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年来，我们一直知道，很多发现实际上源于意外。科学家总
能做出这样的发现。那些试图寻找古代中国的人，最终找到了斯塔腾
岛。1954年从海军退役后，我在多雷穆斯广告公司的艺术部门做起了
送信人。我本想在任意一个地方找份工作，但能在老下城的核心地带
找到，多亏了一个意外：那是我在《纽约时报》分类广告的“艺术”
一栏看到的第一条信息。让我震惊和愉悦的是，他们录用了我。至于
我发现了什么，那就是后来的事了。
多雷穆斯尤其擅长为股票和债券推出证券发行广告。在我的记忆
中，我们的办公室位于百老汇大道120号一栋大楼的高层，这栋大楼
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公正大厦”。后来我才了解到，这栋巨大的建
筑在纽约建筑史上占有特殊地位。根据历史学家基思·D. 雷维尔的说
法，公正大厦建于1914年，尽管遭到了被挡住阳光的邻居反对，但它
还是建到了63层，巨大的建筑主体投在地面的阴影可达7.5英亩。底
部的建筑填满了整个街区，正对着百老汇大道，并且延伸到了雪松
街、纳苏街和松树街。建筑中可租用的空间能容纳1.5万名工人，这让
公正大厦成为纽约市里最大、人口最密集的办公建筑。公众为这栋建
筑傲慢地偷走午饭时街道上的天空、阳光和空间而愤怒，这最终促成
了一个有意义的结果：1916年，纽约通过了城市历史上第一部规划
法。这部法律要求未来所有摩天大楼的较高楼层都需要做出一定让
步，至少保证一些阳光可以照射到地面的人群身上。1916年对百老汇
120号附近的街道来说太晚了，但新法律令后来曼哈顿的大楼纷纷采
用了尖顶设计，其中最漂亮的自然是克莱斯勒大厦。
在多雷穆斯广告公司工作期间，我对此一无所知。周围的街区遍
布着我从布鲁克林看到的那些高楼，但地面却覆盖着一层层的历史，
我也逐渐受到了影响。最能生动展现过去的莫过于三一教堂，每天早
上和午饭时间我都能看到这个建筑。看着三一教堂的哥特式建筑，我
开始想象它诞生时那些被遗忘的岁月。多雷穆斯广告公司里没有人能
回答我关于三一教堂、百老汇或那些高楼大厦的问题。“我们正在为
明天的《华尔街日报》准备广告，”一个脾气不好的文案撰稿人表
示，“别操心那玩意了。”我确实不担心，只是对周围的世界感到好
奇而已。我花了几十年时间，才找到那些问题的答案。
我慢慢明白一件事：19世纪，当三一教堂成为建筑领域的焦点
时，纽约这座城市本身也换上了新的个性。归根结底，评价生活的标
准是速度。运动的速度，改变的速度，成长的速度。从1825年到
1850年，纽约的人口从13.3万增长到了超过50万。速度变得更快，人
们更有动力，生活节奏变得越发紧张。马拉公车的出现导致下百老汇
地区的交通变得更加拥堵，人们急匆匆地上班、下班，俗称“送信
人”的小伙子手里拿着紧急信件躲避着路上的行人。煤气灯在19世纪
20年代出现在街头，街上亮起灯光便意味着纽约夜幕降临，这夜晚再
也不是一片漆黑（最后一盏煤气灯大约在1914年退出历史舞台）。南
街和东河边，被煤气灯点亮的账房里，人们会工作到很晚。新的码头
仿佛巨大的手指一样出现在北河上，码头附近陆续出现仓库，用以存
储蒸汽船运来的货物。改变的速度让人震惊。19世纪40年代初，电报
加快了世界的沟通速度。最初问题频发但日后不断完善的大西洋海底
电缆，让欧洲市场更加贴近正在高速发展的纽约。到1840年时，东河
上一共有63个码头，哈德逊河上有50个。所有帆船中最优雅、最高，
也是最后出现的快速帆船，诞生于1843年，这种帆船大大缩短了美国
到欧洲的航行时间。可它们已注定成为纽约怀旧之情的一道风景。
速度渗透进一切，包括人们的想法、对未来的展望以及街头生活
的日常点滴。冒失的纽约人穿行于下城区的街道，这让他们获得了永
远甩不掉的粗鲁名声。纽约口音变得越来越普遍：这种口音清脆短
促，直接又生硬，像是很重的拳头。越来越多的纽约人聚集在人满为
患的简陋餐馆里狼吞虎咽地吃午饭，同时翻看写满了新闻的下午版报
纸。时间就是金钱，信息也是金钱。天气好时，很多人会在中午聚到
街上，吃着街边小摊上的牡蛎、蛤蜊和玉米，样子和一个世纪后我在
