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那个漫长夜晚过去后的第二天，在我们给家人打电话报完平
安，走过午夜的街道，向报社提交了写好的新闻稿件后，在我们看电
视一直到凌晨4点，从断断续续的睡眠中反复醒来后，妻子和我一起
走出了家门，去看那被改变的世界。一切日常活动都停止了。报刊亭
关门了，唯一还在开门营业的商店是4个街区外的韩式熟食店，里面
挤满了满身尘土的救援人员。世贸大厦的废墟还在燃烧，空气中充满
了我们不熟悉的味道，那是粉末状混凝土，融化的钢铁，燃烧的地
毯、办公桌、纸张与人体混合在一起而令人作呕的味道。死亡和失踪
人数那时仍然不得而知，就像市长朱利安尼说的那样，“超出了我们
任何人能接受的程度”。
我们不得不掏出护照，才能通过警察和国民警卫队设在运河街上
的关卡。附近的中国城已经封闭了。很多中国女人被挡在工作的工厂
外，站在距离关卡一个街区的地方。警报声响彻街道，到处都是消防
车、救护车和警车发出的警笛声。我们找到一些吃的，找到几份报
纸。我们做了很多笔记，写出自己的故事，没有去工作，心里满是悲
伤和恐惧。那天晚上，我们走到了联合广场。
到现在我也没明白，为什么联合广场在那天早上成了下城的中
心。我猜这和联合广场的地理位置有一定关系。过去30年来，人们可
以从联合广场这个第四街和第十七街、帕克大道和百老汇大道之间的
小公园望到双子塔。现在，你只能看到烟雾和空白。第十四街上矗立
在高高底座上的华盛顿骑马雕像面朝南方，看着正在燃烧的双子塔废
墟。当然，发生毁灭性灾难后人们聚集在联合广场，这从来不是事先
设计好的。但时报广场这个选择被排除了，因为它是大众用来庆祝的
地方，不适合悲伤哀悼。时报广场流传最广的形象，就是阿尔弗雷德·
艾森斯塔特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天拍下的水兵亲吻女孩的
照片。不管因为什么，妻子和我，还有几千人都聚到了联合广场。
在华盛顿雕像的底座上，我们看到烛光在风中摇曳，人行道上形
成了凝结的蜡水坑。我们看到写满愤怒或悲伤留言的海报，有些甚至
用西班牙语写成。我们看到第一批寻找失踪亲人的传单，失踪者的名
字用大写字母印刷出来，传单上还写明他们在双子塔中的哪一座工
作，家庭电话，当然还有他们的照片。照片中的每个人都在笑。它们
拍摄于公司派对、度假或者婚礼上，定格了快乐的时光。
我们的周围是来自下城各个群体、种族、年龄段的人，是现实版
的传单上的照片，而那些照片上的大多数人却再也没被找到。有些人
在独自哭泣，有些人在祈祷。陌生人小声说上几句话就会突然流下眼
泪，拥抱在一起。富贵子和我走到了公园边缘，我朝第十四街的两个
方向看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里就像一座被遗弃的破旧纪念碑一
样，行将腐朽。可不知怎的，现在却给人一种粗粝的庄严感。“去他
妈的这些混蛋，”我对她说，“他们毁了整个世界。”妻子摇了摇头
说：“还没有。”路边的树下，很多人在聊天，随后萨克斯管的声音
压过了一切，乐手吹奏的当然是蓝调。我们走回人群中，我注意到一
片小小的黄色树叶飘在萨克斯手的身边。纽约的夜晚，到处都是忧郁
的蓝调音乐。我紧紧地抓住妻子的手，盯着烛光。
在19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有些乐观的灯笼裤佬选择了第十四
街。归根结底，第五大道在地理位置上并没有很严格的限制。第十二
街和百老汇交汇处的恩典教堂是属于第五大道的建筑，在这个教堂工
作的那些神职人员对此深信不疑，他们在收取长椅租金并践行社会分
