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真的不会杀了我爸爸吗？”
在维利亚，到吃中饭的时候坐在桌边的是我们六个人：司令和司令夫人、医生和医生夫人、玛丽埃塔还有我，大家就跟一家人似的。司令部安在了神父家，里头的饭厅很大。照样子看，战前这饭厅应该也用作教区办公室，而教区神父曾叫人在墙上刷上了几个大字：严禁渎神。无政府主义者把“严禁”这词给刮了，在上面刷上了“允许”一词。皮科连长在头一次来到维利亚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便以文化之名请求司令恢复原来的文字，但是尽管他反复要求此事，司令和普伊赫医生都充耳不闻。饭厅里因为有个大铁火炉而暖意融融，墙上还有个坏了的挂钟，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大最好看的钟之一，显然也是皮科让这钟又走了起来，他花了一整个上午在那儿捣鼓螺丝刀和钳子。钟每逢一刻和整点敲响时，音色好似乐钟，令人心情大好，让我们觉得仿佛恢复了几分和平年代的生活。在火炉边听着时钟的嘀嗒声，司令夫人坐在维也纳风格的木摇椅里长时间地织着毛衣，而那摇椅以前曾经属于神父的女管家。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玛丽埃塔总是雷打不动地拒绝所有的饭菜，最后不得不给她做个鸡蛋饼，这是她唯一会吃的东西。女孩食欲不振让她母亲很担心，由此可以想象当她听说有一天女儿在吃饭号吹响时出现在士兵的厨房里说“在家里他们让我挨饿”，并且狼吞虎咽吃下三盘公共伙食时，得有多震惊。自打我送给玛丽埃塔一只硬得跟块石头一样的冻僵了的青蛙，并教她把青蛙放在火炉旁让它复原并活蹦乱跳起来之后，她就常常去河边探索，寻找藏在成堆的腐烂树叶下的青蛙。一旦青蛙因为热气苏醒过来之后，她便对它们展现出母性的温柔，把它们当成玩偶一样跟它们玩耍，她像对着婴儿一样跟青蛙说话，给它们做汤，喂它们奶瓶。之后，她便会忘记它们，而青蛙们最后会在家中某个角落被人不小心踩死。
司令和普伊赫医生自从妻子来了之后便滴酒不沾。他们在妻子到达的前一天曾就此事互相发誓：他们朝结冰的河面上开的一个小洞里扔下一瓶朗姆酒——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酒瓶”，两人扔瓶子的时候庄严无比，还当着皮科和路易斯这两个“所谓证人”的面。从那时起，在维利亚便只剩下了餐桌葡萄酒，那酒还放在教区办公室的柜子里（因为那柜子已经被我们拿来当餐具柜了），而在圣器室，司令下令将村中各家地窖里找来的所有酒桶摆放到一边，并用钥匙将其锁了起来，而钥匙则交给了他的妻子。对酒的控制极为严格，普伊赫医生可以确凿地说“某一天后人们将不得不承认他们像真汉子一样干渴而死”。
营里的药房或者说医务室占据了教区神父家一间半地下式的房间。我的上级和我每天都在固定时间在那里会合，接待能自己过来的士兵。能自己来的人很少，所以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是靠在安放在房间里的火炉边上闲聊。就这样，因为我们手头极少的工作——我们营在那个时候的兵力已经缩减到了原先的五分之一，寒冷让士兵们状态很好，在那些无人的村落里，他们并不会染上任何典型的淋病——普伊赫医生开始跟我倾吐秘密，如他所说，都是“极为隐私的秘密”，通常谈论的都是他的夫妻关系，而这关系时常掀起暴风雨。一开始，当他还严格恪守“庄重誓言”时，并没谈及什么大事：他跟我描述他的岳父以排解心中不满，那是个富得流油的卖肉商人——波盖利亚头号肉贩——而梅塞迪塔斯是他的独生女。我回答他说当肉贩的女儿并没有什么可耻的。“可是，你不明白吗？”他突然爆发了，“你除了眼前的事就看不到别的了吗？我们才是要感到可耻的人，咱们才是一文不值！”士兵们从第一天起就在背后管他妻子叫“医生夫人”而不是“普伊赫夫人”，他也知道，他自己都常常这么叫她。
可是，唉，对“庄重誓言”的恪守并未持续很久。有天我走下医务室时，撞见他正仰着脖子从一个瓶子里喝酒。他没有听到我的脚步声，在半昏暗的光线中，他想要把酒瓶藏到药品里，但我已经看到那是瓶“创立者”，大名鼎鼎的安达鲁西亚白兰地，这事儿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在共和区，从战争开始没多久，就再也找不到这个牌子的白兰地的丁点儿踪迹。
