萝丝·巴特勒的黑人女性。她因为放火烧房
子被判绞刑，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她在那栋房子里做奴隶。所有这一
切，都变成了墓园大熔炉的永久组成部分。公共墓地最终在1826年因
为负荷已满而关闭。可即便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当我住在东村，在
华盛顿广场度过了不少时间的阶段，仍有居民向我讲起在某些大雾弥
漫的夜晚，你会看到亡灵从草地及人行小路上爬起来。有些穿着下葬
时的黄色裹尸布，一眼就能看出是黄热病的牺牲者。有些脖子肿得很
大，其中很多是女性。当然，这些传说我一个字都不相信，但我知道
居民们一定信以为真。
荷兰人统治的时代，这片区域的第一批定居者是几百名有着自由
身的黑人，他们被授予在这个地方居住并务农的权利，作为交换，每
年至少需要缴纳一只猪。英国人占领殖民地后，这个安排被撤销了，
他们没收了非洲人的土地，把一部分自由民重新打为奴隶，而且声势
浩大地开展起了奴隶贸易，1711年还在华尔街的一端建起了奴隶市
场。这个市场的存在时间超过半个世纪。剩余的黑人自由民——有些
太老，无法继续工作—定居在了米内塔河周边的湿地区域，而这条小
河仍会从部分区域的地下流过，特别是华盛顿广场的西南角。
可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黄热病几乎把第一代富裕的
纽约人全都带进了可怕的公共墓地。人满为患的下城非常潮湿，到处
都是成群的蚊子，直接成了一个发热病区。空间开放、有稳定风源的
格林威治村，看起来能够远离疾病，是个更安全的地方，特别是在夏
季，因为传染病暴发而死了那么多人的时候（当时没人意识到，疾病
由蚊子传播，流行传染病通常因为天冷而结束）。北河边很快出现了
第一批用木材匆忙建起的避暑小屋，工人们在这里可以乘船前往下城
工作。
可随着伊利运河开通，城市越来越扩张，赚的钱也越来越多，灯
笼裤佬开始在格林威治村还没有平民定居的那些区域寻找自己的永久
住处。他们沿着已经关闭的公共墓地的边缘买下了无主的土地，同
时，市长菲利普·霍恩也在推动将公共墓地改造为公园的计划。霍恩和
他的支持者打出了极有美国特色的政治借口：改造是为了军事防御。
驻扎在纽约市的第七步兵团需要一个训练场，在越来越多投机商人抢
占一片片长方形的地块前，他们必须预留出可以修建训练场的土地。
在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政治博弈中，爱国热情极高的霍恩对市议会
说，他希望这个场地能在纪念美国独立15周年的时候修整完毕，他还
会将这个地方命名为“华盛顿军事阅兵场”。规划者们在1827年开始
着手改造，尽管地面仍然坎坷不平，而且到处长满杂草，边界也极不
明确，但新的广场还是在一场盛大庆祝仪式中揭幕。在纽约州州长德·
威特·克林顿的带领下，人们从炮台公园游行到了被报纸称为“华盛顿
广场”的地方。参与这个活动的当然包括声名显赫的灯笼裤佬，比如
范·伦斯勒家族、范·考特兰家族，以及费什和博加德丝家族的人。但人
群中也有杰克逊式民主的支持者，每个人都在正确的时刻欢呼着，所
有人都在吃着自助食品，其中还有两头烤熟的公牛。考虑到参加游行
的都是纽约人，所以可以想象，很多人都在喝酒抽烟。现场大概还有
第七步兵团的军乐手们演奏让人心潮澎湃的乐曲，包括独立战争时期
热门的《洋基之歌》。同样可以想象到的是，房地产投机商们带着对
未来的远大设想看着眼前的一切，他们看的不只是这个广场，也看向
了北方的土地——那就是第五大道。
很快，广场的边界就得到扩张，也加以明确。这个广场最终的总
面积达到13.75英亩。过于接近地表的遗体被重新挖出，运到其他地
