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社区与其他社区融合在一起，不存在明确的边界，不需要
出示护照或得到许可才能进入。有时我们会走到包厘街，在斯普林街
右转，进入小意大利的边缘。那个地方似乎一直没有变化，餐馆在同
一个地方开了几十年，戴着黑色头巾的老年妇女前往教堂礼拜，坚强
的码头工人和技工每天晚上回到家时都精疲力尽。可以肯定的是，那
里仍有黑帮分子，他们穿着短大衣、皱皱巴巴的裤子和擦得锃亮的皮
鞋，练习做出凶狠的模样，在商店橱窗上偷看人们羡慕的表情。但他
们不会打扰访客。你能看到他们坐在马尔贝里街卢娜餐馆的桌边，或
者站在社交俱乐部门前，或者一起坐在凯迪拉克里。
那里也有很多青少年，除了闯祸，他们无所事事。直到上世纪60
年代，意大利裔美国年轻人的辍学率都比最穷的黑人和拉丁裔要高。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很多第一代移民家长对教育持蔑视心
态，这种态度遗传给了第二代移民。小意大利区流传的那些陈词滥调
和我在布鲁克林的社区里听到的一样：“我知道一个人去上了大学，
他现在在码头工作。”有太多人在十六岁时辍学，直接在码头工作大
约一年后参军。可这些人的老师也普遍有一种无意识的偏见，他们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总认为意大利裔孩子没有前途，运气最好的也不过刚
刚能通过清洁卫生部门的录用考试。尽管弗兰克·辛纳屈和乔·迪马吉奥
人气极高（其他意大利裔运动员和娱乐明星也是如此），但现实中却
很少有政界或知识界的榜样可供孩子们效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是纽
约市历史上最伟大的市长，可他死于1945年，尽管有些意大利裔在19
世纪60年代初进入政界或成为法官，可极富个人魅力的拉瓜迪亚始终
没有一个真正的继承人。马里奥·科莫一直没有树立起雄辩、充满激情
的公共形象。马丁·斯科塞斯和弗朗西斯·科波拉当时还在梦想成为电影
导演。盖伊·塔利斯的伟大记者生涯才刚刚起步，代表作为《混凝土中
的基督》的作家皮埃特罗·迪·多纳托已经被人遗忘，马里奥·普佐还没
有写出《教父》。
意大利裔美国人的故事当然值得讲述。意大利人移民美国的历史
始于19世纪80年代，与东欧犹太人差不多同一时期。但两者存在一些
重大区别。很多犹太人会书写自己的文字，这很符合“圣书子民”的
设定。还有相当多的犹太人掌握能在纽约派上用场的技能。而大多数
意大利移民来自西西里岛或意大利南部地区。他们是农夫，是种地的
人，很多人生活在半封建社会。大多数人都是文盲。此外，大部分
（显然不是全部）意大利人是年轻男性。他们来到美国就是为了赚
钱，然后返回意大利。有那么一段时间，每100个到达纽约的意大利
人中有73个之后返乡。20世纪后，蒸汽船技术的出现让往来美国和意
大利变得更便利，从纽约到那不勒斯可能只需要10天。有些意大利人
进行了几次这样的旅行：在纽约待上一两年，赚到钱后回意大利生活
几年，等花完后再回到纽约赚钱。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意大利人在纽约定居了下来，这些人的第
一站通常是五点区及其周边。最终，大部分人都会搬到运河街以北。
这些人组成的社区被称为“小意大利”。当我以认真的态度开始了解
这片区域时，供职美联社（后来进入《纽约杂志》工作）的尼克·皮莱
吉偶尔会做我的向导。从他以及其他几个人那里我了解到，我只是在
看世界，却没有真正看见这个世界。比如伊丽莎白街，就是一条住满
