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都不认得我爸，”朱妮尔说，“他打仗死了。在越南。”
“至少他去了。”留心说。
“我妈一点都不在乎我。”
“我妈也是。”
“也许我应该结个婚，像您一样。”
“小心点儿。”
“嗯，您结了婚就得到了这座大房子。”
“这里是我的越南。只是我活下来了，”至少目前还活着，她想，“但你说得没错，他确实给我留了不少财产。”
“对吧？您是不是很高兴他可怜您？”
“可怜？”留心有些生气，“为什么这么说？”
“呃，也不是‘可怜’。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他应该知道您很孤单。”
“他当然知道。但那不是可怜。那是，那是……”她没法说出那个字。一九四七年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听他说过了。至少没对她说过。她等了二十四年。他死的时候她发出尖叫，就是因为知道她再也听不到那个字了。
“听着，”她转身碰着朱妮尔的胳膊，“有件事我需要你帮忙。帮我一起做。我们得一起做。有你要做的，也有我要做的。”
“没问题。什么事？”
“我需要找一些文件。不过放在一个我自己没法拿到的地方。你得跟我去那儿，然后帮我找到。”
“去哪儿？”
“去酒店。阁楼上。我们需要一支钢笔。”
朱妮尔找不到他了。她去别的房间找过。因为当她戴着他的领带坐在他的书房里时，没有闻到须后水的味道，也听不见“嘿，小可爱”的低语了。也许她不需要他告诉她。支持她。也许他认为她理应知道该怎么做。首先，试探克里斯廷，确定就算留心的计划败露，自己还能和她保持友好。避开克里斯廷把留心弄到车里应该很简单，因为这里的作息和少管所里一样固定。
那晚，她蹲在克里斯廷身旁。克里斯廷正坐在后门廊上，一手拿着一罐汽水，一手拿着烟。她不在乎寒冷的天气，围裙里面只穿一件无袖衬衫。朱妮尔指着烟盒。
“能给我一支吗？”
“自己去买。你拿工资，我又不拿。”
“要是我买不起呢，克里斯廷？”
“你买得起鼻子上戴的那个东西，就买得起烟。”
“好吧，反正我也不抽烟。真难闻。”
克里斯廷大笑，想起朱妮尔来的那天给这家里带来的一阵轻风，“挺好。”她说。
“您为什么不拿工资？您工作比我辛苦。”
“因为你那个女老板是个疯狂的恶棍，还需要人帮忙。”
“我能帮她。”
“不是那种帮。你没发现她有点奇怪？”
“可能有一点。”
“有一点？除了疯子之外，有谁会多少年都不出房间？你们在楼上都说些什么？”
“各种东西。她的人生。”
“哦，上帝。”
“她给我看照片。结婚照。我看到一张您在她婚礼上的很好看的照片。您真性感，克里斯廷。太性感了。您认识她很久了吧？你们是表姐妹什么的吗？”
“表姐妹？”克里斯廷撇了下嘴。
“你们不是亲戚？只是朋友？”
“她不是我朋友。她是我奶奶。”
“什么？”
“你听到了。奶奶。明白吗？”
“可是你们差不多大啊。”
“我还大一点。大八个月。”
“等一下，”朱妮尔皱着眉头，“她说她结婚三十年，她丈夫是二十五年前死的。那么她那时候不过是个……孩子。”
“没错。”克里斯廷拿起汽水，喝了一口。
“那您那时候……有多大？”
“十二岁。我爷爷娶她时她才十一岁。我们那时候是最好的朋友。前一天我们还在海滩上堆沙堡，第二天我爷爷就把她抱在腿上了。前一天我们还在一床被子下面过家家，第二天她就睡在我爷爷床上了。前一天我们还在玩抓子游戏，第二天她就操起我爷爷了。”克里斯廷看着她手上的钻石，手指像跳草裙舞一般晃动着，“前一天这房子还是我的，第二天就成她的了。”
她收起烟，站了起来。“还没来月经就结婚是会把脑子弄坏的。她得去看看医生，你觉得呢？”克里斯廷吹了吹戒指，“处女和孩子是不一样的。”她说道，留朱妮尔一个人在那里琢磨。
回到厨房后，克里斯廷开始出汗。她把额头靠在冰箱门上，又打开门吹着冷气。热浪退去了，就像刚刚在台阶上一样，但很快又回来了，让她颤抖起来。幕布拉开已经有一段时间，露出一片广阔而荒芜的满是石头的高原。她想，需要去看医生的也许是她，而不是留心。她取出几块冰包在毛巾里，敷着喉咙、太阳穴和手腕，直到她感觉平静下来。那种凄凉还在。那是世界本来的样子。荒芜黑暗丑陋无情。她在这儿干什么？她的脑子胡思乱想，她的计划徒劳无益。她知道她很忙的样子是装的，但除此之外又如何忘却那绿色褪尽之后一片荒凉的岩石呢。她闭上眼，把冷毛巾贴在眼皮上，轻轻说着：“不！”然后挺直了脊背。这真的很重要。她和留心的斗争既不愚蠢也不徒劳。她忘不了自己是如何维护她的。如何违抗自己的母亲去保护她，给她各种衣服：裙子、短裤、泳衣、拖鞋，还和她单独去海边野餐。她们一起笑到肚子疼，一起发明一种秘密的语言，一起睡觉，知道彼此做着同样的梦。然后，你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朋友离开了你浴缸中的水花，用你们在床单下编织的轻声讲述的故事换取了走廊尽头一间幽暗的散发着酒味和老男人味道的房间，做着谁都不愿描述，但恐怖得谁都无法忽视的事情。她不会忘记。为什么要忘记？那改变了她的人生。也永远改变了梅。连L都目瞪口呆。
