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糊涂了。”我小声嘟囔。
“我也是，”他说，“我也糊涂了。我被这些事搞垮了。每个人都有他想要的脸，只是这都取决于另一种意志。而这正是最糟糕的，因为说到底，每个人的脸都是他配得到的样子，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是的，这是其中最糟糕的，因为我的脸……算了，咱们不说这个了，拜托。想到这事儿就让我烦心！我的脸让我消沉。这种统治着咱们的无意识的行动、这一无意识的意志、这一让咱们身陷其中的双重深渊……我说双重深渊是因为这一切在两种神秘之间移动，一边是起源，一边是结局，一边是淫秽，一边是阴森，都是无底的深渊。所有、所有、所有的一切都将止于此：通灵现象也好，做梦也好。招魂术士认为看到了死者的信息并非毫无依据，很多时候凄惨的气氛会让人想起这一点。只是他们从未能说明白另一点，那就是每当他们亲爱的已经失去形体的姑妈们从另一边捎来信息时，他们常常会感到茫然，并说出一大通粗鄙言语来。”
“又是老一套。”我累得小声嘀咕了一句，而且我都快困死了，浸润着雨水的阵阵寒风透过气窗打到我的脸上。
“对，又是老一套，”因为潮湿的冷风吹熄了火柴，索雷拉斯再次试着点燃他的香烟，“可弗洛伊德派，该死的弗洛伊德派却不能超越淫秽那一面，他们就像是宗教游行里的巨人，得透过裤门襟看一切。而阴森那一面却从他们那儿逃脱了。每个人都只能看到事物的一面，可凡事皆有两面！这是一道双重的深渊！咱们在深渊中污泥遍体，淤泥甚至淹到了眼睛，但尽管如此，咱们的眼睛还是露在了外面，恰好能隐约望见另一道深渊，悬于头上的那道……”
他仍在努力点燃香烟，却没成功，阵阵寒风吹熄了火柴，他的嗓音在黑暗中越来越低沉。
“那个时期，我开始像个体面人一样有条不紊地将自己灌醉。我等待着附体的鬼魂们将光着脚的我在公寓外抖干净。在半夜到凌晨四点间，我在‘中国区’中心散发着甘蔗和尿味的破烂窝棚里过着我的另一种生活。人们在那里痛饮甘蔗酒，而客人们为了省事儿就在里头的墙角根撒尿。之后有传言说，对这样的破地方市政府的服务机构出于促进旅游的目的在背后狡猾地资助，不过这纯属诽谤，我可以向你发誓，在我去的那阵，根本连一个游客都没有。天色开始变亮时我烂醉如泥地回到家。有个周一，我上床时比以往醉得都要厉害，床像只船一样摇摆，我感到阵阵恶心。当一团不超过一只苹果大小的蓝绿色荧光在黑暗中出现在几乎是天花板的高度时，客厅墙上的钟敲响了四点，那团光跳跃着，却保持在同一高度，之后恰在我的上方停住了。就在那时，它获得了一种黏稠的坚固质感，或者说更像是面团的那种质感，变成一只凝视着我的眼睛。我仰天躺在床上，脸朝着天花板，想要顶住酒醉引起的阵阵恶心，结果只有一只眼睛从天花板上看着我，而另一只眼睛并未睁开，我只能在那团发白的荧光中分辨出一个不成形的轮廓。一张脸的模样也开始大致显现，一开始很模糊，但之后便很容易辨认：那是我自己的脸。对，那是一张跟我的脸出奇相像的面孔，我听到了它的声音，嗓音低沉，像是咱们小时候的旧大喇叭留声机里发出的声音，或更像是个声带受损的残疾人的声音，正竭尽全力地说活。那个嗓音说的是：‘然而，它的确在动。’”
我已经半睡半醒，却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因为这事儿真的出乎我意料。
“你别笑，”索雷拉斯说，“那声音说：‘然而，它的确在动。’那声调如此笃定，就像我跟你在说话一样！与此同时，那张脸还有那只独眼开始像融化的蜡一样渐渐消失，我又听到了那个特别粗哑的声音：‘百万的百万的百万的……’”
“百万的什么？”
“我不敢在你面前重复，可怜的克鲁埃尔斯，不过没关系。你可以自行想象。那一刻，恶心终于战胜了我，我把在坦盖特洞穴里吞下的甘蔗酒全都吐了出来。那个地方就叫这个名字，至少剧院拱门街上那帮最饱经磨炼的女人中的一个老手就是这么叫的，你知道吗？那可是个成熟得过了头的女人，就像被忘记采摘的无花果，在秋季的最后几天里因为自身的重量而从树上掉了下来，摔了个稀烂。我去那里恰恰是对她身上散发出的那股秋日枯叶般的气息着迷，为此我常去她的洞里，我觉得我此前已经跟你描述过那地方。因为，事实上像我这样的人总梦想着最贞洁的少女，她们有着纯真逼人的眼神，发间有着天地之初首个清晨中百里香的芬芳，像林间的兔子一般不可接近……对，克鲁埃尔斯，当一个人脑子里满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和无法实现的渴望时，他就会在一个极为成熟、堕落和散发着蒜味的妓女洞穴里寻找到最深沉的平静。”
