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客厅中央，枝形吊灯下方已经摆上了一张单腿小圆桌，上面摆着一个镀银的脸盆一样的东西。“这是古老的洗脸盆，是家族留下来的。”女主人告诉我，她总是留意着满足我的好奇心。我明白我们之后要做的事需要这个脸盆，但我对洗礼到底是怎么回事毫无概念，因为我从没见过。我之前跟你说过这里所有的妇人几乎都偏老，都有五十岁或朝上，但其中有一个年轻的金发女子，据我所知，她是其中一名妇人的媳妇。她开始激动地跟我说起我所做的这个决定，而这决定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我也不知道要如何回应她。之后神父终于到了，看上去像是个没有时间可浪费的忙乎人，他也很年轻，三十来岁的样子，刚刮过胡子，穿着工人的衣服，却无可挑剔，举止笃定而迅速，几近机械化。我要对你实话实说的是：打一见到他，我就觉得他令人生厌。为了打消这种感觉，我对自己说那个男人冒着生命危险来行使他的职能，那些太太也担有风险。教父迟迟未到，神父不耐烦地不停看手表，每次他突然伸出胳膊靠近眼前甚至放到耳边时，都像是害怕手表停摆了，并为自己损失的分分秒秒担忧不已。教父终于来了，是位年事已高的小老头儿，极有礼貌，十分羞涩，却又和蔼极了，在看到所有女士时显露出喜悦的神情。他吻其中几位的手。我本希望我的教母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遗孀，但看样子这些太太已经搭配好了一切：必须得是这家的女主人。要是破坏她们这一计划必将是件极为粗暴的事情。此外，我也对所有这些准备工作愈发感到无动于衷，这一切对我都毫无意义。
“好吧，既然人都到齐了……”神父提高嗓门说道，太太们立即不再说话。神父已经穿上了教士的白袍，那是这家的女主人从两个五斗柜中的一个里头拿出来的，仪式就此开始。这其中唯一的乐趣在于这是秘密举行的仪式。神父不断解释着我们所做一切的意义，而他说得越多，我从中看出的意义便越少。或许他最好什么都别解释，只要说一些恰到好处的话便可；因为他补充的东西越多，便越发破坏了这一仪式。还好小拉蒙尚且乐在其中，而在我看来……这仪式让我觉得真是又长又无聊！神父的面容充满活力，神情坚定，而之于我这恰是多余的：那么多精力，那样的决心……那样的笃信！他说话时的冷静模样令我着恼。一些阴暗的东西怎能被看得如此清楚？他怎能如此笃定而确信？而与之相反，剧院拱门街上阁楼里的那个老人，那个耶稣会教徒，看上去却似乎对任何事都不曾感到确信无疑！他那使徒的眼神老迈而饱经沧桑，虽然极少显出笃定的神色，却充满了信念……
我觉得如果是那位耶稣会老教徒给我施洗的话，我应该会有所触动，谁知道呢，或许我甚至会被深深打动。我回想起我参加的老人主持的第一场弥撒，就在那间破旧的阁楼里——那就是他藏身居住的地方，这是我逐渐从无政府主义者遗孀那里得知的，而正是她给他提供了藏身之处。这些事都是我后来才一点一点知道的。对于那场弥撒的回忆伴随着对那个夏日令人窒息的暑热的记忆，那也是全加泰罗尼亚的神父遭到追捕的时候。他说起弥撒的时候是那么的简单，就像是桩日常事务，是件家务事。因为总有许多苍蝇不时从天窗里一只两只这样飞进来，所以总会有苍蝇停在他因为汗水而像珍珠般发光的上嘴唇上。他从不做任何动作来驱赶苍蝇，而我却似乎看到了另一张脸，那个死人的脸，那是另一张脸和另一群苍蝇。如果是他给我施洗的话……当他还在我们中间时，当时的我为何就没想到请他替我施洗呢？
因为现在……
神父用一个同样是从一个五斗柜里拿出来的银贝壳向我和孩子洒水，这个家里什么都不缺。女主人甚至想给我展示一件这个家里所有子孙都曾使用过并仍在使用的18世纪的“施洗礼小衣服”，她告诉我，那是从大公时代便流传下来的。“因为这家里，”她对我说，“我们都是奥地利那一派的。”尽管那服装并不适合我们眼下的情况，但那真是一件华服，全是用罕见的蕾丝布做成的。小拉蒙都穿不进这件为新生儿缝制的衣服，就更别说我了。“你想想，”女主人还告诉我，“这衣服还在达姆施塔特王子的一个侄子的施洗礼上用过，那孩子出生在1714年巴塞罗那被围城期间，我们同样是教父母。”如果我照她原话来理解的话，我就该认为女主人和她的公公（因为那个小老头实际上是这位夫人的公公）已是二百多岁的高龄。
那位侯爵（其他夫人中的一位小声告诉我说他是X世侯爵，我在这里用X并不是为了模仿那些细腻的小说，也不是怕这封信落到不怀好意之人手里会牵连到他，而仅仅是因为我记不得她告诉我的称谓了），那位侯爵看上去似乎，对，是看上去很老了，但其实没那么老，而且真的是个讨人喜欢的人。他是个多么周到、谦和的小老头啊，而且他的眼神中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幼稚与充满幻想的神情！“他都快九十了，”同样是那位告诉我他是X世侯爵的夫人如此告诉我，“他坚决拒绝逃亡国外，他一直都那么特立独行。”结果他听到了，笑着反驳：
