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古老的曼哈顿社区，中心便是第二大道和第九街。我靠《退
伍军人权利法案》在墨西哥度过了一年后，又在布鲁克林的艺术学校
打发了一年时光。1958年，我觉得是时候尝试一下人们所说的那种
“纽约生活”了。
搬家公司的代理人曾经是海军陆战队员，名叫巴尼·莱格特。他平
时在华尔街工作，为了多赚些钱所以在3栋大楼做着管理员，这几栋
大楼将成为我新生活的中心。在两个来自布鲁克林的朋友的帮助下，
我搬进了东城第九街307号3楼，房租为每月54美元。直到今天，某些
突然醒来的深夜，我还会以为自己身处其中。
这个列车式公寓有着典型的廉租房设计：单元内配有一个厨房，
两个无门的卧室，一个客厅和一个浴室。那时我是个商业艺术家和设
计师，我把绘图桌放在了厨房的窗下，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后院的树
木。有时我会通宵工作，一边调低收音机声音，听WEVD电台上的
DJ“交响乐希德”的节目，这可是美国唯一以社会主义者（尤金·V.
德布斯）命名的广播电台。我当时与另外两人合住，因此不得不有一
个住在客厅。到底谁睡客厅不重要，我们享受过无以伦比的快乐。
当然，酒也喝了不少。20世纪50年代，整个纽约都豪饮无度，这
是禁酒时代残留下来的社会习俗，也是为了庆祝战争结束。那个年
代，全城到处都是盛大的派对，浴缸里满是泡在冰水里的罐装啤酒，
我们会吸引尽可能多的女孩到公寓，跟着雷·查尔斯、辛纳特拉、企鹅
乐队和奥奎斯塔·阿拉贡的音乐起舞。还有很多人抽烟，到处都是脏兮
兮的酒杯，满地都是泼洒出的酒水。也有人动手打架，有时警察还会
上门。有些宿醉，是道义必需。
可我在那个社区度过的五年，却是让人非常兴奋的五年。首先，
我至少住在了奥兹国，而不再是它的匆匆过客。
和绝大多数普通人一样，我们以不断扩大的同心圆探索这个新世
界。我们这个小村的北部边界是第十四街，只横跨5个街区，但最具
吸引力的却是第二大道。差不多从1880年开始，这里逐渐成为所谓犹
太里亚托的中心，会将第十四街的演出改为意第绪语版本，为犹太移
民上演。但它的美好时光早已结束，原因有很多，但主要是因为意第
绪语的衰落。大屠杀导致来自欧洲、讲意第绪语的移民数量锐减——
毕竟死去的人无法动身前往新世界。慢慢地，说意第绪语的人年龄越
来越大。最终，活力十足且受人喜爱的《犹太前进日报》在迈阿密的
读者数量超过了纽约。上世纪20年代，《犹太前进日报》的每日销量
为25万份。如今，这份报纸一周的销量大约只有1.5万份，且使用的
主要语言为英语。
不过，第二大道仍然留存着历史的痕迹。这边是“熟食店”（你
可以点一杯“杯装茶”，配着美食一起吃），那边是宝石水疗中心
（里面有整个曼哈顿最好喝的蛋蜜乳）。这里还有拉特纳餐馆，尽管
服务员略显粗鲁，但还是有很多人在这个家常餐馆里爱上了源自东欧
的薄烤饼、马铃薯饼和三角饺。在靠近休斯顿街的地方还有莫斯科维
茨和卢波维茨两家餐馆，这里的菜品比拉特纳更多元化，服务水平更
高，价格也更贵。报刊亭会出售意第绪语报纸，所以周末时，你能看
到来自犹太联合募捐协会的车辆开到路边，年轻的司机和乘客下车拜
访老年人。这些老人被孩子和孙辈留在那里，住在供暖不足却楼梯太
多的房子里。住在那里的大部分都是女性，我曾花了一天时间跟访这
些年轻的志愿者，发现他们拜访的那些老妇人都是寡妇，尽管脾气暴
躁，但心怀感恩。
今天走在那些街道上，我经常想起那些女人，想到她们在纽约那
属于自己的小小空间里坚持了那么久。我们可以从下东区的老照片中
看到那个世界曾经的样子，但那些孤单的老妇人们却让人多了另一层
共鸣。她们就像一个出现在长篇悲剧小说最后章节的角色。我们在记
录移民抵达纽约港的老照片上可以看到这些属于美国早期的故事章
节。在船栏杆的远端，我们能看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小小的。一
脸木然，眼神躲闪。他们的前方就是美国，身后则是那些让人胆寒、