婚礼之后，她们偶尔也试着一起玩，但两个人都在等着彼此的羞辱，结果每次努力都以争吵告终。然后是眼泪、梅伸过来的手和轻声耳语：不能让柯西爷爷听见你在取笑他的新娘。
要指责的事太多了。他是大人物，没有人能阻止他，他可以满不在乎，为所欲为。还有她的母亲，宁可选择把她送走，也不与他对抗。把她扔在一个遥远的学校，劝她不要回家过暑假。这是为了她好，母亲安排她参加教会的夏令营或者和同学住在一起时这样说。有一次梅帮她报名当了一个社会服务所的辅导员，那里都是因为不堪虐待而离家出走的黑人女孩。纵使圣诞节寄来礼物，九月里寄来昂贵但尺码不对的鞋子，时不时寄来装着满满的谎言和钱的信封，那拒绝却是明显的。还要怪罪L。她是这群人里唯一充当调解员的角色，只需要瞪一下眼睛，或是摇一摇头。但她谁都不偏袒。然而真正的背叛却来自她的朋友。她满脸笑容地被牵着手穿过走廊，步入黑暗，步入酒气，步入老男人的味道中。究竟是谁得走？谁得离开她的卧室，离开她的玩具房，离开大海？是这里唯一无辜的人，是她。甚至当她回来之后，十六岁，从容地，准备回到家中属于自己的位置上时，他们又抛弃了她，因为那时留心已经长成恶心的大人了。恶毒到要烧死她。
克里斯廷回到房间，坐在破躺椅上。相比那张戳人的沙发，她还是更喜欢这把椅子。汗渐渐止了，头晕也好了些。但忧伤依旧。一定是我的想象造就了这个世界，她想。好人并不会如此。
原本不该这样的。她本不想这样。从枫林谷回来的火车上，她仔细计划好了她的态度，她的举止。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为她一回来就是一场庆祝会，庆祝一切：她的生日，毕业，新房子。她决心对留心客客气气的，做出主人的样子，但要很礼貌，就像在枫林谷学到的那样。她是怎么或者为什么忍不住卖弄起语法来，她自己也不记得了。她记得最清楚的是爷爷打了留心，还有她心中涌起的无穷喜悦—看到他难得站在孙女一边对抗妻子，做出姿态表明什么才是他赞许的行为。只剩下他们三个，三个真正的柯西家的人，他们坐着大轿车离开，身份不配的那个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想法让克里斯廷的快乐强烈而深沉。
她和梅回去时，发现她的房间里冒起了烟。她们尖叫着跑进房子，上了楼，看见L正在把一袋二十磅的白糖撒在烧黑了的床单上。用糖覆盖罪恶。
这一次要走的又是克里斯廷，而不是留心。柯西爷爷突然间离开酒店的派对，不知去了哪里。母女俩又害怕又生气，直到凌晨三点都没睡，然后他回来了，狗一样赤着脚，手里拿着鞋子。他并没有找到留心，然后把她扔回她原来的地方。他在大笑。
“她要杀了我们。”梅吐出蛇一般的声音。
“床上没有人嘛。”他说，还是笑个不停。
“今天是没人！那明天呢？”
“我会和她谈谈。”
“谈谈？谈谈？比尔，求你了！”梅哀求道。
“冷静点，梅。我说了我来处理。”他转身走开，仿佛谈话已经结束，他需要去休息了。梅碰碰他的胳膊。
“克里斯廷怎么办？这样她没法在这儿住下去。太危险了。”
“不会再发生了。”他说，强调着“不会”。
“她太危险了，比尔。你知道的。”
他看着梅，看了简直有一个世纪，然后点了点头。“可能吧。”然后他摸了摸胡子说，“有什么地方可以让她待上一两个星期吗？”
“留心吗？”
“不是，”他有点惊讶地说，然后皱了皱眉头，“克里斯廷。”
“但是，是留心点的火。是她的错啊。为什么让克里斯廷走？”
“我娶的不是克里斯廷。我娶的是留心。而且就离开一小段时间。等事情解决。”
就这样，克里斯廷要被打发走，送到一个同学家里。待一两个星期。“去度假。”他们会告诉别人，不管有没有人相信。克里斯廷会打电话，梅会来接，在电话里做出安排。
穿着镶着莱茵石的电影明星般的礼服站在那里，克里斯廷已经打定了主意。他甚至没有看她一眼。他还在笑。他那个小贱婆娘想要杀死她—差不多了—说不定哪天就成功了那时候他是不是也会笑他会不会终于看一眼他烧焦了的亲骨肉是不是就像处理一张客人拒付的支票或者一个无故缺席的乐手或者和缺斤少两的威士忌销售员吵架一样？别了，什么去同学家住。别了，疯子们。把鞋子穿起来吧，老头子，好好看我一眼，因为你再也不会见到我了。
