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你和路易斯上前线没几个星期之后，一辆出租车把他送到了我家，他满脸都是血。我吓了一大跳，还好没什么大碍。陪他坐出租车的是科斯梅，他一辈子的好朋友，或许你还记得他，矮个子，胖胖的，麻子脸，是车床工人，那时常来参加地下会议。确切来说科斯梅是《索利报》的人，却是爸爸极要好的朋友，是他在我给爸爸拿双氧水擦脸的时候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你想想看，”科斯梅对我说，“你想想看，特里尼，一火车车厢的无政府主义志愿者从法国火车站出发前往马德里了，我的孙子也在其中，所以当时我会在火车站。因为要出发的人和送行的人，车站里满是人。就在这时我们听到了大喊声，是几声大叫：‘你们在干什么，你们这帮讨厌鬼？你们要去哪里？把想法付诸炮轰吗？你们已经任由自己军队化了吗？你们把咱们一直以来的原则当成了什么？’人们以为他是个挑衅的警察，差点没上去揍他，还好我看到了他！是他，是你父亲，是老米尔曼，不可能是别人！幸好我及时看到了他，当时人群已经朝他围了过去，还好我看到了他！我费了好大劲才把他从那里拉走，他不愿跟我走。我觉得他太激动了，都没看到我或者没认出我来。当我拽着他的胳膊往外拉，一直走到车站外头时，他还在大喊：‘保卫马德里？保卫吸咱们血的吸血鬼？’”。
爸爸没说话，我给他洗着脸上的伤口，还好只是一些抓伤，看上去像是几个女的在抓挠他的时候给弄伤的。科斯梅继续说：“我很爱你的父亲，特里尼，我认识了他一辈子，怎么可能不爱他？我很爱他，这点他很清楚，但有时我很难跟从他。如果志愿者们不上前线，如果我们不靠大炮和机关枪来开战，法西斯分子就会获胜，那一切就都完了。”“对，”我说，“如果拒绝有组织的力量，一些想法又如何能取胜，要理解这一点会有点难。”很快，这番话就让我觉得一阵难受，爸爸无比忧伤地看着我，直到那时他都一言未发。“在和平时期大家都很平和，特里尼，”他看着我说，“科斯梅同样如此，可现在……你也听到他的话了。这该是始终如一的事，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时，在任何情况下都得如此。如果不能这样，那就没有任何意义，就不值得被称为和平主义者。”
我留爸爸在家待了几小时，通过他，我得知利贝特正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现在就跟个部长似的，拥有一间办公室，”他告诉我，“有二十个女打字员，还有不知道另外多少个听命于他的雇员，他有一辆奶油色的豪车，好大一辆车，有一个穿制服的司机，替他开关车门时还会立正向他行军礼。车子显然是没收来的，之前应该是属于马里亚纳奥侯爵的，在我看来，他们除了没收车辆，还没收了司机和其他一切。”
“利贝特不觉得羞耻吗？”我问。
“有一天他为了显摆自己，要陪我回家，当我看到医院街上熟悉我的邻居看我的样子时，我成了那个难为情得要死的人。邻居们看到我坐在那辆巨大、闪亮、安静的奶油色汽车里，一个个都惊呆了！当那个奴性十足又让人难堪的奴隶打开车门、立正给我们行军礼时……我真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利贝特没像你的男人一样上前线，”他补充道，“特里尼，你别以为他是忠于我从小给你们灌输的和平主义原则。才不是呢，跟这个毫无关系。回头我再跟你讲墙上的海报的事。他没上前线是因为，据他自己说，他觉得自己在后方更有用。要是你理会他这一套的话，就会觉得他在巴塞罗那绝对是不可或缺的，无可替代，因为多亏了他，就跟他自己认定的那样，咱们才能赢得战争。咱们正在赢得这场战争，他说，多亏了宣传战……”
其实，我这亲爱的哥哥被任命当上了什么战争宣传的总指挥。事实上正是他把城里的墙壁贴满了而且还在继续张贴他那些知名海报：“你们要制造坦克，制造坦克，制造坦克，这是迈向胜利的战车！”，要不就是“理发师们[12]，打断锁链！”，还有其他诸如此类——海报一半用加泰罗尼亚语一半用西班牙语，尊重了两种语言并列为官方语言的原则——要是在巴塞罗那我们还有幽默感的话，这些海报简直能让我们捧腹大笑。
这些海报里有一张我简直看了就想吐。上面画着一个受伤的士兵，正匍匐在地，他使出全身的力气昂起头，举起一根手指示意道：“而你，为胜利做了什么？”这就是我的哥哥和其他靠关系进了宣传办公室的人跟我们说的话！这些鼓动他人上前线的海报正是他们的专长。海报中也有神秘的一类，在这样的抽象海报上只能看到几块色块。例如有一幅就是在一堆晦涩难懂的色彩和阴影中写着“卖淫释放者”。我到现在还不认识谁能明白这幅海报的意思。与之相反，也有很具象的类型，有一幅上面画着阳台上的一只母鸡，配以这样的文字，“蛋的战斗”。似乎想建议说要是全巴塞罗那的人都在自家阳台上养一只母鸡的话，城里就不会再有人挨饿。就跟母鸡不需要吃玉米粒就能下蛋似的！仿佛可怜的母鸡可以单靠空气活着！