“一个人到了我这把年纪，情愿死在家里也不要活在国外。”
此刻我意识到，我跟你说起这些贵妇和侯爵的事，你可能会想象他们还都穿戴着那样的服饰，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都伪装成无产阶级的样子，就跟巴塞罗那的所有人一样，我父亲除外。我父亲不仅继续照常穿西装打领带，而且从革命开始，他还戴上了礼帽，而以前他出门的时候都是光着脑袋的。“革命的狂欢”，正如他所说，刺激着他的神经。奇怪的是这些人尽管乔装打扮，但远远看去依旧是副贵人模样，或许是因为他们在穿着无产阶级的服装时过于夸张，反而显得虚假，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走路、行动、说话的样子，无产阶级从来都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实际上都装成建筑小工的样子，似乎他们从未想过还有其他类型的工人，而且也有过得不错的工人穿得跟其他人一样好。
这家的女主人在施洗礼结束后给大家奉上了下午茶。一名仆人——也穿成小工的样子——拿来了几把椅子，在独腿圆桌周围摆成一个圈。谈话内容都是泛泛的。神父又看了一眼他的手表，说是不能再消磨更多时间了，他要趁这会儿开始做两个施洗礼的登记。他从衬衫下面掏出一本书，照我看来，他在上面记下了从教会不得不秘密行事起他所施行的所有洗礼。他又问女主人要来两张毛边纸给我开证明。他不过是在完成他的任务，这一切冒着极大的风险，可我却觉得受够了：所有这些麻烦在我看来都是多此一举，我觉得这些事都是那么官僚主义、拘于常规又那么小家子气。末了还有一件小事让我很是愤慨。
神父在小拉蒙的施洗证书上写道：“拉蒙·德·布罗卡·米尔曼，路易斯·德·布罗卡·鲁斯卡列达和特立尼达·米尔曼·卡塔苏斯的私生子……”要是我告诉你“私生”这个词让我觉得自己被刺了一刀，你会相信吗？我不介意别人这么写我，我已经习惯看到自己的证件上都写着“私生女”……我问神父能不能给小拉蒙只写上“儿子”一词，不要再加任何说明。“不，太太，规定就是得这么写。”“在不合法这件事上，他又有什么错？”“不是不合法。”神父慌忙说道，似乎被这个词给吓到了，并告诉我说“私生”这个词本身没有不好的意思，所有人都这样，除了那些被领养的，私生子在父母结婚后就能变成合法子女。“跟不合法的是有区别的，”他说，“后者是由不能结婚的父母繁育出来的。”你是律师，我对所有这一切如此无知肯定会让你觉得可笑，但是我认为很多人对这些事都是一团乱。“那么，”神父补充道，“我们大家都期待着。”他微笑着，用胳膊指着所有在场的坐在椅子上围成一圈的人：“我们大家都期待着很快您的……丈夫就能回到巴塞罗那，你们会通过符合教规的婚姻来使你们的结合合法化。”我想他是以为我们已经通过民事程序结了婚，而我努力让他弄明白了我们还没结婚，还没有以任何方式结过婚。“对我们来说，”他说，“你们结不结婚都不会改变什么。对我们来说，只有行了圣礼，才有婚姻。”
要换我对你说，尤利，对我来说也是这样……如果不是圣礼，婚姻又能是什么？但我已经无法再多想了，哪怕我再同意他的观点——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可能都没感觉到——就他跟我说的那许多事，那个神父还是让我觉得很讨厌。他的稳重、笃定，他有力的表达和手势……还有不断看手表的眼神，就像是在提醒我们浪费了他多么宝贵的时间！
这个时候男仆端进来一大盘小块烤面包片，他把托盘放在了圆桌上。托盘跟洗礼用的脸盆一样都是足银的，分发给大家的盘子则是镶有金边的赛弗尔瓷器。这么精美的盘子和盛在里面的食物形成了反差：盘里装的是用配给的切片面包做成的烤面包片，面包片特别薄，可以显得多一点，上边还抹了薄薄的一层猪油。面包片还热着，是刚烤出来的，所有在场的人都称其为美味。
“之前谁能想到告诉咱们，”其中一名太太说道，“会有在烤面包片上涂猪油而不是黄油的日子。”
“但愿猪油不会缺。”另一个补充道。
“这猪油，”女主人说，“我前天才收到，是我姐夫从伦敦通过英国领事馆给我寄来的。要不是他给我们寄这些食品包裹，我真不知道这日子要怎么过下去。”
“我们，”在场的另一位太太插话道，“我们几周前收到了从纽约寄来的一打粗盐腌牛肉罐头，我们有个舅舅住在那里，这些罐头也是通过美国领事馆寄过来的。战前我们都没听说过腌牛肉，那时要是有人告诉我们有罐装肉这种东西存在，我们一定会恶心得晕过去。”
“可腌牛肉很好吃，”女主人叹了口气，“有那么多好东西，咱们之前都怀疑它们是否存在。我觉得到了战后，我还会继续用猪油而不是黄油，会吃腌牛肉而不是烤牛肉。我这一辈子从没吃过这么鲜美的东西！”
