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甚至在路易斯的曾祖父画像前也和蔼地点着头。
“这大胡子！这帮讨厌的卡洛斯分子真是有点夸张。”
他坐到了我摆在朝向花园的落地窗旁的扶手椅里。
“在你家待着挺好，我在这儿好极了，丫头！你不知道最近我在咱们医院街的公寓里感到有多孤单……你变成保守派让我深受打击，你可曾是家里头我唯一合得来的人。因为你母亲那样子……不瞒你说……我真的很失望，彻底失望，特里尼……我不光是说你母亲和你哥哥，不是这样，我说的是所有这一切，近一年来咱们所经历的这场不幸的革命狂欢。多么灾难性的狂欢啊！我从来都无法想象。我甚至觉得无论多好的念头，一旦传播得太广就会变糟。”
有天他对我说：
“有时候我觉得真累，疲惫不堪，特里尼，像被压榨干了，我都曾有过一走了之离开这个世界的念头，在这个世界里，似乎才跟某样不公战斗便会掉进另一种更可怕的不公，我想跟你们所有人说再见，这样的念头不可遏制，我想对你们说：我走了，如果你们还想待着的话……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有时候我感到像对那些过往时光有深深怀念，这并不是因为我想回到那时的年轻模样，也不是因为我怀念三四十岁时的光阴，不是，我才不在乎什么青春。都是陈年旧事了！我可一点都不想回到青春时代！我怀念那段时光不是想要回到三四十岁的时候，而是因为你和利贝特能回到小时候，而我们的理想也能回到那遗失的纯真年代。那时候我们的理想是多么美好，美好得当时还无人想要付诸实践！能信仰某种东西、全身心地去相信是多么美好的事，你如此相信它，甚至觉得没有比将生命付诸信仰的那一瞬更加幸福的时刻了！你们，当你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同一个利贝特还只有三岁……信仰某种理想，信仰子女……三岁的利贝特是那么可爱，那么招人疼爱，他那么伶俐，每一次的语出惊人……当你们还小的时候，我每周日都带你们去拉斯·普拉纳斯区，那就是我的弥撒，你知道吗？那就是我庆祝星期日的方式：带你们走进大自然，走进拉斯·普拉纳斯的森林里。当你们的母亲留在医院街上准备美味的烩饭时，咱们三个玩儿得多么开心！咱们在拉斯·普拉纳斯，在大自然里度过的日子多么美！你们总让我给你们讲事情、各种故事和童话，我总努力在给你们讲的故事里放进一些有教益的内容，包含一些地理或自然史的东西，你们俩听我讲故事时多专注啊！在幼小孩子的眼中父亲就是上帝。而现在……现在利贝特……现在，在经过了这一年里咱们不得不看到的一切之后，你怎么还能让我继续信仰无政府主义？”
“那你为什么不信仰耶稣，爸爸？祂从来没有让全心信仰祂的人失望过。”
“我太老了，丫头。蛇会蜕皮，而人不会。过了一定年纪后，人的皮就会变得十分坚硬……”
从一个话题到另一个话题，在那些天里他跟我陆续说了许多事，有些事很奇怪，我之前也并不知情。不过，他很喜欢我们的别墅，这跟妈妈截然相反。我们住在佩德拉尔维斯让她觉得简直“悲惨极了”“离市中心那么远”“住在独栋的房子里，都没有邻居”。而爸爸一辈子都在公开宣扬每个工人家庭都应当有一栋带小菜园的自己的房屋，而向着这一目标，他总是支持成立建筑合作社和合适的信贷机构，直到好多年前，他还在努力筹建这样的合作社，但不幸的是由于付款中断而以破产告终。我之前对此一无所知，此刻我才惊异地发现我对自己父亲的想法几乎完全不了解……而且更神奇的是，有些想法并非像看上去的那么不理智：
“你们的这间别墅，当然很资产阶级，是有钱人住的。绝大多数人绝不会拥有一栋类似的房子，尽管理想是这情景有可能会实现，设想的是在将来所有有意愿的人都能拥有一栋像你这样的别墅和这样的一个花园。谁知道呢？如果进步是朝着这个方向而不是集中在制造杀伤力更为巨大的武器身上……如果全世界浪费在武器和胡闹上的一切……我也指穷人们的胡闹，那些苦难中凄惨的瞎胡闹，如果所有用来干这些伤心事的努力能放在建造体面和舒服的房屋上……你看，在这件事上，就跟许多其他事一样，你母亲和我从来都没法达成一致，我们的争执由来已久。你那时还是个小女孩，都不记得了：有一年圣诞的时候我买了‘大胖子’彩票，我没中大奖，因为我才赌了1比塞塔，但奖金足够在圣安德烈或新镇买一栋简单的小别墅，还能有一小片地可以种上几棵松树。那个时候很多工人都有了这样的房子，这跟大众所理解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体系并不会不相容，而是恰恰相反。”
“爸爸，在你的想法中我始终无法理解的是，”我对他说，“和平主义那一套。如果咱们在任何境况下都得是和平主义者，那如果无论发生什么，咱们都不能维护自己……”
