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营在“死寂前线”占领了两个村庄，分别是圣埃斯皮纳·德尔·普罗伊和维利亚·德尔·普罗伊，普罗伊是流经两个村子的河流，沿河仅有一条马车道充作公路。从维利亚到圣埃斯皮纳有十公里。
当时那两个村子都空无一人成了废墟。战争初期的时候两个村子都曾被占领，疏散之后又被占领，曾被无政府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焚烧过，随后又在最近几次战斗中被轰炸。营队的司令部和卫生部设在了离后方更近的维利亚，而机枪连则驻扎在离战壕更近的圣埃斯皮纳。四个步枪——手榴弹连，或者确切地说这四个连余下的那一点人则占据了沿山峰而设的战壕，面朝荒凉的山谷，离两个村子相当远。
在被居民几乎已经完全抛弃了一年半的山野和丛林里，打猎活动惊人地增加。我们的人捕猎兔子、野兔、山鹑，多得都吃不完，尤其是下过雪后，追踪它们的踪迹就跟玩小孩游戏一样。我们在房屋的地窖里找到了油和葡萄酒、扁桃仁、核桃、煤炭还有可怜的村民们仓促逃走时不得不舍弃的所有东西。此外还有山谷里的那些村庄，在那儿找到的东西更令人意外。比方说，一把手摇风琴，机枪连的人欢欣鼓舞地把琴架上了骡背。有时我们的人会和对方的人遇上，大家会像好兄弟一样分享成果。既然行动被中断了，为何还要互相残杀呢？
我和我的长官也就是中尉医官——普伊赫医生——一起驻扎在维利亚村，但我会常去圣埃斯皮纳看望我在机枪连的朋友们。皮科连长住在了唯一一间还挺立着的房子里：那是乡里最大的地主堂·安达雷西奥的家，他在战争头几天就被无政府主义分子给杀了。他们还放火烧他的家，但房子厚实的石头墙壁经受住了考验。因为是间大房子，里头的房间和卧室都很好，不过墙和天花板都被火灾的烟雾熏成了黑色，里头没有家具，空荡荡的。餐室占据了底楼颇大一处地方，壁炉罩也很宽松，能放得下三张长椅，不过这些长椅都很宽大，还有很高的靠背，都是皮科从另一户人家里拿过来的：他在两侧各放了一把椅子，然后第三把横着放在中间，三把椅子像是组成了火膛前的一个小隔间。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在圣埃斯皮纳的时候，我们曾在长椅上度过了许多个夜晚，那些个在女人们来前的秋天和来后的冬天里无尽的夜晚。
皮科用在房屋废墟里找来的整根横梁生火。我们常常会在雨夜听到村里四处墙垣坍塌的声音，那声响低沉，是石块沉闷滚动的声音，当你想到贫寒的家庭在战争结束后回到家乡却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家时，那声音会生出巨大的感伤。
路易斯从阿尔米雷特的营地医院出来后，被派到了机枪连，因为他之前所在的步枪——手榴弹连已经不复存在。他们先是把他派去了支援武器部，但那些器械（七零式加农炮和八五式榴弹炮）只存在于想象中或纸上。阿尔米雷特的那间医院看上去就是个破烂地方，但幸好路易斯没在那儿待太久：那时间刚好够替他取出左胳膊里的一颗毛瑟枪子弹并等待伤口愈合。最初的流言总会将伤势夸大许多，就像士兵们常常会干的那样，结果却无非就是胳膊里的一颗子弹，也没有伤到骨头，不过，路易斯却变得很怪。当时我们的解释是他的坏脾气是由于索雷拉斯的失踪导致的，因为他们是至交，是从高中时代起便形影不离的同伴。
我们在圣埃斯皮纳举办了一场晚宴欢迎路易斯归来，这是由机枪连连长提议的。司令、普伊赫医生和我坐着那辆从无数场战斗和溃败中幸存下来的老福特从维利亚前去圣埃斯皮纳。“这车比许多政委，”司令说，“还要更忠于加泰罗尼亚的军队。”那时期我们并没有政委，既受不了他们又见不得他们的司令确定在最近几场战斗中他们“所有人都从战场上跑路了”，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或者说至少并非全都如此，但我们营的人并不想念他们倒是真的。
“现在，”罗西克司令说，“咱们给士兵们补充手摇风琴而不是政委，或许这不是那么有教益，但肯定更有娱乐性。”
就是在那次欢迎路易斯的晚宴上，皮科跟我们讲了他在“无主之地”也就是说在那片荒凉山谷里的最新发现：据他所说，是一只古老的高脚大银杯，还镀了金，“肯定是摩尔人时期的”。他让自己的厨子在杯中装满陈年葡萄酒，为我们的健康而干杯。
“连长！”我不禁大喊一声。
“你怎么回事？”
“你在哪儿找到的杯子？这是只圣杯！”
司令吓了一跳：
“可是，皮科，你是在教堂里找到这杯子的吗？难道你从没听过上帝之血的故事吗？”
“上帝之血！”皮科说着这话，杯子从手里掉到了地上，所有的酒全洒在了铺地的石板上。当我把杯子拾起来收好的时候，他嘟囔道：