之后女主人给我们上了茶，对了，在巴塞罗那，你想要茶的话应有尽有，肯定是因为像我们这样喝茶的人很少。彻底消失了的是糖，不过这家的女主人跟猪油一起收到的还有从伦敦寄来的几千克糖。我觉得那茶简直太好喝了，加了糖之后就跟咱们当年喝的一样！我在家的时候还跟咱们以前那样喝茶，只是没有了糖，至于糖精，有人喜欢，而我觉得太可怕了。
所有这一切，包括抹了猪油的烤面包片、放了糖的茶，都是例外，是为了庆祝洗礼而破的例，显然那些太太都将这事当成了一个历史事件。她们这么重视这事让我觉得很不自在，我觉得并没有那么重要，就她们所有人愉悦的言谈看来，我开始怀疑这事对她们来说不仅是桩大事件，而且还是场胜利。
我这么猜主要是因为那个年轻的金发女人跟我说的事：她们将我的决定认作我最终认为她们有道理，恰恰她们才是对的！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很滑稽：事实上我在她们中间觉得自己如此格格不入，就跟我身处巴布亚的某个部落中会有的感觉一样。在某一刻，我就这么多女人中间只有一个男人表示了我的诧异，那个年轻的金发女人脸上显出了惊愕的表情：
“所有的男人都从红色地区逃走了，您不知道吗？只有祖父是例外，他总是有反其道而行的精神。您想象一下，之前当所有人都是共和派时，他拥护君主制，而现在当所有人都是……”
“现在所有人都是法西斯，”他极其和蔼地说，“我依旧是我这辈子一直都是的无可修正的自由派，难道不是吗？”
他带着令人放下戒备的孩童般的微笑对我说：
“夫人……或小姐，既然照神父的说法，如果您只是照民事结了婚，我们并不能认为您已婚……”
“连按民事都没有。”我坚持说。
“神父已经跟我们说了这无关紧要。要是我告诉您我这辈子第一次哀叹自己没有天赋，您会相信吗？是，我从未抱怨过无法让我的天分能比我们的主所赐予的那一丁点儿多一些，可我此刻却想要拥有司汤达一样的天赋，并写出一部名为《非红非黑》的小说来。”
“您别理会他，爷爷总是有点儿……特别，”年轻的金发女人对我说，我明白她说“爷爷”是因为侯爵是她丈夫的祖父，“他都不听塞维利亚广播台，而且当我们告诉他我们听到的事情时，他总是显得特别冷静。”
“不管谁赢，我反正是输了。”他低声嘟囔，但并未停止微笑。他低下头，似乎受制于一阵突如其来的伤感。
“可是，爷爷，咱们的人正在战场上拿生命在冒险……您不觉得，夫人，”她朝向我，又补充道，“在咱们目前的处境中，无动于衷就是自杀吗？”
听到她说“咱们的人”指的是另一派人，而她的口吻则是毫不怀疑地默认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时，我疑惑地看向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遗孀。她们已经让她坐下，事实上就坐在那一圈中的一张椅子上，坐在她们中间，还不时地带着刻意的宽厚态度对她说话，身处那群太太们中间，她看上去很快乐，似乎压根没有领会到她们在那儿说的那些话的意图。“她是她们的帮手，”我想，“她很快乐是因为她们终于让她这辈子能有一次坐在她们中间。”突然间我领悟到（看到我看着她，她也微笑着看着我，眼眶湿湿的）让她如此快乐，又让她显得如此遥远、游离于我们谈话之外的原因是小拉蒙和我受了洗。我突然明白她一个人远比我们所有这些人加在一起更有价值！神父一边不停看表，一边从拖盘里拿起一块又一块烤面包片。年轻的金发女人兴奋地说着“咱们的人”，说着他们会到来的那一天——在她看来，那一天并不遥远。我一边听她说话，一边在想：她把我当成了什么人？在某一刻，我打断她的话，对她说我之所以受洗是因为一个红色军官的忠告，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特意强调道：
“可怕极了的红色分子。”
正是她本人用这荒谬的评语来称呼你们这些共和战士的。侯爵饶有兴味地看着我，显得尤为和蔼，而我觉得神父在听到我这番唐突之言后一下惊呆了——但愿是我弄错了！不管怎样谈话都无法再继续，神父趁机告辞，“时间过得这么快真可怕”，女主人把他送到了门口，聚会扫兴收场。
现在就差最后一个小细节了：当我拉着小拉蒙的手，跟在无政府主义者的遗孀身后准备离开时，由于从客厅通向门口的过道很暗，他们还在那里铺了一块厚地毯，结果我在地毯边缘上绊了一下后失去平衡，摔了个大马趴。
当我来到街上、置身露天的时候，我似乎卸下了一身重担。我为什么要隐瞒不说？所有的一切都让我觉得有种错误的感觉，仿佛口中的一股怪味道。
唯一与她们谈论起宗教书籍时那股“超现实的喜悦”相似的感觉我直到几天之后方才体会到，那是在看到我们受洗一事惹恼到我母亲的时候。我毫不内疚地品味着这股残忍而浓烈的快感，此刻我毫无愧意地向你袒露这一点。我甚至怀疑，说到底我之所以决意跨出这一步，其原因较之你的坚持，更是惹怒她的快意。我们隐藏在内心的恶意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5月13日
