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去计较哪怕一点点委屈，哪怕合情合理地去诉求公正，哪怕或多或少地刻意用女人的腔调去说话，都会带来毁灭性的错误。
我所谓的毁灭，并非隐喻，因为带着这种意识的偏见写就的文字，注定会走向消亡。这样写就的文字将失去养分，也许会在一两天内光彩夺目、感人肺腑、精彩绝伦，但夜幕降临时必将枯萎，无法根植于他人的思想中继续升华。
艺术创作大功告成前，头脑中的男性和女性之间必须发生联动；两性间必须达成婚姻般的圆满结合。
作家若要我们体会到他在完整、充分地与我们分享他的经验，就必须完全敞开心灵。心智必须自由，必须平和。不能有任何一只车轮驶动，也不能有任何一丝光线闪动。窗帘必须拉紧。
照我的想象，这位作家如此分享完他的经验后，必须仰面躺下，让思想在黑暗中庆祝这场联姻。他不可以去看自己完成的作品，也不可以去质疑。他倒不如摘下玫瑰花瓣，或是凝视天鹅安详地顺流而下。
我又一次看到了河面上飘送着泛舟的学子、枯落的树叶，看到了那一男一女穿过街道走到了一起，被出租车带走了；我听着伦敦的车流在远处的轰鸣，心想，他们是被水流带走，汇入洪流了。
话到此处，玛丽·伯顿不再往下说了。
她已经告诉你们她是如何得出结论的—那个平庸的结论：想要写小说或诗歌，你每年必须有五百英镑的收入，以及一间带锁的房间。
她已经尽力把让她得出这一结论的千头万绪和盘托出。
她请求你们跟随她，迎面撞上教堂执事的双臂，在这儿吃了午餐，去那儿用了晚餐，在大英博物馆涂鸦，从书架上拿下了几本书，望向窗外。
注90 Whitehall，伦敦街名，连接议会大厦和唐宁街，这条街上多为官方机构。
注91 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英国诗人、评论家。代表作：文评集《文学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诗歌《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忽必烈汗》（Kubla Khan）。
注92 Miss Clough & Miss Davies，女性教育的推动者，分别担任剑桥纽汉姆女子学院和格顿学院的院长。
注93 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英国小说家、剧作家，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二十世纪初期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代表作：《福尔赛世家》（The Forsyte Saga）三部曲、《现代喜剧》（A Modern Comedy）三部曲等。
注94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诗集《营房谣》（Barrack Room Ballads）、《七海》（The Seven Seas），小说集《生命的阻力》（Life's Handicap）和动物故事《丛林之书》（The Jungle Books）等。
注95 Old Jolyon，高尔思华绥所著《福尔塞世家》中的人物。
注96 沃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1861-1922），英国时评家、随笔作家，在几所大学担任英语文学教授。
当她经历这些事时，你们无疑也注意到了她的种种缺点和怪癖，也看到了这对她的见解所造成的影响。你们一直在抵触她，随你们喜好地断章取义，或补上自己的见解。这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对于这类问题，只有在抛下各种谬误之后，才能得出真相。
现在，我要直抒己见，在结束前预期两种意见—你们也不可能不得出这种显而易见的结论。
你们或许会说，关于男人和女人的相对优势，哪怕仅就作家而言，你并没有说出什么结论。
我是有意为之的，因为，哪怕此项评估的时机已成熟了，我也不相信那种才华，无论是心智还是性格上的才华，可以像黄油和白糖那样凭称量而定—事实上，就眼下而已，了解女性有多少钱、有几间房间远比总结她们的能力重要得多。
哪怕在剑桥也不能称斤论两地定义才情，虽然那里的人擅长给人分班、戴学士帽、冠上头衔。我也不相信《惠特克名录》中的排行榜能定论人的价值，也没有确凿的理由去相信，进餐厅时，拥有巴斯勋士爵位的将军必须排在心智错乱者监察长官注97之后。
