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自己的房间（出版书）》
作者：[英]维吉尼亚·伍尔夫
译者：于是
内容简介：
伍尔芙说：作为一个女作家写作，至少需要两样东西：“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年500英镑的收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女人就可以平静而客观地思考，然后用小说的形式写下自己这一性别所见到的像“蜘蛛一样轻的覆着在人身上的生活”。我想这大概可以做为“精神自治”的解释吧，她们面对这世界的诸多不平，不断在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然后在那里呼吸，只有人类的内心才时实在的永恒的，故我爱，我恨，我痛苦。
文艺女神伍尔芙的魅力哲学是：聪明女性的独立方式，从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开始——独立而自由的灵魂，才是幸福之源。做自己，比任何事都更重要。本书源自伍尔夫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一经出版，风靡全球，感动千万读者，被誉为“激发女性精神觉醒的心灵之书”。
目录
导读 房间之内 房间之外
一间自己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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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怎样读一本书？
导读 房间之内 房间之外
几乎所有现当代女性主义作家、女性题材的创作都绕不开一句名言：“女人想要写小说，她就必须有钱，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出自伍尔夫的长散文《一间自己的房间》。）二十一世纪再回首这一论点，我们还会有新的触动吗？或者，我们真正该问的是：这篇长文问世已近百年，文中探讨的问题在新时代中得到答案了吗？
杰作需要流芳百世的名言，但也可能因一言而蔽，后世的读者反而会因此疏忽文中的多重思想—《一间自己的房间》就是这样的典型，太多人自认为了解了中心思想，却忘记了从头到尾慢慢品读。
这篇长散文是两篇讲稿的合集，容量堪比小长篇，也动用了小说笔法，涉及女性在经济、教育、职业、生育等许多领域面临的困境，用历史的眼光探讨了女性被剥夺的多项权益。1928年10月20日和10月26日，伍尔夫去剑桥大学，分别在纽纳姆女子学院和戈廷女子学院就“女性与小说”一题发表了演讲；1929年3月，她将两份讲稿合为一文，最初是以《女性与小说》为题发表于美国杂志《论坛》，并于同年在她和丈夫开创的霍加斯出版社以《一间自己的房间》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
本书根据企鹅出版社2004年的版本再译，所吸取借鉴的老版本很多，早至1989年的三联版（译者：王还），新至2003年人民文学版（译者：贾辉丰）、2014年雅众版（译者：吴晓雷）等版本，主要修正了一些拗口的长句，订正了一些人名、地名及注脚，力求从语感到语义等多方面呼应二十一世纪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更重要的是，在本文面世将近百年之际，唤起更多年轻读者对这部女性主义开山之作的再度重视，从文学、社会学、性别主义等多重角度重审这部杰作，甚而意识到—文中所指出的那些问题正在，但并未得到彻底的解决，伍尔夫所期待的女性写作的漫漫长路仍在复杂的现实状况中缓慢拓展，革命尚未成功。
假如说，了解名言背后的全景是此次阅读的第一个任务，那么，第二个任务显然就是了解这篇文章背后的维吉尼亚·伍尔夫（Adeline Virginia Woolf），了解她为何要这样写？又为何比别人更早写出这篇长文？
伍尔夫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意识流小说家之一、女权运动先驱，1882年1月25日出生于伦敦南肯辛顿海德公园门。父母双方都曾丧偶，所以她从小就与异母/异父的七个兄弟姐妹住在一起。她的父亲莱斯利·史蒂芬爵士（Sir Leslie Stephen）是一位很有名的编辑，也是文学评论家及传记作者，第一任妻子哈利特（Harriet Thackeray）是大作家萨克雷的幼女，第二任妻子茱莉亚（Julia Duckworth）长得很美，曾为前拉斐尔派的画家爱德华·波恩-琼斯（Edward Burne-Jones）担任模特，维吉尼亚是她的第三个孩子。正如伍尔夫在本书中所写道的，“若是身为女人，我们只能通过母亲去回溯过去”，茱莉亚对伍尔夫的女性观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在那个年代，男孩才有机会去正规学校读书，但茱莉亚坚持在家里教育孩子，我们可以在1894年的一张照片中看到她如何教导五个孩子。后来，在伍尔夫很多散文和小说中，都能窥见母亲茱莉亚的形象。