西西里人的街道。格林威治村附近住的是意大利北部来的人，比如托
斯卡纳和热那亚。和犹太社区一样，1904年后，不断扩张的地铁系统
让住在其他地区变成了可能。意大利人开始在东哈莱姆、布朗克斯和
布鲁克林南部定居，犹太人则在布朗斯维尔和华盛顿高地一带找到了
新住处。但小意大利仍然是主要的老街区。有些家庭在同一间公寓楼
住了几十年。其他人无法抛弃费拉罗咖啡馆或罗马咖啡馆的咖啡与糕
点，无法割舍心爱的十多家小店制作的奶酪、面包和甜点。
可连这些也都发生了改变。上世纪80年代，第三代意大利裔美国
人开始离开这些地方。归根结底，他们是美国人，很多人接受了从高
中到城市大学的教育，又进入医学院或法学院。他们搬到了斯塔腾
岛、新泽西州或者长岛，在那里可以拥有真正的大房子和美国式的行
车道，可以停放自己的美国汽车，在夏天周日的午后吃一顿美国式烧
烤。他们不喜欢黑手党传说，更不喜欢依附于这些传说的愚蠢刻板印
象。有些老的廉租公寓被卖掉了，但大部分经过修缮后，以老一代居
民无法想象的价格租了出去。就像纽约的其他地方一样，有些人也开
始陷入对过去的向往，也就是怀念曾经的租金。“看到那个地方没？
我姨妈曾经住在那儿，一个月交62美元。现在一个月要1800美元！”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下城开始迎来最新一批大型移民潮。
1965年移民法案的修订，终于允许中国女性来到美国与男性建立
家庭，华人们纷纷走出了老唐人街。现在，华人也有了美籍子女，其
中很多人在纽约的市立教育体系中不断努力超前。到1995年时，纽约
市最好的公立高中——施托伊弗桑特高中里，60%的学生是亚裔。皇
后区和布鲁克林现在也有唐人街，这些地方通过地铁与老唐人街连在
一起，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老唐人街就一直位于运河街靠下城的一
侧。纽约还是有很多穷困的华人，还是有太多的血汗工厂以及被黑帮
控制的华人。但也有很多新来的华人有钱去投资生意及房地产。华人
向北、向东流动，小意大利的范围开始逐渐缩小。2002年时，马尔贝
里街的圣真纳罗节看上去就像主题游乐园，有人穿着电视剧《黑道家
族》主题T恤，到处都是这部剧的海报和里面的菜谱。游客们购买印
着“Fuhgeddaboutit”（别想了）的T恤，在餐馆里吃着意大利方
饺。停车场里停着很多新泽西州牌照的汽车。在一个萎缩的小意大利
里，游客比意大利人还要多。
这一点儿并不让人意外。在我写这本书时，在下东区，卡茨熟食
店仍然开在休斯顿街上，约拿·施梅尔犹太馅饼烘焙坊也在那里，这家
店从1919年开始就一直在同一个地方营业。靠近东河的格兰德街上有
很多符合犹太教规的面包店。可最近的一个夜晚，当我走在赫斯特街
——这条在纽约的犹太历史中具有传奇地位的街道上—发现每一家店
都有中文标识。
所有村庄的路，终究都会通向那个村庄。如果像我们一样住在曼
哈顿，你绝对不会说“我们一起去格林威治村”这种话。“那个村
庄”指的就是格林威治村，那时候还没出现东村。如果沿着第九街向
西行走，走过一个街区后在百老汇大道上左转，你会发现自己站在第
八街，也就是格林威治村的主干道上。
夏日的夜晚，这里会演变成神奇的秀场。道路两边的人行道上挤
满了人：有穿着沾满油漆斑点裤子和T恤的艺术家，有留着大胡子的
诗人和打扮成波西米亚风格的人；有三两成群的同性恋男性，其中有
些是异装癖；有惊讶地瞪着眼睛的游客；有醉得东倒西歪、穿着灯芯
绒裤子和沙漠靴的男大学生；有黑人男性带着白人女性，也有白人男