煽动一种性别的人去反对另一种性别的人，抬高一种素质去抵制另一种素质，这种自命不凡、贬低他人的行为都好比是人类社会小学阶段的幼稚行为。在那里，有派别之分，这一派总要压倒另一派，而最重要的事莫过于走上高台，从校长手中接过一尊极具装饰性的奖杯。等到人成熟了，就不会再盲信派别、校长，或极具装饰性的奖杯。
无论如何，论及书籍，众所周知的难题是：很难给书贴上标识其价值，而且撕不掉的标签。当下文学评论不就一再证明了评判之难吗？同一本书会得到“伟大的著作”“毫无价值的书”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称号。褒贬都无意义。评判高下以作消遣，可能确实挺有趣，但作为工作却是最无意义的，若是对评判者一味逢迎顺从，那就是奴性十足了。
写下你想要写下的，那才是最要紧的；至于你写的东西会流传百世，还是过眼云烟，无人能定论。但若是为了向手捧奖杯的校长、袖中装着量尺的教授表示敬意，哪怕只是牺牲一丝一毫你的见解，褪去一点一滴色彩，都是最为可鄙的背叛。相比之下，人们曾认定的最凄惨的灾难—失去财富或贞洁—都不过像是给跳蚤叮了一口。
我想，接下来你们可能会反驳的是，我过分强调了物质的重要性。
五百英镑的年收入代表了沉思的力量，门上的锁意味着独立思考的能力，但即使这只是一种允许更多阐释的象征笔法，你们仍会说，思想应超脱于这些俗事；还有，大诗人往往穷困潦倒。
那就请允许我引述你们的文学教授的话，他可比我清楚诗人是如何造就的。阿瑟·奎勒-库奇教授注98是这样写的：
“过去一百年来，都有哪些伟大的诗人？柯勒律治、华兹华斯、拜伦、雪莱、兰德注99、济慈、丁尼生、勃朗宁、阿诺德注100、莫里斯注101、罗塞蒂、斯温伯恩—我们可以先在此打住。这些人当中，除了济慈、勃朗宁和罗塞蒂，其他人都读过大学；而这三人中，唯有英年早逝的济慈生活清苦。
“或许这样说有点残酷，但确实很可悲的是，‘诗才可在任何地方滋长繁盛，贫富贵贱之处没有差别’的说法其实是句空话。
事实一目了然：这十二人中，九位上了大学，换言之，他们用各自的方法，确保自己能接受英国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教育。事实一目了然：如你们所知，那剩下的三人中，勃朗宁算得上富裕，但我敢跟你们说，要是他没那么富裕，他就写不出《扫罗》和《指环与书》；拉斯金注102也如出一辙，若不是他父亲生意兴隆，他也写不出《现代画家》。罗塞蒂有一小笔私人收入，更何况，他还作画。所以，就只剩下了济慈，掌管夭折的女神阿特洛波斯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一如她在疯人院中夺去约翰·卡拉尔注103的生命，还逼得詹姆斯·汤姆森注104吸食鸦片酊以麻醉绝望，以至殒命。
“这些事实都很可怕，但让我们正视这一切吧。且不管这对于我们国家而言是多么的有失荣誉，但确实因为我们的英联邦有某种失误，穷诗人在现当代，甚至近两百年来，一直机会渺茫。请相信我—我在这十年中，花费大量的时间观察了三百二十余所小学—我们尽可大谈民主，但事实却是，英国的穷孩子少有出头之日，并不比雅典奴隶的孩子拥有更多机会来获得心智自由，亦即伟大作品的诞生所仰仗的基础。”
没有人能把这一点说得更明白了。
“穷诗人在现当代，甚至近两百年来，一直机会渺茫。……英国的穷孩子少有出头之日，并不比雅典奴隶的孩子拥有更多机会来获得心智自由，亦即伟大作品的诞生所仰仗的基础。”正是如此。
心智自由仰仗于物质基础。诗歌仰仗于心智自由。而女性始终很穷困，远不止近两百年，而是有史以来便一直如此。女性所能得到的心智自由，尚且不如雅典奴隶的孩子。所以，女性写诗的机会也很渺茫。
这就是我如此强调金钱、自己的房间的根源。
不过，多亏了默默无闻的女性—我真希望可以多了解她们一点—曾经的努力，也多亏了—说来奇怪—两场战争：克里米亚战争让弗洛伦丝·南丁格尔走出了客厅，六十年后的欧洲战争又为普通女性敞开了大门，诸多弊端正在逐渐得到改善。否则，今晚你们也不会在这里，而你们每年挣得五百英镑的机会恐怕也微乎其微了，事实上，我觉得即便是现在也未必能挣得到。
再说，你们仍会反问：为什么你把女性写书立传看得如此重要？
而且，据你所说，那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没准儿还会去谋害自己的姑妈，几乎肯定会在午餐会上迟到，或许还免不了和某些大好人发生严重的争执。