“如果咱们不能始终是和平主义者的话，丫头，那最好就从来都不是，而且最好在和平时期就为战争做准备，战争这种东西，要么不来，要来就是动真格的。这么多年来的和平主义和反军事主义宣传有什么用，时候一到，咱们还不是被卷进了战争？这些宣传不过是此刻在前线上让咱们可怜的士兵们身处劣势，什么都得走一步看一步，甚至有关军队的念头也被这么多年的不利宣传在加泰罗尼亚人民的意识中给摧毁了。如果咱们不能在任何处境下做一个和平主义者，那么成为和平主义者就是犯罪：咱们唯一可以准备的事就是咱们正在经历的这场血淋淋的灾难……不要给自己制造任何幻想，没有人替咱们的战士们为战争做过准备……”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宁可没有任何抵抗？”
“对，尽管你会觉得诧异，但这就是我更乐意看到的。让军人和长枪党人一开始就获胜吗？还是让他们在毫无反抗的情况下得胜吧，无论如何他们都会赢。是的，丫头，咱们没必要自欺欺人，至少咱们本可以不必流这么多血，也不会有这么多玷污咱们名声的罪行、火灾和偷盗。这样一来，责任就完全是他们的了。就没必要发动战争，咱们这么多年来替民众做的准备就是为了不要有任何举动！有个别人在意识到自己违背初衷之后，此刻便开始鼓吹什么‘以战争对付战争’‘用枪炮捍卫和平主义’……这些可悲的狡辩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如果要以战争对付战争，要用枪炮捍卫和平主义，那么咱们需要时间来为战争做准备，但既然咱们没这准备，那还不如不要打仗……不过咱们还是到此为止吧，这些事说来话长，咱们还是回到刚才说的事上。在你母亲看来，那种有寸把土地和两三棵松树的无产阶级小别墅总让她觉得恶心。她竭力让咱们把大胖子彩票的所有奖金糟蹋在一趟旅行上，照她的说法，那会是一次既有教益又能消遣的旅行。
“‘旅行具有教育性。’她坚持这么说。我又能跟她说什么呢，我不知道在巴黎、罗马或是马赛能有什么鬼东西是非得出巴塞罗那才能见到的。一个观察自己村庄的人，能看到整个世界。她一个劲儿说着旅行能带来的教益和文化，你知道我的，但凡有人跟我讲教益和文化，我就没辙，我好歹是个学校教师。最后，我们去了罗马和巴黎，那时你跟利贝特还很小……你那时应该才一岁半或两岁，你们跟奶奶留在了家里，愿可怜的她安息。那时候我母亲还没中风，还没因为中风而被困在轮椅上。我们去了罗马和巴黎，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离开巴塞罗那。钱就像阳光下的雪一样化了精光，因为你母亲想住在最好的酒店里。‘我想见识一下资产阶级的生活，’她说，‘至少咱们一辈子能感受一次。’这就是那趟有教益的旅行，昂贵的旅馆让我们厌恶透顶，一切都让我感到沉闷！钱一花光……我们回到了医院街！你母亲就跟利贝特一样：他们那么憎恨资产阶级是因为他们拼了命想跟他们一样。说白了就是他们想在花钱时跟资产阶级一样，但在要为工厂运转和生意操心的时候可不想跟他们一样。咱们加泰罗尼亚资产阶级的这一面你母亲和哥哥可不想看到，从来都不想看到。说到底你母亲和我从未互相理解过，尽管我们俩都称自己为无政府主义者。可是除了可怜的科斯梅——尽管不是在所有方面——我又跟谁互相理解过？愿他安息。如果我在四十多年里写的和宣扬的东西能有一点为人所理解，能有一点传播和效力的话，咱们便不会看到今日这些自寻死路的工业集体化，对，他们这种做法就是自寻死路。他们正在杀死会下金蛋的鸡！他们以为资本是有魔法的东西，只要拥有它，其余一切就会奇迹般地运转！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正在扼杀加泰罗尼亚的工业，这可是百年来审慎、劳作与节俭的结晶，正是加泰罗尼亚工业养活了咱们所有人……社会制度的变革可不是一下子的事儿，首先工人阶级得掌握能赋予他们能力的文化，并且要组织起来，光具备这两点就需要很长时间。他们首先得在消费合作社里组织起来，学会治理和管理这样的机构。只有通过长期的实践，在工人阶级能够完全自主地领导由他们自己创建的消费合作社和像我跟你提过的房屋建设这样的混合型合作社时，他们才能开始考虑生产合作社，咱们别忘了，此类机构直到现在都一直是失败的。当生产合作社不再失败而是蓬勃发展时，咱们就可以认真地考虑将所有行业或只是那些最大的行业转变成工人合作社。无政府主义可不是一天或一年之内便能随心创造出来的！正由于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才需要许多年甚至许多个世纪的努力，需要脚踏实地而不是迈出虚空的步子……这样的作品绝不会成为仇恨的作品，而是爱的作品，爱不会拒绝反而会要求各种各样能让这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公平、更舒适的合作，无论这种合作来自何方。丫头，你知道一个工人生产合作社的委员会如果有责任感并且诚心为其成员也就是工人谋福利的话，该做什么吗？大多数情况下，任命的经理都是常年以来担任这一职务的人，通常就是业主，因为，除极少数特殊情况，还有谁能比经年累月有效担当此职的人更好地掌管某一行业呢？可是，那些愚蠢透顶的人却想到了要杀掉所有这些人……”