你总是想着死亡，我对她说。不，她说。死亡总是想着我。其实她对死亡一无所知。她以为死亡就是上天堂或者下地狱。她从没想过天堂和地狱之间也许并没有什么区别。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只是你得独自一人。但梅就是这样解释她为什么要汇聚和收藏，为什么要储存和偷窃的。死亡想撬开门，她得用她的全部狡猾去抵挡。她女儿是那条松脱的铰链，这弱点可以让一切功亏一篑。不仅要保护克里斯廷远离那闯进门来夺走她父亲的死亡，还要保护她远离那生不如死的贫穷，那种黑人特有的梅最熟悉的贫穷。无家可归，乞讨，基督教信仰要他们永远为一盘玉米粥而心存感激。除了反对白人的浪潮之外，没有什么让她更害怕的。她总是说，柯西先生的家族曾经是安静富足的奴隶和节俭的自由民，每一代都增加了前一代留下的遗产。独立承包商，她这么称呼他们。鞋匠，裁缝，木匠，小五金商，铁匠，不拿钱的劳工，还有努力改进技术的手艺人，专门为那些能给他们礼物和小费的富人干活。做木匠的做出了高档钢琴，小五金商卖货给当地大学的实验室。铁匠带着手艺来到一个马场，先让自己受到信赖，然后不可或缺，然后带来利润。这样，当他提出除了食宿，他也要工资时，雇主就同意了。一点点地，故事继续着，他们积攒和守护着为子孙所挣的钱，给后代以建议，也教育后代做得更好。但他们一直保持低调，不自夸，不顶嘴，只是拍着白人的马屁，和他们保持紧密关系。总之，这就是那个感人的故事。这故事本来是别人的，被她和柯西先生归到了自己头上。他其实知道真相，但梅相信他所说的，因此穿的不是裙装而是男士短裤的留心在她看来就是这一切的终结—像一只从门外飞进来的苍蝇，对着食物嗡嗡叫，倘若停在克里斯廷身上，会用垃圾堆的味道玷污她。她忍受着两个小姑娘的友谊，直到柯西先生也插手进来。这样她就得赶紧想办法了。假如留心和克里斯廷有心要做朋友，以姐妹相处，只是因为一个老不正经的有了兴致，那么梅阻止了她们。就算不能拍死苍蝇，她还能扯下苍蝇的翅膀，在空气中喷上杀虫剂让它窒息—或者让女儿成为自己的同盟。
真可怜。她们还只是小姑娘。一年后她们就会开始流血—大量地。她们的皮肤还是透亮的，她们可以藐视死亡。她们和那些事无关。
柯西先生告诉我们他要娶谁的那天，就是梅的珍珠港事件爆发的日子。眨眼间她从防御走向了战争。每个诚实的老兵都会告诉你，打仗对孤独的人是很好的，对傻子则是无与伦比的安慰。她从前并不是那样。我第一次见到她是一九二九年，她站在比利仔旁边，看起来就是她该有的样子：巡回牧师的小女儿，家里的衣服全靠父亲能吸引到的会众捐赠。漂亮而没有受到精心养育的姑娘，穿着满是补丁的衣服。一小片毛领子，翠绿色的裙子，还有黑白相间的高跟鞋，让你想到卖旧衣服的集市。我正在想柯西先生的儿子是从哪儿找到她的，她就抓起比利仔的手放在嘴边吻了一下。看着她用眼睛紧紧盯着一切，上下打量着酒店大厅，我以为她会像客人一样等着被伺候。结果我大错特错。她还没顾上打开她带来的纸箱，只是脱下那件不知谁传给她的衣服，就开始干起活来。“我们来，”她用温柔甜美的声音说，“我们来擦擦这个。我们来搬走那个，打扫一下这个下面，抹一抹那里……”我们怎能不微笑呢？她奶油般的声音，她淑女般的举止。看着儿子挑了这么好的妻子，柯西先生笑得尤其开心。
她的到来让比利仔从服务员转去管理吧台，之后又负责联系乐手，这样柯西先生就有空操心钱和玩乐了。甚至怀孕都没能让她慢下来。我从没见过像梅这样三个月就给宝宝断奶的母亲。比利仔是一九三五年死的，走得太快了，我们都没来得及照顾他。克里斯廷爬到我的床底下。我找到她之后，就让她和我一起睡。她不是个爱哭的孩子，所以听到她在梦中抽泣，我感到很宽慰，因为比利仔的死对于梅而言更多的是羞辱而不是悲剧。梅像海龟一样没有流一滴泪，把克里斯廷丢给我拉扯。柯西先生非常低落，所以就只有梅和我在努力维持生意。此后七年，她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打理酒店上。七年的辛劳换来的就是一句“我要娶个妻子了。你认得的。克里斯廷的小伙伴”。换来的就是眼睁睁看着公公娶了她十二岁女儿的玩伴，让这个玩伴凌驾于万物之上，她自己，她女儿，以及她为之操劳的一切。不仅如此。她还得教这个玩伴如何管理我们。那时大多数人都很早结婚（姑娘越早被男人娶进家门越好），可是，十一岁？这不能不让人担心，不过担心的可不仅仅是年龄。梅的新婆婆不仅是个孩子，而且是约翰逊家的人。她做梦也想象不出比他们更可怕的家庭了。德国糖浆罐上的傻瓜。沙皇牌发酵粉盒上的野人。奥登果醋瓶、科恩·金斯麦片盒、高士牌缝衣线盒上的植物人。还有桑福德生姜瓶子上被苍蝇叮着的婴儿。看到约翰逊一家，她就想到这些东西。