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曾有谁圆满呈现自己的创作，那就是莎士比亚了。我再次转向书架，心想，若有谁的心境澄明清净，那就是莎士比亚了。
注53 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苏格兰浪漫主义运动先驱，著名的农民诗人，一生贫困。
注54 爱德华·菲兹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英国诗人、作家。代表作：从波斯文译的《鲁拜集》（Rubaiyat of Omar Khayyam）。
注55 柯勒·贝尔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笔名。她和妹妹艾米莉和安妮于1846年出版诗集《科勒·贝尔、埃利斯·贝尔、阿克顿·贝尔诗集》（Poems by Currer,Ellis,and Acton Bell），1847年再以此为笔名将《简·爱》投稿出版社。
注56 乔治·桑，George Sand（1804-1876），原名Amantine Lucile Aurore Dupin，法国著名小说家，在巴尔扎克时代独树一帜，一生写了244部作品，100卷以上的文艺作品、20卷的回忆录《我的一生》（Histoire de ma Vie）以及大量书简和政论文章。代表作：《安蒂亚娜》（lndiana）、《魔沼》（La mare au diable）等。
注57 伯利克里，Pericles（公元前495-前429），古雅典政治家，雅典黄金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领导人，在希波战争后的废墟中重建雅典，扶植文化艺术。
注58 原文为法语。
注59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国历史学家、散文作家、评论家。代表作：《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On Heroes and Hero Worship,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等。
注60 语出华兹华斯的诗《革命与独立》（Revolution and Independent）。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咏水仙》（Daffodils）。
注61 热尔梅娜·塔耶芙尔，Germaine Tailleferre（1892-1983），法国女作曲家。
注62 塞西尔·格雷（Cecil Gray）《论述当代音乐》（A Survey of Contemporary Music, p）—原著注。塞西尔·格雷，Cecil Gray （1895-1951），苏格兰音乐评论家、作家、作曲家。
注63 见弗洛伦丝·南丁格尔《卡珊德拉》（Cassandra），载于R·斯特雷奇著，《事业》。—原著注。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英国护士，出身于上流社会，1860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非修道院形式的护士学校，现为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部分，奠定了基础护理学专业。她的生日（5月12日）被定为国际护士节日。—译者注。
注64 约翰·多恩，John Donne（1572-1631），英国诗人。代表作：《歌与十四行诗》（Songs and Sonnets）。
注65 本·琼生，Ben Jonson（1572-1637），英国剧作家、诗人。代表作：《福尔蓬奈》（Volpone）、《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
我认为，如果有哪位女性在莎士比亚时代拥有与其比肩的才华，她的人生走向必然大致如此。
但我想，我终究会同意那位已故的主教，假如他确实做过主教的话—也就是说，根本无从想象莎士比亚时代的任何女性能拥有莎士比亚那样的才华。因为这样的才华不可能源自日夜操劳、目不识丁、卑躬屈膝的人群中，不可能诞生于英国的撒克逊人和不列颠人当中，也不可能出现在如今的工人阶级中。
那么，按照特里维廉教授的观点，在那些尚且年幼便被父母逼去干活、在法律和习俗的束缚下又不得脱身的女性中，又怎会跳脱出这样的天才呢？