请容我坦承，我的动机，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私的。正如大多数未曾接受教育的英国女人一样，我喜欢阅读—我喜欢大量的阅读。近来，我的精神食粮变得有点单调：历史，讲战争的太多了；传记，讲伟大男人的太多了；诗歌，在我看来，渐渐变得了无生气；小说—而我已充分暴露了自己没有能力来评论现代小说，就不再赘言了。
所以，我请大家放手去写各类书籍，不管是琐细或宏大的内容，只管去写，对任何主题都不必有顾虑。
我希望你们能用写书或别的方法给自己挣到足够多的钱，去四处旅行，去无所事事，去思索世界的未来或过去，去看书、做梦或是在街头闲逛，让思考的钓线深深地沉到溪流中去。
我也绝对不会让你们只写小说。如果你们想满足我的话—像我这样的人还有成千上万—那就去写写游记和探险、研究和学术、历史和传记、批评和哲学，还有科学。这样去写，你们就等于推进了小说艺术，因为书籍会相互影响。若能与诗歌、哲学唇齿相依，小说的面貌必定会大为改观。
此外，如果你们想一想任何一位伟大的先辈，譬如萨福、紫式部注105、艾米莉·勃朗特，你们就会发现，她们既是继承者，也是开创者，她们之所以立足于历史，正是因为女性自然而然就已养成写作的习惯。
所以，哪怕只是诗篇的序章之类，你们的写作也将是弥足珍贵的。
但当我回过头来看看这些笔记，并对自己的真实思路加以评点时，我发现自己的动机并非全然自私。在这些评论和离题的漫谈中，仍贯穿着一种信念—或者该说是本能？—好书令人向往，好作家仍不失为好人，哪怕在他们身上呈现出诸种恶习。
因此，我要你们写更多的书，是在敦促你们做一些对自己、对整个世界都有所裨益的事。
但我不知道该如何证实这种本能或信仰，因为，一个没上过大学的人很容易在运用哲学术语时犯错。
现实，指的究竟是什么？似乎是飘忽不定、不太牢靠的东西—时而出现在扬尘的马路上，时而出现在街头小报的一角，时而又出现在阳光下的水仙花上。现实，能让屋里的一群人喜上眉梢，也能让几句闲谈隽永长存；能让星空下回家的路人被压抑得无言以对，让无声的世界比言语的世界更为真实—随后，又出现在皮卡迪利大街上的公共汽车里。
有时，现实似乎距离我们太远，影影绰绰，难以捉摸它的本质。但不论它触及什么，都将令其确凿，乃至永存。那是白昼消隐在篱笆后留存的余迹；那是岁月流逝，爱恨过后的余韵。
在我看来，作家比旁人更有机会活在当下。
作家的职责就是发现、收集现实，充分传达，让我们与之共享。至少，这是我读完《李尔王》《爱玛》或《追忆似水年华》后所推演出的结论。读这样的书，就好像在为各个感官施以奇特的手术，摘去掩在其上的白内障，让人眼前豁然开朗，世间的一切尽显无遗，生活更显鲜明深刻。
有些人对不现实的生活怀有敌意，那是令人羡慕的；也有些人因浑浑噩噩的无心之举而驻足不前，那是令人怜悯的。
所以，我之所以要求你们去挣钱，要有自己的房间，就是要你们活在现实之中，活在富有活力的生活中，不管你能不能将之描绘出来，现实都将兀自显现。
我本想就此打住，但按照常规，每场演讲都该有总结。而一场针对女性的演讲，我想你们也会同意，总结部分应有振奋人心、志向崇高之处。
我应当请你们记住自己的责任，努力向上，追求更崇尚的精神追求；我应当提醒你们肩负着何等重任，你们对于未来的影响又是何等重大。
但我觉得，不妨把这些训诫留给男人们去说，他们的口才远非我所能及，他们定会谆谆善诱，也确实已经这样做了。我绞尽脑汁，却觉得身为同伴、追求平等、影响世界、迈向更高远的未来并没有什么崇高之处。
我发觉自己只想平淡、简单地说一句：做自己，比任何事都更重要。
假如我知道怎么才能说出振奋人心的豪言壮语，那我大概会说：别总梦想去影响他人。要去思考事物的本质注106。
随手翻翻报纸、小说和传记，我又会觉得女人对女人讲话时，总有些藏藏掖掖的潜台词。
女人对女人并不客气。女人不喜欢女人。
女人—说真的，这两个字还没把你们烦透吗？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已经烦透了。
那就让我们达成一致吧：一个女人对一群女人的演讲理所应当要以格外不好听的话作结尾。
可这要怎么说呢？我能想出什么不好听的话呢？
事实上，我往往是喜欢女人的。我喜欢她们的反常规做法。我喜欢她们的完整性。我喜欢她们的默默无闻。我喜欢—但我不能一直这样罗列下去。
你们告诉我那边的柜子里只有干净的桌布，但要是阿奇博尔德·博德金爵士注107藏在里面该怎么办？我还是用严厉的口吻来说比较好。
