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十九世纪的小说家笔下并非如此，书中的女人变得更多样化了，也更复杂了。说真的，也许正是因为产生了书写女人的渴望，男人们才渐渐放弃了诗剧，因为诗剧过于激昂，很难施展女性形象，所以才发明了小说，作为更与之相宜的体裁。即便如此，哪怕是在普鲁斯特的文字中，我们也能明显看出男人对女人的认识仍处处受限，一知半解，恰如女人对男人的认识。
我看着这一页，继而又想到，除了日复一日的家务事，女人也和男人一样对其他事物感兴趣，这是越来越明显的事实。
“克洛伊喜欢奥莉维亚。她们合用一间实验室……”我读下去，发现这两位年轻女士正忙着切碎肝脏，那似乎是治疗恶性贫血的良方。尽管她俩之一已结婚，并且有了两个小孩—我想我说的没错—但这些都必须省略不提；因此，小说中这幅出色的女性肖像又变成了寥寥几笔，太单调，太乏味了。
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不妨假设文学中的男性形象也只是作为女性的恋人出现，不曾是男人的朋友、军人、思想家或是空想家，那么，莎士比亚在戏剧中能指派给他们的角色必定屈指可数，文学世界岂不损失惨重！奥赛罗或许大体还在，安东尼也有所保留，但我们将失去凯撒、布鲁特斯、哈姆雷特、李尔王、杰奎斯—文学将会贫乏到不可想象的程度。
事实上，一直把女性摒之门外的文学世界也同样贫乏得难以估量。
她们违心地嫁了人，被关在家宅内，只有一件正事可做，剧作家又怎能充分、生动、逼真地塑造她们的形象？只有爱情，或许能担当她们的诠释者。诗人也不得不满怀激情，或满腹辛酸，除非他有意“厌恶女人”，而这往往意味着他对女人毫无魅力可言。
好，如果克洛伊喜欢奥莉维亚，她们又合用一间实验室，这就会让她们的友谊多姿多彩，并且更长久，因为这种友情不会过于围绕私人生活。
如果玛丽·卡米克尔知道如何去写，而我也开始喜欢她的独特文风；又如果她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这一点我倒不敢确定；再如果她每年能有五百英镑的收入，虽然这也有待证明—那么，我想，某种意义重大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因为，如果克洛伊喜欢奥莉维亚，而玛丽·卡米克尔又知道如何表达，她就将在这间至今无人来过的大厅里燃起一支火炬。只见幽明的微光、黝黯的阴影，宛如秉烛走入蜿蜒洞穴，你会上下打量，不知踏向何方。
我又开始读这本书，读到克洛伊看着奥莉维亚把一只罐子放到架子上，并且说道，该回家看孩子去了。
我敢说，这可是创世以来从未有人见过的场景。
我也十分好奇，观望着这一幕。因为我想看看玛丽·卡米克尔会如何动笔，去捕捉那些未曾被记载过的手势，那些未被说出口或只说了一半的话，那是只有女人在场、没有被男人带着偏见的任性光芒照亮时才会自然而然呈现的，就像天花板上飞蛾的影子那样不易被察觉。
如果她真要这么做，就得屏息凝神才行，我一边读下去，一边对自己说；因为女人对任何动机不明的关注都有疑虑，又太习惯隐瞒和压抑，任何向她们投来的目光都会让她们闪躲。
我又忍不住对玛丽·卡米克尔说道，好像她就在我眼前：唯一的办法就是转移话题，说点别的事，目光凝望窗外，就这样，把发生在奥莉维亚身上的事记录下来—不是用铅笔记在笔记本上，而是要用最快的速记，甚至用没写完整的字词去记。奥莉维亚，这个在岩石的阴影下存在百万年的生物，感觉到光线落下来，看到眼前出现了一种陌生的食粮：知识、冒险和艺术。
我又一次把视线从书上移开，心想，她必会伸手去拿，也必会重新调配已高度发达，但用于其它目的的既有才智，将新知识容纳于旧知识，而且不会因此扰乱精妙复杂、无限延展的整体平衡。
哎呀，我这不是做了自己决意不要去做的事嘛，不知不觉就在赞美女性了，未经三思；“高度发达”“精妙复杂”，这些都是无法抵赖的赞美，而称赞自己的性别总是可疑的，也往往挺蠢的；更何况，这种事该如何评判呢？
谁也不能指着地图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而哥伦布是个女人；也不能拿起苹果说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而牛顿是个女人；更不能仰望天空，说飞机在上空飞过，而发明飞机的是女人。
墙上没有刻度，无法精确测量女性的高度；也没有毫厘分明的码尺能测量母亲有多么贤良、女儿有多么孝顺、姐妹有多么忠实、主妇有多么能干。