他叹了口气，把空火柴盒用力朝气窗玻璃上扔过去，停顿了一会儿之后接着说：
“现在你看到我忙着给你们狼吞虎咽吃下的鹰嘴豆做统计，可我生来是为了其他更好的着落。难道有人在临死前能不像曼恩·德·比朗那样说‘我是为了更好的命运而生的’吗？可是，我们又能怎样？咱们所有人生来都是要征服这个宇宙的，可咱们连屁都征服不了！宇宙很美，可是不容征服，就像那些贞洁的少女一样，目光清澈、挑衅、孤僻、野性。一切都是老一套。有人曾尝试过一切：驯服爱尥蹶子的天使；刻苦钻研地质学；强行跨越心理玄学和弗洛伊德派之间黏稠的鸿沟；替奴隶赎身。能替他们赎身是多么光荣的事啊！可是他们不让。无产阶级不让，或许是出于同样晦暗而强大的理由，宇宙、鬼魂、天使般的姑娘，地质学都不容许。咱们无奈的贪婪面对女性的大洋，就像被钉在沙滩上的坦塔罗斯面对着壮美得令人震颤的整个宇宙！在某个秋末的傍晚欣赏一下周遭风景，你便会明白那种感觉。既然咱们无法拥有它，那为何它还是如此壮丽？既然巨大的饥饿感和如此壮阔的宇宙并非为彼此而生，那为何两者要有联系？到了某一刻，人们会说：该死的饥饿，你要的可不只是宇宙，整个宇宙都无法满足你，你要吞噬的是上帝！”
我觉得我听到了大逆不道的渎神的话，为此惊恐不已，唱诗班领唱般的嗓音似乎遭遇了一阵颤抖的滑翔，不是向上而是向下，越来越低沉，就像一只盘旋下降的黑鸟。甚至可以说地下室的各面墙都伴着嗓音的回荡而震颤，面对这在我看来简直是大肆亵渎神明的话语，我冒出一阵冷汗。
“有一刻，人们会对自己说：‘我想要吃下的是上帝！’而上帝会容许他这么做。”
突然间我理解了他，我蜷缩在草垫上，小声抽泣起来，我再也憋不住了，因为我理解了他，泪水夺眶而出，我无法抑制。
“你别犯傻，”他说，“要是上帝不让人吃的话，这么久以来人类早就被饿死了！不过我觉得现在该是睡觉的时候了，咱们已经说了太多蠢话。”
[1] 西班牙语及加泰罗尼亚语中的一种名词变换方式，用来表示亲昵。
[2] 此处指贾科莫·卡萨诺瓦（Giacomo Girolamo Casanova，1725—1798），富有传奇色彩的意大利冒险家、作家，风流才子，18世纪的欧洲大情圣，生于意大利威尼斯。在被罗马教宗克雷芒十三世封为骑士前，他便喜欢别人称其为塞恩加尔骑士（Chevalier de Seingalt）。文中所指回忆录即他的自传式小说《我的一生》（Historie de ma vie）。
[3] 希腊神话人物，为宙斯之子，他烹杀了自己的儿子，并邀众神赴宴以考验他们是否真的通晓一切，宙斯震怒，将其打入冥界，他站在没颈的水池里，当他口渴想喝水时，水就退去，他头上有果树，当他肚饿想吃果子时，却摘不到，永远忍受饥渴的折磨。
[4] 每日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五天半，周六上午工作四小时，周六下午到周日休息。
[5] 原文为拉丁语，Suum cuique tribuere。
[6] Gnaeus Domitius Annius Ulpianus（约170—228），古罗马法学家。
II
1937年12月时，我几乎认不出巴塞罗那。
从一年半前起——从我加入前线队伍开始——我就没在城里待过。起初的兴奋已经荡然无存，那只是属于那个7月的激荡，人群在火灾的烟雾中挥舞着步枪叫喊着。而此时的巴塞罗那令人惊愕，却是因为冷漠的寂静。
在沉寂、平静、忧伤与寒冷之中呼吸到的是腐烂的气息。在街上已经看不到剃着寸头、身着男装、同样背着步枪的女人，她们是我对巴塞罗那最后印象的组成部分。现在街上能看到的几乎都是女人，但她们绝不会让人想起头几个月里的那些“女民兵”，此刻，出风头的是色彩鲜艳的披肩长发，金色、银色、玉米穗般的红色，在空气中留下一阵浓郁的香水味。这么多缤纷的长发令人眩晕，一年半的革命与混乱带来的是过度的自由，就像蓝色、绿色和灰色的眼珠中出现的一道兴奋又感伤的阴影。于是我想到战争分隔了索雷拉斯曾说过的大洋与撒哈拉，男人们上前线，女人们在后方——突然间我就陷没在大洋之中。
我在1937年12月到底要在巴塞罗那做什么？这有点难以解释，我暂时只是在街头闲逛，觉得自己像个异乡人，只不过是在自己的城市里迷了路。我比1936年6月时更觉得自己像个异乡人：狂热已经过去，随之而来的是因为虚伪和费解而令我厌恶的东西，像是奸诈、疲惫和失望的感觉。巴塞罗那，在沉醉于“奇怪的呼喊”之后，变得颓靡、屈从和恬不知耻。
