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跟你说起了咱们升起旗帜的那天，说到咱们在图书馆里寻找那扇通往螺旋楼梯的隐蔽之门。咱们中负责要找到这扇门的同伴们还搞错了，他们给咱们指的那扇门并不是咱们感兴趣的那扇，而是另外一扇。待咱们发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太晚，来不及返回了，咱们已经站在了屋顶上。咱们停下来的那扇门的确朝向一段没有穷尽的螺旋楼梯，但并不是直接通向旗杆的那一段，而是通向了巨大屋顶的另一侧。从那里咱们看到了一大片瓦片的海洋中的那根旗杆，就像是一座需要手脚并用才能攀爬上去的高山顶峰。
路易斯走在了前面，我在中间，你断后。咱们就这样排成一排，手脚并用着往前爬，瓦片在咱们的手掌和膝盖下吱嘎作响。我铁了心要跟你们一起去，那场冒险让我觉得无比荣耀和兴奋，不容错过，而你们并不想让我跟着你们。路易斯在图书馆给我低声描绘了一出暴力至极的场景，可固执的我还是跟着你们，哪怕你们不想让我跟去。咱们三个一旦到了屋顶上就不是争论的时候了。路易斯跟我说让我抓着他的一只脚，而你在我身后用空着的那只手托住我的一只脚，就这样咱们在屋顶上前行着。
“要是咱们在1月份的话，从高空飞过的飞机上看下来，”你说，“会把咱们当成两只公猫和一只母猫。”
那片屋顶仿佛没有尽头，就在那个时候咱们听到了广场上传来手枪射击的声音，之后咱们才知道是咱们的人用那两把手枪开了枪，那是咱们仅有的两把枪——就是路易斯在地下室里查看过的并不好使的那两把。安全人员并没有反击，他们除了马刀并无其他武器，但是照咱们后来得知的情况来看，眼见着学生们继续用手枪射击，国民警卫队取代了安全人员。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咱们正在屋顶上爬着，弄得瓦片直晃。咱们猜不到事情会变这样，手枪射击的声音让咱们大吃一惊，因为事先并未约定说要开枪。路易斯听到枪声后，朝我转过身来，再次要求我回家去，并对我说不在屋顶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他跟我说这话时特别生气，可我不想回头，我想跟着你们，跟你们做一样的事！我很激动，那感觉真是棒极了，手枪射击的声音让这一切显得愈发激动人心。路易斯变得越来越恼怒，他四肢着地，还伸长了一只脚让我抓着，就在那样一种不自然的姿势下，他扭转头跟我说话，骂我，叫我鼻涕虫、讨厌鬼，还说出了最过分的粗话，而你就在我俩争吵的时候，超到了我们前面。你解开了身上的旗子，爬上了那根巨大旗杆脚下的小铁平台，并开始捣鼓起了绳子。你没能弄开绳子，你总是笨手笨脚的，可怜的尤利，你的双手可真是不灵活——你把旗杆上那两根绳子搞得一团糟。路易斯终于跟你会合了，他看到绳子在滑轮上缠到了一起之后，不得不站到小平台的栏杆上，抓着栏杆把绳子解开。你也站到了栏杆上帮他。你把旗子留在了屋顶上，为了不让风把它刮走，我坐了上去。
我坐在旗子上，从石头城垛上方探出了脑袋。你俩忙着要搞清楚绳子和滑轮运行的原理，顾不上看我。我在半空中探着脑袋，从高处看到的广场让我产生了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广场中央空无一人，没有汽车也没有电车经过，广场一侧是咱们的同伴们用铺路石垒起的路障，而在对面，也就是圣安东尼环路那一侧，则是国民警卫队。
那无疑是国名警卫队，从漆皮三角帽很容易就能辨认出来。“你快离开这儿，”路易斯朝我大喊，“把旗子给我们，快走开！”而我正出神地看着那一小支警卫队。我们的人从路障后面继续时不时地拿那两支手枪射击，警卫队则在环路的人行道上列队，一动不动，也不回应。一名军官注意到了在上面的你们，他一边用望远镜看着你们，一边用另一只手招呼身边的另一名军官，像是在指给他看你们正在干的事。你们终于把绳子穿过了旗子，并把旗子升了起来。旗子被风吹得像船帆一样鼓了起来，伴着上面所有用毛边纸做的星星在空中优美地噼啪作响。你们还站在平台的铁栏杆上，一人从一边抓着旗杆。对国民警卫队的马枪来说，要干倒你们两个简直是场不费吹灰之力的游戏，可他们依旧笔挺地列队站着，手就握在枪口边，枪托靠在地上，而那个军官仍旧一边用望远镜看着，一边朝另一个军官比画。
咱们从原路返回，这回倒退着走，依旧手脚着地，而且下来的时候，瓦片的动静更大了。当咱们再次穿过图书馆的时候——那个隐形的图书管理员想必依旧在他的巢穴里读着萨德侯爵——遇到了几个正在焦急等待咱们的同伴。
“一切都顺利吗？”
“旗帜已在风中飘扬，”你说，“多么了不起的旗帜啊！所有人都会以为那是面美国国旗。”
“我们有一桶煤油。”他们说，但咱们并不知道要拿这桶油干什么。得点把火什么的。