推动他们踏上远行的经历：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后的大屠
杀；永远存在、突如其来、令人丧命的暴力危险；1905年后愈演愈烈
的反犹太主义暴力活动。被他们抛在身后的，是半夜打包行李，是沿
着结冰的道路向西行进，是汉堡港的混乱，也是横跨大西洋的漫长航
行。
他们为我在上世纪50年代末漫步的很多街道带去了生命力。一个
世纪前，有些犹太人在五点区住过一阵。大部分人还是走进了包厘街
东河一侧的小德意志，那里有很多人听得懂意第绪语。来自俄国、波
兰和东欧的移民数量没有减少。在1881年到1914年间，有200万犹太
人离开欧洲，乘船来到纽约。到1905年，大部分德国裔走了，经历了
斯洛克姆将军号事故后，他们搬到了远处，希望远离伤痛，有超过
1000名德国儿童死于东河上的这次爆炸沉船事故。他们向北搬迁，搬
到约克维尔或其他地方。那时，从包厘街到东河、从休斯顿街到布鲁
克林大桥的整片区域都被称为“下东区”，住在里面的主要是犹太人
和穷人。对于一部分被抛弃的老妇人来说，那就是她们眼中唯一的美
国。
这是他们的美国生活：散发着臭气的出租屋，挤满了手推车的街
道，还有无数诱惑着年轻人的东西。大部分公寓只在公共走廊里设有
公用卫生间，少量的浴缸被安置在厨房。街上的情况就更差了。那些
诱惑可能非常真实。有些年轻人成了黑帮分子。按照历史学家艾伯特·
弗里德的说法，有些年轻女人被引诱去卖淫，被人称“见习生”的犹
太皮条客勾引；有些女人则被下药，之后又被运到西部的采矿营地。
见习生们最喜欢的目标，就是长着红头发的波兰女孩。
对大部分移民来说，下东区是一个充满繁重工作和无限希望的地
方。大多数男人没有固定职业，或者和之前的爱尔兰人及之后的意大
利人一样出身农村。他们突然被扔进了一个庞大、拥挤且冷漠的城
市，接受自己能找到的任何工作，其中大部分是在血汗工厂里干活，
他们的妻子则在局促的厨房里做着计件工作。和之前的爱尔兰人及德
国人一样，很少有人会去畅想“职业生涯”这样奢侈的话题，那是他
们的美国子女才能做的事。很多人只希望拥有一辆手推车，或者一间
小小的店铺。这种模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记得和服役于海军的朋友尼克·奥奇兰一起在那个区域散步。他
的父亲在东城第九街拥有一间小杂货铺，为了省钱，店里的灯光很
暗，连接楼上公寓的走廊上只有几个20瓦的灯泡，楼道里漆黑一片。
尼克父亲的下巴被纳粹党徒打断，肿得非常厉害。就像众多小店店主
一样，他们一家住在杂货店后面的小小公寓里。“挺惨的，”尼克
说，“但总比我们来的地方好。”
也许就是这种属于第二代的座右铭，才能让那么多移民坚持下
来。而下东区就是有一些被他们抛在身后的中欧及东欧所不具备的东
西。首先，这里有免费教育。公立学校是免费的。和现在一样，那时
的公立学校也不完美，教师通常对希望成为美国人、但反应迟钝的孩
子缺乏耐心。不过事实证明，公立学校并非唯一可以学习的地方。私
人资助的新机构开始出现，在公立学校失败的人可以在这里得到“修
补”。这些机构的目标，就是加速美国化的进程。
推动这些替代性学习机构出现的动力，在于根植在社会阶层中的
不安。很多所谓的“上城犹太人”，也就是那些更早到来，被更宽容
的纽约接纳了的犹太人，对大批东欧犹太人涌进下东区廉租公寓这个
现实嗤之以鼻。新来的犹太人都讲意第绪语，不说德语。至少在上城
犹太人眼中，这些初来乍到者很没有礼貌。对上城犹太人而言，这些
新来者仍然坚守中世纪的正统观念，世俗化的启蒙运动对他们毫无影
响。对上城犹太人的朋友们，也就是傲慢的灯笼裤佬和他们的子孙来
说，这些新来的犹太人太符合刻板印象了。他们会在美国引发反犹主
义。
不管怎么说，住在上城的也不都是有钱人。可他们现在都是美国
人，而且大多数接受过教育。最早抵达美国的犹太人，即包括艾玛·拉
扎勒斯家族在内的西班牙（葡萄牙）犹太人后裔，起初很担心19世纪