层的铁律时充满了坚定的执行力。自然而然，在这个充满直角的新兴
城市中，不少富裕阶层拐了一个弯，在第十四街住了下来。其中一些
人的钱出自传统来源，比如鲸油、船运、保险、银行业以及房产出租
——如果他们等了很久也没能住进华盛顿广场或下第五大道地区，那
么第十四街会是个不错的选择。有些人的收入就比较“新”了，灯笼
裤佬把持有这种财富的人斥为暴发户。可对于出售地皮的人来说，这
样的区别并不重要。
1847年，第十四街建起了第一栋大房子，其他豪宅也如雨后春笋
般纷纷建起。这些房子沿用了冷淡的褐砂石外部装饰，内部则配有绸
缎、黄檀木、大镜子，壁橱里摆着闪闪发光的瓷器，还有不少平庸的
艺术品。平均算下来，每栋房子里有8个仆人，有些房子里甚至更
多，其中绝大多数是爱尔兰人。新来人口也在不断填充大学区，这个
区域以1831年成立的纽约大学为中心不断向北扩展。对所有居民来
说，这里沿用旧有的社交准则，不论其会在私下被违反多少次。这里
的人对城市也有着同样的设想，他们共同构建出了曼哈顿第一个伟大
的跨市镇街道，他们从一条河来到另一条河，利用轮渡前往下城，或
者去往新泽西州和布鲁克林。他们确实打造出了第十四街，但街道却
不是他们设想中宽广、文雅、绿树成荫的样子。
在早期设想中，联合广场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19世纪中期，这
个广场的设计和景观依然非常糟糕，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经过了多次
翻修。但在一个日益拥挤的城市里，联合广场却是一个开放空间，正
如媒体所说，这里是“通风区”，是比较安全、让人愉快的散步区，
可供人们展示节日服装和谈情说爱。第十四街的改变来得比任何人预
想得都要快，事后证明，正是灯笼裤佬自己埋下了离开的种子。
威力最强大的改变动因便是文化。1854年，音乐学院出现在了第
十四街和欧文街的东北角，为住在豪宅里的社会上层人士表演歌剧、
交响乐和传统戏剧。19世纪50年代初，纽约经济迅速发展，人们手上
有钱可以挥霍或投资。因此，音乐学院的观众就是赞助人，即便暴动
导致阿斯特广场歌剧院衰败，可这些人仍然向往欧洲式的音乐文化。
大部分观众从褐砂石豪宅步行就可以抵达漂亮的新歌剧院。就算上流
观众人数不够，坐不满4000个用红丝绒包裹的座位，那些坐在比较便
宜位置的观众也通常很守规矩，演出从来没有遇到过干扰。
连1860年也不例外。那一年，十九岁的威尔士王子抵达纽约，开
始正式访问美国，仰慕他的亲英派在音乐学院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
舞会。音乐厅内到处都是令人眩目的煤气灯和鲜花。音乐厅主楼层的
座位之上建起了一个跳舞用的平台。当威尔士王子走进音乐厅，交响
乐队先是演奏了《上帝保佑女王》，紧接着演奏了《万岁，哥伦比
亚》。在欢迎人群中，有人行女子屈膝礼，有人鞠躬，也有人行其他
上流社会的屈膝礼。和1783年相比，纽约已经成熟了许多。可随后典
礼上却发出巨大的撞击声——在上流人士们的集体重量下，两个区域
的平台不堪重负而坍塌。一些穿着礼服的男人掉进了黑暗的交响乐队
座椅中。没有人受重伤，但欢迎仪式草草结束，威尔士王子被匆匆护
送到音乐学院的另一区域用餐。当他从火鸡、乳猪、烤鹅和山鸡中挑
选合口的美食时，一群木匠正疯狂地在倒塌的平台边加班。他们知道
自己在干什么，他们在做修理工作，舞会直到午夜才在这个舞台上重
新拉开帷幕。但颜面无光的纽约上流阶层仍然宣布，整个活动大获成
功。威尔士王子几乎没有发言。大约一周后，结束了一轮漫长的社交