维吉尼亚出生在这样的文艺世家，显然比同时代的大部分女性更开明。因为父亲与很多文学名士都有往来，包括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及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她从小就对文学情有独钟。1891年，九岁的维吉尼亚就在父亲的鼓励下开始写作，自创了名为《海德公园门新闻》的小周报，用词语代替玩具，倾情于自己的游戏。在1897到1901年间，她在伦敦国王学院接受了古希腊语、拉丁语、德语及历史教育。
可惜好景不长，维吉尼亚十三岁时，母亲茱莉亚因病去世，她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精神崩溃；两年后，同父异母的姐姐、代替母亲照顾家人的特斯拉也去世了；紧接着，1904年，她的父亲莱斯利也去世了，她只能随兄弟姐妹搬到了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的戈登广场。双亲相继辞世的这段时期里，她常常遭到同父异母的哥哥的性侵。
维吉尼亚从1905年开始职业写作生涯，最初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撰稿。后来，她和姐姐万妮萨、哥哥索比、弟弟艾德里安以及几位朋友创立了布卢姆斯伯里派文人团体，在伦敦文艺界相当活跃。在他们的诸多事迹里，有一件事特别值得一说：1910年，维吉尼亚女扮男装，和弟弟艾德里安等四人登上了当时英国皇家舰船“无畏战舰”，谎称是非洲某个国家的外交团，在舰船上受到了高规格的待遇。此事被媒体披露后，英国海军感觉颜面尽失。而经历这事的人都称赞维吉尼亚的扮相和演技—这显然会让我们联想到她出版于1928年的惊世骇俗的小说《奥兰多》。当时，布卢姆斯伯里派有很多拥趸，其创办理念时常与上流社会的迂腐风气冲突，但从回忆录来看，团体内部始终有矛盾，包括姐妹间的情感龃龉，所以，不妨说是因为万妮萨的干预和推动，维吉尼亚才成为了伍尔夫。
1912年，维吉尼亚和公务员兼政治理论家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结婚，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但世人最终会说，嫁给伦纳德是她一生中最明智的决定。他一直仰慕她，婚后也一直抚慰她、理解她，无论是分房睡还是创办出版社，他都没有怨言地配合她。
1917年4月24日，他们买到一架手动印刷机，霍加斯出版社就此成立，它最主要的业绩莫过于出版了伍尔夫所有的作品。从某种角度看，伍尔夫所言“写小说的女人……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尚不足以囊括当时女性写作的困境，真该再加上一句“还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出版社”。 最初这项只限于会客厅的出版事业很快就占据了他们的餐厅，最后占据了他们生活中的大部分时空，既能以体力活儿让她消解紧张情绪，又能让伍尔夫夫妇不受其他出版社限制，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和圈内人脉赚到钱，带来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满足。但经营独立出版社是很辛苦的，他们不得不从商业角度考虑选择出版物，因此，也拒绝了同样是当时最前卫的意识流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新作《尤利西斯》。
无论如何，霍加斯出版社确保了伍尔夫的文学生涯顺畅展开。1917年，伍尔夫出版了《墙上的斑点》；1919年，出版《丘园》和《夜与昼》；1922年，出版《雅各布的房间》；1925年，出版《普通读者》与《达洛卫夫人》；1927年，出版《到灯塔去》；1928年，出版《奥兰多》；1929年，出版《一间自己的房间》；1931年，《海浪》问世；1937年，几经重写和修改的《岁月》问世。在伍尔夫1941年3月28日投河自尽后，霍加斯出版社在伦纳德的努力下继续经营到1946年，在29年间共出版了527部作品。半个多世纪后，霍加斯于2012年重新成立，成为了出版业巨头企鹅兰登旗下的一个品牌。