性带着黑人女性；如果真愿意倾听，类似《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
霍尔顿·考菲尔德一样的年轻人会告诉你一切（你当然不想听）。有军
舰停在海军工厂，有水兵休假上岸；有逃离了第二大道、可以悠闲度
过一晚的乌克兰女人；走在路上的人用法语、意大利语和希腊语聊
天，还有来自西班牙的人用西班牙语交谈（他们总是咬着舌头发
音）；警察的神情看起来很轻松；还有乞丐和骗子；有来自上城或东
城的拉丁裔，他们吃着冰淇淋；有穿着皮外套的摩托车骑手；有手里
拿着篮球、目标第六大道球场的孩子；有胳膊下夹着《村声》杂志的
纽约大学教授；有来自西区码头的爱尔兰码头工人；有送外卖的男
孩；有街头艺术家；有来自小意大利、满口嘲讽的孩子；有来自常春
藤大学、想找到大学区和雪松街小酒馆的年轻女性，那个小酒馆是诗
人和画家喝酒的地方；有行走在前往演出场地路上的音乐家，他们的
乐器装在乐器盒里，大半夜还戴着墨镜；还有卖毒品或六种口味冰淇
淋的小贩。
周末的夜晚，第八街会变成一个有着无限可能的感官狂欢之地。
时间会进入60年代，可直到大约1964年，第八街还一直停留在那个时
代的最初状态。饮酒是其存在的动力，很多走在街上的人，他们的目
标就是散落在格林威治村各处的酒吧，比如谢里丹广场上的杰克·德兰
尼酒吧，或者能看到包括詹姆斯·迪恩在内的众多演员和诗人的路易斯
酒馆，当然还有雪松酒馆，或者向北几个街区的马镫酒吧，那里的点
唱机里全是比莉·哈乐黛的歌。烟雾弥漫、酒精随处可见的目的地还包
括鱼桶、圣雷莫、白马和齐姆利。第七大道和西城第四街上的里维埃
拉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很多来自美国海员工会的共产党海员总是带着
诗歌，酒吧里站在他们身边的总有警察。
将我们的村庄连接在一起的音乐，便是爵士乐，像巴罗街上的波
西米亚咖啡馆，以及村门俱乐部、前卫村酒吧这样的地方经常上演爵
士乐表演。我唯一一次看亚特·塔图姆的演出就是在前卫村酒吧，其中
一些演出场地的经营者是黑帮成员。查理·帕克早已去世，可你在这些
地 方 的 男 厕 所 墙 上 、 地 铁 站 里 、 停 车 场 的 墙 上 都 能 看 到 “Bird
Lives”（“大鸟”永远活着）的字样。我曾经在其中某个地方看到约
翰·柯川和迈尔斯·戴维斯一起演出，在其中很多地方看过查理·明格斯
的演出。柯川当时正处于特别喜欢超长独奏的时期，有一天晚上，这
位传奇人物去了表演现场，迈尔斯终于用他那低沉的声音说：“约
翰，快结束你那没完没了的独奏吧。”柯川解释道：“迈尔斯，我也
不 明 白 ， 迈 尔 斯 ， 我 陷 入 独 奏 太 深 了 ， 老 兄 ， 我 不 知 道 怎 么 出
来……”对此迈尔斯回答道：“约翰，把你的嘴从他妈的小号上移
开。”
村门俱乐部的老板亚特·德鲁戈夫告诉我，明格斯有一晚演出时，
坐在舞台边的一群中产黑人一直在他独奏时说话。明格斯拿起他的低
音提琴，走下舞台，走进男卫生间，在那里一个人完成了演奏。这些
都是非常严肃的音乐家。对他们来说，“汤姆叔叔”是个动词，他们
不会对任何人像汤4444姆叔叔那样逆来顺受。
摇滚乐当时还未大规模流行，披头士和滚石乐队还在汉堡、利物
浦或伦敦学习音乐。可当时也在发生着一些事，发生着很多事。有些
属于政治事件和社会事件。约翰·F. 肯尼斯1960年当选美国总统，民
权运动风起云涌。这两者均与新生力量有关，都在展示年轻人的凝聚
力。有些则是音乐事件。1961年，鲍勃·迪伦开始在格林威治村演
出，当时他还是民谣歌手，刚刚开始在戈尔德民谣城崭露头角。他在
华盛顿广场西北角上、韦弗利广场的厄尔酒店住过一段时间。这个酒