方焚烧。地表整体被修整平整，上面还种上了草皮，开辟出道路。人
们设置了木制围栏，防止猪或其他动物过于肆无忌惮地游荡。没过多
久，业余军人们就开始在华盛顿广场训练，可军械的重量有时会让被
压碎的棺材或无名死者沾满泥土的尸骨重新露出地面。这个广场上也
进行了大量爱国集会，乐队在演奏，小孩们在欢呼。广场周边也开始
出现一栋栋大房子。最早出现的一批房子建在广场南侧，如今已经全
部消失。几栋建在北侧、规模更大的希腊复古式建筑保留至今，还留
有前院、门前长梯和精美的砖石，甚至还能召唤亨利·詹姆斯的鬼魂。
当我第一次在下第五大道漫步时，从华盛顿广场走到了差不多第
十三街的地方。我觉得自己就像身处前哥伦布时期帕伦克的游客。当
我停下脚步四处张望，周围的建筑给了我一种失落文明的感觉。这是
一种不可知的感觉，一种已经消失了的感觉。
我总是盯着拱门，因为长长的第五大道在上城区的起点就是拱
门，也因为这是一个漂亮的建筑。和我喜欢的其他很多曼哈顿的建筑
一样，这个拱门由斯坦福·怀特设计。虽说他的世界如今也早已消失，
可那个世界并不像他的生命结束得那般突然。我了解这个拱门的历
史，所有内容都记录在了旅游指南和怀特的传记中。我知道第一座木
制的拱门如何在1889年被建起，以庆祝乔治·华盛顿就职美国总统100
周年；我知道有些地位显赫的市民如何希望把这座拱门变为永久性建
筑，甚至愿意自掏腰包；我也知道怀特设计这个大理石拱门的故事，
知道他如何聘请亚历山大·斯特林·考尔德——这个考尔德是日后以现
代主义动态雕塑而闻名的亚历山大·考尔德的父亲—去雕刻华盛顿平民
化的雕像，又请来弗雷德里克·麦克蒙尼斯雕刻门上的浮雕。亨利·詹姆
斯非常讨厌这个拱门，称之为“可悲的小凯旋门，跨坐在华盛顿广场
的起点之上—之所以可悲，是因为这个拱门孤零零的，没有其他建筑
支持，无依无靠”。
可这个拱门却受到了其他人的喜爱，成就了不少优秀的画作，当
然也带来了更多糟糕的画作。1916年，画家约翰·斯隆、达达主义者
马歇尔·杜尚以及他们的三个朋友突破重重阻碍找到了拱门的内部楼
梯，爬到了拱门顶部后，用炖锅做了饭，点了一盏日式灯笼，用玩具
枪开了几枪，放飞了气球后，宣布新波西米亚共和国独立。他们的举
动，让这座拱门变成了自由波西米亚运动的象征。华盛顿广场的居民
们对此很不高兴。尽管没有证据证明两件事存在因果关系，但在那一
年，在遥远的伦敦，亨利·詹姆斯成了英国公民。拱门的内门被封死
了。生活还在继续，波西米亚精神也在流传。年轻时的我看到这个拱
门，总会想起布鲁克林大军团广场上的拱门，仿佛这两个拱门都是自
己的囊中之物。
那些年，下第五大道地区本身就给我一种奇怪的陌生感，同时又
带有一种隐秘而谨慎的美感。几十年来，我的目光总是穿过第五大道
2号窗户上的玻璃，看着米内塔河被掩埋之处的那个小小圆顶喷泉，
看着荷兰人、莱纳佩印第安人和非洲自由民曾经聚在一起喝酒的地
方。年轻时的亨利·詹姆斯曾经住在几个街区外的华盛顿街，他经常拜
访住在华盛顿广场北18号的祖母，还把这里用作自己1881年的小说
《华盛顿广场》的舞台。那栋楼和其他几栋建筑在1950年被拆除，换
成了现在这个粗笨丑陋的公寓楼。喷泉留了下来，成为一种看不见的
时间流逝的象征，也是在证明人类渴望永久的徒劳无益。流水是最陈
腐、最被泛滥使用的表明时间流逝的意象之一，可在这里，在这个玻
璃牢笼中，流水的出现简直完美。即便周围的一切都被某种自然或人
为的力量所摧毁，但米内塔河的水还在流动。
第一次隔着第五大道，看着第八街东北角5层的布雷沃特酒店
时，我大概十五岁。这个酒店到处都刷成白色，每个窗户上都装着优
雅的遮阳篷。我大概是从报纸或书上了解到，从1854年开门营业起，
这个酒店里住过不少作家和画家，也住过很多生意人，还有众多怀揣
梦想和欲望的小商贩。酒店著名的地下室咖啡厅使用的是法式菜单，