于是我跟他说起了欧塞维奥舅舅，他在几个月前就待在爸爸现在住的这个阁楼房间里，在此之前我还没跟他说起过欧塞维奥舅舅的事。爸爸的最后几句话让这件事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了我们的谈话中，他一边认真听我讲，一边点头：
“丫头，就像你说的，他是个大好人。你可以肯定的是，自从害他逃走之后，那间厂里做出来的面条肯定是面疙瘩……如果还能生产出东西的话。此刻这个资产阶级好人一定被他那帮人的野蛮行径吓坏了，就像我也被自己人的行为给吓坏了。”
“他那帮人？你错了，爸爸。他对其他人已经毫不同情。恰好他在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里说已经决定要直接从热那亚前往智利的圣地亚哥，他一点儿都不想投向另一派。‘已经不再吸引我了，’他给我写道，‘你们这一派，说到底，大家全都一样！’他还补充道：‘不管谁会赢，我反正已经输了。’这句话我已经听许多人说过，而且是形形色色的人，其中就有可怜的侯爵。路易斯的舅舅和侯爵——他们自己告诉我的——在7月19日[20]那件事上他们就跟巴塞罗那的所有人一样，感觉自己更站在自治政府一边，而不是叛变的军人那一边，但是当无政府主义的机关枪在第二天开始横扫整个地区，把一切推向鲜血与战火时，他们还会感到激动吗？舅舅一直都给加泰罗尼亚行动党投票，也一直是《宣传报》的订阅人，侯爵一直给联合党投票，一直阅读《加泰罗尼亚之声报》。一边是叛变的军人，另一边是疯狂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要怎么做，他们该如何反应？‘不是这一派也不是那一派。’欧塞维奥舅舅说。‘不是红色也不是黑色。’侯爵说。‘不管谁会赢，我反正已经输了。’两人补充道。咱们这个不幸的国家有一个可怕的错误，从7月19日以来咱们所经历的一切就跟噩梦一样残破不全，会有一刻咱们都将不知何去何从。侯爵和欧塞维奥舅舅能跟法西斯分子有什么关系？我的上帝呀。可是路易斯的舅舅，‘鲁斯卡列达之子’面条厂的经理又怎么能在人们四处搜查要杀了他的情况下继续生活在巴塞罗那？他要留下来就会是跟侯爵一样的下场。他要从意大利去美洲，他给我的信中写道，心里满怀忧伤，对他而言，远离加泰罗尼亚的生活毫无意义，是荒唐的，他已经提前感觉到了那会是场巨大的失败，可是，不流亡的话他又能怎么办？在智利圣地亚哥他的生活将重新从零开始……”
爸爸一边继续专心听我讲，一边摇头。
“人，”他说，“不应该靠想法团结起来，而得靠情感。当我想到他们打着废除死刑的名号却杀害了加泰罗尼亚一半的人……难道真得过了六十岁才能明白想法一文不值吗！”
6月29日
亲爱的尤利，在好些日子没有路易斯的消息之后，我在前天收到了他的信。知道你俩在一个旅真是让我高兴坏了。他已经那么久没给我写信了，我从他那儿唯一收到的东西就是每月的邮局汇款，汇款他倒是从没忘记过寄。
我前阵子情绪很低落，所以在给你陆续寄出那么多封长信之后，这么多天来都没再给你写信。我没心情写信，而且老拿我自己一些心酸家事来烦扰你我也觉得过意不去。
他的来信充满感情，我把这归功于你的影响。你对他的影响很大。
一个月之后他就离家满一年了，我一整年都没见过他……
爸爸已经回到了医院街。人们说危险已经过去了，政府终于让那几伙凶手就范，可是，在5月发生那些事的时候，人们不也说过同样的话吗？无论如何，无可挽救的邪恶已经铸成，如今再去补救为时已晚。幸好你们在前线，没见到这几个月里巴塞罗那这副地狱般的模样。
我很难相信凶手们真的已经失势，爸爸还是让我提心吊胆。他重新开始出版《爆破眼》，比之前更为激烈地针对“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联合会的食人魔们”（现在他对组织都直呼其名），认为组织里的鬣狗和豹子比以往都要多，并用黑框框起来的大篇文章纪念“像科斯梅·普伊赫波一样真正的烈士，他们牺牲在了空有一身篡夺来的无政府主义伪装的刽子手手中”。最后一篇社论甚至大胆指出人们会怀疑比任何类似无产阶级或无政府主义理想更驱动这一组织的是“破坏这一曾如此慷慨接纳他们并对亲子、养子一视同仁的土地的犯罪欲望”。我在这里给你原文照抄，我的桌上摆着最新一期的杂志。可怜的《爆破眼》，可怜的爸爸……谁知道他其实比许多人都看得更透彻呢，可是，如果没人理会他又能怎么办？