“对，正宗的‘创立者’，”他迷迷糊糊又颇为得意地说，“我是货真价实地渴死了，克鲁埃尔斯！前几天路易斯拿着一瓶古龙水出现在了教区神父家里，你也能想象得出来，那不会是给我的，而是给我老婆的。于是，我对皮科说，既然路易斯能在‘无主之地’找到古龙水，那想着你能在那儿给我弄点‘创立者’也算不上什么荒唐事吧？这是皮科给我从‘无主之地’拿回来的，纯属运气！这是法西斯的白兰地吗？我才他妈的不在乎呢。当你身处困境时能记得你的朋友才是真朋友，不是吗？所以皮科是真朋友，他惦记着我，给我带来了一瓶‘创立者’，而路易斯惦记的是我老婆。可怜的路易斯，你真得看看他是怎么费尽心思想讨她欢心，然而，一个人只有在不幸中才能发现谁是好朋友，当你最不济的时候，一个好朋友会给你捎来一瓶好白兰地。”
他说话的样子比平常更愉悦，看上去应该是在我到之前已经喝了好一会儿了。
“这瓶白兰地是法西斯的吗？那她也是！她就想让我投靠到另一边的战壕里去……”
“跟我姑妈一样？”我老实地惊呼道。
“就跟你姑妈一个样！所有的女人都一样……梅塞迪塔斯就是这样！就是那种走在大街上会让那帮无耻学生惊呼‘大美人’的女人。她和其他所有女人一样也是法西斯，枪毙她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不过这样一来有得路易斯难受的。”
他叹了口气：
“路易斯和皮科在‘无主之地’上找到那么多东西就没让你起过疑心吗？当我想到路易斯花的那番心思……嗯……当我想到人类中一半的性别……你想让我对你坦白直言吗？在这个旅里，咱们所有人都对索雷拉斯胡说八道，然而，他是唯一一个看清一切的人。没错，他是疯疯癫癫，但是他看得很清楚。自从他失踪之后，这个旅就一文不值。索雷拉斯以前总是说：‘每个人都戴着自己该戴的绿帽子，偶有光荣的例外。’我就是一个光荣的例外，我戴的不是我该戴的绿帽子，梅塞迪塔斯从来没给戴过绿帽子，一切相反，她恰是背叛的对立面！她要想让我戴绿帽的话，就得让另外一个男人快乐，而她宁可死也不想让任何人快活。”
从那天起，他便常常躲在地下医务室里喝酒。到了午饭时间，他能充分控制住自己，不让妻子发觉他已经贪了杯，而且，他妻子是个除了关心自己、自己的容貌和服饰，懒得去注意别人的女人，也有其他女人是这个样子。当这样的女人引人注目时——普伊赫太太便是如此——其愚蠢便会带着一阵炫目的光芒展现和闪耀出来，就像一个百万富翁，其之所以突出便因为他的百万财富。除此之外，她是个好女人，她只为她自己活着，但也为她的家庭活着，而她是这家庭的一员。如果她不是如此迷人，如此金发耀眼，如此天生丽质，我们便只会说：“她是个好女人。”因为她本质上便是如此。她的丈夫对她心怀畏惧，所以才会不停嘲讽她。他常会故意说些明知会惹恼她的话。有一天我们得去圣埃斯皮纳治疗一名脚部脱臼的士兵，我们回到维利亚吃饭时，他开始激动地说起了皮科的妻子。“她简直就是善意的化身。她那么乐意帮我们给那人骨头归位，没有麻药，你知道吗？”他看向梅塞迪塔斯，“因为我们没有麻药，我们忘带了。是她一直在鼓励那个士兵，她简直能鼓舞一头公牛！真是了不起的棕发女人，啧啧！”
“而你，亲爱的，”她说——她习惯每句话里都喊他“亲爱的”——“你就是头驴，而更糟的是，还没教养。”
在地下室里他对我说：
“你也听到了，克鲁埃尔斯，一头驴！一个人勤奋学习解剖学和病理学就为了这，就为了某种蠢货口口声声管你叫驴？啊，克鲁埃尔斯，但愿你知道！啊，克鲁埃尔斯！我崇拜这样的蠢货。对，我崇拜她。这才是糟糕的：我崇拜她。啊，克鲁埃尔斯，啊，克鲁埃尔斯，但愿你知道！你不知道，但我会告诉你的，我要跟你说个‘隐私的秘密’。”
他神秘兮兮地走去关上了地下室的门，并像一个在做重要忏悔前沉思的人一样沉默了一阵之后，他冒出了这样的话：
“梅塞迪塔斯是那种能让街上所有男人都回头的女人，尤其是青少年们，哼，那帮青少年！那些少年用贪吃的眼神看着她，就像一个饥饿的人站在蛋糕店的橱窗前。他们把她从头看到脚，你知道吗？那帮混蛋青少年！就这么在大街上，完全不考虑我谦卑的存在。”
“可她并没有错。”我斗胆说道。
“她？她的爸爸是整个波盖利亚市场里最有钱的肉商。是肉商之王！每年肉商行会都会举行一场舞会，那还是在战前，当咱们这帮学生还没头脑发热的时候。那简直是丝绸与钻石的洪流！男人们都身穿燕尾服，女人们都着晚礼服。他们会任命一个评审团来选出‘行会公主’，而我是评审团里的秘书。主席是乔瑟普·玛丽亚·萨加拉，只要是在巴塞罗那举行的选美比赛他一场都没落下过：他主持了所有的比赛！这一次既无须投票表决也不用进行淘汰赛，因为从一开始大家就都意见一致：我们所有人都为梅塞迪塔斯激动不已！萨加拉在巨大的欢呼声中宣布她成为‘巴塞罗那及其乡镇的肉商行会小姐’，肥肉公主！”
我再次鼓起勇气替普伊赫夫人辩护。