我先前所说的话是否让你们充分领会到男性群体的告诫和责难？我对你们讲过了，奥斯卡·勃朗宁先生对你们评价甚低。我也指出了拿破仑曾经如何看待你们，还有墨索里尼如今的观点。另一方面，考虑到你们中间可能有人有志于写小说，我也帮你们引述了评论家关于女性应勇敢承认自身局限的建议。我还提到了X教授，特别强调了他关于女性在智力、道德和体能上都比男人低劣的论断。
我把我能想到的，而非刻意钻研得来的这些内容如数奉上，现在，我要讲最后一条警告—来自约翰·兰登·戴维斯先生注108。
约翰·兰登·戴维斯先生如此警告女性：“当人们不再想生儿育女，女人也就不为人所需了。”我希望你们记下这句话。
我还要怎样鼓励你们投入生活呢？
年轻的女士们，请注意，我要开始总结陈词了：
在我看来，你们是愚昧无知的，这很丢人。
你们从未有过任何重大的发现。
你们从未动摇过一个帝国，也从未率领士兵、上过战场。
莎士比亚的戏剧都不是出自你们的手笔，你们也从未带领任何一个蛮夷之族领受文明的泽被。
你们有什么借口？
当然，你们尽可指向街巷、广场和森林，处处挤满了黑色、白色和棕色的居民，人人都忙碌于出行、经营和谈情说爱，然后对我说：我们手头还有很多事要做；没有我们的辛劳，海面上就不会再有出海的船只，肥沃的土地也会化为沙漠；我们生养、养育、清洗、教育了十六亿两千三百万人—这是统计出来的现存人类的总数—至少在他们六七岁前，即使有人相助，这也费时不少。
你们说的确实有道理—我不否认。
但与此同时，我能否提醒你们注意：
自1866年以来，英国至少开办了两所女子院校；
1880年后，法律允许已婚女性拥有自己的财产；
1919年—已是整整九年前了—女性获得了选举权。
我能否再提醒你们：
大多数职业允许女性就业，至今已将近十年了。
假如你们好好反思自己所拥有的这些了不起的特权，想一想你们在这么多时日里都享有这些特权，而且，事实上，至今为止应该约有两千名女性每年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挣到五百英镑，那么，你们就该承认，所谓缺少机会、培训、鼓励、闲暇和金钱的借口都不能成立。
尤其要注意的是，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西顿夫人生了太多孩子。
当然，你们仍然必须生儿育女，但据专家们说，你们最好生两三个，而非十二三个。
所以，你们手上有了些时间，脑袋里装了些书本—至于另一派的知识，你们已经学得足够多了，我怀疑，你们来上大学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不再装进那种知识—当然就应该在这条艰苦卓绝、完全不受瞩目的漫漫长路上迈进一个新阶段。上千支笔乐于指点你们应该做些什么，应该产生怎样的影响。我承认，我的建议是有点不可思议；所以，我宁可用小说的形式来把它讲出来。
我在这份讲稿中告诉过你们，莎士比亚有个妹妹，但请你们不要去西德尼·李爵士注109为这位诗人写的传记中去查证。
她年纪轻轻就死了—唉，她连一个字也没有写过。她葬身在大象城堡酒店的对面，现在的公共汽车站那儿。
而我现在相信，这位一个字都未曾写过、葬在十字路口的诗人依然活着。
她活在你我之中，也活在今晚不在现场的很多女性之间，她们不在这里是因为她们还在刷盘子、哄孩子入睡。
但她活着，因为伟大的诗人不会死，永世长存，一有机会便能活生生地走在我们当中。
我认为，这个机会正在到来，因为你们有力量给予她这个机会。
因为我相信，假定我们再过一个世纪—我说的不是个人所过的小日子，而是普世的生活，因为那才是真实的生活—并且，我们每人每年都有五百英镑，还有属于自己的房间；
假定我们拥有了自由的习惯、直抒胸臆的写作；
假定我们能时不时逃出家人共用的起居室，去观察他人，但不总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从人与现实的关系出发去观察；也要去观察天空、树木或任何存在于自体的物事；
假定我们的视线能穿透弥尔顿的幽灵，因为谁都不该挡住我们的视界；
假定我们面对事实，因为这就是事实：没有可以依靠的臂膀，我们都是独自前行，我们与整个现实世界发生关系，而不只是在男人女人的世界里；
那么，机会就将来临，那死去的诗人—莎士比亚的妹妹—就能重焕新生，恢复她一再压抑的本来面目。她将从那些无人知晓的前辈身上汲取生命，就像她哥哥之前所做的那样，她将重生。
但若没有这番准备，没有我们的努力，没有重生后就该尽情生活和写诗的信念，我们就无法期许她的到来，因为那将是不可能的。
但我依然坚信，她会重生而来，只要我们为她努力，哪怕是在清贫、寂寞中努力，也是值得的。
注97 指英联邦国家曾任命的一种法政官员：由大法官任命的监察长官，主管无法处理个人事务的心智错乱者的法律事宜，以确保其利益和财产不受损害。