然而，女性群体中必有某方面的天才，工人阶级中也必然如此。时不时地，就会出现一位艾米莉·勃朗特或罗伯特·彭斯注53大放异彩，证明天才的存在。
但史书显然不会记载这种天才的存在。
不过，每当读到某个女巫被溺毙，某个女人被魔鬼附身，某个聪明的女人叫卖草药，甚至某位杰出男士有位贤母，我都会意识到：沿着这些线索寻觅下去，我们就能追踪到某位被埋没的小说家，某位怀才不遇的诗人，某位默默无闻、不为人知的简·奥斯汀，某位因才华被压抑而被折磨得在荒野上跌跌撞撞、头破血流，或在路边迷离游荡、蓬头垢面、紧锁眉头的艾米莉·勃朗特。
其实，我甚至敢说那位写下如许多诗作，却从不曾署名的“无名氏”，多半是女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爱德华·菲兹杰拉德注54曾暗示说，是女人创造了民谣和民歌，因为她要边纺线，边低声哼唱哄孩子，也要以此度过漫漫冬夜。
这究竟是真是假，谁能断定呢？但若反思我杜撰的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我觉得，那终究蕴含了部分真相：任何一位天赋过人的十六世纪才女都注定会发疯，会饮弹自尽，或在某个远离村庄的荒舍离群索居，孤独终老，半是女巫，半是术士，被人取笑，也让人畏惧。
这位天赋过人的才女一旦将其才华用于诗歌，除了旁人的百般阻挠，她与之对抗的本能也会折磨她、撕扯她，无需动用心理学的大道理就能断定，她的健康和精神必然大受其害，身心俱残。没有哪个女人走到伦敦、从剧院后台径直冲到演员经理面前而不会经受侮辱、遭受痛苦，也许这毫无道理可言—或许是因为贞洁观，但这很可能只是一些社会群体出于不可知的理由而臆造出来，并且疯狂崇拜的概念—但却无可避免。
注53 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苏格兰浪漫主义运动先驱，著名的农民诗人，一生贫困。
注54 爱德华·菲兹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英国诗人、作家。代表作：从波斯文译的《鲁拜集》（Rubaiyat of Omar Khayyam）。
所谓贞洁，在当时，乃至现在，在女人的一生中都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裹挟在每一根神经、每一种本能的纠缠之中，若要剥去束缚，将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需要不同寻常的莫大勇气。
对女诗人、女剧作家而言，在十六世纪的伦敦无拘无束的生活就意味着精神上的压力、生活上的困窘，可能足以将她逼上绝路。就算她可以侥幸地存活下来，过度紧张、趋向病态的想象力也会导致她写下的文字扭曲、畸变。
我看着书架，上面没有一部女性创作的戏剧作品，我心想，毫无疑问，她是不会在作品上署名的。她必然会寻求隐身保命的办法。这是贞洁观对女性的要求，哪怕到了十九世纪晚期依然遗风犹劲。从柯勒·贝尔注55、乔治·艾略特、乔治·桑注56等女作家的作品中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她们无一例外都是内心斗争的牺牲品，她们用男人的名字做笔名，却只是徒劳地掩匿自己的真面目。
这样做，只是向约定俗成的惯例低下了头；就算惯例不尽然是由男人们树立的，却无疑是他们大力鼓吹的（伯利克里注57曾说过，女人最大的荣耀不在于被人津津乐道，虽然他自己常为人所议论）。
基于这种传统观念，女性抛头露面才被认定是为人所不齿的。她们骨子里就有隐姓埋名的倾向；深藏不露的渴望依然掌控着她们。
即便到了当代，她们也不像男人那样在意自己的声誉是否名副其实，经过墓碑或路牌时，通常也没有想把自己的名字铭刻其上的强烈渴望；完全不像阿尔夫、伯特或查斯之流，必定会听从本能，他们看到了漂亮女人，或哪怕看到一条狗，都会喃喃自语：这狗是我的注58。
当然，未必是狗，我想到了议会广场、胜利大道和其他林荫大道，所以，也可以是一块土地，或一个黑色卷发的男人。
身为女人的一大好处就是，就算看到一个极其漂亮的黑人女子，也可以径直走过，不去奢望把她改造成英式女子。
所以，那个拥有诗情天赋的十六世纪女子必定是不幸的，必定是个自己和自己较劲儿的女人。不管她的胸中有何诗文机杼，都得有合适的心境才能得以抒发，可是，她的人生况景、天性本能却尽与之作对。
但我要问：什么样的心境最有益于创作呢？对于催生写作这种奇怪的活动，并使之可能完成的心境，有人能以一言蔽之吗？
此刻，我翻开一卷莎士比亚的悲剧。譬如说，在他写下《李尔王》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时，会有怎样的心境呢？
