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过去还是现在，地铁的优点都直接又明确：如果来到交通堵塞的地
面下方，你就能更快到达目的地。计划中地铁的移动速度比路面上的
任何交通工具都要快，速度也是高架火车的3倍。对生意人奥克斯而
言，如果没有地铁，长亩广场便是一个根本不适合报纸办公的地方，
他在讨论时还坚称，新系统一定可以让他把地铁车厢用作货运车厢。
他也想给办公所在地改名，就像贝内特重新命名先驱广场那样。1904
年4月，奥克斯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纽约市长宣布，长亩广场改名
为“时报广场”。
最初的地铁线路计划同样被修改，计划中的车站变成了快车站，
与10月完工的时报大厦连通在一起。时报大厦以佛罗伦萨著名的乔托
钟楼为原型，地面以上共有22层（高375英尺），地基深度为55英
尺。时报大厦的印刷室位于地铁站下方，这让奥克斯可以将大量报纸
直接搬进地铁车厢。1904年年底前，奥克斯将11台新的默根特勒的莱
诺排铸机放进地下印刷室，又从公园大道451号的老房子里搬来了27
台机器。
1904年春天，在上述工作完成前，奥克斯启程前往欧洲和家人一
起度假。德意志号沿北河而下，奥克斯走到围栏边，看着曼哈顿岛。
后来，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
当我们的船逐渐远去，纽约中部那栋新建筑隐隐呈现出了美丽而
巨大的轮廓，想到建设这栋楼的相关故事，我不禁激动起来。在世界
大都市众多的优秀建筑中，它就那样显眼地矗立在那里——我真的开
始感伤了。这就是美，尽管这栋建筑花费的250万美元确实让我颇为
焦虑，可它就在那里，它将会是一个男人挚爱的丰碑。
奥克斯选择在跨年那天正式开放时报大厦。很多年后，当他的报
纸举行百年纪念日庆祝时，伟大的《纽约时报》记者迈耶·伯杰写下了
一篇回忆第一次在世界大都会上夜班的文章：
1904年除夕，时报广场上挤满了成千上万吹着喇叭、摇着铃铛参
加聚会的人，有些专程来看时报大厦顶层漂亮的烟花表演。中城的上
空回荡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在首届时报广场的新年表演中，烟花围
绕着时报大厦，直冲中城的天空。这样的集会形成了传统，《纽约时
报》的电工们控制着代表即将过去的一年和新一年的倒计时白炽灯。
一个巨大的发光圆球从时报大厦的柱子上滑落，象征旧的一年过去，
震耳欲聋的响声让远在人行道上的人们也能开始狂欢。最后一簇烟火
将“1905”的字样打上天空，人群发出尖叫，一直喊到声音嘶哑。那
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宣传活动之一。这是奥克斯的创意，他知道这种
广告活动有多大价值。
时报广场的第一次集会人数就超过20万，新年传统就此出现，并
且一直不断发展，最终形成现在的形态。人们不是非要等到新年才会
把时报广场变成他们的公共集会场所。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1945年
8月14日的对日战争胜利日，超过200万人在即将到来的喜悦与解脱的
气氛中涌向时报广场。7∶03，时报大厦外的电子滚动屏上出现了所
有人都在等待的文字：杜鲁门正式宣布日本投降。人们彻底疯狂了。
几英里外的地方都能听到人们的喊声。
时报大厦外墙上的电子滚动屏设置于1928年，上面24小时不间断
播报新闻。从“二战”结束后到电视普及前的年月里，我是无数站在
街对面看滚动屏信息的纽约人之一，那给人一种文字版广播的感觉。
如今，每次看到阿尔弗雷德·艾森斯塔特那天在时报广场上拍下的水兵
亲吻女孩的著名照片，我都希望自己身在现场。然后我想起自己在布
鲁克林的街道上感受到的纯粹喜悦，从那里走出去的那么多年轻人，
他们是助美国赢得战争的90万纽约大军的一员。在战争中阵亡的6万
人中也有不少布鲁克林人。我的街道上，人们也在拥抱，在亲吻，有
些人还哭了。
1945年时，《纽约时报》早已搬离时报大厦，事实证明那栋建筑
太小，不适合出版发行美国最优秀的报纸之一（大厦1965年被出
售）。《纽约时报》将更大的总部设置在西城第四十三街，到我写下
这本书时，他们仍然留在那里。可当我还是个孩子、开始去往那个地