即使是现在，在大学院校有学分的女生也极少，包括陆军和海军、贸易、政治和外交在内的各行各业也几乎没有针对女性的资格考试。
直至今日，女性都不曾被明确地记载。
但如果我想了解，譬如说，别人都知道霍利·巴茨爵士的哪些事，我只需翻开《伯克名录》或是《德布雷特名录》注82就能知道他拿过这样那样的学位，拥有一处宅邸，有一个继承人，是一个董事会的主管，出任过英国驻加拿大总督，还荣获了很多学位、官职、勋章和其他荣誉，以铭记其诸多不可磨灭的业绩。
关于霍利·巴茨爵士，除了上帝，再没有人知道得比这还多了。
所以，即便我说女人“高度发达”“精妙复杂”，也不能在《惠特克名录》或《德布雷特名录》或大学年鉴中得到证实。
身在如此困境中，我能做什么呢？
我又把目光投向了书架。
上面还有几本传记：约翰逊、歌德、卡莱尔、斯特恩注83、柯珀注84、雪莱、伏尔泰、勃朗宁以及许多人的传记。
我开始思忖，所有那些伟人都曾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仰慕过、追求过女人，与她们一同生活，向她们吐露心中的秘密，向她们求爱，写下她们，信任她们，并且表露出—只能称之为对某位特定异性的—需要和依赖。
我不敢断言，这些关系都纯粹是柏拉图式的，但威廉·乔因森·希克斯爵士注85应该会否认吧。但如果我们认定这些男人从这些关系中得到的仅仅是欢愉、谄媚和肉体的愉悦，那未免冤枉了这些显赫的大人物。
他们得到的，显然，是他们的同性所无法提供的东西；进一步说，是一种刺激，是只有女人的天赋才能给予的创造力的更新，这样的界定应该不算轻率，也无须征引诗人言之凿凿的狂言。
我想到：他打开客厅或育婴室的房门，就会看到她被孩子们团团围住，膝头或许还搁着一方刺绣—不管怎样，这个世界和他所在的法庭或下议院的那个世界之鲜明对照，生活秩序、生活体系的核心之截然不同，都会立刻带来崭新的面目，令他神清气爽；接下来，哪怕在最简单的家常闲谈中，也会出现天然不同的见解，足以滋润他本已干涸的脑海，思路焕然一新；他看到她用另一种方式创造了一番天地，而那与他自己的方式迥然相异，他的创造力也陡然活跃起来，不知不觉，呆滞的头脑又开始布局谋篇，浮现出的词句或场景都是他戴好帽子、动身去见她前百思而不得的。
每一位约翰逊都有他的斯雷尔注86，出于诸如此般的原因对她不离不弃，后来，斯雷尔嫁给了她的意大利音乐教师，约翰逊差点发了疯，又恼又恨，那不只是因为他不能再在斯特里特汉姆度过良宵了，还因为他的生命之光“仿佛熄灭了”。
即便不是约翰逊博士，不是歌德、卡莱尔或伏尔泰这般大人物，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到女人有高度发达的创造才能，感受得到那种天然的复杂性。
必须穷尽英语的运用，新鲜词汇也必须不合常理、打破常规地插翅飞来，女人才能说出她走进房间时发生了什么。
房间与房间大不相同，有的安静，有的喧嚣；
有的面朝大海，或正相反，正对监牢大院；
有的挂满洗净的衣物，有的被猫眼石和丝缎装点得生机勃勃；
有的像马鬃般坚硬，有的如羽翼般轻柔。
注82 类似年鉴手册，记录英国贵族或乡绅的家族史和个人情况。
注83 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1713-1768），英国感伤主义小说家，生于爱尔兰，后就读于剑桥大学。曾担任约克郡牧师。代表作：《项狄传》（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 Gentleman）。
注84 威廉·柯珀，William Cowper（1731-1800），英国诗人，浪漫主义诗歌的先行者之一，擅长描绘日常生活和英国乡村场景，改变了十八世纪自然诗的方向。
注85 威廉·乔因森·希克斯爵士，Sir William Joynson Hicks（1865-1932），英国保守党政客，曾任邮政大臣和内政大臣。1925年曾为女性争取平等投票权，1933年，他的传记作者写道，他承诺阿斯顿女士的这项法案提议实际上是其政敌丘吉尔所言，并无事实依据。但1928年他二度提出此项动议，将投票女性的年龄从30岁降至与男性投票资格相当的21岁。
注86 斯雷尔，Hester Lynch Thrale （1741-1821），本姓Salusbury，二婚后改姓Piozzi，英国日记体女作家，艺术赞助人。