不管她是在卧室里编头发，还是在厨房里把凉水拍在太阳穴上，无论在哪里，她都这么说：懒惰不是一种习惯，而是一种品质；无知就是命运；灰只落在脏地方。她边说边浑身发抖。她是牧师的女儿，努力想重拾基督徒的爱心，但只要看到约翰逊家的人，她就无能为力。只要听人提起他们。甚至只要听到他们的名字，她说。装腔作势的名字，一般只给骡子或者渔船起的名字。新娘。欢迎早晨。星光公主。公义之灵。寂寥。留心黑夜。还有那最大的灾难—威尔伯和萨蕾这对父母的懒惰，他们觉得拿着根线坐在小船上就是工作。他们的两个孩子死在海里；他们先把自己的哀恸当作讨饭的碗，然后当作搜刮邻居的理由。那让他们的小女儿嫁给一个五十二岁的男人又何乐而不为呢，谁知道他给了他们多少钱。如果给了他们两块钱，应该要回一块五，梅说。但我们都知道柯西先生从不买便宜货，即使买了，过些日子也会变得值钱。比如一个孩子很快就会长大，生出更多的孩子。这让我想起另一件困扰着梅的事。约翰逊一家不仅又穷又懒，而且大家都知道，他们家的姑娘掀裙子一向很快。因此留心最初吸引柯西先生的地方（想必是那样），也会影响到她的女儿。甚至在梅还没开始告诉她月经的事，还没想过要保护她远离那些不合适的男孩，她家里就晃动着被当作性感尤物的小姑娘的肉体。这样的气氛克里斯廷吸收起来会比水果蛋糕吸朗姆酒还快。这一切都是因为柯西先生想要孩子。
嗯，他是这么告诉别人的，或许也是这么告诉自己的。不过对我不会这么说。他从来没有对我这么说过，因为我从十四岁起就开始给他干活了，我知道真相。他喜欢她。此外，兵工厂取消种族隔离之后，他常找的那个妓女和很多人一样离开了镇子。这些是真相，但不是全部。我记得他给我讲过一个小孩追着民防团跑，结果踩在马粪上摔倒了，然后白人哈哈大笑的故事。真残忍，一群人围观谋杀取乐。每次他提到没心没肺的白人时就会把这个故事重复一遍。所以我猜关键是他也笑了，而娶留心仿佛是一种谢罪。就像他躲着克里斯廷，因为她有一双他父亲那样的灰眼睛，他挑了留心，是为了让老黑头痛苦。我渐渐相信，每个家里都有一个老黑头，也都需要有一个老黑头。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是叛徒促进发展。就像肺结核。弄死无数人之后，让活下的人坚强，让他们明白强大的心和健康的心有什么区别，正义和正确有什么区别—归根结底，这就是进步。对于活下来的人来说，问题在于如何看待报复，如何远离那腐朽的甜蜜。因此你会明白为什么家人能够成为最势同水火的敌人。他们有时间也有条件往他们的邪恶上涂满蜂蜜和奶油。然而这实在是目光短浅。固守那怨恨又有什么好处？你用那个人毒害了你的一生，到头来正是那个人（也许只有那个人）在你不能自理的时候扶你进浴缸。我坐在梅的床边，有时坐在她的梳妆台上，看着留心：她在梅的臀部抹肥皂，把做得很难吃的食物捣烂调成恰好的浓度。她给梅剪脚指甲，擦掉她眼皮上的白屑。梅活着就是为了折磨这姑娘，现在却得靠她扶着自己的头喝水。留心不停地抱怨着，但还是在做：晾晒，清洗，喂饭，擦拭，在热得让人想哭的夜里给她翻身，让她凉快一点儿。浪费时间和生命千方百计要把一个女人送进疯人院已经没有意义了，也就只能省下敲冰块给她吮吸的时间。放火烧掉你住的窝又有什么好处呢，倘若你要在灰烬中生活五十年？我看见柯西先生在生日派对上对留心做了什么。我心中为她鸣不平，我也告诉了他。他在口袋里摸索着什么，梅和克里斯廷在车里等他。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以后不管发生什么，别再动她一根手指。不然我肯定走人。”他用和比利仔一样的眼神看着我，说：“我犯错了，L。犯了大错。”“告诉她。”我说。我听到他叹了口气。如果我不是太激动，我肯定知道他是在为谁叹气。
我其实并不清楚派对上发生了什么，但我妈可没白生我。他们走后我就知道留心肯定会做出些事来。她给一个酒店服务员打了电话，让他来接她。她走了大概一个小时之后，我听到一辆卡车开过来，然后是重重的摔门声。接着我听到高跟鞋在走廊里发出的声音。不到五分钟我就闻到了烟味。我还算清醒，马上就拎着一桶水爬上楼，然后又提着桶一趟趟跑到卫生间装水。但水对床单起火并不管用。你觉得好像浇灭了，可火还在里面潜伏着，一转身就又烧起来。然后就会把整个家都烧掉。我拖来能找到的最大一包白糖。梅和克里斯廷回来时，床上已经平静下来，如同糖浆。
留心从来都没承认也没否认是她放的火。我那时不明白如果她是对他生气，为什么要发泄到克里斯廷身上。现在我不觉得奇怪了。我也不奇怪为什么他知道留心所做的事之后心情依然愉快。梅自然不肯原谅，二十八年后，看着她的敌人不得不喂她，她还感到很痛快。比她女儿的照顾更能让她满足。当然她女儿最后还是回来照顾她了。