你问我跟我母亲的会面如何，“想必是场面惊人”，你说，既然你要这么说……那么没错，的确如此，而且远不止这样。
医院街上那间我曾度过生命中十七个年头的公寓如今让我觉得连十七天都待不住。现在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它持续的存在感，一种沉重的存在感。我不知道要怎么表达这种感觉：我的母亲是那种哪怕沉默不语你也会感觉她存在的人。她们不懂、不想也不会不为人察觉。我的母亲……不能爱自己的母亲实在是件很伤心的事！我们到底能在心中埋藏多少恶意，而我这样的恶意由来已久。从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对她心生嫌恶。她总是偏爱利贝特，这也很自然，她和他如此相像……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一样，这世界就像一块美味至极的蛋糕，却不让他们下口，唯一的问题就在于要如何下口。他们和爸爸如此不同，可怜的爸爸，他总是将无产阶级的一切当作令人感动的美好信念。多年以前，有人曾给他提供一家商业杂志的领导职位，他在《爆破眼》杂志前沿的新闻经验本可以为他所用，他本可以过得很好，但他没有接受这一提议。他无法想象只以谋生为目的的写作。他对过好日子的兴趣真是寥寥！他想过的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像利贝特此时建议的那样抛下医院街上的那套公寓而搬去更好的地方。如果让爸爸住到别的地方去，如果要让他离开他住了一辈子的公寓，他会死于怀旧情绪的。
就是这样，我去看了他们。我爬上那座楼梯，楼梯分成两截，在每一层的楼梯平台处合到一起之后又再次分开，所有这些空间都平白被浪费，而这些面积本可以增加到每套公寓中。每一楼层有四户人家……楼道里的墙壁看上去剥落得更厉害了，也因潮湿而更为凹凸不平，还多了许多铅笔或炭笔的涂画。我记得你把这些涂画称作“涂鸦”，也记得你曾说过这些东西对于研究大众心理所具有的意义，我还记得有一次你甚至开始进行汇编。现在你会见到更多，几个月的战争令政治和其他类型甚至淫秽的“涂鸦”大增。至于你曾觉得是精妙的巴洛克风格并说甚至可能是件代表作的铸铁栏杆已被铁锈所吞噬，因为没人会费心去涂上一层油漆。要是你把手搁在上面，等拿下来的时候整只手都是红的。这栋房子刚满一百年，你应该还记得，在临街的大门上标有日期：1837年。浪漫主义……当时他们是把钱都花在楼梯上了吗？栏杆上的扶手从楼梯开始处一直到主楼层的楼梯平台都是铜做的，跟黄金一样闪闪发亮：这是女门房唯一会擦拭的东西。只让黄铜闪亮，其余都无关紧要。楼梯台阶也显示出明显的阶级差别：直到主楼层的台阶都是大理石的，之后是普通地砖加木块，所有的台阶——都是地砖加木块——在被反复踩踏后都已磨损得厉害。一百年间脚来来往往，无数的脚摩擦、损耗着这些台阶……有多少脚曾经上下过这楼梯，几乎就跟从街上经过的脚差不多吧，我的上帝啊！就跟从医院街上走过的脚差不多，这条路就像涨满了水的狭窄山涧。人潮又会是多么悲伤啊！人们知道一百年前各个阶层的人都住在同样的房子里，而差别就在公寓之内。他们越贫穷，便越接近天空。在我的记忆中，主楼层只有一户人家，里面住了一名医生，他的诊室也在里面，除此之外，一楼的人家都很穷，从那一层起每层都有四户，就跟六楼一样，而我们就住在六楼。大门口的报刊亭还在，还是同一家，只是生意做得更大了，现在除了报纸和杂志之外，还有流行书刊，但这些书都只租不卖。花上十分钱能借给你看一星期，而在街区里有大把的客人。在上楼梯的时候，我遇到了五十个下楼的人，我没夸张，我计数来着：确切的数字是四十九个。你看，不算主楼层，一共是六层楼，每层四户：六乘四等于二十四户家庭。这些家庭规模都不小，像我们这样只有五口人的人家算是个例外。当我上楼的时候，我听到了住在三楼一号的波利卡皮亚的尖利嗓音，她这辈子都在跟住在四楼二号的女人隔着朝向天井的窗户吵架。这么多年来我都在听她叫嚷却几乎能充耳不闻，但此刻我头疼欲裂。
我们是多么容易沉溺于舒适、宁静和雪白的墙壁还有空间中——仅有若干件逐一挑选出来的家具！而那些堆砌到一起的滑稽家具、衣帽架、碗橱、梳妆台、走廊里一溜仿皮的硬纸椅面的椅子，简直就是要让人绊倒……我想那种肮脏的感觉从来都不是来自有所或缺，而是像奢侈的感觉一样来自过剩，谁知道奢侈和肮脏会不会是双胞胎呢……如果不往那间公寓里添东西反而拿走一些东西的话，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那些东西包括：墙上的暗红壁纸、头戴弗里吉亚无边帽的皮·马加尔的画片、一半的椅子、衣帽架，尤其是那盏改造成电力灯的沉重的煤气灯，那盏灯挂在餐室桌子上方的天花板上，像是威胁着所有吃饭的人会把他们砸扁。