房屋的墙壁消失在无数海报之下。1936年的激动已经死去、被遗忘，却还想在那些除了我无人观看的海报中存活。对我来说，那些海报却是新的，我一年半前离开时，它们尚未开始繁荣，也还未扩张成那些让人咂舌的样子。面带愁容的人群像一条疲倦而浑浊的河流从那些刺眼的大幅海报下卷过，而那些海报依旧在颂扬着革命、无产阶级、“法西斯战争”。人群卷过时甚至都没看到海报，在其中一幅上有一只穿着加泰罗尼亚布鞋的脚踩在一个纳粹的“卐”字上，而在另一些上面则是所谓的共和军战士，不过他们的姿态和傲慢的神情，外加无可挑剔的制服却让我认不出来。那幅出了名的，我们听说过那么多次的海报自然也在，号召——号召谁？后方的妇女吗？——“你们要制造坦克，坦克，坦克”。我知道那成片的五颜六色、刺眼而令人瞠目的海报皆出自我并不认识的利贝特·米尔曼之手，我知道他是因为我偷偷看过的那些信，但不管怎样我在巴塞罗那都会知道他，因为所有人说起“利贝特同志”时都像在说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一个极为活跃而机敏的人，而就在我前往巴塞罗那的那段时间里，了不起的利贝特·米尔曼刚下了《索利报》——行将沉没的——这艘船，又搭上了另一艘当时正一帆风顺的船，至少看上去如此。我直到第二年春天才会认识他，而在此之前，有关他声望的消息已从各种渠道传到了我的耳中。所有人在跟我说起他时，都会指给我看用糨糊贴到城里各面墙上的那些巨幅海报：“所有这些，所有的海报都是他的作品。”
而我，就在那之前不久，我跟灰暗而阴沉的人群一样感到疲惫和沮丧！在索雷拉斯失踪不久之后，路易斯也失踪了，这让我一下觉得在旅里没有了他俩我有多孤独，多么孤独啊，我的上帝，多么孤独！
索雷莱斯在10月底以人们所能想象的最为突然的方式消失了。从那天起我们就没了他的消息，仿佛大地吞没了他。自那以后，路易斯跟以前也不再是同一个人了，他变得脾气暴躁，我们其他人都觉得这是因为他这辈子的挚友失踪了。结果在最近几次颇为血腥的行动中，他也失踪了。有些人认为他死了，有些人觉得他被俘了。至于索雷拉斯，一开始我们猜他去了我们对手的那一边，也就是“平足旅”，但我们最后才了解到“平足”那帮人并不比我们知道更多关于他的消息。
没了路易斯和索雷莱斯，我们旅对我便失去了意义。此时我们通过许多细节，确凿了解到了我们在前线时后方所经历的各种恐怖事件。焚烧教堂杀害神父的事从好几个月前开始就停止了，但还是留下来可怕的回忆，只有重建起公共功能才能抹除那样的回忆。然而，一月月过去，曾经在最困难的时候支撑着我们的希望开始逐渐失去，那是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时刻，而人们希望的是那样的无序只是暂时的，自治政府会重新恢复权威，会赋予战争在我们所有人眼中有价值的唯一意义：极力捍卫将我们团结到一起、能让我们抛下一切团结到一起的一件事物——我们受威胁的家园。时间一月月过去，而接替最初的“奇怪的呐喊”的是新的“奇怪的呐喊”。一个迷失了的人，已经无法明白任何事情，只觉得越来越疲惫和沮丧。那么多牺牲、流血还有努力，都是为了什么？我们捍卫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不重建天主教信仰？这可是大多数加泰罗尼亚人的信仰。有时候我会为自己属于共和派而感到某种内疚，或至少会有怀疑的情绪。这种感情自打我没了路易斯和索雷拉斯而倍感孤独之后变得尤为尖锐。
没有了他们，我陷入抑郁之中，无法自拔。此外，战斗的情势也越来越糟，溃败也愈加频繁。我们的步枪兵——榴弹兵连不得不突袭敌军的战壕，而在其行进过程中没有坦克和飞机掩护，甚至连炮兵的火力支持都几乎没有。他们遇到了完好无损的铁丝网，不得不在敌军机枪的交叉火力下用修枝剪去剪断。他们中的很多人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挂在带刺的灌木中，在阿拉贡大草原的烈日跟刺骨的寒风中逐渐风干。
即便如此，我还是记得有宁静的一刻，尤其是在茅屋里的时候，就像我接下来要说的那样，但那只是短暂的平静。我们在那时曾以为在经历了如此多反复之后，前线会重新恢复稳定，我们会在当时最终占领下的阵线内过冬。
秋意渐浓，雨水也很多。我们几个月前所认识的那片干燥的土地此刻变成了一片泥潭，人甚至骡子行走起来都越来越困难。在隘口或是峡谷深处骡子会被淹到几乎肚带的位置，激流汹涌而来。如果暴雨持续，而且飘来的大片乌云越来越黑越来越厚也让人不禁觉得大雨会持续，那么整片地区的行动就会因为泥浆而无法展开。司令指导阵线上的各营最好想办法在当地扎营，并做好在那里过冬的准备。