那绝对是自古以来最适宜写诗的心境了。但莎士比亚本尊对此只字未提。我们只能在不经意间、偶然得知他“从未涂改过一行字”。
或许，十八世纪以前，确实没有哪位艺术家谈过自己的创作心境。首开先河的人大概是卢梭。不管怎样，自我意识到了十九世纪已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文人们大都喜欢在忏悔录或自传中描述他们内心的所思所想。也有人为他们著书立传，他们的书信在死后也有人出版。
由是，尽管我们不知道莎士比亚在创作《李尔王》时的心境如何，却能知道卡莱尔注59在写下《法国大革命》时所经历的境况，也知道福楼拜在书写《包法利夫人》时所经历的一切，还有济慈试图以诗歌来抵制死之将至和冷漠世间时的感受。
从卷帙浩繁的忏悔录和自我分析式的现代文学中，我们会很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写出任何一部天才之作都堪称历经磨难的壮举。事事都在妨碍作家将头脑中孕育的作品完整无缺地写下来。
总的来说，这件事会受到物质条件的各种阻挠。狗会吵闹，人来干扰，钱必须去赚，身体也会衰弱。
何况，还有显而易见的世人的冷漠，让这件事越加艰难，越加难以忍受。这个世界并不要求人们去写诗、写小说，甚至写历史，世界根本不需要这些。这个世界毫不在意福楼拜是否找到了恰当的字词，卡莱尔是否谨慎查证了此一事或彼一事。
显然，这个世界也不会对它不需要的东西给予报酬。所以，诸如济慈、福楼拜、卡莱尔的那些作家无一不受苦，尤其是在创作力最旺盛的年轻时代，他们要经受各式各样的干扰与挫败。那些忏悔录和自述文本中传递出的是一种诅咒，一些怆痛的呼号。“伟大的诗人死于悲惨”—他们的咏叹往往承载着这样的主题注60。
但凡能熬过这一切而幸存下来的，都算奇迹；很有可能，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圆满实现作者最初的构思，完整又完美地面世。
看着书架上的空当，我心想，这些千辛万苦对女性来说岂不是更让人生畏？
首先，哪怕是在十九世纪初，女人也根本不可能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更别说是安静，甚而隔音的屋子了，除非她的父母极其富有，甚而是贵族。
如果仅能置办衣装的零花钱都得仰仗父亲的慈悲，她就根本没有余裕去找些慰藉，像济慈、丁尼生或卡莱尔那些穷诗人，起码还能去徒步旅行、去法国散散心、找间独立的寓所栖身，哪怕条件再简陋，最起码能躲开家人的唠叨与专横。
这些物质上的困难固然可怕，但更糟糕的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层面的痛苦。
世人的无动于衷曾让济慈、福楼拜和其他才子难以忍受，但若换作是她，世情的冷漠就将变为敌意。对他们，世人会说：想写就写呗，反正我是无所谓的。但对她，世人不会这样说，只会冷嘲热讽：写作？你写出来的东西有什么用？
我再次看向书架上的空处，想到纽汉姆学院和格顿学院的心理学家们或许可以帮上我们的忙了。因为，现在是时候测量一下挫折对艺术家的心智到底有多少影响了，就好像我曾见过乳制品公司使用普通牛奶和优质牛奶喂养老鼠，再根据老鼠的体型做出量化结论。他们把两只老鼠关进并列摆放的两只笼子，一只畏畏缩缩的，胆子小，个头也小；另一只毛色光亮，胆子大，体型肥硕。
那么，我们喂给女艺术家们的营养又是什么呢？问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晚餐桌上的梅干和蛋奶糕。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只消打开晚报，读一下伯肯赫德爵士的高见……不过，我真心不想费神去抄录这位爵士对女性写作的见解。也暂且不援引英奇教长的话吧。哈莱街的专家们尽可叫嚣，激起整条哈莱街的回声共鸣，但丝毫不能令我有所动。
我要摘引的，却是奥斯卡·勃朗宁先生的话，因为勃朗宁先生在剑桥大学曾显赫一时，还给格顿学院和纽汉姆学院的学生们出过考题。奥斯卡·勃朗宁先生宣称“阅完任何一份试卷都会产生这种想法：不管他打的分数高低，就智力而言，最优秀的女人比最差的男人更低下”—他就是靠这种结论才受人敬重，被推举为一言九鼎的权威人士—说罢，勃朗宁先生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发现一个小马倌躺在沙发上，“瘦得皮包骨头，双颊凹陷，脸色蜡黄，牙齿发黑，看起来四肢瘫软无力……‘那是阿瑟’，（勃朗宁说道）‘他是个难得的好孩子，品性相当高尚。’”
在我看来，这两幅画面是互补的。令人欣慰的是，在如今这个传记盛行的年代里，幸好有这样两幅画面能够互相补全，才让我们既听其言，又观其行，完整地去诠释大人物们的高见。