注98 《写作的艺术》（The Art of Writing），阿瑟·奎勒-库奇爵士著。——原著注
注99 沃尔特·兰德，Walter Savage Landor （1775-1864），英国诗人、作家、社会活动家。代表作：散文《臆想对话》（Imaginary Conversations），诗集《罗丝·艾尔默》（Rose Aylmer）。
注100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英国诗人、时评家。
注101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英国诗人、小说家、翻译家。
注102 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作家、艺术家、艺术评论家，哲学家、教师和业余的地质学家。代表作：以威廉·特纳（J. M. W. Turner）绘画创作为题的《现代画家》（Modern Painters）。
注103 约翰·卡拉尔，John Clare （1793-1864），英国诗人。
注104 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 （1700-1748），英国诗人、剧作家。代表作：诗集《四季》（The Seasons）、《逍遥宫》（The Castle of Indolence）。
注105 紫式部（约973-？），日本平安时代女作家，著有《源氏物语》、《紫式部日记》。西方学者认为《源氏物语》是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
注106 原文things in themselves，参考康德（1724-1804）提出的“物自体”论，亦即事物存在于自体之中，不涉及经验，也不属于现象或本体。
注107 阿齐博尔德·博德金爵士，Sir Archibald Henry Bodkin （1862–1957），英国律师，1920-1930年间担任检察官，他特别反对他所认定的“淫秽”文学作品出版。
注108 《妇女简史》，约翰·兰登·戴维斯著——原著注。约翰·兰登·戴维斯，John Eric Langdon-Davies （1897-1971），英国作家，曾是战地记者，他创建了帮助西班牙战争孤儿的“养父母计划”，并因此获得MBE勋章。《妇女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Women）是他出版于1927年的作品。——译者注。
注109 西德尼·李爵士，Sir Sidney Lee（1859-1926），英国传记作家。代表作：《威廉·莎士比亚传》（A Life of William Shakespeare with portraits and facsimiles）、《维多利亚女王的一生》（Queen Victoria）等。
应该怎样读一本书？注110
首先要强调一下，我的标题末尾有个问号。就算我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也只是我的答案，并不是你们的。
实际上，在读书这件事上，一个人能给另一个人的建议只有一条：不要听从别人的建议，应该顺从自己的直觉，发挥自己的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
如果我们能就这一点达成共识，我才能畅所欲言地提出观点和建议，因为你们将不会任其束缚自己的独立性，而独立性是读者能够具备的最重要的素质。毕竟，针对书籍，怎能制定出规则呢？滑铁卢战役是在确定的日子里发生的，但《哈姆雷特》就是比《李尔王》更好的戏剧吗？没人能这么定论。每个人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自己的判定。
如果尽信权威—哪怕是裘袍加身、冠冕堂皇的权威—允许他们进入我们的书房，告诉我们怎样阅读、读什么书、对读物作何评价，那就无异于破坏自由精神，而那正是阅读圣殿的氛围。在其它领域，我们或许受制于多种律法和传统，但在阅读的圣殿里完全没有。
但是，为了享受自由，我们当然必须自控—请原谅这种老生常谈。我们决不能无助、无知地浪费自己的能力，好比，为了浇灌一丛玫瑰花，却喷湿了半栋屋；我们必须把自己的能力训练得精准、有力，有的放矢，箭无虚发。