方时，早年间那个闪闪发光、迷人的时报广场，早就消失不见了。
1904年后的10年里，时报广场内外都曾出现过奢华迷人的光景。
富有的年轻男性每天晚上在剧院看完演出后，都会带着《芙罗拉杜拉
女子秀》中的演员，以及后来弗洛伦兹·齐格菲尔德的《富丽秀》中的
明星现身豪华餐厅。龙虾餐厅都设置在地下室，所以人们可以招摇过
市般走下擦得锃亮的楼梯。有钱人泰然自若地与风流女子混在一起，
他们的行为被来到现场的记者记录下来，而这都意味着主宰了虚伪的
镀金时代、进口自外国的维多利亚主义开始松动。龙虾餐厅里、新剧
院屋顶花园的舞池中，到处都是钻石、大把大把的钞票以及禁忌，但
这番场景没能持续下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及1915年格里菲斯未删节的电影《一个
国家的诞生》上映，给社会带来了第一波冲击。世界似乎按下了暂停
键，一边是《芙罗拉杜拉女子秀》带来的无脑狂欢，另一边是几百万
人在欧洲被屠杀，人们仿佛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可以肯定的是，新剧
院不断开门营业，制作人排演了更多演出，可观众似乎不太买账。这
桩生意并不好做。
然后，其他事发生了。最重要的是，当停战协议终于让一战各方
放下手中的武器后，美国颁布了禁酒令，这让龙虾餐厅和屋顶花园失
去了酒精饮料收入。这些地方很快关门大吉。黑帮在小路上开设了地
下酒吧。私酒贩子成了盖茨比式的浪漫形象。第四十二街上的很多剧
院转为轻歌舞剧院，或者开始放映电影这个新事物。电影院的规模越
来越大，抢走了剧院的观众（1927年建成的洛克希电影院总共拥有
6000个座位，耗资1200万美元）。20世纪40年代就像今天一样，现
场戏剧仍然坚守在百老汇西区，但垃圾摇滚乐已经开始吞没时报广
场。爵士乐时代那种自诩的优雅风格基本消失，一战前含蓄精妙的诱
惑让路于更直白的年轻叛逆。很少有精英人士再去时报广场了，那里
更像是民粹主义者的集会场所。
再然后，大萧条时代到来了，第四十二街开始了似乎终局式的衰
败。轻歌舞剧被更原始的滑稽歌舞杂剧（通常含有脱衣舞）取代。城
市其他区域的流浪者开始出现在这里，这些人就是早期的“午夜牛
郎”。拉瓜迪亚市长禁止滑稽歌舞杂剧上演，但第四十二街用三流电
影取而代之。整片区域发展出来的状态，在我第一次看到这条街道时
仍然存在。这是属于弹珠游戏厅、拉夫电影院、赫伯特博物馆和跳蚤
马戏团的时代，是舞厅和木瓜水果摊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这条街道上到处都是离开停在北河的军舰上休假的水兵，他们不怎么
去看尤金·奥尼尔的戏剧。
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期，海洛因泛滥于第四十二街，合法剧院的
老板们活在恐惧中，害怕污秽四处传播。经过最初的震惊，那些经历
过美好时光的人们开始想念过去。可现在，连怀旧都无法让人感到慰
藉了。对大多数人来说，厌恶已成为他们仅剩的情绪。
1990年，大部分理智的人已经放弃了绰号变成“大本营”的第四
十二街。这里已经演变为人类最可怕的发明：隐喻。他们说，这一条
街就代表了纽约的未来，甚至代表了所有美国城市的未来。街道上
下，到处都是丑恶。刺眼的灯光下，随处可见色情商店、色情演出和
功夫电影。站在阴影中的是海洛因和可卡因毒贩，强奸离家出走者的
罪犯，看起来像打了激素的戴安娜·罗斯和卡罗尔·钱宁，头发里藏着剃
须刀的异装癖。1985年后，艾滋病也成为这条街道的一部分，像所有
瘟疫一样静悄悄地秘密传播。精神错乱同样属于街道风景。在 20世纪
70年代，许多疯狂的人从纽约的机构中获释，这一决定将国家节省财
政的需要与理想主义的信念结合在一起，即如果精神错乱者与其他人
一起生活就会感到“正常”。他们要做的就是吃药。可他们没有吃
药。很多人加入流浪汉大军。其中一些不可避免地流浪到“大本
营”，你会看到一个人，他瞪着眼睛、神情紧张，说自己是罗纳德·里
根流落在民间的兄弟；另一个人举起树枝，上蹿下跳，咆哮着自己发
明的语言；第三个人则只是冲着月亮嚎叫。这些男人（很少有女人）
非常危险，但他们并不邪恶。
邪恶的人游荡在第四十二街和第八大道的地铁站。他们带着绝对
反叛的态度抽着大麻。或者十多个人走在街上，推搡老年人，偷钱包