在不同时期，这里曾经吸引到了尤金·奥尼尔和西奥多·德莱塞、埃德娜
·圣·文森特·米莱和埃德蒙·威尔逊、约翰·多斯·帕索斯和伊莎多拉·邓肯
等文艺界大佬，甚至欧内斯特·海明威一生中少数几次到访纽约时也来
过这里。我想去那里吃饭，但始终没能成行。那些年我根本没钱住进
布雷沃特酒店，也没钱住进任何酒店，可我还是梦想着能在1月大雪
纷飞的日子和一个爱着我的女孩拥抱着躺在这些酒店的床上。1952
年，我加入了海军。等我回来时，白色的酒店已经没了。我在那时已
经读过了欧文·肖那篇极为出色的短篇小说《穿夏装的女孩们》。小说
开篇的第一句话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她们离开布雷沃特、走向
华盛顿广场时，第五大道正在阳光下闪烁。”只有再读一遍小说，这
些话才会从我心头散去。
那些文字和那个故事描述的曼哈顿，属于我不了解的时代，很多
年轻的纽约人在那些二战爆发前的日子里，只能战栗着等待宿命的到
来。欧文·肖小说中的人物总有一种追求永恒和长久确定性的需求，可
他们明明知道这两个追求都不可能实现。我知道肖也出身布鲁克林，
在他的故事中，隐藏在他的文字之下，我觉得自己找到了同一种惊
奇，就像我走过曼哈顿时产生的感觉。很多年后，我认识了肖，向他
问起了那段时间的曼哈顿：“你觉得那是奥兹国吗？”他认真思考了
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回答，“听着，那比奥兹国更漂亮，”他停顿了
一下，“也比奥兹国神奇得多。”
有时，我会带着惊叹和好奇看着第十街西北角上的升天教堂，设
计了最终版本的三一教堂的理查德·厄普约翰在1841年设计了这座教
堂。这是第五大道上建起的第一座教堂，内部充满新教圣公会晚期风
格的温暖与神秘。可我现在看到的教堂却不完全是由厄普约翰设计
的。19世纪80年代末，升天教堂被斯坦福·怀特重新设计（显然只会
是他）。他为教堂加入了彩绘玻璃窗和耶稣升天壁画，两个都是他朋
友拉·法齐的作品。薇拉·凯瑟在纽约生活期间非常喜欢这座教堂以及拉
·法齐的作品。但亨利·詹姆斯更有热情，他在1905年描述了自己在一
个夏日午后走进教堂，对内部场景的第一印象：
在纽约能找到这么一座迷人、看上去有点昏暗“古老”的教堂，
能安静地欣赏巨大的宗教壁画，本身就足够神奇了。那一瞬间，这样
的感知，颠覆了所有现实……这件重要的艺术作品本身，一件最杰出
的实体，令人们一旦接受它，就可以与那种与众不同的权威对话，感
受到铭记与遗忘的区别。
透过厚重、繁杂的文字，詹姆斯迟疑着不愿给出赞扬，因为他确
信这座教堂终将面临“毁灭的可能”，他相信这座教堂将会像他珍爱
的很多建筑一样被拆除，被摩天大楼取代。这正是詹姆斯写出升天教
堂“颠覆了所有现实”的原因。离开美国20年，全新的曼哈顿给詹姆
斯带去了那么多无法接受的损失。他的文章中充斥着对纽约那磕磕绊
绊的怀旧之情，他哀悼自己童年时看到的那些建筑，不管出于庸俗的
商业原因，还是因为质量低劣导致结构出现问题，他的童年记忆都被
取代了。升天教堂非常漂亮，所以他推断，这个美好的事物一定会灭
亡。他在心里暗暗希望，自己对未来的恐惧是错的。他确实猜错了。
一个世纪后，升天教堂仍然矗立在原地，仍然保留着拉·法齐制作的壮
观的玻璃窗与巨大的壁画。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些景象时，和看到下第五大道地区的其他很多
建筑时一样，感到这些都是纽约不属于我的那段历史留下的活生生的
证据。没有比教堂更适合作为入口的了。而这一切都是我要铭记的对
象。和葛莱美西公园里的建筑一样，在我开始读伊迪丝·华顿的文章
前，这些建筑的内部装饰都超出了我的想象。有时我会站在第五大道
47号的莎玛冠帝美术俱乐部前，站在第十一街和第十二街之间的街东