《一间自己的房间》是一篇随意识流动，且不乏庞杂论据的演讲文，分为六个章节。
第一章开宗明义，点出独特的论点，但叙述重点完全放在伍尔夫在名校中的经历，确切地说，是极其不悦的游览体验，矛头直指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平待遇，但她没有放任自己在怨怼中失去思考，而将思路从学府转到经济层面，有如神来之笔，将文学议题转化为经济基础问题，很可能令二十一世纪的读者惊讶得合不拢嘴—原来，女性拥有财富是如此“新鲜”的事！
第二章的场景转入大英博物馆，想从以往经典作品中寻找答案的伍尔夫铩羽而归，唯一的收获仍是问题：为什么男性作者那么爱谈论女性，甚而在史诗中歌颂，却又同时贬低女性群体的智力、体力和各方面的能力？由此，她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侦探到男性之愤怒本质的女作家，揭开了男性权威的真相。这时，神来之笔再次出现，钱包中的一两张钞票将议论再次拉回经济命脉。
第三章的精妙构想发生在夜晚的私人书房，从历史学家的叙述出发，向读者展示了“长着鹰翅的蠕虫”般的女性形象。女性在历史上的严重缺席，令伍尔夫执著于一个疑问：十八世纪前的女性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本章的神来之笔落在“莎士比亚的妹妹”身上。伍尔夫虚构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女子，合理推断了她的悲惨命运。接着，她提出一个更引人深思的问题：才华，究竟该怎样量度？写作，需要怎样的条件？
第四章以无法辩驳的实例取胜。从温切尔西夫人、纽卡斯尔公爵夫人到玛格丽特·卡文迪什，她先罗列了几位十七、十八世纪出身贵族世家的女诗人、女作家，再强调了同时代的班恩夫人是有史以来第一位靠写作谋生的女性，继而展开一幅全景画面：“到十八世纪即将结束时，转变已发生，若由我来重写历史，我要充分描写这一转变，并且明确表态：其意义比十字军东征或玫瑰战争更重大。中产阶级女性开始写作了。”历史进展到十九世纪后，简·奥斯汀和勃朗特姐妹成为她分析的主要对象，但她分析的并不是文本本身的高低良莠，而是作家的心境—换言之，这并不只是文学评论，而更像是心理分析。在此，伍尔夫引申出了就当时而言非常前卫的女性创作观点：“女小说家的性别怎么能妨碍她的真诚，亦即我所以为的作家的脊骨？”女作家不仅要有属于自己的房间，还要有属于自己的思想、视角、态度、句法和修辞……
第五章，伍尔夫将目光投向当代作家。值得一提的是，在做这次演讲前，她已写下了《奥兰多》，在本章节中出现的莫须有的“玛丽·卡米克尔”的处女作，显然和她自己的创作有关系。在此，伍尔夫提醒大家注意：文学世界里尚未有过描写女性友谊的作品。“在简·奥斯汀的时代之前，小说中所有的重要女性都是从异性的视角来看的，而且，只有在与异性发生关联的情况下，她们的形象才得以显现。”如此推断下去便可知，女作家的创作天地何其广博！她可能也是第一位提及“女性力”的作家。
第六章是总结性的，也比前几章更令人鼓舞。很多人引用过的名言“伟大的头脑是雌雄同体的”其实是柯勒律治说的，但确实是由伍尔夫在此深入阐释的。她以男性作家在行文时无意识表露的倾向为例，继而，将矛头转向正在法西斯国家如火如荼展开的文学运动，并以“早产儿”这一精准的类比对其进行了批判，这充分证明了伍尔夫拥有客观、专业且具有历史批判性的文学观。最后，她鼓励年轻的女大学生们勇敢地走上文学之路，并且再次强调了物质对于创作力的重要性：归根结底，不是物质本身在起作用，而是物质能给予的一定程度的“心智自由”。
“任何人，写作时总想着自己的性别，都会犯下毁灭性的错误。”作为女权主义的先驱之一，伍尔夫并没有偏袒女性写作时应强调女性意识，这恰恰是真正的平权运动所期待的结果。如果女性也成为愤怒的男权家长式的人物，或许，那并不该被认为是女权运动的最终胜利，也绝对不是雌雄同体的心智的表现。
本书采取“外一篇”的结构，附加了原本收录于《普通读者》中的一篇演讲文：《应该怎样读一本书？》。虽有一个看似指导性很强、酷似手册文案的标题，但这篇文章实为一位资深读者的经验漫谈，从传记到诗歌，伍尔夫用读者特有的跨时空思维脉络，向我们展现了一部微缩的英国文坛景象。本次重译将文中所提及的诸多人物反复加以确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注脚中窥见各位名留青史的英国文学家们在贵族世家和社交圈的互动关系。