只消走进任何一条街上的任何一间屋子，那种极其复杂的女性力量就会一股脑儿地扑面而来。
哪里会有别的可能？千百年来，女人一直深居屋宅，时至今日，房间的四壁早已浸透了她们的创造力，其实，砖石灰泥早已不堪重负，这股力量不得不诉诸笔端，或写或画，或从商，或从政。
但女人的创造力和男人的完全不同。
我们必须断言，这种创造力若因受阻、因荒废而无法发挥，那真是太可惜了，因为那是历经了千百年最严苛的管束后所赢得的、无可取代的力量。
如果女人像男人那样写作，像男人那样生活，看上去也像男人，那也太可惜了，因为，既然男人女人各有不足，世界又如此辽阔丰富，一种性别何以成事？难道教育不该彰显差异、突出个性，而非舍异求同吗？毕竟，我们的相似之处已太多了，如果有位探险家探险归来告诉我们，还有另一种性别的人，正从不同的枝叶间仰望另一片天空，岂不是对人类作出了更大的贡献？如果碰巧看见某教授为了证明自己的“优越”而冲去取来他的标尺，我们岂不是乐不可支？
目光仍盘桓在书页上方，我在想，玛丽·卡米克尔只会作为旁观者来处置她的作品。我真的认为她会变成自然主义小说家—我觉得这一类不太有趣—而不是偏重思考的那一类。
有这么多新鲜事物要她观察。她不必再把自己困在中上阶级的豪宅中，尽可坦然走进那些香气扑鼻，坐着交际花、娼妓、抱着哈巴狗的太太的小房间，而不必心怀慈悲，或觉得纡尊降贵；她们将仍然披着男作家们硬要搭在她们肩头的粗陋成衣，但玛丽·卡米克尔一定会拿出自己的剪刀帮她们修裁，乃至每一处起伏都熨帖合体。
等她改完，我们就将一睹这些女人的真面目，那必将是很新奇的场景，但我们还得再等一会儿，因为玛丽·卡米克尔仍被自省所觉察到的“罪恶感”牵绊，那是野蛮的传统性别意识遗留给我们的。
她的双脚仍被古老、粗鄙的阶级脚镣束缚着。
不过，大多数女人既非娼妓也非交际花，也不会在每一个夏日午后枯坐如钟，把裹在落满尘埃的绒布里的哈巴狗紧紧抱在怀中。
那她们会做些什么呢？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某条长街，鳞次栉比的房屋里住满了人，河边南岸有很多这样的街巷。在想象中，我仿佛看见一位年迈的老妇人缓缓走来，挽着身旁的中年女子，那或许是她的女儿，两人的靴子、毛皮大衣都很讲究，午后如此盛装一定是她们生活中的某种固定仪式，这些衣物在夏季必定被收纳在衣橱里，叠放整齐，夹了樟脑，年复一年。
她们穿过街道时，路旁的灯一盏一盏点亮了（因为她们最喜欢的正是薄暮时分），想必她们年复一年都是如此。
年长的老妇快八十岁了，要是有人问她，一生对她而言意味着什么，她会告诉你，她记得那些街巷曾为巴拉克拉瓦一战而灯火辉煌，或者，说她曾听到海德公园里为爱德华七世庆生时鸣响的礼炮声。
但是，要是有人希望搞清楚究竟是在什么季节、什么日子、什么时分，再问她在1868年的4月5日或1875年的11月2日做了什么，她肯定会茫然地回答，她什么都不记得了。
因为一餐又一餐的饭菜都煮好了，锅碗瓢盆都洗刷干净了，孩子们都送去了学堂，长大成人就离开家，踏上社会。
所有这些事，什么都没留下，一切消失殆尽。传记或历史对此不着一言。至于小说，都不可避免地撒了谎，哪怕不是故意的。
所有这些默默无闻的生命，仍有待记载，我对玛丽·卡米克尔说，好像她就在这儿。
我的思绪继续穿行在伦敦的大街小巷，在想象中，感受沉默的压力，未曾记载的生活无声堆积，或许来自街角叉腰而立的女人，戒指嵌在她们肿胀的手指上，说起话来比手画脚，好像在用莎士比亚剧中的台词；或许来自卖紫罗兰的姑娘、卖火柴的女孩和坐在门洞下的老太婆；又或许来自逛来逛去的姑娘们，她们的脸色如阳光或乌云下的海浪，暗示着男人或女人的靠近，映照出商店橱窗里闪烁的灯光。
所有这一切，你都要去探究，我对玛丽·卡米克尔说，要握紧你手中的火炬。
首先，你必须照亮自己灵魂的深刻与浅薄、虚荣与宽宏，说出你的美貌或平庸对你意味着什么，以及你与这个变动不休的世界—这个充斥了摇来晃去的鞋袜手套等各色物品，浸淫在药剂瓶中散发出的淡淡香氛中，铺着人造大理石地板、头顶穹顶长廊的布料市场—有何关系。
在想象中，我走进了一家商店，地面铺成了黑白两色，四处挂满了美得令人惊叹的五彩缎带。我想，玛丽·卡米克尔若是走过，也该进来瞧瞧，因为这幅场景太适合用笔墨描绘了，俨如白雪皑皑的山峰或岩石林立的山谷最匹配安第斯山脉的景致。而且，柜台后还站着一个女孩—我会乐于写出她的真实故事，就当作是拿破仑的第一百五十本传记，或是第七十部研究济慈，以及老教授Z之流正在撰文论述的济慈笔下的弥尔顿式倒装句法的著作。