一侧，看着那巨大的法式大门，看着宽大的楼梯和突出的屋檐。后来
我知道，拉·法齐和怀特都是莎玛冠帝俱乐部的会员，画过布鲁克林全
景的威廉·梅里特·切斯以及插画大师N. C. 韦思、霍华德·派尔也都是这
里的会员。派尔画出的海盗及《金银岛》是我童年的回忆。我想象这
些人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的样子，他们个个衣冠楚楚，留着络腮
胡，在白兰地和煤气灯中闪闪发光。他们看重智慧和反讽，无气量的
羡慕嫉妒早已消失在他们的人生中。也许他们喜欢恶作剧，喜欢放荡
的女人相伴，喜欢讲上流傻瓜们的笑话，但他们绝对不会做小詹姆斯·
戈登·贝内特对未婚妻家壁炉做的事。他们是来自富裕人家的孩子，现
在回到了熟悉的家乡。
或者说，至少在我心里，他们就是这样的形象。我真的嫉妒出现
在自己想象中的那些角色。作为一个年轻人，盯着第五大道47号，我
想和他们一样成为同一个团队的成员，只是不穿燕尾服，也没有煤气
灯。我希望周围陪伴的都是有着荒唐离奇梦想的人。直到我走进《纽
约邮报》城市新闻编辑室的那一晚之前，我都没有找到这样一群人。
只用了几年时间，灯笼裤佬就创造出了美国内战时期被称为“老
纽约”的第五大道。1845年后这片神秘的区域在葛莱美西公园出现了
分支，还在纽约市的东边有了一块飞地。属于城市下城的简单快乐记
忆慢慢消失，一种新的拥有感、一种期待永恒的新希望出现了。圣约
翰公园被永远抛在了身后，显得更单纯的百老汇也一样。日后他们的
怀旧中也包含了下第五大道地区早年的样子，那时的第十二街还没有
高楼大厦，春季时的第五大道仍会泥泞不堪，街上也几乎找不到一盏
煤气灯。
可这里曾经拥有宽阔的空间。第五大道的宽度达到100英尺，和
1811年委员会规划方案里规定的所有大道宽度一样。第五大道的行车
道宽60英尺，人行道宽20英尺。第一批房屋建起后，他们调整了第四
街，也就是如今华盛顿广场南的房屋外观。有些房屋建在一起，形成
了纽约市的第一批排屋，每栋房子都有着相似的设计和前院，这都是
模仿伦敦西区的房屋而来。城市的创立者们允许第五大道的建设者占
据一部分人行道建设花园，这些花园里通常种满了颜色鲜艳又生命力
顽强的天竺葵。大部分房屋为3层或4层，门廊下有一个通往地下室的
入口，还配有后院。门廊的楼梯上配有漂亮的铁制围栏。不管是黑人
还是爱尔兰人，仆人们都住在天花板低矮的顶楼。这些房子设有室外
厕所，但厕所区域都被花架和花丛遮挡。
在这些房子里生活很舒适，但并不一定奢侈。直到美国内战结
束，曼哈顿才进入卖弄和显摆奢华的时代。男人们下午两点回家，悠
闲地享受一顿午餐——这是一天的主餐—然后再返回下城的账房里办
公。他们也可以在家待上一天，在新房子里接待商业伙伴，年轻的女
性安全地在他们视线之外做着自己的事。晚上他们吃得比较少，会喝
点茶。随着时间推移，马车阻塞了街道交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下
城日益繁荣的餐馆里吃饭。他们的女人和孩子在一起吃饭（孩子通常
在家接受教育）。也有女性会拜访其他女性，或者向西走到百老汇，
查看新商店里的最新商品。按照老传统，他们会在新年当天“四处拜
访”。随着街道上开始铺设路面，房屋之间的空地被填充，人行道上
开始长出小树，各个家庭开始在周日下午一同散步。很多年后才会成
为伊迪丝·华顿的五岁的伊迪丝·琼斯，就是在这里和她的父亲一起散
步。
在他们亲密的小世界里，隐私就是一切。丑闻以保密和谨慎的名
义被隐藏起来。未婚女性突然动身前往欧洲，一年后才会返回。有人
看到一些女性走出雷斯特尔夫人的家，这个帮人堕胎的人在整个纽约
市都可谓远近闻名，可从她家走出去的那些女性的名字却从未见诸报
端。新的婚姻提案会受到严格审查，家族血统、社会名誉和经济实力