中期来到美国的德裔犹太人。可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不管是西
裔（葡裔）犹太人还是德裔犹太人都看不起来自东欧或俄罗斯的犹太
人。或者更准确地说，很多人都看不起这些新来的犹太人。
这中间当然也有了不起的例外。有些人，比如艾玛·拉扎鲁斯就承
担起了帮助犹太同胞的责任。还有一个例子：1889年，有钱的德裔犹
太人在东百老汇创建了教育联盟，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一直是纽约城
最让人骄傲的机构之一。下东区的小孩们可以进入幼儿园，为日后进
入公立学校读书做好准备。穷人家的孩子可以使用那里的体育馆，或
者在那里洗上人生中的第一次澡。他们可以喝到巴氏灭菌法消毒过的
牛奶，可以参加夏令营。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在那里学习。雕刻家
路易丝·奈维尔逊、雅各布·爱波斯坦和哈伊姆·格罗斯，画家拉斐尔和
摩西·索耶，都在教育联盟接受了人生的第一堂艺术课。大卫·沙诺夫在
教育联盟上了人生第一堂英语课，后来他进入美国无线电公司，1926
年在那里创建了全国广播公司(NBC)，美国第一家广播电视网。教育
联盟还开设舞蹈课，以及表演课。有些孩子也有搞笑天赋，来自埃尔
德里奇街的埃迪·坎特后来在轻歌舞剧、广播和电影行业开启了漫长的
职业生涯。教育联盟为很多穷人家的孩子提供了实现梦想的机会，至
今仍然如此，只不过如今在这里获得机会的是拉丁裔、亚裔和非洲裔
美国人。
世纪末，下东区到处都是互助社团和教育中心，很多设立在被德
裔犹太人放弃的老房子里。到了世纪之交，莉莲·沃德成立了亨利街社
区服务中心，其他类似机构也开始蓬勃发展。
与此同时，两股相关的趋势也在这片区域汇合。其一是政治，其
二是文化。首先是社会主义与欧洲式无政府主义的结合，它塑造了整
整一代人，并帮助他们在被剥削的犹太人中建立了工会组织。上世纪
50年代的联合广场上还能看到这一代人中的最后一批，这些头发灰白
的演说家仍在大声宣扬他们年轻时的信仰。他们相信阶级斗争，认为
资本家天生邪恶，认为工人阶级应当被组织起来。工人世界已经发生
了巨大变化，可他们依然能够找到足以点燃心中怒火的证据。对他们
来说，1911年发生在三角女衫公司、导致146名工人（其中大部分为
年轻女性）死亡的大火，仿佛发生在前一个周六一样让人记忆犹新。
年轻时，他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甚至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
的文章，仿佛这些人笔下的文字就是古犹太法典《塔木德》。有些人
坚称自己是新犹太人，是世俗、理性的唯物主义者，想在纽约开创勇
敢新世界。有些人愤怒地抛弃了在家族中传承了数千年的宗教信仰，
将犹太人的被动局面归结于宗教。少数人开始信仰全新的犹太复国主
义。对很多年轻的美国犹太人来说，下东区永远是一个充斥着宣言、
传单、示威、游行甚至罢工的地方。这个地方仿佛已将爱尔兰谚语
“争吵总比寂寞好”刻在了骨子里。
与此同时，移民中正在涌出一股巨大的文化浪潮，其先锋正是犹
太剧院。这样的剧院最早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20世纪
30年代。20世纪50年代第二大道上仍留存着几个剧院，可除了偶尔有
米纳沙·斯考尼克或莫莉·皮肯这样的明星重新上演当年的剧目，这些残
留的剧院已经被吸收进一种全新的文化现象，即“外百老汇”中。皇
家咖啡厅早已消失不见，第十二街和第二大道交汇的街角（那个伟大
的犹太演员、剧作家、导演和剧院经理曾经聚集在一起的地方），最
好的意第绪语报纸，很多优秀的评论家以及想要模仿他们的人们，都
消失了。1958年时，还有很多活着的人会说起离开那里的明星，比如
雅克布·阿德勒、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路德维格·萨茨，以及其他名