“克鲁埃尔斯，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圣杯是什么……我也上过神学院的，哼。”
“看得出来。”普伊赫医生说。
路易斯沉着脸，整个晚餐期间几乎一句话都没说。不过，他却坚持要我留下跟他们一起睡在圣埃斯皮纳，这事我长官没觉得有任何不妥。说实话，在那段时间营里的医务部并没有太多工作。
那是我第一次跟皮科还有路易斯一起过夜，在此之后，我在结束当天工作后，曾好多次从维利亚到圣埃斯皮纳去跟他们一起吃晚饭和过夜，坐的是连长为此而派来的轻便马车。他在一个马厩的废墟里发现了一辆轮子巨大的轻便马车，轻巧极了。由于其中一根弹簧断了，于是皮科在一个早上亲自焊接，他的手很巧。几次试驾结果都很令人满意：由机枪连的一头骡子拖着，能在三刻钟内从两村间的一个走到另一个，如果是下坡的话，时间更短。
那辆马车在前往荒凉山谷那片“无主之地”勘查的过程中也展示出了优异的性能。距圣埃斯皮纳的第一次晚宴过了段时间之后，旅里的司令下了命令，禁止士兵往返于峡谷的村庄之间，只有皮科和路易斯被允许深入山谷。这道命令是因为一件在司令部看来简直是胡闹的事：我们的士兵甚至和对方的士兵在村庄间的打谷场里举行起了足球赛。上级们想要干脆利落地斩断我们跟对方过于友好的关系。
皮科、路易斯和我三个人都睡在圣埃斯皮纳，就在最高层的同一个房间里，都挨到阁楼了。是皮科选了这个房间，因为这里几乎没被火烧到。就在我和路易斯在那里度过第一个夜晚的时候，皮科提醒我们说：
“禁止从窗口干1902。”
窗口的确朝向村子的主街，不过这条街此刻不过就是一堆废墟和各种不相干的残余物件。
“这村子现在就是个粪堆，”路易斯抱怨说，“你可别指望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咱们能在这冷得要命的天气里穿着睡衣跑到院子里去。”
“干1902”是当时在旅里盛传的一个表达方式，每个旅都在战争中创造出了自己的切口。“平足旅”的司令名叫乔瑟普。“就事情本身来说，”罗西克司令说，“没什么可指责的。”在乔瑟普命名日那天，我们的司令给他送去了一瓶苏玳葡萄酒，“货真价实的苏玳，1902年份的”，还附上了一张卡片：“我为你送上这份薄礼，其中包含着本旅各营所有司令员的共同心意。”此处无须说明共同心意到底所指何事。“我们希望你能从中看到，”那张副本繁多、流传甚广的祝福卡片上还如此补充道，“主导着各共和旅的鲜活兄弟情谊。愿这瓶酒给你嘴边带去我们对你的最美好祝愿！”
所以皮科不想让我们直接从卧室窗口朝大街上干1902，他觉得自己像是圣埃斯皮纳的封建大人，有着极强的责任感：
“这里可跟维利亚不一样，”他说，“在这里我是管事的。我要的是卫生和文化。”
之后他向我们展示了他一直以来搜集的全部“文化宝藏”：一个装满书籍的大行李箱。都是些粗糙的书本，也不厚，状况都很糟，混杂着堆在一起，我们无须细看或粗略翻阅便足以清楚这些书所属的文学类型。
“反色情运动，”他跟我们解释说，“士兵们都太年轻，而且也没什么文化，看不了像这些书一样完整的作品，于是我就从他们那里没收了过来。这样一来，我既能控制他们不要阅读不健康的书籍，又找到了给我自己的文学之夜做贡献的方法：简直是一石二鸟！不读点浪漫主义作品，我可睡不着觉。”
有天雨夜，我们已经吹熄蜡烛好一阵子了，可我无法合眼。皮科在打呼，他的呼噜声低沉、很规律又很强劲，产生出一种平和与安全的感觉。我一点点从草垫子上（我们仨每人有一个铺在地上的草垫）溜了出来，垫子上的玉米秆随着我的每一次移动而窸窣作响。我想干的正是皮科禁止我们做的事，因为我感觉到了一阵迫不及待的需求。一离开床我便冷得牙齿直打架，于是我想到了皮科的假牙，我记得他把假牙放在了房里唯一一把椅子上，泡在一杯水里头。我可得小心别绊着椅子！没安玻璃的小矮窗在房间深处很显眼，我踮着脚靠上前去，全神贯注以防触碰到另一处暗礁——装有全套书籍的行李箱。当我走到窗边的时候，雨已经变成了雪，正无声地飘落，丰厚而轻柔。除了雪模糊的亮光并不能见到其他的光亮，天空比大地更黑暗。一些散落的雪花飘进了房间。皮科并没有听到我的动静，还在继续打呼，路易斯也正睡着，我听到了他有节奏的呼吸声。当我的手碰到路易斯的背包时，我正摸索着墙踮着脚往回走，而他的背包挂在了一个弯钉上。背包……路易斯的背包……我的手不知不觉间便滑了进去，从里面掏出一沓信来。
那一沓信太让我好奇了！我看到路易斯经常反复看这些信，像是沉迷其中一般。有一次我曾问他那都是谁写的信，他只是带着仇恨的目光干巴巴地回了一句：“我老婆的。”我所知道的只有这些。
