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此略过纠结辗转的千头万绪，省得让你们伤脑筋。反正，在走到海丁利的那一路上，我并没能得出什么结论，只想请各位假想一下：我很快发现自己走错路了，这才掉头，重新走上通向芬汉姆的道路。
恰如之前所说，那是十月里的一天，我可不敢贸然更改时节，去描绘悬垂在花园墙头的丁香花、番红花、郁金香及其它春天才有的花卉，以免辱没了你们对我的尊敬，以及小说的好名声。小说必须忠于现实，越是真实，小说就越好—我们听到的都是这种说法。
因此，此时仍是秋天，树叶也仍然枯黄飘落，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只能是比先前凋落得更快了，因为现在已入夜（确切地说是7点23分），还起了微风（确切地说是西南风）。但总还有些不平凡的事情在进行中：
我的心如歌唱的鸟儿
巢栖溪畔的枝头；
我的心如苹果树
累累果实压弯了枝条……
这种虚妄的幻景宛如浮现在眼前，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诗可能要为此负一部分责任；这显然是彻底的幻象—丁香在花园的墙头摇曳，黄粉蝶翩翩然地飞来飞去，花粉飘扬在空中。不知从哪里来的一阵风吹拂嫩叶，银灰色闪动。那是日光与夜色交接的时刻，各种颜色兀自沉郁，玻璃窗上的深紫和赤金浓墨重彩，像一颗难抑雀跃的心兴奋跳动。
一时间，说不清道不明的，尘世之美尽然显现，却又倏忽幻灭（此时我推开花园的大门径直走了进去，就因为有人粗心大意，没有关门，而学监也不在附近）；即将幻灭的尘世之美好比双刃，一边是笑声，另一边是悲苦，利刃划过，心碎无数。
在我眼前，芬汉姆学院的花园沐浴在春天的暮光里，野趣横生，空旷开阔，高高的芒草间点缀着自由自在生发的黄水仙和蓝铃花，也许，即便在最美的花期里它们也是纷乱无序的，更何况现在秋风四起，它们拽着根茎肆意摇曳。学院大楼上的窗子错落有致，宛如船窗，浮沉在起起伏伏的红砖间，春天的云朵轻快地掠过，在窗上投下时而鲜黄娇嫩、时而银光闪闪的光影。
注14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1809-1892），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桂冠诗人，代表作：《悼念》（In Memoriam）等。
注15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Georgina Rossetti （1830-1894），英国女诗人，代表作：《妖精市集》（Goblin Market）等。
有人躺在吊床里，还有人在草丛中飞奔—没有人去拦下她吗？如此的光影中，她们也如幻影，像是凭空猜想的，也像亲眼见到的；还有人在露台上，像是出来呼吸新鲜空气，探出身子俯瞰花园，那身影倾身向前，令人敬畏却也谦卑，她有着饱满的前额，穿着破旧的衣裙—会是那位鼎鼎大名的学者吗？会是J·H注16本人吗？
一切都很黯淡，却又那么强烈，好像黄昏为花园笼上的薄纱已被星光或利剑划成了碎片—可怕的现实从春天的心窝里一跃而出，闪出一道寒光，因为青春—
我的汤来了。晚餐设在宽敞的大餐厅里。其实，还是十月的夜晚，根本不是春天。大家集聚在大餐厅里。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汤端上来了。普普通通的肉汤。汤里没有任何撩动遐想的东西，清可见底，盘底若有花纹，多半也能看得一清二楚。但盘子里并没有花纹。盘子是素色的。接着端上来的是牛肉配青菜土豆—最家常的老三样，让人联想到泥泞的菜场，牛的后臀肉，菜心的枯黄色蔫叶边儿，提着编织袋的女人们在周一的大清早和摊主讨价还价。我没有理由抱怨饮食，因为三餐不愁，分量充足，再说了，煤矿工人吃的远不如这些。
梅干和蛋奶糕也上来了。若是有人抱怨，哪怕有蛋奶糕来润软，梅子也还是拿不出手的菜（甚至算不上水果）：纤维太多，像守财奴干巴巴的心，汁液却太少，像流淌在一辈子都舍不得吃饱、喝足、穿暖，更舍不得去施舍穷人的守财奴身体里的血，那么，这个人也该想到，还有些人慈悲为怀，哪怕只是梅干，也能笑纳。接着端上来的是饼干和奶酪，这时候，大家频繁地把水罐传来传去，因为饼干本来就很干，而这些饼干是干硬到骨子里去了。
餐点全部上完了。晚餐到此结束。每个人都把椅子吱吱嘎嘎地从桌旁推开，弹簧门砰砰地开开关关，大餐厅被收拾一空，一丁点儿吃食的影子都没有了，毫无疑问已准备就绪—就等着明天的早餐了。