你能想象，当克里斯廷闯进来时，留心咆哮起来。不过她很乐意把梅转交给她。为了防止克里斯廷看到要做的事之后改变主意走人，留心上床睡觉，撒手不管了。开始我以为梅看到女儿回来会很欣慰，尽管克里斯廷一直让她失望。她们一旦吵起架来就成了对骂比赛，不吵的时候就毫无联系。然而梅的反应让我吃惊。她很害怕。不知道能不能信任自己的女儿。但克里斯廷立即就接过手，带来了美妙的厨艺，还有满屋子的植物。这两样，说实话，都让这个生病的女人走得更快。克里斯廷扮演了一年的浪子回头的女儿，然后在一个很美的清晨，梅死了，带着微笑。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微笑。她想要的一切都没有如愿—除了在留心和克里斯廷小的时候往她们中间扔斧头。只有那留了下来。割裂了她们站立的土地。因此，当克里斯廷俯下身子擦掉母亲脸上的食物碎屑时，梅在女儿眼中看到了一种熟悉的神情。和过去一样，她们轻声谈论着留心，重温着老故事，说留心是怎么骗她们相信她会写字的，说排骨掉在地上因为她不会用刀，说她再怎样对柯西先生言听计从也没法让他不出去乱搞，说他的葬礼上她戴的帽子。母亲和女儿终于成了朋友。几十年的怨恨，包裹在关于马尔科姆·X、马丁·路德·金牧师、塞尔玛、纽瓦克、芝加哥、底特律和瓦茨的争吵中，如今全都烟消云散了。不必再问如何才能对黑人种族最有利。因为留心已经替她们回答了。她是她们两个都想要击败的那种造成退步的东西。谁都没有取胜，但她们有了同一个目标，我猜想，正因如此，梅对着那个美丽的清晨露出了微笑。
留心合上了她的手指。克里斯廷装饰了她的手指。这些都无关紧要了。她们继续战斗着，仿佛她们不是牺牲品，而是胜利者。真悲哀。
七 监护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说。”
“哎呀，想想。快点。不然我说了。”
“你说？你能跟他说什么？”
“拉链是干什么用的。当父亲的责任。艾滋病死亡率有多高。”
“艾滋病？”
“谁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和谁搞过？她究竟是什么人？没人听说过她。穿得跟个卖淫女似的。举止像个，像个……”
“她要是健康有问题就不会给她们干活了。总会有推荐信什么的。”
“你是老糊涂了还是装的啊？”
“你看你说的。”
“克里斯廷是出了名的荡妇，留心是约翰逊家的，别忘了。”
“什么意思？”
“就是说那家子不知道什么叫作道德。留心十一岁那么老才结的婚，怎么会知道什么是道德，操守……”
“她从来都没做过对不起柯西的事，而且你知道她一直都没原谅克里斯廷的过去。你不能把她爸做的事怪在她头上。”
“我没怪，但我知道她爸是什么样的人。而且她不是还想把她家房子给烧了吗？”
“我从来都不信那个。”
“反正有其父必有其女。如果她们弄个这样的姑娘来给她们干活，谁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她们俩有谁能相信？留心同意让罗门帮她打扫院子，不代表她就变了个人。”
“变之前是什么样的人？”
“是个喜欢撒谎的婊子，不控制别人就不快活。”
“我觉得罗门看起来才是这样。”
“没错。被一个当过妓女的人和一个巫婆影响的。听着，桑德勒，我可不想当上曾外婆、免费保姆，或者被什么一文不值的少女妈妈当成冤大头，就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教育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况且我们是要对罗门负责的。女儿还指望我们，还靠我们呢。”
桑德勒嘟囔着，任凭妻子一句句地说下去。他知道该怎么和罗门说，但他知道说了也没用。禁止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火热更刺激。他不是要让罗门挑这个姑娘别挑那个，而是要让他放弃他唯一可以得到的身体。就像要让鸭子走路别摇摇摆摆似的。桑德勒得想个别的办法。起码说一下避孕套的问题。但维达期待的不止这些，她想要终结这个关系。他不但觉得这不大可能，而且还觉得其实罗门的表现挺不错。他没吸毒，没参加帮派，没被抓过。他在家中的行为也确实变好了。不过维达说得没错。这里变了，时代也变了。他们不认识这个姑娘，也不知道柯西家的女人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只有当地人的流言、猜测和怨恨，而他们知道的一点儿都不比他们俩多。曾几何时，大家什么都知道。曾几何时，男人可以和别的男人谈论自己的儿女，一群女人会一起抨击一个放荡的姑娘。除了约翰逊家的人。没人抨击他们。他们一点都不典型，甚至在上滩都不算，那里的人对所有人的情况都一清二楚，每一声咳嗽，每一个眼神，都被监视着。