那天爸爸不在家，妈妈告诉我最近一段时间他为了避免跟利贝特争吵，几乎从不在家。原来利贝特想让他们搬到格拉西亚大道上一间位于主楼层的公寓去，那房子自然是从原主人那儿没收来的，而爸爸为此勃然大怒。“简直让我羞愧得要死。”爸爸对他说。妈妈说父子俩狠狠吵了一番。看到有地方可以下口，这世界在利贝特眼中便成了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最好的一个。爸爸就最近几个月来所发生的事数落了他一顿：多起谋杀、多间被烧毁的教堂、无数被追踪的犹如疯狗一般的无害市民。利贝特面带高高在上的微笑听他说完。“总有愚钝的人不懂随遇而安，”这是他唯一的回应，“一帮永远愚蠢而心怀忌恨的失败者。”狂怒的爸爸叫他离开，不准再踏进家门，妈妈很难让他俩和解或至少达到外表的和平，这样的和平只有通过均衡的力量才能持续，那力量能够避免会重新掀起风暴的话题。
我和她待在后面朝向天井的阳台上。你从没到过我父母家的那部分，因为他们不想让外人进到那里。因为我奶奶在那里。那是我父亲的妈妈，特里尼奶奶，就是因为她，我才有了这个名字。据说当我出生的时候，他们在比达和阿莱格里亚[5]间犹豫。要是叫比达的话简直太可怕了，你不觉得吗？不过，阿莱格里亚可能还没那么糟，只不过，可怜的我，这名字和我不太般配……因为他们在那两个名字间举棋不定，于是爸爸最后决定用他母亲的名字来给我起名以示敬意。
奶奶总是坐在她的残疾人扶手椅里。从她的座椅那里能看到天井，天井像口井一般狭长而深邃（你想想看，六层楼！），每层有四间像我们家一样老迈而破落的公寓共用这一天井。空气在其间凝滞，只有夏季除外。那里的空气阴暗、厚重而潮湿，就像水一样，闻起来总有一股密闭空间的味道，就像一间从不通风透气的寝室。在那里总能听到女邻居们的吵嚷，各个窗口间都有激烈的口角在发生。我们家阳台对面的阳台上有几只花盆，盆里种着一些宽叶植物，透出十分忧伤的墨绿色。植物中间的一根栖木上有一只鹦鹉和一只被链条拴着的长尾猴。这就是许多年以来我奶奶的整个世界：会打架的长尾猴和鹦鹉。长尾猴会对鹦鹉干各种调皮捣蛋之事，而鹦鹉则像个被判刑的犯人尖叫。
有多少年了？我不知道。我从没见过另一种样子的她。她几乎不说话，只用些含糊不清的声音来表达她的意思。有些日子里她谁都不认得，甚至连我父亲也不认识……那可是她儿子。我们在她面前说话的时候就像在跟一个新生儿讲话一样。
那一天我母亲和我聊了很多。在巴塞罗那，大部分的谈话都围绕着配给展开，而这一话题总会激怒我，因为哪怕我们说得再多，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且以这种方式来延长对饥饿的担忧显得尤为愚蠢。还不如分点心，聊点别的事。我跟她说了我们受洗的事。
她缄默不语看着我，仿佛我疯了似的。在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她落下一句话：“多么歹毒的蠢事啊！”
就是这样，这是她的原话：“多么歹毒的蠢事啊！”
“为什么是蠢事？”我说，“而且不管怎样，为什么又是恶毒的？”
“教义……”她说，脸上露出副怪相。我记得那天跟她说起那个神父，镇上那个被杀死在我家后面空地上的可怜的教区神父时，她在说到“教义……”的时候露出了同样的怪相。我跟她叙述了我怎么发现了那人的尸体，他身上的教士服有多么破旧还打了补丁，他看上去有多么老迈。我跟她讲述了所有这些事情，并说我向上天哀告当局没有制止这一局势。就在那时她露出那样的怪脸并说：“唉，教义！”这就是她对那个老教士谋杀案的全部评论。
“这么说你变成守旧派了？”她在一阵挖苦的沉默之后补充道，“你应该挺乐意当个假装虔诚的人吧？我猜你这么干就是为了惹毛我，你再清楚不过没有多少事能像这事一样让我不自在。在我的家庭里，从不记得有谁曾经这么天真，我祖父是1837年烧毁教堂行动中的一员，我父亲在第一共和国期间参与了1873年的行动，而我则曾经投身‘悲剧周’的烧教堂行动里……”[6]
“于是利贝特追随神圣的传统，参与了去年的烧教堂行动，”我说，“妈妈，我可不像你还有利贝特那样是传统主义分子。”
“传统主义分子？卡洛斯派才是传统主义分子！”她恼怒地大吼，“他们才是传统主义分子，一帮圣水里的蛤蟆，一群钻进圣器室里的耗子！”
她再次亮出——我也正等着这一出——“手腕上绑着铁链”被活埋的修女的故事。我不知道这辈子听她胡诌过多少次这个故事，也不知道爸爸跟她说过多少次叫她别再讲这故事，因为完全是假的。在“悲剧周”焚烧修道院的行动中，据说纵火者们就跟去年夏天那帮人一样，一门心思将死去的修士修女从地底下挖出来。他们在一间古老的修道院里发现了几个垂直的墓穴，显然在那间修道院里有将修女们直立埋葬的习俗。而这却成了让他们说出修女们是被活埋的全部原因，而且这些修女双手交叉在胸前，手腕间缠着一根细链条。据我父亲讲，有个医生去看过现场，在仔细检查过之后，他推断那些细链条不过是念珠剩下的最后的残迹。因为这些念珠的珠子都是木头做的，因此几个世纪过去后便消失不见了，只留下串起这些珠子的细链条。但是无论是我父亲还是全世界的医生都不能从我母亲的脑子中赶走这些修士修女都曾在幽居的修道院里犯下过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的念头。