如上所述，维吉尼亚·伍尔夫首先是个饱读诗文的资深读者，再是一位笔耕不辍的天才作家，还是一位对经济、历史、性别等社会问题有深刻思考的知识分子。她的文学遗产值得后人不断重读，她超越时代的思想更值得一代又一代女性深思。
于是
2019年3月
一间自己的房间
1
你们或许要说，我们请你来谈谈女性与小说—但是，这与自己的房间有何关联？
请容我慢慢细说。
你们邀请我来讲“女性与小说”这个主题后，我就在河边坐下，开始深思这两个词的涵义。要说这个主题，我也许可以点评一下范妮·伯尼注1的小说，就简·奥斯汀注2多说几句，再把勃朗特姐妹注3夸赞一番，并简略形容一下冰雪覆盖下的海沃斯牧师家；如有可能，再用几句俏皮话评一评米特福德小姐注4，再用几句恭维的摘引，让人想到乔治·艾略特注5，再提一下盖斯凯尔夫人注6，如此罢了，大致就能算讲完了。但三思过后，又觉得这几个字似乎并非如此简单。
女性与小说，这个议题的意思可能是关于女性的，或许，你们的本意是要我谈谈女性应该是怎样的人？也有可能是关于女性作家及其所写的小说；又有可能是关于女性和那些以女性为题的小说；当然，也可能这三者兼而有之，成为无法区隔的大议题，你们是想请我从这个角度加以考虑。
但当我开始用这个思路，也似乎是最有趣的一个思路去思考时，却很快发现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我将永远无法得出结论。我也无法尽到一个讲演者的首要责任—我认为，那就是在讲完一小时后能给出一些金玉良言，足以让你们的笔记本熠熠生辉，被永远地供奉在壁炉台上。
而我所能做到的一切，却只是就一个微小的问题给出一个观点：
注1 范妮·伯尼，Fanny Burney，（1752-1840），英国女作家，代表作：长篇小说《伊夫莱娜》（Evelina）、《卡米拉》（Camilla）。
注2 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英国女作家,代表作：小说《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爱玛》（Emma）。
注3 勃朗特三姐妹，The Bront s，即：夏洛蒂、艾米莉和安妮，代表作分别是《简爱》（Jane Eyre）、《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和《艾格尼丝·格雷》（Agnes Grey）。她们的父亲是英国北部约克郡海沃斯地区的牧师，所以她们的家宅就叫海沃斯牧师家（Haworth Parsonage），现为勃朗特故居博物馆。
注4 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Miss Mitford（1787-1855），全名Mary Russell Mitford，英国女剧作家、诗人、散文作家，代表作：散文集《我们的村庄》（Our Village）。
注5 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本名Mary Anne Evans，英国女作家，代表作：《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等。
注6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Mrs Gaskell（1810-1865），全名Elizabeth Cleghorn Gaskell，英国小说家，代表作：《玛丽·巴顿》（Mary Barton）等。
如此一来，你们肯定会发现，诸如女性的天性、小说的真谛之类的大问题都将悬而未解。我推脱了责任，不去给这两个问题下结论—就我而言，女性、小说，都仍是未解的疑难。
不过，为了加以弥补，我将尽力向你们说明：我是如何形成“房间和钱”这个观点的。我将在诸位面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阐述自己一连串的思绪是如何归结到这个想法的。如果我能把这种论调背后的种种想法或者说是种种偏见解释清楚，你们也许就会发现，其中有涉及女性的部分，也有涉及小说的部分。
无论如何，谁都不能指望在某个备受争议—任何牵涉到性别的问题都是如此—的议题上说出唯一的真相。我们只能如实展现自己何以得到并持有某种观点，且不管那是什么样的观点。对于听众，我们只能给出一种可能性：在了解讲演的种种局限、成见和个人偏好之后，让听众们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这种语境下，小说所涵盖的真相远胜于事实。因此，我要充分利用身为小说家的所有自由和特权，先对你们讲一讲我来这里前的两天里发生的事情—肩负着你们施加于我的沉重话题，我苦思冥想，任其在我的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引发思考。无需赘言，我接下去描述的场景纯属虚构：牛桥注7是杜撰的，芬汉姆学院也一样；所谓的“我”只是为了叙述方便而使用的人称代词，并非特指真实的某人。