所有这些似乎都是利贝特的大作，至少爸爸是这么认为的。他不光编辑海报，他繁忙的业务范围比这个更广更复杂，他可是行走的百科全书！他是好几家报纸的鼓动员，这些报纸有些是加泰罗尼亚语有些是西班牙语，全都在鼓动他人上前线；他还在电台做“谈话节目”，那颤抖的嗓音让人直起鸡皮疙瘩，其目的也都一样；他也聘请外国演讲人来演讲，而这些世界名人也就他们自己人认识；他还组织“群众戏剧”的演出……
这里“群众戏剧”值得特别一提。据利贝特说，无产阶级戏剧必须是群众性的。据别人告诉我（我可从没去看过），群众都在舞台上，而包厢都是空的，因为根本没人去，也就是说跟以前截然相反，以前是舞台上只有几个演员，没有很多人，而群众则坐满了包厢和犄角旮旯。这么看来的话，以前的戏剧应该是资产阶级戏剧。
利贝特激情澎湃的干劲和大胆即便在面对安排歌剧演出季遇到的困难时也不曾却步，当然歌剧也得是无产阶级歌剧。他查抄了里赛欧歌剧院，那里现在只上演无产阶级歌剧。我不知道我亲爱的哥哥是从哪儿弄来的他搞的那些歌剧的剧本和音乐，我也没上那儿去过，但我有个女友玛丽亚·恩格拉西亚·博施，是我科学系的同学，她曾出于好奇去那儿看过一回。我和她有时会见面，也正是通过她，我才知道现在在巴塞罗那都发生了什么。要不是玛丽亚·恩格拉西亚·博施跟我说这些事情，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我们多年前就在系里认识了，尽管她长我几岁，而且当我才入学的时候她都已经是最后一年了，但我们因为来自同一个街区而倍感亲近，她就住在圣保罗街附近。
我不久前在兰布拉大道上遇到了她，她请我去一家咖啡馆喝了杯麦芽酒。“我有事要告诉你。”玛丽亚·恩格拉西亚对我说。她告诉我她经常从里赛欧歌剧院门前经过，剧院就在圣保罗街的拐角，离她家就几步路。她说对他们宣扬的无产阶级歌剧满心好奇，于是有天傍晚她没抵挡住诱惑走进了剧院，而且现在里赛欧一张门票的价格已在所有人承受范围之内了。于是她就成了那日下午组成全体观众的六个人——不多不少六个人——之一。作为补偿，舞台上可能站了两百来号人。“群众歌剧，你知道吗，我真不知道你哥从哪儿弄来了乐谱和剧本。简直是出不可思议的闹剧。他们表演的一场群众运动，被剥削的群众在舞台上来来回回，从右边离场，又从左边再次入场，总是高举着拳头唱着向往未来的歌曲。剧情也十分混乱，最后才明白被剥削的无产阶级中的一位，恰是最年轻的那位，也就是男高音因为奉行爱情自由，结果得了极为严重的淋病，简直堪入史册！他拨开众人，蹒跚着走到了舞台前方。突然一记震耳欲聋的大鼓声，人群立即陷入了悲剧般的高度沉默之中，此时男高音大力挥动手臂威胁我们六位观众，猛然唱出了一首凄楚的咏叹调中的第一句：‘可恶的资产阶级，你将会为你的罪行遭到报应！’”
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但玛丽亚·恩格拉西亚·博施亲眼看见了这一切，也亲耳听到了这一切。
在这出无产阶级歌剧之后，关于我这位亲爱的哥哥，我还能告诉你哪些不会显得逊色的事呢？曾去过他办公室的人都告诉我说他总是大张双臂迎接所有的人，并把所有人都叫作“同伴”，对所有人都以“你”相称，他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散发着成功、胜利、活跃、亲切与有效的气息，他简直是组织、效率和颠覆的化身，是所有想要找门路或讨要兑换券的人的靠山。
这让我想起了欧塞维奥舅舅的一句话：“靠绕着别人打转，我们最终会认为是其他人绕着自己转。”这对我哥哥来说可是由来已久，他总是想让所有人都绕着他转。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们每天往返于我们自己那条街和卡门街之间，需要经过四次圣十字医院，我们的世俗小学校就在卡门街上，我们的爸爸妈妈是学校的老师。他有时会停在被我们称为“小围栏”的停尸房前，那时的停尸房朝向一条横向的小巷，只有一道铁栅栏将其与行人隔开。我得拽住栅栏踮起脚尖才能看见死人，每天一般会有三四个，有时会更多一些。由于死尸都朝栅栏方向摆放，能看得最清楚的是那些光脚，有些是黄色的……也很脏。那副情形真是悲伤极了！“这就是等着咱们的结局，”利贝特不动声色地说，“要是咱们不机灵点儿的话。”我当时应该只有六七岁，他则是十一二岁的样子，而在我眼中，他已经是个“大人”了，属于那种什么都懂、知晓生与死的秘密的人，他这番话在我听来有如神谕。那么会有避免那种结局的方法，不用把光脚露给从医院街走到卡门街的行人看。我觉得等自己到利贝特那么大的时候，我就会像他一样明白了。
有天早上我们发现路上车辆络绎不绝，从贝特雷姆教堂走来一支送葬队伍，直到那时我都从未见过那样的队伍。六匹高头大马身披黑色天鹅绒，拖着一辆黑金相间的敞篷大车，车里有一具棺材，像是一口金银打造的衣箱。几个身着短裤，头戴白色假发的男人走在大车的周围。后面跟着五六十个神父，咏唱着悼亡经，再后面是一群身穿长礼服、头戴高礼帽的先生。“这人之前肯定很机灵。”利贝特说。“谁？”我问，“是戴假发的人吗？”“不是，丫头，这些人不过是仆人罢了。”