我感觉你和路易斯之所以反抗资产阶级成见，是因为你们压根不知道无产阶级的成见会是什么样。不光是我们受洗这件事让我母亲反感，让她厌恶的还有我那天买的那张书桌，而留着络腮胡、头戴贝雷帽的曾祖父画像更是让她不快。她反对“传统主义者”的情绪由此大发作。她本可以认定说有卡洛斯派的曾祖父母是件危险的事，但引她发作的并非这事，事实上，无论是伊莎贝尔式书桌，还是戴红色贝雷帽的曾祖父，所有这些在她看来都“过时得要命”。她想的是，我不该有那张书桌，而该有一个和她一样的衣帽架，就是那种有一面镜子和几根用来挂礼帽的黄铜支杆的衣帽架，还连着个陶质圆筒用来放雨伞。我得告诉你，我跟她在一起时的感觉真的很古怪，但并不是为了什么雨伞的事，也不是为了她评论我们受洗一事冒出的唐突言辞。她满腹恼火，当我们一肚子恼火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互相在说什么。她对我说了许多狠话，我不想转述，但这也不是问题。我对她有这种古怪的感觉其实由来已久，从小时候便开始了。不能爱自己可怜的母亲真的让人伤心，无论我回忆得有多么久远，我都发现我不曾爱过她……
你也诧异地问我为什么就上周发生的事对你只字不提，是不是我们在佩德拉尔维斯都毫不知情。可如果我什么都不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让你感到沮丧，就跟我也没写信告诉路易斯一样。你们在前线最好不要知道后方这些丢人的事。这也是因为我实在懒得说这些极不愉快的事情，这些事说到底没人能明白……真的懒得说！或许是出于自私，但我真的宁可什么都不要知道，有时候我就想窝在家里，除了小拉蒙和路易斯——当然还有你——什么都不用去想，只考虑我自己的生活，对我们四周这个谵妄的世界装聋作哑。更何况我们也对这个世界无能为力……这次又是一场血腥风暴，就跟7月那次一样，说是死了五百个人。对，我们和从佩德拉尔维斯逃出来的另外几家人一起挤在瓦尔维德雷拉的山洞里过了很糟糕的几天。我们从佩德拉尔维斯听到了从远处的市中心传来的步枪和大炮的轰鸣，但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在这时，炮弹开始纷纷落到我们这一区，我们搞不清炮弹到底从哪儿打过来的，因为都是远远飞来。有几个似乎总是什么都知道的邻居说是有一艘叛军的装甲舰在轰炸我们，就为了让巴塞罗那的局势更为恐怖，之后我们才知道不是这样，而是无政府主义者们干的。他们夺取了敌人的一台大榴弹炮，不懂瞄准地一通乱射。另外几个邻居告诉我们，他们有几个熟人在瓦尔维德雷拉有一栋别墅，从战争开始时他们就在位于山边的花园里挖了几个山洞，有轰炸的时候就能进洞里躲避。如果我们想去的话，所有人都能挤得下，我们能在那儿得到很好的庇护。我起初还在犹豫是否要离开我们的别墅住到山洞里去，可就在那时，一枚大榴弹恰好掉在了我们屋后那片还没盖房子的空地上，也就是我们发现那个被杀害的老神父的地方。爆炸的威力如此巨大，房子的所有玻璃都飞出去裂成了碎片，因此我没再犹豫。孩子、女佣和我三个人一起去了瓦尔维德雷拉。
我们在山洞里住了四五天。我都不知道该给小拉蒙和女佣吃什么，巴塞罗那又变成了地狱。有时候我甚至会生女佣的气，可怜的丫头，当小拉蒙已经是个大问题的时候，我却还得再多喂饱一张嘴。我问自己，当我自己的日子都过得跟山洞野人一样了，还要女佣干什么？可是我不能赶走她，她来自加利西亚的一个村庄，她的亲人都在法西斯占领区，我没法叫她回家去。山洞里的夜晚阴冷而潮湿，睡在地上也很辛苦。我告诉自己路易斯应该也是这么睡觉的，总是睡在地上和露天。可怜的路易斯，有时候我扪心自问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不是那个有错的人，我是不是不止一次没有对他更宽容些。我们只有被理解了才能被原谅……可我现在又能对你说什么呢，你肯定也是随便就睡，甚至都不会在山洞里避开夜间的露水。这场战争是多么漫长啊！此刻巴塞罗那又恢复了平静，很难去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总之，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们干的，一直都是他们。所有人都烦透了无政府主义者们，而要是我告诉你最烦这帮人的是我父亲呢？
5月17日