“既然咱们在图书馆里头，”你说，“为什么不就在这儿呢？咱们都在这里了，还有更好的地方能让咱们点火吗？它会像块粗麻布一样烧起来。”
你拎着煤油桶朝放有《埃斯帕萨百科全书》的书架走去，而路易斯发了疯似的骂你，管你叫野蛮人，骂你不负责任，还说了许多难听的话。他从你手里夺过油桶，狠狠推了你一把，而你只是耸了耸肩。
“如果把这些全都烧了，”你一边说一边指着百科全书和切萨雷·坎图的史书，“你会觉得是很大的损失吗？”
“咱们去校长室吧。”其中一个学生说。
“去礼堂吧，”另一人说，“那里有那幅身穿卡拉特拉瓦骑士团服装的国王肖像油画。”
“咱们可以在广场上点起篝火，就在国民警卫们的胡子跟前，”路易斯说，“咱们可以把礼堂还有校长室里的国王画像和其他破烂通通丢进火里。”
在通往大礼堂的楼梯上我们遇到了一大群人，把楼梯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有一根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粗大横梁，此刻正被用作攻城锤在撞击大门。他们十或十二个人抱住横梁，在开始使劲的时候，有节奏地高呼：
“一、二、三！”
装了双重碰口条的厚重大门吱嘎作响，每被横梁撞击一次，便响亮地震颤着，合页与门闩也跟着松动一点。有一根碰口条在出乎意料的时候突然脱落，由于冲力，一群人东倒西歪摔到了地上。大礼堂是咱们的了！礼堂深处的主席台上方，阿方索十三世正略带讥讽地朝咱们微笑，身上无可挑剔地裹着那件洁白的骑士服。
“咱们要让他接受审判！”有人大喊。
大礼堂顷刻便挤满了人，人群就像潮水一般涌了进来。大家临时凑成了法庭的样子，法官们的装束是有人从秘书处的柜子里找来的礼袍和学士帽。
“让索雷拉斯担任原告！”一个声音喊道。
你站到了那个怪诞的法庭的右下方。当你把头套进一件显短的黑色礼袍时，其他人纷纷大喊：
“安静，索雷拉斯要指控国王了！”
“我们先听检察官说话，同志们！”
那件礼袍对你来说太小了，让你显得尤为瘦削和难看，而要求大家安静的呼喊也是白费力。你开始历数指控，但你的声音被淹没在一片嘈杂声里，只有站在你旁边的人才能听清你说的话。
“我们控告你是国王，姓波旁，称号里还有一个不祥的数字，”你像做应答祈祷一样单调地念诵着，朝油画摇晃着举起的手指，“我们控告你，跟其他叫作乔乌梅·普伊赫和安东·拉菲盖斯的人一样，你管自己叫阿方索·十三，这显然可笑得很。有人叫你十三先生，而他们觉得自己有趣极了，为此笑到流口水。我们控告你，十三先生……”
能听清楚你说话的我们开始困惑地互相对看，你这是要扯到哪儿去？你依旧毫无畏惧，晃动着那根原告的手指指向画在油画上的国王：
“我们控告你腿长身子短，为此安布罗斯先生这一通俗绰号很适合你，不那么通俗的长腿汉同样适合。我们控告你：安布罗斯·长腿，你没让外籍军团里可爱的年轻人在他们乐意的时候开心地起义，也没让他们在宣布任何他们随便想到的粗俗的事时以暴动来取乐……”
这时候，听到你说话的我们少数几个人再次面面相觑，不过不是一头雾水，而是惊愕不已。你继续说着，并没有看我们：
“我们控告你把自己画在这件像条白床单的骑士袍里，我们控告作为你母亲的那位奥地利神圣女大公从来没传出什么闲话，这么一位品德高尚的王后是那么无趣，深深辜负了正直而勤劳的人民对于闲扯的合法希望……不过，最主要的是，阿方索·十三先生，我们尤其要控告你的是所有罪行中最无可原谅的一桩，是在从现在开始算起的时代里大学所无法原谅的罪行，那便是你既不是黑格尔派也不是尼采派，既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超人！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你还停留在克劳泽派，谢天谢地，谁知道说到底你连克劳泽派都还算不上。那么，你配得上火堆伺候吗？”
人群能听到你说话的含糊声音，却抓不住内容，为此不时用喝彩声打断你。当喝彩声四起时，你会闭上嘴，像伟大的演说家一样谦逊地垂下目光，少数没有鼓掌的人正是我们这些听明白你说了什么的人。
当你陈述完检察官指控的时候，雷动的喝彩声让四壁颤抖，有些人已经手抓扶梯取下了那幅肖像画，等到画被取下之后，才发现它有多大。咱们七手八脚拖着画朝校长室走去。因为校长们的办公室有面朝广场的大落地窗，所以咱们想在那里给肖像泼上煤油再点火。画像掉在了路障上，落地的时候画框掉落，火苗四散开来。当咱们从窗口往下倒桶里的煤油时，其他学生往窗外扔着其他画像，有些是已经去世的校长们的画像，而有些天知道是什么爱卖弄学问的人物，礼袍上还戴着勋章，同样被扔出窗外的还有咱们从柜子里拿出来的行政文件和所有咱们能找到的能让火堆烧得更旺更醒目的东西。
落地窗都打开着，在把所有咱们觉得能扔出窗外且易燃的东西都扔出去之后，咱们用桌椅在栏杆后面设起了掩体。从那里咱们看到在广场对面的圣安东尼环路人行道上列队的国民警卫队依旧一动不动地站着，手仍放在马枪的枪口边。只有那两名军官在走动，他们沿着像雕塑一样安静的警卫队员组成的队伍边走过，从容地从人行道的一头走到另一头。