或抢手包。不论光天化日还是午夜时分，你都能看到他们成群结队走
在人行道上，比如来自“野蛮头骨帮”的成员，渴望可卡因的无业者
让他们的地位水涨船高。他们把中年人逼得走投无路。那些前往港务
局汽车站、准备乘公交前往新泽西郊区的人，经常害怕得瑟瑟发抖。
年轻人在大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从未有过童年的年轻人。
这一切都只是城市宏大叙事的一部分。上世纪60年代末，心狠手
辣的地主开始故意烧毁自己在布朗克斯南部和布鲁克林的老旧公寓，
他们花钱找来未成年纵火犯，从保险公司拿到赔偿金后去佛罗里达过
上了退休生活。在曼哈顿，人称SRO（单间房）的破旧老房子被房主
一步步改造为高档公寓，成千上万的男人（和一些女人）被赶到了街
上。社会上还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女人和孩子被大规模抛弃。这些女
性通常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在毒品和酒精中苦苦挣扎。孩子的脸上总
是露出困惑的表情，很少说话，他们就像19世纪50年代五点区的孩子
一样被生活击倒。那些孩子的父亲不在他们身边。他们在监狱，或者
和其他人一起生活，要么像女人说的那样，“在风中”。
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财政危机爆发前，危险就已经变得极为普
遍。先驱广场附近有几家福利旅店，十岁、十一岁的孩子组成团伙，
仿佛食人鱼一样攻击前往梅西百货和金博尔百货购物的人。报纸给他
们起了“野蛮年轻人”的名字。很多人不再前往先驱广场。有小群团
伙“购物”（他们自己的说法）的地铁上，女性不再拿着宣传商店名
称的购物袋。孩子们经常洗劫果蔬店，我有一次在第八大道看到过一
个韩国人拿着砍刀追赶几个孩子。夏天，很少有人在室外摆出桌子
了。有人在中央公园举办夜间音乐会，但很多纽约人害怕，不敢参
加。在一些音乐会上，很多人会遭到野蛮年轻人团伙的攻击。
快到70年代末时，每一个纽约人，不管是男是女，或者白人、黑
人、拉丁裔，都学会了与恐惧共同生活。地铁乘客数量减少。每一间
公寓门上似乎都有三道锁，挤在一层小小空间里的酒吧也是如此。每
过几个月，都会曝出一家人被活活烧死在租住公寓里的新闻，因为窗
户也被装上了栏杆，而且没人有钥匙。市面上出现了电影录像，泡在
电视机前的人群诞生了：这些人呆在家里，一边吃着外卖食物一边看
电影。下午的第四十二街，人行道上到处都是披萨饼边、橘子皮、烟
头、碎报纸，还有各种经过漫漫长夜已经认不出样子的垃圾。“大本
营”地区的墙上贴着电影海报，宣传的都是毫无感情的性爱、单纯的
恐惧，或者两者的结合。时间慢慢过去，访客在这条街上听到了另一
种声音：打开可卡因小瓶的咯吱声。
金博尔百货彻底关门歇业。达蒙·鲁尼恩在上世纪30年代写下的故
事，现在读起来就像童话，满是怀旧之感。福利救济人员名册上的姓
名超过100万，城市中生活着成千上万的儿童，他们生来就不认识有
工作的人。“大本营”里也开设了几家福利旅店。瘾君子父母斜靠在
脏兮兮的走廊上，孩子在他们身边斜靠向其他方向。有些孩子独自走
上街头，等在那里的则是性侵犯。恋童癖的胆子越来越大，市场也越
来越大，邪恶之徒在车站等待离家出走的孩子，开车回到位于郊区的
家之前，客户会先消失在秘密小屋。在90年代初警察的一次搜查打击
中，他们从这个邪恶又可怕的地下世界里解救出了将近10000人。
大多数受害者是黑人或拉丁裔。在他们从小长大的世界中，每天
晚上走到第四十街都能看到皮条客在殴打手下的妓女。他们生长在一
个满是瘟疫的世界，到处都是毒品、枪支、文盲、随机的暴力和艾滋
病，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连但丁都想象不出的虚无地狱。当然，也有
充满无私怜悯心的人们想伸出援手。地球上最富有的城市发生这样的
事，这让他们出离愤怒。有些人就像当年走进五点区帮助穷人一样，
是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者。其他人则更现实，他们相信只要解救一个
孩子，就相当于启动了解救所有孩子、改变系统性问题乃至改变整个
世界的艰难过程。有些孩子得救了，有些家长得救了。但数量永远不