楼下的走廊里、楼上的楼梯上，到处都能看到英国青年们打打闹闹，随兴歌唱。而一位客人，一个外人（我在芬汉姆学院也好，在三一学院、萨默维尔、格顿、纽汉姆或是基督堂学院也好，都没有学生的资格）难道可以直言“晚餐不够好”或是问一句“我们不能在这里单独用餐吗？”（我和玛丽·西顿已回到了她的客厅里），其实在外人看来，这儿明明是欢声笑语，生机勃勃，要是我说出那种话，岂不像是在暗中猜度这儿的家底？不行，这样的话是说不出口的。
坦白说，一时间连交谈都有点意兴阑珊了。人体结构天生如此，身、心、脑浑然一体，无法分装于分割明晰的部位，毫无疑问，再过百万年也依然如此，所以，美餐对交谈至关重要。人只要吃不好，就不能好好思考、好好恋爱、好好睡觉；若是吃不好，决然办不到。心胸深处的那盏明灯不是靠牛肉和梅干点亮的。我们或许都能升上天堂，也希望凡·戴克就在下个街角等候我们—这就是一日辛劳后，牛肉和梅干滋养出来的有所限制的、没有把握的心智状态。
幸好，我这位教科学的朋友在橱柜里搁了一小樽酒和几只小酒杯（但本该有龙利鱼和鹧鸪相配才好啊），我们才得以围坐炉火，弥补这一天下来的些许折损。不到两分钟，我们的话匣子便打开了，独自一人时，脑子里难免胡思乱想，遇到久别重逢的朋友，自然会尽情闲聊那些感兴趣的事—怎么有人结了婚，另一个却还没；有人这么想，还有人那么想；有人见多识广，飞黄腾达，还有人却每况愈下，令人咋舌；凡此种种，一旦开聊，就难免议论人性，评说我们所处的世道。
就在如此闲聊时，我暗自羞愧地发现自己心不在焉，任由话题自生自灭。别人可能在谈西班牙或葡萄牙、书籍或赛马，但真正的趣味并不在这些话题本身，而落在五百年前的泥瓦匠们在高耸的屋顶上忙碌的画面上。王公贵族带来大袋大袋的钱财，倾倒在土地上；这情景总会生动地浮现在我心头，而与之并列的是：皮包骨头的母牛、泥泞的菜场、枯黄的青菜、干巴巴的老人心脏。这两幅画面，既不相关也无联系，看似荒诞得毫无意义，却总是同时出现，竞相对照，令我无可奈何，只得听之任之。除非彻底扭转话锋，否则，最好的做法莫过于直抒胸臆，要是运气好，我披露的想法就会像先王的头骨，在温莎古堡的皇家棺墓被打开时，瞬间褪色并粉碎。
于是，我三言两语地对西顿小姐描述了泥瓦匠们多年来在小教堂的屋顶劳作，国王、王后和王公贵族们将整袋整袋的金币银币扛在肩上，铲翻泥地，倾倒入土；继而，根据我的猜想，我们这个时代的金融大亨再把支票和债券投进了前人曾经藏金埋银的地方。
我说，那些财富都在那几所学院的地底下；不过，我们所在的这所学院呢？在华丽的红砖墙下、花园中未经修刈的野草下，又埋藏着什么呢？在我们餐桌上那些素朴至极的瓷盘背后，还有（没等我住嘴，就已脱口而出了）那些牛肉、蛋奶糕、梅干的背后，又蕴藏着什么样的力量呢？
喔，玛丽·西顿说，那是在1860年前后吧—噢！这事儿你也是知道的，她有点厌倦地说道。我猜想，是因为讲了太多次了。
但她又对我讲了一遍—房间最早是用租的，委员会召开了，写好地址的几封信发出去了，公告起草好了；会议一场接一场，一封封信被宣读，某某人承诺了捐赠数目；相反，也有某位先生一个子儿都不肯出；《星期六评论》出言不逊。我们去哪儿筹笔钱来租办公室？要不要搞场义卖？不能找个漂亮姑娘来撑门面吗？让我们看看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注17对这事儿有何高见。有没有人能说服某报的编辑刊出我们的公开信？能不能找到某夫人，为这封信签个名？某夫人恰好出城了。六十年前，事情就是这样办成的，千辛万苦，耗费了不少时间。经过了长期努力，费尽周折，才最终筹到了三万英镑注18。
显而易见，她说，我们供不起美酒和鹧鸪，雇不起头顶托盘的男仆，也没有沙发和单独的房间。“安逸舒适，”她引述了某本书上的一句话，“只能等日后再说了。”注19
我想到那些女人年复一年辛勤劳作，要凑齐两千英镑都很难，最终却竭尽所能地筹来了三万镑，实在忍不住蔑视我们女性群体的贫困，这是理应被谴责的状况。我们的母亲都做什么去了，为什么没给我们留下一笔钱？忙着涂脂抹粉吗？盯着商店的橱窗吗？在蒙特卡罗的艳阳下招摇摆阔？
壁炉台上摆着几张照片，玛丽的妈妈—假定照片中的人就是她—或许会在闲暇时挥霍享乐（她为教会牧师生了十三个孩子），倘若真是这样，那些享乐的日子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多少骄奢欢愉的痕迹。她看上去平淡无奇，只是个披着格子披肩、别着雕花大胸针的老太太。她坐在藤椅里，逗着一条长耳猎犬看向镜头，表情喜悦，也有点紧张，因为她知道，快门按下去的时候，猎犬肯定会动成模糊的一团。