活动，威尔士王子接受了小詹姆斯·戈登·贝内特的邀请，终于看到些不
那么正经严肃的东西，终于可以摆脱冗长到让人痛苦的晚宴。贝内特
安排一名消防员在威尔士王子位于麦迪逊广场的第五大道酒店套间的
窗外架了一个梯子，而他则做了一个年轻王子都会做的事：在妓院度
过了那个夜晚。
与此同时，第十四街也在进行着一套熟悉的流程。褐砂石建筑开
始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转手。熟悉的面孔突然消失，他们连告别信都
没有留下。有些人固守己见，无法适应新科技。其他人精疲力尽地经
营着生意，却无法支撑花钱如流水的休闲与奢华的家庭生活。其中一
些是曾经在纽约享受过高光时刻的暴发户，可他们就像流星一样转瞬
即逝。有些人的人生毁于1857年的金融恐慌，那时差不多有5000家
纽约的公司彻底破产。有些人为了免受羞辱而逃到了欧洲，有些人去
了西部，这些人都从纽约的历史中消失了。
褐砂石大房子里住进了新居民，而这些人之所以能在城市中留下
自己的印迹，多亏了里亚托区。里亚托区最强大的堡垒，也是整个区
域活力与权威的来源，便是音乐学院。“里亚托有什么新闻吗？”
《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这样问道，“来到这儿的他是谁？”
来到第十四街里亚托区的人们中，有纽约这场大秀中的固定角
色：妓院老板、小旅馆的经营者、骗子，还有过往经历不为人知的男
人。但也有很多住客来自演艺行业。音乐学院吸引了几百名音乐家、
钢琴制造师、活页乐谱卖家和教师。周边地区纷纷建起剧院。1861
年，第十三街上的瓦拉克剧院是当时最好的“合法”剧院，继承了被
人们悼念已久的帕克剧院。这个剧院的特色就是上演情节比较复杂的
喜剧，其中很多由爱尔兰移民（兼演员）戴恩·布西科创作。从1853
年开始由著名钢琴制造公司经营的施坦威音乐厅也是一个移民的杰
作，来自德国的亨利·施泰因韦格在瓦拉克剧院开门营业5年后，在联
合广场的一角建起了这个音乐厅。这个过程中，施泰因韦格一家把姓
氏改成了施坦威，而他们的音乐厅，也被设计成展示他们制造的顶级
钢琴的场所。他们从欧洲请来优秀的艺术家进行公开演奏，以此实现
自己的商业目的：卖掉更多钢琴。施坦威音乐厅可以容纳3000人，后
来的几十年里始终是联合广场上的亮丽风景线。
演员、音乐家和作家开始入住第十四街上的私人旅馆，在新开的
小咖啡厅里聊着八卦，爆发小纠纷，争夺角色、情人，或两者兼而有
之。如果从褐砂石豪宅的角度来说第十四街属于第五大道分支的话，
那么对演员、音乐家和作家来说，第十四街就是百老汇的分支。这些
人群的构成波动性比较大，在这里几乎都只做短暂停留，他们几乎缺
乏过上安全、可预测生活的本能。他们是租客，不是房子的所有者。
这些人的身边总有报纸记者，因为报纸的编辑知道，读者们想了解这
个剧烈波动着的世界的最新消息。被莎翁和伦敦戏剧语言吸引的报纸
记者，给整个社区贴上了“里亚托”的标签。
1861年，当整个美国加速进入内战，一家名叫“杜雷小屋”的餐
馆在第十四街上最大的一栋房子里开门营业。这栋建于1845年的意大
利式建筑，属于一个离开了纽约的鲸油商人。这个餐馆的地址是第十
四街44号。大厨名叫查尔斯·兰霍夫，曾经为拿破仑三世和欧妮仁皇后
主办过盛大的巴黎式宴会。最顽固的褐砂石大房子的房主们涌进这家
餐馆，到访美国的欧洲音乐家、拿到工作的演员，甚至记者偶尔也会
来这里吃饭。人们在饭桌上显然会大量谈起即将到来的战争，预测与
南方重要的棉花贸易停止后纽约的码头上会长满野草。和战争爆发前
的任何地方一样，人群中也一定有某种受虐性的快乐或叛逆性的宿命
论情绪。可对某些到访的记者而言，杜雷小屋里还有另一个故事：这
