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城出现前，这里就是一个港口。它是纽约市存在的原因，也仍
是这座城市流动的心脏。
“港口”这个词本身就能给人安全和被欢迎的感觉，鲍勃·迪伦曾
经称之为“风暴中的避难所”，在被水包围的港口中，我也总有这样
的感觉。细雨蒙蒙的日子里，或者在10月耀眼的阳光中，我经常溜达
到炮台公园，来到这个让眼前的一切拔地而起的地方，而那距今并非
永远。那些时候，我觉得自己加入了某种国际嘉年华。不同世代的美
国人与来自法国、德国、日本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游客混杂在一起，他
们认为纽约也是属于他们的宝藏之一。
“吉米，快看！”一个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女人对一个男孩说，
“就在那儿？你看到那个刚刚从自由女神像身旁掠过的岛了吗？那就
是埃利斯岛，吉米。那就是你曾祖父从德国到达这里时下船的地
方。”
几米外，一对法国夫妇隔水望向自由女神像，男的拿着双筒望远
镜，女的拿着照相机。我听到了巴托尔迪的名字，也就是设计自由女
神像的法国雕刻家。我听到了阿尔萨斯-洛林，也就是弗雷德里克·奥
古斯特·巴托尔迪1834年出生的地方。完整的对话已经随风飘散。
我在漫步时无意间听到的对话，总是包含同样的名词：埃利斯
岛、自由女神像和纽约。我信步在那青草丛生的23英亩的“巴别塔”
之地，不管听到的是什么语言，他们的语调总是充满敬畏与包容。到
处都是小商贩，他们拿着自由女神烟灰缸、金属和塑料制成的廉价自
由女神像、背景为世贸双子塔的自由女神像照片，还有印着自由女神
像的T恤、外套和宣传册。但“自由照耀世界”（自由女神像的全
名）似乎永远与低级趣味绝缘。
“你觉得怎么样？”我听到一个三十多岁、留着胡子、穿着讲究
的人问道。后来我了解到，他是来自博洛尼亚的建筑师。
他露出了微笑，用一口流利的英语说道：“从任何现代角度去评
价的话，我们都该嘲笑这个雕像。但我们没有，因为它很漂亮。不管
怎么样，它很美丽。因为情感是美丽的。”
我们眼前就是上湾，一个5英里长、3英里宽，很多地方深度达50
英尺的海湾区域。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天然港口之一，尽管它属于开放
海域的一部分，却没有开放海域恶劣的自然环境。海水散发出咸味，
一条汹涌的河流每天从北边冲刷着上湾，一些水势较小的河流从泽西
海岸汇入海洋，大海永不停息地翻滚着潮汐。海水沿着哈德逊河向内
陆流动了好几英里。
我去炮台公园不是为了冒险，而是为了寻找熟悉感。与很多纽约
人一样，我是个按习惯做事的人。通常我会径直走向乔治·杜威海军上
将人行步道——没有一个纽约人会使用这个名字—的围栏边，然后面
向大海。几乎每次，我都身处陌生人中间。纽约有很多地方，令我喜
欢在那里独处：比如任何一间博物馆，布鲁克林大桥的人行坡道，还
有这里—我的城市诞生之处。有时，风从西边吹来，我会沉迷于点数
海浪，听波浪拍碎在花岗岩防波堤上的呼呼咆哮声。我抬头看到成群
的海鸟，它们带着属于城市的狡猾气质，不断侦查周围环境，飞起，
俯冲，永远在寻找。偶尔我还能看到隼，刚刚从摩天大楼的巢穴中飞
出来，在多年来因为化学物质而大量死亡后，它们又一次在纽约的上
空复生。依次排列的旗杆上，旗帜随风啪啪地飘动。宽广的草地上，
小孩们吃着冰淇淋，情侣们手牵着手，孤独的老人坐在长椅上，读着
报纸，或者看着眼神忧郁的年轻人。每年我大概会试着吃一次热狗，
希望能找回失去的童年快乐。那些热狗总是很难吃，但我确信原因在
我自己，而不是热狗。接下来，我会回到被动观察的状态。斯塔腾岛
那敦实的橙色渡轮像吃了兴奋剂的轻快帆船一般，以出人意料的优雅
姿态进入系泊区。有些日子，我会从沿街叫卖的小贩身边走过，其中
很多人来自尼日利亚或塞内加尔，我会想到1626年乘第二艘荷兰货