这场战争没有尽头，而我并不是个勇敢的人，尤利。昨天下午的报纸出来的时候都有巨大的标题：《帕拉尔河畔的伟大战斗！》我感到的痛苦无可描述，为什么非要在路易斯刚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有一场伟大的战斗呢？我想象了最糟的情况，想着路易斯受了重伤，或许被丢在那片无人之地，不断流着血……我在知道他跟你同在一个旅时的喜悦全都变成了绝望。
他为什么不留在他原先待着的地方呢？经过这么多战斗之后，那里才是个平静的地方。
今天早上的报纸上又都刊登了一则勘误：战斗并非在帕拉尔河畔，而是在帕尔瓦尔河畔，那也是一条河，但离帕拉尔河远着呢。我如此快乐，甚至感到了羞愧。仿佛我并不在乎那些死伤，只要路易斯不在其中，当然，你也不在其中。
至于我亲爱的哥哥利贝特·米尔曼，要是我告诉你尽管那些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失去了影响力，他却设法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你能相信吗？他比之前混得还要好！你要是暗讽他日子过得不错，他会反驳你：“你看，丫头，在咱们等待平等和无政府主义的时候，我可不想让我的家人过得不好。”此时的“家人”只有略皮斯，而且他跟你说这话的时候，还会冲你挤挤眼，仿佛想让你明白他想要尽可能舒坦地等待平等与无政府主义。
8月25日
亲爱的尤利，我收到了路易斯的另一封来信，这封信就像电报一样让我感到无所适从。能有你让我发泄情绪真是莫大的运气，要不是这样的话，我简直孤单极了。当然，我还有孩子，可是咱们又怎么能对着一个孩子发泄？他已经卧床好几天了，不是什么大事，肠胃不消化。小孩子们动不动就会发到三十九度的高烧。现在他的扁桃体已经被摘除了，再也不会扁桃体发炎了，总算让人放下心来。我也能喂他吃饭了，算是又一桩让人放心的事。要是我告诉你医生关于消化不良的这一诊断对我来说简直是让我骄傲的理由，你会怎么想？我们还没吃完第一箱的农夫牌炼乳，我还有四箱待开封。储藏室里这几个箱子一个叠在另一个上面多么好看啊！当我看着这些箱子的时候，我多么想你！
而路易斯……你能相信他在那封信里只是跟我说了他在你们旅里遇到了科学系的一个前校工吗？他真没有其他有意思的事可以告诉我吗？
奇怪的是你从没跟我提过这个前校工。我觉得我记得他，就是那个叫皮科的校工，他是那几个老到、精明的校工中的一个，物理系和化学系的老师在实验当中遇到电器设备出故障或是水龙头不出水的时候都会去找他们。皮科什么都会修，甚至会风干制作自然科学老师从猎人那里买来的奇特动物的标本。
此刻这人是你们旅机关枪连的连长的确很巧，可是路易斯也能给我说点别的什么吧……
你总是要我跟你说说我现在生活里的事，就跟我在给你写的那些长篇信件里从未说起过似的！我很担心我的父母，他们执拗地不肯从医院街上搬走。爸爸宁可“被人杀了”也不愿搬去跟利贝特住，而妈妈宁可“被绞死”也不要搬来和我住。我们得把他俩分开才行，爸爸过来跟我住，妈妈去跟利贝特住，但是谁能让他们分开呢？尽管他俩总是争吵干架，却谁也离不开谁，更何况他们已经在那楼里住惯了，所有的东西都陪伴了他们那么多年，要是没了头戴弗里吉亚无边帽的皮·马加尔、饭厅的灯还有成堆的椅子，他们会有多失落。在别人家里他们会无精打采，可是在那个家里说不定哪天就会掉下个炸弹来把他们还有楼里的所有邻居炸飞。法西斯的飞机准头看上去并不好，他们在轰炸港口和铁路的时候，炸弹在整个老城区里乱窜。每一轮新的轰炸都让我替他们揪心，而他们却处之泰然，以至于我每次跟他们说起这事的时候，他们都诧异地看着我，像是说：你这是在跟我们说什么呢！
“你总是讨厌这房子，”有一天妈妈对我说，“好像出生在医院街让你感到羞耻似的。你总是觉得我们的公寓凄凉破旧，可你想要怎样呢？我的孩子，我们是无产阶级，并为此深感骄傲。”
似乎这才是我们争论的事情！第一次轰炸让他们吓得不轻，不过第二次就没那么严重了，到了第三次他们简直无动于衷，现在他们听到轰炸声就跟听到雨点声一样。他们从来都没进过防空洞。
玛丽亚·恩格拉西亚·博施，我曾跟你说过的那个科学系的同学，来自一个十分“无产阶级”的家庭——就跟妈妈说的一样——甚至比我们家还要无产阶级。你想想看，她和她寡居的母亲住在一起，就住在圣保罗街到芭芭拉街中间的一条街上。跟她那条街道相比，医院街简直可以算是“资产阶级”的路，因为在这事儿上一切都是相对而言。她们在几周前决定搬到一个乡下的小村庄里去，轰炸和警报让她们厌烦透了。我刚收到她的一封信，她在信里跟我讲了她们那一区被轰炸的情形，我忍不住把她的原话转抄给你，因为你坚持要我跟你讲述巴塞罗那的生活。“警报将我们惊醒，”玛丽亚·恩格拉西亚·博施给我写道，“妈妈听到我起身，于是打开了连接她的卧室和我的卧室的房门。”