哦，上帝啊，他想，已经五十年了。怀念这些过去的好时光有什么用，仿佛他们从前很纯洁似的。他很清楚，那只是压抑罢了。维达讲的那个邪恶的故事里 ，一句都没有提到比尔·柯西。那口气就好像是留心追求并勾引了一个五十二岁的比自己父亲还老的男人。好像嫁给他是她选择的，而不是被安排的。和大多数人一样，维达之所以对留心感到不满，是因为他们的婚姻一直维持着，她很享受，还接管了他的生意。在他们心中，她生下来就是个骗子，是个财迷，来不及等到十二岁生日就迫不及待地收网了。他们原谅了柯西。原谅了他的一切。以至于把一个大人对一个小孩的兴趣怪罪到小孩头上。她又能怎样？逃跑？逃到哪里？有什么地方是柯西或者威尔伯·约翰逊找不到的么？
最近见过留心的也只有他了。那天他敲门问她能不能让罗门放学后在她那里干活。她很客气。一如既往的整齐。请他喝冰咖啡。可能为了让他看看克里斯廷在家中的地位。桑德勒一直不像别人那样讨厌她。可能因为和她丈夫是朋友吧，他想。她的轮廓在他心中变得柔和起来，因为他想起比尔·柯西曾经告诉他，在她来月经前他一直都没碰她，等了一年后才带她去度蜜月，作为她的成人仪式。不过她还是不太好相处。桑德勒不记得她到底好不好看了，因为关于她他脑中想到的只有“虚伪”和“敏感”这些字眼。凡是一夜之间从乡下跳进豪宅的人都会有的那种虚伪。凡是承受着忌妒还有梅的算计的人都会有的那种敏感。不过桑德勒看到的和比尔·柯西所见的完全不同。对他来说，似乎二十五年的时光并不存在。柯西在船上喝着酒回忆起的留心—仿佛她已经死了似的—并不是一个整天皱着眉头、随时注意看别人的轻视、借机找茬的女人，而是一个天使，有修长的双腿，明亮的眼睛，还有那微笑，让他也不禁微笑起来。
其他男人在性方面的秘密让桑德勒不大舒服（他当然没说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每次他都会想办法转移话题。但他记得柯西的表情，一遍遍说起第一次见到留心的时候—窄窄的屁股，平板一样的胸，又软又湿宛若嘴唇的皮肤，在新生的稀疏毛发之上小得看不见的肚脐。柯西从没用别的方式解释过那种吸引，只是说他想抚养她，等不及要看着她长大。大多数男人不懂那种快乐，那种长久的近距离的观察，不仅真实，而且生动。听到柯西如痴如醉地说着自己的太太，桑德勒没有想象中那么反感，因为柯西描绘的那幅画面让他想到的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时装模特。不过尽管那时柯西已经经常和成年女人搞在一起，但想到他曾经娶了一个孩子做新娘，桑德勒还是有些不舒服。维达对此没什么说的，桑德勒也不想再提了，不想用犀利的观察一下戳穿他妻子的偶像，平白带来痛苦。
唉，好吧。这是我该干的事了，他想。罗门住过来的第一天，他就知道自己得保护他。保护他远离坏警察、街头屠杀、吸毒致死、监狱斗殴和白人战争中的友好炮火。他从没觉得一个女人会成为真正的威胁，会是他遇到的第一个实在的危险。
因此他和维达想了个办法，创造了一个让他和外孙单独待在一起的机会。他很惊讶这孩子和他一样愿意。难道他也想谈谈吗？
维达站在窗前搓着手，这是种充满成就感的姿态。看着丈夫和外孙一起开车去办事，她感到很欣慰。罗门这一代人让她焦虑。她自己小时候学到的，或者带多莉时学到的，对他们都不适用了。所有当父母的都不知所措。现在一过圣诞节，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孩子；在她那个年代，孩子要排在最后。如今孩子过生日如果没有大摆筵席就会哭；她那个时候根本就没人记得孩子的生日。当年父母给她讲那些苦难的故事让她听得着迷，也让她坚强；现在如果她讲起这些故事，罗门就会用手捂着嘴，掩饰自己的哈欠。如今嫌隙已经很平常，但并不是一直如此。往比尔·柯西身上倒了一桶粪的孩子可不孤单。很多人都在喝彩。
在那个火炉般酷热的夏日午后，笑声和掌声打断了歌声。柯西在酒店后面修着鱼竿。甩出去，收回来，再甩出去。然后他绕到酒店前面去看看大家在吵什么。也许想听一听歌声，或是看一看高举的手势，一些在请求，一些在要求。他走过去，手里拿着鱼竿，这在某些人眼里是一个让事态由劝说变为争论，再变为精心筹划的戏剧的理由。一个孩子拿着桶跳上前，把桶里的东西浇在比尔·柯西身上。柯西站在那里，鞋子和裤子上满是牲口的粪便。欢呼声褪去了。他一动不动，甚至都没有看一眼身上的污物。相反，他逐一看着每个人，仿佛在给他们一个个拍照。然后他把鱼竿靠在门廊的栏杆上，走向他们。缓缓地。