也许，这正是我们在图书馆里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有的放矢之“的”到底是什么？图书馆看上去只是一座聚集之所，五花八门混作一堆。诗歌和小说、历史和回忆录、词典和名人录，用各种语言写成，由不同性情、不同种族、不同年龄的男女作者创作的书，全部挤挤挨挨地摆在书架上。外面有驴子在叫，女人在公共水泵边闲聊，马驹在田野里奔驰。我们该从哪里开始？怎样才能在这纷繁混乱中厘清秩序，以便从阅读中得到最深远、最广博的愉悦？
当然，因为书有分门别类—小说，传记，诗歌—我们就应该把书加以区分，从每一类别中获得它们理应提供的内容，这样说固然很简洁，但很少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去问问书本，它们能够给予我们什么。我们往往带着预设门类、模糊的想法去读书，期望小说应该写实，诗歌应该有所虚构，传记应该不吝美词，历史书应该强化我们的偏见。如果我们在阅读时能够尽消这些先入之见，那就将有个令人赞赏的好开端。
不要把你的意愿强加给作者，要试着变成他，设身处地，成为他的同事和同谋。如果你一开始就畏缩在后、有所保留、吹毛求疵，那么，你就是在阻止自己从阅读中得到最完整的价值。但是，如果你尽可能地开放思路，那么，从第一句话的起承转合开始，书中蕴藏的几乎难以察觉的迹象和暗示就将带领你走向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沉浸在其中，熟悉这一切，你很快就会发现，作者在给你，或试图给你某种更确凿的东西。
假设我们首先考虑怎样读小说，一部小说有三十二个章节，所有章节都在试图构建某种有所控制、有其形态的结构体，就像建筑物那样。但词语比砖石更难把握，阅读也是比观看更费时、更复杂的过程。
要理解小说家的创作元素，也许，最快捷的方法不是先读，而是先写，自己去实验，体会遣词造句的危险和困难。然后，去回忆某些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譬如，在街角，你走过两个正在交谈的人；一棵树在摇曳；一道灯光在跳跃；谈话的基调既是喜剧的，又是悲剧的；那一刻，似乎包含了完整的想象、完整的构思。
不过，当你试图用文字再现它时，却发现它分解为上千种相互冲突的印象。有些必须弱化，有些必须强调，而在这个过程中，你很可能会失去对情感本身的全面掌控。
这时候，你可以从涂得模糊不清的凌乱稿纸中抬起目光，转向一些伟大小说家的开篇—笛福、简·奥斯汀、哈代。现在，你就能更充分地认识到：他们很高明。我们不仅面对着另一个人—笛福、简·奥斯汀或托马斯·哈代—还与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在《鲁滨逊漂流记》中，我们跋涉在一条平坦的大路上，事情一件接一件地发生，有事件及其发生的顺序就足够了。但是，如果说野外和历险对笛福意味着一切，那它们对简·奥斯汀就毫无意义。她的世界在客厅里，在人们的谈话里，因为谈话犹如多面镜，能映照出谈话者的性格。等熟悉了客厅及镜面的映照后，假如再转向哈代，我们又会晕头转向，四周只有空旷荒野，头上只有满天星辰。
现在，呈现出的是心灵的另一个面相—浮现在孤独时的黑暗的一面，而非在他人身边显露的光明的一面。我们不是与人发生关联，而是与大自然、与命运发生关联。不过，这些世界虽然各不相同，却都自成一体。创造这些世界的作者们无不谨慎地基于自己的态度、遵循相应的规则，不管那会不会给我们带来阅读上的压力，反正，他们决不会像那些中庸的作家那样，常常把两种迥然不同的现实混进一本书，因而让读者困惑。
因此，从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转向另一位—从简·奥斯汀转向哈代，从皮科克转向特罗洛普，从司各特转向梅雷迪思—就意味着被强力扭转、连根拔起、从这边抛向那边。读小说是一门艰难而复杂的艺术，要想获得小说家—伟大的艺术家—给予你的一切，你必须要有极其敏锐的感受力，还要有极其大胆的想象力。
然而，只消看一眼书架上那些彼此迥异、各式各样的书籍，你就会发现只有极少数作家能被称为“伟大的艺术家”；往往，一本书压根儿就不会自称为艺术品。
譬如，传记和自传，记述了伟大人物的生平，或去世已久，甚而被遗忘的人，它们与小说和诗集紧挨着，摆在一起，难道我们应该拒绝去阅读吗，就因为它们不算“艺术品”？还是说，读是应当读的，但要用不同的方式，带着不同的目的去读？还是说，我们应当首先为了满足时常攫住心扉的好奇心而去读它们？