“我的手枪卡壳真是太可惜了！”一个此前曾从路障那边射击的人说。
“我是没弹药了。”另一个人说。
“咱们可以从这儿给他们点厉害瞧瞧……”
正当懊恼的射手们忧伤地谈论着他们错过的神圣快感时，从外面进来一个激动得不得了的小伙，他是从街上过来的：
“我拿了把鲁格来！”
在听到“鲁格”这个词的时候，一阵宗教般的肃静立马降临，所有人都充满敬意地让开道。“他带了把鲁格来。”你们互相转告着，崇敬地看着刚来的那个人。“一把鲁格……”“一把鲁格……”在人群中听来这就像是则流言。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大家都想看见那个手拿鲁格奇迹般来到这里的学生。
就在那时你做了一件十分奇怪的事，就是那种你常让人摸不着头脑也无法理解的怪事，当时既不能完全理解，之后很长时间内也无法理解。你在那天做的事我到今天都不太明白。
你扑向那个拿鲁格枪的年轻人，从他手里夺过了枪。
“一把鲁格！把枪给我！我是一流的射手！”
“一流的射手？我可是头回听说！”
但你已经拿到了枪，枪在你的手中。你在落地窗旁由桌椅堆成的掩体后蹲下身来，准备朝国民警卫们开枪。那把枪此刻似乎就在我眼前，簇新的枪身镀成了亮闪闪的黑色。枪很大，枪管很长，闪闪发亮，而你不停地开枪。你打空弹夹的时候，那个带枪来的小伙蹲在你身边给你补充弹药。空的黄铜弹壳在你四周蹦开、反弹。我们其他人神经紧绷地观赏着这一幕，内心充满了敬佩，其中有些人可能羡慕得要死。
就在那时，随着那个拿望远镜的军官的一声令下，有一名国民警卫用马枪瞄准了咱们，而其他人依旧把手放在枪口边上。我看得很清楚是因为我把脑袋从落地窗的栏杆上面探了出去。只有一个国民警卫用马枪回应你，而那个军官一直在他身旁，似乎在指挥他、控制他。他的回击漫无目的，所有子弹都打进了大厅的天花板，而不是像本该发生的那样，要是他瞄准我们的栏杆的话，就该打向室内，但子弹只是靠近落地窗，似乎他瞄准的是窗户的高处。当子弹嵌入天花板的灰浆里时，发出一声闷响，而你依旧在不停射击。
突然间我想到：“从跟国民警卫们的距离来看，尤利怎么都不可能看清他们，他近视太严重了！”
当咱们在古老巴塞罗那的小巷里漫步时，好多次我都意识到了你的近视问题。我知道在三十步开外，你就分不清是人还是树，而到了四十步或五十步开外，你就什么都看不到或基本看不到。这点我很容易就发现了，哪怕你试图让我们相信你的视力很正常。对你近视的任何影射，去看眼科医生和配一副合适的眼镜的提议，哪怕提出时再谨慎，都会让你大为光火。有一回路易斯又提到这事，你气恼地让他去见鬼：“我比你看得清楚多了！去你的！”突然我意识到从落地窗那里你看圣安东尼环路上的房子不会比看一片飘忽的云朵更清楚。那你为什么要夺过鲁格枪呢？如果你从那么远的距离都看不清国民警卫队员，你又怎么能朝他们射击呢？
几天之后咱们在医院街举行会议，你是那天的英雄，是在还有弹药的时候用鲁格枪不停射击的学生。甚至连强硬的老无政府主义者这些单一工会和自由工会间斗争的老手也都尊敬地看着你。
人们都期待着见到你和听到你的声音。人群挤满了饭厅、过道、玄关、卧室、小客厅还有厨房。
当你开始讲话的时候，出现了一阵我记忆中听到过的最为密实的寂静，事实上，那是能够听到的寂静。你一开口，那谦逊的语调更是为你增色：“我们在做的所有事，我们能做的所有事，我们是可怜的克尔凯郭尔派却不自知……”我觉得在场的人中没人听说过克尔凯郭尔，但没有关系，我们惊讶地听你说下去：“我们能做的所有事与黑格尔派正在干的事比起来简直无足轻重，跟接下来尼采派要做的事相比更是如此。”在场的人里没人能明白这番艰涩的话语，人们开始面露疑惑地相互对视，沉默逐渐化作惊愕。
“总之，同伴们或同志们，或随便什么你们想要的称呼，我们现在干的这些事，这番英勇的破坏、这番荣耀的喧闹、这场历史性的闹剧，本该在1923年的时候就干了。我可以原谅自己在当时也就是七年前的时候没这么做，理由是那时我才十一岁，还是很稚嫩的年纪。不过无所谓，就该在那个时候去做。但此刻再干，不管承认起来有多么苦涩，抑或我们的自尊会多受伤，却总显得有一点……像胆小鬼。不，同伴们或同志们，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承认我就像是克尔凯郭尔鸡舍里一只不起眼的胆小母鸡，但如果你们中有人觉得自己是黑格尔或尼采派的雄鹰，那有种就出来亮亮。即使我们的飞翔不过是母鸡一般的勉强蹦跶，我们也应该支持此刻正要重新建立起公民组织法的国王，而不是一个随心所欲、自认为有权自行宣布成立共和国的外籍军团上尉。你们得记住，刺刀可是很任性的。如果今日我们让他们宣布了一件事，那明天他们要宣布另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可别抱怨。”