够。
很多无依无靠的孩子成长为心狠手辣的青少年，这绝非偶然。他
们接受了冷酷暴力的新城市文化。他们坚持无爱的性交，要求他人的
尊重，尽管他们从未挣得这些尊重。他们都想拥有枪，而且发现买枪
像买毒品一样简单。他们也在时报广场的店铺里买刀。他们的脸上仿
佛带着面具，意欲激发他人的恐惧：死亡般的凝视，空洞的表情，紧
闭的双唇。他们的穿衣风格，着重强调城市贫困地区的出身，比如不
系鞋带的靴子、松垮的超大号牛仔裤、反着戴的棒球帽，有些学者将
其称为后现代主义的贫民窟风格。他们永远不会坐在办公室工作。他
们爱听的是嘻哈音乐。少年感化院和监狱是他们的预备校。在那里，
他们学到了更多制造恐惧的方法。
而制造恐惧是他们唯一的成功。“大本营”成为他们的剧院。他
们吓走了非洲裔美国人、外国游客和曾经在时报广场寻求快乐与消遣
的纽约人。连神父和警察到了这里都小心翼翼。对于在险恶环境中长
大的孩子，从失落的童年到监狱，“大本营”是在这之间最能让他们
过上充实生活的地方。预言社会毁灭的人们看着“大本营”和其中的
野蛮年轻人，他们坚信做什么都无济于事。这不是万劫不复之路，这
本身就是万劫不复。
当然，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自由派民主党约翰·V.林赛担任市
长期间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公众都在号召改革。人们召开会议、组建
委员会、展开调研，也制订计划。报纸上发表了各种各样的社论，既
有人充满希望，也有人满怀怒火。可在1975年，纽约市遭遇了另一场
灾难：财政危机。突然间，纽约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自由派社会
项目经过几十年永远扩张、从不收缩的发展后，纽约再也拿不出钱还
债了。显然，城市也没有公共资金可以重修时报广场的第四十二街。
归根结底，这里只是一块巨大城市中的碎片罢了。实际上，财政危机
导致一些绝对必要的社会服务项目预算被缩减。举个例子，几千名警
察失业，这自然让犯罪老手心花怒放，也是在鼓励新手进行犯罪活
动。城市的犯罪数量大幅增加，每年的凶杀案数量从50年代的平均
350起飙升到超过2000起。所有人都认同，第四十二街已经到了前所
未有的糟糕状态。我记得自己曾经问“大本营”里的一名警察，面对
这么糟糕的街道，他会做些什么。
他的回答是：“用砖头围起来。”
几乎没有纽约人觉得堕落的第四十二街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可
事实上，我们却得到了一个相对美好的结果。有时，奇迹确实会发
生。上世纪90年代，经过计划、努力，加上富有智慧的政治家和纯粹
的好运气，“大本营”终于得到了改造。第一个改变发生在街道边
缘。纽约市清理了第六大道东边的布莱恩特公园，将其打造成环境优
美的绿地，供普通市民，而非毒贩和瘾君子使用。人们在这里举办音
乐会和时装秀，也可以在午后时分安静地坐在长椅上。第九大道和第
十大道之间从1977年开始开发的一大片名叫曼哈顿广场的住宅区，尽
管没能成为豪华住宅区，但成了作家、艺术家、音乐家、演员以及老
年市民的优惠住宅。这有助于稳定大本营糟糕的西边一带。曼哈顿广
场的路对面，7家剧院很快联合组成了剧院街，将“外外百老汇”的
概念引入了距离传统剧院只有几个街区距离的安全之地。百老汇剧院
多年来只不过挤满了外地游客、疲惫的销售人员以及他们的客户，真
正的戏剧早就换到其他地区上演了（这种概述当然存在例外）。突然
间，舒伯特巷的百老汇近在咫尺，从外外百老汇步行就可抵达。最开
始人们只是在试探，但他们越来越有信心，围绕中心剧院和曼哈顿广
场开始出现另一种生活方式：餐馆、杂货店和干洗店。
与此同时，时报广场的面貌也在发生改变：走在那里的人变成了
体面的市民、房地产员工、基金会成员、认真履职的政府官僚、区域
规划法案的起草者和建筑师。公众并不熟悉这些人，但政治家提出的
主要目标却让他们倍感振奋——拯救时报广场，而且从第四十二街开
始。他们超过20年的努力终于付诸行动，而且还配上了纽约式加速
度。他们觉得不需要用砖墙围起来，不需要将其变为新一代毫无个性
的洛克菲勒中心，他们也能拯救这个区域。他们坚持认为，时报广场
的个性可以在历史进程中留存下来。
最开始，改变是微小而渐进式的。港务局汽车站得到扩建，接着