字被镌刻在第十街街角、第二大道熟食店前人行道上的人。可那些还
记得过往明星的人无法在一周六天坐满整个剧院。1958年，就像第十
四街的里亚托一样，犹太里亚托也死了。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蓬勃发展与辉煌，犹太剧院进入了永久性的纽
约怀旧中。不知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属于它们的
时代过去了，音乐家们纷纷离开，乐队席和包厢座位上布满灰尘。
唉，就此道别吧。当然，人们对已消失剧院的喜爱是真诚的，而且有
着很好的理由：在人们的记忆中，犹太剧院为城市带来了很多惊喜。
犹太艺术家们在纽约的自由生活中狂欢。这里没有秘密警察因为他们
嘲讽沙皇而突然来袭。没人会半夜敲响他们的门，若真有人敲门，也
会有凶悍的犹太人把他们赶走。小子，这可是美国！别捣乱！或者
说，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或者是这么希望的。他们看着这座城
市，眼前的几乎一切都让他们感到振奋。他们肯定感觉到了纽约那永
远存在的怀旧之情，感受到了因为对故国的想象而在城市中四处弥漫
的情绪，也感受到了纽约的变化速度。归根结底，这些情绪是他们自
己选择的结果。1885年后的几年里，犹太剧作家们创作了不少关于失
去、分离、英雄母亲和努力工作的孩子的感伤戏剧。这些戏剧让观众
流了不少眼泪，为身在陌生之地的陌生人带去了不少慰藉。大多数剧
作被犹太知识分子斥为垃圾，可他们的判断影响不了周六晚上挤满剧
院的观众。
但一切都没有被忽视。美国犹太剧院的创建者们提供的娱乐，正
是早年爱尔兰和德国移民为他们的观众提供的——大量的笑声。他们
用滑稽动作、讽刺短剧和机智互相取笑。罗马尼亚人嘲笑匈牙利人，
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嘲笑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
都嘲笑俄罗斯人。他们揶揄新人，取笑浮夸虚荣的暴发户，讽刺贪婪
的地主、毫无幽默感的非犹太人和腐败的政客。他们还增加了新的东
西，增加了一种永远改变纽约的态度：反讽。
也就是说，他们会用美国的承诺与美国的现实之间的差距开玩
笑。反讽至今仍是美式幽默的精髓。他们还极其不拘一格、兼容并
蓄。犹太剧院的创建者们对他们在包厘街附近吵闹的爱尔兰剧院里看
到的表演进行改编，创造出相应的犹太版本演出。他们去第十四街的
里亚托地区观看演出，选出其中能被第二大道观众接受的内容，加入
源自维也纳或柏林咖啡馆的庶民智慧，而新移民的能量让这一切变得
更有活力。他们为蓝领观众改编了莎士比亚戏剧，为他们上演犹太版
的《哈姆雷特》《李尔王》（增加了一个圆满结局），甚至还改编出
了犹太版的《威尼斯商人》。很少有人声称自己创作的是高雅艺术，
这就是娱乐，服务的对象就是那些生活艰苦、希望在繁重的工作中喘
一口气的人们。最终，意第绪语中也出现了高雅艺术，这个演变过程
和包厘街的剧院里走出尤金·奥尼尔一样。只不过这个过程需要一定时
间。可下城的犹太人们用自己的方式重复了由贫穷的爱尔兰人和德国
人确立的模式，进而成为纽约大融合的组成部分。
在第二大道这片不大的区域中，仍然留存着一些历史的纪念碑。
穿过第二大道，位于圣马可坊和第九街之间的是纽约公共图书馆的奥
滕多夫分馆。这个外观陶土色的建筑至今还在那里，仍向住在周围的
人们敞开大门。那些大门第一次开启，是在1884年。建造这座分馆的
是一位德裔富翁，名叫奥斯瓦尔德·奥滕多夫，他是真正利用自身财富
帮助其他人的纽约人之一。他的妻子安娜也是个了不起的支持者。奥
滕多夫雇佣了一个德国移民建筑师，名叫威廉·希克尔，后者曾在著名
建筑师理查德·莫里斯·亨特手下工作。和亨特一样，希克尔也从文艺复
兴时代为自己的设计寻找灵感。奥滕多夫分馆的入口是一个拱廊，上
面写着“Freie Bibliothek u. Leschalle”，意为“免费图书馆和阅读