就像在夜里，我们徘徊在一栋灯火通明、百叶窗还没放下的房子前，每一楼层都能让我们看到人类生活的不同剖面；于是，我们会难以克制好奇心，想知道这些人生活的真面目—仆人们在嚼舌头，绅士们在用餐，姑娘们为晚会梳妆打扮，老妇人在窗口织毛线—他们是谁，什么身份，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有什么想法，又有什么样的冒险故事？
传记与回忆录答复了这类问题，照亮了无数这样的房间，向我们展示了人们的日常家居，辛苦劳作，失败，成功，吃喝，爱恨，直到死去。有时候，我们看着看着，房屋就会隐去，铁栏杆消失，我们已置身海上，在捕鱼，在航海，在战斗，在野蛮人和士兵中间，参与了伟大的战役。
如果我们愿意留在英格兰，留在伦敦，那么，场景也可以改变，街道变窄，房屋变得狭小、拥挤，玻璃窗格变成菱形的，气味变得难闻。我们看到一位诗人，多恩，被迫离开这样一座小屋，因为墙壁太薄，邻家小孩的哭声穿透过来。
我们可以跟着他，穿过书页中的大街小巷，来到特威克纳姆注111，来到素以贵族和诗人聚会地点而闻名的贝德福德夫人公园；然后再移步到威尔顿，丘原下的那栋著名的豪宅，在那儿聆听西德尼注112把《阿卡迪亚》注113读给他姐姐听，再去被描写过无数次的沼泽间漫步，看看某部著名的浪漫主义诗歌曾描写过的苍鹭；然后，再跟另一位彭布罗克伯爵夫人，安妮·克利福德注114，一起北上，到她领地里的荒凉旷野。也可以冲进城市，看到加布里埃尔·哈维注115穿着黑天鹅绒西服跟斯宾塞注116争辩诗歌问题时，尽量克制我们的兴奋之情。
在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交替而来的黑暗与辉煌中摸索前行、蹒跚跌倒，是再迷人不过的体验。但不能久留，好多个坦普尔注117和斯威夫特注118、哈利和圣约翰在向我们招手，要想平息他们的争吵、解析他们的性格得耗上好几个钟头；等我们厌倦了，还可以继续徜徉，走过一位戴着钻石首饰的黑衣女士，走向塞缪尔·约翰逊、戈尔德史密斯注119和加利克注120；只要我们愿意，还能越过海峡，去见见伏尔泰、狄德罗、德方侯爵夫人注121；再回到英格兰，回到特威克纳姆—某些地方和某些名字多么频繁地重现！—贝德福德夫人的公园旧址，也就是蒲柏后来的住所所在，再回到草莓山的沃波尔注122故居。
沃波尔又引见我们认识了那么多的新人物，有那么多宅邸要去拜访，那么多门铃要按；我们或许会在贝里小姐注123的门前犹豫片刻，因为刚好看到萨克雷走了过来，他是沃波尔所爱女子的好友；所以，只要拜访一个个朋友，从一座花园走向另一座花园，从一处宅邸走到另一处宅邸，我们就可以从英国文学的一端漫游到另一端，继而蓦然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能这样把此刻与过往的一切区分开来的话。
简而言之，这是阅读生平故事与信札的一种方法，我们可以让传记和自传照亮过往的许多窗口，遥望那些已故名人的日常习惯；有时，我们会幻想与他们很亲密，乃至能惊讶地发现他们的秘密，有时，我们也可以抽出一本他们撰写的戏剧或诗集，看看在作者面前阅读，会不会感觉有所不同。
不过，这又会引出其他问题。我们必须问自己，作者的人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一本书？让这位传记作者来诠释那位作家，有多安全、多可靠？语言是如此敏感，如此容易受到作者性格的影响，那么，我们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抵抗或屈从于由传记作者引发的同情和反感？阅读他人的人生故事、信札时，这些问题都会压在我们心头，我们必须为自己回答，因为这都是相当个人化的问题，没什么比盲从别人的偏好更容易使人犯下致命错误的了。
其实，我们还可以带着另一种目的去读这类书籍，不是为了在文学上有所洞见，也不是为了熟知名人掌故，而是为了改善和培养我们自己的创造力。
书架的右手边不是有扇敞开的窗户吗？放下书卷、看看窗外是多么令人愉快！外面，马驹绕着田野奔跑，女人在水泵边打水，驴子扬起脖子，发出刺耳的长嘶—这景象是如此的无意识，彼此互不相关，而且永动不息，这景象是多么振奋精神！任何书房里的大部分书籍，都不过是记述了这些男人、女人和驴子生命中的一些转瞬即逝的时刻。
在成熟的过程中，每一类文学都会攒下一堆弃物，那是用支吾、微弱、已然灭迹的古音讲述的逝去的时光、被遗忘的生命。但是，如果你让自己沉湎于弃物堆，享受那种阅读的乐趣，那些被丢弃、任其腐朽的人类生活的遗迹就会让你惊喜，毋宁说，是被其征服。可能是一封信—但它呈现出怎样的一幅画面啊！可能只是几句话—但它们带给人何等的展望！