如果她当初投身实业，开办人造丝工厂，或是从商，成为玩转证券市场的富豪；如果她能为芬汉姆学院留下二三十万镑，我们今晚就会何等安逸啊，话题也将是考古学、植物学、人类学、物理学，探讨原子、数学、天文、相对论或地理学的奥妙。
要是西顿夫人和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母亲，都学会赚钱这门伟大的艺术，并像她们的父亲与祖父们先前做的那样，把她们的财富留下来，专为女同胞们设立研究员和讲师职位、设立奖金和奖学金，那该多好啊！我们就可以在这儿单独享用一顿像样的珍禽和美酒，也可以用算不上奢望的自信，去憧憬愉快而体面的一生，在某个慷慨捐赠的职位里尽享荫庇。我们可以去探险，也可以写作，在古迹和胜地信步游荡，坐在帕台农神庙的阶梯上沉思，也可以早上十点准时去办公室，下午四点半悠闲地回家，写一首小诗。
只不过—麻烦就在这里—如果西顿太太们从十五岁起就经商或从事实业，那就不会有玛丽了。我问玛丽对此有何看法。
窗帘的缝隙间，透露出十月的夜色，静谧而美妙。渐渐枯黄的树木间，隐约闪现一两颗星星。为了让某人大笔一挥，遂令芬汉姆学院赢得大约五万英镑的捐赠，她会甘愿舍弃眼前的良辰美景吗？甘愿抹去她的丰饶回忆（虽然人数众多，但那是非常幸福的一大家人）—少时在苏格兰的嬉戏和吵闹，以及让她赞不绝口的苏格兰的清新空气、美味糕点吗？因为，要给一所学院捐资，就势必无法组建大家庭了。
既要赚大钱，又要生养十三个孩子—没有任何人能兼顾这二者。
我们要说的是，应该好好思索一些事实。首先，十月怀胎才能生下孩子。其次，孩子出世后，需要三到四个月的哺乳。哺乳期过后，又要花上大约五年的时间陪伴孩子。总不见得放任孩子们满街乱跑。有人在俄国见过孩子们四处乱奔，回来就跟我们说，那场面一点儿都不招人爱。
人们还说，人的心性是在一岁到五岁之间养成的。我问道，如果西顿太太一直忙于赚钱，你记忆中的嬉戏和吵闹会变成什么样子？你所知的苏格兰又会是什么样的？还会有清新的空气、美味的糕点和别的美妙之处吗？
不过，问了也白问，因为在那样假设的前提下，你根本不可能被生下来。更何况，就算西顿太太和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母亲积攒了大量财富，全部投入学院和图书馆的地基之下，我们这样追问也仍是白问，因为，首先，她们不可能赚到钱，其次，即便她们赚到了钱，法律也不承认她们有权利把自己赚来的钱归为己有。只是在最近的四十八年里，西顿太太才能保有属于自己的一便士。在此之前的千百年里，那始终是属于她丈夫的财产—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西顿夫人和她的母亲，以及她母亲的母亲，一直都在证券交易所门外裹足不前；她们可能会说，我赚到的每一分钱都被拿走，任由丈夫处置，钱怎么花，全凭他们见仁见智，搞不好就拿去给贝利奥尔学院或国王学院设了个奖学金，或是添个研究员的职位；所以，就算我可以去赚钱，我也没什么兴趣；还是让我的丈夫去赚吧。
无论如何，不管该不该归咎于那位盯着猎犬看的老太太，也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我们的母辈都无疑把自己的事情搞砸了。没有一个子儿可挪用于“安逸舒适”：用在鹧鸪和美酒、学监、草坪、书籍、雪茄、图书馆和闲暇项目。
能在这片荒芜之地建起徒有四壁的院墙，她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我们倚在窗边交谈，和千千万万人在夜里一样，俯瞰这座名城里的穹顶和塔楼。在深秋的月色下，那是非常美丽又极其神秘的景象。年代久远的老石墙洁白而庄严。
人们会想到收藏在其中的万卷书籍；悬挂在雕花饰板房间里的老主教和名人们的画像；在走道上投下或满圆或新月形奇妙斑影的彩色玻璃窗；喷泉和青草；能望见四方庭院的安静的房间。
我还想到了（请原谅我），宜人的轻烟、美酒、深深的扶手椅和悦人眼目的地毯；想到了斯文、从容、尊严，皆源自奢华、清净、有余裕的空间。
注16 简·哈里森，Jane Harrison（1850-1928），英国著名女学者，涉猎古典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多种领域，是剑桥学派“神话-仪式”学说的创立者，也是现代女权主义学术奠基人之一。
注17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代表作：《论自由》（On Liberty）。