我们营四个连的士兵组织起了茅屋搭建大赛。此时要盖的可不是像夏天那种临时窝棚，也不是我们就打算凑合几天时搭的那种，而是能保护我们免受已经开始的大雨和之后可能会有的降雪及冰冻之苦的保暖的屋子。所有的选票最后都投给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茅屋，就跟我们各自的老家一样各有不同。一连来自塞加拉的六名士兵垒起了一座拱顶石头房子，而且因为我们没有灰泥，所以这房子没用任何灰泥，他们技术熟巧得很，要不是因为体积小，都会让人觉得那是属于某个中世纪遗迹的桶形拱顶。他们用一大堆黏土制作拱模，事先将黏土依据大小和形状制作成型，拱顶一旦收拢之后，他们便掏空黏土，并将其涂抹在拱顶外侧，形成一层厚厚的防水层。他们在那条隧道样的结构的两个开口处同样仅用石块各垒起一堵墙，在其中一堵墙上留下口子充作门、窗和烟囱。他们这么快就建起了那么牢固的栖身之所让我们惊讶不已，众人都认为这房子不仅能抵挡风雪和冰冻，甚至还能抗炮击和榴霰弹。
如果说这间屋子因其建筑的坚固性而赢得了选票，那么另一间则是因为其巧妙的轻便性。那是由三连的七名士兵盖起来的，他们来自塞尔达尼亚，他们盖的房子风格跟比利牛斯山的烧炭人必须在森林里待上几周看守圣栎树炭窑时盖的屋子一样。他们先深深扎下十二根树干，而树干的另一头则互相撑牢，就像拱扶垛一样六根对六根，其间用树丫使其彼此合拢，在这样的支架上面他们放上一个树枝做成的框架，再在树枝框架上堆上一层又一层长满枝丫、松针繁密的松树枝，这些松树枝就像堆在屋顶上的瓦片，由于松针斜向朝下，如堆放得当，即便大雨如注，也能将雨水倾泻干净。
皮科连长由于自尊心作祟，也想建一座小屋。“一个连长要是不如士兵心灵手巧，”他说，“那可不行。”如果要公平起见的话，我不得不承认尽管他想象和建造起的房屋在体积和舒适度上超过了其他，但这一成功却来得自有其诀窍，无论如何都没有我们所佩服的那几个塞加拉人和塞尔达尼亚人身上那股优雅的简洁性。
他在助理和机枪连几个士兵的帮助下，先用尖镐划出房屋的底层，他希望那是圆形的，接着他将土挖到一西班牙时[1]那么深。为了让底层是个严格的圆，他还用上了一个錾子和一根细绳，细绳被系在一根插在土里的桩子上。土挖完以后他要找出准确的中心点。“因为事情，”他说，“都得好好做，所以咱们才是不理智的。”高中里的几何知识我还记得很清楚，于是便帮了他一把，这一有文化的证明提高了我在他眼中的地位。他在那个数学中心插上了一根树干，现在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也没什么理由要隐瞒了，其实那根树干并不是在森林里砍来的。或是要争取时间，或是因为他想要树干都整整齐齐，所以他用的树干都是邻村的电话线杆子，那个时候这些杆子都已被弃置不用，这也是很正常的事：自打最后几次进攻和反攻之后，村里已经没人住了。他沿圆周插下十根树干，再在这些树干和中心那根之间以放射的形状搭上椽子，而椽子是从村里变成废墟的房屋里拔来的。在椽子上面他铺上了一层显然也是从废弃的房屋里弄来的苇帘，最后再在上面盖上真正的屋顶。“因为瓦片，”他说，“都是别人免费给我的。”
我偶尔去那儿探望，但我不得不承认，如果说士兵们的小屋跟风景融为了一体的话，那块不寻常的大疙瘩则是很不搭调，甚至，为什么不该这么说呢？那房子让我觉得有点恶心。哪怕柱子都扎进了洞的深处，房子还是高得离谱。为了建造墙壁，在柱子间嵌进了旧门板、木板和其他从废墟里弄来的木头。或许在机枪连连长身上体现出的杰出品质中，有一样因其缺乏而熠熠生辉，那就是审美感觉，不过我宁可把这一点保留在自己的想法里。他在屋里逐渐添置家具，用了不少他自己的门道。旧弹药箱为他提供了桌子的材料，他甚至还用这些材料做出了一张床，并在床上铺满了稻草（大家纷纷怀疑村里的床垫上虱子成灾，因为这些床垫在落入我们手中之前似乎已被敌军步兵队伍使用过）。屋子中央的柱子上钉满了钩子，用来做挂物架，在这根柱子和周边柱子的半当中，有个用石头围成的圈，里头用木柴生着火。他的屋子之所以里面那么高是为了能生火，烟聚集到屋顶再逐渐散出，但透过屋瓦间的一个洞时散得很慢。不管怎样，如果你想要呼吸到可以忍受的空气的话，你就得坐着甚至最好是躺着，一旦你站起来，一阵要命的咳嗽就会向你袭来。因为操心这件事，他一直没闲着，直到在村子的瓦砾里找到一根够长且直径有一拃的管子为止，天晓得那管子是不是从哪处排水管那里弄来的。他把管子用铁丝挂起，一头挂进屋内，另一头穿过木墙上凿出的一个洞通向屋外。他挂管子的时候并没有像我们所有人以为有必要的那样垂直挂起，而是几乎水平悬挂着。当我们亲眼看到管子将烟吞进去，进而像蒸汽机车头的烟囱一样从外面那头排出阵阵浓烟时，全都敬佩不已。