我会信口开河，但也许会有部分真相混杂其中，要由你们把真相寻觅出来，再由你们决定其中是否有值得记取的真理。如果没有，你们当然可以把这些话统统扔进废纸篓，忘个一干二净。
好，那就来说说一两个星期前的我（可以称我为玛丽·伯顿，玛丽·西顿，玛丽·卡米克尔，或是任何你们中意的名字—这无关紧要）。
那是十月里的一个好天气，我坐在河边，沉迷于思考。刚才提到的重负，也就是“女性与小说”这个激发出各种偏见和强烈情绪、亟待得出结论的主题，压得我抬不起头来。
就连我左右两边一丛丛不知名的灌木都闪耀着金黄与深红的色彩，宛如在高热的火焰中炽燃。对岸，柳树垂杨低拂，似要哀泣到永远。河水随心所欲地倒映天空、小桥和河畔色泽火亮的树叶，每当有大学生划船而过，倒影碎而复合，完好如初，好像那人从未来过。
坐在那儿，简直可以从早到晚地沉迷于思索。
注7 原文Oxbridge，这显然是牛津（Oxford）与剑桥（Cambridge）的合并，是伍尔夫对当时高等院校的戏谑称呼。
思索—这么说算是抬举吧—已将其钓线沉入涓涓溪流中了。一分钟又一分钟，它在此处的倒影、彼处的水草间晃动，随水浮升又沉降，直到钓线那头突然沉了一下—你们知道，就那么轻轻一提。小心翼翼地收线，把凝聚上钩的念头钓上来，再小心翼翼地展开，铺陈在草地上；哎呀，我的这个小念头，看上去是那么微小，那么无足轻重，俨如一条小鱼，小到老练的渔夫会把它丢回河里，让它再长大一点，有朝一日再钓来下锅，才好大快朵颐。我不想现在就让你们因这个念头而伤脑筋，但如果你们留心，就能在我接下来的讲说中发现它的蛛丝马迹。
然而，不管它是何等渺小，却终究有其神秘性—只要被放回脑海，它就立刻变得令人兴奋，并且意义重大；它时而飞游，时而沉潜，从这儿那儿闪过，激荡出一波波思绪的骚动，让人实在没办法安静地坐下去。
于是，我快步走起来，不知不觉间踏进了一块草坪。就在那一瞬间，有个男人的身影挺立而出，拦住了我的去路。一开始我都没反应过来，那个身穿圆摆外套、内衬正装衬衣、怪模怪样的家伙是在冲我做手势呢。他的表情又惊恐又愤慨。
与其说是理性帮到了我，不如说是本能让我幡然醒悟：
他是学监，而我是个女人。
这儿是草坪，人行道在那边呢。
只有研究员和学者们可以走这里的草坪，而我该走的是碎石小路。
这些想法是在一瞬间发生的。等我重新走上石子路了，学监的手臂才放下来，神色也平和下来，一如往常了；虽说草坪是比石子路好走，但石子路也不至于造成多大的损害。但是，不管那些研究员和学者们是哪所学院的，我只有一件事要投诉：就为了保护他们这块三百年来始终被养护平整的草皮，却把我的小鱼吓跑了，踪影全无。
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当时究竟是什么样的思绪让我肆无忌惮地擅闯“禁地”？祥和的精神如天堂降下的祥云，如果能驻留于某时某地，那就必然是在美好十月的清晨，降落在牛桥的校园和四方庭院之中。穿过一条条古老的长廊，徜徉于学院之间，现实的粗粝感似乎被磨灭了；身体仿佛置于一樽神奇的玻璃柜里，没有声音能传进来，心神也远离各种现实中的纷扰（只要别再踏入草坪），尽可自由遐想，沉溺于任何与此时此地相宜相契的深思。
不经意间，我偶然想起一篇提及长假时重游牛桥的古老散文，继而又想起那位散文作家查尔斯·兰姆注8—萨克雷注9曾把兰姆的一封信高举齐额，尊称他为“圣查尔斯”。确实，在过世的前辈作家中（我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兰姆算是最可亲可近的一位，你会愿意问他“请告诉我，您是如何写好散文的？”之类的话。我觉得他的散文在很多方面甚至超越了马克斯·比尔博姆注10的杰作，尽善尽美，因为他有狂野的想象力，那种天赋灵光迸发于字里行间，有如闪电霹雳，固然会给文章带去瑕疵和不足，却还有诗意星光般闪耀。
兰姆来到牛桥，差不多是一百年前的事了。他确实写了那篇散文—标题我记不得了—文中提到他在这里看到了弥尔顿注11的手写诗稿。那首诗应该是《黎西达斯》吧。兰姆写道，一想到《黎西达斯》中的每一个字词都可能不是现在这样，他不禁深受震动。在兰姆想来，即便只是想一想弥尔顿改换了这首诗中的字词，都像是一种亵渎。这又让我尽力去回忆《黎西达斯》，猜一猜弥尔顿改动的是哪个字词，为什么要那样改，那应该会让我乐在其中吧。
继而，我又蓦然想到：兰姆看过的那份手稿近在眼前，不过几百码远；也就是说，我完全可以追随兰姆的足迹，径直穿过四方庭院，去亲眼看看那座珍藏宝物的举世闻名的图书馆。