是曼哈顿岛上首个向长期霸占纽约餐饮界头把交椅的“德尔莫尼科”
发起挑战的餐馆。
在1861年，德尔莫尼科是纽约的地标之一，被当时所有的旅游指
南称为全城最好的餐馆，受到美国当地有钱人和来自世界其他富裕地
区的人们的追捧。1827年开门营业时，德尔莫尼科只是一间售卖红酒
和面包的店面，由来自瑞士的两兄弟经营。3年后，他们在威廉街25
号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餐馆，凭借优质的食物和完美的服务，大获成
功。两兄弟很快不得不找来侄子洛伦佐帮忙，事实证明，在为陌生人
提供食物这个曼哈顿的全新行业里，洛伦佐就是天才。他们的餐馆在
1835年的火灾中被烧毁，但第二年，他们在百老街上又开设了一家临
时餐馆。两年后，餐馆搬迁至南威廉街2号，一直营业到1890年。德
尔莫尼科的菜单极其有名，列有超过100道菜品，其中包括洛伦佐的
独家创意菜品，比如纽伯格龙虾、本尼迪克蛋和阿拉斯加蛋糕。洛伦
佐·德尔莫尼科迎合有钱人，不断奉承他们，记住他们的名字、生日和
结婚纪念日，为他们特别的庆祝活动和大型派对留出私人空间，通过
这些服务收取数额不菲的费用。他很早就明白，时尚的纽约正在向上
城区转移，所以1856年他在钱伯斯街开了第二家餐馆，吸引来百老汇
大道那些新酒店、商店和剧院的顾客，还有前往斯图尔特街商店购物
的有钱女性。这当然不会是洛伦佐的最后一家餐馆。
突然间，杜雷小屋开始威胁到德尔莫尼科的地位，洛伦佐做出了
反击。他先买下了第五大道和第十四街交汇处的格林尼尔豪宅，将其
改建为第三间高端餐馆。紧接着，他挖走了竞争对手的大厨兰霍夫，
后者最终在德尔莫尼科工作了34年。美国内战爆发后，即便人们不断
搬出第十四街上的褐砂石住宅，可拥趸们仍然对餐馆忠诚不已。有那
么一段时间，整座城市仿佛鬼气弥漫。但一天一天慢慢过去，这座城
市开始适应战争，适应了无法与南方做生意的现实。在德尔莫尼科这
样的地方，人们甚至能享受到某种快乐。可以肯定的是，太多在德尔
莫尼科吃饭的有钱人愿意掏出300美元，让自家儿子免服兵役。他们
宁愿让爱尔兰穷人赴死。征兵暴动之后，很多有钱人的孩子被送往欧
洲，安全地度过战争时期。在那里，远离葛底斯堡战场和莽原之役的
他们，可以欣赏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品，了解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功
绩。在纽约，冷血的新商人靠着为联邦军队生产军服而大发横财，可
这些服装的质量太过糟糕，创造出“shoddy”（劣质品）这个新词并
永远保留下来。德尔莫尼科餐馆不欢迎这样的人。随着远方战场的阵
亡人数越来越多，大多数纽约人开始希望战争尽快结束，即便这意味
着南方各州脱离联邦，继续实行奴隶制。但总的来说，褐砂石豪宅的
房主们仍然忠诚于联邦。他们筹集资金，成立各种协会以改善军队的
卫生状况（日记作家乔治·坦普顿·斯特朗志愿加入其中），还为一个由
黑人志愿者组成的军队提供资金支持。并不是所有人的儿子都能靠钱
摆脱征兵义务。纽约的公墓中埋葬着很多死于内战的人，还有勇敢的
穷人士兵的尸骨。在1864年的大选中，亚伯拉罕·林肯只赢得了曼哈
顿的一个选区，也就是第十五街选区，住在这片褐砂石豪宅的，大多
数是纽约最古老的灯笼裤佬家族。
早在南北双方在萨姆特堡爆发战斗前，纽约本地范围的改变就已
经开始了。第十四街上灯笼裤佬的流动率非常惊人。1858年，一个名
叫罗兰·赫西·梅西的人在第六大道上开了一间小小的干货店，就在第十
四街下方。梅西出生于英格兰，十五岁时成为海员（回家时身上多了