船，被拴着锁链来到这里的第一代非洲人。
炮台公园的一部分区域意外变成了墓地。在这里，我们可以停下
来回忆在历次战争及其他灾难中死去的人们，也可以漠不关心、急匆
匆地走过。最大的纪念碑当属东岸纪念碑，用于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为了保卫包括纽约港等许多地区而牺牲在大西洋海域的4601名军
人。游客站在八块巨大的花岗岩石板前，端详着按不同军种区分后刻
在上面的名字。“我有个叔叔加入了海军陆战队，死在了太平洋，”
某天下午，一位中年女性说道，“我从不认识他，但近些年我看过他
的照片。我想他不在这里。太平洋，那是他阵亡的地方，不是大西
洋。”然后她摇了摇头，“这太他妈让人难过了。”她看了一眼所有
死去的美国青年的名字，然后走开了。一块标牌上写明，纪念碑由约
翰·F. 肯尼迪总统于1963年5月23日宣布落成。6个月后，他也死了。
炮台公园里还有其他纪念碑。其中有一块是专门向牺牲在工作岗
位上的无线电报务员致敬，包括一名随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报务员。还
有一块是挪威水手和商船船员送给美国人的礼物，当他们的祖国被纳
粹占领时，纽约是他们的根据地。展望花园中有很多玫瑰花丛，那是
为了纪念感染HIV病毒或死于它的人。距离渡轮码头不远的是1947年
设立的美国海岸警卫队纪念碑，展示的是两个年轻人正在帮助另一个
受重伤的人。纪念朝鲜战争则配上了一块黑色的方尖碑，又在光滑的
花岗岩上挖出了士兵的剪影并包裹上了不锈钢，这块纪念碑没有具体
的人形，看不到面部，象征着朝鲜战争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炮
台公园里甚至还有一块致敬救世军的纪念碑。
最具原创性的一块纪念碑位于A码头以南30英尺的水中。这是玛
丽索·埃斯科巴尔1991年设计的美国商船海员纪念碑，我在其他地方
都没见过这样的东西。这个纪念碑由铜和不锈钢制成，展现了一艘倾
斜的救生筏上的海员。一名海员跪在甲板上，第二名海员正大声呼喊
求救，第三名趴在救生筏上伸手去拉落水的人。营救人员的手距离落
水者只差不到1英寸。当港口处于漫潮时，落水者就会消失在水下。
这个简单的创意考虑到了每天的潮起潮落，使得雕像在生命的希望和
死亡的确定间不断切换。埃斯科巴尔说，有时候结局就是不美好。
某种程度上，最有震撼力、最出乎意料的纪念碑，就是在世贸中
心的广场上屹立了近30年，由德国雕刻家弗里茨·柯尼希制作的巨大球
体。这个球体在2001年9月11日被撞击、扭曲、撕裂，但没有被摧
毁。断裂的部分被重新组装在一起，展露着所有的伤痕，它前面的一
片土地上有一簇燃烧不息的火焰。数百名游客每天驻足于这个纽约象
征最可怕灾难的物体前，而这个纪念碑本身就是由过去和现在的多种
金属制作而成的合金作品。
大多数时候，炮台公园里满是漠不关心纪念碑的人。他们忙着过
年轻人的生活，为他人炫目的滑板动作惊呼。为了打动女孩，他们倒
立行走。他们抽烟，相互拥抱，互相抚摸，讲讲历史可达千年的谎
言。有时，他们甚至会一起趴在围栏上，眺望水面。
走在炮台公园，我知道自己脚下几乎都是垃圾填埋物。从17世纪
的荷兰人开始，整整23英亩的炮台公园都是人类填出来的。在修剪整
齐的草坪下，是公园的石质根基，其中有巨大的石块，有石堆，还有
小块的礁石。这么多年来，垃圾填埋物甚至填满了与如今被称为克林
顿城堡的红色砂岩城堡之间的空隙。这座位于离岸100码的小型人工
岛上的城堡建于1811年，大海起到了护城河的作用。当时殖民地与英
国的关系日趋紧张，战争一触即发，克林顿城堡属于保卫纽约港的防
卫体系的一环。但1812年的战争从未抵达纽约。不管是战争前后还是
战争期间，炮台公园始终保持着安宁状态。
不知怎的，当一天接近尾声时，这片区域也会充斥着悲伤。这里
缺少一块纪念碑，缺少本该纪念所有来这里应对不幸的无名女性的纪
念碑。在大航海时代，妻子们和爱人们经常来到这岸边，祈祷出海的