然后，我会非常小心地踮起脚尖走路（胆怯如我，实在害怕曾差点儿打到我肩头的那一鞭子），小声地说出：她也应该学会对异性的虚荣一笑了之—也不妨说是他们的“特性”，这个词大概不太容易得罪他们—千万别带着苦涩。
两种性别间的互惠互助之一，便是为彼此描述这后脑勺上一先令大小的部位。
想想吧，女人从尤维纳利斯注87的言论、斯特林堡注88的批评中得到怎样的裨益。想想自古至今的男人是多么仁慈、多么明智地指出了女人脑后的隐秘部位！
如果玛丽够勇敢，也够诚实，她就该绕到男人的身后去，告诉我们她发现了什么。除非有女人描述出这一先令大小的部位，否则，永远不可能得到一幅真实、完整的男人形象。伍德豪斯先生和卡苏朋先生注89就代表了这种部位的大小及本质。
当然，没有任何头脑正常的人会怂恿她故意去讥讽和嘲弄—文学始终能证明，怀着这种心机写下的文字是一无是处的。
常言道，人要诚实，结果就必定格外有趣。喜剧必定会越来越丰富。新鲜事物必定会被揭示。
不过，也该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这本书上了。与其去揣测玛丽·卡米克尔会怎样写、该怎样写，更应该看看她到底写了些什么。
因此，我继续读下去。
我想起自己曾对她有些许怨言。她打破了简·奥斯汀的句式，让我无法炫耀自己无可挑剔的鉴赏力、难以取悦的耳朵；也无法徒劳地说“是的是的，这很不错，但简·奥斯汀写得比你好得多”，因为我不得不承认，她们两人毫无相似之处。
她又更进一步，打乱了叙述的顺序—我们期望看到的顺序。也许她是无心为之，只是像女人会做的那样，并且像女人那样去写，让叙述顺其自然。但结果多少让人困惑，我们看不到波涛涌起，危机将至。因此，我也无法炫耀自己洞察世情之深刻，知人心性之深邃。
每当我即将在合乎常理之处感受到合乎常理的物事，诸如爱情或死亡，那个恼人的东西就会把我拽住，好像至关重要的节点还在前方。这样一来，她又害我无法高谈阔论，堂而皇之地说出“基本的感情”“人性共通之处”“人心深不可测”之类的词句，以及所有那些支撑我们相信自己在心底里—哪怕表面看来或许挺机灵的—是极其严肃、极其深刻、极其慈悲的说辞。
她却让我觉得我们根本不严肃、不深刻、不慈悲，恰好相反，人人都可能思想怠惰，因循守旧—这个想法实在不太吸引人。
但我读下去，注意到了另一样事实。
她并非“天才”—这太明显了。她没有对大自然的热爱，没有炽烈的想象力，没有不羁的诗情，没有绝妙的机智，没有像温切尔西夫人、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那些伟大前辈们的深邃智慧；她无法像多萝西·奥斯本那样带着乐律和尊严去写作。
说真的—她不过是个聪明的姑娘，不出十年，她的书就会被出版商化为纸浆。
尽管如此，跟半个世纪前那些比她更有天赋的女作家们相比，她还是有优势的。
在她这里，男人不再是“强烈阻挠的那一派”，她无须耗费时间去责怨他们，她不必因为憧憬远方、历练，因为渴望了解将她拒之门外的世界和众生，而在爬上屋顶后失去平和的心境。恐惧和仇恨也几乎都消弭了，或许，残余的痕迹只会流露在她面对自由时稍显夸张的喜悦，或是在她刻画男人时更倾向于用刻薄的讽刺口吻，而非浪漫的笔触。
所以，作为一个小说家，她无疑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她的感知力非常宽广、热切、自由，纤毫之微都会触动她的心弦；就像一株刚刚破土而出的植物，立在半空，尽情接纳扑面而来的每一个景象和声音。她的感知力会非常好奇、非常精妙地游走在几乎不为人知、也不曾被记载的事物之间；偶然发现了细微之物，就会向我们证明：那或许根本不是微不足道的。她的感知力让尘封已久的东西重见天日，引发人们去质问：埋藏它们究竟有何必要。
尽管她有些笨拙，也不像萨克雷或兰姆那样无需刻意就能与悠久的传统一脉相承，笔尖轻转就能写出悦耳的文字，她只是—我思考起来—掌握了重要的第一课：身为女人而写作，但是一个已然忘怀自己是女人的女人；因此，她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新奇的女性特质，那是没有意识到自身性别的存在时才能尽显无遗的本质特征。
所有这些都是朝好的方向发展的。但，除非她能抓住倏忽而去的瞬间和个人体验，以此建起屹立不倒的大厦，否则，再丰富的情感、再敏锐的洞察力都无济于事。
我说过，我要等她面对某种“特定的局面”，意思就是要等她开动思虑、调度忆想，证明她不只是个浮光掠影的看客，而能够透过表象，窥见事物的深奥之处。