室”，关键词是“Freie”（免费）。奥斯瓦尔德·奥滕多夫的目的很
简单：为当时住在小德意志区的穷人提供德语和英语书籍、报纸、杂
志。最初，铸铁书库是封闭的，到访者需要明确说出名称才能得到相
应的书籍。到1890年时，情况发生了变化，书库向所有人开放。不管
怎么说，这里是美国，你理应有权自行挑选图书，发现惊喜，甚至让
自己震惊。有时，你会找到歌德和席勒的书；有时，你会发现翻译版
的狄更斯、维克多·雨果；运气好的话，甚至还有马克·吐温。
后来，当大量东欧犹太人搬进小德意志后，他们也发现了奥滕多
夫分馆。这些人几乎没有住在第二大道的，但他们还会从上城那些凄
惨的小公寓里向南、向东走到这里，就像他们走到犹太剧院一样。在
奥滕多夫分馆，他们发现了纽约各个世代的人们都发现的一个真理：
每个图书馆都是人类智慧的圣殿。
我第一次拜访奥滕多夫分馆时（顺便一提，这是纽约公共图书馆
的第一个分馆），馆里的书桌边坐着很多来自包厘街的人，他们都想
在纽约的寒冬中找到一个温暖的地方。大部分人都在读书。其中一些
人，用纽约人的话说就是“味道有点儿大”。但这不重要。图书馆里
也有住在东边廉租公寓里的拉丁裔人，还有一些老派、崇尚波西米亚
风格的人。图书馆的东欧犹太人非常少。他们的子女已经进入纽约城
市学院读书，参加过两场美国战争，充分利用了《退伍军人权利法
案》，现在的他们有钱买书了。不久前我去奥滕多夫分馆时，拱廊后
面的正厅里摆着电脑，所有人都忙着搜索信息，而在靠近门的一个架
子上贴着一张粉色传单，上面写着图书馆“为说其他语言的人提供免
费英语课”。如今，在移民数量已达本世纪顶峰，一座人们说着200
多种语言的城市里，纽约公共图书馆仍在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二大道图书馆的隔壁，是另一栋由奥斯瓦尔德·奥滕多夫出资、
威廉·希克尔设计的建筑。这栋建筑曾被简称为“德国诊所”，它曾经
向穷人免费提供医疗服务。建筑规模是图书馆的两倍，1857年曾在同
一地点建起过一栋较早的版本。前往这里接受服务和使用图书馆的是
一批人：最初是德国人（包括德裔犹太人），随后是东欧犹太人，接
着是拉丁裔和包厘街式的居民，还有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现
在附近的“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随着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由于狂热的反德浪潮，德国诊所被迫改名。新的名字被定为“施托伊
弗桑特综合诊所”。这个名称沿用至今，机构也被并入卡布里尼医疗
中心。受到伤病困扰的人们仍然来到这里寻求帮助。很少有人注意这
栋建筑的装饰，门的两侧分别树立着希波克拉底和阿斯科拉普的雕
像。当然，阿斯科拉普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阿斯克勒庇俄斯，他是阿
波罗的儿子，也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医神。路过的人，包括病人都不
会抬头注意到屋顶附近的雕塑头像，那里呈现的是英国生理学家威廉·
哈维、德国科学家（也是探险家）卡尔·威廉·冯·洪堡、瑞典植物学家
卡尔·林奈等人的形象，他们曾在第二大道得到致敬，现在也融入了纽
约的记忆中。
我的一部分记忆也是如此。图书馆左边的一家手机店原本是名为
圣马可的剧院，我曾在那里看过让·热创作的《阳台》。街对面的第九
街街角曾经有一家小小的乌克兰咖啡店，我经常在那里吃早餐，和经
营咖啡店、留着胡子的老年白人老板开玩笑（我记不清他的名字
了）。现在这家店的规模是老咖啡店的三倍，名叫“维赛尔卡”，不
只供应蛋品和咖啡。这家店旁边是栋大房子，里面是乌克兰民族之
家，曾是名叫“施托伊弗桑特赌场”的舞厅，是在上世纪50年代的周