“嘿，贝拉。下午好，巴恩斯小姐。见到你真高兴啊，乔治，卡车修好了吗？”
他对年轻人和老人都打招呼。“最近怎么样了，彼得？女儿还在上大学吧？气色不错啊，弗朗西。你好啊，舒夫利……”
他打招呼，别人客气地回答，抵消了挂在他袖口和流了一地的牛粪的臭气。最后他举起手和大家告别，转身走开，仿佛刚刚举行了就职典礼，或是接受了一次洗礼。人们还站在那里，不过已经乱糟糟的了。这就是一九六八年时的嫌隙；不过柯西成功地跨越了它，解了它的毒。他说：“我不是路人，也不是敌人。”那时，谈话—客气而认真—就是桥梁。要么就是牛粪填上了嫌隙。他一直没答应他们的要求—卖出一些土地，不过他确实努力了。维达不知道是梅还是留心阻止的，不过她很庆幸有人阻止了。住房比什么陶艺课更重要。不然他们现在成什么了？无家可归的太极拳大师，学了一肚子无用东西的流浪汉，在摇摇欲坠的房子里或者在平板货车上养小孩。她觉得，关键不在于选择顺服还是反抗权力，而是对家庭尽责。此刻就意味着和外孙认真谈谈。维达相信罗门天生就很体贴人，只是他如今不知该怎么使用这种天赋。
十五个锡纸餐盘堆在车后座铺着的报纸上，每个盘子边上都贴着名字。维达在汽车遮阳板上夹了一张卧病在床的人的名单，上面还写着地址，仿佛他会忘记爱丽丝·布伦特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忘记乔伊斯先生搬去和他上夜班的女儿同住，忘记还拄着拐杖的科曼小姐，现在和她瞎眼的兄弟一起住在总督街上。病人有三种选择：鱼肉，鸡肉，或者烤肉。浓浓的菜香让他的车由机器变成了厨房，在厨房里说话就容易多了。
罗门一钻进车里就打开收音机，不停地拨弄着旋钮，直到找到他爱听的音乐。在家的时候，维达要他戴上耳机听，那样的话，让她难受的就只有节奏和罗门听音乐时的表情，而不是那些歌词了。桑德勒挺喜欢那种音乐，不过觉得他妻子的看法没错，和他们那个年代的暗示性语言（“我想吃海鲜，妈妈，鸡肉和米饭蛮好的，但给我来点海鲜吧，妈妈”）不同，罗门听的音乐不再有那种含蓄。“把人脑子都弄脏了。”维达说。桑德勒伸手关了收音机。他本以为罗门会发牢骚，但是没有。他们一言不发地往前开，到了名单上的第一户人家。桑德勒好不容易拉开三个扯着自己裤子的小孩的手，走到了门口。爱丽丝·布伦特执意要请他进去，直到听说她是名单上第一个，后面还有十四个人等着送饭才作罢。她感到受宠若惊，便让他走了。罗门迅速把广播关上，不过还是让桑德勒听见了。至少他尊重我的感受，桑德勒想。他把车开下路边，心里想着可以聊些什么。在审问或者上课之前，他们可以聊一些共同关心的事。他和维达没有儿子。多莉是个脾气很好很听话的孩子，把她心中所有的叛逆先是投入过早的婚姻，后来又投入了军队。不过应该也不会这么难。桑德勒自己的父亲和祖父让他做什么就容易得很。简短而尖锐的命令 “别学懒汉的样子”，如果他一次拿太多东西，想少跑几次的话。“如果她不尊重自己，也不会尊重你”或者 “挂不了帽子的地方就挂不了裤子”，如果他觉得自己很快就征服了谁的话。没有长篇大论，没有回嘴顶撞。这些对罗门都没用了。说这些话只会让桑德勒生闷气。九十年代的孩子不想听什么“谚语”，也不想被什么陈旧的训诫所管束，更不用说理解什么了。他们从轰隆隆的音乐中得到建议。不加水的酒。无糖咖啡。子弹一般直接。
“她怀孕没？”
罗门很吃惊，不过没有生气，也没有含糊其辞，“没有！为什么这么问？”
不错，桑德勒想。和他的父亲一样直接，只是没有那么凶。“因为你一天到晚和她在一起。都干吗呢？”
“随便干点儿什么。”
“比如？”
“开车兜风啦，什么的，”罗门说，“上个星期六去那家老酒店了。就到处看看。”地板啦，床啦，什么都可以，只要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就好。他激动得满手是汗，因为她坚持让他开车。他不仅不会开车，而且在他努力控制住方向盘的时候，她喜欢在他身上蹭，分散他的注意力。一边相互挑逗着，一边差点撞上树或者滑进沟里，真是刺激。
“进去了吗？”桑德勒问。
“嗯。那儿开着。”门锁着，窗户结实得像铁一样。罗门气得一拳打向玻璃，像朱妮尔伸进他牛仔裤里的手一样坚决。他们本以为那里很恐怖，蜘蛛网啦，堆满垃圾的角落啦。结果并不是。厨房在夜色下闪着光，欢迎他们爬上台面，或是钻入桌腿之间。别的房间是昏暗的，不过同样大可利用。朱妮尔一间间数着，他们在每个房间里探索着自己，从大厅一直到顶楼。
“我觉得好多年都没人进去过了。老鼠能在里面开赌场了吧。”桑德勒说。
“差不多。”没有老鼠，只有鸟。在房梁上盘旋着，窃笑着。整个地方散发着一股酒味。
“没碍着你们事吧？”
“没。我的意思是，我们就到处看看，到处玩玩，懂吧？”