她会在某个时刻对自己说，就是现在，我无需声色俱厉就能揭示出这一切的意义。然后，她就会开始开动思虑、调度忆想—脑际的活跃是多么确凿！—那些快被忘记、可能在别的章节中被疏忽的、非常琐碎的小事就会浮现在记忆中。
她会让那些事在某个人物缝缝补补或抽上一袋烟的时候尽可能自然地鲜活起来，并且继续写下去，读者就会觉得自己仿佛登上山巅，俯瞰整个世界徐徐铺展，蔚为壮观。
无论如何，她在做这样的尝试。
我看到她在施展手脚，迎接挑战，我也注意到了—但愿她别看到—那群主教、教务、博士、教授、一家之长和老学究们都在对她大喊大叫，发出警告，提出建议：
你不能这样，你不该那样！
只有研究员和学者才能踏入草坪！
没有介绍信女士不得入内！
有抱负、有风度的女小说家们请走这边！
他们就像在围栏外看赛马的聒噪看客，对她指手画脚，她必须经受考验，罔顾左右，心无旁骛地越过障碍。
我对她说，只要你停下脚步去咒骂，你就输定了；停下脚步去笑他们，你也一样输定了。犹豫不决，笨手笨脚，你都会输。
全神贯注地策马腾跃吧，我恳求她，好像我把全部家当都押在她身上了。
她像鸟儿一样，飞越了障碍。
可前面还有一道障碍，再往前还有一道。
我不能肯定她有足够的耐力能坚持到底，因为掌声和呐喊让人心烦意乱。
但她尽力了。
想想吧，玛丽·卡米克尔并非天才，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姑娘，在卧室兼起居室的房间里写她的第一部小说，也没有充足的时间、金钱和闲暇等等优越条件，我想，她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我读到了最后一章，有人拉开了客厅的窗帘，人们的鼻子和赤裸的双肩在星空下一览无余；我也在心里得出了结论：再给她一百年，给她一间自己的房间，每年给她五百英镑，让她畅所欲言，把她现在写进书里的东西省去一半，她就会写出一本更好的书。
再过一百年，她会成为诗人。这样说着，我把玛丽·卡米克尔的《人生冒险》放回了书架的顶端。
注87 尤维纳利斯，Juvenal（60？-140？），亦即Decimus Iunius Iuvenalis，古罗马讽刺诗人。
注88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瑞典作家。瑞典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世界现代戏剧之父。代表作：剧本《父亲》（The Father）、《朱丽小姐》（Miss Julie），长篇小说《红房间》（The Red Room）等。
注89 这两位先生分别是乔治·艾略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简·奥斯汀的小说《爱玛》中的人物。
6
第二天，十月的晨光洒在拉起帷帘的窗前，照出一缕缕飞扬的微尘，从川流不息的街上传来嘈杂声。伦敦的发条又上紧了，工厂喧腾起来，车床在轰鸣中开动。
读了这些书后，我忍不住望向窗外，看看1928年10月26日清晨的伦敦在忙碌些什么。
那么，伦敦到底在做什么呢？
看起来，没有人在读《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看起来，伦敦对莎士比亚的剧作完全无动于衷。根本没人—我不怪他们—关心小说的未来、诗歌的消亡，或是一名普通女性发展出了一套倾诉她所思所想的散文文体。
哪怕用粉笔在人行道上把这些一一写下，也不会有人肯停下来细看。用不了半小时，匆匆而过的漠然脚步就会把字迹蹭得一干二净。
一会儿走来一个跑腿的年轻人，一会儿走来牵着狗的妇人。
伦敦街巷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此，你绝对找不到两个相似的人。
每个人似乎在忙各自的私事。有几个提小公文包的像是业务员；有几个流浪汉手拿棍子，把庭院的栅栏敲得当当响；还有些殷勤的人好像把街巷当成了他们的俱乐部，对马车里的人高声招呼，不待人问及就讲起了八卦；也有送葬的队伍经过，让人不由联想到自己的遗体有朝一日也会如此经过，便不禁脱帽致哀；后来，还有一位气度不凡的绅士缓步走下门阶，暂停片刻，以免撞上一位手忙脚乱的夫人，她不知用什么办法弄到了那样光彩夺目的皮毛大衣，手里捧着一束帕尔玛紫罗兰。
他们看上去都互不相干，只关注自己，各忙各的事。
此刻，一切往来的车辆戛然而止，喧嚣骤歇，这在伦敦是常事。街上没有动静，没有人经过。