店的一部分建于1902年，当时已经衰败为半廉价旅社，很多音乐人住
在那里。可住在那里的也有其他人。我们报纸的记者或者编辑每次被
显然知道他们做了丑事的妻子赶出家门时，至少都会在厄尔酒店住上
一段时间。对迪伦来说，住在厄尔酒店就像参加亏损研讨会一样。
带我穿行于那个世界的向导，是我在《纽约邮报》的优秀同事阿
尔·阿罗诺维茨。他写过很多与垮掉的一代有关的文章，也认识杰克·凯
鲁亚克、艾伦·金斯伯格和格雷戈里·柯尔索。1964年，正是阿罗诺维
茨带迪伦见到了金斯伯格。垮掉的一代中，尤其是柯尔索和劳伦斯·费
林赫迪对迪伦的早期作品产生了重大影响，让他可以自由地使用语言
和想象力，看到另一种美国的生活方式。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阿罗诺
维茨把披头士介绍给了迪伦，这次会面反过来影响了整个摇滚乐界。
可以说，《佩珀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这张专辑，就是用自己
的方式展示第八街的音乐。
不过，大部分文化巨浪涌来前都有先兆。1961年我和阿罗诺维茨
一起，参加了勒罗伊·琼斯和他妻子海蒂在公寓里举办的盛大派对，以
庆祝名叫《幽玄》的杂志出版发行。在我的记忆中，这场派对原本在
顶楼举行，后来延伸到了走廊，人们都在喝酒、抽大麻。琼斯那天晚
上非常友善，我们聊到了他写的一首关于《疯狂猫》的诗，它取自乔
治·赫里曼创作的一部特别有趣的漫画。迈尔斯摆弄着留声机，在不同
蓝调歌手的歌曲间切换。琼斯转身与杰克·凯鲁亚克说话，他看起来有
点害羞、有点忧郁。我听到琼斯说：“开心点，雅各兄弟。”凯鲁亚
克露出微笑，小口喝着百威啤酒。不久后，勒罗伊离开格林威治村，
离开海蒂，回到了哈莱姆，他在那里改名为阿米里·巴拉卡，开始信奉
黑人民族主义思想。1964年，我们都去樱桃路观看了他那部相当极端
的戏剧《荷兰人》。他后来去了新泽西的纽瓦克，成为演说家，变身
为“黑人之怒”的代言人，而“黑人之怒”中通常含有丑陋的反犹太
主义思想。现实中，有些事确实在发生。
或者更准确地说，很多事都在发生。有些是文学事件。这里有一
些书店，第六大道附近还有一个旧万宝路连锁店改成的小店。上世纪
50年代的店员之一是贾斯珀·琼斯，他在后来成为60年代美国最伟大
的画家之一。科内利亚街上有间凤凰书店，其中收藏着大量诗集和欧
洲文学作品。可麦克道格街东南角上的“八街书店”才是属于格林威
治村乃至曼哈顿的真正亮点之一。作家、诗人、读者，人人都从全城
各处聚集在这里。诺曼·梅勒是这里的常客。我和他相识于1961年报
道弗洛伊德·帕特森和索尼·利斯顿在芝加哥举行拳赛时。我们至今仍是
朋友。一个冬天的晚上，我正靠着一排书一个人看歌德的《浮士
德》，詹姆斯·鲍德温出现了，他的大眼睛一直斜着。我们在芝加哥一
场拳赛上见过面，可打断他看书就像破除咒语让魔力消失一样，所以
我换到了历史书籍区。还有一次，我看到奥登拎着一袋书离开了书
店，看到金斯伯格和伊莱·威伦兹开着玩笑，后者和兄弟泰德都是书店
的老板。在那间值得称道的书店里，我找到了了解其他垮掉的一代的
方法，找到了似乎是垮掉的一代同盟的其他作家。格罗夫出版社和
《常青评论》的巴尼·罗塞特是另一个常客，他在将出版业从旧有桎梏
解放而出的过程中具有重大影响力，他用合法的方式斗争最终出版了
D. H. 劳伦斯创作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及亨利·米勒的主要作
品。我们都看过米勒和他朋友劳伦斯·达雷尔的书，也读过威廉·巴勒
斯、约翰·李奇和亚历山大·特罗基的文章。有些作品很优秀，但大部分