路边吃热狗时一样。灯笼裤佬的精美老屋变成了散发恶臭、不懂规矩
的年轻人寄宿处，这些年轻人很快就得到了“单身汉”的称号，而房
子原本那些骄傲的主人们则搬到了其他街区，沉浸在属于自己的怀旧
之中。
灯笼裤佬搬迁的目的地之一，是圣约翰公园。在所有人的回忆
中，这片高档的社区都是一片美好的城市绿洲，它在1803年时以伦敦
西区为蓝本设计，拥有小型、优雅的家庭生活氛围，其中树木遍布、
阳光充足。中心地带有一个带围栏的小公园（只有居民有钥匙），周
围排列着漂亮的联邦式及希腊复兴式建筑，给人一种早期葛莱美西公
园的感觉。圣约翰公园的位置在莱特街、瓦里克街、埃里克森街和哈
德逊街之间，距离我现在住的地方（也就是房地产从业者口中的翠贝
卡区）只有几个街区。圣约翰公园的名字源于广场东边的圣约翰教
堂，这座乔治亚——联邦风格的建筑由小约翰·麦库姆设计，身为苏格
兰人，他与法国建筑师约瑟夫·曼金一起设计出了极其漂亮的新市政
厅。夜幕降临后，广场上的煤气灯发出温暖又让人感到亲密的光芒，
一个孤零零的守夜人会巡视广场。白天，不管是什么季节，孩子们都
会在公园玩耍，家庭女教师则在一旁看着，仆人们为了大型家庭聚餐
采购食材。春夏时节，前后花园里开满了各种颜色的花朵。最常听见
的声音，就是钉了马蹄铁的马掌敲击鹅卵石地面的声音。
改变随之到来。在19世纪30年代重塑北河的蒸汽船，在19世纪
40年代不断提速。圣约翰公园的女士们和先生们之中，有很多是那些
满是雄心壮志的上流人士的后代。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在政治上
彻底输给了安德鲁·杰克逊，开始离开圣约翰公园。最初他们离开的速
度很慢，随后大大加快。漂亮的房子变成了群租房，有钱的房主心满
意足地坐在安全的新家里（有些位于河对面的布鲁克林高地上）收着
房租。绿地上开始长出野草，环境因为破烂、肮脏而变得越发无序，
仓库挡住了通向河流的道路。1869年，来自斯塔腾岛的“海军准将”
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买下了整片区域，准备改建成火车站。教堂被
拆除，墓园被清空，乔治亚——联邦风格的房子也被一一移平。纽约
中央车站里没日没夜地响起钢铁车轮与钢铁轨道摩擦产生的刺耳声
音，还有装货卸货时车钩互相撞击发出的连续哐当声。最终，连铁路
都向北移动了。如今，我们在这里再也找不到古老广场的优雅痕迹，
这片区域在20世纪20年代因建设荷兰隧道而被拆除。如今仍然在世的
人，没人记得范德比尔特的火车站究竟是什么样子。
圣约翰公园的辉煌时期，整个纽约市都在迅速变化。“到处都在
拆，都在建，”商人、日记作者，还做过纽约市长的菲利普·霍恩抱怨
道，“整个纽约差不多10年就要重建一次。”
有些事物的改变，则需要更长时间，其中之一就是贫穷。五点区
变得越来越脏乱，越来越危险，连投机商都在其他区域建起新的廉租
房，以便赚取数量越来越多的移民口袋里的钱。经由码头新近抵达纽
约的人，身上也自带属于他们的速度。大多数人都是为了逃避爱尔兰
的饥荒和1848年欧洲失败的社会革命而来到美国。爱尔兰人和德国人
（还有一些法国人）当然会发现，这里的街道并非用金子铺成。他们
想要逆转命运，脱离似曾相识的困境，自己却在纽约陷入了似曾相识
的境地。陈词滥调之所以反复出现，就因为它是真实的。当时，女性
一周的工作收入只有2美元，而租一间带家具的房子却需要4美元，妓
女的数量越来越多也就不足为奇了。很多人是兼职，她们在戏院的阳
台上或百老汇大道的煤气灯下招揽顾客。不管是独自作案还是拉帮结
伙，总之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犯罪分子，他们宁可靠抢劫快速敛财，
也不愿意遵循传统——长时间做没有收入的学徒。赶紧做出选择，现
4在就得动手，时间就是金钱。19世纪50年代，被逮捕的人中有55%
是爱尔兰人，这个数字后来还会继续升高。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帮派
给人齐心协力的感觉以及安全感，甚至还能带来少量收入，成为“死