得到执勤的警察清理，他们强迫流浪汉离开那片区域。便衣特勤寻找
离家出走者，从坏人手中解救他们，温柔地说服他们回家。时报广场
成为一种象征，展示整座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
市长戴维·丁金斯在任期的最后一年为警察局补充了5000名新警
察。他的继任者鲁道夫·朱利安尼和警察局长威廉·布拉顿充分展示了如
何使用这些警力。他们采用了名为“COMSTAT”的计算机系统，坚
持让警察局指挥官负起责任。数不清的报刊杂志文章已经详细记录了
他们的故事，尽管蛮横的个人行事风格给朱利安尼引来了一些不必要
的麻烦，但新系统还是起到了作用。犯罪率出现暴跌。
朱利安尼的运气也很好。华尔街的行情和股市飞速向好，这让市
政府有钱做财政紧张时期不能做的事。可卡因热潮慢慢消散，贫民窟
的孩子开始远离毒品。他们看到毒品对自己的父母、兄长造成了怎样
的伤害。在贫穷社区里，很多人开始提倡全新的个人责任，1995年10
月华盛顿的百万人游行活动是其中最知名的事件。一个又一个发言者
表示，黑人必须照看自己的孩子，指引他们拥有完整的未来。游行结
束后，人们乘坐公交、火车，挤进拥挤小汽车回到家中。改变的过程
确实在缓慢而稳定地发生。同时，当地开始强制推行国家性福利改
革，朱利安尼执政期间，纽约领取福利救济的人数减少了超过50万。
另一方面，20世纪最大的移民潮出现了，超过100万来自中国、多米
尼加共和国、俄罗斯、韩国和墨西哥的新移民抵达纽约，也带来了新
的职业精神。传统的纽约大融合获得了重生。
紧接着，奇怪的事发生了，大本营地区最明显。低价电影院一次
一两间地逐渐关门。福利旅店和色情商品也关门了。“野蛮年轻人”
式的团伙越来越少。迪士尼公司公布了一份宏大的翻修计划，对象是
1903年建成，曾经上演过齐格菲尔德《富丽秀》，但在当时已极其破
败的新阿姆斯特丹剧院。1994年，他们使用市政资金开始翻修这个剧
院（翻修工作非常谨慎）。迪士尼的名字吸引了其他投资者。没过多
久，报纸上就出现了大量报道。人们也在另一个层面见证了改变的发
生。多少年来，我第一次在地铁上看到女性拿着梅西百货的手提袋。
还有人甚至在地铁上做了20年来不敢做的事：小睡一觉。
朱利安尼担任纽约市长第二年的一个夏日夜晚，我走进了第二十
二街和百老汇交界处的一栋建筑，我妻子在那里拥有一间小办公室。
我们准备一起吃晚饭，我告诉她我会在楼下、在外面等她。楼前的花
园被一堵低矮漂亮的砖墙围着。我坐在墙上，像年轻时站在东城第九
街的门廊下一样，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一个白发男子和他敦实的妻
子走了过去，在下城温暖的空气中亲密地窃窃私语。街对面的餐馆在
人行道上摆出了4张桌子，玻璃罩里的烛光点亮了周围，每张椅子都
坐着人。一个年轻女人从我身边跑过，跳入一个年轻男人怀中，两人
拥抱在一起。3个年轻黑人在另一个侧慢慢行走，身上穿的是帮派分
子式的夏季服装。他们聊到了下一个月，聊到他们将要进入城市大
学。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走了出来，坐在离我10英尺远、靠近花园灯
的砖墙上，他朝我点了点头，然后开始看报纸。手里拿着收音机的拉
丁裔男子走了过去，他在听大都会队比赛的直播。我心想：结束了。
我的妻子走了出来，在这座属于我、属于她的城市里，我在这个
小空间里拥抱了她。而她只想知道，为什么我的眼里含有泪水。
跋
陈词滥调是真的——没有什么能永远存在。我在前面写过，当年
的荷兰小镇几乎没有留下物质遗存。英国长达117年的殖民统治，除
了语言、地名和某些街道名，也没有留下其他东西。可荷兰人和英国
人还是能认出这个地方，而两者注定结合在一起的后代—灯笼裤佬，
也能认出这个地方。他们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在震惊中适应建筑
物的高度和先进的科技。可最初的荷兰人，以及接受并完善了他们冷
静智慧的英国人，还是能认出流传至今的某些模板。最初的定居者知
道，人类共同生活在这里的唯一方法，就是学会宽容。有时是勉强的
宽容，有时则是结合了虚伪的眨眼与耸肩的宽容。但归根结底，这是
建立在一个基础性事实之上的宽容：有人和我们不一样，为了生活，
我们必须接受他们。