末表演迪克西兰爵士乐(Dixieland)的场地。那一带有很多乌克兰人。
大部分人仍被称为“DP”，即难民，也就是那些尽管存在愚蠢的移民
法案，但因为欧洲的各种可怕事件仍获得前往美国权利的人。有些人
是基督教徒，有些是犹太人，所有人都能用旧语言彼此交流。他们工
作，不停地工作，买下了属于自己的一小块美国。一家星巴克如今出
现在第九街和第二大道的西南角，可如果能在维赛尔卡找到座位，谁
会去那儿呢？
第二大道东边，就在圣马可坊对面的，是欧菲姆剧院，那曾是最
好的犹太剧院，后来成为一间欣欣向荣的外百老汇剧院。我记不清自
己哪一年在那里看过《小玛丽阳光》了，而且从里根的第二个任期开
始（或者说我上一次去是这个时间），这里就一直在上演《破铜烂
铁》。街对面，正好位于第七街下方的曾是拉特纳每日餐馆，现在变
成一家大都会食品超市。出现在这栋建筑顶部的是纽约大学提斯克艺
术学院。建筑物中间有一个中心广场，上世纪50年代长号乐手兼演员
的康拉德·詹尼斯曾在这里引领迪克西兰爵士乐的复兴（其中一部分空
间曾是施托伊弗桑特赌场），迪克西兰爵士是一种与比波普爵士乐
(Bebop)风格相反的复古爵士乐。那里曾经每天晚上都会发生至少一
次大型斗殴，到处都是被扔在地上的啤酒桶和被掀翻的桌子，还有身
强力壮、效率极高的保安。而在我去过的两次里，见到著名鼓手希德·
卡特利特坐在观众席中，那感觉迈克尔·乔丹在学校操场打球。
这里曾经还有一家名叫“勒夫海军准将”的电影院，后来改为
“东费尔莫俱乐部”，杰斐逊飞机、大门乐队和詹妮斯·乔普林都曾在
这里进行过演出，谁人乐队在这里首演了他们的摇滚音乐剧《汤
米》。极为热情的比尔·格雷厄姆经营着这个地方，很多上了年纪的乐
迷都认为这里是最好的摇滚乐演出场地。相隔一个街区的第二大道91
号曾是乔治·格什温还是婴儿时生活的地方，旁边就是曾经红极一时的
“乳品”餐厅拉珀波特。不管是格什温还是拉珀波特的大部分顾客，
都没能活到亲眼见到杰斐逊飞机演出。
走到这些地方前，游客可以向右拐弯走上东城第七街，找到麦克
索利老酒吧，据说它是纽约市最古老的酒吧（这个说法存在争议，毕
竟纽约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会出现争议）。1912年，约翰·斯隆创作的
《麦克索利后屋》画的就是这间酒馆，画中一个留着胡子的白发男人
在上午的阳光下坐在窗边，他双手随意地搭在一起。他穿着一件深蓝
色的长大衣，所以我们知道画的是冬天。他面前的桌子上没有书，也
没有报纸，只有一大杯啤酒。他似乎迷失在孤独和怀旧之中。画的另
一边有两个靠在一起的男人，虽然在窃窃私语，但也没有显露出阴谋
或愤怒的样子。他们身后的壁炉中火光闪耀，小酒馆收藏的一个时钟
象征着他们的人生正在一分一秒地流逝。
斯隆在同一年又画了一幅以麦克索利为主题的画（《麦克索利酒
吧》），之后几年也反复回归这个主题，比如《麦克索利之家》
(1928) 。 《 麦 克 索 利 的 猫 》 (1929) 和 《 麦 克 索 利 的 周 六 夜 晚 》
(1930)。五幅画有着相同的城市温暖气息，让人想起作家约瑟夫·米切
尔在《纽约客》上对这个地方的描写。但我从未产生过他们对麦克索
利那样显而易见的热爱。19世纪的感觉（特别是圆鼓鼓的炉子）激发
了我的好奇心，推动我去想象那些前往麦克索利喝酒的究竟是什么
人。而亲身拜访这个地方则让我更接近约翰·斯隆和约瑟夫·米切尔的想
法，他们都是我敬仰的艺术家。但我不喜欢啤酒的味道，那里又没有
其他选择。况且我当时还很年轻，而那个地方又禁止女性进入，我对
见不到女性的小酒馆都没什么热情。年轻人需要邂逅浪漫的可能性。
上世纪70年代，在女性主义复兴最汹涌激荡的时期，麦克索利终于开
始接纳女性进入那黑暗的怀抱。可对我来说，那太晚了，对女性来说
应该也太晚了。
麦克索利至今仍开门营业，可整个街区再无其他可将这个小酒馆
与纽约消逝已久的爱尔兰历史连接在一起的事物。现在的东城第七街
已经变成乌克兰中心。第三大道的街角、麦克索利酒馆的西边是第一
乌克兰福音教会和乌克兰工艺品店。第七街对面，舍甫琴科广场的一