好奇心战胜了我，我从背包里掏出了信，走下楼去。从楼梯口钻来一阵刺骨的寒意，我的牙齿一个劲儿打架，在楼梯平台处我忍不住大声打了一个喷嚏。我在那儿待了几秒没有动弹。一阵寂静，他们并没有听到。
屋子里还有一堆炭火，我用火钳拨弄了一下，灰烬上闪着点点亮光。真是好一团炭火，在那样的夜晚显得多么温馨啊！我点亮一盏油灯，坐到一张板凳上看起信来。
此刻我为那样的行为感到无比羞愧，仿佛不能承受的重压，事实上，我知道，看了那些信是我这辈子犯下的最可耻的行为之一，可在那个时候，好奇心胜过一切。多么小巧秀气的字体，多么甜美的炭火！我如饥似渴地看着信，为其中所揭示的我所不熟悉的生活而迷恋不已。那些信让我渐渐惶恐不安，我隐约猜到了不幸的结局……对路易斯来说不幸的结局……我卸下了千斤重担！没有什么是无可补救的，没有永远的破裂，一切都可以再次弥合。只需要有心怀好意的第三个人提出建议，而上天注定的这第三个人将会是我。
我觉得内心充满了一股温柔的情愫，生活是多么美好！还有好事要做，有伤口需要涂上膏药，有不幸的朋友要重新得到失去的幸福，在那一刻，我甚至觉得促使我看信的那股无可抵挡的冲动来自上天。对，一切再清楚不过：有一个声音召唤了我！在认识到问题的实质之后，原来有那么多善事我可以去做！
夜已很深，深极了，我一封封看那些信看了五个小时。我得在他们醒来前回楼上房间去，再把信放回原处。
生活多么美好，我一边蹑手蹑脚钻回草垫子上，一边暗自思忖。要是我可以向加利法博士咨询这件事的话……但他现在又会在哪儿呢？如果是他呢？使徒中最普通的那一个……我蜷缩在四层棉毯底下，像只小猫一样，愉快地打着寒战。皮科依旧在打呼，路易斯什么都没听到，雪继续下着。雪！我的想象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那是条死寂前线，而此刻，有了这场大雪……恰好在没几天前我们得知“平足旅”（也驻扎在一条跟我们一样的死寂前线上）的军官们让他们的妻子偷偷上了前线，想要在一起过圣诞节。路易斯不能去后方看她，他没有许可，战争部对这事儿非常严格。但她可以来圣埃斯皮纳。她得来，他俩必须和解。
床铺暖和起来，我钻在里头，激动不已，又满怀信心。生活多么美好！“他人的生活”，我突然想到，觉得自己要哭。我困得要命，整个人被自我同情的情绪所掌控，但那样的同情与困意也都美好而温柔。睡觉的时候觉得自己善良、慷慨、好过其他人是多么甜蜜的感觉，当外面雪下个不停时，蜷缩在热乎乎的干草垫上是多么甜美……
为此，我在1937年12月的时候身处巴塞罗那。
但是我的钱包被偷了，里头有证件，有我们所有人一起制造出来的珍贵的“正式文件”：普伊赫中尉医官写给营队司令罗西克的报告，向他汇报了“派遣卫生部少尉克鲁埃尔斯前往后方的紧要性，为正与法西斯主义做斗争的英勇战士们置办不可或缺的药品”，还附有营队司令给旅里司令（他答应我们闭上眼睛任由我们去做）的回复公文，最后是旅里的司令给卫生部少尉克鲁埃尔斯的命令，以便其一定能“以自己的方式”“为服务的紧要性”而前往巴塞罗那，所有这些文件都由各检查站正式加盖了印章，这些无可避免的军事检查站分布在各个岔路口。那头海底黑豹至少得把证件给我留下啊！多亏我的姨妈，我一拿到钱之后就立马给营里拍了电报，另外申请“正式文件”。要是此刻军事警察跟我索要文件的话，我要如何说明自己在巴塞罗那的原因呢？
我首先拜访的是普伊赫医生的妻子。她住在一间奢侈得浮夸的公寓里，里头装饰着过多的镜子、金色画框还有仿水晶的玻璃灯具。一名身穿制服的女佣把我带进了客厅。站在蜡打得锃亮的镶木地板上，我为自己沾满了干泥巴的军靴一路留下的脚印而感到愧疚。那些鞋印那么明显，就跟兔子在我们“死寂前线”的雪地里留下的脚印一样。普伊赫太太让我等了半个小时，我傻乎乎地一早去那里，她可能还在梳洗打扮。我事后才知道，实际上她的打扮过程耗时而繁复。后来她终于出现了，微微皱着鼻子打量我，像是从某个高处看着我一样。她十分优雅、高挑，身材极好，金色的头发透出银色的光泽，眼睛的蓝色那么浓烈仿佛海蓝宝石——她是那种深知自己光彩迷人的女人。面对这样的女人，我恰好会感到局促，我尽力自然地说明着情况，却觉得自己并非如此。她好奇地听着我讲，有些惊讶，也有些厌恶，又有些许狡猾，她带着一丝不信任的感觉斜眼瞥着我。不过，她已经收到了她丈夫的信，知道了事情的关键：得走这一趟，“既然她丈夫想要这样，她就得听从”。我解释着、抱歉着、重复着，在多余的说明中不知所措，总是能感觉到那股烦人的胆怯。
“这是唯一的机会，或许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天晓得这仗要打多久）。这么死寂的前线，这么厚重的大雪……”