说去就去，就在我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的时候还想到一件事：萨克雷的《艾斯芒德》手稿也保存在这座著名的图书馆里。评论家们常把《艾斯芒德》誉为萨克雷最完美的小说。但在我的记忆里，这本书的文体矫揉造作，刻意效仿了十八世纪的写作风格，对作家而言更像是一种阻碍，除非，十八世纪的风格对萨克雷来说反而是自然而然的—若能看到手稿，细查这种刻意的改变是为了精致的风格，还是为了充实意蕴，或许能证实这一点。
但若想去证实，还必须先敲定何为风格、何为意蕴，这个问题—刚想到这儿，我已经走到直通图书馆的大门口了。
我准是把门推开了，因为，立刻出现了一个守护天使般的人影挡在入口处，但他没有天使般的纯白羽翼，而是披着一袭纯黑色的长袍；这位银发苍苍、面目和善的绅士不以为然地挥挥手，把我挡在门外，略有歉意地低声告知：只有在本学院研究员的陪同之下，或持有介绍信的女士，才得入内。
举世闻名的图书馆被一个女人咒骂，丝毫无碍于它依然是座举世闻名的图书馆。庄严肃穆，备受仰慕，带着安全无虞、深锁于心扉的所有珍宝，它志满意得地酣睡着，对我来说，它将如此沉睡到永远。我恼怒地走下台阶时默默发誓：我决不会惊扰它的清梦，决不会再来请求它的优待。
距离午餐还有一个小时，我还能做什么呢？在草地上散散步？到河边坐坐？那天上午真是秋高气爽，落叶缤纷，满地飘红，散步或闲坐都不算难事。
但有乐声飘荡耳际。应当是有人在做礼拜，或在举行什么庆典。当我经过小教堂时，门内的管风琴奏出了如怨如诉的壮丽旋律。在那宁谧的氛围中，甚至连基督门徒的悲郁听来都更像是对悲哀的怀缅，而非悲哀本身；甚至连古老的管风琴的哀诉都被那份宁谧层层裹住了。
即使有权入内，我也不愿进去了，这一次，教堂执事恐怕也会拦下我，要我出示受洗证明或是本区主教开具的介绍信。反正，这些宏伟建筑的外观之美一如其内部。更何况，看看信众聚集、进进出出、像一群蜜蜂在蜂房口忙忙碌碌，也挺有乐趣。他们大多披袍、戴帽，有人披着毛皮披肩，还有人坐在轮椅里被推行，还有些人，虽未届中年，却已显沧桑憔悴，形貌怪异，让人想起在水族馆的沙滩上费力爬行的巨蟹和鳌虾。我斜倚在墙上，顿觉眼前的大学活像一个庇护所，稀有物种尽被收容，要是让他们在斯特兰德注12一带自求生路，恐怕很快都会被淘汰。
一时间，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那些老学究们的陈年故事，但还没来得及鼓起勇气吹口哨—据说，有位老教授一听到口哨声就会狂奔—那些可敬的信众都已进了教堂。只剩下小教堂的外墙可供观瞻了。如你们所知，可以看到高高的穹顶和尖塔，像一艘永在航行却永不能抵达的船，点亮暗夜，远隔山头仍遥遥可见。
不妨设想一下，曾几何时，涵盖齐整的草坪、恢宏的建筑和这座小教堂在内的这个四方形大庭院，也不过是片沼泽，荒草飘摇，猪猡刨食。我猜想，必定曾有一群群牛马从遥远的乡村拉来一车车石头，然后工人们费尽千辛万苦，自下而上一块块地垒砌灰色巨石，我才得以站在它们的荫庇之下；继而，画师带来彩色玻璃窗，装嵌入框，泥瓦匠带着泥刀铁铲，几百年来忙于在穹顶上涂抹油灰水泥。每逢周六，必定有人从皮革钱袋里倒出些金币、银币，落在那些久远年代的工匠们的掌心里，好让他们能去换酒水，在九柱戏中消遣一夜。
我料想，必定要有流水般的金币银币源源不断地送到这庭院来，好让石头一车车运来，泥瓦工一天天劳作，整地、挖沟、掘地，还要凿渠。而且，那是虔于信仰的年代，挥掷金银打下深厚的根基，垒起巨石建筑后，还要从国王、王后、王公贵族的金库里筹措到更多金银，以不吝之姿投入建设，确保圣歌能在此唱诵，学识能在此传授。土地一块块被赏赐，赋税一笔笔被缴清。而当信仰时代过去，理性时代到来后，金银钱财仍要如此滚滚而来—设立研究生的奖学金，资助讲师们的职位，只不过，现在流入的金银不是来自王公贵族的金库了，而是商贾的钱柜，还有那些靠制造业赚了大钱的工厂主们的腰包，他们要回馈教给他们一技之长的大学院校，便在遗嘱中拨出巨资，让大学添置更多桌椅，请来更多讲师，培养更多研究生。
由此，几百年前荒草飘摇、猪猡刨食之地，如今便有了图书馆和实验室，有了天文台，玻璃架上还有昂贵的设备、精密的仪器。绕着庭院信步而行时，我深觉金银夯实的地基着实深厚，毋庸置疑，人行小道坚实地铺在野草之上。头顶盘子的男人们步履匆忙，在楼梯间穿梭。花朵在挂于窗台外的花篮里炫丽盛放。留声机放出响亮的旋律，从房间里传出来。
不去反思都不可能啊—但不管想到了什么，也只能点到为止。钟声响了。是该去吃午饭的时间了。
有一件事很耐人寻味：小说家们总有办法让我们相信，一席午餐之所以令人回味，必定是因为有人妙语连珠，或有人举止高明。但对于吃食本身，他们往往惜字如金。小说家们谨遵的俗套之一便是避而不谈汤、鲑鱼和鸭肉，好像汤、鲑鱼和鸭肉根本就无关紧要，好像根本没人吸过一口雪茄或喝过一杯红酒。