要是我在茅屋现身时正逢早饭时间，他会邀请我共进早餐。那个时候奶粉已经开始短缺，我们的早餐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以清咖啡为主，尽管咖啡很差，但那个时期后勤部还在给我们供应。他在炭火上搁上一口放了点鸡蛋的平底锅，在里头煎上些面包块，随后他把煎好的面包放进铝盘里，倒上滚烫的咖啡。他做的那道咖啡加煎面包浓汤味道好极了，这点我可以做证。据他给我的解释，在他还在驻扎非洲的外籍军团的美好时光里，他的早餐通常便是这道汤。
所有的小屋都建得离战壕不太远，在多雨泥泞的日子里，根据执勤和换岗的情况，大家都觉得来回战壕不用走很多路是件很舒服的事。我不记得是否曾经说起过机枪连的连长脚上有好几个大鸡眼，当天气潮湿的时候，他走起路来就会很不方便，照他的说法，没有哪个气压计能比他的鸡眼更好使。也就是在那个雨水尤其多的秋初我终于说服了他，而在此之前，我的所有建议都跟他坚定不移要留着鸡眼的决定相抵触。有天我们约定第二天我会拿着工具过去，而我得是那个给他挑鸡眼的人。“要是普伊赫医生想要碰我的话，”他威胁说，“我就让全连的机枪朝他扫射。”
第二天当我出现在那里的时候，别人告诉我他上战壕去了。那日是个意外的晴天，我看到他正和机枪连的两个士兵起劲地聊着，他们没待在已经是片泥沼地的战壕底部，而是坐在了充当掩体的沙袋上。待在秋日那金黄甜美的阳光下让人心旷神怡，从那里能通过望远镜看到敌军的战壕，就在距离三公里左右的地方。距离很可观，双方的前线在那几日都显得无比平静。我们决定就在那里、在泥泞的战壕外进行手术。我让皮科坐在一个弹药箱上，那地方掩体很宽，因为有一个机枪巢就设在那里。他开玩笑地让那两个士兵站在他身后按住他的肩膀，“既然这是我他妈这辈子做的第一个手术，我可不知道会有什么反应。”我跪在他身前，开始摘除其中最明显的一个鸡眼，而事实上，每一个都很惊人。就当我们绝不曾料到的某件事情发生时，我还听到他兀自在说：“要是我一脚把你踢到敌军战壕里，那只会是反射作用，绝不可能有恶意。”
一阵可怕的爆炸把皮科的小屋掀到了空中，就像我先前说的那样，那房子跟其他房子一样都离战壕不太远，一瞬间电话线杆子、门、椽子还有瓦片四处乱飞，好几发手榴弹在其他小屋里炸开了，那些房子也被炸飞成碎片，掉在掩体上的房屋碎片破坏、砸裂了沙袋。其中一枚榴霰弹的爆炸波把我们四个都轰进了战壕底部。
皮科和我还能站起来，除了这记重摔造成的碰伤，并无大碍，而那两个士兵却死了。有时候，有些手榴弹会落在附近的岩石上，因为无法像其他炸弹那样陷进软软的黏土里，炸裂的弹片会飞散到很远的地方：有些碎片从我们脑袋上飞过，有些扎进战壕里，划过整个坡面，留下一道像是利刃刻出的痕迹。正是这样飞溅的弹片打到了两名站着的士兵脸上，而皮科和我这次能够活下来就因为我俩的位置比较低。轰炸还在继续，已不可能再有疑问：这只是炮兵在热身，接下来必然会有步兵的袭击，因为敌人不太可能做这么多无用功。
这是在整场战争中，对鲜血的沉醉第一次涌上我的头顶，就跟其他人一样，跟所有人一样。
我没设法去跟普伊赫医生还有担架员会合，而是和皮科一起待在了战壕里，我们透过沙袋间的射击孔观察着敌人的几支小队蹑手蹑脚在荆棘丛中前进，仿佛突然出现在了我们栅栏的不远处。他们脸上的神情令我着迷，那不是仇恨，而是麻木，当他们想要剪断铁丝网挣扎着从木桩间穿过时，我们的机枪不断将他们射杀。他们的坦克和飞机应该在其他更重要的地方忙活着，所以眼前这一切用军事术语来说不过就是场“佯攻”。在那时候，在没有坦克的情况下进攻有战壕围住的地点并非惯常做法。他们中有两个人已经从有倒钩的铁丝网下钻了过来，一站起来之后他们便高喊：“你们不要开枪，我们是来投靠你们的！俄罗斯万岁！”
虽然这呼喊声本该让我们觉得可疑、异常跟荒唐，但我们一连的一个步枪中尉毫不犹豫地从掩体上探出了脑袋，用和平的语气朝他们喊话，而他是个老兵了，本不该这么天真的。那两人中的一个爬上沙袋作势要拥抱他，而另一个则在这个时候从掩体和木桩间拿毛瑟枪朝中尉射击，中尉几乎一声没吭便脸朝下栽了下去，死了，死在了战壕的泥沟里。第一个人站在掩体上，从他背着的一个大袋子里掏出手雷向我们投掷过来，他带着播种者一样的神情四处扔着手雷，同时呼唤他的同伴们趁我们迷惑和惊讶的当口冲上前来。
我对于当时所发生的一切的回忆是模糊而阴郁的，皮科已经坐到了机枪边，冷静地扫射着，但子弹很快便耗尽了，还好我们还备有步枪、优良的毛瑟枪和一大箱手雷。在战壕的那一角，只剩下我们六个人防守，皮科和我一人拿着一把毛瑟枪，当枪管因为连续射击而发烫时，我们就在等它冷却的时间里抓起另一把枪，并且时不时丢一颗手雷过去。“让你们得意。”皮科每次都会莫名欢乐地大喊。我扔出去的手雷都没炸，是他教会我怎么在投掷的时候拉开保险绳。我对此一无所知，甚至连毛瑟枪要怎么开枪都不知道，因为直到那时我都没开过枪。我只知道那是一股兴奋之情，世界上、生命中都没有任何东西能与之相比。