尽管现在我哥尚未拥有一场豪华隆重的葬礼，但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是不是很难相信会有人羡慕一个死人？不过，他至少已经有一个给他打开奶白色轿车门的穿制服的司机了。
或许你会觉得我对他，对我的亲哥哥太凶恶了一点，可是他的一句影射实在让我心生厌恶。我曾经就他那辆奶白色的汽车还有那个穿制服的司机暗示过他一些，他却反驳了我。“对，当然了，”他忿忿然地说，“你反正已经有了着落，有个家境不错的小伙子，更幸运的是还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而我还得靠自己使劲儿，你知道吗？我可不是什么嫁妆猎手！”我从来没想过，我的上帝呀，世界上竟然有人会如此卑鄙地看待我和路易斯的事。
还好我现在的食品储藏室里还有好些土豆，我也不需要去讨兑换券，因为我当然曾去要过兑换券，我可不能因为我对利贝特的反感而害得小拉蒙吃不上配给的面包和土豆。我可能会再次去问他要兑换券，但我已经下定决心，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跟他要任何东西，我说万不得已是指对小拉蒙必不可少的东西。我会尽自己所能自个儿解决。这次我得知在卡斯特尔维·德·罗萨内斯村有个叫什么贝波的农夫或许可以卖点东西给我，求他办事不容易，不“成系列”的票子他不要。“成系列”的票子……我不懂得区分这些，而那些明白的人则把这些票子囤积起来，使其在流通过程中消失。我之前从未想过拿上银餐具或类似的东西，而这正是贝波在没有“成系列”票子的情况下会要的东西。我们最终达成了交易，拿路易斯几近一个月的薪水换来了一麻袋土豆！
这还不是最糟的，更糟的是运送这些土豆。那个贝波甚至都不愿意帮我把土豆从他的农舍运到车站来，他不愿有麻烦，他说，他不想因为做黑市生意被关起来，因为现在针对“黑市”的法令十分严厉。女佣陪孩子留在了家里，我不知道让他俩跟来会不会好些，这样她能帮我一起搬袋子，但小拉蒙可能会妨碍到我们……结果在花了又一把钞票之后，贝波终于让了步，用骡子替我把那袋土豆运到了火车站附近。他没运到车站里头，那里通常有人会检查，但至少运到了相当近的地方。从那儿我就得自己想法子了。
那袋子可真沉啊！这袋土豆让我在床上躺了四天。因为巴塞罗那火车站的看管很严，人们得在到达桑兹火车站之前，并在火车开始减速的时候把装有土豆的袋子从车窗里扔出来，自己再接着跳下来。火车一般会大幅减速，方便了这一系列操作，因此，这类杂耍动作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通常火车司机本人都会从事黑市批发生意。这么多人在火车行驶途中纷纷跳下的表演，若不是因其可悲的一面，还真的会煞是好看。
一到桑兹火车站，就只差这出好戏的最后一步了：将麻袋运回家。你要是运气好得不得了的话，你会找到一辆出租车，而最有可能的是你得自己把袋子运回家，有时靠背，有时靠拖，但还有供给警察将其查抄或比你更饥饿的人将其抢走的危险！这样的人不多吗？我的上帝，怎么会不多？在没盖房子的空地上垃圾堆成了山，因为收垃圾的服务几乎瘫痪了，而在那里你总会见到瘦骨嶙峋的老头老太在那儿翻弄垃圾……我到家的时候累得直不起腰，肾也很疼，哪怕轻微的动作都会让我眼冒金星甚至更难受。不过这番波折至少有个好处，那便是能让我们看到人们是如何互相帮助的，而这样深刻的理解只有在经历了相同的困境之后才会产生。当我还有一公里才能到家的时候，我实在撑不住了，两名士兵自告奋勇帮我把土豆袋子搬回了家，据他们说是请了假来巴塞罗那的。这两个可怜的年轻人如此无私，甚至都不愿告诉我他们的名字，我只知道他们是莫列鲁萨人。要是我告诉你在那两个莫列鲁萨士兵突然出现前，我努力背着袋子走在路上的时候想到了耶稣背负十字架走在阿马尔古拉街上的情形，你会相信吗？想到有人比你遭遇过更悲惨的事总是能给你安慰，一种奇特的安慰，真的。
感谢上帝，我们又回到了家里，我们的食物储藏室里又有了土豆。在家里看着那棵椴树，它默默地完成着自己的任务，一桩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容易的任务，因为我们并不是树。有个家是件多么快乐的事，身处这样一个充满敌意令人费解的世界里，家是一个能让我们蜷缩其中的洞。如果不是路易斯的坏脾气，战前的路易斯、小拉蒙和我三个人本来能有多幸福啊……他并不清楚如此明显的事实：我们曾经很幸福，而且如果他想的话，我们本来能够很幸福。拥有这栋别墅，领着工厂的分红，这对他来说就跟呼吸一样平常，他从未想过绝大多数人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一无所有。