角是圣乔治乌克兰天主教堂，这个教堂的规模曾经较小，也更有魅
力。老教堂在上世纪70年代被拆除，替换成了现在的建筑。和太多现
代基督教建筑一样，新教堂的设计灵感似乎源自霍华德·约翰逊酒店集
团的路边餐馆，而不是来自时间和信仰所拥有的神秘感。大多数年轻
一代的乌克兰裔美国人已经离开那个社区，去往更大的城市和郊区，
可在这里你仍能看到很多人聚在一起参加婚礼和葬礼。很久以前，我
曾在那里看到过第二大道熟食店的老板亚伯·李博沃尔，他在很多年后
的1996年被谋杀身亡。李博沃尔出身乌克兰利沃夫市附近的基里基
夫，我曾看到他和一名天主教牧师走在一起，两个人一边用乌克兰语
聊天一边大笑。
当我向上城走去，经过农场圣马可教堂的庭院时，我的脑海中会
闪现A. T. 斯图尔特和他的尸体被劫持的故事，或者想象彼得·施托伊
弗桑特拖着假腿一瘸一拐，对着犹太人或其他陌生人发脾气的样子，
或者想起我的朋友乔尔·奥本海默，一个骄傲、强硬、精力充沛、热爱
第十四街以南世界的大胡子犹太人，他痴迷于纽约大都会队，在施托
伊弗桑特教堂主持着一个诗歌研习会。东城第十四街110号的街角，
是1853年斯坦福·怀特的出生地。上世纪50年代，夹在第三大道和第
五大道之间的一个街区曾经有过十多家艺术馆：布拉塔、塔纳格尔、
卡米诺、格里曼德、马奇等。发明出“行动绘画”(action painting)
这 个 说 法 指 代 其 他 人 口 中 “ 抽 象 表 现 主 义 ”(abstract
expressionism)作品的批评家哈罗德·罗森堡，曾经住在这个街区。画
家威廉·德·库宁也在这里住过。我时不时能看到他们，一起走向西边。
罗森堡的身高超过6英尺（1.83米），留着浓密的萨帕塔式胡子。德
库宁长着一副荷兰人的柔和面孔，住在一个由荷兰人创建的城市中。
秋天或春天的某些夜晚，如果你走进一个开放的艺术馆，那里的墙上
会挂着前卫大胆的画作，红酒装在塑料杯里送到宾客面前，女人们穿
着紧身连衣裙和毛衣，拼命喝酒，唱盘播放着查理·帕克的歌。
东城第十二街和第二大道的夹角处是菲尼克斯剧院，很多纽约人
在这里看过安·科里奥向行将消失的艺术致敬的《这就是滑稽》，后来
这里还上演过《哦！加尔各答！》《春色满德州》和《油脂》。这里
最初是犹太剧院，正是这个原因，屋顶才有大卫之星。推动建成这个
可容纳1300人剧院的主要力量是莫里斯·施瓦茨，他同样来自乌克
兰。而亚伯拉罕·卡汉的魅力和智慧对施瓦茨产生了巨大影响，身为记
者和小说家的卡汉曾是《犹太前进日报》的编辑。街对面的东南角上
是皇家咖啡馆，尽管菜单上主要提供匈牙利食物，但真正的大餐是艺
术争论。1953年，皇家咖啡厅彻底关门歇业，如今已变成一家日本料
理店，坐满了纽约年轻人。我猜里面没有人会讨论阿图尔·施尼茨勒的
戏剧或者亚伯拉罕·卡汉的文章。
现在我还会去第二大道熟食店，以前在那里，我经常和保罗·奥德
维尔一起点上一份薄烤饼和果馅饺子，一头白发的奥德维尔是个强
硬、爱笑的人，他会为几乎所有需要辩护的人提供辩护。19世纪初以
托马斯·阿迪斯·艾美特为代表的充满激情的爱尔兰律师作风延续了下
来，奥德维尔就是最后一代这样的律师。每次走进第二大道熟食店，
他都会受到老板、服务员和一半顾客的热情欢迎。另一半顾客则是外
地人。
在东城第九街307号住了几年后，我搬到了隔壁的309号，住进了
一楼门廊右边的公寓。搬家的原因很简单：我在307号的其中一位室
友结婚了，我们都同意把那间公寓让给他。309的浴缸在厨房，陶瓷
浴缸还有破损，有时无可奈何的我会走到第十四街的葛莱美西体育馆
洗澡。当时我在报社上夜班，白天断断续续地睡觉，可在小小的公寓
里，我先是读了伟大的巴西小说家马查多·德·阿西斯的作品，又主办过
几次人满为患、大家都热得满身大汗的派对，有时身上还挂着记者证
就睡着了。街区另一头住着爱德华·霍格兰，他的小说《圆圈之家》让
我对写作有了更多了解。阳光明媚的下午，我还能看到艾伦·金斯伯格
在诗意般的孤独中（至少我觉得很诗意）散步。圣马可坊的一角是五
点区，塞隆尼斯·蒙克似乎每天晚上都在那里表演，所有的顾客都打扮