“那他为什么不来巴塞罗那呢？这样要简单得多。”
“没可能。拿不到许可。他们给整个旅集体放假，让我们在‘死寂前线’待着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我们没法要求更多。一条完全沉寂的前线……我们处在步兵所有辅助武器都不能殃及的地方，您想想看……比如说，七零式加农炮……一门加农炮每一厘米的口径便是一公里的射程，而我们距离敌方最前沿的位置七公里朝外……”
我扯了一堆多余的废话，而她看着我的神情似乎在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跟您说这些是因为我觉得在巴塞罗那人们不知道一条‘死寂前线’会是怎样平和的庇护所。在那里，女人和孩子可以安然地度过圣诞节，而且吃得也比在巴塞罗那好，我们什么都不缺！”
“说到孩子，提都不要提，”她打断了我的话，用的是她那样的女人在谈及孩子时惯用的冷静语气，“我肯定在那里他们只会看到坏的榜样。”
在收到她丈夫来信的时候，她就已经决定让孩子留在她父母的家里。我从普伊赫医生那里得知，她的父母是波盖利亚市场最重要的猪肉商，是有钱人。当我最后回到街上的时候，因为解释了那么多话而感到嘴里发干，此刻，一个新皮夹温暖着我的心，多亏我的姑妈，里头塞满了钞票，鼓鼓的钱包让人多么安心啊！空气中像是有嗡嗡声和遥远的爆炸声，街道上空荡荡的，似乎整座城市都死了一样。就在那个时候警报开始呼啸，我也是在那时明白发生了什么：此刻爆炸声听来更近了。我走了起来，皮科的公寓离得不是很远，可能就半小时的路程。在半路上我走进一间酒吧——唯一一间老板没从柜台后头离开跑去防空洞的酒吧——解个渴，顺便解决一下逆向需求。“对你们这些士兵来说，”当我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老板对我说，“巴塞罗那的这些爆炸应该只能算是儿戏。就连我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皮科夫人给我开了门。我走进了一间狭小却洋溢着欢乐的公寓，白木椅子由女主人（是她告诉我的）亲手刷上了鲜艳的色彩：淡红色、杏黄色、金丝雀黄，还装饰着带亮片的金色球形把手。她应该在二十五到三十岁之间，个子小巧，苗条，深棕色的皮肤，紧张而直率：
“我丈夫也曾为当神父而学习过，”她笑眯眯地对我说，仿佛这个想法令她觉得好笑，“您能想象，我对神学院学生可招架不住。”
“您怎么知道我是神学院学生？”
“他在信里告诉我的。他什么都跟我说了。他的信写得好极了，拼写是他的强项。我什么都知道：您是谁，您为什么来巴塞罗那，我真是太高兴了！有一年半没见他了……他肯定背着我干了不少事儿！我还知道让我们在圣诞节团聚的这个好主意是您想出来的。可是……”
此时她睁大了双眼，在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之后，似乎突然感到很吃惊：
“走，您进卧室照一下柜子上的镜子吧。您该是多么随意的人啊！”
我站在柜子的镜子前，等她小心地关上门之后，我立马明白了其间的奥秘：我的裤子没扣上。
她在饭厅等着我，已经给我备上了一杯味美思酒。那应该是中午十二点了。我觉得窘迫得很。
“您今天发生的事可能会在某一天发生在其他任何人身上。您别担心。”
她开怀大笑起来，还好，我心想，这么荒唐的事发生在了这里，要是遇上普伊赫夫人的话……皮科夫人抱歉道：
“您只能单喝这酒了，没有橄榄、凤尾鱼也没有炸薯片，没法子弄到吃的！可酒精饮料的话，您要多少有多少。”
之后，她想给我展示好几样体现她丈夫天分的东西。我已经注意到她并不称呼他名字，而是用姓氏：“皮科手很巧！”她尤其想让我看到饭厅里电力装置的运作，那装置很复杂，以不同颜色的灯泡为基础，能形成不同的组合：有红色、绿色、蓝色、黄色或组合色。她还想给我看其他机关，都是由那位前校工发明的：“多亏他的天分，科学系才录用了他。”我想起了皮科发明的用来赶苍蝇的踏脚纸扇，那还是我们在奥利维村度过的好时光里。他实际上是个爱在家修修弄弄的一把好手，而他妻子也实打实地对他怀有崇敬之情。
在离开那里之后，我去探望了罗西克司令夫人，她住在塞尔维利奥街上一间宽敞阴暗的公寓里，那条路是通往波盖利亚市场的几条狭窄小巷之一。公寓里的沉重家具都是“世纪末”的，由实木制成，十分居家的风格，完全就是一个人所能想象得出来的最为过时和最令人起敬的风格。罗西克夫人跟皮科夫人一样小巧而有着棕色的皮肤，不过要更丰满些，头发是灰色的，看上去无疑已经是四十开外。她严肃却和蔼地喊来了他们的女儿玛丽埃塔，女孩虽然只有九岁，却异常高挑，也很瘦，肤色泛黄，一双眼睛又黑又大。她母亲让她跟我打招呼，她略微鞠了下躬，紧接着就突然跟我提了一个问题，而之后还会多次反复问我：