男人们能平安归来，但其中很多人再也没有回来。她们在这里等待奔
赴战场的男人。有时我能感受到她们的忧郁，仿佛能看到这些堕入风
尘之人的悲伤的鬼魂。当丈夫离开或死去后，她们被迫进入冷酷的世
界，做她们认为为了抚养孩子而不得不做的事情。那时慈善机构还不
发达，更不存在国家福利这个概念，市面上也几乎没有开放给女性的
工作机会。所以她们接受了污名与耻辱，相信上帝比伪善的世人更宽
容，无论什么天气，她们都会出现在炮台公园的树林中。在英国殖民
统治的117年里，她们在这里服务着军官、士兵和各式各样戴着假发
的大人物。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很多年后，她们仍然在这里。她们也应
当被人铭记。
如今，不管什么季节，游客都会聚集在这个简单而古老的圆形堡
垒周围，拿起地图和宣传册，或者购买游览门票。充满好奇心的游客
会了解到，在埃利斯岛投入使用前的1855年到1890年间，这个古老
的堡垒曾被用作移民入境中心；或者还会了解到，马戏大王P. T. 巴纳
姆1850年引介被誉为“瑞典夜莺”的珍妮·林德，在当时还被称为
“城堡花园”的克林顿城堡内进行了一场表演，轰动一时。我第一次
看到这个建筑是在1941年，那是它作为纽约水族馆的最后一年，鱿
鱼、鲨鱼和其他凶猛的深海生物曾经充塞于此。那一天，我的母亲同
样牵着我的手。
站在人行步道的某些位置，你可以看到韦拉扎诺海峡大桥。这是
纽约最后建成的一座大吊桥（1964年11月开放），如今被当作人工边
界标志，告诉那些抵达的船只它们已经进入纽约港，同时让离开的船
只知道它们正在远离奥兹国的母港。我坐过两个方向的跨大西洋轮
船，站在顶层甲板上，从桥下穿过时，会有一种对它触手可及的感
觉。这座大桥横跨1英里宽的纽约湾海峡，将长岛的布鲁克林部分与
斯塔腾岛连接在一起。小时候在战争期间，我被告知这条航道的水下
装有钢丝网，以防卑鄙的德国潜艇对我们的港口造成重大破坏。轮船
可以通过，但水下的潜艇无法通过。这个消息让我兴奋异常，布鲁克
林的汉密尔顿堡和斯塔腾岛的沃兹沃斯堡有对准大西洋的高射炮，还
有其他高射炮可以通过轨道推进到展望花园草地上方的山里，这些消
息都让我很激动。有一件事我们很确定：如果希特勒和戈林胆敢攻击
我们的港口及其服务的伟大城市，我们一定不会让他们逃脱惩罚。没
有人能逃脱惩罚。这是个港口，所有港口都很安全。至少我们是这么
认为的。
过了纽约湾海峡和海峡大桥后就是下湾，这又是一片大约100平
方英里的水域，连接着开放海域和港口。上湾和下湾属于一个系统，
而下湾与桑迪胡克湾相连，后者位于纽约湾海峡以南17英里处，是一
个弯曲的5英里长的沙嘴。几百年来，靠近纽约的水手看到桑迪胡克
后，都会沿着它那弯曲的形状随船入港。即便在今天的喷气机时代，
和城市中的街道相比，一些从事远洋航海的人反而更熟悉进出水道。
而且港口本身也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繁忙了起来。我们所在的是一个拥
有近30条轮渡航线的岛屿，使用的都是比已经消失的19世纪的轮船动
力更强劲的新船。游艇在航道上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站在炮台
公园，我看不见遥远的下湾，但有时，从遥远的大西洋天空中闪烁的
微光中，我却能感受到下湾的存在。
在炮台公园，我随时都能看到带着旧漆或满是灰尘的货船驶入港
口。它们穿过上湾的水面，左转进入新泽西州的码头，或者继续向
前，经过曼哈顿的尖角后进入北河，驶向奥尔巴尼或特洛伊。
我属于最后一代用“北河”这个旧称称呼哈德逊河下游的纽约
人。一个住在布鲁克林我们街对面的男人曾经在北河的一号码头干过
活。当我认识他时，一号码头早就没了，他和其他邻居当年每天清晨
都会前往各个码头乘坐班轮。那段时间，这座岛上共有75个码头，一
直延伸到第五十九街。如今，只有13个码头保留下来。小时候，当我
第一次听到用布鲁克林口音说出的“北河”时，以为他们说的是“零