得像迈尔斯·戴维斯一样。同一个街区里还住着W. H. 奥登，我能看到
脸上皮肤干燥的他独自一人朝第二大道走去，但始终没有胆量上前和
他说话。
有时我会向东走到汤普金斯广场公园，坐在长椅上读书，观察运
动场上的年轻女性、孩子以及阅读意第绪语报纸的老人。起初我并不
知道汤普金斯是谁（丹尼尔·汤普金斯在1807年到1816年间担任纽约
州州长，在州内领头发起废奴运动），但我很喜欢这个以他名字命名
的公园。当时只有少数人称这里为“东村”，其中大部分还是倒卖房
地产的人。广场远端的街区当时还不属于被警察称为“字母城”的堕
落危险地区，那时的公园也不是任由瘾君子和犯罪分子施暴的地方。
5年后（在第二大道150号住过最后一套公寓后），我搬离了这个街
区，更多时候以记者身份回到这里，报道被纵火调查队称为“纵火成
功”的案件和双尸案。上世纪60年代，很多中产阶级的孩子开始出现
在这个社区，装模作样过了一段时间贫穷而叛逆的生活。真正的穷人
厌恶他们，因为如果真的遇到麻烦，他们只需要打电话找爸爸就能要
到钱。大多数人又可爱又天真，用最大的声音播放鲍勃·迪伦和滚石乐
队的歌，诅咒越南战争、林登·约翰逊和继任的尼克松。可其中又有太
多人陷入了永久性的麻烦。作为报纸记者，我报道过至少三起那些孩
子因为服用迷幻药而从屋顶跌落的案件。
当时汤普金斯广场公园里有一个露天音乐台，我曾经看过吉米·亨
德里克斯在那里表演，他火力全开，把蓝调音乐演奏成了摇滚乐。那
也是属于亨德里克斯的街区，毕竟他在距离我住处不远的东城第九街
321号住过一段时间，拉玛玛实验戏剧就是在他住的那栋楼的地下室
进行了首演。感恩之死乐队也在那个音乐台上表演过，几千名死忠乐
迷狂欢的时候，警察都在用不可思议和紧张的目光盯着他们。有些警
察甚至知道曲调，还跟着杰瑞·加西亚一起小声哼唱。
可随着时间推移，汤普金斯广场公园的生活变得极其糟糕。上世
纪80年代，大批流浪者在城市里游荡，不少人找到了汤普金斯广场公
园这个落脚地。他们慢慢把公园变成了一个永久性营地，用木头、帆
布和罐头造出了营房。到处都是海洛因，后来又出现了可卡因，还有
各种各样的酒精。空气中充斥着人类排泄物的臭味。花草被践踏，男
人在斯洛克姆将军号惨剧死难者纪念碑的粉色大理石上小便。青草渐
渐消失，地面在下雨天变得极其泥泞。垃圾桶被用来点火。父母带着
孩子离开了这个地方。很少有老人坐在长椅上读书看报了。除了大萧
条时代的“胡佛村”失业者收容所，人们从未在公共场所看到过如此
肮脏的流浪者。
1988年，经过周围居民的多次投诉抗议，纽约市决定动用警力清
理流浪者营地。紧随其后爆发了意料之中的暴乱。有很多年轻的警察
出身郊区，很少有在武装力量组织服役的经历，他们全无纪律可言。
很多人用胶带挡住了警徽，以此隐藏身份。有人被打中头，石块和酒
瓶在空中乱飞。清理行动结束后，共有44人受伤，而流浪汉仍然没有
离开公园。他们现在还得到了其他人的支持，比如老嬉皮士、擅自占
用废弃房屋的人，以及对贫穷怀有浪漫幻想的中年人。他们把一切麻
烦的源头指向了邪恶的地产商、资本主义和中产阶级化。可以肯定的
是，这些人不能代表整个社区。上世纪70年代开始称这个区域为
“Loisaida”（即拉丁语的下东区）的拉丁诗人、画家和作家，总体
上远离了纷争。那些已经开始缓慢步入中产阶级的人们希望清空公
园，好让自己和孩子能真正利用这里。
1991年发生过一次小骚乱后，市长戴维·丁金斯以“翻修”的名
义关闭了公园。流浪汉被赶走了，公园废墟周围立起来围栏，音乐台
也被拆除了。接下来，奇迹发生了。公园起死回生，生活在那里的人
感恩不已。历经14个月，汤普金斯广场公园再次向公众开放。损毁的
道路得到修补，地面重新种植了草坪。垃圾桶被用来装垃圾，而不是
点火。市长朱利安尼对犯罪的“零容忍”政策被固定下来。如今，我
会去那里散步，天气好时长椅上坐满了人，孩子们笑着跑着，还有人
在那里遛狗。几个流浪汉从公园走过，但他们会继续向前走。到了晚
上，公园新修的大门会被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