注18 “我们听说，应该至少要有三万英镑……这根本算不上大数目，一来考虑到整个大不列颠、爱尔兰以及各殖民地只有一所这样的院校，二来要想到，任何一所男子学校都能轻而易举地筹到巨款。但再考虑到只有极少数人真心希望女性接受教育，这个数目其实算很大了。”—史蒂芬夫人，《艾米莉·戴维斯小姐生平与格顿学院》（Emily Davis and Girton College）。—原著注。
注19 “能刮来的每一个子儿都拿去盖楼了，安逸舒适，只能等日后再说了。”—R·斯特里奇，《事业》（The Cause）。—原著注。
当然，母亲们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与之媲美的安逸选项，毕竟，她们连三万英镑都要辛苦筹措，她们是为圣安德鲁斯教会的教士们生十三个孩子的母亲们。
我就此告辞，返回下榻的小旅店。
走过幽暗的街巷时，我像忙碌工作了一整天的人那样，左思右想。我在想，为什么西顿夫人没钱留给我们？我想到贫穷会给心智带来什么影响？还想到上午见到的那些裹着毛皮披肩的古怪老先生；又想起某位老先生一听到有人吹口哨就会拔腿飞奔；再想起小教堂里响起的管风琴声，以及，图书馆紧闭的大门，再想起被拒之门外是何等不悦；但转念一想，说不定，被关在那扇门内会更难愉悦起来；我想到一种性别群体享有的安逸与富饶，以及，另一种性别群体忍受的贫穷和不安全感；再想到，有没有传统观念对一名作家的心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想到最后，我觉得是时候把这一天里的种种思辨、印象、愤怒与欢笑统统清空了，就像扔掉一只揉皱的纸团，一股脑儿地丢到篱笆墙里去。
寂寥的深蓝夜空中，群星闪耀。面对如此不可思议的世界时，似乎只能是孤寂一人。所有人都在沉睡—俯卧的，仰卧的，无声无息的。
牛桥的街巷里空无人影。就连旅店的门扉也悄然开启，如同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开了；没有一个杂役为了等我而起身点灯，照亮我回房的路，真的太晚了。
2
请继续随我来，现在已经换了新场景。
依然是落叶时节，但已在伦敦，不再是牛桥了；我请求你们务必发挥想象力，想象出一个和千万个房间类似的房间。
屋里有窗，掠过行人的帽子、货车与小汽车，可以望到对面房屋的窗户；屋里有桌子，桌上放着一张白纸，上面写了几个大字：女性与小说，但没有下文。
遗憾的是，经历过牛桥的午宴和晚餐后，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去一趟大英博物馆了。只有滤除这些印象中的个人情绪和偶然几率，才能得到纯粹的真相，就像提炼精油那样。因为，牛桥之旅连同午宴和晚餐引生出了许多疑问。
为什么男性饮酒，女性喝水？
为什么一个性别群体享尽荣华富贵，另一个群体却如此贫穷？
贫穷对于小说有何影响？从事艺术创作必需哪些条件？
成百上千的问题涌现出来。但我们需要的是答案，而非问题。
要想得到答案，只能去请教不带偏见的饱学之士：他们早就不逞口舌之争、不为肉身所扰，并将自己研究、演绎得出的论断著述成籍，最终被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
倘若大英博物馆的书架上也找不到真理，我不禁要问：那还能去哪儿找呢？
我这样想着，带上了笔记本和一支铅笔。
就这样，我准备就绪，带着自信和好奇，踏上了探求真理的道路。
天虽没下雨，但很阴沉，博物馆附近的街巷中随处可见堆煤的地下室洞口大开，一麻袋一麻袋的煤被倾倒下去；四轮马车驶来，停在人行道边，卸下一只只捆好的箱子，里面应该是某些瑞士人或意大利人一大家子的衣装，指望这个冬天能在布卢姆斯伯里区的寄宿公寓里栖身，找到糊口之策，求到财运，或是觅到别的有利可图的差事。一如往常，嗓音粗哑的卖花郎推着小车，沿街叫卖花草盆栽。有人大声吆喝，有人唱腔十足。
伦敦就像一个大工厂。伦敦就像一架织车，我们都像来来回回的梭子，在空白的底色上织出某些图案。大英博物馆就像工厂里的另一个车间。推开几扇弹簧门，就能站在那恢宏穹顶之下；俨如一个念头，置身于宽广饱满的前额，圈住这额头的发带上还辉显着诸多显赫的姓氏。
走向借阅台，拿起一张卡片，打开一册书目，然后……这五个点分别代表了我发呆、迷茫、慌张的那五分钟。
你们知不知道，一年之中，有多少关于女性的书被写出来？你们又知不知道，这其中有多少是出自男性的手笔？你们知道吗，自己很可能是全宇宙被人谈论最多的生物？