有时我会想，如果路易斯是个穷人的话，他会爱我，我的意思是，那样的话他就会意识到他爱我。因为他爱我：糟糕的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他是个穷人，非常穷，那他就会发现能在这个世界上拥一个角落，有一张桌子、两张床和三把椅子是多么美好的事……何况他还有一个女人和一个儿子。说到底，获得幸福所需要的东西并不多，全部的秘密就在于一点点爱，并无其他。对你所拥有的给予一点点爱，就像是你已经拥有了你所渴望的全部！我确信如果路易斯爱我，我会在贫穷之中感受到幸福，我跟我的哥哥利贝特完全不同……所以，在这场还要持续下去的战争中，我会找到一种自私的安慰，也是唯一的安慰，那就是希望因为这些苦难，路易斯会喜爱上这个家和他的家人。有一次，我们在一次郊游途中突然遇到一场暴雨，那附近正好有一座砍柴人的茅屋。我们钻进小屋，生起了火。我们感觉好极了！甚至连路易斯都这么说：“能在屋檐下听雨声真是太愉快了，哪怕遮盖我们的只是一间茅屋。”如果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能在一间茅屋里如此幸福，哪怕在最简陋的屋檐下听雨落下也会无比快乐！但他从来都不待在家，只有你来的下午他才会在，他在家似乎感到很不自在。总会看到他不安分不满意的样子，他想要生活给予我们其无力给予的东西，可怜的生活。直到他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是靠在点燃的炉火边喝着柠檬马鞭草茶，身边有爱的人相伴，而花园里的枯叶在秋风中回旋时，他才会感到不幸……欧塞维奥舅舅总是说：“路易斯张望得不少，却什么都看不到。”至于我……至于我，我觉得他还没看到我！
6月3日
你一收到我的信就这么匆忙赶来了！要是我能预料到你的反应，我绝不会跟你说那袋该死的土豆的事儿……这是你第三次突如其来地现身给我捎来给孩子吃的东西。我一想到你从皮卡上卸下的这五罐新的炼乳和所有其他东西意味着你所做出的牺牲时，我便觉得很不安，而那天下午以及接下来的晚上的时间在我听着你说话的当口过得飞快！如果我父亲知道我又重新开始……在你第二次到访的几天之后，我告诉他你在巴塞罗那待了几小时，而且是在我家度过的，“从晚上十点到凌晨四点”。他摇着头表示不认可，他对我说他觉得这样的深夜会面，而且就我单独和一个不是我“同伴”的男人在一起不得体。在他看来，自由的爱情，恰是因为自由，所以必须遵从习俗中最严格的纯洁性以避免任何怀疑逾矩的阴影。我大笑了起来：怀疑逾矩，跟你！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想法……要是他知道最近这次“夜间单独”会面从晚上八点一直持续到了清晨六点的话……
那晚的时光对我而言过得飞快，而且与其说是飞快，不如说时间像是被废除了。当你对我说“晨光已经开始在港口处显现，是一年中最长的几天……”时，我简直不敢相信墙上的钟已经指向了四点半。你说那些话的时候用的是你有时会采用的强调语气，显得有些招人厌，因为在这样的口气里，能明显猜出你在讥讽另一个人。你还愈发强调了一下：“我讨厌这么漫长的几天，你们把冬至那天给我吧，还有无尽的长夜！我最喜欢的是极夜，能让你连续安睡六个月，还能梦见没完没了的呓语。”
我从不做梦，或者说很少做梦，我也不喜欢呓语，但奇怪的是这些却是你给我讲的所有话里我唯一保存在记忆中的内容。咱们在一起说了十个小时的话，我还记得你曾经有一次介绍给我认识的那个可卡因瘾君子，那是很久以前了。那时我还不认识路易斯，你和我还在街角独自售卖《爆破眼》。事实上，因为从来没人跟咱们买这报纸，咱们总是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
那天下午下着细雨，咱们钻进兰布拉大道上一家大时尚商品店的雨篷下躲雨，那店离圣保罗街不远。兰布拉大道漂亮极了，在秋日的细雨中整条大道都闪闪发光，咱们从一个话题聊到另一个，最后说到了麻醉品和吸毒的人。这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话题，世界上会有这样的人让我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你对我说“来，我给你介绍一个”，于是你带着我走进了圣保罗街上的一间药房。那间药房又小又破，看上去更像是个草药铺子。店里只有营业员在，还是药剂学的学生……这是你在给我介绍他的时候说的。可在我看来，说他是学生的话，他似乎有点老成，看上去像三十出头，说不定都有三十五了。他一脸发愣的神情，显出一副苦相。你让他给我解释可卡因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在他说过的那些话里我只记得那句：“我晚上十点的时候吸下一小撮这种粉末，突然我就见到了日出。”这种废止了时间的感受会是多么奇特的快感啊！