一个红色星星文身，后来这成为他的商店标志），他在美国中西部尝
试过各种生意，最后在曼哈顿定居下来。他那小小的干货店很快就发
展为小型百货商场。他以A. T. 斯图尔特的商业理念为基础，同时利用
广告宣传商场和商品，梅西不仅让自己的百货店大获成功，还引入了
成衣的概念。他把交易带进了第十四街。在梅西大获成功的诱惑下，
很多人搬到这条街上，成千上万的顾客也从城市的其他地方来到这里
购物。即便最惨烈的战争年代，也阻挡不了人们的脚步。有些年轻人
走向了战场，有些人则去了商场，还有些人在德尔莫尼科餐馆吃饭。
演员们悠闲地行走在里亚托，梦想着参演《哈姆雷特》。
战争结束了，林肯遇刺身亡，人们纷纷悼念。随后经济快速发
展，证明了没有400万奴隶，美国也能繁荣向前。1867年，在负责人
——“老大”威廉·M. 特威德的指挥下，坦慕尼协会在音乐学院隔壁
设立了巨大的新总部。这是一栋又高又大的建筑，一层甚至有专门的
剧院。即便音乐学院那些傲慢的辉格派拥趸心有不满，但他们在公开
场合却鲜少发出反对声音，甚至1868年坦慕尼协会主办民主党大会时
也无人出面反对。可有些第五大道的居民，一定会把这些情况看作时
代改变的信号。如果他们真这么想，那他们猜对了。与“上层的1
万”形成对比的是工薪阶层大众，即所谓“下层的100万”，他们秉
持着一种奇特的信念，认为在一个共和国里，没有任何一条街道专属
于精英。第十四街也是一条可以供他们行走的街道，只要有钱，街上
的商店、餐馆和剧院也可以供他们享受。不管怎么说，联合广场之所
以被命名为联合广场，倒也不是在向导致了大量纽约人死亡的“联
合”致敬，而是为了将百老汇大道和包厘街联结在一起。工薪阶层也
许没钱去德尔莫尼科或音乐学院，但他们可以在周日下午从包厘街出
发，或者从北河上的码头穿过第十四街，来到联合广场散步。这也是
他们的城市。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作家、演员和音乐家，他们把自己充
满活力的天赋带给了里亚托，并最终带向世界。
除了下第五大道地区和葛莱美西公园，住在褐砂石房子里的人们
很快就开始了全面撤离。向北搬到远至第四十二街和第五大道上那些
更大、更壮观的房子，它们理论上能为人们提供更好、更安全的生
活。你要做的，就是把老房子卖出一个好价钱，再加点钱买下并装修
新房子。子女一无是处、厌恶贸易的老派家庭，对“新财富”的持有
者，也就是搞铁路、石油和钢铁的人嗤之以鼻。为什么连爱尔兰人都
有钱！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似乎每个月都有被媒体称为“强盗
贵族”的人抵达纽约，几乎所有人都是经由匹兹堡才到达上第五大道
地区。镀金时代开始了，老纽约对此不屑一顾。对灯笼裤佬来说，这
些新人浑身散发着一股粗野味道，粗鲁又没礼貌，看不上精致的生
活。怎么说呢，他们太有活力了。他们成箱地购买艺术品，吃饭时分
不清各种叉子的不同用途。他们喜欢大杯啤酒和土豆泥，不懂得欣赏
像德尔莫尼科那种高雅精致的美味。
但老派的灯笼裤佬也会算账。他们的财富正在缩水。他们只信仰
有形资产之神，可这位神却让他们失望了。他们想在萨拉托加或纽波
特购买夏天避暑用的房子，问题是得掏得起钱。毕竟，为什么某个强
盗贵族要兜售自己的掌上明珠给一个贫穷的老公爵呢？不管怎么说，
还是有很多年轻漂亮的灯笼裤佬女性愿意教化那些有钱的新美国人。
慢慢的，一种交换形成了。灯笼裤佬开始与新有钱人融合，交换血统
与利益，分享新的财富。而他们自己的名字，通常遗失在了这个过程
中。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老纽约人在下城撑了下来。他们就是无法