一片树叶从街尾的梧桐树上掉落，恰在这个停止的瞬间徐徐飘落。
不知为何，它就像从天而降的征兆，指向那些被我们忽视的物事所潜藏的力量。
它好像指向了一条河，看不见的河，流过这里，转过拐角，沿街而下，顺流裹挟路人，就像牛桥的河水送走了泛舟的学子、枯落的树叶。
现在，它送来了一位穿着漆皮靴的姑娘，从街那边斜穿到这边，而后是个身着褐红色外套的年轻男子，接着，它还送来了一辆出租车，并将这三者汇合到一处，刚好就在我的窗下。出租车停下了，姑娘和年轻男子也停下了，他们上了车，出租车便悄然而去，就像被水流冲去了别处。
这实在是司空见惯的一幕，奇特的是，我的想象力赋予它一种富有韵律的秩序。两个人上出租车，如此普通的一幕也有一种力量，能向我们传递出一种事实：他们看上去是心满意足的。
看到两个人沿街走来，在街角相遇，似乎能缓解思虑的紧张，我这样想着，望着出租车驶过街角，不见了。
或许，我这两天所思考的—把一种性别与另一种性别区分开来—是件费心的事。这让我心力涣散，有违心智的统一。但是，看到两个人走到一起，上了一辆出租车，费心的感觉消弭了，心智恢复了统一。
头脑显然是个极其神秘的器官，我将视线从窗外移回来，想到我们对它其实一无所知，却时时刻刻依赖它。
为何我会感到心有所隔绝、有所对立，就像身体明显有病恙时，就会感觉紧张？“心智的统一”又是什么意思？
我沉思了一番，因为，心智显然有一种巨大的力量，能随时随地集中心力思考问题，似乎并没有所谓单一的状态。
心智可以把自己与街上的人群隔开，譬如，想象自己和他们保持距离，正从楼上的窗子俯瞰他们；也可以与别人一起，同时同地地思考，譬如，身在人群中等待聆听新闻播报。心智可以借由自己的父辈或是母辈回顾往昔，就像我之前说的，写作的女人可以借由母亲，反思过去。
身为女人，常常会因为意识突然分裂而感到吃惊，譬如，走在怀特霍尔大街注90上，明明是那种文明理所当然的继承者，她却突然变成了格格不入的圈外人，爱批评的人。显然，心智的聚焦点总在变换中，将世界置于不同的角度。
不过，某些心境会让人不太舒服，哪怕那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为了让自己保持那类心境，人们会在无意间有所克制，长此以往的压抑，就会费心伤神。当然，或许也有某些心境是毫不费力就能保持的，因为不需要克制什么。
我从窗边走回来时心想，这大概就是其中之一吧。因为看到两人上了出租车后，我一度割裂涣散的心思似乎又合拢，再度自然融洽。
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于：
两性之间本该和睦相助，这是极其自然的事。哪怕不太理性，内心深处的直觉也会让我们相信，男人和女人的结合会给人完整的满足和幸福。
但看到那两人上车，并且带动出满足感，却不禁让我想到，心智是否也有两性，对应了身体上的男女之别？不同性别的心智是否也该结合，才会带来完整的满足和幸福？
于是，我不揣浅陋地勾勒起灵魂的草图，让每个人的灵魂中都有两股力量，一方为男性，一方为女性；在男人的心智中，男性力量压制了女性力量，而在女人的心智中，女性力量战胜了男性力量。这两种力量和谐相处、精神契合时，人就会处在正常又舒服的状态。身为男人，心智中的女人也要发挥效力；身为女人，也要和她心中的男人默契神交。
柯勒律治注91说过，伟大的头脑是雌雄同体的，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只有达成这种融洽，心智才能富饶，各种才智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我想，纯粹的男性头脑恐怕无法创作，同样，纯粹的女性心智也一样。
最好还是稍停片刻，看一两本书，再来检验何为“女性化的男人”，或是反过来，“男性化的女人”？
柯勒律治所说的，伟大的头脑是雌雄同体的，当然不是说这种头脑对女性特别有同情心，格外为女性着想，或是为她们立言。跟单一性别的头脑相比，雌雄同体的头脑大概反而不太会做出这种区分。
他应该是在说：雌雄同体的头脑自有共鸣，易于渗透；因而，情感可以毫无阻碍地沟通、传递；它天生就富于创造力，激情闪耀，浑然一体，没有隔阂。
事实上，我们不妨回想一下，虽然我们很难说清莎士比亚如何看待女性，但莎士比亚的心智就是雌雄同体的典型，是女性化的男性头脑。
如果说，心智完全发达的特征之一就是不用孤立的眼光特殊对待某种性别，那么，现在比过去更难达到这种境界了。
我已来到在世作家的作品前，驻足默想，莫非这就是一直以来让我困惑的症结所在？