人们终于明白了你的意思，明白你是在谴责哈卡的军事暴动。一股愤怒之情在疑惑之中突然爆发，进而变成一场骚动。你挥舞着胳膊呼喊着，就像一个掉进争斗的惊涛骇浪里的溺水之人。“我去过俄罗斯和德国！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了解黑格尔派和尼采派的做法！”你的声音消失在激烈的争吵中，饭厅、走廊、厨房和卧室的人都在叫嚷，整个公寓似乎被叫喊声、地板上的跺脚声、口哨声和谩骂声翻了个底朝天。而我能听到你的话，能听清你在说什么，那是因为我正好在你和我的父亲中间。
我的父亲最让我吃惊。他毫无惧色地站起身，必须要说的是在充满敌意而吵闹的人群中讲话他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有多少次他曾对着暴躁的人群说出与人们希望他讲的截然相反的话！他用胳膊大幅挥出手势，示意大家平息怒气，而怒气听从了他的意见。“现在由老米尔曼讲话。”人们从饭厅到走廊，从厨房到卧室互相转告着。当公寓恢复平静之后，爸爸沉稳而抑扬顿挫地开始讲话，仿佛每个掉落进那片随时会再起风波的海里的词都经过掂量。
“我们不应当，同伴们（我顺便恳请索雷拉斯同伴不要再叫我们同志，这个词带有军事色彩，因此会让我们反感），我们把自己叫作绝对自由主义者，因此我们不应当在他人陈述自己的主张时打断他。所有的主张，不管怎样，都有被完全自由表达出来的权利。如果我们不尊重他人的自由，又能以什么样的名义要求别人尊重我们的自由呢？我赞同你们的意见，同伴们，这一点你们再清楚不过，我跟你们一样认为我们的同伴索雷拉斯适才在行使其自由表述权时的一些观点有点……出乎意料，尤其是在这里做出这样的表述，这里可是工会和合作社性质的无政府主义的堡垒，是《爆破眼》的指挥部。我了解索雷拉斯同伴，我知道他喜欢用悖论和奇怪举止让人大跌眼镜，不过一旦认识了这一点，并且一旦就他对我们所说的话中过激或顶撞的内容留有余地，我就要坦率地向你们承认……在朋友和同伴中，坦率意味着忠诚，而我要承认的是，就某方面来说，我更同意他的观点，比你们认为的要多。我不相信，也从未相信过武力的道理，我不相信手枪的威慑力，更不相信刺刀的力量。在一个平民君主国和一个军事共和国之间……”
“这么说你现在也变成主张君主制的人了？还真不嫌咱们的麻烦多！”他一直以来的好朋友，和咱们一起坐在主席台上的科斯梅斥责他。这话就像一个信号，吵嚷声再次让整间公寓闹翻了天。
“我不是君主派，也不是共和派，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我的父亲大声说，但几乎没人听到他的话。所有人都在指手画脚吵闹不已，其间能听到最激愤的粗话，那些最为粗鲁的言辞。有个小个子为了让人能看到他并听到他说话，爬到了餐具柜上，号叫了一次又一次，满脸通红得就跟快要中风了一样：
“让国王见鬼去吧！”
当所有人走下那没完没了的楼梯并在继续热烈讨论和相互谩骂的时候，路易斯在三楼的平台拽住了我的胳膊。你应该还记得，在我们楼里每层楼梯平台的角落都会有一张木长凳，通常19世纪的房子里都会有这样的凳子，安在那儿是为了让上楼的人能偶尔坐一下喘口气。我们楼里的长凳很宽，能坐下两个人。路易斯让我坐在他身边，下楼的人群从我们面前经过，仿佛一阵呼啸的浪潮，发出含混的声响。只有某个词或某句话清晰地传入了我们的耳中：“国王还不如那个摩尔人穆萨[17]！”那是科斯梅的声音。人潮消失在了底下的楼梯上，但有一阵子我们依旧能听到你的声音从楼梯眼里传来：“几年之后咱们再谈，一个通过暴动得来的共和国……”接着又是科斯梅的声音，低沉而嗡嗡作响：“学生造反，真是少爷小姐们的瞎胡闹！”
但我没在听，也听不到，我单独和路易斯待在了那张长凳上，他用尽两条胳膊的全部力气紧紧抱着我。你们在下面的楼梯上如水流般远去，依旧还在互相争执辱骂，但对我而言，你们已经不存在了，对我而言，全世界除了路易斯都已不存在。可以经过这么多年（到12月就满七年了），可以经历一次次的失望，我的上帝，可对他第一次亲吻我的那一刻的回忆依旧能像当时一样让我神魂颠倒。为了那一刻，我生命中最荣耀的一刻，又有什么是我不能原谅他的呢？
有时我会想，如果是剧院拱门街上阁楼里那个耶稣会老教徒给我施洗的话，谁知道我会不会再次体验如那天般的激荡心情呢，可我却再没有、再没有体会过那样的心情！我知道我再也不会有那样的感觉了……