是充满自恋倾向的破烂。不过，一切都是纽约那个时代的组成部分，
是那个写作最终消退前，尚在世界上具有前所未有之重要影响力的时
代的一部分。仅仅几年时间，嬉皮士便取代了垮掉的一代，开创了一
种没有艺术的波西米亚主义，这其中，一切的神圣都包含于摇滚乐。
致幻药物取代了红酒、伏特加和波本威士忌。这些成长于电视时代的
孩子不怎么读书，而且过于看重他们读过的少数几本书。他们眼中的
诗人就是鲍勃·迪伦，后者确实非常优秀，可那些把歌词牢记在心里的
人并不知道英国诗人迪伦·托马斯是谁，而原名鲍比·齐默尔曼的迪伦改
用的正是这位英国诗人的名字。1965年，八街书店从原址搬到了街对
面的17号，一直开门营业到上世纪80年代。某一天，老板清空了整个
书店，彻底锁住了大门。
垮掉的一代风头正劲时，外百老汇散发出的强大吸引力却在把我
们重新拉回剧院。传统百老汇剧院在那个年代不愿意冒险，他们服务
的对象，仅限于禁酒时代酒馆老板塔萨斯·吉南口中那些“花钱大手大
脚的人”。百老汇是秀场，下城那些存在新的缺陷，有时甚至显得业
余的场地，才是用来上演真正戏剧的地方。或者说，至少我们这样认
为。上世纪50年代初，下城出现了新一批伟大的爱尔兰剧作家，其中
不乏肖恩·奥凯西和约翰·米林顿·辛格这样的人物，另有克兰西兄弟也
扮演着重要角色（周一晚上复兴了传统爱尔兰音乐演奏，以对抗叮砰
巷搞出来的伪爱尔兰曲调）。突然间，在第十四街南边的那些小剧院
里，在临街的店面里，在众多外百老汇剧场里，塞缪尔·贝克特、安托
南·阿尔托和尤金·尤内斯库这些人的名气越来越大，哈罗德·品特的早
期作品也开始上演。由诺曼·梅勒、埃德温·范彻和丹·伍尔夫创建的
《村声》杂志1955年后曾经在格林威治大道的萨特面包房楼上出版过
一段时间，对突然间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新事物而言，这份杂志起到了
关键作用。《村声》的戏剧评论家是杰里·托尔默，他是个才华横溢的
作家，充满智慧与热情，他既能表达出自身的激情，写出来的话又没
有公关营销的味道。和任何好记者一样，他看到了新生事物，对我们
很多人而言，他实际上成了向导。我不在意托尔默推崇的一些作品，
他的一些推荐甚至让我怀疑自己的智商。我不是唯一认为新鲜事物出
现得不够多的人。但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回归那些最能打动自己的作
品。我在广场中的圆环剧场看了3次小杰森·罗巴兹主演的《送冰的人
来了》。当这个剧场在1972年被拆除、改建为又一栋丑陋的公寓楼
时，我心痛不已。《三分钱歌剧》在克里斯托弗街上的德·莱斯剧院上
演了7年，吸引我去了4次。在格林威治村，剧院属于超自然版图的一
部分。
电影也是格林威治村的组成部分。第八街曾经有“艺术影院”
（现在并入纽约大学）和“八街影院”，两家电影院都很小，上映的
都是在时报广场那些通俗电影院里看不到的电影。这些电影院实际上
与时报广场北边的塔利亚电影院存在联系，是另一种形式的百老汇。
如果错过了塔利亚上映的黑泽明电影，你会学会在八街影院或艺术影
院等待这些电影上映。我们在那里看到了费里尼、伯格曼、黑泽明、
特吕弗、戈达尔和雅克·塔蒂的电影，而这些人的作品都以某种方式融
入了我们的阅读、在剧院里看到的表演以及听到的音乐中。空气自带
一种“世界是崭新”的感觉，并不只是我们年轻所以才新。肯尼迪当
选总统释放出一种政界少有的乐观可能性，人们真的感觉火炬传到了
新一代人的手上。乔·麦卡锡这个右翼保守派被击败了，所以我们觉
得，有必要符合某种标准化的定义，才能自称为美国人。民权运动正
在积蓄力量，诉求也越来越明确，随着“自由乘车”出现在各个南方