“他们真的不会杀死我爸爸吗？”
“才不会呢！”我因为吃惊不由大声回答，“他们当然不会杀了他。既然他是个那么好的人，他们又为什么要杀了他呢？”
司令夫人想知道她们要怎样才能通过军事检查站。除了当地人，女人显然是被严格禁止出现在前线地区的，罗西克夫妇跟我们不同，他们都是职业军人，她是唯一一个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的人。
“咱们坐火车，”我向她解释，“到普埃夫拉·德·伊哈尔，军事区就从那里开始。咱们的福特车会在火车站等着咱们，你们会穿上当地农妇的典型装束，接下来就一路向前了。当地农妇经常会请军队的车辆和卡车帮忙把她们从一个村子捎到另一个村去，因此，你们不会引人注意的。至于典型装束，我们已经在‘无主之地’的各个村子里找到了一大堆，各种尺寸都有。一切都已经精心安排好了！我也无须告诉您，等您一到维利亚，您就可以脱下当地装束，再次穿回您舒适的服装，在那儿除了您丈夫，并没有其他军事权威。一到那儿，就跟皮科说的那样，咱们就是在‘自己的封地’上了，便无须再为任何事操心了。”
“正式文件”还没寄到，在我发给司令的电报中，我告诉他将文件寄到他妻子的地址。这一耽搁开始让我觉得不安，这有可能会导致周密安排好的整个行动失败。我告诉罗西克夫人我会在傍晚时分再回来。
那时已过两点，我饿得不行，感到心脏旁那个厚度可观的钱包散发出令人兴奋的热量。我来到波盖利亚市场附近由诸多小巷组成的迷宫里，一则小酒馆的广告吸引了我的目光：芦烤鲈余。跟皮科一样，拼写想必是这家小酒馆的强项，且其显著之处不止一处，不过鲈鱼的香味却让我垂涎。我坐到人行道上的一张大理石的单腿小圆桌旁，尽管时节不对，可比起待在令人生疑的室内，我宁可在室外吃。较之寒冷，我更多感到的是巴塞罗那临近海边的街区那股潮湿，潮气透过我的鞋底钻了上来，顺着我的腿往上爬。从我桌子这边能看到偌大的市场整个空荡荡的，空得吓人，几个月来那里什么都看不到，或几乎什么都看不到。一个穷苦的女人从稀拉的残渣里捡了天知道什么东西，并在经过我身边时咒骂道：
“吃死你，关系户！让我们的人上前线去！”
我本想跟她解释那是我从战争开始以来在巴塞罗那度过的第一天，那条烤鲈鱼是我所吃过的全部，也将是我在那天里会吃的全部，可那老女人已经走远了，但还是能听到她冒出的粗话：
“全都一个样！一帮不要脸的！什么共和派、法西斯，全他妈都是婊子养的！”
那唯一一道菜花了我二十五杜罗：而在战前，这是寄宿学校里一整个月的费用。我姑妈不想让我跟其他神学院的学生混在一起，“他们可能会是女门房或谁晓得是谁的孩子”，于是她把我送进了一间都是家境不错的神学院学生的寄宿学校，此时不知道为何，我又记起了那间学校的大寝室。里头我们二十个寄宿生睡在二十张铁床上，晚上空气变得像水一样稠厚，而我们就像二十条陶醉其中的大鱼。我们是二十条昏睡的鲟鱼，每一条都卧在各自狭窄的铁床上，我们的睡意在其间沉淀，仿佛是比空气更重的气体……巨大的白墙仿佛屏幕，投射出潜意识中的抽象影片，有节奏的呼吸仿佛小声的音乐会……为什么对着酒馆老板的账单我会重新想起这些？看着那惊人的价格，我突然明白了我在那个老女人眼里显得该有多么可憎。我知道，我们在前线的人都知道，在巴塞罗那的人吃得很少也很差，我们知道，但我们无法真切地想象那样的场景。我也突然明白了那些年轻女孩眼中令我吃惊的兴奋的阴影，那些贪吃的嘴巴、胡蜂般的腰肢，这些都是饥饿的模样，只是饥饿而已。“可怜的海底黑豹”，我想道。就当我边想边从桌旁站起来的时候，我看到她出现在了我面前。
就在小酒馆的正前方，在小巷的对面，有一扇又高又窄的门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因为在那儿周围的墙上贴了好几张一样的海报：“卖淫释放者”。我在巴塞罗那的街上穿梭时已经在“你们要制造坦克，坦克，坦克”和其他知名海报旁见到过那一张，不过眼前这张令我更为疑惑，我没弄明白其表现的到底是什么：一个家？一个坐着在缝补的女人？好几个女人，每人手里有本书？还是抱着个婴儿？结果那扇又高又窄的门打开了，在门口昏暗的光线中我惊讶地看到了电车里那个年轻女人。我像是痴迷了一样往前走，她用黄色的眼睛看着我，没有表露出丝毫的惊讶。显然她没认出我来。
“我正要出门，”她对我说，“这会儿很不凑巧。”
“你想让我什么时候再来？”
“晚上十二点以后。”
她说话带着明显的外国口音，就在这时，那个老女人又出现在了巷尾，那儿有一堆垃圾，她一边翻着垃圾，一边朝我们投来满怀怨恨和恶意的眼光。她用能让我们听到的音调哼唱起来：