几周后，警察逮捕了路易斯和另外好几个经常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女人”地下室开会的人，其中包括奥尔菲拉和布拉孔斯。由于警方最终也没能证明他们有任何罪，因此他们不过就在警察总局的牢房里被关了几天。他们告诉咱们说，在审讯过程中他们一度瞠目结舌，因为警方了解在地下室内进行的谈话的一些细节，而这些细节只有通过曾经在谈话现场的人才会知晓。比如说，警方知道关于就联邦旗帜展开的一切争论，甚至知道有人在某一刻冒出的一句没头没脑的话：食色，性也，他们很重视这句话，因为他们觉得这里头暗藏着某种神秘而可怕的革命口号。所有这一切让我们不禁想了许多，难道在咱们中间有叛徒、有密探吗？那又会是谁呢？直到如今，在时隔多年之后，我觉得我可以告诉你了：奥尔菲拉和布拉孔斯曾怀疑是你。路易斯跟我则为你辩护，这点必须得告诉你。他们坚持说你是个怪人，难以捉摸，是个总会有出乎意料的反应和前后不一致的念头的人，总之是个举止令人疑惑的人。“总得，”他们说，“有那么一个人，这个不会有错，而他是唯一一个最有可能的人。”
咱们过了许久才发现了真相，而且还要归功于一个我现在已经记不清的偶然事件，警方的密探居然是那个埃斯特雷马杜拉的老勒鲁斯分子，也就是那个“梁龙”。看来从很早以前他便和警方达成了交易，为此他的地下室里才能举行各种类型和成色的地下会议而警方从未进来打断过——这本该堵住了他们的消息源头——但他得留意他所听到的内容。靠着火腿生意和警方的补贴，这人勉强过活。他不是假共和派，也不是装出来的勒鲁斯分子——就像咱们发现是他告发了咱们的时候所认为的那样，咱们真是天真得可怜。现在咱们知道对他来说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可兼顾的地方。当他抽泣着给咱们看他在悲剧周里披挂的马刀和弗里吉亚帽时，他是真诚的；当他用颤抖的声音朗诵勒鲁斯或卡斯特拉尔的演讲段落时，他是真诚的；当他向警察告发咱们的时候，他也是真诚的，他一直都是真诚的。当时咱们无法理解他，但这并不是说现在咱们就能理解了，因为总有事情从其本质而言便是无法理解的，可是，之后咱们又见到了那么多那么奇怪的事！有些事情简直能让人惊诧不已，我都想告诉你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我亲爱的哥哥利贝特实质上会不会也是一种梁龙……咱们年轻人总是偏向于赞赏真诚，认为其高于一切，却不曾想过会有人对扮演的所有角色都无比真诚，在他们身上，是加倍的真诚，而不是缺乏诚意，是一种可以一分为二的、双倍的真诚。利贝特让我不安，这么多突发奇想、这么多真诚、这么多颤抖的嗓音都让我不安……尽管这不过是一种模糊的预感、一种不确定甚至是错误的感觉，但无论如何，他显然比“埃斯特雷马杜拉女人”里的那头“梁龙”要狡猾得多、隐晦得多，也复杂得多。
还有一个谜团便是为什么警察没有逮捕你和其他人，其中包括我自己？为什么“埃斯特雷马杜拉女人”的店主供出了一些人的名字而隐瞒了另一些？这事儿只有一种解释：他就是由着自己的喜好来。看得出来你尤其讨他喜欢，他不想你出任何事儿，梁龙们的社会学之谜咱们永远都弄不清。然而，他似乎受不了路易斯，更受不了那对形影不离的由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调和而成的聚合物伙伴：奥尔菲拉和布拉孔斯。
之后你在《瞭望台》上发表了那篇长文《年轻人的反叛》，我们所有人都看了那篇文章，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那时的咱们觉得全宇宙都是围绕着咱们旋转的。
他们为这篇文章付给你五杜罗，你对我们骄傲地说：“这是我挣到的头一笔钱。”几天之后你告诉我们：“那五杜罗不仅是我挣到的第一笔钱，而且我怀疑会是最后一笔。《瞭望台》拒绝了我系列文章里的第二篇。他们说有一篇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已经足够了。”
你似乎并不失望，反而显得很愉快。你跟我们解释说：
“在《瞭望台》管事儿的是你们最不会料到的那个人。当你走进报社，看到那里头满是散发出重要气息的人，各类名人、大作家、大政治家，你会想他们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在这家周刊内身兼数职。他们得天独厚的智商穿在巴塞罗那一流裁缝制作的服装内，都是了不得的人才。他们一个个都满心嘲讽、怀疑一切，每个人都戴着价格不菲的真丝领带，每个人嘴里都叼着一根这么长的雪茄。加泰罗尼亚文字的荣光！而在一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你会见到一个瘦小的男人，看上去像是乔装成了海难遇难者。我不会给你们描述他的领带，因为我从来都不喜欢讲那些不体面的事。不过，这个海难遇难者一样的人就是周刊的头儿，要是你们在街上遇到他，说不定还会施舍他钱，但他是那个管事儿的。他才是个聪明人，机灵得很！像是衣着破落的塔列朗[18]。