我自备纸笔来到这里，本以为读个一上午，就能把真理转录到笔记本上了。但现在我想的是：我得有一群大象和一窝蜘蛛的本领，才能完成这件事，因为众所周知，大象活得够久，蜘蛛的眼目够多。另外，我还需要铁爪和钢牙，才能凿开这厚厚的坚壳。卷帙浩繁，堆积如山，我怎么可能找到深埋其中的真理之核？
在默默的自问中，我开始绝望地上下浏览那长长的书名列表。单单是书名，就给了我思索的动力。性别及其本质，想必会引发医生和生物学家的兴趣；但令人吃惊且无法解释的是，性别—确切地说，就是女性—也吸引了好些讨人喜欢的散文家、妙笔生花的小说家、拿到文学硕士学位的年轻人，还有一些不学无术的男人：除了不是女人外，别无过人之处。
乍看之下，有几本实在让人觉得轻佻浮夸，故作幽默；也有一些书态度严谨，有先见之明，寓意深远，有劝勉谏诫之意。光是看看书名，就能联想到数不清的男性教师、男性教士，登上他们的讲台或讲坛，口若悬河地就此话题做长篇大论，远远超出为这个主题通常预设的规定时间。
这种现象最为古怪，很显然—这时候，我已在检阅字母M那一栏下的书目—也仅限于男性。
女人不写有关男人的书—这实在让我长舒一口气，如果要我在动笔前先把所有男人写女人的书读上一遍，再通读女人写男人的书，那一百年开一次花的龙舌兰恐怕都得花开二度了。
所以，我随便选了十来本书，把写好书名的借阅卡放进了铁丝盘里，如同其他来此寻求纯粹真理的人一样，回到我的座位等待图书馆职员把书送来。
我真觉得纳闷，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才会有如此奇特的悬殊？我思忖着，同时在英国纳税人提供、本该用作他途的借阅卡纸上随手画起了圆圈。
从这份书单上来看，为何男人对女人的兴趣远大于女人对男人的？
这好像是个非常古怪、引人深思的事实。我开始浮想联翩，想象那些花了不少时间著书论述女性的男人们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是年事已高，还是年少轻狂？已婚还是未婚？有酒糟鼻还是驼背？—不管怎样，能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多少都会让人飘飘然，只要关注自己的人别都是老弱病残就好—我就这样沉浸在可笑的胡思乱想中，直到一大摞书如雪崩般倾倒在我面前的书桌上。
好了，麻烦来了。
在牛桥受过训练、习得研究方法的学生无疑懂得理顺头绪，就像把羊只全部轰进羊圈那样，厘清问题，直奔答案。就像我身旁那位埋头抄录科学手册的学生，我敢肯定，他每隔十几分钟就能从字海文矿中淘出真金。他不时发出满意的咕哝声，无疑就是明证。
然而，若不幸未曾在大学里受过这等训练，那问题的答案恐怕就不会像羊群乖乖入圈，而如同被一群猎犬追逐，东奔西跑，四散而逃。教授、教师、社会学家、牧师、小说家、散文家、新闻记者，还有那些除了不是女人外就别无过人之处的男作者们蜂拥而上，狂追不舍，活生生把我那唯一又单纯的问题—女人为何贫穷？—分散成了五十个小问题；继而，五十个问题如羊群在惊惶中一齐狂坠激流，不知被冲向何处。
笔记本上的每一页都有我匆匆写下的笔记。为了展现当时的所思所想，我会择选一些读给你们听，这一页的标题用寥寥几个大写的字写着：女性与贫穷。
但标题下的字句大致如下：
中世纪女性的状况
斐济群岛的女性习俗
作为女神被膜拜的女性
女性的道德意识较为薄弱
女性的理想主义
女性更有尽责尽力的自觉意识
南太平洋诸岛，女性的青春期
女性的魅力
被当作献祭品的女性
女性的脑容量小
女性的潜意识更深奥
女性的体毛更少
女性的心智、道德和体能逊于男性
女性对儿童的爱
女性更长寿
女性的肌肉有欠发达
女性的情感力量
女性的虚荣
女性的高等教育
莎士比亚论女性
伯肯赫德爵士注20论女性
英奇教长注21论女性
拉布吕耶尔注22论女性
约翰逊博士注23论女性
奥斯卡·勃朗宁注24先生论女性……
当时，我写到这儿忍不住深吸一口气，还在空白的页缘添了一笔：为什么塞缪尔·巴特勒注25说“聪明的男人绝口不提对女人的看法”？但聪明的男人显然也不谈别的话题。
我继续思索，一边向后靠在椅背上，仰望恢宏的穹顶，一个念头已扩张为一团乱绪；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在女人这一点上，聪明的男人们历来都没有一致的观点。蒲柏注26这样说：
女人大都没有个性。
拉布吕耶尔却这样说：
女人爱走极端，不是比男人好，就是比男人坏。
两个同时代的明眼人却得出针锋相对的结论。
女人有没有能力接受教育？拿破仑认为她们没有；约翰逊博士正好相反注27。
她们有没有灵魂？有些野蛮人说她们没有；另一些人正好相反，还认为女人的一半是神，因此膜拜她们注28。