城市，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听到“马丁·路德·金”这个名字。就像加缪
曾经说过的那样，你似乎真有可能爱自己的国家和司法了。
和在这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一样，在格林威治村，那是一个追求
卓越的时代。或者说，人们有野心追求卓越。那些日子，“hip”这个
单词意味着“懂得”，而非“时髦”。我们希望文字、音乐和艺术有
内涵、有新意，能够带来震动，让我们获得全新的观看、感受和思考
方式，但同时又不是只能拿出新奇的事物。有些天真的想法在1963年
11月22日约翰·F. 肯尼迪遇刺身亡后依旧保留了下来，而那一天才是
20世纪60年代真正开始的日子。如今回头再看，那个年代的很多小说
和诗歌都是站不住脚的。可音乐却一直流传，还有我们在八街影院和
艺术影院的黑暗中看过的那些电影。就像老话所说，三样当中有两样
好的也不坏。
可即便是音乐，也很少有圆满的结局。1968年的某一天，和唱片
公司签下丰厚的合约后，来自西雅图的年轻人吉米·亨德里克斯第一次
尝到了出名的滋味。那肯定和我在汤普金斯广场公园见到他时属于同
一时期。他决定在八街影院的地下室创建自己的录音棚。那里原本是
一个很吵闹的地方，名叫“村之谷仓”，新泽西的年轻人经常在高中
毕业舞会后带着女朋友去约会。建设工程延误了好几次。比如屋顶必
须为3层，才能让电影院隔绝摇滚乐的巨大声响。亨德里克斯和建筑
师同样发现，米内塔河在电影院旧地基的下方朝着华盛顿广场流去。
1969年8月，亨德里克斯在盛大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表演，他对
《星条旗》的解构性演奏引发了轰动。1970年8月27日，也就是“电
子小姐录音室”正式开张后的第二天，亨德里克斯动身前往英国。他
先在怀特岛音乐节一个另类舞台上演出，随后前往丹麦和德国，但衣
冠不整的外表和让人昏昏欲睡的表演引得乐迷大喝倒彩。回到伦敦
后，亨德里克斯在1970年9月18日离世，他服用了过量安眠药，因自
己的呕吐物窒息而死。亨德里克斯死时只有二十七岁，直到那时也没
能在自己创建的录音室里制作专辑。
我上次走到第八街时，电子小姐录音室还在原处。入口处的号码
写着“52”，旁边的窗户上有一张吉米·亨德里克斯人生最后一年拍下
的巨大照片。他穿着一件类似猫王穿的那种白色闪光外套，看起来像
一个五十多岁的人。
电影院当然已不复存在，原址上钉着木板，非常破旧，整个第八
街差不多都是这种状态。这种衰败既快速，又是渐进式的。一家“格
雷木瓜热狗餐厅”开在第六大道的拐角处，挤满了吃得很少、身处阴
影的年轻人，整条街道慢慢沦为毒品交易的零售终端。每天晚上，毒
贩们沿着惯常路线从华盛顿广场走来，兜售大麻、海洛因、迷幻药和
可卡因。第八街影院对面的门廊上，吸毒吸得昏昏沉沉的年轻人半夜
聚集在那里，手提音响大声播放着音乐，在那里住了很多年的人开始
向外搬迁（1990年，我兄弟汤姆和他妻子宁也加入了撤退大军，他们
自20世纪70年代初就住在和八街影院相隔两个门的地方）。警察似乎
无力维持街头秩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电影院用放映《洛基恐怖
秀》的方式吸引观众半夜到来，电影放映结束后，年轻观众总是吵吵
闹闹地前往周围开在地下室的夜店。街区北边一侧开了不少鞋店，其
中一家抢占了八街书店最后的家园。
上世纪60年代初之后的几十年里，我住过银行街、韦弗利广场
街，也住过西城第四街和第六大道欧亨利牛排屋的楼上。我在潘奇公