从老房子里搬出去，那是他们带着那样强烈的信心建起的房子，他们
做不到永远忘记。丈夫们在这些房子里去世，妻子们也走了，然后，
是很多孩子。死去的人活在记忆之中。书籍、家具和绘画被打包装进
火车，人们还在继续向北移动，只有在记忆中，这些被遗弃的房子才
充满生命力。几乎在意料之中，几年后，越来越多的女性（也有一些
男性）开始寻找灵媒或有通灵能力的人，试图与过去建立联系。他们
想再次与死者对话，想听到对方最后一次表达出爱意或快乐，形形色
色的江湖骗子自然愿意提供这些服务。不管是优雅还是低俗的文学作
品，还有一些报刊杂志，都记录下了这些人难以磨灭的遗憾。他们为
没能说出口的话感到遗憾，为出口伤人的话感到抱歉。某种程度上
说，这种遗憾的情绪是他们获得的唯一永恒。
在第十四街的里亚托，让人心痛的怀旧情绪总是占有一席之地。
学者乔恩·W. 芬森告诉我们，那个年代大多数流行歌曲的主题都与死
亡有关。有太多人死于美国内战。那么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死于结
核病、霍乱或天花。放在如今这个轻佻的讽刺时代，人们大概很容易
对这样的歌曲不屑一顾，可在19世纪的纽约，它们帮助成千上万人表
达出了深刻的情感。很多歌曲面向爱尔兰移民市场，叮砰巷推出了太
多模仿《慈母颂》的工业垃圾。可“垃圾”也有力量，那是对19世纪
40年代到镀金年代，爱尔兰女性将家庭团结起来战胜各种困难的一种
认可。有一些歌将移民对故国的思念和死在美国的人生结局结合在了
一起。1876年由印第安纳州教师托马斯·P. 韦斯腾多夫创作的《凯瑟
琳，我会再次带你回家》就是一个例子。这首歌很快就被那个年代的
众多爱尔兰人接受。歌曲的主题是一个男人向临死的妻子倾诉。歌中
没有直接提到爱尔兰，也没有提到19世纪40年代被100万爱尔兰人遗
弃在身后的爱尔兰乡村。可歌里妻子的名字，却能让所有爱尔兰人心
领神会：
我会再次带你回家，凯瑟琳。
穿过那一望无际的大海，
回到你心曾经的归属，
回到你最初成为我美丽新娘的地方。
我父亲是家里的歌手，但我母亲也有自己的歌，这首就是她会唱
的之一。我能听到她在布鲁克林移民家庭的客厅电视机前用女低音哼
唱，唱那流逝的时间和被遗忘的地方，在宾客中摇晃着我的妹妹凯瑟
琳。安妮·德夫林·哈米尔来自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短滨区马德里街32
号，20世纪60年代时，只要我们这些她的美籍孩子央求，她仍会为我
们演唱。我猜，老里亚托地区的其他人也听过她唱歌。之前提过，她
和我父亲是上世纪30年代在韦伯斯特音乐厅的一个爱尔兰舞会上认识
的，音乐厅在第十四街以南三个街区。有首歌这样唱道：“玫瑰离开
了你的脸颊/我看着它们消失、死亡……”玫瑰当然也离开了我母亲和
父亲的脸颊，他们彼此相邻，葬于斯塔腾岛。两个人的大部分人生都
以美国人的身份度过。可就像其他几百万美国人一样，故国从未离他
们远去。如今的某些夜晚，我会路过东城第十一街的韦伯斯特音乐
厅，听到里面传出嘈杂的嘻哈音乐，看到DJ和成群的年轻人。我希
望，至少某些心怀紧张的纽约年轻人能像我父母当年那样找到彼此。
如果长寿，未来的某一天他们甚至也会想念韦伯斯特音乐厅的质朴。
在第十四街的全盛时期，新城市并非只有怀旧这一种表达方式。
其他很多情绪也在那些舞台上得到表达，让观众震惊，也为观众带来
欢笑。将大多数情绪整合在一起的是一个名叫托尼·帕斯特的纽约人，
他出生时的原名是安东尼奥·帕斯托雷，是意大利移民的儿子。六岁
时，他第一次在一场临时聚会上担任歌手。1846年，十二岁那年，帕