又：妈妈刚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奶奶去世了。
6月13日
你因为我奶奶的去世说到了你的奶奶，无意冒犯，但你描述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我十二岁时看过的一本英国爱情小说中那个“城堡老妇人”，我是瞒着爸爸妈妈看的这本书，因为在我们家爱情小说是被禁止的。另一方面，我清楚记得你总是对我们说你从未见过你父母和祖父母中的任何一个人。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撒谎和欺骗呢？你要么是当时撒了谎，要么是现在在撒谎，如果你是此时撒谎的话，那有什么必要捏造出这么一个“令人联想起一年中最早开放的紫罗兰、那些最隐蔽的紫罗兰的奶奶”呢？还好你不知道，我可受不了紫罗兰。
不管怎样，我感谢你因为我奶奶的去世给我写了所有这些话。她可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她绝不会令人联想起隐秘的紫罗兰。可怜的奶奶不知不觉间就会弄脏自己……
据说她在中风前是个很活跃的女人，据说她很爱我（她瘫痪的时候我才三岁）。她在跟我祖父结婚前是个女佣，我祖父是电车司机。他们舍弃了许多东西，为我父亲铺平了成为教师的道路。爸爸本想让她安享晚年，可她却什么都意识不到了。她在无知觉的状态下活了十七年。我不禁想象她跟植物一样活着，不过从她的眼神能看出她不是完全失去了知觉。有时当她弄脏自己时，她会哭。
她的死并没有让我觉得伤心，而是相反，我又何必要对你撒谎呢？我深受触动，这便是全部。现在她已经不在后阳台的那个角落里了，我觉得这个世界变了一点，但并不是很多。
你努力捏造出来的爱情小说中的那个老妇人依旧是个谜，我已经不记得结局了。对少女而言，她和小说中出现的所有那些“老夫人”一样或许源自我们所有人都曾体会过的一种无意识的愿望，或许女孩子会体会得更深一点，那愿望便是最终寻找到生活的纯真，因为在这一生之中，纯真实在少之又少。仿佛生活不过是一场漫长的战斗，就是为了征服纯真；我们在终结前寻找到纯真是因为我们未曾在最初找到过。这是我在其中所能看到的唯一有意思的地方，无论如何，我都求你别再费心哄骗了，尤其别再编造那种有说教意义的谎话。
6月14日
你一成不变的欺骗哟，尤利……你没了欺骗就不能活吗？我已经失去了方向，都不知道你何时在骗人。有一次你曾让我走进主教堂的回廊，其实你经常带我进去。咱俩喜欢在那里一边散步，一边说个不停，尤其是在下雨的傍晚。
那天回廊里就只有咱们两个人。那时候在教区神父的办公室前通常会有一张桌子，上面堆满了各色印刷品，印的自然都是虔诚的内容，就是通常会在各间教堂免费分发的那种。你我的胳膊下还各自夹着几包没有卖出去的《爆破眼》，咱们每次在回廊闲逛的时候，都会从那张桌子前头经过，你会停下脚步，默默地看着那张桌子。我猜不出来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咱们能让你父亲开心一下，”咱们第四次从桌子前经过时你对我说，“咱们可以让他相信今天，恰是在这个刊登了他写的伟大文章的日子里，咱们把报纸全卖光了。他会有多高兴啊！谁知道这会不会是他这辈子最高兴的事呢？”
你都没给我时间反对，就抓起一把印刷品，并在原先那地方放上了咱们俩身上带着的所有《爆破眼》。
几天之后，当咱们在主教路的路口时你告诉我：
“咱们去看看那些报纸还在不在怎么样？”
那些报纸当然还在那里，就在九日祭用的祈祷书、三日祈祷书和圣心会刊中间，在“敬请取阅”的告示牌旁，那一沓报纸看上去原封未动，可能连一份都没被人拿走过。
“事情比我预期的要好，”你说，“或许咱们可以试试另外一个法子。”
“另外一个法子？什么法子？”
“另外一个。我有很多法子，你知道吗，许多棒极了的主意。”
就在你说这话的时候，你已经把一张印刷单子（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你的一个印刷工朋友给你准备的）用图钉钉在了橡木公告栏上，那个公告栏在一面墙上，那时候通常放的都是宗教葬礼的告示以及弥撒的时间表。那天那个点的回廊照旧寂静无人。
“看到没？长时间以来我就特别想干这样的事，有时我会有种强烈的念头想要做某件事情，无论那事有多蠢我都得做。那欲念比我更强大。”
那张传单上用黑体字写着：了不起的制造业的巨大进步。接下来是小一点的字体：一个芝加哥的工业家已经发现了一种能够每秒生产一百万的技术。再下面还有一段胡话，但格式我已经记不得了。我那个时候怎么能理解你？你什么时候开始欺骗的，是在主教堂的回廊还是在海上圣母教堂里？那个愚蠢而非不敬的玩笑让我生厌，就像那天在你的信里看到泪痕一样让我厌恶。