河”(Nought River)，还好奇这条河怎么会有这样的名字。时至今
日，随着码头一个接一个地消失，“零河”这个名字终于显得恰如其
分了。至于北河，它穿过了整个曼哈顿，直到流过北部的塔潘齐大
桥，才成为老纽约人口中的“哈德逊河”。
后来我才知道，“北河”这个名字将我们与这座城市的最初岁月
连接在了一起。荷兰人赋予了这条河名字，不是因为它向北可以抵达
传说中（并不存在）那个通向亚洲的西北通道，而是因为早期的荷兰
殖民者集中开发两条主要河流。一条是特拉华河，他们称之为“南
河”；另一条就是气派的哈德逊河，这条河对他们在北部的新尼德兰
殖民地至关重要。按照大河的标准，北边的河并不长：从发源地阿迪
朗达克山脉算起，这条河的长度只有350英里。尽管如此，这仍是一
条了不起的河。地质学家告诉我们，哈德逊河与北河肯定在史前的冰
天雪地里被一个冰川切断过。冰川显然具有巨大的粉碎力量。当河流
流经曼哈顿时，冰川在泽西海岸一侧的帕利塞兹将陆地切割出了巨大
断崖，其深度接近60英尺。这条古河积蓄力量，流过纽约湾海峡，又
流淌了大约60英里，最后汇入大西洋。一些地质学家因此认为，在全
球海平面比现在低得多的年代，这条河可能更长、更深。
这里还有很多历史，可都不像这条河一样古老。有些历史无意间
揭示出了这座城市后来所具有的精神气质。当乔瓦尼·达·韦拉扎诺经过
50多天的海上航行，于1524年4月抵达纽约湾海峡时，他感觉到了水
下河流的能量和激流，以为港口会是个巨大的湖泊。韦拉扎诺是佛罗
伦萨人，从法国的迪耶普港出发那年，他三十八岁。作为三桅帆船
“王妃号”的船长，他受雇于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而弗朗索瓦一
世对佛罗伦萨人有着极高的敬意，还为晚年的艺术家、工程师列奥纳
多·达·芬奇提供了工作机会和庇护（达·芬奇于1519年去世）。王妃号
航行的目的本来是寻找那条虚无缥缈的、通向亚洲丝绸与香料之地的
“西北通道”，同时为法国夺取所有无人占领的土地。这两项任务韦
拉扎诺都没有完成，但他却成为第一个发现大港口的欧洲人。7月8
日，他向弗朗索瓦一世写了一份报告，描述自己看到的一切：
我们在一个优良锚位停锚，不了解入海口的情况，我们不会继续
驾驶帆船前进。因此，我们使用小船进入河流，发现河岸土地上住着
很多人，当地人……用不同颜色的鸟羽毛装饰自己。他们喜形于色地
接近我们，大声发出欣赏的呼喊。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韦拉扎诺文中提及的印第安人是莱纳佩人。
几年后，另一个来自地平线外的访客穿过了纽约湾海峡。这个人是埃
斯特万·戈麦斯，他是一名来自葡萄牙的黑人船长，在所谓的西北通道
寻找金银财宝。面对印第安人的热情好客，他的回应却是将57人抓
走，在里斯本的奴隶市场兜售。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再也没有
陌生人拜访这里的记录。一些遇到海难的水手可能到达过莱纳佩人的
土地，也许偶尔有皮毛交易商出现，可能也有向北或向南航行但搞不
清方向的旅行者。但总的来说，戈麦斯之后的80多年里，这片土地再
没出现其他新闻。到了1609年9月12日，一个名叫亨利·哈德逊的英国
水手驾驶名为“半月号”的荷兰船进入了港口。当地的印第安人又一
次表现出理所当然的友好态度。但哈德逊却将其中两人绑架，准备带
回阿姆斯特丹展览。当他抵达奥尔巴尼，发现河流变窄时，意识到根
本不存在什么西北通道，于是掉头返程。一名印第安人质死亡，另一
人逃脱，消息开始在曼阿哈塔岛上传开——不能信任白人。愤怒的印
第安人射出大量箭，哈德逊迅速离开了这片土地。
17世纪初的印第安人一定为自己那时的单纯感到后悔。这些曼哈
顿的第一代居民张开双臂欢迎陌生人，却为自己的天真付出了代价。
当他们的原始冲动被来自大洋对面的人重新激活时，已经是几百年后
的事了。