他穿的那双烂鞋，到了下雨的时候准会长出霉菌甚至蘑菇来，可他才是《瞭望台》的老大。他就那样穿着破烂衣服，一副没吃过一口热饭的面孔，外加不像样的口袋——里面总是装满了书！他待在一个角落里，听着其他人说话，而他几乎不发一言。不过要是你们跟他说过话，你们就会发现他的头脑是全国人中最清醒的之一，是个博览群书、通晓一切的人。就是他对我说：‘年轻人，像《年轻人的反叛》这样的文章我们一年只刊登一次，你可别抱太大希望。这种题材的文章超过一篇读者们就会受不了。这是一篇，怎么说呢？就像是《首批卖栗子的女人已经出现了》那样的文章。我很想对你说明年再来，等到大学里又开始闹事、学生又成为新闻的时候再来，不过每年《年轻人的反叛》这样的文章的作者都得是个新人，这和卖栗子的女人的文章不一样，那个每年可以是同一个记者。因为，既然是年轻人的反叛，去年的那个人在经过这段时间之后就不再是年轻人了，连他亲妈都不会记得他。’他就是这么当着我的面说了这些话的，一字不差：‘连他亲妈都……’就像我跟你们说的那样：他是个聪明绝顶的人！”
为什么这些可怜的回忆会重回我的记忆中？那些你在似乎那么久远前做过的事、说过的话……在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这些事之后，这些记忆显得多么苍白和憔悴！在发生了我们必须目睹与经历的事情之后，在当时的我们看来显得那么动荡的时期，此刻却像是遗失的和平那道令人怀念的光环，让我心生渴望……你从那个小伙手中夺过鲁格枪的理由和国民警卫队完全一样——都是了不起的射手——所有的发射都朝向了天花板，那样的时光还会重来吗？
6月15日
那样的时光不会再重来，尤利，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些事已经永久地毒害了它……但愿你能知道，你鼓励我、充满希望的信送到的时候，我刚刚得知科斯梅被杀害了。这场令人厌倦的屠杀从开始至今就快要满一年了，咱们又如何能想到该隐的种子居然遍布在这个世界上，并将在一个适宜的时刻萌芽？在这十一个月里，咱们多少次盲目地认为政府会将此事做个了结，并已经做了了结，咱们也认为放火与杀戮会逐渐失势，而且如果战争要继续，尽管这一点已经着实伤感，但至少会是一场干净的战争！可或许从未有过干净的战争，始终都是前线——双方前线——士兵的自我牺牲被两边后方的罪行玷污，咱们不仅要把耶稣绑上十字架，而且还得跟着两个盗贼一起这么做吗？你可知道，你跟我说起即将到来的幸福时刻，这样的时刻或许“已经唾手可得”；你也说起“美丽的和平”，仿佛是世上从未见识过的和平；你写信告诉我你的心告诉你，你即将“用双手触摸到天空”，行将迈出你生命中决定性的一步，获得你最期待、最梦想、“用五感和全部灵魂”最深爱的东西。你可知道，我不太明白你想说什么，你指的是什么，如果你指的是和平时代或至少是指干净的战争——因为一场战争，假如是干净的，谁知道是否会因为悲伤而比喜悦中的和平更显美丽呢？——如果这就是你的心告诉你的，那我觉得，尤利，你错了。该隐们在这个世界上奔走，一如既往地自由，上个月的事情如此可悲，却曾让我们满怀希望，结果到头来还是毫无用处。
尽管上个月发生了那些事，但罪行依旧在继续。有时我想无视这一切，将我的生活秘密边缘化，远离我们周遭这个支离破碎的残酷世界，不过，这难道不是一种可怕的利己主义吗？尽管我决定要把自己关闭在利己主义与冷漠之中，但我又怎能阻止这个世界的消息传到我身边？而这些消息就像咱们说的那样，是这个世界的臭气。臭气透过所有的栅栏渗透进来，甚至在我想睡觉时依旧会一直跟随我到床铺的深处——我想跟一头正在冬眠的疲倦的母兽一样沉睡、沉睡，但愿不要被唤醒。
差不多两周前，我正走在佩拉伊路的人行道上，所有商店的橱窗在以往是那么琳琅满目、闪亮动人，而此刻却空空如也，悲伤暗淡，走在人行道上的人群依旧跟往日一样密集，却都面露伤心与疲惫之色，似乎是在拖着脚步前行……我也在人群中拖着双脚行走，手里抓着正在发脾气的小拉蒙，因为我想给他买双新鞋，他实在需要一双新鞋，可他却闹着不想让我给他买鞋，而是给他买一架手风琴。我本可以告诉他说我会把手风琴和鞋子这两样东西都买给他，以此让他别再哭闹，可那天我下定决心不再对他的任性让步，因为我要是一再让步的话，他就会变成一个无法无天的小孩，而过失都在我身上。说到鞋子，你可知道现在要找到一双好鞋有多难，目前卖的鞋都是硬纸板和皮的混合材质，穿不了多久，要是你想买双真皮的鞋的话，价钱贵得咂舌——小拉蒙又那么容易就能把鞋穿破……我就那样走在佩拉伊路的人行道上，拽着小拉蒙，他依旧在闹脾气，我在一群挫败而悲伤的人群中同样感到悲伤与挫败，直到突然有个陌生人拦住了我的去路。那是个矮小的小老头，很瘦，穿得也很寒酸，你甚至可能会把他当成失业了的泥瓦匠或是一个几天没吃饭的人，但那双像孩童般毫无防备、顺从而善良的眼睛——那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啊，我的上帝呀，那眼睛属于一个被人辱骂的小老头，仅因为怀有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希望而在苦撑着。
