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夏末，一个明亮的周六下午，凉爽的微风从港口吹到了百
老汇大道。在西侧的路边人行道上，我俯视着华尔街的斜坡，入口处
设置了难看的混凝土路障，用来防止恐怖分子袭击。我能看到暗色的
东河在远处。和我一起站在人行道上的，是一个推着小车叫卖热狗和
烤坚果的中东人，车上带着遮阳伞。10英尺外，另一个人在兜售印有
纽约标志的运动衫。两个人用阿拉伯语聊天时，刚刚参观完世贸中心
遗址的游客从他们身边走过。向下城走上几码，在面朝雷克特街、背
对地铁入口的地方，一个非洲人卖着手提包和手表。
我的大脑里浮现出了曾经走过这条路的人：那些姿态矫揉造作的
贵族，比如约翰·亚当斯和伊迪斯·华顿这样的社会名流；19世纪初那
些消失了的富商，比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他的死敌阿伦·伯尔；还有
技工和他们的学徒，奴隶和自由人。我试着想象了一番消失的荷兰小
镇。除了一些遗迹外，那个时代还留下了一些词，比如老板(boss)和
门廊(stoop)。前面提过，早年间荷兰的那些老板们确立了纽约历史悠
久的腐败传统。其中最有名的老板彼得·施托伊弗桑特偏执地向人性弱
点发起了一场战争，最后自然以失败告终，但这也确立了纽约的另一
项传统。不过，荷兰人还是留下一个连施托伊弗桑特也无法摧毁的不
朽遗产，那便是宽容精神。
“宽容”这份遗产并非由不切实际的荷兰空想家们创造。出于荷
兰人的实用主义精神，17世纪的尼德兰是欧洲对宗教最宽容的国家。
天堂可以等等再说，重要的是今天、这一周或者今年有钱赚。反过
来，这又意味着，每个人都在国家事业中分有一杯羹。当施托伊弗桑
特想把犹太难民驱逐出新阿姆斯特丹时，荷兰大本营里真正的老板，
也就是荷兰西印度公司的董事告诉他：别想了，我们的董事会里有犹
太人。宽容不只是理想主义，也是门好生意。
绝大多数荷兰人曾驻扎于此的物理证据，都在1778年和1835年
的大火中消失殆尽。时间也改变了其他事物。在英国统治的117年
里，老一代荷兰家庭慢慢与英国征服者融合，形成了纽约第一代“融
合后裔”，1809年，华盛顿·欧文给这些人起了个名字：灯笼裤佬
(knickerbocker)。从整体上看，盎格鲁——荷兰人既傲慢又自负，社
交生活局限又矫揉，他们总是小心谨慎地在公众场合展现自己的贵族
价值。欧文在《一段纽约历史：从世界的开始到荷兰王朝的终结》这
本书中用这个词取笑他们，但它却被保留了下来，连被取笑的对象都
接纳了这种说法。每当想到像帕特里克·尤因、拉特里尔·斯普雷维尔和
斯蒂芬·马布里如今也被称为灯笼裤佬，我就会感到振奋。
老灯笼裤佬也有属于他们的怀旧情感：乘坐由奴隶驾驶的豪华马
车，坐在闪烁着烛光的乔治亚风格的宴会厅里，或在周日早上的礼拜
场所调情。可没有什么能永远持续。鲍灵格林越来越小，变得更像公
园，而不是能打保龄球的地方。对面漂亮的乔治亚——联邦风格的房
屋变成了做生意的门面房，业务几乎都与港口的生意有关。华尔街面
朝东河方向的斜坡上，精美的私人房屋变成了会计事务所、证券经纪
公司和保险公司，后来又变成了摩天大楼。位于河边的华尔街尽头，
则是一个奴隶市场。这也属于港口业务，绝大多数显赫的灯笼裤佬家
族都曾毫无羞耻地参与过这项活动。很多人说服自己，上帝允许他们
这么做。而大多数人则根本不在乎。这就是纽约，一个由金钱统治的
地方。
今天沿着百老汇大道向北散步时，我和往常一样，在三一教堂停
了下来。这天不是截稿日，我也没有约人见面，可以让自己稍微沉浸
在这个人类奇迹中一段时间。我不是一个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人，但
总会被三一教堂，被这片耸立着如此哥特式奇观的土地打动。很难想
象没有三一教堂的纽约会是什么样。连它的位置都在表明这座城市的
根源：三一教堂面对华尔街，象征性地创造出了上帝与财富交汇的十
字路口。
我走进大门，走进围墙内，从左侧进入教堂的庭院。我径直走向