想必最初的纽约人也知道，正是撤退与前进、衰败与复兴、腐败
与改革，才能造就活着的城市。这是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欧
洲历史留给人们的教训之一。具体细节总是各不相同，但不管细节如
何，相似的循环总是在建构纽约的历史。在我写这本书时，我们正生
活在城市生命周期中的美好阶段，而这可能正是漫长历史中最惨烈灾
难带来的结果。周期性历史的第一个自然结果，就是城市及其人民总
是充满矛盾。我们因为时报广场和第四十二街的衰败而哀叹，当它们
重获新生时，又有很多人抱怨他们被“迪士尼化”。我们假装很坚
强，可看到孩子在事故中遇害的新闻也会掉眼泪。有时我们对陌生人
很粗鲁，可我们也会竭尽全力帮助那些陌生人。我们喜欢吹嘘自己慷
慨，可我们会强烈抗议任何可能帮助弱势群体的新税种。不出意外，
尽管心怀不满，我们还是会交税，这正是纽约成为美国税负最重城市
的原因。毕竟，正是这座城市，让沃尔特·惠特曼颂扬每一个人潮汹涌
的嘈杂日子，让他大声唱出民主之歌。可这也是惠特曼逃离的城市，
人生最后18年，他一直生活在新泽西。在诗歌中，惠特曼找到了自身
矛盾的优点。我们的人生，很多人的人生，皆是如此。纽约人经常抱
怨，说在这样一个地方不可能过上体面的生活。有些人甚至选择离
开，但其中大多数还是回到了这里。我总是觉得，没有矛盾，他们便
无法生活。
和很多纽约人一样，我也在尽量充实地度过自己的人生。可我就
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自己想了解的一切。在我心中的曼哈顿，
哈莱姆就是例子之一。我住在下城，而哈莱姆定义了上城区，我明知
道那只是恍惚之间的感觉，但还是觉得自己拥有这个地方。年轻时，
我去那里听音乐人的演奏，有些晚上会坐在第一百三十五街与第七大
道上的小天堂俱乐部，有时则身在热闹的阿波罗剧院。从海军退役后
回家的那个夏天，我在弗兰克餐馆外面看到艾灵顿公爵和他的朋友站
在一起。他是我见过的唯一真正的美国贵族，但我还是太胆怯，不敢
上前打招呼。
1960年秋天，我被报纸的城市版编辑派到第一百二十五街上的特
蕾莎酒店，报道围绕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种种纷争。他来到纽约参加联
合国大会，先是和随行人员一起住进了默里山地区的酒店，但他很不
喜欢那里，于是换到了哈莱姆。在那里，他分别与苏联的尼基塔·赫鲁
晓夫及埃及总统纳赛尔会面。但国家大事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人们聚
集在特蕾莎酒店外，就为看一眼年轻的卡斯特罗。有些人在卡斯特罗
抵达、离开时发出欢呼。但街上也有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者，还有
认同美国众议院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观点的美国黑人，他们觉得卡斯特
罗只是为自身目的利用了哈莱姆。
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中，有一个人长得和菲德尔诡异地相似。他
个子很高，留着菲德尔式的胡子，戴着菲德尔当时偏爱的角质镜框眼
镜，手拿一根巨大（未点燃）的雪茄，看起来很疲惫。摄影师们爱死
他了，UPI（合众国际社）有一个名叫安迪·洛佩兹的摄影师，他拍摄
过菲德尔在古巴的胜利进程，他也在追拍这个人。尽管存在安全隐
患，但摄影师们还是在特蕾莎酒店的中层租下了一个房间。他们把房
子让给了菲德尔的模仿者。当特蕾莎酒店前的人群中出现菲德尔的追
随者时，摄影师就会悄悄对他们说，他们有机会私下见到心目中的英
雄。听完这话，这些人就会走进酒店。直到今天，肯定还有女人坚信
自己年轻时曾和马埃斯特腊山区的英雄春宵一度。
这些年来，我开始用其他方式了解哈莱姆。我拜访过第一百二十
五街上的肖姆伯格黑人文化研究中心、阿比西尼亚浸信教会，还有年
轻作家举办研讨会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中心。我见过马尔科姆·X面
对2000人发表演讲，他的语言生动鲜活，几乎每一个字都能听出他那
如火山一样的愤怒。我报道过太多没有登上过报纸的谋杀案，就是因