兔帮”或“高礼帽帮”成员总比做报酬过低的工薪族强。其他贫困潦
倒的移民则选择了酒精和鸦片这些能立刻让人醉生梦死的东西。100
年后，一位名叫威拉德·莫特利的作家在他描绘纽约的小说《敲响任何
一扇门》里写出了可以用来描述19世纪青年男女的那句口号：“放纵
生活，英年早逝，拥有一具漂亮尸体。”在布鲁克林那片我长大的区
域，在街头出现过去五点区式帮派的时期，很多小混混真的不带任何
讽刺地说着这句话。他们在小说改编的电影中听到了这句台词。如今
城市里很多顽固的年轻人仍可以使用这句话。
在19世纪中期的富人和穷人中，心理速度的存在感也越来越强。
美国内战爆发前夕，成千上万的纽约人心怀一夜暴富的梦想。他们都
觉得，只要能把冷酷、大胆和运气结合在一起，自己就能成为新一代
的阿斯特。阿斯特的例子和三一教堂一样鲜活生动。就这样，他们精
心设计了土地投机计划，要么在股市赌博，或者在商业快艇的航行中
购买股票，要么梦想做出能够改变世界的发明。1846年到1848年的
美墨战争就是这一冲动的暗喻：那是一场以欺骗性的承诺为基础的快
速入侵，以不到2000名美军阵亡的代价获得了接近一半的墨西哥领
土，其中包括现在的加利福尼亚州，从而让美国拥有了西海岸。作为
一场战争，美国相当于中了乐透大奖。而土地还不是唯一重要的奖
励。1848年，有人在加州的萨特克里克发现了黄金，签订和平条约
前，美国人一直对墨西哥的谈判专员隐瞒这个发现。当发现黄金的消
息传到纽约，很多年轻人冲向西部，加入成千上万“其他美国人”之
列，成为“49人”。半个世纪后，马克·吐温说，淘金热极大改变了美
国的个性，终结了耐心接受学徒训练、逐步成长、逐渐积累才能拥有
金钱的传统。黄金创造出了自那之后便一直伴随着我们的“赚快钱”
心态，最近的例子就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
在距离格兰德河很远的纽约，人们也在分享胜利的奖励。来自加
州的黄金涌入纽约，下城区那些精明又强硬的人开始策划横贯北美大
陆的铁路，他们也愿意贿赂美国国会，让铁路成为现实。在满眼黄金
的城市和国家，道德停留于讨论，只是某种形式的空谈。如果上帝不
想让美国领土延伸到整个大陆，他老人家一定会出手阻止。至少一些
穿行在华尔街和百老汇的道德君子是这么说的。这些讨论没有持续太
久。在速度文化的熏陶下，纽约人说话速度快，走路速度也快，至今
仍是如此。
在急速加快的纽约生活背后，其实存在一份规划。1811年，尽管
当时的大多数人对重新设计这座城市富有野心的未来面貌不以为然，
但纽约的内陆地理环境即将彻底改变。那一年，曼哈顿的总体规划方
案向公众公开，并且得到了州立法机构的批准。立法机构1807年在当
时的纽约市长及州长德·威特·克林顿的敦促下委任他人制订了这个规
划。克林顿是一个执着的威权型政客，也是策划修筑伊利运河的人。
这份规划花了4年时间终于完成，而制订这份规划的人——古弗尼尔·
莫里斯、西米恩·德维特、约翰·鲁斯福德和年轻的测量员小约翰·兰德
尔构思出了一个极其简单、让我们至今仍生活在其中的曼哈顿。
这 份 规 划 的 官 方 正 式 名 称 是 “ 委 员 会 规 划 ”
(Commissioners’Plan)，其核心理念是网格状设计。设计者规划对
荒野实施严格的管理，以纽约历史学家埃德温·G. 布罗斯和迈克·华莱
士所说的“技术高于地形”的概念为核心。网格状设计给城市经济、
纽约人口大融合、艺术、思想、建筑，甚至城市心理学都带来了决定
性影响。等我第一次探索曼哈顿时，我自己已经是网格状设计塑造的
结果。
按照设计者的预想，未来的纽约市按照简单的网格状街道逐渐成
型。从南到北有12条大道(avenue)，每条大道间隔100英尺，东西向
则从今天的休斯顿街延伸到曼哈顿岛的最远端（即设计者标注的第一
百五十五街）。街道(street)则由东向西排列，从一条河流到另一条河
流，每条街道相距约200英尺。每条街道的宽度约为60英尺，其中有
15条街例外，宽度为100英尺，这些街道分别是第十四、第二十三、
第三十四、第四十二、第五十七、第七十二、第七十九、第八十六、
第九十六、第一百零六、第一百一十六、第一百二十五、第一百三十