寓交过房租（E. E. 肯明思、约翰·里德和安娜依斯·宁的鬼魂经常游荡
在那里的教堂墓地上），也住过霍拉肖街、钱伯斯街附近的教堂街，
还两次在第二十三街的切尔西酒店住过比较长的时间。切尔西相当于
格林威治村在上城区的前哨站，这里住满了画家、作家、爵士音乐人
和摇滚音乐人。我经常走到华盛顿广场，看看曾经兼有斯坦福·怀特设
计的漂亮花园的地方，或者看看母亲曾经工作过10年的大都会人寿保
险大厦，要么看看了不起的熨斗大楼，那就像一艘巨大的蒸汽远洋班
轮，只不过在原地一寸不动。
我工作的报纸或杂志，总部几乎都在曼哈顿。可大部分时候，我
真正的目的地却是克里斯托弗街59号那个神奇的狮头酒吧。街角是
《村声》最新的办公楼，而第七大道地铁线则带来了在上城区《纽约
邮报》、下城《纽约时报》和《先驱论坛报》工作的记者。但狮头酒
吧并不只是一家属于新闻人的酒吧，顾客中也有证券经纪商、下班了
的警察和消防员，还有棒球运动员、老共产党员、民谣歌手、海员、
神父和修女。音乐人来得比较晚，从格林威治村其他酒吧过来的酒保
也比较晚。有些丈夫带着妻子一起出现，可那里也是那些妻子彻底离
开自己的丈夫们寻求安慰的地方。人人都在喝酒，还有很多人唱歌，
偶尔发生斗殴（通常是不常出现在酒吧的人），到处都是欢声笑语。
我喜欢和乔尔·奥本海默聊天，聊棒球、政治和排版艺术（成为诗人前
他曾经做过几年排版学徒）。我的朋友包括小说家大卫·马克森，克兰
西兄弟中的每个人，新闻媒体人拉里·麦钱特、维克·齐格尔、丹尼斯·
杜根和乔·弗莱厄蒂，曾在亚伯拉罕·林肯支队中服役的强悍老兵科利·
门德，演员瓦尔·埃弗里，一个酷爱政治话题（也是个优秀作家）的
人，名叫道格·爱尔兰，曾经在海军陆战队服过役的证券经纪商汤姆·奎
恩，小说家、散文作家爱德华·霍格兰。在那个除了残忍外，一切罪恶
都能被原谅的时代，狮头酒吧以特别的方式忠诚延续了格林威治村的
传统气质。
慢慢地，狮头酒吧里的话题越来越多地集中于越南。但即便有时
人们会愤怒地讨论，酒吧里的氛围也绝不会变得歇斯底里。一般来
说，诗人们谈钱，证券经纪人聊艺术。可在全美各地，包括酒吧门外
的格林威治村，在20世纪60年代也正变得越来越兵荒马乱。狮头酒吧
中的我们都有点老了，不适合参与“权力归花儿”运动，也做不了
“气象员”。我们中没有人参加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只有几个人吸
毒，而且除极少数例外，几乎没人是重度瘾君子。我们的“毒品”都
是液体。简而言之，被我们称为“狮头”的狮头酒吧确实是60年代的
组成部分，但却处于主流之外。狮头酒吧的根更多扎在波西米亚文化
中，而非所谓的反主流文化。可连波西米亚都在改变。到了1968年，
那是最糟糕的一年，是“春季攻势”的一年，是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
·肯尼迪被暗杀的一年，也是芝加哥市长戴利主办民主党大会引发巨大
动乱的一年。格林威治村的所有假设都在消亡，连最艺术化的叛逆都
显得微不足道。当年轻人正在死去时，谁还关心艺术？整个美国最重
要的诗人当然是鲍勃·迪伦，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狮头酒吧里没有
放置点唱机。
格林威治的老一代居民中，有很多人存在奇特的保持中立的倾
向。没错，他们都会投票反对战争。也没错，他们或许会捐出几美元
支持反战活动。可很多人怀念那个消失于时代声浪和怒火中的格林威
治村。他们想回到可以尽兴讨论诗人、画家或者荒诞派戏剧明星的时
代。他们在不同方向的路线上看到了信号：《在路上》出版仅仅10年