“有轰炸。”我说。
“对，又来了”，她说，“真是讨厌！”
家里停电了。从忙乱的声音中我们猜到其他邻居都已经下楼朝防空洞走去。我打开窗板朝外张望，月光径直照进了房间深处。我们听到了远处的炮声，似乎是从远海上发射过来的，这让我们觉得是舰队在发动轰炸，而不是平时的飞机。孩子还在沉睡。
玛丽亚·恩格拉西亚·博施说的是她六岁的小弟弟。
“为什么你不躲到防空洞去，妈妈？”我问。
“你这话是当真的吗？”
最近我们都不去防空洞了：怠惰、无所谓、听天由命，管他呢。妈妈重新躺回了床上，我们听着遥远的轰炸声，比起其他几次炸弹的轰响来，这声音让我们觉得就像是平和而舒适的敲击声。我们俩都回到了床上，我听到了她的低语：
“我很平静。我觉得都过去了。”
就在那时，当我回到床上又睡着了之后，我突然发现我在隔壁的公寓里。从妈妈和邻居那里我知道有颗炸弹掉了下来，他们都听到了，可我没听到。要不是因为他们，我都要以为有某种魔术让我在空中飞翔，从我自己的床上被发射着穿过隔墙到了另一间公寓的地上。感谢上帝，我们都安然无恙。
“真像是世界末日。”他们说。我们从窗口看到浓重的烟雾笼罩在通向港口的地面和屋顶上空。这些烟雾一开始是白色的，但渐渐就变成了黑色，与此同时我们还听到了救护车的铃声，还有消防队警笛的刺耳尖叫。
天很快就要亮了，我想出门去看看发生了什么。我已经穿好了衣服，在洗手间的镜子前收拾好了，这时妈妈说：
“咱们得找个泥瓦匠来给咱们补一下墙。”
我直到那时才注意到墙上那个大洞。当我们听到来自蒙锥克山上的防空炮声轰响时，我正在洗手间里收拾。爆炸的烟雾在我们头顶逐渐放亮的天空中看着并不明显。仿佛是在突然间，每次都有十来朵小朵的雪白云彩在零星几颗犹在闪耀的星星中绽放开来，这不禁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去过的法国小教堂里圣女贞德手中紧握的那面蓝色鸢尾花旗。无声爆裂开的烟雾——我们要过一阵才会听到声响——让我感觉安全、被庇佑，简直快乐，那是咱们的防空炮在看护着我们！但我没想到他们之所以发射，是因为敌机又回到了我们头上。
第二次轰炸的时候我听到了。一声惊人的巨大爆炸声让整个家都在颤抖，我感觉到了楼板在我脚下摇晃，我仿佛置身船上。我感到地面就要裂开，会把我们所有人都吞下去。奇怪的是，洗手间的镜子依旧在我面前，我在里面看到了自己的脸，脸上一股愚蠢的镇定神情。一股气流充满了整间公寓，扬起的一阵尘土令我们咳嗽不止，街上的烟尘如此厚重，我们从阳台上什么都看不见。在我的床上出现了一只大的黄铜咖啡壶，我一下认出那是我们家对面“椰枣”酒吧的壶。烟雾和尘土并未散去，我们什么都看不到，但能听到呼喊与尖叫。
我们再次听到了铃声和警笛声，此刻就在我们的街道上回响。我和许多看热闹的人一起站到了路中央。我在那两栋坍塌的房屋的废墟中看到有个男人——还是个女人？——站了起来，他浑身都是白色，似乎他的衣服、双手还有脸都被一层石灰或是石膏给染白了。其他人也在慢慢站起来，但有些人想站却站不起来，还有一些人一动不动，所有人都被奇怪地染白了。鲜血在那样的白色上面显得触目惊心，我不禁想：“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血可以这么红。”
一辆军队救护车开了过来，大得像辆卡车，卫生兵开始搀扶起伤员。其中有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哭喊着：“妈妈在这里！”手指着那堆废墟。消防员已经开始工作，但显然一时半会儿也没法把掩埋在下面的人挖出来。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的半边身体被压在了一根巨大的屋梁下面，得把屋梁抬起来。四个最健壮的消防员几乎都无法将屋梁挪动半分。于是他们叫来街区的木匠让他把屋梁锯断。“使劲！”老人给木匠鼓劲。他们最终把老人拖了出来，但他失去了一条腿。与此同时，其他消防员正拿着水管灭火。在火焰中我们见到了好几具身体，有的还在动。但在消防员控制住火势之前根本无法走到他们跟前。他们一边往前冲一边挣脱火苗，其中有些人穿着衣服，有些人浑身赤裸，有些人通体都是石灰的白色，而另一些则浑身都是黑色。我很快意识到那些人发黑是因为被烧焦了。有时候，当两个士兵想扶起某个人时，那人的身体会在他们手中裂成碎片。就在这片混乱中，一位全身赤裸只戴了顶帽子的先生在一栋楼四楼的阳台上呼喊着，那栋楼只剩下了正面外墙。他是从“椰枣”酒吧的吧台被抛到阳台上的，当时他正在酒吧喝着早餐的麦芽酒，而爆炸的气浪把他脱了个精光，只留下了帽子。军人们让他保持耐心，目前消防员们都正忙着。
“在那之后，”玛丽亚·恩格拉西亚总结道，“你该明白我们为什么下定决心搬到这里来，这是妈妈一个堂兄的农庄。愿上帝回报他的热忱。”