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墓地的纪念碑前。上世纪60年代初的几年里，每
当午夜走出地铁站，沿着雷克特街走去西街工作时，我总会路过这个
纪念碑，心里总会想起这个人。我几乎肯定会投票反对汉密尔顿和他
那个“美国需要贵族统治”的观点，但我仍然珍视他这个人。1801
年，他和几个政治同盟一起创办了《纽约邮报》。1960年，我成了这
份报纸的记者，从而开启了自己的成年生活。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
我对历史极其无知，包括那些和我的生活存在关联的历史。但我至少
知道感谢汉密尔顿创办了这份报纸，至今仍在心存谢意。
汉密尔顿纪念碑呈金字塔状，金字塔的底座附有4个石灯，表面
刻着文字和日期，聊表1765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汉密尔顿复杂的一
生。纪念碑下埋葬着汉密尔顿的妻子伊丽莎白，作为菲利普·斯凯勒的
女儿，伊丽莎白当然属于纽约上流社会。对比两个坟墓的日期我们就
会发现，1804年，当汉密尔顿因为在北河对岸的新泽西州威霍肯愚蠢
地选择与阿伦·伯尔决斗，并受枪伤死亡后，伊丽莎白还活了近50年。
曾经的伊丽莎白·斯凯勒肯定听说过自己那英俊丈夫的出轨传闻，不管
这些是真事还是谣言，她最终还是安葬在三一教堂墓园中丈夫的旁
边。
右手边是罗伯特·富尔顿的坟墓，去世于1815年的他没能看到自
己开发的北河汽船，即后来的克莱蒙特汽船为纽约带来的巨大改变。
作为首个成功投入商用的蒸汽动力船舶，这艘汽船1807年从科兰特街
的尽头出发，用时32小时抵达奥尔巴尼，创下纪录。纽约当时的大部
分水上贸易集中在东河的南街。因为港口带来的潮水和盐分，所以河
水（或河口）基本不会结冰，船长们也想避开沿着北河吹来的强劲北
风或西风。富尔顿的客运汽船改变了水上贸易全局，逐渐赢得认可，
最终在19世纪后半的几十年里取得巨大成功。小小的汽船为北河打开
了贸易和发展的大门。发明汽船前，作为来自基尔肯尼的爱尔兰移民
之子，富尔顿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才华横溢的画家，他在巴黎成为美
国侨民本杰明·委斯特的学生，后者则是世纪之交最重要的画家之一。
富尔顿的纪念碑上是一个以他的自画像为参照雕刻的浅浮雕。但富尔
顿的遗骨没有埋在纪念碑下方，而是存放在利文斯顿家族的地下墓室
里。他的妻子哈莉特是利文斯顿家族成员，“克莱蒙特”则是家族在
哈德逊河谷房产登记的名字。
如今，这些墓碑、纪念碑和三一教堂一样，已经成为历史的见
证。最早的墓园位于教堂北边，1697年被授予教区。第二个墓园，也
就是汉密尔顿和富尔顿纪念碑的所在地，于1705年并入教堂。北边庭
院的大部分空间被一块1852年竖立的褐砂石哥特式纪念碑占据，这是
为了纪念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在三一教堂北部两条街外的糖厂——现
在被称为自由街的地方—死去的数百名被英军俘虏的美国人。北边和
南边的庭院中据说一共有1907座坟墓，教堂里还有私人地下墓穴。和
所有墓园一样，我们能够从中读出死亡和消失，也能看到纽约城的历
史和变迁。
因为时间和天气，墓碑上的很多名字和去世日期已经变得模糊不
清，还有一些墓碑在1776年摧毁第一个三一教堂的大火中被烧得焦
黑。有些“永久居民”在世时声名显赫，因为留存于人们的记忆而被
熟知。北院中埋有威廉·布雷德福的遗骨，他从1693年开始在汉诺威
广场做印刷工，并在1752年创办了纽约的第一份报纸——《纽约公
报》。布雷德福活到九十二岁。同样埋葬在这里的还有弗朗西斯·刘易
斯，他也是唯一一个葬于曼哈顿的《独立宣言》签署人。他在独立战
争中几乎失去了一切，如今因为皇后区以他名字命名的大道而被人知
晓。曾两次担任财政部长的艾伯特·加勒廷也安息在这里，他在托马斯·
杰斐逊担任总统期间稳固了美国的财政制度，并协助制定了终结1812