今天，靠在炮台公园的围栏上，我能看到我们居住的布鲁克林区
的连片屋脊。1944年，就在盟军登上法国奥马哈海滩后，在这里的左
侧，我从屋顶看到一栋栋高楼大厦组成的天际线亮起了灯。灯火管制
结束了！下一个要结束的就是战争！“那帮纳粹杂种要完蛋了！”我
父亲如是说。如果在我们住的地方安家，你就会知道，那些天际线属
于我们，夜复一夜，永远属于我们。
靠在围栏上，我的思绪总是将这部分炮台公园和布鲁克林的那部
分连在一起。这两个地方被水隔开，成千上万件小事将两个时代分
隔。有那么一瞬间——有的时候时间更长—我的脑海里全是1945年
我们赢得欧洲战场胜利后那个夏天的记忆。那个夏天是所谓“战后”
时代的开端，尽管这个时代直到8月中旬日本投降后才正式开始。而
我最生动的记忆，则是旧“玛丽皇后号”游轮驶进港口那天，雾笛的
声音、轮船的汽笛声，还有不断响起的教堂钟声。玛丽皇后号接回了
14526名打败了“纳粹杂种”的男人和女人。横渡大西洋时，他们睡
在船舱的地板上，睡在露天甲板上，或者睡在轮机房中。可谁在乎
呢，你活着打完了突出部之役、安齐奥战役或巴斯托涅战役，没有什
么比回家更重要的事了。
英国作家简·莫里斯在《曼哈顿45》中出色地再现了那一天，让我
想起了在自家房顶上看到的海军飞艇。它飘在巨大的游轮上方，经过
纽约湾海峡和阻挡纳粹潜艇的水下铁丝网，进入了上湾。玛丽皇后号
跟在后面，周围是由拖船、渔船和小型货船组成的船队。它们经过了
自由女神像，想必天堂都能听到纽约爆发出的吼叫。无数回家的士
兵，他们一定是很久以前远渡重洋，决心成为美国人的那些勇敢者的
子孙。我总觉得，有些士兵也在为那些老移民欢呼。港口充满欢乐、
庆祝和胜利的那天，距离我的十岁生日还差4天。和玛丽皇后号上的
人一样，我也觉得所有的战争都结束了。很少有人想到，未来这里还
会竖起新的、面向同一个港口的纪念碑；很少有人能想到，年轻的美
国人还会带着枪和国旗前往那么多地方。
随着荷兰贸易站变为荷兰人定居点，小村庄里很快按照定居者对
阿姆斯特丹的记忆，建起了带有三角斜顶的独特黄砖房。有些房子里
住着工匠和他们的学徒，有些住着有非洲奴隶服侍的有钱人。那里有
许多吵闹的酒馆，很多人用陶制烟斗吸着烟草，到处都有捣蛋鬼。街
道上满是泥巴，猪可以自由漫步。那里甚至还有几个风车。
大多数人都知道，为了抵挡不友善的原住民，荷兰人在他们小小
定居点的最高处建了一堵墙。当威胁过去、墙被拆掉后，那个地方就
成了“墙街”(Wall Street)——华尔街。我们知道，热爱运河的荷兰
人沿着百老街挖出了一条通向大海的运河，后来被占领这里的英国人
填平。我们知道，在寒冷的冬天，荷兰人会在今天钱伯斯街所在位置
的蓄水池上滑冰，后来也在开阔的郊野滑冰。比起维米尔或伦勃朗，
这个消失的村庄更值得让荷兰黄金时代的画家弗兰斯·哈尔斯画一幅
画。新阿姆斯特丹的荷兰人始终没能让画家把他们充满欢声笑语和叛
逆乐观精神的村庄记录下来。
那些荷兰定居者以及被他们说服一起前来的人，一定拥有超乎寻
常的孤独感，就像雷·布拉德伯里在他的《火星编年史》中描述的那种
孤独感。不管怎么说，从荷兰前往新阿姆斯特丹，平均需要4个半月
时间。除了建造的房子，没有什么给人熟悉感。他们在一片完全未知
的陌生大陆的一个边缘小岛上住了下来。无怪乎最初的几个冬天，他
们会躲在教堂和酒馆里抱团取暖。
可除了很久以前便设计好的街道，他们存在的其他物理证据早已
消失。火是消除痕迹最便捷的清洁剂。美国独立战争之初的那场大
火，烧毁了493间房屋（包括最初的三一教堂）。大部分是英国人的
房子，也有很多是荷兰人的。1835年的大火又烧毁了700多间房屋，
毁掉了剩余的一切。大火留下的遗迹就在如今摩天大楼的下方。即便
是主要靠奴隶建成的阿姆斯特丹堡，也就是彼得·施托伊弗桑特 彰显
权威、表达愤怒的地方，也早已变成了碎石，所在地的一部分如今已
经被大理石建成的巨大海关大楼占据。
荷兰小镇被抹平的过程中，唯一留下的例外是鲍灵格林这个小型
的三角形公园。尽管荷兰人和英国人都在这里打过保龄球，如今已不
再有人进行这项活动，但它仍是象征着纽约诞生的一块绿色标志，就