有些哲人认为她们头脑浅薄，另一些却认为她们的感知力更深奥。歌德称颂她们，墨索里尼鄙视她们。
但凡读到男人谈及女人之处，他们的想法都各不相同。
我想明白了，要从中理出头绪来是不可能的事，我不无妒羡地瞥一眼近旁的读者，他的笔记摘录井井有条，还时常以A、B、C为顺序标示，而我的笔记本上呢，东一句西一句，涂鸦般凌乱记下的尽是些相互矛盾的论点。这实在让人懊恼，让人心烦意乱，让人汗颜。真理从我的指缝间溜走了，一点一滴都没剩。
想来想去，我总不见得就这样回家去，以为煞有介事地添上一笔—诸如：女人的体毛比男人的少；或是南太平洋诸岛上的女性青春期始于九岁，还是九十岁？连笔迹都潦草到难以辨认了—就算为“女性与小说”这项研究添砖加瓦了。忙了整整一上午，要是拿不出什么更有分量、让人钦佩的成绩，岂不是很丢人。
如果我无法把握W（以下我将以此简称“女性”）的真相，那何必自找麻烦去担忧W的未来？现在看来，向那些绅士们求教纯粹是浪费时间，哪怕他们专门研究女性及女性带给政治、儿童、工资或道德等各种方面的影响。还不如不翻开他们的书。
不过，我一边沉思，一边在无精打采、沮丧到绝望的情绪中，下意识地画了一张小画，就画在本该像我的邻桌那样写下结论的地方。
我画出了一张脸，然后是一个身形。
画的是倾心倾力撰写传世之作《论女性心智、道德及体能之低劣》的冯·X教授的脸孔和身形。
在我的画面里，他对女性而言可以说是毫无魅力。
体格壮硕，下颌宽大，反衬出一双极小的眼睛，似乎是为了平衡大下巴；他的脸涨得很红，从其表情来看，他显然是在激愤的情绪中奋笔疾书，下笔有如刺刀，一笔一笔刺在纸上，俨如在刺杀害虫，哪怕虫子被刺死了，他仍然意犹未尽，还要继续屠戮，即便如此，他仍有余怒未消、气恼不平的动机。
我看着自己的画，不禁暗自发问：是不是因为他的妻子？她是不是爱上了某位骑兵军官？那位军官是不是玉树临风，身穿俄国羊羔皮外套，风度翩翩？还是套用弗洛伊德的说法，他在摇篮里就被某个漂亮姑娘嘲笑过？因为，在我想来，恐怕在摇篮里，这位教授就算不上是讨人喜欢的孩子。反正，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我的画笔下，这位教授在撰写大作，论述女性心智、道德和体能如何低劣时看起来非常愤怒、非常丑陋。
随手画幅小画，权当是百无聊赖的解闷方法，为一上午的徒劳无功画上句号。然而，深藏不露的真理常常就在我们的百无聊赖、我们的白日梦中浮现出来。
心理学的基础知识—根本不必动用精神分析的堂皇名号—告诉我：只需看看自己的笔记本就能明白，怒容满面的教授画像正是被愤怒画就的。就在我空想时，愤怒夺走了我的画笔。
那我的愤怒又从何而来呢？好奇、困惑、喜悦、厌烦—它们在这一上午接踵而至，我不仅辨认得出每一种情绪，还能说出其原委。愤怒，这条黑蛇，是不是一直潜藏其间？
是的，由这幅画来看，愤怒的确潜藏其间。它明白无误地向我指出：就是那本书、那句话激起了魔鬼般的愤怒，就是那位教授说女性的心智、道德和体能低劣的那种论调。我的心剧烈跳动，面颊滚烫，怒火中烧。这倒没什么稀奇的，尽管是有点傻。可谁都不乐意被别人说成天生就比某个小男人还要低劣—我看了一眼身旁的男学生，他呼吸很重，系着简便式的领带，看上去有两星期没刮胡子了。
人人都有某种愚蠢的虚荣心。这只是人的天性吧，我一边想着，一边画起了圆圈，一圈圈环绕教授的怒容，直到那张脸看似着火的灌木丛，或是一颗拖着巨焰的彗星—不管像什么，反正已不成人样，没有人类特征了。这位教授现在只是汉普特斯西斯公园注29里一把点燃的柴火了。
我的怒气很快就找到根源，发作完了也就消气了，但好奇还在。该如何解释那些教授的愤怒呢？他们因何而怒？
只要对这些书留给人的印象稍作分析，就必然能觉察到书中涌动着一种激烈的情绪。这种激烈，假借或讽刺，或伤感，或好奇，或斥责等方式表露出来。
不过，常常涌现出的还有另一种情绪，而且很难被一眼看出来。我称其为：愤怒。但愤怒是暗中涌动的，混杂、隐没在其他各种情绪之中。从它引发的反常效果来看，这种愤怒得到了伪装，错综复杂，决非简单外露的直白怒气。
我审视着桌上的一大堆书，心想，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对我想要达成的目标而言，这些书全都没有价值。虽然这些书极尽人情，不乏训诲、趣味和无聊，甚至还附有斐济岛民的怪诞风俗，但就科学的意蕴而言，它们毫无价值。它们写出的都是红色的情绪，而非皓光般的真理。所以，必须把它们归还到屋子中间的大桌上去，回到巨大蜂巢里的小隔间里去。
那一上午，我辛苦得到的唯一收获就是有关愤怒的真相。