“您是特里尼·米尔曼吧？”
“愿为您效劳。”我说，但没想起他是谁。
“您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您的教父……”
我无法克制亲吻他双颊的冲动。我的教父，侯爵大人，我已经彻底把他给忘了！他把小拉蒙从地上举起来亲了一下，小拉蒙一下子停住了哭泣，对这个陌生的小老头感到好奇——他也不记得了——他居然在佩拉伊这条大街上对自己表现得那么亲热。他看上去那么激动，可怜的侯爵，他的眼睛失去了光泽。人群在一旁川流不息，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不时有人会撞到我们，就仿佛你置身急流中央，承受着被湍急水流裹挟的鹅卵石的不断打击。
“水流早晚都会平歇，”他说，他的眼睛似乎看着遥远的地方，就跟盲人的眼睛一样，“到那时您得常来家里，也得把小拉蒙带上，我也是他的教父。我现在不让您这么做，我没坚持，是因为现在这种情形下，常出入我家这种地方会让您受牵连的。总有一天，胜利者，无论会是谁获胜，都会知道我们不过是些完全无害的不幸之人，会任由我们随着万物的自然力量自生自灭……”
之后，这个可怜的无名老头再次消失在疲惫、饥饿的灰色人群中，人流不断沿佩拉伊路而下，就像水流经过河床。不久之后，那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寡妇来佩德拉尔维斯看我，她告诉我，侯爵从家里失踪了，他的媳妇不知道能找谁去探寻他的下落，于是想到了我，她唯一认识的“红色”分子。她觉得我或许可以做点什么。我，可怜的我！我唯一能说的就是我不久前曾在佩拉伊路上见过还活着的他。
做点什么，可怜的我……而就在这个时候，可怜的科斯梅被杀了。
或许我没告诉你，由于5月发生的那些事，他已经和《索利报》那些人激烈地闹翻了。在当前的局势下举行推翻自治政府的暴动，科斯梅说，那就是在支持法西斯分子，这事简直就是再明显不过。
结果一名地方预审法官受到无政府主义者失败一事的鼓舞，决定在提比达波山脚下靠近拉瓦萨达公路的佩尼登慈的部分森林里展开调查。科斯梅似乎忽略了他的同伴们在好几个月以来犯下的大规模罪行，尽管看似奇怪，却有很多人跟他一样，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并且盲目地相信我们所经历的灾难性的混乱是一场光荣的人民革命，在其炫目的光芒下，没有一丝阴影。一场光荣的人民革命……要是我这么跟你说，尤利，要是这是真的话，如果这一切真的是一场人民革命，那简直有理由打从心底里去仇恨人民！那么多无辜的鲜血，我的上帝呀……
一个巧合将科斯梅和那名显赫的法官联系了起来。事实上，工人们在那个地方开挖没多久便发现了一个地下墓穴：里面有二百三十六具尸体。随着尸体不断被挖掘出来，法医逐步进行鉴定，发现所有尸体都显出被暴力致死的明显迹象，主要都是子弹从后颈穿过。全巴塞罗那都知道好几个月以来，无政府主义者曾带着上千人去那几片林子里“散步”，一到那个地方，在下车前，他们便会从背后朝那些人开枪。全巴塞罗那的人都知道这事，只有科斯梅和几千个和他一样天真的人不知道。不过这并不是什么新闻，新闻是终于有一名地方预审法官就此展开了调查，并印制了小报向公众披露这一发现。其中大部分尸体都是许久之前的，身份已无从辨认，除非在已经腐烂的衣服口袋里还幸存着某些身份文件，但有些尸体是新近埋下的，其中有一具便是我可怜的侯爵教父。
科斯梅在《爆破眼》上持续发表他的报道，这本倒霉的周刊有史以来头一遭卖出了上千份。科斯梅的文章里并没有像爸爸那样的响亮的形容词，而只是赤裸裸的骇人数字，有名有姓，精确无比，具体到了日期和地点。全巴塞罗那人都热烈地追看这一系列。如果那个时候有选举的话，那名法官、法医、科斯梅和我父亲会被人民的浪潮推上加泰罗尼亚最高当权者的位置。
科斯梅的尸体出现在几天前，恰好就在拉瓦萨达那个地方，也是头部中枪。法官和法医已经越过了边境，爸爸却不愿逃亡：“我宁可死在自家的土地上也不愿活在外国。”没人能让他离开。这和那位老侯爵说的话一模一样，只是他没那么强调，只是淡淡地说：“到了我这把年纪，我情愿死在家里也不要活在国外……”还好我说服了爸爸躲在我们的别墅里，我费了好大劲才让他明白目前他最好别为人察觉，并且几周内都不要再出版《爆破眼》。我好不容易才让他决定不离开我家，他的敌人们不会来这儿找他，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地方。