五、第一百四十五和第一百五十五街。制订规划时，纽约的大部分土
地还是独立战争期间没有遭到损坏的农田、小山、湍急的河流、独栋
别墅和成片树林。有些街道在接下来的年月里遭到了改变或破坏，或
者被后来出现的中央公园阻断。但这些街道至今仍是纽约市主要的跨
市区街道。
按照那份规划，所有自然地形都需要遵守网格状设计理念进行修
整。小山将被推平，池塘和湿地将被填埋或抽干，溪流通过管道导流
到河流。城市中不再有减慢城市交通速度的欧洲式星形、椭圆形或环
形路线。网格才是硬道理。每条街道和大道只以数字命名，因为使用
人名会被斥为虚荣。1811年的委员会规划声称，网格状设计“将美
感、秩序和便利结合在了一起”。当然，那是灯笼裤佬眼中的未来，
僵硬的规定中几乎能看到加尔文派的影子。
对此，并非每个人都感到高兴。有些人抗议道，州政府怎么有权
傲慢地决定土地所有者该怎么处理自己的土地。克莱门特·克拉克·摩尔
在如今的切尔西区拥有大量房产（摩尔后来写出了《圣尼古拉斯的来
访》这首圣诞诗，不过这首诗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圣诞前夜”），
他曾非常愤怒地抱怨过：“这些规划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把土地表面
改造为绝对平面……这些人……连罗马的七座山丘都敢削平。”也有一
些人在自然之美遭到毁灭的问题上和摩尔持有同样的想法。但在那
时，绝大多数纽约人对城市的设计构想，或者对这个建成时他们中的
大多数已经死亡的未来城市，要么漠不关心，要么不屑一顾。差不多
100年后，身为灯笼裤佬后代的亨利·詹姆斯将网格状城市称为“原始
地貌的诅咒，难以置信的老旧布尔乔亚式排布，毫无想象力的错误智
力劳动……”。
网格状设计的众多缺陷之一，就是让城市难以为民众提供公共休
闲空间，比如公园、水路、露出岩石且长满树木的小山等。又过了40
年，人们才第一次制订中央公园的规划。1811年的规划者们耸了耸
肩，指着河流说：“那些环绕着曼哈顿岛的巨大海洋支流……”他们
坚称：“考虑到健康与快乐，以及商业的便利性，改变河流（以及港
口）的形态是非常合适的做法。”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河流确实以一种神秘、原始且近乎宗教的方
式，将纽约人吸引到岸边。在《白鲸》(1851)的开篇，纽约人赫尔曼·
梅尔维尔（网格状方案推出8年后出生）回忆起了他年轻时那神秘的
吸引力：
喏，这儿就是你的曼哈托斯岛城，四周环列着许多码头，犹如珊
瑚礁之环绕那些西印度小岛——商业以它的浪涛围绕着它。左右两面
的街道都把你引向水边去。最远的商业区就是炮台，风吹浪打着那儿
宏伟的防波堤，几个钟头以前那儿还看不到陆地。你瞧那边一群群欣
赏海景的人。
不妨在一个如梦的安息日下午，往城里兜一转去。先从柯利亚斯·
胡克走到柯恩梯斯·斯立甫，再从那边经过怀特豪尔朝北走去。你看到
些什么呀？——那市镇的四周就像布着一匝沉默的哨兵似的，成千上
万的人都站在那儿盯着海洋出神。有的倚着桩子；有的坐在码头边
上；有的在瞭望着从中国驶来的船只的舷墙；有的高高地爬在索具
上，仿佛要尽量把海景看个痛快似的。但是，这些都是陆地人，他们
平日都给幽闭在木架泥糊的小屋里—拴在柜台上，钉在板凳上，伏在
写字台上。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呀？翠绿的田野都消失了吗？他们到
这里来干什么？
可是瞧哪！又有一群群的人来喽，他们直向海边走去，像是要跳
水似的。怪事！只有陆地的尽头才称得了他们的心；在仓库那边的背
荫里闲逛一番，都还不够味儿。不够。他们只要不掉进海里，是一定
要尽可能走近海洋的。他们就站在那里——一连几英里，一连十几英
里都是。他们都是来自大街小巷—来自东西南北的内地人。然而他们
都汇合到这里来了。
这幅两条河流环绕东西城的永恒景象并没有继续下去。在纽约，
很少有什么能永远留存。
当梅尔维尔不能出海的后辈唱起“东边，西边，城市的所有地
方……”时，曼哈顿已经彻底改变了。1894年，詹姆斯·W. 布雷克和