在我们家都是无神论者，爸爸教导我们对任何一种宗教都无动于衷，在我看来，取笑天主教跟嘲笑佛教或招魂术一样，都没有什么意义，那时的你让我觉得是个不折不扣的讨厌鬼。我曾问你为什么要用西班牙语印刷传单。
“因为更好笑。”你回答我。
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用西班牙语更好笑，”你坚持说，并且因为我没有笑而感到不快，“当菲洛美娜在姑妈面前显灵的时候，跟她说的是西班牙语。总是说西班牙语！她对姑妈说：‘你别害怕，我会拯救你……’”你已经跟我说过你姑妈见到显圣的古怪故事，这些事我都能背出来，可我一点都不想笑。之后好几个星期我都不想再跟你走进主教堂的回廊，你那些“棒极了的主意”让我觉得无聊透了……
之后，大学里就出了那场乱子。那时已是1930年的12月份。
咱们这些学生开始在兰布拉大道下段的一间肉食店的地下室里集会，就在剧院拱门街再下去一点的地方。我大致记得那间肉食店叫“埃斯特雷马杜拉女人”。那是一间宽敞而昏暗的地下室，天花板上挂着许多火腿和大腊肠，让房间有了一种钟乳石溶洞的感觉。在那里呼吸到的是浸透了山地火腿和桶装黑啤气味的空气。肉食店主人是第一共和国的幸存者，还保留着当时的一顶弗里吉亚帽和一把军刀。是你找到了这个八十岁的卡斯特拉尔[13]支持者，你管他叫“梁龙”，这个叫法到后来对咱们所有人都产生了一种大洪水前的动物的效果。你总以让他讲述“光荣革命”时代的故事为乐，有时候那些故事的确很奇特，但更多时候有种全然过时了的伤感。咱们习惯把肉食店的地下室里叫作“梁龙的洞穴”，能有那样一个藏身之处来集会密谋总是让咱们很雀跃。有一次，咱们在那儿聚集了二十五个还是三十个学生，店主人拿着他的两件古董走了下来，摆在咱们面前。他戴上帽子并在腰间配上军刀，眼眶湿润地对咱们说：“我不想在还没能再次这样走上街头之前死去。”
咱们都感到局促不安，因为咱们本想全心全意地相信咱们所梦想的共和国跟那个人所说的共和国毫不相同，那个可怜人的狂欢必然是第一共和国，但有时咱们却感到巨大的忧伤。有一天你在离开那里的时候对我承认了这一点：
“有时我有种感觉，”你对我说，“等咱们到了八十岁的时候也会是一帮愚蠢的老东西，对，就跟这头梁龙一样，他那满是眼屎的眼睛不冒眼泪就没法跟咱们讲卡斯特拉尔和勒鲁斯[14]的事。”
“你这么认为？”我说。
“如果至少，”你说，“如果咱们至少能跟他一样，成为一间有认证的肉食店的老板……至少这也算一回事了。兴许咱们连这个都没有。我猜是勒鲁斯拿市里的钱给他弄了这间店。”
有时候你会单独留在那里吃午饭。你喜欢那个洞穴，而且那个地方又大又暗，你让你的姑妈相信你的经济学教授邀请了你去他家吃饭。那个埃斯特雷马杜拉老头儿一边给你端菜，一边跟你讲他关于第一共和国和悲剧周的无尽回忆，照此看来，悲剧周发生的时候，他已经来巴塞罗那居住了，“那是我最后一次戴着帽子配着军刀出门”。你让他整段朗诵勒鲁斯或卡斯特拉尔的演讲，他都熟记在心，譬如那段“国家的大车沉没在起了暴风雨的海中”，或那段“让我们掀起见习修女的面纱，将她们提升到母亲的行列”。你乐在其中，而我却觉得如此悲伤、陈腐和压抑。当我和其他学生在下午三点左右到那里的时候，我们不止一次看到你坐在刚吃过饭的桌边，正和那个可怜的老鬼谈话。他告诉我们给你准备的套餐：醋渍蜗牛、两片火腿、龙卡尔的奶酪。咱们喝着咖啡，就意识形态问题展开长时间的没完没了的讨论，就跟他并不在场似的。现场有各个无法调和的派别间的代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和左翼路线的共和派、社会民主派、分裂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就最后这几派还有更细的分类：斯大林派、托洛茨基派、加泰罗尼亚无产阶级者，还有另外几个，据他们所说，他们批判将马克思主义分裂成多个自相残杀的派别的做法，为此成立了“辩证团结”的派别。他们总是拿黑格尔辩证法的那套来炫耀，说什么命题、对偶，而他们是想成为综合法。或许在跟我们集会的共产主义团体中最奇特的是由一个又瘦又高名叫奥尔菲拉的金发年轻人和另一个又矮又胖名叫布拉孔斯的黑发年轻人所组成的那一支。奥尔菲拉和布拉孔斯跟其他团体都合不来，甚至跟辩证团结那帮人也不投缘，他们俩拥护的是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调和而成的聚合产物，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应当以弗洛伊德的性唯物主义为补充。曾有一次你对他们说：“如果我们要拿弗洛伊德作马克思的补充，那是将两个犹太伟人放到了一起，因此我很担心你们认为已经找到的新路会将所有人径直领进犹太教堂。要是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去吧，我可不乐意。此外，你们的聚合如此新颖大胆，以至于早有古典学者说过：食色，性也[15]。”