后，杰克·凯鲁亚克便沦为无关紧要的人物，而他的朋友艾伦·金斯伯格
加入音乐人，在大型游行示威，包括芝加哥民主党大会上奋力呐喊。
有谁选择了正确道路吗？我们在麦克道格街咖啡馆、八街书店或狮头
酒吧里找不到真正的答案。人们各有观点，有尖锐的批评，但没有答
案。而战争只是问题之一：与美国生活有关的一切前提都在面临挑
战。或者说，至少看起来如此。种族、阶层、工作、教育、性别——
一切都被公众对改变的强大呼声所撼动。1969年6月27日，距离狮头
酒吧不远处发生了石墙暴动，这场暴动持续了三天，狮头酒吧的常客
旁观了整个事件，他们口头上鼓励示威者，但全未参与这场催生了同
性恋解放运动的示威活动。我们中有太多记者，接受过中立原则的训
练，也有太多人早已习惯了讽刺。哈佛大学的蒂莫西·利里敦促年轻人
了解、关注但脱离一般社会。酒吧里有些老一代顾客换了一种方式，
但做的是同样的事。很多人日后都会带着某种遗憾回想当初的选择。
最终，一切的一切都走到了终点，包括那些遗憾。我从1973年1
月1日起不再喝酒，尽管我还会拜访狮头酒吧里的朋友，但生活已经
不一样了。奥本海默不再喝酒，弗莱厄蒂也不喝了，我们三个人一周
就能让狮头酒吧少赚1000美元。1974年8月，深陷“水门事件”丑闻
的理查德·尼克松在总统任上辞职，而这，才是60年代真正的终点。
1975年4月30日，战争也结束了，最后一名美国人乘坐直升机离开了
西贡大使馆的屋顶。在很长时间里，狮头酒吧里的氛围都很沉闷，有
时甚至显得阴暗，尤其当你本人意识非常清醒时。有些常客在某个午
夜走出酒吧后，便再也没人见过他。弗莱厄蒂死了，奥本海默死了。
远在皇后区，凯鲁亚克死了，金斯伯格死了。到了最后，狮头也死
了。
每一次死亡之后，每一个早上过去后，生活都还在继续。我们不
止参加葬礼，我们也参加婚礼、洗礼、犹太逾越节家宴，参加毕业典
礼和生日派对。我们尽情享受美味，我们一起跳舞。我的朋友们都知
道，我们在自己的城市中共同度过了漫长而艰难的时光，可这样的经
历没有让我们变得更冷酷。非要说的话，糟糕的时光给了我们一种均
衡。我们每个人都拒绝陷入历史那充满诱惑的迷雾中，在那里，结局
永远是已知的。我们拥有过去，但我们活在当下，仍在设想未来。我
母亲去世的那天，我的孙子出生了。
没错，我每天都工作。我抽时间和妻子一起参观美术馆和博物
馆，和最年长的朋友一起享用早餐，也会独自一人走在我从小长大的
城市街道上。我喜欢看肖氏超市的女孩们穿着最新版的夏季制服。尼
克斯队和大都会队的比赛会让我激动兴奋。电话铃声响起，我听着最
新的八卦消息，甚至认为其中10%的内容是真的。我去拜访兄弟，和
他们一起放声嘲笑政客和其他无赖的荒谬举动。我读那些自以为年轻
时读过的书，在真实地拥有人生后，这些书现在读起来更有意思了。
新闻让我目不暇接，甚至让我感到厌恶。可作为土生土长的纽约
人，我也是怀旧之都的市民。在灰雨蒙蒙的日子里，我有一种冲动，
想在夏日的夜晚穿过百老汇进入第八街，一头扎进狂欢的人群。我想
吃柠檬冰，想盯着书店的橱窗，看那些我的人生中不能没有的书卷。
我想从路过的汽车里听到提托·普恩特的歌声，想看到两个拉丁裔舞者
跳出精妙的舞步，然后咯咯笑着向西走去。我想偶遇乔尔·奥本海默，
看他点燃一根高卢牌香烟，和他一起走到谢里丹广场的狮头酒吧，里
面坐满了人，帕蒂和汤姆·克兰西坐在后面，我们都唱起了《埃琳·阿
隆》。墙上没有时钟。那里没有时间。我们都在笑，所有人都在笑，
一切似乎都有可能。然后，我走到城市的另一边，走到第二大道和第
九街的一间小公寓里，在那里进入了长长的无梦之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