查尔斯·B. 劳勒写出了《纽约人行道》，这首著名的合唱歌曲又一次反
映出纽约持久不变的怀旧情结。越来越少的纽约人横贯东西的视角去
看待这座城市。作为生活或玩乐的地方，上城已经将下城甩在身后。
海滨风景因为商业贸易的发展而不再能被人欣赏。中央公园已经出
现，但位置却远在上城区，在第五十九街还要往北的地方。一大片房
地产在梅尔维尔时代还被看作处于边缘地区，如今却被视为处于下
城。
然而最大的改变，却由房地产商人及其工程师、建筑师以及掌控
世俗权力的精英阶层带来。本来只有下城区一座小城，最终扩张至覆
盖整个岛屿。对房地产投机商而言，曼哈顿岛就是新的乐土。每个街
区被拆分成很多地块，通常为25英尺宽、100英尺长，这不仅能吸引
大型开发商投资，对个人也很有吸引力。由约翰·雅各布·阿斯特确立的
纽约世俗信仰的信徒们，仿佛看到了从天而降的馅饼。就像委员会规
划的设计者们在1811年说的那样，“直线直角房屋建造起来最廉价，
也最方便居住”，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确实如此。格林威治村以北（当初那里一片混乱，设计者们仁慈
地放过了这片区域）的曼哈顿，如今就是一个满是直角的小岛，这和
布鲁克林、布朗克斯和皇后区有着明显区别。其他行政区的小镇里也
有街道，但小镇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可曼哈顿没有变化，至少格林威
治村一带没有变化。这给居民带来了影响，包括那些住在别处，但每
天要在仍被很多人称为“城里”的地方工作8小时或更长时间的人。
1964年，英国作家V. S. 普利切特写道：“纽约人日常生活的物理轨
迹就是直角。他们会条件反射般地进入自动流程，焦虑地沿直线行
走，随后不可避免地转弯，走成直角。”
顺理成章，曼哈顿向“上”走了。先是上城区，接着是天空。
在老纽约，“skyscraper”这个词其实是指帆船上最高的桅杆。
直到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这个词还一直保持着上述意思。可随着曼
哈顿被占据的地面越来越多，房地产商也开始越来越关注天空。他们
的视线超越了三一教堂那迷人的哥特式塔尖，看向了拥挤城市那空荡
荡的天空。他们满怀渴望地看着那片空旷。
美国内战结束后，房地产商开始建造新型建筑，这些建筑完全为
办公所用。起初，它们是为了更高效地替代南街那些逐渐破败且不敷
使用的老账房。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导致用纸量大增：收据、记录、
来往信件，以及行政机构的通知等。但新的办公楼受到了一些因素的
限制，比如市下城房地产的成本越来越高，人们普遍只能接受最高为
5层或6层的楼房，还要面对非常棘手的技术难题。真正的高楼，即高
于6层的建筑，必须想办法把员工从街上弄进办公室，并且为他们提
供照明、通风和下水道系统。
随着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等人对电力的开发，解决上述难题的主
要方法在19世纪80年代出现了。利用机械将货物运送至高楼层的设想
开始于荷兰人还占据纽约的时代。可那些机械由绳子和滑轮组成，靠
人力驱动，而且当时很少有4层以上的房子（小时候住的廉租公寓留
有一个手动升降机，我还记得自己用手拉动升降机的情形）。1830年
建成的阿斯特酒店使用了一个原始的蒸汽动力电梯运送行李（和一些
勇敢的乘客），但酒店总共只有5层，而且电梯总有坠落的风险。20
年后，一个在扬克斯工作着、梦想着的人——伊莱沙·格雷夫斯·奥的
斯，发明出了弹簧锁，可以在绳索断裂时阻止电梯坠落，他在1854年
的水晶宫博览会上进行了展示。一次一小步，世界就是这样发展的。
3年后，第一部奥的斯电梯被装配于新建于百老汇大道和布隆街
交汇处的铸铁大厦——E. V. 豪沃特大厦。这部电梯使用蒸汽动力。这
座5层建筑至今仍然存在，简直堪称奇迹，占据一层的是一间巨大的
史泰博办公用品店。豪沃特大厦的设计很简单，但很优雅。每周我都