有时，会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故事，伴随着如此美妙的幽默、哀婉和圆满，俨如一位伟大小说家的手笔，其实呢，那不过是老演员塔特·威尔金森注124在回忆琼斯船长的传奇故事；不过是阿瑟·威尔斯利注125手下的年轻副官爱上了里斯本的一位漂亮姑娘；不过是玛丽亚·艾伦在空落落的客厅里丢下针线活，叹息说她多么希望当初听了伯尼博士注126的好言相劝，别和她心爱的里希私奔。
这些都没有价值，说穿了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现在时不时在旧物堆里翻翻却是多么让人着迷啊，就在窗外马驹绕着田野奔跑、女人在水泵边打水、驴子刺耳长嘶的时候，找出埋在海量往事下面的老戒指、老剪刀和破雕像的鼻子，努力把它们拼凑起来！
但长远来看，我们最终会厌倦阅读弃物，厌倦必须为了把威尔金森、班伯里和玛丽·艾伦这些传记中的人物能够呈现给我们的真假掺半的故事补充完整而去寻觅别的素材。他们没有艺术家那种有所强调、有所筛减的能力；他们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完整实述，把一个本来可以很好看的故事讲得支离破碎。他们只能提供一些事实，而提供事实是非常低劣的虚构形式。
因此，我们会越来越渴望放下那些模棱两可、欠缺完整的叙述，不再去搜寻人性的细微差别，而去享受经过更精纯提炼、小说才有的更纯粹的真实感。于是，我们滋生出一种情绪，强烈而概括，不拘于细节，而是用某种有规则的、反复出现的韵律去加以强调，这种情绪的自然表达便是诗歌。等到我们几乎自己都能写诗的时候，就到了读诗的时候……
西风何时吹起？
丝丝小雨下不停，
天啊，只愿爱人在怀中，
我重回床榻！注127
诗歌的影响是如此强烈而直接，一时间，只能感受到诗歌本身，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感觉。就这样，我们进入了深邃的境界—这种沉浸是多么突然，又是多么彻底！这诗里没有任何牵制，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的飞翔。虚构的幻觉是渐渐形成的，最终的效果经过了预先铺垫，但是，在读到这四行诗时，谁会停下来问这是谁写的？谁还会联想到多恩的破屋或西德尼的文书？或是把这诗句置于错综复杂的过去和世代更替之中？诗人，永远是我们同时代的人。
我们的存在，在这一刻被集中、被浓缩，就像处于任何一种强烈震撼的私人情感中。然后，那感觉会在我们心中一圈圈扩展，真实不虚，直至更边缘的感觉神经也被触动，开始发出声音，做出评论，我们便感知到了回音和反思。诗歌的强度涵盖了相当广泛的情感范畴。我们只需略加比较，先看这两句的震撼与直接：
我要倒下如树，倒向我的坟墓，
只记得我悲伤难抑。注128
再看看这几句摇曳的韵律：
细沙滴落，细数分秒，
如斯沙漏；漫长光阴
令我们荒废青春直至入墓，我们回首岁月
一时欢愉，狂喜挥霍，终于
归家，归于悲戚；但生命，
厌倦了放纵，细数粒粒细沙，
哀叹中哀泣，直至最后一粒落下，
宣告灾难终止，归于安息。注129
或是在这几句诗中沉思：
无论年轻还是年老，
我们的命运，我们存在的中心与家园，
无穷无尽，也只有在那儿；
带着希望，永远不会死灭的希望，
努力，期待，渴望，
以及永恒之物。注130
再对照这几句中丰饶圆满的雅丽：
月亮悠悠升上碧空，
无论何处都不停留：
她轻盈地向上飘升，
一两颗星子相伴左右—注131
或是这几句的奇妙幻想：
徘徊林中的幽灵
不会停止游荡
在远处的空地里，
伟大的世界燃烧之际，
一股轻柔的火焰在升腾，
在他敏锐的眼中，好似
树荫下的番红花。注132
只需比较这些诗句，我们就能领略诗人多姿多彩的艺术手法。诗人能让我们同时成为演员和观众；就像把手伸进手套里一样，诗人能摸透人性，从而摇身变为福斯塔夫或李尔王；诗人有浓缩、延展、表达的本领，一劳永逸。
“只需比较”—这一语道破天机，等于承认了：阅读真的是很复杂的事。尽最大的理解力获取初步印象，这只是整个阅读步骤的第一步。我们若想从书中得到全部的快乐，就必须完成另一步。我们必须对这些多种多样的印象做出判断；必须把这些稍纵即逝的感想固化成扎实、持久的印象。但不能马上就完成。等待阅读的尘埃落定，等矛盾和疑问平息；散步，聊天，摘下枯萎的玫瑰花瓣，要不就睡上一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