现在的人可能不能接受这种论断，但哪怕只是五十年前，这种话从大人物嘴里说出来肯定让人难以反驳。
我们不妨假设，有位父亲出于最善良的动机而不愿让女儿离家去当作家、画家或学者，他准会说：“听听奥斯卡·勃朗宁先生是怎么说的。”何况，远不止奥斯卡·勃朗宁先生这么说，还有《星期六评论》，还有格雷格先生断然指出：“妇女存在之本质，在于为男人所供养，并侍候男人。”……不胜枚举的大男子主义观点都在强调：对女性的才智，不要有任何期待。
就算那位姑娘的父亲没有大肆说教，她自己也可以读到这些观点；就算是在十九世纪读到，这类文辞也会让人心灰意冷，对她的作品产生深刻的影响。总有人会斩钉截铁地对你说—你不能做这件事，你也做不成那件事—而那恰恰是我们该去抗争、去克服的。
也许对小说家来说，这种菌害已不再有效，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杰出的女性小说家们。但对画家们来说，其流毒仍在。根据我的想象，哪怕是当下，这种毒害对音乐家们来说仍很活跃，毒性尤强。女作曲家们的地位，仍和莎士比亚时代的女演员的地位相同。
我想起了自己杜撰的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尼克·格林曾说，女人演戏让他想到小狗跳舞。两百年后，约翰逊用同样的言语讽刺了传教的女人。在此，我翻开一本有关音乐的书，就在1928年，又有人用同样的字眼描述了试图作曲的女人们：“关于热尔梅娜·塔耶芙尔注61小姐，我只能重复约翰逊博士论及女传教士时所说的至理名言，只不过要换成音乐的说法：‘先生，女人作曲，就像小狗要用后腿走路一样。它自然是走不好的，但让人吃惊的是它竟然会想去这样做。’”注62
历史竟能这般精准地重复上演。
就这样，我合上了奥斯卡·勃朗宁先生的传记，也推开了其他人的，我的心中已有定论：很明显，乃至十九世纪，女性要从事艺术都必不会得到鼓励和支持。恰好相反，女人得到的只会是斥责、侮辱、训诫和规劝。她们又要抵制这个，又要反对那个，势必神经紧张，筋疲力尽。
在此，我们还是没能绕出那个非常有趣且隐蔽，但对女性运动极具影响力的男权情结；那种根深蒂固的愿望—与其认定她该低人一等，不如认定他该高人一筹—使得他不管在什么领域都要招摇自己的伟大形象，不仅横在艺术之路上，还要阻断政治之路，哪怕被其阻挠的前景只会带给他微乎其微的风险，哪怕哀求他放行的人谦卑又恭敬。
我记得，就连对政治满腔热情的贝斯伯勒夫人也必是屈身低头地给格兰维尔·莱韦森-高尔夫人写信：“……尽管我对政治极有热忱，也发表了不少意见，但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女人不应干涉政治或其他严肃的事务，顶多（在别人问起她时）说说自己的见解。”如此表态之后，她才将一腔热情毫无阻碍地投入更重要的话题，也就是格兰维尔勋爵在下议院的首次演说。
我觉得，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现象。男人反对女性解放的历史，也许比女性解放本身更有意思。要是格顿学院或纽汉姆学院的年轻学子去搜集例证，演绎出一套理论来，准能写出一本有趣的书—不过，她得备好厚手套，还要有金块打造的栅栏，以便保护自己。
不过，暂且抛开贝斯伯勒夫人，我又想到，如今看来有趣的笑谈，也曾被极为严肃地认为非同小可。
我敢说，如今被标以“奇谈”，当作儿戏般在夏夜读给少数人听的闲谈逸事，也曾一度催人泪下。你们的祖母以及曾祖母辈中，有好多女人曾为这些故事哽咽、拭泪。弗洛伦丝·南丁格尔更是放声痛哭注63。
何况，对你们来说，一切都挺好，可以读大学，有自己的起居室—也许该称作卧室兼起居室？—你们大可以说，天才对这些看法是不屑一顾的，天才应当超然于旁人的议论。
不幸的是，恰恰是天才男女最在意众人的议论。想想济慈吧，想想他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下的铭文。再想想丁尼生吧，想想—不过，我似乎不必再举出更多无可否认的事实，虽然是令人遗憾的，但事实就是：艺术家的天性决定了他们会过分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说。文学世界里尸骸遍地，尽是对世人的评价过于介意，乃至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的男人们。
在我看来，这种敏感加倍递增了他们的不幸。回到我最初提出的问题：何种心境才有益于创作？创作是一种非凡奇妙的努力，要直抒胸臆，把头脑中孕育的作品完整地写下来，就需要艺术家心境明净。看着我眼前摊开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我猜想，那就是莎士比亚的心境。必定没有阻滞，也没有未被消融的杂质。