会路过几次，总会想起建造了这栋建筑的工人。我想知道他们是否意
识到，他们实际上迈出了创造我们如今生活的这座现代城市的第一
步。我们的现在，就是他们的未来。在属于他们的纽约，大多数市民
并不在意高度，纽约仍是一座水平的城市。但他们的电梯，却让更高
的楼层变为可能。第一部电梯的成功，让其他人变得敢于梦想。
当1811年出生的奥的斯继续工作、指挥员工时，纽约的其他工程
师也开始设计不同形式的电梯，特别是适合北河沿岸那些新建仓库的
电梯。动力是最大的限制因素，而且直到1861年奥的斯去世时也没有
解决。奥的斯去世后，他的小公司继续制造更新、更安全、更好用的
电梯。他们的对手查尔斯·普拉特也在进行各种尝试。他们试过螺旋、
蒸汽和液压装置，效果都不甚理想。美国伟大的第一代机械工程师们
在解决高楼的其他问题上也很努力。尽管电梯可以上升到更高的楼
层，但底部的传统实心砌体承重墙变得越来越厚，导致低楼层的办公
空间受到了极大限制，建在曼哈顿下城备受青睐的小型区域的建筑尤
其如此。有些工程师了解钢制承重框架和轻质幕墙的概念，但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这些概念只停留于理论。
一切都在等待电力。整个19世纪80年代，电力正在缓慢地、一步
一步地得到开发。电的故事主要是爱迪生的故事，他的职业生涯以报
务员助手为开端，最终成为大亨。他在纽约生活了很长时间，后来把
公司搬到了新泽西，但他不懈的创造性思维对纽约的城市历史，乃至
对全世界的城市均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个过程中当然也出现了其
他富有创造力的工程师和发明者，但电气时代的代表人物，依旧是爱
迪生。
1889年，奥的斯公司终于在第五大道和第三十三街交汇处的德马
雷斯特运输公司大楼安装了第一部电动电梯。在向天空发展的过程
中，一个重点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同一年，百老汇大道50号，即交
易广场附近建起了纽约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摩天大楼。那就是由布拉
德福·李·吉尔伯特设计的塔楼，这栋11层高的建筑所在的地皮只有22
英尺宽，比纽约平均的住宅土地还要小。这栋建筑配有钢铁框架和薄
薄的外墙，灵感来自芝加哥在1884年由威廉·勒巴隆·詹尼设计并成功
建起的家庭保险大楼，这样的建筑证明钢制框架技术不再只停留于理
论。钢制框架可以承受所有楼层的重量。
尽管如此，很多纽约人还是害怕塔楼会被大风吹倒。就在大楼竣
工前，一场风速为每小时80英里的飓风袭击了纽约。吉尔伯特赶到建
筑现场和开发商见面，后者是位名叫约翰·L. 斯蒂恩斯的丝绸商人。很
多人站在安全距离外围观，街对面的一些建筑已经被清空。我已经去
世的朋友、纽约历史学家爱德华·罗伯·埃利斯记录了接下来发生的事：
吉尔伯特抓起一根铅垂线，爬上一架工人在前一晚离开工地时留
在现场的梯子。斯蒂恩斯跟在他身后。人群中有人大喊：“你这个傻
子！你会死的！”在飓风的尖厉呼啸声中，建筑师和商人几乎听不到
人群发出的声音。斯蒂恩斯的勇气在抵达10层时耗尽了，为了保命，
他在那里紧紧抓住一个脚手架。认为值得冒生命危险捍卫名誉的吉尔
伯特，继续在梯子上爬行，他非常痛苦，飓风无情地打在他身上，他
的指节冻得发白。到达13层和房顶后，他沿着脚手架双膝跪地向前爬
行。在建筑物的一角，他从兜里掏出铅垂线，牢牢抓住线绳的一头，
将系着铅块的另一头抛向百老汇大道。后来他报告称：“连细微的摇
摆都没有，这栋楼就像大海里的石头一样稳固。”
在胜利的那一刻，吉尔伯特在脚手架上站了起来。他的帽子原本
紧紧贴在头上，这时被他一把抓了下来。他欣喜若狂地挥舞起来。大
风吹倒了他，把他吹到了脚手架的一端。他倒吸了一口气，开始祈
祷。他疯狂地想要抓住什么。就在他马上要被风吹下板子、命悬一线
时，他抓住了一根被大风从横梁上刮落的绳子。他的握力起了作用，
绳子也起了作用。他稳住自己，恢复到爬行姿势，小心地选择了一条