为这些谋杀案发生在“错误的地址”。我报道过几次火灾，也报道过
一次恐怖程度不及沃茨、底特律和纽瓦克的骚乱。我在街头听过黑人
民族主义者的宣讲，习惯了被人叫成“蓝眼睛魔鬼”。我与黑人美军
士兵的家人交流，他们的亲人出发去了越南，装在运尸袋中回到家
乡，永远年轻。
很多哈莱姆的居民欢迎我，向我说起他们的恐惧。他们和所有纽
约人害怕同样的东西：毒品、枪支和野蛮的年轻人。他们通常对警察
非常愤怒，因为那些警察用警棍和枪做过的事，也因为那些警察没有
做过的事（抓捕毒贩）。和所有纽约人一样，哈莱姆的居民经常自我
矛盾。但我仰慕他们的智慧、勇气和犀利的怀疑主义态度。没错，如
果你是有色人种，你还会遭遇大量的社会不公。可他们是纽约人。他
们的怀疑精神很少沦为空洞的愤世嫉俗。他们相信哈莱姆的生活会变
得更好，因为纽约的生活会变得更好。“这是我的城市，兄弟，”在
毒品最为泛滥的年代里，一个哈莱姆的居民这样对我说，“我哪儿也
不去。我们会战胜那些王八蛋。”
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到朱利安尼执政时期，改变已经在进行
了。很多黑人讨厌朱利安尼，有些人甚至痛恨他，可他和警察局长正
在拯救黑人。黑人对黑人的犯罪数量出现下降，纽约最暴力的犯罪行
为都是黑人针对黑人实施的。越来越多的非洲裔美国人从大学毕业，
与他们之前接受过教育的世代不同，这些人留在了纽约。在哈莱姆，
他们改造了很多破败的褐砂石建筑，让这些建筑重获新生。其他纽约
人注意到了他们。80年来，白人第一次开始与黑人争夺哈莱姆的房
子，有些街区还出现了不同种族混住的情况。一些思想没有改变的60
年代黑人民族主义者反对白人进入哈莱姆，可他们的反对声要么充满
种族歧视色彩，要么都是过时的论调。在爆发式发展的年代，大多数
哈莱姆居民没有时间参加任何反对渐进式改变的运动。很多非洲裔美
国人已经死在了追求种族融合的年代。现在他们怎么会抗拒融合呢？
与迪士尼等投资者复兴第四十二街差不多同一时期，第一百二十
五街也发生了类似的改变。前篮球明星“魔术师”约翰逊开设了一家
拥有13块大屏幕的多功能电影院，那里上映的都是新电影。街上出现
了录像店、唱片店，一家本与杰瑞冰淇淋店，还有各种服装店和餐
馆。这些当然都是中产的生活，但哈莱姆居民根本不誉恋所谓贫穷的
浪漫。他们太明白贫穷是什么滋味了。接近20世纪末的哈莱姆，就像
纽约其他很多地区一样，似乎迎来了瘟疫年代的结束。
但我始终没能像了解曼哈顿岛其他部分那样了解哈莱姆。主要原
因还是很简单：我没在那里交过房租。我以游客的身份拜访哈莱姆，
再返回位于别处的家。我读过哈莱姆的历史，也看过很多优秀的小
说，可这些读物无法像日日生活在一个地方那样带来那么多知识。只
有生活在一个地方，你才能吸收它真正的韵律，才能读到不为外人所
知的文字，才能认识很多、而非三四个当地人。我了解哈莱姆的方
式，和我了解巴黎或者纽约上东区的方式一样。可我的人生已经没有
足够多的时间，让我去寻找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哈莱姆。某些夜晚，在
我和妻子同住的下城阁楼上，我会向自己道歉。
作为纽约人，我会因为某些地方、时间和人而心痛。可反复出现
的疼痛，却是它们仍然活着、我自己仍然活着的证据。它们存在于世
界，我在那里看到了它们。我是最幸运的人之一。人生大部分时候，
我都坐在前排观看精彩的历史。可做记者不是我所受教育的唯一因
素。我看到自己的城市在1945年后充满生机的样子，我是生活在一切
似乎都有可能的环境中的孩子，那里的我永远不孤单。我也是这个庞
然大物，这座城市，这个由爱尔兰人、犹太人、意大利人和非洲人组
成的大融合，这个纽约中的一员。
这个世界充满奇迹！奇迹之一，就是我看到罗伊·康帕内拉走上本
垒板，手上拿着棒球棒。我看到杰克·罗斯福·罗宾逊经过三垒，向本垒
跑去。我见过威利·梅斯。我见过他们周围陪伴着几千个大声吼叫的
人，那是快乐的时间身在快乐地点的快乐人们，他们都是我的部落，
是纽约部落的成员。谁要对我说，这样的瞬间微不足道，说那只是无
意义的娱乐消遣，说那都是统治我们的当局施与的小恩小惠，我都不
同意。只有身处自己统治自己的人们中间，才有可能出现那样的瞬
间。
而原始的民主又给了我们怎样的馈赠呢。有些确实微不足道，但
失去却会凸显它们的重要性。现实中有三十多岁的纽约人从未看过W.