在我们这个时代，性别意识尤其尖锐，之前的任何时代都无法堪比，男人议论女人的著作在大英博物馆里堆积如山便是铁证。
这无疑要怪罪于女性参政运动：那势必让男人有了自我肯定的强烈欲望，也势必让他们更看重自身性别及其诸多特质，要不是受到了挑战，他们才懒得为此费神。哪怕挑衅者不过是几个头戴黑色软帽的女人，他们只要被挑衅了就会还击；如果以前未曾迎受这等挑战，他们甚至会反应过度，变本加厉地还以颜色。
这或许可以解释我在某本书里体会到的一些性格特征，想到这儿，我从书架上取下A先生最新出版的小说，他年轻有为，显然广受评论家的好评。
我翻开那本书。又读到男作家的作品确实让人愉快。相比女作家的书，男作家的更直白，更坦率。这一点表明了他心智的自由，人格的自主，并有坚定的自信。看到这样的头脑—汲取了充足营养，接受过良好教育，享有充分自由，并且从未被阻挠或反对过，从其诞生之初就自由成长—会让人有种身心健全的舒畅感。这让人又赞赏又羡慕。
但读了一两章之后，我似乎看得到书页上斜贯一道阴影。
如同一道笔直的黑杠，形似大写字母“I”。
你只有左右挪移，才能看到这阴影下的景色：那到底是一棵树，还是一个女人正在走来？
我不能确定。
这个“I”始终挡在你眼前。你开始厌倦这个“I”。
虽然这个“I”是最受人尊敬的人物：诚实，通情达理，坚定不移，几百年来的良好教育和素养将之打磨得光彩照人；我打心底里尊重、仰慕这个“I”；但—我又翻过了一两页，想找到些别的内容—最糟糕的是，一切都在这个“I”的阴影里，如坠雾中，无形无状。
那是树吗？
不，那是个女人。
不过……我总觉得，她的身体里似乎没有骨骼，我看着菲比—那是她的名字—走过沙滩。然后，艾伦站了起来，他的身影立刻遮住了菲比。因为艾伦有自己的见解，菲比则被淹没在他洪水般的见解中。而且，我还觉得艾伦有激情。
我匆匆翻过了一页又一页，预感到危机即将爆发，果然如此。
危机就爆发在阳光下的沙滩上，毫无遮拦，气势十足，再没有比这更不得体的了。
不过……我已经说了太多“不过”，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我自责道，你怎么都得把话说清楚。那就直说吧：“不过—我烦了！”
可为何我会心生厌烦？
一来是因为那个大写的“I”无处不在，乏味至极，就像一棵参天的山毛榉，伫于它自己投下的巨大阴影中。阴影中，什么也无法生长。
二来是有更隐晦的原因：A先生的心里似乎有些障碍，某种羁绊，阻碍了创造力的源泉，将其限制在狭小的流域里。
我想起牛桥的那顿午餐，弹落的烟灰，无尾的曼岛猫，以及丁尼生和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一切都纠缠在一起，所谓的羁绊大概就在其中。
菲比走过沙滩时，他已不再低吟“一滴璀璨的泪珠落下，自门前怒放的西番莲”，而艾伦走近时，她也不再对以“我的心如歌唱的鸟儿，巢栖溪畔的枝头”，那么，他能怎么办？
他像白昼一样磊落，像太阳一样合理，所以他只能做一件事了；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我边翻动书页边说）地继续做下去，为了尽显他的正大光明。
我还要补充一句，那种自白本质上就是招人厌的，而他意识到要如此自白，不知为何，就似乎很让人乏味。
莎士比亚的不雅之处让人们忘记了无数心事，毫无乏味之感。但莎士比亚那么做是为了取乐，而A先生这么做是故意的，就像保姆们常说的那样。
他是为了抗议。他坚持自己更优越，以此抗议女人与他平起平坐。
他就是在这里被阻碍、被抑制的，因而爆发了自我意识；假如莎士比亚也认识克拉夫小姐和戴维斯小姐注92，恐怕也会和他一样。
毫无疑问，女权运动要是在十六世纪，而非十九世纪就兴起，那么，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必将大不一样。
如果头脑共有两性的理论站得住脚，那么，所谓的男子气概，如今已变成了男人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他们如今写作时只用头脑中男性的那一面。
女人去读这样的书，那就错了，因为那就是缘木求鱼，她所寻求的必然是找不到的。
我们最欠缺的就是启迪人心的力量，我这样想着，捧起了评论家B先生的诗歌艺术评论集，非常谨慎而负责地读起来。
这些文章固然都很出色，言辞犀利，旁征博引，可问题在于：他的情感并未能传达出来，他的头脑里好像筑起了一格格的小隔间，任何声响都无法从一间传到另一间。