回到梯子的路。顺着梯子向下爬时，斯蒂恩斯在10层加入进来，两个
人慢慢爬回了路面。
围观者为两个英雄大声欢呼，为他们让开了通道。手拉着手，建
筑师和商人昂首阔步走在百老汇大道上，让那些齐唱“普天之下万国
万民，赞美上帝……”，刚刚做完晨间礼拜的三一教堂的信众们震惊
不已。
自那之后，天空成为真正的极限。20世纪初，就在我们头顶，有
一个奥兹国。
就在传说中的高塔逐一从下城区坚硬的花岗岩岩层拔地而起时，
另一个版本的纽约也开始被人们创造出来。大概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
的50年里，纽约出现了大量壮丽又灵动的建筑。有人称之为“纽约文
艺复兴”，另一些人则将之定义为城市美化运动的一部分。名字是什
么不重要，但大部分被我深爱的纽约建筑物都来自那个时代。我非常
喜欢一些高楼，比如伍尔沃斯大厦、熨斗大厦、每日新闻大楼、西格
拉姆大厦和克莱斯勒大厦。可如果没有各式各样旧时代遗留下的壮观
建筑，没有那些被创造时更具人性化、更接近地面、不需要仰望就能
看到全貌的建筑，我是无法生活下去的。我所说的这种建筑包括：大
都会艺术博物馆、弗里克美术馆、纽约公共图书馆、老海关大楼、纽
约证券交易所、卡内基音乐厅、耶德逊纪念教堂、中心街上的前警察
总部、小胜家大楼、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塔楼、第三十三街和第八
大道交汇处的邮政总局、老B. 阿尔特曼商店（现为城市大学的一部
分）、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格兰德街上得到重新利用的鲍里储蓄银
行、世纪协会、艺术学生联盟、大都会俱乐部、达科塔公寓、安索尼
亚酒店、艾普索普大楼、以色列余民会堂、哥伦比亚大学里的洛氏图
书馆，还有散布在纽约各处的其他建筑。当我脑海里浮现出纽约的形
象时，这些建筑就是其中最主要的风景。
50年来，我以成年纽约人，而非建筑系学生的身份慢慢了解这些
建筑。在我看来，它们在所谓“纽约”的理念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
置。它们延续的是纽约的历史与原始价值，正是这些建筑让这座现代
城市成为如今的奇观。这些建筑告诉我们，卓越的事物能够长久存
续。它们没有一丝极权主义的气息，却能让我们看到团结和力量。这
些建筑上的雕刻或装饰，每一个都是人类创造的结晶。每一个都可以
站在街头被凝视、被感受、被阅读，而街头正是纽约生活中所有冲撞
与惊喜的发生之地。在这个有时以垂直方向而自豪的城市里，这些建
筑代表水平方向的胜利。几十年来，我了解了很多这些年轻时让我如
此着迷的建筑物的故事。用属于自己的独特方式，我得知19世纪在享
有盛名的法国美术学院接受训练的整整一代美国设计师来到纽约的故
事。按照狭隘的理解，他们作为成熟建筑师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流
派”。他们对待建筑设计的态度不同，各自形成了独有的风格，也使
用不同技法将设想变为现实。但他们拥有共同的愿景，希望自己创造
的建筑能够表达出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正高歌猛进、迅速崛起的
气质。在我看来，他们取得了超越所有人想象的成功。
人们后来称他们为学院派艺术风格或布杂艺术(Style Beaux-Arts)
大师，但大多数学者却说不存在这种风格。“学院派艺术”这个词的
原文意思就是“美丽的艺术”。批评家、历史学家亨利·霍普·里德曾这
样写道：“我们所说的学院派艺术风格的关键元素，不是建筑平面上
的外观，不是在平面上强调对称性，也不是折中主义，而是对装饰的
强烈追求。”通常由技术极其高超的意大利和法国移民工匠打造的装
饰，意外地让建筑物表达出了纽约的大熔炉特点。归根结底，纽约就
是折中主义的最佳案例。
这些建筑也反映出19世纪末的巴黎作为世界艺术之都所散发的更
宏大的文化氛围。如果亨利·詹姆斯和马赛尔·普鲁斯特不是作家而是建
筑师的话，他们肯定能用特有的方式设计出至今仍能留存于纽约的建