在瓦尔维德雷拉的山洞里待了几天之后，我有时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在家时感觉好极了，在那么柔软而温暖的床上，在这么宽敞而舒适的别墅里，就像有段时间我醒来时发现自己是基督徒时的感觉一样好。
对，醒来发现自己是基督徒让我感觉好极了，不过这是在受洗之前。我感受到自己是基督徒，我在醒来的瞬间全身心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可是，基督徒又意味着什么？当教会从地下墓穴走出来时，我还会觉得自己是基督徒吗？我能在命中注定要重新穿上的各色伪装下认出耶稣吗？在7月和8月的那些日子里要认出祂是那么容易，那时人们推着祂朝博塔场[7]或是拉瓦萨达公路走去，在那儿他们会用手枪再杀死祂一次，祂裸着身体，头戴荆冠，脸上满是鲜血和唾沫……人们怎么会不对祂充满同情？从两千年前开始，祂便在世界各地的路上背负着承载了我们所有灾难的十字架。我们想要逃离祂，我们会选择歧路，那条似乎最能远离祂的道路，但即便在那里，我们还是会发现祂走过的痕迹。
路易斯不可能想到我成了基督徒，而你却那么快就觉察到了！对，你那么快就发觉我无法忍受空虚，我需要相信些什么。“有一种乐观就跟草木的无知无觉一样。”有一次你在说到某些无神论者那种令人无法理解的沉稳冷静时曾这么对我说。
咱们谈到了绝对的无神论者，事实上他们是那么稀少，我几乎一个都不认识，就连我的兄弟利贝特都不能算——我还不想把手放入火中试探，我们怎知道火里会藏着什么呢？既然我们连对自己都几乎不甚了了，又能了解别人多少呢？我自己的母亲，自认为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可如果她是绝对的无神论者的话，为何会在说起宗教时如此忿忿然？她怎么可以仇恨她都不相信的东西——如果我们都不相信它的话，它又何来异常之处呢？这是在认识路易斯之前的事，因此，是在1930年12月之前。咱们常常在兰布拉大道还有老巴塞罗那的那些大街小巷间没完没了地散步，咱们总会在兰布拉大道尽头的一家素食店里买上两个全麦小面包，再在另外一家店里买上两块马翁奶酪。那么多的橱窗里摆满了适合各种口味的吃食……咱们一边吃着面包就奶酪，一边沿着兰布拉大道往上走。当咱们走到卡纳莱塔斯饮水泉时，手里的东西也都吃完了，咱们便会在报刊亭喝上点苹果酒。我现在还能记得全麦面包、奶酪还有苹果酒清爽而辛辣的口味混杂在一起的味道，那是咱们当时散步的味道，我记得如此真切，仿佛这味道此时就在我口中，就像我刚刚吃了一个那样的小面包、一块那样的奶酪，还喝了一大杯当时卡纳莱塔斯饮水泉边的报刊亭供应的苹果酒。这样美好的东西还会有回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天吗？那时候的我是女子运动俱乐部的成员，有些日子的上午，如果我在两节课之间有一个小时的空闲时间，我会跑去圣塞巴斯蒂安海滨浴场游一会儿泳。我现在想起这事儿是因为我记得我参加女子运动俱乐部还有我热衷游泳这些事当时都让你很反感。你为什么会反感？我一直都没想明白这一点，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原因何在。到底有什么不对？而且说到底，跟你又有什么关系？那时候，每年12月都会举行被称为港口横渡的游泳比赛，我第一次参赛是在1930年的12月，就在大学里发生那次大乱子不久之前，我就是在那样混乱的场合下认识了路易斯，而在参赛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他。
当我现在写下“我还不认识他”，而这里的他指的是路易斯时，会对我产生一种奇特的效果。不是说不可能，而是说荒唐的是，我似乎永远都不曾认识他。
当我游泳的时候，我并不觉得冷，因为为了游泳横渡港口，我们会在身上涂上动物脂肪，之后我们再洗个热水澡把这层脂肪洗掉。横渡结束后，我还有时间去上最后一节课。我在校门口遇到了你，我跟你还有一群学生讨论了起来。你们说起了那些天里的传闻，传闻说军人要宣布成立共和国，还有其他一些令人兴奋的消息。这些消息太让人兴奋了以至于我都没去上课。我待在那里跟你们讨论，在街上站着不动开始让我感到了寒冷，而你注意到了我在发抖，于是我告诉你我刚结束港口横渡。
“你疯了吗？”你对我说，“港口横渡？在12月份？”
我笑了起来，我告诉你那场比赛有多么激烈，我激动地说起那天上午赢得比赛的那个男孩：“那是个发育良好的男孩子，肩膀很宽，每挥一次胳膊……”而你都没让我把话说完！“这就是你所推崇的？就是蛮力？”不，我并不推崇蛮力，我从来都不推崇这一点，不过一个了不起的游泳选手像海豚一样劈波斩浪的表演却总会让我心驰神往。我越解释，你越生气，越愤怒。为什么我喜欢游泳和我崇敬比我游得好的人会让你那么气愤？