我同学的信到此为止，我还能再补充些什么呢？我对自己住在佩德拉尔维斯这样平静的地方感到自责，只有爆炸的轰鸣声会传到这里——除了仅有几次轰炸曾离我们更近些。
想到目前的情况下还有那么多人照旧住在港口附近的街区里真是令人讶异。有一天，我出门去看望父母，顺路去看了看被轰炸破坏殆尽的街道和小巷。以往的商铺主人还都在，很多都是我小时候就在那儿的。我跟他们中的一些人聊了聊。他们都对我的诧异感到惊讶。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街区呢？他们又能去哪儿呢？
“那士兵们怎么办？”其中一个人问。
另一个人告诉我他在一家集体食堂里吃中饭和晚饭。现在有很多这样的食堂，他说的那家在哥伦布大道上，就在港口边。食堂只提供一道菜：
“要是我运气好，轰炸正好赶上饭点的话，我吃完我自己那份之后还能把跑去防空洞的那些人的饭给吃了。”
说回到现在是你们旅里连长的那个科学系前校工身上，我突然想起玛丽亚·恩格拉西亚·博施恰好有一次——她比我进度快很多，那时她已经在准备博士论文——来给我们上了一节物理课，那几天物理教授去柯尼斯堡参加大会去了。那个校工只要工作允许总习惯来旁听课程，他通常都会站在门边，手里拿着帽子听讲课或是观察实验，似乎对这些事都特别感兴趣。
玛丽亚·恩格拉西亚·博施那天讲的是凝固点和比热，说到这儿的时候那个校工有礼貌地打断了她：
“请教师女士见谅，”他说，“我想说几句话。您说蒸馏水在正常气压下会在零度时结冰，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您将零度称为蒸馏水在正常气压下结冰的温度。如果我的话对科学和文化缺乏尊重，我深感歉意，但我得说这是个恶性循环。”
大伙儿都大笑起来，我笑得也不轻。玛丽亚·恩格拉西亚在讲台上笑，校工也在门边笑，对自己逗得大家这么欢乐甚为满意。而我们到底为什么笑成这样呢？我们大笑是因为一个校工说出了那样的话，我们笑得就跟白痴一样。多年之后，当我在爱因斯坦年轻时的一本著作里看到几乎一字不差的话语时，我不仅笑不出来，反而深感疑惑。
8月30日
你跟我说起童年时的回忆，还问起我祖母的去世有没有让我重新回忆起许多儿时往事。是，我记起了许多事，但跟她没有关系（我记得的只有她坐在轮椅上一动不动的样子），也不记得粉红色。我怀疑是否有粉色的童年，但或许有粉色的暮年。可能我已经在另外一封信里跟你说过，我觉得纯真是件很困难的事，无论如何，我都觉得咱们不可能在斗争的一生走到尽头前能得到它。成功地获得纯真！谁晓得这会不会是咱们灵魂的至高追求……
可是，纯真的孩提时代呢？我的母亲让我的童年变得比其他女孩的都要短暂，这也是她先进思想的一部分，而且这些想法在她“到过巴黎和罗马之后”变得更加强烈和坚定。可糟糕的是其他女孩都会嘲笑我，这让我十分沮丧。有一天学校新来了一个女孩，她穿的裙子比我的还短。很快在她周围就形成了一个闲话圈子，每个女孩都努力搜索最冒犯和残忍的话，而找到最伤人的话的那个人……是我。我很高兴自己不再是受害者，而是上升到了刽子手的级别！
既然你问我，那我还能跟你说哪些童年的回忆呢？对了，爸爸带我们去拉斯·普拉纳斯的树林里玩耍的那些周日。我们坐在一棵松树下，吃着油莎豆和花生。每棵松树脚下都有一个对应的无产阶级或手工业者父亲在吃着花生和油莎豆，周围环绕着像我们一样的孩子。我们的父亲会给我们讲故事，我总是很惊诧地听着。这些故事的教育性多过消遣性，尽管作为一名学校好教师的爸爸总是想要兼顾两者。故事里提到了很多地理知识和物理、生物、家庭医学概念，很多世俗道德以及关于人类进步和无产阶级解放的隐喻。这些就是我听到的故事，是我最幼年时的精神食粮，尽管没有别的故事，但我喜欢我听到的这些。当然了，说教意味越少我越喜欢，爸爸对他的教育使命念及得越少而任由自己随幻想发挥得越多，我就越喜欢。当咱们还小、还是这个世界的新人的时候，咱们是多么需要幻想啊！咱们多么有必要靠几分幻想与神秘来改造这个世界啊，这个咱们不知道如何也不知道以怎样的方式便来此停留的世界！还有更多需求，并不只是幻想与神秘，比方说还有诗歌，孩子可以无比真切地感受诗歌，还有更多的需求，因为孩子们心有恐惧。所有的孩子都会害怕，害怕黑暗，害怕陌生的人或者动物，害怕迷路，害怕走丢，害怕未知的东西。我的父母跟所有怀疑论者一样，否认这种恐惧是天生的，他们反而将此归咎为跟孩子们谈论可怕的事情的坏习惯——如他们所说，比方说死亡、魔鬼、幽灵、狼、女巫。不过他们从来都没跟我说过这些，但我记得我在深夜醒来时对夜晚的巨大恐惧，仿佛此刻依然能感受到那样的恐惧，那种害怕的感觉没有形状也没有界限，就那样浓稠地飘浮在我卧室的黑暗中。我稍大一点后的一天在学校里认识了一个女孩，她告诉我说，当她在夜里感到害怕时，她会求守护天使保护她。她会对天使说：
守护天使，