我们来了，他妈的婊子养的们，
狗屎日子已经来到。[2]
“那是个疯婆子，”海底黑豹毫不在意地说，“你别睬她。她知道我是法国人，她这么唱就是为了惹恼我。”
“您跟我说十二点以后再来？”我问她，诧异于她约了一个这么古怪的时间，“但是我只想拿回文件，比塞塔我并不在乎。我甚至打算给你更多钱来换回文件……”
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上来。”
狭窄而肮脏的楼梯上的台阶都已破损不堪。我们穿过一间品位差得要命的摆有家具的小客厅，里头坐着另外几个女人，连看都没看我们。她把我带进她位于一条长走道尽头的房间，过道沿途有好些编了号的房门，就跟酒店一样，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就在一间酒店里，一间低级酒店。不管怎样，那个房间都可能跟修士的房间一样，狭小，几乎都没有家具，在一个小桌子上甚至还有一尊代表着卢尔德洞穴的石膏雕塑，雕塑前的一只油杯里有只飞蛾在燃烧。
黑豹作势要把衬衣从头上脱下。
“您做什么？”我惊呼，她不解地看着我，或许还带着一分怀疑我精神状况的神情。“我只想拿回我的文件！军事警察……我需要那些文件！您可以把比塞塔都留下，但请把文件还给我。”
“你在搞什么呢，年轻人？”
她看上去很恼怒，此刻我才留意到她的头发是黑色的，而电车上那个——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的头发是鲜红色的，我被这一洋相搞得十分窘迫，而我的借口又编得一点意思都没有，她只明白我把她当成了一个小偷。当我跌跌撞撞走下楼梯时，愤怒至极的她从楼梯平台上用最粗俗的话咒骂着我。
当我来到特里尼居住的位于佩德拉尔维斯的别墅时是下午四点。她出门去了。女佣人把我请进了客厅，告诉我特里尼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我所见到的一切都让我满心惊讶。
并不是因为通过她的信，我便把一切想象成了另一副模样，事实上，我并没有想太多。关于她，我只知道路易斯告诉我的和我从那些信里揣测出的那些。当时我并未自问有何权力插手一个我并不认识的女人的私生活。我对已经开启的路程笃信得很，坚信自己有严格的义务要帮助路易斯赢回他妻子的感情，并让两人和解。但是我并没有意识到那条道路很容易让人滑倒，我只看到了我能对路易斯和特里尼所做的善事……特里尼，那个皈依的无政府主义者，一对为自由之爱而结合的夫妇的女儿，她也活在这样的自由之爱中，但此时她或许即将跨出不牢靠的一步，可能会就此永远迷失自己……
我朝四周打量，没有任何波希米亚或无序的样子。别墅位于佩德拉尔维斯的高处，被松柏环绕，尽管时值12月，一大株盛放的九重葛在客厅的每扇窗户前都探出头来。从窗口能望见城市的全景和远处的大海。房里家具很少，感觉是一件件挑来的，像是某人精心挑选的一辈子的朋友似的。有扇窗边摆着一把路易·菲利普式的扶手椅，椅背带有耳状侧翼，蒙着黄绿条纹的缎子，扶手和椅背的双翼都点缀着蕾丝织品。从扶手椅那里能看到花园，近处有棵椴树，但当时叶子都已掉光。我为那样的窗户、客厅、椴树而着迷，就跟我在信中看到时一样，此刻这一切都如此真实、近在眼前。“这便是那颗椴树，”我心想，“这是那把扶手椅，这是那张桌子，这是那盏台灯，她就在这里听着枪声读着一卷地质学文献……”在客厅一角我看到了那张桃花心木书桌，轻巧得似乎想不为人注意，书桌上方雪白的墙壁上，是镶在椭圆形画框内的卡洛斯派上校肖像。那是客厅里唯一的画作，洁白而光秃秃的墙壁，让人想起满怀爱心熨烫过的亚麻桌布。12月的暮光斜射进来，被窗上的卷帘筛滤过后落在了经历了年月磨砺的桃花心木书桌上、黄绿条纹的缎面上、留着浓密鬓角的浪漫上校头上的红色贝雷帽上。光线仿佛一只轻柔而专注的手轻抚着这一切。当阳光行将消失时，最后一道光落在了枝形吊灯上——一盏小得几乎像是玩具的吊灯——的石英棱镜上，令其闪烁出彩虹般的斑斓光芒。
我到底在那个客厅里等了多久？玩味着各色细节，迷失在自己的遐想中。我在那儿感觉好极了！我方位明确（客厅的三扇窗户朝阳），所以并未感到12月的巴塞罗那没有炭火与木柴的寒意，房子里并没开灯，炉火也熄着，但阳光已将客厅照暖了一整天，让人不觉得冬日就在门口。这和寄宿学校的卧室是多么不同，那里冰冷、灰暗，有二十张一模一样的铁床和没有尽头的墙壁……
就在那时特里尼走了进来。