C. 海因茨在《纽约太阳报》上写的文章，不知道《先驱论坛报》的里
德·史密斯和吉米·布莱斯林和《美国人日报》的弗兰克·格拉汉姆。他
们从没吃过“梅洛卷”这种蛋筒冰淇淋，也没吃过那些名为霍顿、基
茨、天空棒或BB板的糖果。他们从未玩过棍球，从未在没有汽车、只
有时间的周六早上玩过斯伯丁弹力球。他们不知道波罗球场上进行过
怎样的比赛。他们从没见过埃尔摩洛克、科帕卡巴纳或拉丁广场，没
见过马德里酒庄，当然也没见过比利·罗斯的钻石马蹄铁夜店：黑帮成
员总是坐在后桌，他们的小指上都戴着戒指，华尔街大佬们坐在前
排，舞台上是身材高挑、穿着羽毛和褶边群的女性，她们拥有全世界
最高的颧骨和最光滑的肌肤。
现在的年轻人当然也有他们珍视的瞬间，他们的记忆中也有特别
的夜晚和年老时总会想起的明星。但我不会花费太多精力去理解“小
甜甜”布兰妮。原谅我，可我毕竟见过比莉·哈乐黛。上世纪50年代最
后一次登上卡内基音乐厅的舞台时，她的声音已经毁了，唱着由犹太
人和爱尔兰人写的歌，“黛女士”把这些歌唱成了人生传记。那是她
的，也是我的人生传记。我可以连续几个小时听她的唱片，那些我们
共同分享的午夜城市音乐，那些蓝调音乐进入我的身体，终我一生永
远留在那里。她曾是我们的城市赋予我的馈赠，是我的部落一员。
馈赠是无穷无尽的。你还能在哪里找到这么多让你创造自己人生
的免费学校和图书馆？这些地方之所以免费，因为贫穷的爱尔兰人和
犹太人的孩子，永远不会忘记大门紧紧关闭的时候。纽约的穷人让富
人变得更好。他们投票选出的政客尽管存在各种缺点，却还是让城市
变得更强大、更繁荣、更公正。政客中有很多是腐败分子，但穷人终
归还是得到了水，得到了医院、公共卫生设施，也得到了学校和图书
馆。19世纪的穷人用双手建成了所有人如今居住的城市。他们挖出了
地铁空间，埋下了轨道。他们铺设了路面，建起了桥梁和摩天大楼。
太多人在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死去，那正是他们看不起因为哗众取宠
而被报纸大篇幅报道的人的原因。不管怎么说，可怜阿斯特女士，虽
说她举办过那么多盛装舞会，可她从没砌过砖、建过墙。等她去世，
除了名字和那么多大房子，她什么也没留下。
几乎从一开始，那些劳动阶层中就有一种感觉：只要守规矩，你
在纽约就能活下去。我出身的地方，规矩相对简单。这些规矩是：工
作；让饭桌上有食物；永远记得还债；绝不能跨过警戒线；不要自找
麻烦，因为在纽约你永远能找到麻烦；但也不要在任何人面前退缩；
保证老人和弱者没有危险；选举时支持统一政党的全部候选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是适用于整座城市的规矩。上世纪60年
代，当其中一些规矩被弃用时，我们遇到了最大的麻烦。我属于那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