那场袭击是无法令人接受的，它并不像之后那些有坦克、飞机和人数更为众多的步兵部队的袭击。我们曾以为可以度过秋天甚至冬天的战壕线好几处被突破，溃败由此发生。
尽管此刻看来无法理解，可事实就是这样，在我适才讲述的冒险刚刚发生之后，我便想投靠到敌军队伍里去。此刻我自己在回想起这一切时，才意识到那种愿望有多不合适。或许战争与和平就跟睡梦和警醒一样：当我们清醒时，便无法理解之前的我们曾是那个熟睡的人。而身处和平中的人也无法理解战争中的人。时隔多年之后，无论是曾向他们大力射击，还是在那不久之后想要投靠到他们那边都让我羞愧不已。
那年秋天发生了最严重的溃败。整旅整师都四分五裂，各地来的士兵与各群支离破碎的逃亡者混到了一起。恐慌就像噩梦一般。我和诸多被恐慌俘虏的逃亡队伍中的人一样迷茫。我只看到了陌生的面孔，听到他们说起我完全不认识的师：杜鲁提师，李斯特师，谁知道呢。他们中没人能告诉我我们营或我们师在哪儿，他们对我们一无所知，正如我对他们同样如此。好些日子里我都试图找寻方向回到我们自己人中间，可在那样的混乱之中简直就跟在麦草堆里找根针一样难。
结果有天傍晚，一名卫生连长“收留了我”，把我收编进了他们连。我已记不清那个连到底属于哪个师，只知道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医官连长是个瘦弱的小个子，小胡子精心修过，让他平添了几分街头唐璜的模样。他不停朝我眨眼睛，说起黄色故事来乐此不疲，而所有故事里的主角几乎总是某个神父。
我为什么还要在那个师待下去？在那儿我觉得自己完全是个外人。下流笑话那一套我可忍不了太久，更何况还都是一样的。有天晚上，当无政府主义医官唐璜打呼的时候……我悄无声息地从草垫子上起身，走出了棚屋。我带着装有便携式望远镜的背包，当时我还没把望远镜弄丢，那是我到了战争的最后几天才给弄丢的。
我独自上了路，走的是跟溃败的逃亡者相反的方向。那几天里那地方乱糟糟的，使得一切都有可能。我走了一整夜，根本没人问我去哪儿。
曙光初现时我在一片桧树林中。我在那里待了一整天，蜷缩在一个山洞里。浓重的寂静沉沉笼罩着那个地方。孤独令人窒息，以至于某颗射偏的子弹偶尔呼啸着飞过时都像同伴一样给予我安慰。两支军队在那片地区相隔数公里，而我差不多就在他们的中间位置。我的背包里装着我从“平足旅”的后勤部那里骗来的四个小面包和四罐炼乳，足够支撑我四天。
我想要干的事一点都不容易，因为我忽视了双方前线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自己到底想要干什么，可能想投靠对方，也可能想通过夜间赶路、白天躲藏的办法越过法国边境，谁知道走上四天之后我能不能到达比利牛斯山。事实上我已经迷路了，漫无目的，或任由上帝做主。我唯一真切知道的是一股似乎没完没了的忧伤掌控着我，从内心折磨着我。索雷拉斯已不在旅里，路易斯有可能已经死了，谁又能跟我保证皮科、司令、普伊赫医生没死呢？谁又能跟我保证我们整个旅、整个师还有人活着呢？如果不是那样，我又怎么会什么踪迹都找不到呢？
夜晚终于来临了，我再次在星座的指引下上了路。首先，我想要知道的是其他人都在哪里，好对情势有所了解。我唯一知道的便是其他人应该都在我的西面。于是我朝着射手座的方向行进，一年中的那个时候射手座贴近地平线，就在太阳刚下山的地方。当射手座落下的时候，指引我的便是银河这条朝圣之路。当夜空浓黑一片时，在干燥而透明的空气中，银河在大草原的中央闪闪发光！那是那些个异样的夜晚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回忆：那仿佛是一团细微至极的钻石粉尘，我不止一次停下来用望远镜眺望，而有时我突然感到孤独像一只扼住我咽喉的爪子。要不是有群星做伴，像我这么爱哭的人，不知会哭成什么样，不知会像个迷路的孩子似的哭成什么样。此外就是百里香这一仅有的植被散发的苦涩香气，和那片荒凉地带上细瘦的桧树，冰冷的风将百里香的苦涩香味朝我一阵阵吹来……有时我不禁怀疑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又一次梦游症发作，以至于我定定望着朝圣路机械地迈着步。如今，时隔多年以后，我宁愿将其当作一场梦游，而我有意识和有责任感的意志从未曾参与过这一过程，因为此刻我将其看作某种叛逃，可当时的我并不这样以为，而我当时也并未在梦游。梦游发作未曾留下任何回忆，要不是别人告诉我，我甚至都不会想到曾经发生过。