现在我知道那个女人会如何让我牢记一辈子，我试图重温在我初次见她的那一刻她所给我的印象，可是，尽管看似奇怪，我并未在记忆深处发现任何激烈的东西。我面前的那个女人并不符合我在阅读她的信时所浮现出的各色形象。当时的她是个二十一或二十二岁（我在几个月前刚满二十岁）的年轻女人，高挑而苗条，眼神清亮，坚毅的神情令我不安。她通过路易斯的一封信已经知道了我来访的意图，但她似乎对谈论此事毫无兴趣。她在我刚开口说明的时候便打断了我的话，吩咐女佣给我们上茶：
“我要提醒您，茶您得不加糖地喝下去，我们都已经不记得糖是什么样的了。不过，茶倒是应有尽有，因为在巴塞罗那没人喝茶。我们喝茶的习惯来自索雷拉斯，他曾在国外住过，是他让我们养成了这个习惯，这就是那种你一旦习惯了就不可缺少的事。一个人不能光靠茶过活实在太遗憾了，现如今要找到二十千克虫蛀的干草香豌豆……”
我力图重新将话题转回到最多得在个把天后便安排好的行程上，而她则不时打断我：
“一些黄的跟马牙一样的粗豌豆让我花了不少钱。从洞眼里都能看到里头有虫子在蠕动。或许在巴塞罗那我们并没有像自己以为的那么不幸，一旦真的感到饥饿，能在豌豆里看到虫子就该大喜过望：可都是蛋白质啊！”
我坚持问她是否会和孩子一起出发，而她再次打断了我：
“因为路易斯在信里跟我说过，所以我知道您学习要成为神父，而我想充满信任地跟您说话，就像跟一名倾听告解的神父说话一样。对我来说，我跟路易斯已经结束了。要告诉您原因的话会说来话长，但您得知道，事情就是如此。因此，我请求您别跟我说这些。”
她轻声吐出这些话语的音调让我感到哀伤，我更情愿见到流泪的场景，哪怕他人的眼泪总会令我手足无措。
“您是基督徒。”我说。
“您怎么会知道的？”
怎么会？当然是通过那些信了。这是我第一次感到我看了那些信是多么不正当，伴随而来的还有一阵羞愧。我的脸颊和耳朵发烫，而她好奇地看着我。
“您怎么了？路易斯都不知道这件事，所以，不可能是他告诉您的。”
我垂下了眼睛。
“您为什么不能跟我实话实说呢？”
“事实是……”我结结巴巴地说，并未从地上抬起视线。
“对，事实是：索雷拉斯告诉了您。您跟索雷拉斯谈过了。”
“她不知道索雷拉斯把那包信给了路易斯，”我想，试着厘清头绪，“不然的话她不会说路易斯不知道她是基督徒。”
“事实上，索雷拉斯可能跟我说起过您，”我含糊其词道，“他可能跟我说过，可能是在他从旅里失踪之前，他是通过您本人知道您信教了。他甚至都可能告诉过我您已经受洗了。我可能都是通过索雷拉斯知悉这一切的。”
“上帝呀，我好饿啊！”她说，似乎没太注意我跟她说话时支吾的样子，“来杯查特酒[3]吗？您想喝的酒我都有。真遗憾豌豆还得有一阵子才能煮好，不然咱们可以一边聊一边喝下满满一汤盆。您要我告诉您在您等我的时候我干什么去了吗？我听说一艘阿尔及利亚驳船成功躲过法西斯的鱼雷艇，并在昨晚混进了巴塞罗那港口。人们还补充说这艘船带来了一船的菜豆。菜豆呀！这东西还有吗？居然还有，但只是给那些机灵的人。您也看到了，我没赶上，菜豆已经没了，只剩下一些生虫的草香豌豆，这还得谢天谢地。我没什么可抱怨的，比我更不幸的大有人在，有些人赶到时连豌豆都没了。我肩上扛着一袋二十千克的豌豆回了家，就跟那些收破烂的人一个样。现如今没人会注意我们，我们已经不在乎这样的烦恼了。每个人都忙着活下去。战争至少有这点好。今天警报还响了，警笛拉响时，我不得不下到地铁去，坐在肮脏的台阶上，挤在人群中，我把袋子用力抱紧在胸前，要是他们把我好不容易弄来的这袋豆子偷了可怎么办！响警报的时候，有人趁乱可能会把您的东西全给偷了，您知道吗？那下头还不错，从隧道里头升起一股热气，闻着像沥青的味道，到头来其实是一种暖气的味道。而且，我一直都很喜欢沥青的味道。感觉自己属于一大群跟我一样籍籍无名的人，与千万人一起经历共同的危险、饥饿、寒冷和肮脏……让我觉得自己有人陪伴。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局限到不要成为唯一一个不幸的人。”
“当一个人想成为不幸的人时，他才会不幸，”我有些随意地说道，又给自己倒了杯查特酒，“我得跟您实话实说。”
“那么好，请允许我也跟您一样坦诚：我觉得您对情况并不是很了解。”
“您荒唐地在乎一场没头没脑的冒险。您这么聪明，本该更宽厚。”
“路易斯比我聪明，至少大家是这么认为的，那您觉得他应该更宽厚吗？我想说要是情况反过来的话。咱们设想一下——只是个假设而已——要是我趁着他身在远方，也想不到我，我就此跟后方的某位封建贵族游戏一场呢？难不成大家觉得没有这样的贵族吗？在后方就没有封建贵族吗？哈，可有大把的人在呢，你觉得我的兄弟利贝特是什么人？这样的人多得很，太多了，打着解放无产阶级的幌子，先把自己解放了，而且用的都是什么手段！他们可是彻底解放了！哼，要是咱们细说这事儿的话……永远都说不完！但咱们回到之前说的事情上。有些事情，一旦破碎了，就不可能再弥合。而且，说这些真的太无聊了！”