甜蜜的陪伴，
请勿遗弃我
无论黑夜或白天。
我学会了这几句祈祷词，但没有告诉爸爸妈妈，从那时起，如果我醒来，我就会大声诵念这几句词。有一次妈妈听到了我在念，她狠狠地责备了我一顿，而爸爸在知道这事的时候只是耸了耸肩，满脸好奇地看着我，更可能是兴奋或至少是和蔼地看着我。
我真心认为，咱们之所以如此需要诗歌与信仰，从而觉得自己没有像现在或曾经那样不幸，那是因为诗歌与信仰便是存在、是生活，没有了它们，整个世界便会分崩离析，好似一场虚空的幻影，没有丝毫的坚固性。你就看小拉蒙吧，他听故事时张大了眼睛的样子，我的意思是，你知道他那个样子，你毕竟给他讲过那么多故事。他多么喜欢知道守护天使、小耶稣还有圣母会守护着他，他知道这一点后有多么振奋！如果没有另一个无形的世界支撑着咱们，咱们会感觉多么无依无靠！就算咱们创造的这个支撑着咱们无形世界的形象很天真，又有什么关系？难道除了孤苦伶仃的孩子，咱们还能成为其他样子吗？咱们在三岁时的认知跟咱们年满二十时的认知又有何区别呢？咱们怎么可能不以一种幼稚的方式去想象神性？
有一次我们在拉斯·普拉纳斯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爸爸把我和利贝特遮在了他风衣的下摆里，那是件肥大的风衣，此刻仿佛就在我眼前，破旧而邋遢，一件真正的学校教师的风衣！我至今依旧能感动而温柔地回忆起我刚把脑袋钻到那件风衣底下时便涌上来的受保护的安全感，我就像一只小鸡躲在母鸡的翅膀下。这是我最久远的回忆之一：那时我应该才三岁左右。还有一个遥远的回忆，可能也是在那个时候，那是一个周日的上午，我们没有去拉斯·普拉纳斯，而是去了港口，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去那里，还会爬上一艘“汽艇”，这事儿总让我们雀跃不已。不过留存在我记忆中最深的并不是那艘“汽艇”，而是走在兰布拉大道上的无数条腿。我们通常从家步行去港口，从医院街到和平门那一段的兰布拉大道在周日的上午总是挤满了熙攘的人群。由于我那时候还小，所以我能看到的只有一条腿接一条腿，一座由走动的腿构成的丛林，那么多男人和女人的腿让我觉得好忧伤啊！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个？因为你问起我的童年回忆，结果你看……今天的童年回忆就到此为止吧，这个话题让我情绪低落！那个由腿组成的幽暗丛林只有在穿马路的时候才会中断。那个时候，常常每盏煤气路灯旁都会站着一个头戴红色软帽、等待可能会出现的主顾的搬运工人，或是一个卖彩色气球的女人——我们管气球叫炸弹，在每个路口，搬运工帽子的鲜红色和炸弹的艳丽颜色总会让我产生一种喜悦的感觉，但那样的喜悦持续的时间很短……我们一穿过马路，我就又被淹没在了无数条腿的海洋中……
想到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管那些彩色气球叫炸弹，而此刻……要是我现在告诉你就在我给你写下有关我乏善可陈的童年的所有这些胡言乱语的时候，我又记起了那些蜡做的脸的话，你会做何感想。有些晚上我突然醒来又想继续睡的时候，我会在黑暗中看到他们睁大了却并不在看什么的眼睛，难道上帝永远都不会原谅咱们吗？我亲爱的哥哥已经把那些莫名的面孔做成了巨大的海报，当你走在巴塞罗那的街上时，随时都会看到这些贴在墙上的海报——那是绝不会想到炸弹曾是彩色气球的孩子们的脸。没错，了不起的利贝特把这些做成了海报，简直让人恶心！我知道我们这边缄口不提的事情是因为我认识一位中年的先生，他在外籍军团造反的时候正好出于生意的原因而在梅利利亚。他的太太和儿子都在巴塞罗那，所以不管逃出西班牙保护地[21]有多难他都要设法回来。他偷偷到了卡萨布兰卡，并上了一艘开往马赛的汽船。我是在街区的防空洞里认识他的，每当有轰炸的时候，我都会带着小拉蒙还有女佣躲到那里去，而他只有在轰炸得特别凶的时候才会下去。所以，多亏这位我并不太熟悉的先生，我才发现事情都是从咱们这边开始的。他说在外籍军团和摩尔人军队叛乱[22]发生一周后，“乔乌梅一世”号装甲舰开始轰炸梅利利亚，那是一个周日的下午三点，欧洲人还在午睡。因为天气炎热，人们午睡时都脱了衣服，他说，当时男女老少都衣衫不整地从被炸毁的房子里跑了出来。“乔乌梅一世”发射出的榴弹炮掉落在了整座城市各处，尤其是欧洲区，当炸弹在一栋楼房中爆炸时，高处的几层被炸到了空中。“就跟纸做的一样。”那位目睹了一切的先生说。房屋消失在烟雾中，而当烟雾消散后，只看到一堆坍塌的废墟，人都挂在瓦砾中间。那是1936年7月26日那天，战争才开始一周，而那些欧洲人跟摩尔人不同，几乎都是共和派！要不是因为那位年长——应该已经四十开外——的梅利利亚商人，我会对此一无所知。各种利贝特都小心隐瞒了这样的事实，并让我们相信轰炸城市这种事只有法西斯分子才干得出来。