年战争的协定。加勒廷还是纽约大学的创始人。某种程度上说，他们
都是纽约这个大熔炉的样本。布雷德福从英国移民到纽约，刘易斯出
生在威尔士，加勒廷则从瑞士移民至此。
可除了汉密尔顿和富尔顿这两个例外，即便有墓碑上的名字依然
清晰可见，它们的主人也和那些名字已经被抹去的人一样被遗忘了。
其中很多是孩子，他们在一座那时还供水不足、完全没有下水道系统
的城市里，在一座野狗和自由奔跑的猪争抢垃圾的城市里，夭亡于霍
乱、天花、黄热病。那些有钱在三一教堂租用私人长椅的社会名流则
想尽办法，让自己和孩子免受上述危险。但有些墓碑告诉我们，没有
人是真正安全的。
三一教堂本身也蕴含着丰富的纽约历史，它就像这座城市一样不
屈不挠。我算不上有宗教信仰的人，可这些年来，随着越来越多地了
解历史，我也越来越珍视这个地方。第一间三一教堂在1697年得到英
王威廉三世的许可，成为英格兰教会的一部分。有意思的是，威廉三
世是从荷兰“进口”的英国国王。为了把权力攥在手里，英国人坚持
政教合一。第二年，这片土地上建起了第一间略呈方形的小教堂，建
造教堂的过程得到了威廉·基德船长的帮助，借出了滑轮组的他于
1701年因海盗罪在伦敦被绞死。基德可不是最后一个友人坚称其是被
陷害的纽约人。
三一教堂的未来在1705年得到了真正的保障，安妮女王在那一年
拨赠了一片土地作为“教堂农场”。这片土地从百老汇大道一直延伸
到北河，范围在后来的富尔顿街与现在位于西边的格林威治村的克里
斯托弗街之间。在那个年代，如此大面积的土地赠予并不少见。荷兰
人向人脉宽广的资助人授予了大片土地，而精明的英国占领者认可了
这些安排。英国人明白，新阿姆斯特丹是一家公司的前哨，而不是一
个国家，因此不受国家义务的束缚。他们让荷兰定居者融入了重新命
名为“纽约”（新约克）的殖民地生活。
身在伦敦的英国国王也明白，遥远的殖民地需要能将其与母国永
远联系在一起的机构。三一教堂被选中，成了这样的机构之一。授予
许可的目标，显然是为了确保英格兰教会的统治地位，尽管远在1705
年的伦敦，所谓授予许可不过是地图上的投机游戏，就像现在分发火
星的土地一样。
可那片土地，也就是三一教堂的世俗财产，它的作用就是确保三
一教堂在纽约这座独立战争后教堂不断出现又消失，通常变成一堆碎
石，为银行和证券公司让路的城市里能够存活下来。连教堂的墓园都
是由财富铺就的。随着城市以华尔街下方的小村庄为起点开始扩张，
教堂的土地变得越来越值钱（如今价值可达几十亿美元）。这给三一
教堂带去了安全感，使之从未被卷入新教徒与后来抵达美国的爱尔兰
及德国天主教徒之间的狂热宗教纷争中。这些纷争有时甚至致命。三
一教堂善良的牧师们从动乱与灾难中学会了耐心的美德。当三一教堂
在1776年的大火中被烧成灰烬时，牧师们毫不怀疑，只要独立战争结
束，他们就能尽快重建教堂。在剧烈动荡的独立战争期间，三一教堂
始终对英国国王保持忠诚。作为英格兰教会的一部分，它别无选择。
但三一教堂的会众间却不存在统一观点。有些盎格鲁人不再出现在租
用的教堂长椅上，而是加入了独立军。其他人则留了下来，坚信反叛
者一定会被击溃，生活将恢复正常。可在一场革命中，没有什么是正
常的。1783年，三一教堂的很多保守派教徒，包括牧师，纷纷离开纽
约回到英格兰，或者前往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
被毁掉的教堂得到了重建。建设期间，大部分教徒前往圣保罗教
堂礼拜，这间开设于1766年的教堂属于三一教堂的分堂，位于百老汇
大道三一教堂以北5个街区的地方。当乔治·华盛顿在1789年举行就职
典礼成为总统时，他从联邦大厅走到了圣保罗教堂，那里有一个专门
致敬他的长椅。这个长椅现在可能还留在那里。华盛顿在历史性的那
天选择圣保罗教堂的原因很简单：新的三一教堂直到第二年才建成。
不过圣保罗教堂简单的装饰，却很适合代表着共和价值观的总统。圣
保罗教堂如今仍是曼哈顿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最古老的建筑。2001年
9月11日后，这座教堂带着巨大的荣誉感为整个城市提供服务，他们