那些教授们—我把他们统称为教授了—很愤怒。但这是为什么呢？我还了书，站在廊柱下，站在成群的鸽子和史前的独木舟之间，我再次发问：为什么？他们为什么那么愤怒呢？这个问题盘桓在脑海中，我信步而行，想要找个地方吃午餐。被我暂时称之为愤怒的情绪，其本质到底是什么呢？我问自己。
这是个甩不掉的难题，需要我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的小餐馆落座，搭配食物继续思考。之前用餐的客人把晚报的午间副刊落在椅子上了，等菜上桌时，我便漫不经心地浏览大标题。
一行大字母如缎带横跨整版：有人在南非旗开得胜。
小一号的缎带宣称：奥斯汀·张伯伦爵士注30在日内瓦。地下室惊现粘有人类毛发的斩肉刀。某位大法官在离婚法庭上对妇女的伤风败俗大发议论。
其他的小新闻见缝插针地散布在报纸各个角落：某女影星被人从加利福尼亚山顶用绳索垂挂，悬于半空。天气将起雾。
我猜想，只要拾起这份报纸，哪怕是匆匆光临本星球的外星人，哪怕只是瞄几眼零星片段，就不可能看不出英国处于男性统治之下。任何理智健全的人都不可能感觉不到那位教授的绝对优势。
注20 伯肯赫德爵士，1st Earl of Birkenhead （1872-1930）， 本名Frederick Edwin Smith, 英国律师、政客、著名演说家。
注21 威廉·拉尔夫·英奇，Dean Inge（1860-1954），全名William Ralph Inge，作家，英国国教牧师，剑桥大学神学教授，圣保罗大教堂教长，曾获三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注22 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1645-1696），法国作家、哲学家，代表作：《品格论》（Les caractères）。
注23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 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诗人、辞书编纂者，编著过莎士比亚选集。代表作：长诗《伦敦》（London）、小说《阿比西尼亚王子》（Rasselas, Prince of Abyssinia）等。
注24 奥斯卡·勃朗宁，Oscar Browning（1837-1923），英国作家、历史学家，教育改革者。
注25 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英国作家，代表作：讽刺体乌托邦小说《乌有之乡》（Erewhon），半自传体小说《众生之路》（The Way of All Flesh）。
注26 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十八世纪英国最伟大的诗人，杰出的启蒙主义者，推动了英国新古典主义文学发展。代表作：《愚人志》（The Dunciad）、《夺发记》（The Rape of the Lock）。
注27 “‘男人知道女人比自己更胜一筹，所以，他们才总是选择最弱小或最无知的女人。要是他们打心眼里不这样想，就决不可能害怕让她们和他们懂的一样多。’……对另一种性别的人应该保持公允，我觉得应该开诚布公地承认，他在随后的谈话中对我说，他那样说，是因为真心那样想。”—鲍斯威尔，《赫布里底群岛旅行日记》（The Journal of a Tour to the Hebrides）。—原著注。
注28 “古代日耳曼人相信女人身上有神圣之处，也因此将她们当作大祭司，凡事请教。”—弗雷泽，《金枝》（Golden Bough）。—原著注。
注29 Hampstead Heath，位于伦敦西北部约有800公顷的自然保护区。
注30 奥斯汀·张伯伦，Sir Austen Chamberlain（1863-1937），英国政治家，192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他的优势，就是权力、金钱和影响力。他拥有报业，及其总编和副总编。他是外交部长，也是法官。他是板球运动员，拥有几匹赛马和几艘游艇。他是大公司的总裁，能让股东赚足百分之二百。他给自己名下的慈善机构和大学院校留下百万英镑。他把女影星悬在半空。只有他才能决断那把斩肉刀上的毛发是不是属于人类；只有他才能宣判凶手有罪无罪，是该施以绞刑，还是当庭释放。除了起雾这件事，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