斯特作为P. T. 巴纳姆博物馆的小丑开启了职业生涯，经常涂黑脸表
演。没过多久，他就成为包厘街上“免费轻松演出”的常客。但托尼·
帕斯特的野心更大。他自己经营着几个音乐演出，为了吸引体面女性
的关注，他尽量让演出保持高雅，虽然鲜少成功。到四十多岁时，他
想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创意：如果留住包厘街文化的生命力，去除粗俗
的表面，会得到什么呢？如果能彻底改变娱乐，使其从仅针对蓝领男
性转变为面向整个家庭，会怎么样呢？如果这种形式的娱乐能在里亚
托找到立足之地，又会怎么发展呢？
1881年，帕斯特租下了音乐学院隔壁的坦慕尼协会的剧院，把自
己的理念付诸于舞台。演出的形式并不让人陌生：那就是脱胎于游吟
诗人的表演、自1875年开始不断进化的综艺演出。帕斯特竭尽全力寻
找优秀演员，其中不乏最莽撞、最聪明的年轻演员，以此丰富演出形
式。他的演出中有悲情歌手和喜剧歌手，还有杂耍艺人和舞蹈演员，
每个人都脚步轻快，乐池中还有现场乐队演奏。舞蹈演员中的年轻人
学习别人的技术，这些被学习对象当初学习的则是曾经看过朱巴大师
表演的舞者。帕斯特为剧院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不许说脏话，不
许玩双关梗，不许提政治话题，不许喝酒，不许抽烟；只许上演欢快
的内容，只允许出现适合全家观看的内容。帕斯特的剧院取得了轰动
性的成功。中产阶级女性纷纷来看演出，孤儿报童、坦慕尼协会政客
和褐砂石豪宅的住客也不例外。这种演出形式很快得到了“轻歌舞
剧”(vaudeville)这个专属名称。
在20世纪20年代电影成为主流前，轻歌舞剧一直是美国人的主要
娱乐方式，演员会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在纽约，托尼·帕斯特就是王
者。音乐学院拒绝向新的富裕阶层提供包厢，作为歌剧院已注定了自
己的毁灭命运，作为对帕斯特的回应，他们在百老汇大道和第三十九
街上修建了大都会歌剧院。1883年是这个歌剧院的首个演出季。三年
后，音乐学院关门，不再上演歌剧和上流社会娱乐节目。托尼·帕斯特
还没停手。尽管竞争对手在里亚托开设新的歌剧院和剧院，但最吸引
人的还是托尼·帕斯特的剧院，他推出了像是莉莲·拉塞尔、韦伯&菲尔
兹和乔治·M. 科恩这样的明星。帕斯特的存在甚至迫使低俗竞争对手
离开里亚托。新设计的低俗演出大多聚集在北边和西边，位置在第六
大道以西、第二十六街到第四十二街之间。这就是后来的“油水区”
(Tenderloin)。帕斯特不会进行道德说教，他只是把自己所能找到的
最好的娱乐方式呈现给观众，然后继续过自己的生活。根据其他人的
回忆，帕斯特很慷慨，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他在演出行业一直
干到1908年，在那一年关闭了剧院宣布退休。他去世于同一年，银行
里只有大约4.5万美元存款。帕斯特的朋友表示，在那些成功的年月
里，他送出了超过100万美元。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并不是所有纽
约人都只为了钱。
1882年，帕斯特剧院的街对面开了一家新餐馆，投资者之一包括
经营施坦威音乐厅的威廉·施坦威。这家餐馆的名字是“吕肖”，店里
提供德式食品，每天晚上有乐队表演，服务员都穿着阿尔卑斯山区的
吊带花饰皮裤。帕斯特手下的乐手和演员经常在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