就这样我把爸爸留在了家里，但我应该留不住他多久，他想回医院街、想继续出版周刊想得要命。他的感觉是，如果不继续出版周刊而是接着躲藏下去的话，他将会犯下不可饶恕的怯懦行为。可怜的爸爸才六十出头，却老得像是那名侯爵。所有人都管他叫“老米尔曼”，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络腮胡无力地垂在他脸上，就像一面耷拉着的旗帜，他的目光流露出失望与疲倦。他跟我说了许多秘密，尽管语带挖苦，却十分伤感，说的都是他最近的一些家事烦恼。
“我已经跟你哥哥说过别再进家门。我宁可不见他。他过他的，我过我的。他是我儿子，我是他父亲，但最好我们彼此不要过问。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他最后还是搬进了格拉西亚大道上那栋房子的主楼层，许久之前他便在那里安置了一个女性朋友。可能你从未听说过她，她叫略皮斯，是平行大道[19]上的名角。利贝特说她是艺术家，是演员，是加泰罗尼亚戏剧界的荣耀。可怜的加泰罗尼亚戏剧界……”
“那无产阶级戏剧呢？他已经放任不管了吗？”
“你还不了解利贝特吗？由于是政府掏钱，现如今的无产阶级戏剧比任何时候都要多，那么多场无产阶级演出，剧场都是空的，而略皮斯可是将‘西班牙人’剧院塞得满满当当，那儿才是无产阶级群体会去的地方！据说票房门口排起的长队能绕街区一圈。无产阶级……不瞒你说，特里尼，我对这一切简直失望透顶！我可真想把所有事都告诉你，可怜的特里尼……为了做表面功夫，为了没人能挑剔略皮斯不够无产阶级，利贝特还特意编造了几首歌谣让她混着平日的流行曲调一起唱，那里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有罪恶的法西斯主义也有自由意志的曙光，什么都有！节目里糅杂了跳蚤和其他讥讽的伎俩，土旧得掉渣。‘西班牙人’就跟个装满大西洋鲱的大木桶一样被填得满满的，被欢呼声震得要底朝天！无产阶级，特里尼……嗯……至少——事情就是这样——不得不说‘西班牙人’的演出可没花纳税人一分钱，那可是桩好生意。且不说文化局没像对无产阶级歌剧和群众戏剧一样资助这些节目，反倒是财政部从里头抽了好大一笔税。就这一点，没什么可说的，事情就是这样。演出开始前三小时就有人开始在票房门口排队，据说周六的晚上队伍能一直排到圣保罗街的路口。在我亲爱的儿子所有变戏法弄出来给略皮斯唱的歌词里，没有比这更蠢的了：
好家伙，好家伙，
真是勇敢啊，真是勇敢，
好家伙，好家伙，
法伊姑娘真勇敢啊。”
“略皮斯真的这么唱了？”
“唱了，还抬起了大腿，真是好极了！还冲观众抛媚眼呢！她可是个聪明人，机灵得很！我这么说并无恶意，特里尼，这姑娘是真的机灵。该把她在这场革命故事中说过的一句话纳入最为公正的名言录里。8月的一天，她刚到剧场的时候撞见由领座员和布景员组成的委员会正决定要将剧场集体化，清洁女工和零食小贩都支持他们。就在那时，他们告知略皮斯，剧场将按照自由共产主义的制度来管理，因此无论是首席女演员还是最不起眼的领座员，大家都领取一样的薪水。‘哦，是吗？’她说，‘那就让领座员也露个屁股看看！’”
可怜的爸爸，当他跟我说起这些事的时候并没有笑意，反而散发出无尽的伤感。利贝特和略皮斯之间的“私通”突然发生在眼前让他觉得是让我们蒙羞的“不成体统的结合”。
“我知道几天前他和略皮斯已经上演了一出‘民事婚姻’的闹剧。一帮蠢货。民事婚姻能比宗教婚姻好到哪儿去？他们没有邀请我，不过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去。颂扬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结合的并不是这些民事或宗教的狂欢，而是我们所选择的伴侣的尊严。我和你母亲吵了一辈子，打了一辈子，但她是个正直的女人。对了，现在我们比以往闹得更凶……她倒是去了市法院看那小子是怎么结婚的！”
可怜的爸爸，在整栋别墅间四处转悠——之前他从没这么做过——的第一天里，在走到我们卧室的那尊十字架前时点了点头：
“不管怎样，我喜欢你把它放在显眼地方的这种做法，而其他人都胆怯地把它藏了起来。”
他依旧默默地看着那十字架，仿佛在想着什么。最后他就像是自言自语一般地低声说道：
“这个拿撒勒的耶稣……一直都让我担心……有人说祂就是某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者，有段时间我曾信以为真，但这并不是真的。事情没那么简单。拿撒勒的耶稣……伟大的失败者……肩负着载有我们所有凶残与苦难的十字架的男人，承受了我们所有失败的男人……祂不单是个无政府主义者，祂是从我身上逃脱的某样东西，是我无法理解的某样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