尽管我们说自己对于莎士比亚的心境一无所知，但既然有此一说，我们就已经论及莎士比亚的心境了。
相比较于多恩注64或本·琼生注65，又或是弥尔顿，我们对莎士比亚知之甚少，这或许是因为我们无从得知他的所有忿恨、怨气和憎恶。没什么“秘闻”能让我们联想到这位作家。抗议、劝诫、诉冤、报复、让全世界见证艰辛与不公，诸如此类的一切渴求都由他内心喷薄而出，燃烧殆尽，烟消云散。因此，他的诗歌从他心中自由自在地倾泻而出，无挂无碍。
若曾有谁圆满呈现自己的创作，那就是莎士比亚了。我再次转向书架，心想，若有谁的心境澄明清净，那就是莎士比亚了。
注55 柯勒·贝尔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笔名。她和妹妹艾米莉和安妮于1846年出版诗集《科勒·贝尔、埃利斯·贝尔、阿克顿·贝尔诗集》（Poems by Currer,Ellis,and Acton Bell），1847年再以此为笔名将《简·爱》投稿出版社。
注56 乔治·桑，George Sand（1804-1876），原名Amantine Lucile Aurore Dupin，法国著名小说家，在巴尔扎克时代独树一帜，一生写了244部作品，100卷以上的文艺作品、20卷的回忆录《我的一生》（Histoire de ma Vie）以及大量书简和政论文章。代表作：《安蒂亚娜》（lndiana）、《魔沼》（La mare au diable）等。
注57 伯利克里，Pericles（公元前495-前429），古雅典政治家，雅典黄金时期具有重要影响的领导人，在希波战争后的废墟中重建雅典，扶植文化艺术。
注58 原文为法语。
注59 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国历史学家、散文作家、评论家。代表作：《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On Heroes and Hero Worship,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等。
注60 语出华兹华斯的诗《革命与独立》（Revolution and Independent）。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咏水仙》（Daffodils）。
注61 热尔梅娜·塔耶芙尔，Germaine Tailleferre（1892-1983），法国女作曲家。
注62 塞西尔·格雷（Cecil Gray）《论述当代音乐》（A Survey of Contemporary Music, p）—原著注。塞西尔·格雷，Cecil Gray （1895-1951），苏格兰音乐评论家、作家、作曲家。
注63 见弗洛伦丝·南丁格尔《卡珊德拉》（Cassandra），载于R·斯特雷奇著，《事业》。—原著注。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英国护士，出身于上流社会，1860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非修道院形式的护士学校，现为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部分，奠定了基础护理学专业。她的生日（5月12日）被定为国际护士节日。—译者注。
注64 约翰·多恩，John Donne（1572-1631），英国诗人。代表作：《歌与十四行诗》（Songs and Sonnets）。
注65 本·琼生，Ben Jonson（1572-1637），英国剧作家、诗人。代表作：《福尔蓬奈》（Volpone）、《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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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可能在十六世纪找到任何一位女性能有这种心境。
只要想想伊丽莎白时代的墓碑雕像上的孩童合掌跪地，想想孩子们的早夭，再看看他们家中阴暗、逼仄的小房间，你就能明白：那时候的女人没可能吟诗作歌。你只能指望晚近年代里兴许有位富贵人家的淑女，倚仗着相对而言的自由和闲适，将自己的作品署名出版，情愿冒着被人视作怪物的风险。