走进餐馆。其他演员和作曲家也经常到访，美国作曲家、作家和发行
商协会(ASCAP)就是1913年在这里、由一个名叫维克多·赫伯特的爱尔
兰移民成立的，设立这个协会的目的是保护音乐人的著作权。明星也
来这个餐馆吃饭，其中包括施坦威音乐厅的高雅音乐演奏者，比如钢
琴家帕德列夫斯基和男高音歌唱家卡鲁索。接下来的几年，人们也在
这家餐馆里看到了其他名人的身影，比如科尔·波特、莱昂纳多·伯恩斯
坦和拉里·哈特。你甚至能看到H. L. 门肯和西奥多·德莱塞一起用餐，
两个人一边吃着维也纳炸肉排一边谈论文学或政治话题。
当我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了解第十四街时，这条街上到处都是
廉价鞋店和服装店。老的音乐学院在1926年被夷为平地，让位于爱迪
生联合电力公司的巨大总部。音乐学院曾经权倾一时的邻居坦慕尼协
会，也带着托尼·帕斯特留下来的舞台一起消失了。1929年，政客们
在联合广场和东城第十七街开设了新的总部，最后一个坦慕尼协会总
部在这里一直存在到1943年，现在这个地方是一个优雅的小型外百老
汇剧院，也是纽约电影学院的所在。50年代，除了吕肖餐厅外，里亚
托地区的一切几乎都改变了。那段时间，我一直没钱去那里吃饭，只
能从街对面的自动餐厅买吃的。去葛莱美西体育馆的路上，我一周会
有四五天时间路过这里。葛莱美西体育馆和餐馆相隔几栋楼，我在那
里和职业拳手见面，我的朋友何塞·托雷斯也是其中之一，那时他正走
在世界轻重量级拳王之路上。伟大的训练师库斯·达马托运营着那个拳
馆，他经常出现在那里，告诉我拳手可以从尤利西斯·S. 格兰特的传记
中学到什么重要的经验教训。“读这一部分。”有一天下午，他在自
己有时用于过夜的小办公室里对我这样说道，“读读格兰特是怎么理
解对方像你一样害怕的，所以让对方更害怕的唯一办法，赢得胜利的
唯一办法，
就是进攻！”
一个秋天的夜晚，在我离开葛莱美西体育馆时，眼前重新出现了
失落已久、略显古老，又无牵无挂的里亚托的魅力。一辆黑色的豪华
轿车停在吕肖餐厅门前，闪闪发亮的厚实车门打开后，走下一个头发
金亮到晃眼女性，那是莎莎·嘉宝。我大声笑了出来，因为莎莎就是不
劳而获型明星的典型代表，她更出名的是自己的有钱男友，而不是演
技。可我还是站在那里，和十几个人一起看着她下车。她看起来和自
己在约翰·休斯顿1952年的电影《红磨坊》里扮演的角色一模一样，
有着雪白的肌肤和异常完美的鼻子，身上的丝质服装发出沙沙的声
响。她微笑着，低头露出一点乳沟，给了我们一个飞吻，随后说，
“晚安，亲爱的”，走进了餐馆。我真希望在餐馆的好位置上等着她
的是亨利·德·图卢兹·罗特列克。
时间一天天流逝，除了流浪汉，没人还会坐在联合广场的石桌
旁。这个地方迅速衰败，第十四街以南的相应地区也在衰败。人们现
在已经熟悉了这种套路。衰落在前，暴力紧随其后，很多年里，联合
广场一直是个可怕的地方。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里也出现了改变。
庭院设计师和警察完成了各自的工作。瘾君子们换到了其他地方，持
刀抢劫犯和枪贩子也走了。这里建起一个农贸市场，取得了巨大成
功。巴诺书店开设了旗舰店。广场边缘和街道上新开了不少好吃的餐
馆。联合广场又一次变成了城市的“通风区”，是纽约人可以懒散地
躺在阳光下，坐在长椅上读书、看报，或者买冰淇淋的绝佳绿地。联
合广场又一次归属于我们，2001年9月11日，当我们需要它时，它就
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