都是考察因素。其中有一套精确的准则，他们不能做过“某些事”，
出身社会下层也会受到排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长老会派的僵化与
圣公会派的救赎带来的解脱感结合在一起，塑造了公众情绪。有些老
年人当然还在怀念下城那些失落的老村，但大多数人似乎都觉得，那
一切已经过去。眼前的一切才是现在，也是未来。
就这样，第五大道成为这座新兴城市的第三个重点街道。百老汇
上都是商店、高档酒店和最好的娱乐场所，包厘街成了曼哈顿蓝领阶
层的主要休闲区，第五大道则是展现社会权力的地方。
最初的本土上流权力阶层已经消失了——他们无法统治民主化的
纽约，可这座城市还存在很多间接的权力形式。灯笼裤佬制定的社会
规则沿用了几十年，甚至连最残忍的行为，通常也只会像詹姆斯皱皱
眉头那样被表达出来。他们坚称财富本身不是美德。所有问题都可以
归结为“资产vs贸易”。他们坚称，源自资产的财富，比从贸易中赚
得的财富高贵得多。他们是有资产的人—他们拥有房地产和遥远的农
场，而资产是长期居住的象征，证明家世血脉在美国独立战争前便已
存在，也是本质上被动的却能让人感到舒适自在的安全保证。贸易则
是肮脏而粗俗的，太过主动、活跃。贸易永远那么饥渴，永远那么贪
婪。贸易毁掉了永恒。贸易吞没了老一代，为新一代让路。人们必须
抗拒贸易，商人必须被排斥在安全距离之外。
怀着对资产的坚定信念，灯笼裤佬试图保护自己免受任何改变的
冲击，不管是大批移民的到来，还是无序的市政管理。他们之中没有
人的生活被阿斯特广场骚乱、征兵暴动影响；也没有受到1870年到
1871年发生在第八大道和第二十三街附近的橙色暴动的影响，这场重
演了故国残酷宗教纷争的事件造成近70名爱尔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死
亡。对灯笼裤佬来说，他们心中的故国就是曼哈顿下城的街道和被闲
置的房屋，他们不会允许这个形象再次瓦解。或者说，至少这是他们
自己心里的想法。
他们意识到，社会威望和金钱是一种杠杆和筹码，能给他们带来
更好的公共照明，有更多警察维持治安，可以更早地从巴豆水库获得
自来水，他们的人行道上也都是郁郁葱葱的树木。有什么政客可以拒
绝前往第五大道的豪宅用餐的邀请？在燃烧的壁炉旁，在轻声细语
中，灯笼裤佬把自己的需求传达给了公众的代理人，也许他们的措辞
暧昧，但言下之意又明确无疑。归根结底，他们拥有政客们需要的朋
友：报纸的编辑和记者、可以在南街的账房里提醒他们哪些生意有赚
钱可能的商人、房地产投机商，以及证券经纪人。可人们必须明白某
些前提。第一个前提很简单：这是属于灯笼裤佬的那部分城市，他们
想永远留在这里。
第五大道上建起了一栋又一栋豪宅，地面上为马匹铺设了鹅卵石
路，花园和教堂也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到了1850年，第五大道的豪宅
已经盖到了第二十三街，甚至朝更远的第四十二街延伸。可这些房子
没有一个保留了下来。下第五大道地区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格局，但第
十四街以上的豪宅和私人住宅矗立在地面才几十年就被拆除清理，为
楼层更高、利润也更高的办公楼腾出地方（就像下百老汇地区为干货
交易商建起阁楼建筑一样）。美国内战结束后，纽约开始以非凡的速
度发生改变。
第十六街的一角曾是阿西纳姆俱乐部，住在褐砂石豪宅里的男人
们回家前总会在这里聚集，喝许多酒，抽许多雪茄，做成许多生意。
1888年，俱乐部让位给了现在的建筑——斯坦福·怀特为《法官》杂
志设计的大楼，这栋大楼的一层如今变成了阿玛尼专卖店。第十七街
上有安布罗斯·金斯兰的家。身为鲸油商人的他，后来做过纽约市市