不过，我要在此冒昧地违背这种俗套，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这顿午餐一上来就是盛在深盘里的龙利鱼，学院的厨师在上头浇覆了一层雪白的奶油，零星露出些鱼身的褐色，宛如雌鹿两侧的斑点。随后的一道菜是鹧鸪，但你们千万别以为那只是一对儿毫无装饰的棕褐色小鸡。这道鹧鸪肉非常丰盛，搭配了各种蘸酱和沙拉，有辛辣的，有香甜的，各自井然排列；配菜里的土豆片薄如钱币，但没那么硬；嫩嫩的小菜心像玫瑰花苞，但要更多汁、更美味。烤鹧鸪和配菜刚刚用完，静候一旁的侍者—也许就是刚才那位学监，只不过换上了和颜悦色的姿态—就端上了甜品：用白餐巾围绕着的糕点，糖霜如海浪翻卷。若称其为布丁，会让人误以为它只是米和薯粉的混合物，那就未免委屈它了。
这一餐当中，酒杯时而泛起金黄色，时而泛出酒红色；时而被添满，时而被饮空。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我们的灵魂所在之地—脊背的中央—燃起了一团火焰，不是那种生硬刺眼的电光，那只是我们谈吐时的唇舌间闪现的智慧灵光，而是在理性交汇时闪现的更深邃、更微妙、更幽明的浓金色光辉。
不必匆忙。不必火花四溅。不必成为别人，只需做自己。
我们都会升入天堂，凡·戴克注13也会与我们为伴—换句话说，只要现在点上一支好烟，靠在窗边的软垫上，生活就会看似美好，回报何其甘甜，所抱怨的这个、哀怨的那个是多么微不足道，坐拥志同道合的伙伴又是多么值得赞美。
要是运气好，手边正巧搁着烟灰缸，就不必把烟灰弹出窗外；要是事实与此稍有不同，我大概就不会看到窗外的物事，譬如说：一只没有尾巴的猫。
这只闯进我的视野、短了一截的小东西轻柔地穿过四方庭院，这景象无意间触动了潜意识里的认知，瞬间改变了我的心境。感觉像是有人放下了遮光帘。也许，让人心醉神迷的酒力正在慢慢消解。显然，那是若有所失的感觉，有些东西不一样了，我看着那只曼岛猫停在草坪的中央，好像它也在质问天地。但缺失的是什么？不一样的又是什么？我一边听着旁人的交谈，一边默默自问。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得不假想自己出离这个房间，回到过去，确切地说是回到战前，假想自己置身于另一场在距此不远的几间屋子里进行的、与此不同的午餐宴会，所有细节都与当下的不同。
我在想象时，宾客们正谈得尽兴，大部分人都很年轻，有女士，也有男士；他们谈得很畅快，很投机，轻松又风趣。
我继续假想，把这场聊天置于过去那场午餐闲聊的背景，彼此对照，我便毫不怀疑：这场就是那场的延续，堪称其合法的继承人。没有改变，没有不同，只不过我在这里竖起耳朵，听到的不只是他们在说什么，还能听出交谈之外的低语，或者说是气韵。没错，就是这个—不同之处。
战前，人们在这样的午餐会上聊的话题和当下的毫无二致，但听起来会有所不同，因为在那时候，人们的谈话会伴随着一种低沉的韵律，不太清晰，但乐音起伏，令人激动，因此改变了言谈本身的价值。
注8 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1779-1848），英国随笔作家、诗人，代表作：《伊利亚随笔》（Essays of Elia）。这里提及的散文指的是兰姆发表于1820年的《假日中的牛津》（Oxford in Vacation）。
注9 威廉·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1811-1863），英国作家，代表作：《名利场》（Vanity Fair）等。
注10 马克斯·比尔博姆，Max Beerbohm（1872-1956），英国漫画家、散文作家、诗人。
注11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政论家。代表作：长诗《失乐园》（Paradise Lost）、《复乐园》（Paradise Regained）、《力士参孙》（Samson Agonistes）等。下文中的《黎西达斯》（Lycidas）是弥尔顿悼念亡友所著的哀歌，手稿现存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注12 Strand，伦敦西敏城的一条街道，自十二世纪以来就很繁华，聚集了很多老派餐厅、豪华酒店、私人银行、歌剧院等地标性场所。
注13 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1599-1641），比利时画家，师从鲁本斯，被誉为“佛兰德斯巴洛克艺术三杰”之一，英王查理一世时任宫廷首席画家。
能为那些低吟般的语调配上文词吗？也许要有诗人助力。在我身旁放着一本书，我信手翻开就是丁尼生注14的诗。我觉得他就是在吟唱：