在百老汇大道的起点。那里的草地被铁栅栏保护着，而铁栅栏本身已
经和这个小公园一起，发生过太多的改变。这块三角地的面积曾经很
大，被早期定居者用作商品市场和牲口集市，也被用作新兵的训练
场。
偶尔也会有印第安人来到市集上参与交易。后来成为百老汇大道
的街道，由一条人流量很大的印第安小路改建而成。直到欧洲人抵达
美洲大陆后的20年，当地印第安原住民依然保持着夏天要从岛屿高处
或从长岛的居住地前往“曼阿哈塔”的习惯。当然，他们没有留下任
何书面记录，但都是人类学范畴内的莱纳佩人记录。其中一些是来自
长岛的卡纳西人，还有大本营位于如今韦斯切斯特的韦克奎斯基克
人，另有一些来自河西岸的马希坎人。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享受
着港口的馈赠：牡蛎与蛤蜊，龙虾与水龟，还有各种各样的鱼。有一
份研究估计，海湾和北河中覆盖着350平方英里的牡蛎苗床。海港中
偶尔能看到海豚，极少情况下，也能看到在桑迪胡克湾选错了方向而
误入的鲸鱼。在岛尖的东海岸靠垃圾填埋物扩展前，河畔能看到大量
牡蛎壳，有些是被入海口的水流冲刷到岸上，有些则是被度夏的莱纳
佩人留在了岸边。早期定居者后来将这些牡蛎壳夷平铺成了街道，又
被一个不知姓名的荷兰人讽刺性地命名为“珍珠街”。这个街名沿用
至今，基德船长在这条街上生活过，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也在
这里出生。
我们很难在早期荷兰人统治纽约的时代遗迹中找到珍珠。那时主
要的贸易商品是在北河上游的森林里收集的河狸皮毛，但数量不够，
无法创造利润。荷兰人没能如愿在可抵御欧洲寒冬的皮毛贸易上匹敌
俄罗斯，但在他们在北美定居点进行的某些活动却成了未来纽约人基
本生活的一部分。新阿姆斯特丹的基本任务，就是为西印度公司及其
董事和股东赚钱。这家公司（而非国王）指派董事，称他们为“总
督”，而新阿姆斯特丹早期的一些总督还怀揣私人目的。他们不是为
了宣讲基督教教义，也不是为了在他们眼里的野蛮人中创造现代文
明，他们就是为了发财。几乎从一开始，腐败就在公司里滋生蔓延。
如今站在鲍灵格林公园的铁栅栏边，我有时会想象心心念念做生
意的威廉·弗赫斯特向聚集在这里的朋友和熟人点头的样子。他是以西
印度公司名义管理这个贸易市场的第一任董事，或者说总督。弗赫斯
特的住所位于他下令修建的堡垒中，他没有画像流传下来，但一想到
哈尔斯和伦勃朗的画风，他在我的脑海中就变成了一个脖子粗壮、暴
躁、把手中权力用作武器的人。根据现存记载，他就是个恶棍兼酒
鬼。可更重要的是，在纽约的传说中，他还是一个极其狡猾的人。他
创造了纽约历史上已知的第一组“两套账”，一本是公司的账，一本
是自己的账。他在自己小小的，但不断变大的统治区内，不断给自己
行各种方便（主要是在房地产领域）。西印度公司终于回过神来，将
他召回后，用时年四十岁、生于德国、住在比利时瓦隆地区、讲法语
的彼得·米努伊特取代，后者用价值24美元的念珠和小装饰品“买下
了”曼阿哈塔，搞定了西印度公司对曼哈顿岛的所有权。我们几乎可
以确定这是一起双重诈骗，因为到访的卡纳西印第安人卖出了一个不
归他们所有的岛屿。米努伊特担任总督的时间只有13个月，但他的名
字却因为购买岛屿的行为而永远流传，这个成名原因和纽约极为相
配，不管怎么说，日后推动这座城市不断发展的，就是那些地产大
鳄。
在米努伊特之后管理这片土地的人，要么奸诈狡猾，要么愚不可
及，可谁都比不了浮夸的英国总督康伯里勋爵(1661—1723)。1702
年后，他喜欢穿着女性服装在堡垒中游荡，还让人把自己画成安妮女
王的模样。1647年，集人性优劣于一身的彼得·施托伊弗桑特抵达了
纽约：他是勇敢的士兵，也是强硬的指挥官，他的假腿外镀着一层
银，他意志坚定、铁石心肠，也相当固执偏狭。他似乎永远皱着眉
头，他因为人性弱点而暴怒的故事颇有传奇性。三十七岁的施托伊弗
桑特抵达新阿姆斯特丹时，原本预计在这里停留3年，但最终生活了