长。取代金斯兰私宅的办公楼，现在是服装品牌香蕉共和国的门店。
第十八街的街角是老奇克林大厅所在地。1877年，亚历山大·格雷厄
姆·贝尔就是在这里向相邻的新泽西州拨出了第一通电话，奥斯卡·王尔
德和马修·阿诺德也曾在这里举办过朗诵会与讲座。
街对面的豪宅属于一个名叫奥古斯特·贝尔蒙特的人。就是他，改
变了第十四街以上那部分第五大道的性格。贝尔蒙特是个了不起的纽
约人：1816年出生在德国，父母是犹太人，十三岁时开始在罗斯柴尔
德家族做无酬勤杂工，但十八岁就当上了机密文员。1837年，他被罗
斯柴尔德家族派往古巴调查投资机会。但他自始至终没有到达哈瓦
那。他在纽约停了下来，看到空荡荡的船坞，听到华尔街上的人们因
为1837年的金融恐慌而发出的阵阵哀嚎。一个人的苦难，向来是另一
个人的机会。这个年轻人开设了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公司，与伦敦的罗
斯柴尔德家族紧密合作，以低至经济崩盘前原价10%的价格收购外
汇、债券、股票和固定资产。不到3年，他就成为纽约市的重要银行
家，变得极其富有。他成为美国公民，在民主党上层非常活跃。到
1846年美墨战争期间，他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财务代理人。1849
年，贝尔蒙特结婚了。新娘是卡洛琳·斯莱德尔·佩里，她的父亲海军准
将马修·佩里是美国从墨西哥手中夺取加州的海军英雄，也是1854年
迫使日本幕府开国的人。夫妇两人在升天教堂成婚，两人的孩子信仰
英国国教。
在第十二街和第五大道上的一栋大房子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在这
期间他还去奥地利和海牙做过外交官），贝尔蒙特向上城区方向搬了
6个街区，搬进了第五大道111号的一栋全新豪宅中，那在当时是整个
第五大道上最大的房子。贝尔蒙特的新家也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一栋带
有舞厅的私人住宅，可以容纳400名宾客。贝尔蒙特热爱美食和好
酒，这栋新房子可以满足他这两个需求。他甚至拥有红毯，这样一
来，特殊场合时他不需要从宴会承办人那里租借地毯就可以欢迎宾
客。这栋房子里还设有艺术画廊，陈列着罗莎·博纳尔、布格罗和梅索
尼埃的画作，也摆放着贝尔蒙特真正读过的那些书。他喜欢赛马，没
过多久便拥有了美国最好的马厩，他的名字也通过美国赛马三冠赛之
一的贝尔蒙特锦标赛流传了下来。首次贝尔蒙特锦标赛举办于1867
年，地点位于布朗克斯的杰罗姆公园。
灯笼裤佬不知道该怎么衡量贝尔蒙特，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该
如何评价他。他既不完全属于贸易行业，也不属于拥有土地的旧贵
族。他们不能简单地用反犹主义的话语贬低他，当然，他们也足够礼
貌，不会当着贝尔蒙特的面说这样的话。事实上，贝尔蒙特是在挑战
各种可能性。智慧、政界关系和金钱的结合，在纽约这座城市的发展
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奥古斯特·贝尔蒙特用移民的冷静目光看待
这座城市，他看到了未来。
在纽约土生土长的灯笼裤佬越来越被禁锢于确定的过去和不可避
免的损失中。随着城市的富裕阶层步入镀金时代，伴随着那些可怕、
有时甚至让人厌恶的放肆行为，自然而然地，会有一些人徒劳地试图
通过追求精神及灵魂的方式回到过去。他们中的许多人读了鬼故事，
所有的房子都在“闹鬼”，这在当时已不是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