因此，谁要是记下B先生的某个句子，句子便会砰然落地—死去了。但如果把柯勒律治的句子记在心上，那个句子会爆裂，生发出各式各样的想法，我们尽可断言：唯有这样的写作，才拥有永恒活力的奥义。
但不管原因何在，这必定让人扼腕叹息。因为这意味着在世的伟大作家—此时我走到了高尔斯华绥先生注93和吉卜林先生注94的几排书前—部分最优秀的作品恐怕都难觅知音。
评论家们信誓旦旦地说那些书中蕴藏着永生之源泉，但女性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在书中找到。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赞颂的是男性的美德，强调的是男性价值观，描写的是男人的世界，更因为渗透在这些书中的感情是女人不可能领会的。
还远远没到结局，人们就开始说：这种感情要来了，在酝酿了，呼之欲出了。这样一幅画面就将落到老朱利昂注95的心中：他将死于震惊，老牧师将为他念几句哀悼之词，泰晤士河上的所有天鹅都将齐鸣悲歌。但没等这一切发生，我们就已逃走，躲进了醋栗树丛，因为这种对男人来说如此深厚、如此微妙、如此富于象征性的感情，却顶多令女人惊讶、迷惑而已。
吉卜林笔下一个个掉头跑开的军官也是如此，还有那些播撒种子的“播者”、独自工作的“男人”，还有“旗帜”都是这样—引号内的词都是首字大写的，读者看了会面孔发红，好像在偷听只限男人参与的狂欢时被逮了个正着。
事实就是，高尔斯华绥先生也好，吉卜林先生也好，他们没有一星半点儿的女性气质。因此，假如可以一言以蔽之的话：他们的特征在女性眼里似乎是粗糙的、不成熟的。他们的作品缺乏启迪的力量。一本书若是不能给人启迪，无论它具有多强的震撼心扉的力量，终究是无法渗透到读者内心深处的。
我把书抽出来，却看也不看，又放了回去，就在这样的躁动中，我开始在脑海中预见一个即将到来的、纯粹彰显骄横男子气概的时代，那正是教授们往来通信（比如沃尔特·罗利爵士注96的信件）中所预示、意大利统治者们业已建立的那样。只要去到罗马，谁都不可能不感受到那种彻彻底底的大男子气概；不管这种彻底阳刚的男子气概对国家来说有多少价值，对于诗歌艺术的影响却值得我们去质疑。
不管怎样，报纸上说，意大利的小说令人担忧。学者们还为“促进意大利小说的发展”开了一次讨论会。那天，“出身显赫，包括金融界、实业界以及法西斯团体的要人们”集聚一堂，就这个问题集思广益，并向领袖致电，表达了他们希望“无愧于法西斯时代的诗人将不日诞生”。
我们或许也都有这等荣耀可嘉的希望，但令人怀疑的是：诗歌能从孵蛋器里孵出来吗？
诗歌理应有一位父亲、一位母亲。法西斯的诗歌，恐怕会是个面目吓人的早产儿，就像我们在乡村博物馆的玻璃罐中看到的那样。据说，这样的畸胎活不长，我们也从没见过这样的人在田间地头割草。一个身体上长了两个脑袋，并不能延长寿命。
然而，假如我们心焦如焚地追究责任，那就无法归咎于某一性别的人，男人女人都难辞其咎。
所有善诱者、改良者都要为此负责：没有对格兰维尔勋爵说实话的贝斯伯勒夫人，把真相告诉格雷格先生的戴维斯小姐，诸如此类，但凡是唤醒了性别意识的人都难辞其咎；当我想施展才能、写好一本书时，正是他们鞭策我去探寻幸福年代里的性别意识，那时候，戴维斯小姐和克拉夫小姐尚未降生，作家们仍一视同仁地运用头脑中的两性。
你只能回溯到莎士比亚，因为莎士比亚是雌雄同体的，济慈、斯特恩、柯珀、兰姆和柯勒律治也是如此。雪莱可能是没有性别的。弥尔顿和本·琼生的男性气质就未免太多了。华兹华斯和托尔斯泰也太多了。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普鲁斯特完全可堪雌雄同体，不过，女性气质或许偏多了一点。
其实，这一点点不平衡是难能可贵的，根本不该去抱怨，若没有这种杂糅，智力似乎就会占上风，头脑中的其他才能就会僵化，失去活力。
反正，我安慰自己说，这大概只是一种过渡；如我所承诺的，我要把思路的来龙去脉讲清楚，而我所说的大部分内容都只是当时的想法；在尚未成年的你们看来，在我眼里炯然闪现的大部分内容似乎也只是暧昧不明的。
即便如此，我走到书桌旁，拿起写着标题“女性与小说”的那张纸，要写下的第一句话就是：任何人，写作时总想着自己的性别，都会犯下毁灭性的错误。
纯粹只做男人或女人，也是毁灭性的。必须做男性化的女人，或是女性化的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