另外一个会引发无休止冗长演说的话题便是那段时间在尼加拉瓜或危地马拉丛林里行动的某个游击队员，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叫什么桑迪诺，那时咱们都将这个桑迪诺当作一个英雄，是南美无产阶级跟美帝国主义战斗的英雄。这个桑迪诺变成什么样了呢？有阵子没听到他的消息了。奇怪的是，那时候那些又傻又长的讨论怎么会让咱们如此热衷。咱们在那个洞里度过了那么多时间，坚信自己正在锻造世界的未来，而宇宙会因为咱们的决定而摇摆。咱们那时多傻呀。谁又知道在所有人中最明智的会不会就是那个埃斯特雷马杜拉肉食店老板呢？他目瞪口呆地听咱们说着他一窍不通的事情，临到最后他摇着头嘟囔道：“你们要全部加入激进党派的话会干得更好。”
但我在那里认识了路易斯，所以，尽管不是宇宙的未来，但我的未来确实是在那个梁龙洞，在那间“埃斯特雷马杜拉女人”肉食店的地下室里被奠定了。这到底是好是坏，只有上帝才知道。
他和其他学生正在讨论——那天我参加会议到晚了，我立即感觉到那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对我而言跟你和其他任何人都不一样。那时他正在谈论手枪的问题，这个话题时常会出现在咱们的谈话中。他查看了几把同谋们带来的手枪，表示说他觉得算不上什么好枪。“咱们得有把鲁格手枪才行。”他说。“一把鲁格？”你说，“咱们的要求可真不低，一把鲁格！”
有关可能发生的针对国王的军事叛变的传言在半岛上流传得越来越凶，这让我们一直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中。终于有一天传言不再是传言，而成了各大报纸竞相报道的新闻，一名外籍军团的上尉在哈卡发动了叛变。
两天之后，早间的报纸大篇幅报道了战争快速委员会和那名上尉以及他的一名随从被枪决的消息。咱们在梁龙洞里举行了常务会议，必须扩大声势，要占领大学，并宣布成立共和国。大家就要升起哪面旗帜进行了热烈讨论，每个派别都想用自己的旗帜，各个大大小小的派别拥有自己的旗帜着实厉害，有黑色的、红色的、红黑相间的、红绿相间的，诸如此类。我记得某一刻你一拳敲在桌子上，提议使用俾路支斯坦旗：
“既然没人认识这旗，”你说，“就不会惹恼到任何人。而且——”你补充道：“鉴于咱们的特点，如果咱们在俾路支斯坦的话，咱们显然会用加泰罗尼亚旗，但既然咱们此刻就在加泰罗尼亚，再用加泰罗尼亚旗的话那简直就是毫无品位。”
最后，联邦旗因为大多数选票而胜出，因为没人是专门的联邦主义者。不过另一个问题出现了：联邦旗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询问了“梁龙”，也就是“埃斯特雷马杜拉女人”肉食店的老板，而他并不知道。他在当时并不是联邦主义者，而是主张统一的卡斯特拉尔派和勒鲁斯派。需要指出的是，那时候了解统一的共和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也是极少数，而“梁龙”本人对共和国也不过是保留了一些模糊的记忆而已，他甚至跟我们坚称不止一次在重大场合见过他的偶像堂·亚历杭德罗，“在巴拿马草帽的缎带上佩戴了一面小小的国旗”。最后是我的父亲让我们摆脱了困境，他努力在其对青年时代的凋零回忆中，记起我的祖父，一个终生不渝的联邦主义者藏在五斗柜抽屉深处的某面旗子是什么模样。
你们让我负责缝制那面咱们将要升起在大学最高处的知名的联邦旗帜。我们想要这面旗子大到能从广场上清楚地看到，工作量委实不小。缝制旗子需要不同颜色的布料，红的、黄的、紫的，而在一侧还要有一个藏青色的三角形。在藏青色三角上还得缝上白色的星星，象征着各联邦州。于是无休止的新讨论又开始了：当时的联邦州有多少个，而星星又该有多少颗？我的父亲对此并不了解，他不记得他的父亲曾跟他确切说过联邦主义这方面的事，貌似当时的联邦主义者认为此事是次要的。他们并不在意谁要加入联邦，重要的是要成为联邦，这一点或许连他们自己也不知所云。咱们又再次询问了“梁龙”。“埃斯特雷马杜拉女人”肉食店的店主耸了耸肩，对咱们说，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听说联邦州的事，当咱们试图跟他解释这件事的时候，他都不太能明白咱们的意思。
那咱们得往旗子上放多少颗星星呢，四颗、七颗，还是十五颗？
“多了总比不够强，”你说，“咱们给它放上个两打，这样一来大家都高兴。”
这些星星也得够大，这样行人才能从佩拉伊路和圣安东环路的人行道上看得清楚，于是你和路易斯来我家给我帮忙。咱们用毛边纸剪出星星的形状，每颗星星咱们都用掉一整张纸，之后咱们再用厚厚的糨糊把它们一颗颗贴到旗子上。旗子平摊在地上，这样糨糊才会干。那面旗子铺满了整个饭厅，还有一部分铺到了走廊上。