为数百名搜救人员和工人提供食品饮料和休息空间，教堂的栅栏上还
装饰着数千条告示，那些是来到下城寻找下落不明的亲人、朋友、爱
人的人留下的，但也有人只是为了哀悼。圣保罗教堂比三一教堂见证
了更久的历史。
我们可以在旧版画里看到1790年的三一教堂，它那200英尺高的
尖顶比视野中的任何建筑都要高。然而，第二座三一教堂的结构则存
在瑕疵。1839年，教堂的屋顶因为一场大雪而严重受损。牧师及其顾
问仔细研究了问题后决定，更合理的选择是拆掉教堂重建，而不是修
补。这一次，他们聘请了年轻的设计师理查德·厄普约翰，他小时候从
英国移居到美国，曾经做过细木工。他完美完工。
今天如果面对三一教堂站立，这个由理查德·厄普约翰设计的褐砂
石教堂会带给你一种沉静的高贵感。教堂的塔楼高284英尺，自1846
年1月的祝圣仪式后，这座塔楼想必将一种当时还没能得到普遍认可
的建筑模式强行塞进了纽约的想象中。这座教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地表明，伟大的建筑定能改变天空的景色。
教堂的基石放置于1841年。接下来的5年里，厄普约翰亲自监督
整个工程，教堂举办祝圣仪式时他也在场。建造教堂的花费为9万美
元，相当于今天的190万美元。厄普约翰使用的是采自新泽西的褐砂
石，但这些石头却没有呈现出纽约现存的很多褐砂石建筑那样的巧克
力色。三一教堂的外立面若隐若现着一层玫瑰色，在清晨阳光照耀华
尔街时最为明亮。即便教堂如今在周围摩天大楼的衬托下显得矮小了
许多，但它仍给人一种凤凰涅槃般的胜利和新生，能让人获得恒久的
信念。
我和一群人一起等着进入教堂，用手摸着三一教堂的铜制大门。
那天很暖和，但门却是凉的。三一教堂的大门模仿的是吉贝尔蒂为佛
罗伦萨圣若望洗礼堂设计、后来被大量效法的著名大门。三一教堂的
这些门是1896年新增的，设计师是理查·莫里斯·亨特，他颇受上城区
那些喜欢纽波特和第五大道大别墅的暴发户青睐。亨特选择了圣经中
的常用场景，并把制造任务分别交给负责大门的雕刻师卡尔·比特、负
责右门的J. 马西·兰德和负责左门的查尔斯·H. 尼豪斯。比特是奥地利
移民，也负责雕刻大军团广场上正对广场酒店的普利策喷泉的雕像。
那天晚上，比特为普利策喷泉的铜像做完黏土模型，离开大都会歌剧
院时，被一辆出租车撞上而身亡。在纽约，艺术家已经学会不要期待
掌声。
花钱订制这些门的是威廉·华尔道夫·阿斯特(1848—1919)，用来
纪念自己的父亲约翰·雅各布·阿斯特三世，后者直到1890年去世时都
被阿斯特家族称为“小阿斯特”。第一代约翰·雅各布·阿斯特是来自德
国的移民，他并非三一教堂的常客，尽管信仰路德宗，但也不算传统
意义上的教徒。不过他在掌管教堂及其资产的人中却异常有名。
自1784年二十岁那年移民美国后，阿斯特开始了相当特别的一
生：他卖过乐器，还曾是冷酷的皮毛商人，靠战争发过财，也在和中
国的贸易中贩过鸦片。但一桩涉及三一教堂的生意，却让他找到了真
正适合自己的职业，而这又牵涉到一个围绕墓园阴魂不散的人——阿
伦·伯尔。和伯尔有关的故事就没那么简单了。1767年，英军驻北美
的总司令亚伯拉罕·莫蒂尔和三一教堂达成一份协议，租借北河沿岸
465英亩的土地，其中包括今天格林威治村的一部分。对莫蒂尔来
说，那是一份完美的协议：土地租金为每年269美元，为期99年。以
世俗权力的立场与教会打交道是一件美妙的事。在那片面对北河的土
地上，莫蒂尔在今天的国王街、瓦里克街、查尔顿街和麦克道格街之
间的地方，建起了名为里士满希尔的豪宅。独立战争爆发后，莫蒂尔
离开了纽约。1790年，伯尔买下了这份租约。他用一种奢华的总统式
风格管理着里士满希尔（尽管他竞选总统始终没有成功），来到这里
的客人形形色色，既有詹姆斯·麦迪逊和托马斯·杰斐逊，也有最终被他
送到三一教堂墓园里的死对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没有记录表明约翰·
雅各布·阿斯特参加过那些宴会活动，但伯尔和阿斯特在面积虽小却不
断扩张的纽约城中彼此认识。在那个年代，纽约还是一座用脚就能丈