一滴璀璨的泪珠落下
自门前怒放的西番莲。
她来了，我的亲爱，我的爱人；
她来了，我的生命，我的命定；
红玫瑰在高喊，“她来了，她来了”；
白玫瑰在啜泣，“她来迟了”；
飞燕草在倾听，“我听到了，听到了”；
而百合在低语，“我等。”
这是男士们在战前的午餐宴席上所吟唱的吗？女士们呢？
我的心如歌唱的鸟儿
巢栖溪畔的枝头；
我的心如苹果树
累累果实压弯了枝条；
我的心如七彩的贝壳
浮沉在平静的海水中；
我心中的喜悦胜过这所有一切
因为我的爱人正走近我的身边。
这是女士们在战前的午餐宴席上所吟唱的吗？
想到人们沉吟着这样的字句，甚至是在战前的午餐席间压低了声音念诵，实在觉得很滑稽，我忍不住笑出声来，还不得不指向草坪上的曼岛猫，假装是被它逗乐的；那可怜的小东西没有尾巴，看起来确实有点荒诞。它是天生如此，还是在意外中失去了尾巴？虽然，据说曼岛上是有天生无尾的猫，但为数甚少，远不如大家以为的那么多。那是一种奇特的动物，与其说它美，倒不如说是古怪。
就一条尾巴，有和没有感觉截然不同，真是好奇怪啊—你们也知道，这类闲话通常是午餐曲终人散、大家取衣戴帽时会说的。
多谢东道主的盛情款待，这顿午餐一直吃到将近黄昏才散。美艳的十月天已西沉渐暮，我走在林荫道上，秋叶纷纷落下。一扇又一扇大门似乎带着温柔的决绝在我身后关闭。数不清的学监将数不清的钥匙塞进油润的锁眼里，宝库又将妥善无虞地安度一夜。
林荫道尽头有一条街—我忘记街名了—只要你没有转错方向，沿着此路就能直通芬汉姆学院。不过，时间尚早。七点半后才会开始晚餐。其实，享用过那样一顿午餐后，不吃晚餐也没问题。
奇怪的是，那几句诗在脑海中萦绕不去，腿脚也随其韵律而律动—
一滴璀璨的泪珠落下
自门前怒放的西番莲。
她来了，我的亲爱，我的爱人。
诗句在我的血脉中歌唱着，我快步朝着海丁利走。就在水花激溅在堤堰的地方，我的步履又换了另一种节奏：
我的心如歌唱的鸟儿
巢栖溪畔的枝头；
我的心如苹果树
……
伟大的诗人！我放声呼喊，就像人们会在暮色中呼喊。他们是多么伟大的诗人啊！
把我们这个时代和过去对照比较，未免是有点荒谬、愚蠢的比法，但相形之下，我还是陡生某种妒羡之情；继而又开始思忖，平心而论，谁能说出两位在世诗人堪比当年那样卓越的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注15？
显然是不可能的，我凝望着泛着泡沫的河水，想到无人能与他们媲美。那时的诗歌可以让人心悦诚服，原因就在于它歌颂了那时的人们曾有的情感（也许就是在战前的午餐宴席上），所以，人们才能轻而易举地产生共鸣，感同身受，不必费神去揣度那种情绪，也不用与我们当下会有的任何情绪相对照。而如今的诗人们表达的是由我们在当下生发、又被我们当下剥离的情感。
人们很难一眼就认清，还时常出于某些原因害怕面对这种情感的真相；人们会热切地关注，嫉妒而犹疑地将其与自己熟悉的往日情怀相对照。所以，现代诗难懂，也因为这种难懂，不管是哪位优秀的现代诗人的杰作，人们也顶多只能记住两行。也是因为这一点—我也记不住更多诗句—我的观点因为缺乏实例而显得乏善可陈。
我继续朝海丁利走去，却依然在自问：为什么我们的午餐宴席中不再有人低吟浅颂呢？为什么阿尔弗雷德不再吟唱：
她来了，我的亲爱，我的爱人；
为什么克里斯蒂娜不再应和：
我心中的喜悦胜过这所有一切
因为我的爱人正走近我的身边。
我们该把这归咎于战争吗？1914年8月的枪声响起时，在男人和女人的眼中，彼此的面容是否明明白白地写着：浪漫已被扼杀？在炮火中看到统治者们的嘴脸，确实令人震惊（女人们尤其是，因为她们对接受教育及其他始终保有幻想）。那些嘴脸太丑恶了—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愚蠢至极。
但是，无论归咎于何时何地何人，那曾燃起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激情，为爱人的到来忘情歌唱的美妙遐想，现已所剩无几，和过去相比少太多了。我们只能去阅读，去观察，去倾听，去回忆。
那么，为什么要说“归咎”呢？如果那遐想本是幻觉，为何不索性去赞许那场浩劫—且不管该给它定什么名称—破灭了幻象，取而代之以真相？因为真相……这些省略号标注的是某个位置，我就是在那儿因探寻真相而错过了通往芬汉姆的岔道。
是的，没错，我不断自问：究竟何为真相，何为幻象？譬如说，这些人家最真实的一面是什么呢？是此刻暮色中红彤彤的窗扉，泛着朦胧又喜庆的光晕？还是清晨九点钟散了一地的糖果和鞋带，在鲜红的朝阳中透露出的粗糙和邋遢？还有那一排排柳树、河流和河畔的花园，此刻隐现在夜雾的笼罩中，但若艳阳普照，又将是一片金红灿烂。那该如何界定它们的真相和幻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