“你以为你在和谁说话？”
“不是，呃，就是—”
“罗门，咱们都是男人对吧？”
罗门看了看他的高帮鞋。黑色帆布面，上面有很酷的白圈。
“好了。别绕弯子了。直说吧。”
“好吧。嗯，她想，她想要……”罗门摩擦着膝盖。
“你不想？”
“唉，你懂的。”
“你们干什么了？”
“没什么。呃，算有吧。我们亲热什么的，然后，呃，到处看看。没什么大不了的。”阁楼除外。要想爬上去得站在椅子上够到链子，拉下折叠梯。“得要火柴，”他对她说，“或者手电筒。”“不用，”她轻轻地说，“我喜欢黑一点。”他们进去时响起了鸟振翅和鸣叫的声音。蝙蝠吗？他想。不过那飞过的翅膀，从照亮阁楼的走廊灯光中掠过的翅膀，是黄色的。他正要说“哇，金丝雀”时，她把他拉向自己。然后他们玩起了捉迷藏，在挂满蜘蛛网的架子间狂奔。迷失了，又在一间漆黑的房间里找到彼此；跌跌撞撞，磕磕碰碰，摔倒在地，抓住脚，抓住脖子，然后是整个人。他们公然挑战这黑暗，用他们响亮的笑声，还有或快乐或痛苦的呻吟。鸟在尖叫。箱子倒下来四分五裂。地板嘎吱作响，在他们身下裂开，刮擦过他们的赤裸，使他们的嬉戏更加尖锐，平添了一种他从未想象过的高度的严肃。
“没什么大不了的？”
“呃，是有点，那个什么，粗暴，你大概会这么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她捏了他的私处之后，他把她推到—不是，撞到墙上。他咬她的乳头，狠狠地，她没有大叫，而是快乐地呻吟着。然后就变了。从黑变红。他仿佛可以从身外，从一旁清楚地看到黑暗中的自己—他那擦伤的、出汗的皮肤，他那闪亮的牙齿，他那半闭的眼睛。
“你们都干吗了，罗门？说说看。”
“不是我，是她。”
“能不能说明白一点儿啊，小伙子？”
“她比较粗暴，就那样。我的意思是她喜欢被伤害。”
桑德勒在十字路口刹了车。过了一会儿才发觉是绿灯。罗门看着车窗外，等着回应，等着值得他相信的大人的意见，等着纠缠在他忏悔中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外公的低笑是一种。指责是另一种。还有什么吗？信号灯变了。
“你觉得怎么样？”桑德勒没管红灯，慢慢往前开着，装作在找一个地址。
“挺诡异的。感觉很怪。”她不仅喜欢那样。那可是她的最爱。不过他心里也同样充满兴奋。他站在自己身旁，冷漠，没有微笑，看着自己施加着也承受着痛苦，痛得要尖叫了，那时会有一种新鲜的快感。那个罗门—受不了床头上拴着的手套，涂着紫色指甲油的咬过的指甲，抽动着的身体发出的泥浆和蔬菜的味道—已经烟消云散了。再也见不到了。他很确定。至少不再完整。只剩下褪了色的版本，心中对那场景的感觉从羞耻变成了厌恶。从酒店开走时，他抱怨着（“好啦，姑娘。行啦。你要让我出车祸了”），她用腿撞他的腿，用舌尖舔他的脖子，把乳头挤进他耳朵里。此外还有另一件事。朱妮尔头一次把靴子和袜子都脱了。他们在厨房里脱衣服时，她一如既往地穿着袜子。在阁楼上她脱下袜子，把一只系在他脖子上。他爬下阁楼的梯子，爬了一半时往上看了看。朱妮尔坐在折叠梯的开口处，穿着另一只袜子。他不确定—走廊里光线很暗—不过她穿袜子时他看到的那只脚就像马蹄一样。
“很乱套，是吧？嗯，我从来都不相信自由意志。假如你控制不了什么，给你选择也没有用。”桑德勒在一幢浅蓝色房子前停下。房子前面的草地斑斑驳驳，渴求着雨水。“不过有几件事你还是可以决定的，比如和谁交往。听起来你好像和一个让你烦恼，让你心里不踏实的人勾搭上了。这种感觉就不仅是直觉了，而是给你的提醒，可靠的提醒。不能总在意别人说什么，不过你应该在意来自内心的提醒。别觉得放手就是懦夫。说不定能救你的命。你不是无可救药的，罗门。永远别那么想。有时候放弃比继续更需要勇气。有些朋友你知道是不能带回家的。不是没有道理，能明白吗？”
“明白，先生。我听到了。”
“女人很重要。有时候你可以一举三得—好的饭菜，好的性生活，好的交流。大多数男人只要一样就够了，有两样就非常高兴了。不过你听我跟你说，好男人是不错，可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很好很好的女人更好的事了。她可以是你妈，你老婆，你女朋友，你姐妹，或者你同事。都可以。找到一个，乖乖留下。看到吓人的，就离得远远的。”
“明白了。”罗门说。
盘子里的菜凉了，不过还是可口得很。送完之后，桑德勒心情很好。罗门很乐意帮忙，每次一停车他就马上下来，像服务员一样端着盘子往人家门口跑。维达会很开心的。别担心，他会告诉她。放宽心。他看着自己的外孙，罗门没打开收音机，只是靠在座椅上睡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