量的城市。
1802年，伯尔在托马斯·杰斐逊任职总统期间担任副总统，那时
的他极度缺钱。伯尔和阿斯特达成协议，以62500美元的价格卖出了
莫蒂尔的租约。这份租约的到期时间为1866年5月1日，阿斯特将土地
拆分为至少241块区域，还给那些从他手里分租土地的人设置了特别
条款。租客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土地21年，在那之后，他们必须
重新签订租约，否则阿斯特就会收回土地。如果租客不幸破产，阿斯
特就会拿走一切。
阿斯特那时知道，城市肯定会向北扩张，而且有了“莫蒂尔——
伯尔”租约后，他开始在城市边界外购买土地。阿斯特眼光独到，还
极有耐心。除了1830年在市政厅公园对面的街上建了一栋极其难看的
阿斯特酒店外，他几乎没有自行建造过任何东西。在其他全部产业
中，阿斯特都只是持有土地并让对方支付租金。纽约城市命运的每次
重大变化都在帮他的忙：1824年城市街道第一次用上煤气灯（等于延
长了纽约的白天）；1825年伊利运河开通（使得城市贸易量和人口仅
仅几年时间就实现了翻倍）；19世纪30年代初市下城发生霍乱疫情，
还有1835年那场毁灭性的大火。污秽而拥挤的下城区让人无法忍受，
人们开始向北移居至格林威治村乃至更远的地方。19世纪30年代马拉
公车的发明，使得一些住在北边的纽约人可以前往位于下城的办公室
工作。
就这样，纽约人第一次经历了生活区域和工作区域不在同一个地
点 的 情 况 。 华 尔 街 住 的 大 多 是 男 性 。 私 人 酒 吧 大 量 出 现 ， 餐 馆
(restaurant)——这一叫法源自法国—也开始出现在街头，为饥肠辘
辘的股票经纪人、会计和保险公司员工提供服务。新的人行通道上也
开始出现某种版本的快餐，食材都来自港口，比如搭配各种调味汁的
牡蛎、蛤蜊、鱼和（来自长岛的）玉米，有的只配黄油和盐，有的则
加入红辣椒调味料。烹饪这些快餐的，大部分是非洲裔女性。
1834年时，阿斯特已经放弃了大多数其他产业，把精力集中在曼
哈顿的房地产上，很快就成为美国最富有的公民。他是美国第一个收
入百万的人，也是第一个身家超过百万的人。他晚年曾说：“如果我
能重新活一次，如果知道现在所知的一切，还有钱去投资，我会买下
曼哈顿岛上的每一寸土地。”多亏了绝望的阿伦·伯尔，阿斯特发现了
纽约的真正信仰，那就是房地产。
从这个角度说，约翰·雅各布·阿斯特才是纽约真正的创建人。而掌
管三一教堂的人，想必都会带着世俗的愤怒与嫉妒看待他。
走进三一教堂，我就沉浸在了宁静、美丽且有庇护感的氛围中。
这座建筑高挑的房顶，配上缄默的维梅尔式的灯光，还有古典音乐那
种离散式的声响，都给人一种时空停滞的感觉。尽管纽约崇尚时间就
是金钱，时钟却在此停摆。在这里，那种匆匆忙忙、横冲直撞、马力
全开的华尔街气息被抛诸脑后。这座教堂仿佛有一种经由建筑师的远
见塑造出的封闭的智慧，将游客带入其中，把世界留在外面。
事实上，这座教堂给人一种中世纪的感觉，让人想起宗教改革和
反宗教改革前，欧洲出现宗教裁判所和宗教屠杀前的那段日子。在中
世纪的欧洲，教会统合并引导着整个社会，权威超过任何个人、商人
或国王。至少教会是这么认为的。我猜，这就是三一教堂让我感受到
天主教氛围的原因，简约与奢华并存。游客不管有着怎样的宗教信
仰，即便是无神论者，也能从三一教堂获得一种独特的、轻声细语般
的亲近感。
就在大门里面，也就是靠墙成排摆放宣传册和书的地方，有一本
供游客签名的留言簿。我签了名。我前面的三个名字分别来自西雅
图、俄亥俄州米德尔斯堡和墨西哥的雷诺萨。大约20名游客坐在靠近
祭坛的长椅上，他们都遵守禁令，未使用手机。每一条精心打磨过的
长椅边都有赞美诗集，天鹅绒垫子可以让陌生人轻松地独坐一旁。柱
子上的标识表明，下一次礼拜仪式使用的赞美诗分别是第423、567和
493首。祭坛左边的小讲台挂着一面写有“1696”的横幅，也就是第
一座三一教堂建立的年份。尽管人类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但横幅上