当然，男人不都是势利眼—我要很谨慎地说下去，以免和丽贝卡·韦斯特一样成了“十足恶劣的女权主义者”—但他们多半是带着同情心去嘉许某位伯爵夫人在诗歌创作上的不懈努力。
你极有可能发现一位有头衔的女士得到更多鼓励与赞扬，远远超过某位不为人知的奥斯汀小姐或勃朗特小姐在那个时代可能得到的所有美言。但你也很可能发现，她的心境被诸如恐惧、愤恨等外界情绪干扰，而这在她的诗作的字里行间都有迹可循。
就拿温切尔西夫人注66来说吧，想到这儿，我从书架上取出她的诗集。她生于1661年；出身于贵族世家，继而嫁入贵族名门；她没有子女；她写诗，但一翻开她的诗卷就能听到她在女性地位的问题上所宣泄的呐喊：
我们沉沦到何等地步！沉沦于错误笃信的陈规，
是教养令人愚昧，而非天生如此；
被阻挡在一切令心智发展的进步之外，
就这样变得呆滞无知，如人所愿，听任摆布；
若有人想脱颖而出，
心怀更热切的梦想，张扬勃勃野心，
必会遭到一派强烈阻挠，
渴望发展的希望，终不能敌过恐惧。
显然，她的心境绝不能算“尽除杂念，澄明清净”，而是彻底相反：怨恨不平令她恼怒，令她分心。在她心中，人类分为两派。男人是“强烈阻挠”的那一派；男人可恶又可怕，因为他们有权力阻挠她奔向心之所向—也就是，写作。
啊！一个尝试握笔书写的女人，
被认定是肆意妄为的怪物，
无论什么美德都救赎不了这种过错。
他们说，我们错用性别，有失仪态；
优美的礼仪、时尚、舞蹈、装扮和游乐，
才是我们理应追求的成就；
写作、阅读、思考，或是探索，
会令我们的美貌失色，年华耗尽，
让追求我们青春的人望而却步，
但呆板地打理无趣的家务事
却被认为是我们最高的艺术、最大的用处。
注66 温切尔西夫人，Countess of Winchilsea（1661-1720），本名Anne Finch，英国女诗人，早年是查尔斯二世王宫里的命妇，后因拒绝效忠威廉王而离开宫廷，之后在乡间居住二十余年，安妮女王在位时期，她与家人才回到伦敦，发表诗集。
其实，她不得不假定自己的作品永远不会出版，才能自勉于创作。再以哀伤的吟咏来抚慰自己：
对着寥寥数友与自己，吟出哀歌，
因你从未觊觎月桂成林；
隐于幽暗树影下，你该心满意足。
但显而易见的是，假如她能够令心境从愤恨和畏惧中解脱出来，别再令心灵充满痛苦和怨怼，她的心就仍像炽燃的火焰，字里行间就会流露出纯粹的诗意：
褪色的丝线永织不出，
无可仿效的朦胧玫瑰。
她的诗句得到了默里先生注67的赞许，这是很公允的。据说还有蒲柏，他不仅记住了这些诗，还曾在自己的诗中仿效了这几句：
此时的黄水仙战胜了虚弱的头脑；
我们昏沉在芬芳的痛楚中。
可以写出这样的诗句，与自然和谐、与思想同步的女人，却被逼到发怒发恨，这实在令人遗憾。可她又能怎么办呢？想到旁人的冷嘲热讽、谄媚者的奉承、职业诗人的疑忌，我不禁如此自问。
想必，她是把自己关在乡间小屋里写作的，哪怕她的丈夫对她体贴入微，婚姻尽善尽美，恐怕还是会因顾虑和苦涩而心碎。我说“想必”，是因为但凡有人想探寻温切尔西夫人的史料，照例会发现，我们对她也几乎一无所知。
她饱受忧郁之苦，关于这一点，我们倒是有几分把握，因为她的诗句分明在告诉我们，陷入忧郁时她有怎样的想象：
我的诗句备受诋毁，
我的努力任人非议
是愚蠢的徒劳，或放肆的过错。
然而，任何人都能看出来，这所谓遭人非议的努力，不过是无伤大雅的田间漫步和遐想：
我的手乐于追索非凡物事，
远离司空见惯的套路，
褪色的丝线永织不出，
无可仿效的朦胧玫瑰。
如果这是她的乐趣所在、习惯使然，那理所当然会被人嘲笑；据说蒲柏或盖伊注68就曾讽刺她是“忍不住乱写一通的女才子”。还是据说，她也曾嘲笑过盖伊，因此得罪了他。她说他的诗作《琐事》表明“他更适合抬轿子，而不是坐在轿子里”。不过，这都是“不可轻信的流言蜚语”，默里先生这样说，而且“很无趣”。
但在这件事上，我不敢苟同于他，反倒认为哪怕是“不可轻信的流言蜚语”也是多多益善，以便我能找出，甚或拼凑出这位忧郁夫人的模样；她喜欢在田间漫步，喜欢对非凡物事产生奇思妙想，还会犀利、轻率地鄙视“无趣的家务事”。但默里先生说她渐失章法。她任才华散漫芜杂，如同杂草遍长，荆棘束绕；再也没有机会展露出早先那种才华横溢的诗情。
于是，我把她的诗集放回书架，转而去看另一位贵妇人：被兰姆爱恋的纽卡斯尔公爵夫人，没有心机、耽于幻梦的的玛格丽特注69，她比温切尔西夫人年长，不过也算同时代人。她们两人非常不同，虽然同为贵族，都没有子嗣，也都嫁给了最好的丈夫。两人都对诗歌有满腔热忱，也一样为此形容憔悴，身心俱伤。
翻开公爵夫人的书，也一样能看到怒火喷发：“女人像蝙蝠或猫头鹰般生活，像牲畜般劳作，像虫子般死去……”玛格丽特也一样，本可以成为诗人；若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像她那样勤勉的人总可以推动某个领域的发展。