你非常聪明，尤利，我一直都这么跟你说，再说一遍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但你总是有点怪，要怎么跟你说呢？你的这些怪地方让我摸不着头脑。那一次你让我想了许多，想要弄明白为什么我参加横渡港口的比赛和看着冠军游泳令我激动不已会让你如此恼怒。直到过了一段时间，就在我已经忘了这桩意外的时候，你告诉我说你姑妈不让你在海里游泳，尽管你们夏天都会去她在海边的一栋房子里消夏，也因为此，你不会游泳。于是我想，惹恼你的是我崇拜的另一个人身上有一样你所不具备的本领，但是，这样的感情不是很荒唐吗？难道我们可以无所不有吗？你已经拥有了各种天赋中最好的那一样：聪慧。你怎么会去嫉妒另一个人身上某一项跟你的天赋相比显得无足轻重的本领呢？
你非常聪明，尤利，你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聪明的那一个。你比那个游泳冠军优越多了，拿他跟你比简直可笑。那个冠军在水中固然令人敬佩，但把他从水里拉出来之后，他不过就是个跟他说话都很费劲的可怜年轻人……这难道不是另一个在他游泳时佩服他的理由吗？这可是他仅有的有趣之处。你很聪明，尤利，但有时候，你做起一些事来——原谅我这么跟你说，却似乎并不那么聪明。
你跟路易斯的舅舅恰恰相反，他不是很聪明，但有时候他具备极为聪明的人所拥有的东西。就在认识我们几个小时之后，他就猜到了我是基督徒——而路易斯到现在还没怀疑这一点！现在我可以跟你说到舅舅了，不再害怕把他也牵扯进来。由于害怕这些信落到别有用心的人手里，直到现在我都避免提到他。通过国际红十字组织，我终于有了他的消息，跟我确认说他在吉莱里斯山的森林里经历了长途跋涉之后到了意大利，他和其他人曾一起躲在森林里，但现在已经远离了一切危险。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终于认识了路易斯跟咱们说起时总语带讽刺的他那个有名的舅舅。
其实，我可以事出有因地跟你这么说，因为我让他在家里躲了好几个星期：他是个极好的人。
路易斯总是倾向于跟用心爱他的人做对这一点很是奇怪，比如他对我就是这样。而他舅舅爱他，远甚于他所认为的那样。
那是10月底的事情，你和路易斯离开巴塞罗那已经差不多三个月了，他去了马德里前线，而你去了阿拉贡前线。有个周六的一大早，女佣过来告诉我说有个检查巡逻队的民兵找我。我走到门口，那里站着个矮胖的陌生人，一顶工人的帽子盖到了眼睛那里，一条红黑相间的围巾遮住了一部分的脸，衣着很不讲究，脚上穿着麻底布鞋。
“抱歉我这样介绍我自己，夫人。我是您……丈夫的舅舅。”
他在说“丈夫”之前迟疑了一下，就跟那个给我们施洗的神父一样。我把他让进客厅，跟他说请他坐下。他抱歉说得给我讲一个“又长又复杂”的故事。在叛乱开始的时候，他对我说，工厂里一切都跟以前一样，多亏有一个由会计、总工长、老职工和一些最具专业技能的工人组成的委员会。这一“企业委员会”的第一个协议是通过投票任命一名“负责的同事”，结果，不是大多数，而是全票通过——欧塞维奥舅舅骄傲地告诉我——任命他担任这一职务，认为他是最有能力保持业务发展的人。因此，作为“负责的同事”，并有“企业委员会”作保，他继续担任经理一职，就跟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并没有超出大环境引发的令人伤脑筋的事以外的问题，无非就是原材料紧缺、运输脱节，以及西班牙中部、西部和南部市场损失这些事。但就在差不多两周前，几个无政府主义煽动者开始鼓动杂工，杂工人数众多，开始在“企业委员会”里取代专业工人。现在管事的人是个仓库搬运工。“就是某种大猩猩，”舅舅说，那人连字都不会签，签字的时候不得不按指印，“看上去像是出生在麦德林的人。”
“跟埃尔南·科尔特斯[8]一样吗？”我惊呼。
“没错，就跟埃尔南·科尔特斯一样，”舅舅回答，“不过埃尔南·科尔特斯也用大拇指印代替签字吗？有时候一切都会有可能。而这个面条厂里的埃尔南·科尔特斯是个脾气十分暴躁的人，他的第一道‘圣旨’就是将我扫地出门。他朝我嚷嚷，叫我别再踏足工厂，因为那里根本不需要我。所以，我隐居家中，像条冬眠的凯门鳄一样忍受着无聊，直到今天早上会计——是我完全信任的人——给我打电话，叫我躲起来，因为那个无政府主义头头刚刚进办公室的时候脾气比平时还要臭，并放话说业务自从我走后就变得不好是因为我在外面搞破坏，因此他决意要像对待所有其他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分子一样‘教训我’……‘不弄到他们一个不剩，’会计说他如此叫嚣，‘这个国家的工业就不会变好。’”
欧塞维奥舅舅的圆脸十分苍白，但有时一阵神经抽搐会让他不断眯缝起灵活的小眼睛，尤其当他要说出他的一些事情时便会这样，有时他说出的这些事情很是出人意料，于是头几个词他便会说得磕磕巴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