那并不是幻觉：我是完全有意识地要叛逃。第二天晚上我听到了远远传来的人声，那是我在三天里头一次听到人声。我对自己要做的决定再次感到犹豫，我明白要到达比利牛斯山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走回去呢？既然路易斯和索雷拉斯都不在旅里了，而皮科、司令还有医生可能都死了或被俘了，又为何要回去呢？我即将跨出我一生中最严重的一步：选择我的敌人。直到那个时候，我身处一方，却从未曾做过选择，我因为后果而身处其中，却并非出于选择，我也从未想过其他那些人是我的敌人：他们只是其他人而已。真的，直到那时我脑中都从未有过那样的想法。我也是直到那个时候才朝他们开枪，向他们扔手雷，那一阵兴奋之情过去之后，只留给我深深的羞愧。那时本能主导着我，让我像另一个人一样行动，而非我自己。即便我身处另一方，在同样的情况下，同样的事也会发生在我身上，这对我而言已是显而易见。在那疯狂的时刻，我并非因为他们是我的敌人而朝他们开枪，而是因为其他原因，其他无法解释的原因。从我未曾选择阵营开始便是如此，我只是待在了战争碰巧让我待的地方。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那个时候。现在我要选择，从那一刻起，在我自由意志的作用下，我的朋友将成为我的敌人，反之亦然。
人声终于变近了，就在距我三十步左右的地方。
那声音在我听来十分含糊，以至于我都没意识到一个事实：他们说的话我一个字都听不懂。我凝神细听了好一阵子：那些奇怪的声音根本无法组成一个清晰可辨的词语。
“是摩尔人。”我静悄悄地藏到两棵桧树中间，它们的枝丫刚好形成一个洞。那些鼻音和喉音越来越清晰可闻，他们似乎正在走近，我像被困的动物一样蜷起身体。我在听到那些尖利的鼻音之前压根都没想到摩尔人，但当我愈加专注倾听时，我又觉得那些声音既不尖利也不像是鼻音：只是听不懂而已。“那要是巴斯克人呢？”
我知道巴斯克军队的残余——绝望防守中的幸存者——曾坐驳船在加斯科涅海岸登陆，想要通过法国加入加泰罗尼亚的军队。“上帝曾指引过我，”我突然想到，“庇佑永远都在！落入巴斯克人手里总好过落入摩尔人手里。”
那些声音很快靠近又很快走远，像是属于一支在小树林里搜查的巡逻队。尽管天气寒冷，我却在出汗，我感觉到汗珠滚落到了唇上，还有一颗汗珠顺着我的脊背往下滑，就像一滴水银。
就在此时，我透过桧树隐约见到了一团营地的篝火，就在离我藏身处一百米开外的地方。他们刚用风干的金雀花枝生起火，火苗蹿起时噼啪作响，仿若焰火。我在手脚并用爬出去之前用手在胸口画了个十字，我得去弄清楚他们到底是什么人。我已经不出汗了，感到异常的清醒，一根带刺的枝条仿佛一只带有钢指甲的爪子挠过我的脸颊。我终于靠近了篝火而没被他们察觉，我甚至都能看到他们的脸。他们的脸映衬着火光从黑暗中浮现，仿佛在一幅阴暗派的画中。
那是什么样的脸啊，上帝！那样的脸！
我站起身来撒腿就跑。真是标准白痴的行为。
子弹从我周围呼啸掠过，仿佛饥饿的蚊群飞过。我只有一个愿望：飞翔。于是我飞了起来，但不是朝上飞，而是朝下飞，直到我的飞行被粗暴地打断，我感到了被子弹打下的飞鸟的惊恐。
我想要挪动双腿，可它们并不听我使唤，就像长在了别人身上一样，我摸索着它们的时候，觉得它们很陌生。我听到了摩尔人来来回回时发出的动静，还有他们富有穿透力的嗓音，之后，所有的嘈杂声消失了，出现一阵奇异的寂静。
我为什么看不到我头顶的星星了？直到我摔倒时夜晚都依旧很宁静。可是，我摔到了哪里？那样的寂静、寒冷、浓厚的黑暗，无法移动的双腿……哦，白天快点到来吧！可是，天一亮他们就会发现我……一阵湿冷在我无法动弹的时候渗入我的骨髓，此刻那些人声又一次靠近了。我的上帝啊，但愿夜晚永不结束！
不过这一次，真是奇迹，我听懂他们说话了，我听懂了摩尔人所说的一切！我的紧张劲过去了，双腿再次听从我的使唤，我又见到了星空，还有像钻石粉尘般的朝圣之路——我抽泣起来。
我的眼泪扑簌而下，无法停止：他们在说加泰罗尼亚语。我真想大喊一声向他们求救，但我失去了意识。
“真该死。”这是我恢复意识时听到的第一句话。我睁开眼，看到了一张我最不曾料到的脸，那是罗西克司令的副官的脸，他是个斗鸡眼。“真该死。能知道你在磨坊的蓄水池里干什么吗？还好水池是空的！”
斗鸡眼开始跟我说起最近发生的事情，依旧在为最后一场战役兴奋不已：咱们打退了摩尔人，一群婊子养的家伙，到处都是成堆的死人、伤员，一塌糊涂，不过溃败已经结束了，咱们已经不再像兔子一样逃窜了。
“司令呢，他人在哪儿？”
“就在这儿很近的地方。那帮摩尔人差点伏击咱们。你知道吗？我可算找到路易斯了。有人偶然发现他在一家离旅很远的军营医院里，他伤得特别重。很严重的伤！是一支无政府主义师里的担架员把他抬回来的，他们直接把他送去了阿尔米雷特，都没通知咱们。每个旅、每个师都只想着自己，你知道吗？有支无政府主义师朝一支共产主义师开火了。糟透了……”