的那个日期也在提醒我们，时间自身的漫长。
彩绘玻璃窗更能让人感受到天主教那种巨大的空间感及强烈的延
续感。为最大限度突出威严感，祭坛被放在了高处，上面装饰着被钉
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和使徒的雕像。我们在数不清的教堂里见过这样的
场景，而它们有着很明确的暗示意义：都是让人熟悉的天主教信仰的
象征。它们表达的是一个不存在教派分裂的世界。欧洲的很多教堂，
包括梵蒂冈的教堂中是否存在更大、更深刻或者更吓人的相同场景，
这并不重要。三一教堂里的很多画像给人早期文艺复兴的感觉，也就
是巴洛克风格成为主流前的风格。那些窗户、绘画和雕像算不上高雅
艺术，可19世纪40年代的设计者追求的却不是高雅艺术，而是表达永
恒的信仰。
这里有头戴主教冠的老年男性雕像，看起来非常像教皇；许愿蜡
烛燃起的烟雾在空中袅袅散开；教堂里还有一尊圣母马利亚的木雕
像，地板上是留有明显使用痕迹的石灰石。不信教的人也能怀着赞叹
之情欣赏眼前的一切，心里默默为工匠的手艺喝彩的同时，并不会产
生皈依宗教的迫切想法。
有时我会独自一人坐在教堂里，幻想自己在其他人人生中的模
样。我和艾伯特·加勒廷坐在一起，他几分钟后就会起身离开，拜访朋
友约翰·雅各布·阿斯特，严正拒绝了对方送出的钱。说法语的瑞士人加
勒廷用英语和德国移民阿斯特聊着天，英语是所有纽约移民的通用
语。我想象坐在后排的伯尔计算到场人数的样子，想象自己看到了利
文斯顿家族、范·伦斯勒家族和布雷沃特家族的人。一次又一次，我看
到了乔治·坦普顿·斯特朗。
斯特朗是最伟大的纽约人之一，但这并非表示他是一个完美的
人。斯特朗生于1820年，1838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一生都在做
执业律师。他能演奏，也热爱音乐。后来他成为三一教堂的教区委
员。美国内战期间，他加入美国环境卫生委员会，协助挽救了几千名
军人和平民的生命。斯特朗去世于1875年，被埋葬在三一教堂的墓园
中。
以上简单描述，无法反映斯特朗留给后世的恒久价值。从青少年
时代开始，斯特朗就有写日记的习惯，最终字数超过了200万。从他
的日记，以及由菲利普·霍恩保留下的短篇日记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
能触摸到我们心目中的那个19世纪曼哈顿。斯特朗的日记大部分仍未
出版（很可悲），但在1952年由历史学家阿伦·内文斯整理的四卷删
节本首次出版后，人们立刻就明白了斯特朗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
他的文字清晰易懂，充满智慧，对政治大环境和人们言谈举止中的小
细节都有着极为深入的观察。斯特朗的声音，就是老派新教徒精英阶
层最真实的声音。他是为自己写作，为了表达自己对移民潮改变了纽
约面貌的担忧。他对天主教充满恶意与偏见，尤其是对爱尔兰天主教
徒。他是一个“很有礼貌”的种族主义者，会肆无忌惮地使用“黑
鬼”这个词，对废止奴隶制持保留意见且态度悲观，他不确定非洲奴
隶的美籍孩子能否拥有足够的智商，以令他们得以成为和白人平等的
公民。在那些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狭隘偏见中，他几乎确定地表达出了
对自身时代和阶层的信念。他甚至给自己的妻子画了一幅自以为是的
画像，把她放置在童话般纯洁的女性刻板印象中。在女性的问题上
（那时女性甚至不被允许成为执业律师），他是一个冷酷而暴躁的大
男子主义者。显然，他不是唯一这样的人。
尽管如此，我们在他的工作中仍能持续不断地看到体面，即一种
个人化的正直、正派。这使得他给人一种詹姆斯风格小说主人公的感
觉，仿佛暧昧与矛盾反而让人物变得更有人性了似的。现实生活中的
斯特朗是一个英俊而忧郁的人，他把怒火发泄在了日记里，而那些文
字也都真实反映了他对纽约这座城市的看法。他不是为后世评判而书
写文字的政客，也不是在大众出版物上发表个人观点的记者。他不期