他却很愤怒。而且，我知道他很愤怒。阅读他写女性的那些高谈阔论时，我思忖的并非论点，而是他本人。
当论述者不动私情、冷静地据理力争时，只会专注于论点，读者也会一心不二，关注论点本身。如果他谈论女性时心平气和，并且举证出一些不争的事实作为论据，让人看不出他有刻意坚持某种结论，读者也不会为此动怒。人们会欣然接受事实，就像承认豌豆是绿的、金丝雀是黄的那样。那样的话，我恐怕只能承认那是真的。但正是因为他有怒气，所以我也变得恼怒。
我随手翻着晚报，想到如此大权在握的男人竟然还要动怒，未免太荒谬了。我开始思忖，也可能，在不明就里的状况下，怒气就是权势的附属品，好比鬼怪附体？譬如说，有钱人时常动怒，因为总在担心穷人要夺走他们的财富。
但那群教授，或者更确切地说，那群男权主义者，他们之所以有怒气，除去这个原因外，还有另一种不那么明显的深层原因。
也许，他们根本没有“动怒”，实际上，他们在与女性的私人生活中常常不吝美词，充满博爱，堪称楷模。也许，他有点过分地强调女性之低劣时，他在意的并非她们之低劣，而是自己的优越。那才是他急于强调、过分捍卫的东西，因为这才是他的无价之宝。
我望着人行道上摩肩接踵的行人，心想，生活对于男女两性来说都不容易，一样是艰辛、苦难、无尽的奋斗。那需要我们付出无比的勇气与力量。或许，对于我们这些耽于幻想的人而言，更重要的是要有自信。没有自信，我们就好像摇篮中的婴儿。
那么，我们如何能尽快培养出这种无法衡量却弥足珍贵的品质呢？认定别人不如自己。假定自己生来就比别人优越—或是富有，或是高贵，或是有挺拔的高鼻梁，或是藏有罗姆尼注31为祖父画的一幅肖像—人类这种可悲的想象力是无穷无尽的。
因此，对这个不得不去征服、去统治的男权者来说，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自觉生来就高人一等，觉得大部分人，确切地说就是另一半人类天生就比他低劣。这必然是他的权威的主要来源之一。
不过，请让我将这种观察所得应验于现实生活，看看这种论点对于理解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疑团是否有帮助，是否能解释Z先生带给我的惊愕？
那天，这位一贯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拿起丽贝卡·韦斯特注32的某本书，读了其中一段就大呼小叫起来：“十足恶劣的女权主义者！她把男人说成了势利小人！”这句怒吼让我大吃一惊，因为，韦斯特小姐关于男性所说的话固然不中听，但也可能完全属实，何以就成了十足恶劣的女权主义者？这句怒吼不仅是因为虚荣心受到了伤害而发出的哀嚎，也是他的自信力受到侵犯时所发出的抗议。
千百年来，女人都要担当魔镜的职责：拥有令人满足的魔法，可以将镜中的男人放大两倍。如果没有这种魔法，这个世界恐怕至今仍是洪荒泥沼、密林草莽，根本无人能得知所有争战带来的荣耀。我们大概还在羊骨残骸上刻画鹿的形状，还在用火石换羊皮，或是任何能满足我们原始品味的朴素饰品。超人也好，命运的魔爪也好，都不可能存在于世。沙皇和凯撒也不可能先戴上王冠，再丢掉王冠。纵观各大文明社会，不管怎样使用这魔镜，对一切暴力和英雄壮举而言，魔镜都必不可少。所以，拿破仑和墨索里尼都特别强调女性低劣卑下，否则，他们就没办法膨胀为伟人。
在一定程度上，这也能解释男人为什么常常需要女人，也能解释他们受到女人批评时是何其不安。说这本书写得多差，或那幅画是多么缺乏力度，诸如此类的评头论足若出自女人之口，而非男人之口，怎么可能不带来更多痛苦、激起更强烈的愤恨？因为，如果她开始讲实话，魔镜映照出的形象就会开始缩小，他契合生活的程度就必然降低。
假设他不能在早餐和晚餐时段，一天起码两次看到自己加倍膨胀的身影，那他还怎能继续。宣布判决、教化民智、制定法律、著书立说、又怎能盛装打扮，在宴会上高谈阔论？
我如此思忖着，边把面包捏碎，边搅动咖啡，间或看看街上往来的行人。镜中的映像超级重要，就因为它令男人活力充沛、神经活跃。拿走魔镜的话，男人恐怕只有死路一条，就像被夺走可卡因的瘾君子。
望着窗外的人流，我不禁想到，竟有半数行人是被这种幻象驱使着，大步流星去工作的啊。每天清晨，他们就在魔镜散发出的宜人光辉里穿好衣，戴好帽。他们信心十足、精神抖擞地开始每一天，坚信自己在史密斯小姐的茶会上是大受欢迎的嘉宾；踱步进屋时还不忘对自己说，我比这儿的半数人更高贵，因此说起话来洋洋自得，言之凿凿，给公共生活带去深远的影响，也在个人意念的边缘处留下了令人费解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