但在那个年代，有什么能束缚、驯服或教养那般狂野、充沛而又未经雕琢的智慧，令其为人所用呢？那般才智竟只能兀自喷薄，肆意流淌，杂乱无章地汇流于韵文和散文、诗歌与哲学的激流中，凝固在无人问津的四开本或对开本里。本该有人把显微镜递到她手中。本该有人教她仰望星空，并以科学的方法去思考。
她的才智是在孤独与自由中发展的，没有人指正，也没有人教导，只有学者们的逢迎，宫廷里的奚落。埃杰顿·布里奇斯爵士注70抱怨她的粗鄙—“竟来自一位出身名门、又在宫廷中得到教养的贵妇”。她就将自己幽禁在韦尔贝克了。
这位玛格丽特·卡文迪什会让人想到何其孤独、又何其混乱的画面！似有一株巨大的黄瓜在花园里猛长，压覆了玫瑰和康乃馨，令它们窒息而亡。
这个曾写出“最有教养的女人莫过于心智最开明的女人”的女人却把时间虚掷于涂写废话，甚而在昏聩荒唐中愈陷愈深，以至于她出行时会有人围堵她的马车，蜂拥窥视，这是何等的暴殄天珍。显然，这位疯狂的公爵夫人已被视为老妖婆，足以吓唬那些聪明的姑娘。
这时，我想起多萝西·奥斯本注71曾在写给坦普尔的信中提及公爵夫人的新作，便放下公爵夫人的书，打开了多萝西的书信集。“这个可怜的女人果真有点错乱了，要不然也不至于如此荒唐，竟大胆地去写书，写的竟然是诗集，就算我两个礼拜不睡觉，也决不会做出这种事。”
既然神志清醒的端庄淑女不能写书，所以，多萝西，这位敏感又忧郁，性情和公爵夫人大相径庭的女人就什么都不曾写过。写信并不算写作。女人尽可以安坐在父亲的病榻旁写信，也尽可以在炉火旁写信，不去打扰男人们的交谈。
但奇怪的是，我一边翻看多萝西的信件，一边赞叹这位无师自通、籍籍无名的姑娘在遣词造句、描摹场景的方面颇有天资。且听听她所写的：
“吃过饭，我们坐着闲聊，直到他们说到B先生我才离开。一天里最热的时段就在读读书、做做活儿中打发了，大约六七点钟，我走出家门，到了附近的公地，好多年轻的乡下姑娘在那儿放羊、放牛，她们都坐在树荫下唱民谣。我走过去，将她们的嗓音和美貌比照我在书上读到的古代牧女，我发现二者大不相同，但请相信我，她们的天真无邪和古代牧女完全一样。我和她们聊起来，发现她们无欲无求，只想让自己成为世上最快乐的人。我们聊天的时候，常有一位姑娘东张西望，发现她家的牛跑进了田里，不一会儿她们就都跑光了，好像脚后跟长了翅膀。而我呢，没那么身手矫捷，只有待在那儿，等我看到她们把牛羊都赶回家时，我想我也该回家了。吃过晚饭，我去了花园，走到小河边就坐了下来，但愿你就在我身边……”
你可以指天发誓：她确实有写作的潜质。可惜，“就算我两个礼拜不睡觉，也决不会做出这种事”—就连极具写作才能的女人都能说服自己相信写书是荒唐事，甚至会暴露自己的错乱，你就能明白：反对女性写作的声音是何等不绝于耳。
所以，我又把多萝西·奥斯本那本薄薄的信札放回书架，换成了班恩夫人注72的书。
班恩夫人的出现，意味着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我们把那些幽居的贵妇留在身后吧，把她们的对开本留在花园里吧，她们写书不过是自娱自乐，既没有读者，也得不到评论。我们要来到城里，和街上的普通百姓摩肩接踵。
班恩夫人是中产阶级女性，普通百姓的种种美德她都有：风趣、活泼、勇敢。因为丈夫身故、自己的生意失败，她不得不靠才华来谋生路。她不得不和男人们一样，在同等条件下谋生。她非常勤奋地挣钱，因而生活无忧。
这一点极其重要，甚而比她写出的作品本身更重要—甚至包括杰出的诗作《千次殉道》和《爱在奇妙的胜利中》—因为就是从这一点出发，心智终获自由；也不妨这样说：从这一点出发，假以时日，被解放的心智就有可能随心所愿，写出真心想写的诗句。
既然阿芙拉·班恩做出了榜样，姑娘们就能去跟父母说，你们不用再给我零花钱了，我可以靠笔杆子养活自己。但事实上呢？班恩夫人过后的很多年里，姑娘们得到的回答依然是：“好啊，像阿芙拉·班恩那样过日子！那还不如死了好！”话音未落，门也被迅速甩上，快得前所未有。
在此，似乎有必要讨论一个意义深远的有趣话题，即：男人如此看重女性的贞操守节，甚而影响了对女性的教育，若有格顿学院或纽汉姆学院的学生愿意深入研究一下，兴许会写出一本妙趣横生的书来。
书的卷首插图可以用这幅画：达德利夫人珠光宝气地坐在蚊虫纷飞的苏格兰荒野中。达德利夫人辞世的那天，《泰晤士报》撰文写道：达德利勋爵是“一位品味高雅，多才多艺的先生，心地慈悲，乐善好施，却专横得离奇。他坚持要夫人盛装打扮，哪怕去苏格兰高地狩猎，在最偏僻的木屋里也要如此。他为她戴上数不清的高贵耀目的珠宝”诸如此类，“他给了她一切，却从不让她担负哪怕一点责任”。后来，达德利勋爵中风，她便一直服侍他，自此之后，以过人才干打理他的庄园。时值十九世纪，那种离奇的专横依然存在。
回到正题。阿芙拉·班恩证明了一点：牺牲一些令人赞许的美德，或许就可以靠写作赚到钱；如此一来，写作也就渐渐不再被视为愚钝或心智错乱的标志，而具有了切实可用的价值。