15年。即便英国人在1664年夺取了这座城市，即便他自己的儿子和大
多数市民一起敦促他不要抵抗英军，施托伊弗桑特还是没有放弃。他
撤退到了自己位于岛屿东部的大农场，最后被埋葬在了农场圣马可教
堂，这个教堂的一部分被用作农场的小礼拜堂。农场圣马可教堂位于
第二大道和东城第十街，多少年来，穷孩子们总想洗劫墓地，偷走施
托伊弗桑特的银腿，但都没能成功。（其中一个孩子还是20世纪40年
代的中量级拳王洛基·格拉齐亚诺。）施托伊弗桑特显然会把这样的探
险视为人类罪恶的额外证据。但1672年死后，施托伊弗桑特却成了永
远的纽约人，他的遗骨永远留在了曼哈顿岛。某种程度上说，他对这
座岛满是狂躁之爱，甚至比生养了自己的祖国还要深。
今天，施托伊弗桑特死后300多年，他的名字和形象彻底融入了
曼哈顿。人们用他的名字为曼哈顿最好的公立高中命名，东城一片建
于1943年、占地18个街区的公房区，也用了他的名字。这个名字出现
在公寓楼上，至少还有一个公共广场、一家花店和一家燃油器公司也
使用了他的名字。
我们找不到与施托伊弗桑特那些腐败的前任有关的公共记录，他
们也没有回忆录。他们理应拥有这些记录，因为他们的经历一定程度
上也属于纽约历史的一部分。
现在的鲍灵格林是一个安静的秘密花园。我们很难想象，荷兰人
曾经在这里聊天、吸烟、打保龄球。栅栏外，在容纳了这个小公园的
行人安全岛的北端，矗立着一座愤怒公牛的雕像，弯曲的牛角向北，
对着看不见的华尔街。3.5吨重的公牛是雕塑家阿尔图罗·迪莫迪卡的
作品，由多梅尼科·拉涅里浇铸而成。1989年时，没有任何机构或个
人委托，这座16英尺长的雕塑就这样出现在了纽约证交所门前的一棵
圣诞树下。市政公园管理部门后来将雕像移到了现在的位置，它似乎
将永远留存在资本主义之都的心脏位置。原因很简单：纽约人和游客
都喜欢。不管下着大雨还是艳阳高照，每天都有成群结队抱着牛头、
让朋友拍照的游客。在雕像的尾部，总有十来岁的女孩站在公牛巨大
的睾丸边合影，这对睾丸如今已经被成千上万双热情的手摸得油光锃
亮。起初，合影的女孩们总是发出咯咯的笑声。后来，她们的笑声变
得更加顽皮。有时还会爆发出大笑。一天下午，我看到4个法国修女
就像十来岁的女孩那样摆着姿势，第五名修女用数码相机记录下了她
们的身影。显然，在曼哈顿，没有哪个雕像能像公牛那样给陌生人带
去如此多的快乐。
迪莫迪卡创作的公牛背朝鲍灵格林秘密花园。栅栏内摆着表面光
滑的桌子和板条椅，也有长椅供独自一人的游客坐着看书，还可以看
到大批游客跟在拿着黄色球拍或美国国旗的导游身后。很久以前的一
个夏天，我看到3个流浪汉围着一个棋盘吵了起来，他们的嘴里时不
时喷出脏话。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独自享受地吃着甜筒冰淇淋，还有
一个人静静地站在汨汨流水的喷泉边，一直盯着水面。
一个名叫理查德·休伊特的老人说：“我来这里，是因为我待在这
里时什么事也不会发生。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
栅栏上的一个标牌解释道，这片绿地1733年根据英国法律被租用
为官方草地保龄球场（租金为一年一颗胡椒粒），栅栏设立于1771
年。最初，栅栏的每一个尖角上都装了一个复刻的英国王冠。但在
1776年7月9日这天，当“自由之子”社和其他年轻美国人在如今的市
政厅公园听到《独立宣言》的宣讲后（这份宣言5天前在费城签
署），一群人来到了公园，搞了一些破坏。他们爱国热情的主要发泄
目标，是一座矗立了7年的乔治三世镀金骑马雕像，也就是“英国疯
王”的雕像。它的设计灵感来源于罗马著名的马可·奥勒留雕像。那伙
人不在乎任何伟大的祖先。他们把乔治三世的金属像从大理石底座上
掀了下来，用木棍和斧头敲打，砍下了雕像的头。目击者表示，现场
没有胜利的呼喊，也没有人唱革命歌曲，捣毁雕像全靠人力。历史学
家罗德曼·吉尔伯特表示，有些爱国者用小车把雕像碎片运到了远处藏
匿（几乎可以确定是在康涅狄格州），把4000磅重的雕像融化成