不过很难说服我姑妈有很多营、很多旅，也很难让她相信我们那儿空气健康，跟后方的腐坏气氛毫不一样。在她眼中，事情很简单：只有两方阵地，一方都是麦子，另一方都是野生燕麦，双方被带刺的铁丝网隔开。为了避免激烈的争吵，我本不用踏进家门（她依旧住在萨利亚区的别墅里），可不得不为了件十分荒谬的倒霉事而去拜访她。
我一下火车就坐上了有轨电车，因为出租车已经很少见到。电车每停靠一站，就变得更拥挤一点，车厢里的我们挤得就跟被压扁了的葡萄似的。突然间我感到身边有个热乎乎且很有弹性的身形钻了进来，我甚至能感觉到她的心跳。一头红色的头发在我嘴巴附近挠着，她的香水味让我头晕。突然间，两只黄色的眼睛带着恬不知耻的明亮神情牢牢盯着我。怎么会有黄色的眼睛呢？那眼神平静而冷漠，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眼神。我感到她晃动着，踮着脚想要更靠近我，天晓得她是不是想让她的嘴靠到我的嘴边。我奋力甩开双肘从还在开着的电车上跳了下来。我的上帝呀，我心想，肯定是因为我这身军装，一身外衣便能赢得最凄惨的女人的敬重。
我机械般地把手伸进衣服内的口袋里：钱包消失了。
怎么办？“那只黑豹，”因为她的黄眼睛我不禁想，“那只年轻黑豹肯定在下一站下了车，混入无数张匿名的脸孔中，要找她简直是麦草堆里找针。”不过奇怪的是，我不禁对她略有好感，她顺走我钱包的技巧让我不由自主感到钦佩。“那只年轻的黑豹，”我兀自重复着，“那只海底的黑豹……”为什么是海底的呢？“海底的黑豹，漂浮在女性海洋温暖的水中”，索雷拉斯独特的宣泄话语重新浮现在我记忆中。我手放在胸口——钱包的消失让此处变成一块忧郁的空缺，像个蠢货一样试图回忆着在战前我可曾见过黄眼睛的姑娘，比起失踪的钱包来，我更操心这件事。突然间我意识到我没法吃饭，还得睡在露天的公共长椅上，除非我去总部报到，但是，没有了那些跟钱包一道消失的能证明我在巴塞罗那逗留的文件，我又怎么去报到呢？他们会把我像逃兵一样暂时关在禁闭室里直到查明真相！
我别无他法，只能去萨利亚区找我姑妈要钱。因为我们毕竟是姑妈跟侄子，真情流露无可避免，但在这之后，我所害怕的荒唐的争执还是开始了：
“谁逼着你跟这群破衣烂衫的人在一起的？”
“可是，姑妈，你要是看到另外那些人的话！他们穿得比我们还破，我跟你保证，你想想看，说到底，整个纺织工业毕竟还在共和派的区域内。”
“你就不管你们的人杀了咱们九个亲戚？”
“那你想让我怎么办，姑妈？让我去投靠另一边？在前线，每天都有人改变阵线，但这是双向的，这就是你不想去弄明白的地方。每一边叛逃的人的理由都一样：都是被后方的可怕事件恶心到了。索雷拉斯，一个就像邮差口中‘地址不详’那样消失了的人，常会说些令人吃惊的话，但他都说对了。有一次他曾对我说，如果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够长，到头来我们会看到所有的共和派士兵都会变成法西斯，反过来也一样。”
姑妈并不想听讲道理，在她眼里，其他那些人就是圣杯骑士，高大、魁梧，有着金色的头发，胡子总是剃得很干净，制服整洁又熨得妥帖，还有剑，一把握在手中的尊贵的剑，像支百合一样的剑，就像一支百合……
不过咱们还是说回我在1937年12月回巴塞罗那要干的事吧。一切都源于我偷偷看的那些信，因为从久远的记忆开始，我就因为令人羞耻的坦率而饱受其苦：我躲在门后偷听姑妈和阁下大人压低嗓门的漫长谈话，或是趁她不注意偷看她放在桌子上的某封信，甚至会在电车上偷瞥碰巧坐在身边的陌生女人在看的信。我不是个感性的人，我只是喜欢窥视，就像其他人为肉所吸引，而在我这里则是他人的生活对我的吸引，这同样令人羞耻，抑或更甚。
一切都源自路易斯努力藏在背包深处的那些信。
在经历了多次溃败后，前线一经稳定下来，我们旅剩下的人就被派往“死寂前线”重组。在我们的占领区和敌占区之间，有一道荒凉的山谷，谷中五六个小村已经被村民遗弃，原因就在于双方在那里频繁丢下榴弹炮。从我方战壕到对方战壕之间的直线距离有七八公里，这也意味着我们在步兵的所有火力包括相关支援武器的射程范围之外。此外，最近还下了一场大雪，当山上的积雪有三拃厚的时候，整个前线就不可能展开任何行动：彻头彻尾的平静！为此，我们被派去那里，我们在最近的战斗中损失惨重，伤亡众多，尤其是不计其数的人员失踪——这在所有溃败中都是常事；我们旅需要重组，伤员要恢复，如果有可能，还要找回失踪人员、补充新武器，以替代丢失或损坏的那些，最后还要派遣新兵填补空缺。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