丈夫可能先死，家里可能遭到天灾人祸。自十八世纪伊始，数以百计的女性为了给自己挣点零花钱或补贴家用开始做翻译，也写了很多蹩脚的小说；那些书，在如今的教科书中是不被记载的，但在查令十字街“四便士一本”的旧书摊上还能找到。
到了十八世纪末期，女性的思想极度活跃—她们做演讲、组织集会，撰文评论莎士比亚，翻译经典著作—都基于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女人可以靠写作来赚钱。没人付钱，物事就显得轻薄；有人付钱，同样的物事就有了身价。人们依然大可嘲笑她们是“忍不住乱写一通的女才子”，但谁也不能否认，她们可以把钱放进自己的钱包了。
于是，到十八世纪即将结束时，转变已发生，若由我来重写历史，我要充分描写这一转变，并且明确表态：其意义比十字军东征或玫瑰战争更重大。
中产阶级女性开始写作了。
如果说《傲慢与偏见》很重要，《米德尔马契》《维莱特》和《呼啸山庄》也都不可忽视，那么，女性写作的意义就远远不是我在这一小时讲演中所能证明的，因为其意义在于：不仅仅是那些幽闭乡野、在自己的对开本和外人的逢迎中孤芳自赏的贵妇们，而是从整体上而言，女性群体开始写作了。
没有那些先驱，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和乔治·艾略特就不会写出她们的作品，正如莎士比亚不能没有马洛，马洛不能没有乔叟，而乔叟也不能没有那些已被遗忘了的诗人，是他们雅驯了自然语言中的粗鄙之处，为后人铺平了道路。所有的杰作，都不是孤立地横空出世的，而是经年累月共同思考的结果，是群体智慧的结晶；单一的作品发声，但响彻其后的是众人经验的共鸣。
简·奥斯汀应该在范妮·伯尼的墓前献上花环，乔治·艾略特应向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伊丽莎白·卡特注73—那位勇气可嘉的老妇人坚持在床头拴铃铛，催促自己早起学希腊文—致以敬意。
而所有女人都应当去阿芙拉·班恩的墓前献花，虽然她被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一事曾令世人惊愕讪笑，但其实是极妥当的，因为正是她为所有女性赢得了表达心声的权利。尽管她名声不佳，情事风流，却正是因为她，我今晚叫你们用自己的智慧每年赚五百英镑才不至于像是异想天开。
好，现在我们到十九世纪初了。在此，我第一次发现，有几个书架上摆放的全是女作家的书。可我扫视书架后，不禁想问：为何除去极少数的几本，她们写的全是小说？
文学创作最初的冲动应该是作诗。“诗歌之尊”就是一位女诗人注74。在法国和英国，女诗人的地位都要高于女小说家。
再看看那四个著名的作者名，乔治·艾略特和艾米莉·勃朗特有何共通之处？夏洛蒂·勃朗特不是完全无法理解简·奥斯汀吗？她们都没有孩子，但除了这一点，似乎没办法把她们联系在一起了，就像四个格格不入的人物无法凑成共处一室的场面—正因为这样，臆想她们相聚并相谈才显得格外诱人。
然而，不知受了什么力量的左右，她们一旦动笔，竟然都写起了小说。
我在想，这和她们都出身于中产阶级有关吗？和十九世纪初的中产阶级家庭共用一间起居室有关吗—也就是后来的艾米莉·戴维斯小姐注75所极力论证过的事实？女性要写作，只能在家庭成员共用的起居室里写。恰如南丁格尔小姐所愤慨抱怨的—“女人就没有半小时……是属于自己的”—总有人打扰她。但即便如此，相比于写诗或戏剧，在起居室里写散文和小说终究是要容易一点，所需的专注力也没有那么多。
简·奥斯汀就这样写了一辈子。她的侄子在为她撰写的回忆录中写道：“她能完成这一切，着实令人惊叹，毕竟，她没有单独的书房可用，大部分作品想必都是在共用的起居室里完成的，时不时被各种情况打断。她很谨慎，不让仆人、访客或是任何外人对她的写作事业有所猜疑。”注76简·奥斯汀会把手稿藏起来，或是用张吸墨纸盖住。
而且，在十九世纪初，女性接受的所有文学训练都在于观察人物、分析情感。几个世纪以来，女性的感知力一直都在人来人往的起居室中受到熏陶。人们的喜怒哀乐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各式各样的人际关系始终在她眼前流转。因此，中产阶级女性开始写作，自然而然的，就会去写小说。但虽说如此，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四位著名女作家中，其实有两位并非天生的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本该写长诗剧作，乔治·艾略特应把她磅礴的思想施展在历史或传记的写作中，并同时挥洒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