筑。当然，这两个人都不是法国美术学院的学生，但他们都生活在那
样的世界里。有些法国美术学院的学生是画家或雕刻家，其中大多数
是法国人，不是美国人，他们彼此之间互相学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
生活在乔治·杜·莫里耶在1894年的小说《软帽子》中塑造的那个真实
而诱人的波西米亚世界。这本销量极佳的小说，相当于一代年轻艺术
家的社会训练指南。
那些在巴黎的法国美术学院工作室工作的人，自然得到了欧洲漫
长艺术史的全面教育。自然而然，有人会反抗临摹、复制大师作品的
训练方法。但大多数人并没有把这样的训练看作对创造力的限制。大
多数学生认可过去与现在存在延续性的观点，而美国的过去（至少美
国人是这么认为的）也是欧洲的历史。对他们来说，整个欧洲都是故
国。他们从历史中获取创意和灵感，就像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
家们从古罗马风格中汲取灵感一样。如果你是艺术家，你会找到有价
值的东西，在旧模式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版本，再抛弃其他模式。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我成为普拉特学院的艺术生时，几乎所有
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都被斥为“折中主义”。他们的作品不
“新”，不是“原创”，也不遵循伟大的芝加哥建筑师路易斯·沙利文
确定的“形式服从功能”的“法则”。可没人在乎沙利文本人在纽约
的唯一作品——至今仍矗立在百老汇大道旁布里克街65号到69号的那
座建筑，也没有遵循他设立的法则。那栋建筑就是突出外观装饰的代
表性建筑。
人们试图用沙利文的格言为20世纪纽约市里出现的一些最糟糕的
建筑垃圾正名。这些源自包豪斯主义、无特点又苍白的国际风格
(international style)建筑，使得学院派艺术风格在纽约变得弥足珍
贵。它们对塑造城市的自我意识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正是1963
年到1966年拆除宾夕法尼亚车站会引起那么大的抗议与愤怒的原因。
1963年到1964年，我作为记者生活在欧洲，等我回到纽约时，这座
伟大建筑的拆除工作已经开始。我一次又一次地走过，或站在第七大
道附近，想知道他们怎么能毁掉那些石柱和三角墙，怎么能毁掉这简
单又高雅的建筑。每去一次宾夕法尼亚车站，那里都会变少一些。我
不是唯一盯着这规模浩大的损毁公共财物行为低声说出“你们这些混
蛋，你们这群愚不可及的王八蛋”的人。
和其他很多宝藏建筑一样，宾夕法尼亚车站由麦金、米德与怀特
设计事务所设计完成。车站的原型为罗马的卡拉卡拉露天浴场，但设
计师从未忘记这座建筑需要拥有铁路终点站的功能。这是第一座在原
初设计时就考虑到电动火车的车站，车站通过一条新的隧道和新泽西
及北美大陆连接在了一起。长岛铁路也是设计方案的一部分，这条线
路每天可以将数千名务工者运送至正不断发展的郊区。宾夕法尼亚车
站1902年动工，其所在地面的房屋被拆除，工人们在第七大道和第八
大道、第三十一街到第三十三街之间挖出了18英尺深的地基。几千名
纽约人来到现场围观了建设过程，其中包括画家乔治·贝洛斯。今天再
看贝洛斯描绘施工现场的画作，让人诡异地想起了2001年9月11日刚
过去几周后，深坑中满是碎石、尚有火焰燃烧的归零之地（世贸中心
遗址）。但两者的区别也很明显：贝洛斯捕捉的是建设美好的过程，
不是对人类生命的大规模毁灭。
像宾夕法尼亚车站这样的建筑还有很多，不止我记在心里以及被
贝洛斯画下的这一个。每一个这样的建筑都被不同的眼睛看过，被不
同年龄、阶层、种族的人注视过。被拆除后，每一座留在记忆中的
“宾夕法尼亚车站”都会点燃数百万纽约人心中的怒火，随后又慢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