待掌声和谴责，只是想记下自己眼中的生活和时代的真相。有些时
候，没有什么真相比忧郁的人爆发出的愤怒更有力量。
不出意料，斯特朗的日记中充满太多纽约人身上那种让人伤痛的
怀旧感。最重要的是，他在哀悼自己年轻时的那座城市、那个老纽约
的消逝。他为这座城市那些固定风格和地点的变化而感到伤心。1848
年时，因为不得不离开从小长大的格林威治街，搬到葛莱美西公园，
斯特朗既愤怒又遗憾。葛莱美西公园这片新开发的区域是他岳父的杰
作，后来成为“布朗斯通共和国”的首都。斯特朗搬到新街区——大
概位于现在的第十八街和第二十三街、第三大道和帕克大道南路之间
—的主要原因在于，老街区逐渐退化，那里的房屋逐渐转为商用，吵
吵闹闹的移民工薪阶层酒吧越来越多，街头生活越来越活跃，隐私越
来越少，秩序也越来越差。他变成了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斯特朗是
一个名副其实的保守派，但又不是简单的保守派。纽约的保守派说，
这个地方曾经很美好，现在却成了废墟。斯特朗去世后，每一代纽约
人都曾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重复着他的痛惜。
但斯特朗从不是一个脱离现实的人，不会只空谈所谓正统观念。
下面这段文字，就是斯特朗在1851年7月17日对纽约底层越来越贫穷
的状况做出的反思：
可我们还有五点区，即我们的移民生活区。大量缝纫女工每天无
聊乏味单一又繁重地劳动，却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她们过的是没有希
望和快乐的生活，码头上有成群结队的小偷，还有独自生活在街头的
孩子们。任何走在百老汇大道上的人都会看到成群衣衫褴褛的女孩，
最小的才十二岁。因为过早承受恶行，她们的人生已经被摧残得难以
救赎；她们穿的是将捡来的破布缝在一起的脏衣服，说着污言秽语，
童真早已从她们脸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尖刻的笑声和死记硬背下的
脏话，可她们年纪太小，还不懂那些话的意思；她们狡诈的眼睛里写
着“小偷”，堕落的脸庞上写着“妓女”，尽管每一个表情和姿势都
如此不自然、肮脏且让人厌恶，但后一个职业又似乎完全超出了她们
的意愿。下雨时，我们也能看到十几个这样的人。她们追赶着每一个
路过的人，在太阳出来、泥土再次变干后又会一齐消失。而我认为，
这群人就是一座伟大城市的社会疾病所能产生的最让人作呕的东西。
她们身旁站着一群恶棍无赖……
为了逃避这让人沮丧又惹人怜悯的场景，很多三一教堂的信众放
弃了下城，搬到了更靠北的邦德街、华盛顿广场的柱廊式连排住宅。
有些人甚至搬到了曼哈顿岛更远的地方，搬到了斯特朗所在的葛莱美
西公园。很多教堂成员还在继续付钱租用教堂长椅（三一教堂直到
1919年还在收取这种费用），但空荡荡的教堂本身，就在迫使人们质
疑它存在的合理性。很多人的感受肯定和斯特朗一样，他在同一天的
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在想，我到底在做什么？我不是学者，不是慈善家，也不是神
职人员，更不是人们的向导或统治者。可以肯定的是，我坐在那里的
样子，会留下一道带有歉意的影子。可如果天堂允许我进入，我会在
死前做些好事——如果一个人在离开这个世界时，能帮助一个脏兮兮
的流浪儿离开那瘟疫横行的地方，自然不是件让人遗憾的事……
带有歉意的阴影笼罩着三一教堂关于其未来使命的讨论。教区委
员们最终决定，该认真对待自己的信仰了。他们靠房地产赚得盆满钵
满，其中有些收入正是来自那些贫民窟，就是它们产出了百老汇大道
上的流浪儿。作为基督徒，他们必须利用财富去拯救那些孤苦伶仃的
可怜孩子，还要尽可能多地拯救。或者像斯特朗说的那样，哪怕只拯
救一个流浪儿。三一教堂那些善良的圣公会教徒们开始走入穷人中，
时至今日，三一教堂仍在履行这个职责。
这项工作开始时并不容易。五点区那些难缠的爱尔兰人拒绝他