42088颗子弹。在吉尔伯特1963年出版的《炮台》中，他并没有说明
是谁计算出了这个数字。但我们知道，被砸扁的雕像头出现在了名叫
“金斯布里奇”的小酒馆，没过多久，这个小酒馆就被英国士兵占领
了。安全起见，这个头像曾被临时埋在地下，随后被挖出来送回英
国，作为美国人暴行的证据向英国人进行展示。雕像上的马尾和其他
三块碎片于1871年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农场被发现，如今陈列在纽约
历史协会博物馆中展览。
那伙人也掰下了鲍灵格林栅栏尖顶上的所有王冠。栅栏倒是幸存
了下来，可经过两个多世纪，也没人找到那些遗失的王冠。
从这个小公园的入口处，游客向南可以看到港口和大海，几百英
尺外还有一栋非常漂亮的建筑，它的正式名称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
国海关大楼。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里变成了美国印第安人国家博
物馆乔治·古斯塔夫·海伊中心，其中保存了大量珍贵藏品，还有一个很
漂亮的书店。绝大多数纽约人都简称它为“海关大楼”。
设计这栋建筑的是卡斯·吉尔伯特，出身于中西部地区的他是纽约
最优秀的建筑师之一（他最优秀的作品就是1913年建成的伍尔沃斯大
厦）。在周边尽是高楼大厦的街区中，海关大楼只有7层，但吉尔伯
特富于法国学院派艺术风格的设计却让这个建筑拥有了恒久的力量
感。吉尔伯特被称为“现代传统主义者”，他在建筑外观上采用了传
统欧洲建筑风格，内部却使用了大量先进技术，包括使用钢制框架，
后来也用上了电梯。与20世纪中叶纽约主流的、受包豪斯风格影响的
简约主义不同，这是一栋值得欣赏、研究甚至阅读的建筑。吉尔伯特
想要取悦客户、自己，以及在夏日午后散步的纽约人。他成功做到
了。
这栋建筑的外部石材是暗灰色的缅因花岗岩，整栋建筑配有44个
科林斯式圆形石柱。建筑前方摆放着4个由丹尼尔·切斯特·弗伦奇打造
的石灰岩雕塑，分别代表亚洲、美洲、欧洲和非洲，与颜色更暗的建
筑形成了鲜明对比。正门入口上方较小的雕像，则是向20世纪早期人
们心目中全球最伟大的贸易国家致敬：希腊、罗马、腓尼基、热那
亚、威尼斯、西班牙、荷兰、葡萄牙、丹麦、德国、英国和法国。显
然，这个建筑被设计为实用建筑（吉尔伯特的任务之一，就是为越来
越多的行政文件打造储存空间），但也被看作具有纪念贸易功能的历
史建筑。也就是说，这就是一座纪念碑，用来展现纽约港口蓬勃发展
的胜利精神。
如今，游客可以走上这栋建筑于1907年开放时就存在的宽大楼
梯，呼吸港口带有咸味的空气，或者向北远望百老汇。楼内有一个椭
圆形大厅，长135英尺，穹顶距离地面约85英尺。大理石的石柱和马
赛克地板给楼内的房间增添了感官上的奢华和愉悦，以及近乎幽灵般
的回声。墙上用湿壁画技法创作的壁画，是雷金纳德·马什1937年的
作品。上世纪20年代初，马什是小报《纽约每日新闻》的插画艺术
家，但他放弃了新闻工作，开始为纽约的地铁、舞厅和娱乐秀场绘制
壁画。面对高大且未加装饰的墙壁——8个水平空间、8个垂直空间—
他肯定明白大多数纽约人的共识：港口就是一切。艺术史学家劳埃德·
古德里奇这样描述马什的做法：
对于大空间所要展现的主题，他选择呈现一艘远洋班轮抵达纽约
的8个连续阶段：班轮经过安布罗斯号灯塔船；接引航员上船；遇到
海岸警卫队巡逻艇；行政人员登船；路过自由女神像；甲板上，媒体
正在迎接一个女明星（大概是葛丽泰·嘉宝）；拖船将班轮拖至船埠；
最后，在码头卸货。这就是一部现代史诗，既真实又传奇，故事展开
得非常清晰，且合乎逻辑，又非常适合这座建筑的气质。
马什将当年的场景“凝结”在了1937年的这些壁画中，这正是它
们今天具有如此强大怀旧感的原因。在纽约，“现在”变成“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