终于到了咱们决定要大干一场的那天上午，你把旗子紧紧裹在身上，又在外面罩上一件大衣。你看上去可真是古怪！为了不招人注意，咱们结伴朝大学走去，你藏身在一群人中间，我们大家都在开你的玩笑。咱们在路上遇到了正用广场上的铺路石架起路障的同伴们。从那里走过的人并不在意，因为在一年里的那个时期，学生们架设路障要求更多圣诞假期已经是传统了。附近只有两三对警卫走过，就是那时候的警卫，那些被称为安全人员的人，都是些老人，他们只佩戴了马刀，远远地看着学生用铺路石架起路障。此刻，当我再次回想起那些佩戴着可笑的马刀、留着灰色大胡子、特别像是庞大家庭中的父亲们的君主制下的安全人员时，当我想起他们的蓝色制服，还有跟消防员极其相似的额头盔，想起他们那么和善、顺从而又“妻管严”的样子，以及之后咱们所见的恐怖场面时……
当咱们从架起路障的人群中走过时，那些知道我们所谋划之事的人在咱们经过时一边鼓掌一边高呼：共和国万岁！就在那时，一位碰巧经过的受人尊敬的先生在听到呼喊声时，走上前来问我们：
“年轻人，你们是在要求成立共和国吗？我还以为你们是在要求假期，就跟每年这个时候一样。”
“是的，先生，”其中一人回答他，“我们在要求成立共和国，但会是一个有秩序的共和国。”
“显然，”这位先生讥讽地回应道，“学生和外籍军团正在为我们筹建起一个人所罕见的审慎的共和国。”
而咱们并没有浪费时间，径直从巨大的拉蒙·尤伊和天晓得是谁的石膏雕像间穿过了门厅，之后又穿过法律系的庭院，而你始终在人群的中间。咱们爬上楼梯，走进图书馆，就是在那里咱们要和几个自己人碰头，他们会在那里装作查询大部头书籍的样子，并趁着图书管理员心不在焉的当口（他们常常会这样），查出图书馆哪扇隐蔽的门后是通向屋顶最高处的螺旋楼梯，而那里正是旗杆所在的地方。咱们中没人曾经上到过屋顶，咱们唯一知道或自认为知道的事便是那扇门隐藏在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中。
大学图书馆……那时候咱们可真是没去过几次。此时当我再想起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股潮湿、发霉虫蛀的纸张和凝滞的空气所特有的臭味。咱们那时去过的仅有几次也是为了在《埃斯帕萨百科全书》上查询某个单词，因为这些大部头是少数几本容易查询的书籍。要是你想查的东西不在《埃斯帕萨百科全书》或切萨雷·坎图的《世界史》上，就得去图书管理员的办公室，而管理员会一脸惊讶或者说满脸不悦地接待你。咱们管他叫“小老头”，因为他就是那样。他在那间小得可怜乏人问津的办公室里消磨时光，窝在那山洞一样的地方啃着18世纪的下流作品。要是有人在他博览群书潜心研究与“启蒙时代”色情文学有关内容时打搅到他的话，着实会让他恼怒不已。那个男人一边读米拉波、萨德侯爵、狄德罗、肖代洛·德拉克洛等法国革命之父们的作品，一边填写一张又一张的图书卡片，那些卡片都放在一只原本用来装鞋的硬纸盒里。他以教宗一般的耐心就这一既有伤风化又老旧的主题准备着天晓得什么样的鸿篇巨制。他对这一主题之外的其他事情毫无兴趣，大部分时候跟他要书都不管用，因为他根本不可能找得到，整个图书馆只有一小部分图书登录在册。
我听说图书馆里的书基本都是1835年被废止的修道院里的书，是当时被抢救出来免遭焚烧的那些，一些有功劳的市民在修道院被烧的时候从半道上拾获这些书并送到了大学，因此才有那么多神学和有关圣人生活的书，以及无数17和18世纪的修士们的文稿，如今已无人阅读也无人感兴趣。曾经塞满无数书架的上万册书籍正默默消弭，在蛀虫的啃噬和色情狂图书管理员的漠然中化为齑粉。
那些17和18世纪的修士及修女们的书籍数量如此之多——看上去很多都是在门迪萨瓦尔[16]时期废除修道院时收集来的——以至于大学里都放不下，有一部分甚至侵占了附属高中的书架。在那里这些书占据了一个有天窗做顶的内部庭院、一座有三层楼高的天井，井壁上全都摆满了羊皮纸书，散发出潮湿的森林、蘑菇和霉菌的浓烈气味。我很少做梦，但有一次——许多年前了——我梦见自己在一口深不见底的“书井”里不停下坠……因为你和路易斯是在耶稣会学校读的高中，所以你们从没去过那所附中。你想想在那个内部庭院的底楼，凝滞的尘土和空气显得尤为厚重，而在那间学校上学的我们就在那里上体操课、做呼吸类的训练。更加阴森的是，进门左手边还有一具真的人体骨骼，骨骼用细线连着站立在那里，因为那课除了是体操和呼吸训练课之外，还是解剖知识课。
我都在跟你说些什么呢？我为什么会停在有关大学图书馆和中学体操课的回忆里？这事儿在我身上发生得越来越频繁，每当我回想起当时的事情时，回忆总是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仿佛在水面上自由漂流。我静静地坐在扶手椅里，凝望着虚空，什么也不做，也无法专注于任何事，仿佛有一阵喧闹的回忆在我眼前舞动——都是些烦琐、无意义而且并不牢靠的东西，都是些死去了的过去的事情，可能只对我有意义，还依旧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