们、辱骂他们，伤了很多善良人的心。在那些为了逃避饥荒而离开爱
尔兰的难民及其子女中，很少有人忘记盎格鲁人在爱尔兰土地上扮演
的角色，正是他们在那里组成了征服者的官方教堂。很少有人忘记一
个世纪前的刑法，这部法律不允许天主教爱尔兰人拥有财产以及上学
和投票的权利，以这种方式摧毁了他们的人生。纽约的爱尔兰人拥有
太多的记忆，又难以拥有宽恕。东河的克里尔岬的那些可怜妓女（有
人说她们就是“hooker”这个指代妓女的词的来源），对上流社会的
怜悯或一天30美分的工作毫无兴趣。差不多在那段时间里，“改革
者”这个词在纽约人口中变成了一种讽刺。尽管如此，在富有爱心的
三一教堂的推动下，还是有数百甚至数千条年轻的生命得到了拯救，
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他们有了文化，在职业学校学会了做生意。他们
想办法进入了新闻行业这种只认才华，而非迷信各种证书或者光鲜家
学渊源的行业。他们成为警察和消防员。他们组建了工会。他们成为
规模迅速壮大的坦慕尼协会成员，让自己的投票起到作用。慢慢地，
他们搬出了贫民窟，见证自己的孩子从真正的学校毕业。简而言之，
那些被排斥在外的人，那些可怜的爱尔兰移民，终于成了纽约大熔炉
的永久组成部分。
当然，无论是乔治·坦普顿·斯特朗还是早期移民，尽管都曾经出力
奠定了城市的基础，但肯定会认不出纽约这座现代城市。有时从鲍灵
格林走到百老汇大道，路过咖啡店、餐馆、熟食店和送货员时，我总
是想以19世纪的角度去看待这些地方。寿司是什么？塔可是什么？贝
果是什么？看在上帝的份上，披萨又是什么？今天纽约最常见的食
物，在19世纪根本不存在。从手机到摩天大楼，这些如今司空见惯的
东西在19世纪同样不存在。然而，失落之城本身却被保留了下来。食
物本身便是长久以来宽容的证据。
在灯笼裤佬统治的年代，因为人口爆炸式增长，宽容的理念受到
了严峻考验。绝大多数灯笼裤佬认为，第十四街以北的地方要么是农
田，要么是荒野。随后，移民开始出现，其中也包括约翰·雅各布·阿斯
特。人生没那么成功的移民基本不在乎盎格鲁精英阶层信奉的教条，
三一教堂和其他新教教堂对他们来说也毫无意义。他们要么是天主教
徒，要么根本就是为了躲避宗教纷争而来。他们来到美国，显然不是
为了继续向他人卑躬屈膝。1825年伊利运河开通后，街道上开始出现
越来越多来自美国内陆及欧洲贫穷地区的人，他们都是为了从“美国
愿景”中分一杯羹。坦慕尼协会欢迎他们，投机破烂房屋的纽约第一
代贫民窟房东也欢迎他们。上流阶层看不到他们的需求，看不到他们
的野心、智慧和希望，只看到了暴民崛起的阴影。
世界在改变，灯笼裤佬也陷入了怀旧情绪之中。他们心中渴望的
是舒舒服服建在华尔街南边的那个让人顿生亲密感的小镇。他们想起
在那些街道上和朋友见面，想起在那些街道上如何冷落敌人。如今，
他们每天会路过几百个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的人。他们想起了盛大的
派对，想起了深受喜爱的宠物狗和某些马匹的名字，还有穿着制服的
侍者与奴隶。他们想起了在云杉街举办的第一届坦慕尼协会大会，以
及后来在纳苏街和法兰克福街举办的会议，想起了朋友们如何嘲笑那
些身着粗劣服装的粗鲁人。有些人还记得在纽约成为新生美国临时首
都的那一年，在圣保罗教堂看到乔治·华盛顿做礼拜。他们记得汉密尔
顿曾经在华尔街住过一段时间，记得让人讨厌的伯尔先是住在仕女
巷，后来搬到了面朝鲍灵格林的百老汇4号。他们见过这些人。他们
想起自己懒洋洋地躺在鲍灵格林，看着成群的鸟飞过港口。他们想起
一个小镇，它制造了一定程度的恐惧，但毫无疑问，人们注定得如此
生活。再然后，他们离开了那个舞台。
他们没有离开这座城市。当灯笼裤佬们承认了那些不够上流的地
方也是城市的一部分，接纳了自己从血统上就不是城市真正的统治者
的现实后，他们做了很多好事。他们创造了中央公园、纽约公共图书
馆和哥伦比亚大学。他们将智慧和一些道德准则融入纽约。但他们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