那位先生所描述的细节就跟我那天抄给你看的玛丽亚·恩格拉西亚的那封信里所描写的情形差不多。双方的残酷程度不相上下，尽管要承认这一点很让人伤心。不过你别以为防空洞里的话题总是这些，我们中有各色人等，你会看到大部分人的观点都浅薄而空泛，女士们尤为如此。其中一位总是打扮得像只鹦鹉，怀里还总是抱着一只博美犬，除了替她的博美担惊受怕，她的脑子简直空空如也。她总是笑个不停和说些蠢话，最怪的是，如果其他人的谈话涉及了政治，她就会以一副说教的口吻说：“这就是我常说的，咱们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管理不善。”对了，在认识那位梅利利亚的先生前，如果是舰队而不是飞机轰炸我们的话，我在夜里会很放松，但现在我才知道海上飞来的炮弹也有粗大的，甚至几乎跟飞机的炮弹一样，而且瞄得更准，他说在梅利利亚的欧洲区，整间整间的房屋都被炸飞到了空中。你也别以为那位先生不是共和派，他可跟咱们一样是不折不扣的共和派。我曾问过他在见到了那样的恐怖场景后如何挺了下来，他叹着气回答了我：
“要不咱们又能怎么办呢？”
你看，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在看到墙上贴着的那些照片时感到恶心，那些孩童的脸已经被机关枪变成了死人的脸。那都是马德里的孩子们，他们为了躲避马德里的大轰炸跑到了巴塞罗那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咱们认为巴塞罗那绝不会有轰炸。他们被收留在了圣菲利普·内利教堂旁的圣菲利普祈祷会修士们的修道院内，而现在修道院已经坍塌，教堂正立面的石墙上则像是被刻满了麻点。有时候我经过那边时，会在小广场上停一阵看看这一切。
我看着修道院遗留下来的废墟，想到了无辜圣人们，但不是福音中的那些，而是从这个世界成了为成人的残暴而存在的世界起所有被牺牲的无辜者们。
为什么你想要咱们在追忆和回想童年中找乐子呢？尤利，咱们这样会不会显得自私而轻浮呢？因为咱们的童年可不曾见识过咱们——对，我说的是咱们所有人——为今日的孩子们所准备的乐事。我第一次去看修道院是在轰炸发生后不久，报纸上登满了被炸得肢体破碎的孩子们的照片。之后我走到了就在拐角处的主教堂那儿，在半岛战争烈士纪念碑两侧均有的一条石凳上坐了下来，正对着回廊的大门，自打咱俩在11月的一个黄昏在那儿坐过之后我再也没来过。你自然是不记得了，不过我可忘不了。那是咱们胳膊下夹着卖不出去的《爆破眼》在老城里无止境地转悠的时光，咱们走累了就会在那些石凳上坐下。
你跟我说起你的童年，虽然你自己不觉得，但你对此颇为痴迷。那是你第一次跟我谈到了你的姑妈，那时我还不知道你跟谁住在一起，只知道你跟人合住。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了你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你从未见过他们，你一直都跟一个单身的姑妈住在一起，那是你父亲的姐姐，她和你是整个索雷拉斯家族仅剩的幸存者。那天傍晚你跟我说起你那个姑妈时那么激动和热切的样子出乎我的意料。之前你从没有像那天那样跟我说过话。那是个潮湿的11月的傍晚，咱们看着一些虔诚的老妇人走进教堂，向勒班陀的圣克里斯特进献蜡烛，而另外一些老妇人结束祷告后正从那里出来——你激动地（对，是满怀激情地）跟我说起你那位独身的姑妈，之前你跟我说起她时不是挖苦便是讽刺，你说她也是那位圣克里斯特的虔诚信徒，而那位圣人即便在那时都始终让我觉得毛骨悚然。
我隐隐认为（直到那时我还没有见过你的姑妈）你的童年是受了迷惑了，我没法找到别的词来形容那个傍晚你对我所说的那番话给我的感觉。你在那天傍晚告诉我说从孩提时起，你就靠你姑妈编给你听的没完没了的鬼怪故事活着，在那遥远的时光里，你从未像在得流感的日子里那么快乐，因为你每回得流感，她都会给你讲上好几个小时的故事，跟你做伴。哪怕现在，你对我说，“快乐”这个词依旧会让你联想到得流感时发着烧但并不严重，又能舒坦地待在床上的状态。“我从未见过，”你对我说，“那么富有想象力的人，想象力就像她身体里的一株奇异植物，它通过别的机能来扩张，就像扼杀了其他机能一样。只要我感到零点几度的体温上升，我就知道会有怎样的愉悦在等着我，那就是消除现实！没错，伴着她给我准备的蜀葵根汤剂的第一口热气，现实就被消除了，因为在汤剂之后便会是她乐此不疲即兴编出的不可思议的故事。长大后，当我第一次听说鸦片及其效果的时候，我只能将其想象成冰糖的样子，姑妈正是用冰糖来给她那些无法形容的汤剂增加甜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