我感到了挫败：
“也就是说，我们没法跟您同行了？您将是唯一……”
“哪里！您没明白我的话。我不会错过给孩子一段宁静时光和良好食物的绝好机会！身处前线，却远离饥饿和炮弹……”她笑了起来。“我可以跟您肯定地说这简直妙极了！我大学很快就要放圣诞假了，一切都很凑巧，各件事正逐渐圆满。您的主意真是太棒了！”
[1] 西班牙长度单位，合1.671 8米。
[2] 原文为法语。
[3] 原文为法语，Chartreuse，酒名来自发明该款草本植物蒸馏酒的修道士所在的法国格勒诺布尔地区查尔特勒山脉。
III
自打特里尼和皮科夫人到来之后，堂·安达雷西奥家的模样变了不少。她俩照各自的主意行事，尽管看似不可思议，可她俩却未有过任何冲突。比方说，这是连长夫人——我们这么叫她——的主意，在饭厅有一根从一面墙连到另一面墙的绳子，上面晾着许多靠炉火烘干的白衣服。她到的第二天曾想把衣物晾在室外，可在零下十度的空气中衣服在她手里旋即变得跟纸板一样硬。“就跟鳕鱼干一样。”她曾这么说。
被炉火加热的干净白衣服的味道此刻成了屋中气息的一部分。而特里尼则在一栋废弃的房屋里找到了一袋生石灰，她在皮科夫人、两名随从还有另一名士兵的帮助下把墙刷成了白色，之后又将在其他房子里找来的家具添置到了饭厅，她把这些家具擦拭清洗直到透出老核桃木的光泽。那个地方不再是我们所熟悉的烟熏火燎、除了三张长凳和一张桌子就空无一物的大厅，此刻有了一股舒适而温馨的气息。在那间大厅里，我们在火旁就着搁在各件家具上的四五根大蜡烛度过了无尽的夜间时光。成排的——家家都有的——铜巧克力杯在壁炉的搁板上映着红色的火光熠熠发亮。我们甚至在其中一面雪白的墙壁上有了一幅大尺寸的画，还是巴洛克时代的，画风阴暗，画的是一名老年隐士：圣欧诺菲利乌斯，几个罗马大字标在一条饰边中。那应该是村里被烧毁、坍塌的教堂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圣人。
特里尼还记得连长这位前校工，不过连长却不太记得她了——这也很自然，因为校工就那么几个，而学生却多得很——但他很高兴知道特里尼成了他们系的教师，他觉得在圣埃斯皮纳的封地能有她这位客人在简直太荣幸了。女人们一到，他便迫不及待地给特里尼展示他的最新收获：在被遗弃的山谷村庄中有户人家的阁楼角落的箱子里找到的一份17世纪的农业交易文件。
至于小拉蒙，由于寒冷干燥的空气和丰盛健康的食物，脸色一下子就好了起来，每天早上，要是出太阳的话，他父亲就会带着他坐马车去溜达。他们顺着车道走到去维利亚的半道上，就在河流下游的地方。有时候特里尼和我会陪着他们一起去。头几天的时候，孩子看到彻底结冰、凝固不动的瀑布时会惊奇地瞪大了眼睛，那时他才四岁出头。
我的生活分散在了维利亚和圣埃斯皮纳之间。在维利亚，司令夫人靠给她丈夫织毛衣打发时间，我从没见到有人像罗西克司令那样有那么多毛衣，都是他妻子给他织的。看着他们两人如此相像很是奇特：同样蜡黄的皮肤，一样善感的黑眼睛。他们的女儿则因为跟其八九岁的年龄不相符的沉静而令人惊讶，她似乎是被从战争开始便听到且依旧在听闻的可怕事情吓到了——十七个月，对她来说的确是很久了：她几乎都不记得战前的时光了。尽管这样，她这个安静乖巧的女孩有时也会做出一些奇怪的事来。在巴塞罗那，有天早上——是她母亲告诉我的——女孩从他们在塞尔维利奥街上的公寓跑了出去，跑到波盖利亚市场的一个门口去乞讨。“我是个可怜的孤儿，”她对过往的人说，“坏人杀死了我的爸爸和妈妈，现在的后妈总打我。”这事儿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尤其是她父母，这让我突然对她有了种特殊的同情：在维利亚，夜间执勤的士兵在凌晨一两点的时候发现她在大街上，穿着睡裙，僵直地走着，眼睛微闭。当士兵拦住她，摇晃着她问她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她被痛苦地吓了一跳。“梦游症。”普伊赫医生诊断道。“现在旅里你俩都有这问题。”医生对着我补充道。他给她开了一些以维生素为主的药片，而面对司令和他夫人的问题，他回答道：“没什么要紧的，一点事儿都没有，你们看克鲁埃尔斯，他好端端的呢。或许一辈子都不会再犯。”看到她也遭受这样古怪的发作，让我突然想把她当成一个小妹妹，而她也突然对我有了更多的感情。每当我从圣埃斯皮纳回到维利亚的时候，她无一例外地都会朝我跑来拥抱我，还不时问我那个当我在巴塞罗那去他们家时曾让我大吃一惊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