“你说品质？她当然有品质，谁还没点品质？她有，她当然有品质：文艺复兴时期女教皇的臀部，”他一边说一边重复着“女教皇的臀部”，这一说法让我很吃惊，而他还用手比画出一个大圆圈，“女教皇的臀部，对，这就是你称为品质的东西？没错，我不否认这一点，她有着无可争议的品质。比方说，但愿你知道，她有颗痣……火辣得就跟颗胡椒一样……哈，品质……”
我想要阻止他继续讲述“隐私的秘密”的势头，因为他已经开始语无伦次了，可他却很生气：
“难道在军队里你不是我的下级吗？在这个旅里，一个人就不能跟他的下属倾诉一下吗？在这个旅里，什么都不能说吗？”
经历了这一幕之后，我在首次去圣埃斯皮纳时便请求皮科不要拿更多的白兰地给医生，而他则狡诈地看着我：
“但这是他跟我要的，”他说，“我得听他的话，我可少不了他。”
我完全忽视了普伊赫医生能照顾到皮科的地方——难道之前他不是再三发誓说在普伊赫医生把手放到他身上前，他就会下令全连机枪朝他扫射的吗？我忽视了这一点，而且他的话让我吃了一惊，于是为了不闹洋相，我闭上了嘴，因为没法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依稀记得皮科此前在跟我们讲起他在非洲外籍军团的年月时，他曾神秘兮兮地说“那里每个小妞都留下了长久的回忆”。无论如何，普伊赫医生从没就这事儿跟我说过一个字。有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医务室里，忙着整理医疗材料。在我正在分类的一个大柜子里我发现了之前从未见过的一个小瓶子：瓶上的标签写着：多功能春药。第二天我把瓶子拿给医生看。
“你终于还是找到它了，”他说，“你看，我可是用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把它给藏了起来。我有想法，你知道吗？我有想法。就跟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们一样！对，克鲁埃尔斯，你别摆出这张耶稣会教徒的脸，现在你是要让我相信文艺复兴时期没有教皇吧。”
“这些东西我不太懂。”我说。“不过我觉得您不该求助于春药，人们说这会有害健康。我总是听说用芫菁提取物制作的药物，”我从标签上已经看到了配方，“是很危险的。”
“我吗？你在说谁呢？我可完全不需要这东西，我的心脏还很年轻。需要的人是皮科，你知道吗？但你不能告诉其他人。这是职业秘密！这是他在‘无主之地’找到的，那儿什么都找得到，简直棒极了。当你想出让妻子们过来的主意时，皮科可是有自己的顾虑。‘你想想看，庸医，’他对我说，‘我比我老婆大二十几岁，而且我已经有一年半没干那事儿了，我缺乏锻炼！’他害怕自己会出丑。你永远都不知道外籍军团的那些人会给你弄出什么事儿来，他们都有前列腺问题。他们都曾是‘爱的病人’，就跟皮科说的那样。总而言之，他跟我要‘一些谨慎的东西能帮他表现可嘉’。对于这样的情况，对于这样我们可以称为事关某人荣誉的情况，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多功能春药，这是最经典的办法，有诸多世纪的事实严格证明。糟糕的是在共和区你连一滴都找不到。‘你别操心，庸医，’皮科说，‘你就看我能不能从无主之地那里搞来吧。’他和路易斯在那里找到的东西都很厉害！但皮科有本事把这一瓶一口气吞下去，那样的话他会跟只青蛙一样翘辫子！所以我才把它放在医务室的柜子里，分成小剂量一点点给他，就跟他自己要求的那样。他高兴坏了，说觉得自己跟头公牛一样。”
之后不久，罗西克司令想到那几天恰逢圣卢西亚节（事实上，节日是12月13日，已经过了），而圣卢西亚是步兵的守护女神。我们想要向他证明他犯了两个错误，首先，如果我们的记忆没有全体出错的话，步兵的守护女神一直都是无玷圣母，她的纪念日是12月8日，而不是12月13日，其次，我们那时也不在13日，而是已经在16日了。但一切都是徒劳。他想让我们在维利亚举办一次“节日午宴”，来“纪念我们的圣女守护神”，于是大家只得照办。至少，所有人的想法在有一点上达成了一致：不管圣卢西亚是不是什么的守护女神，也不管她的纪念日到底是哪天，既然她是圣人，那她的纪念日就值得好生庆贺。此刻，当这些模糊的记忆重回我脑中时，我不禁为他如此张扬粗鲁的性格而感到讶异，尤其在我想到这些不管怎么说都发生在极为残酷的一场战争中（那时特鲁埃尔战役即将开始，或有可能已经开始了，在那场战役中，数千名士兵因为寒冷造成的坏疽病而死去）的时候，可那时的我们身处“死寂前线”，在那个冬天里战争对我们来说就像戏剧中的世界另一端那般遥远。我差点以为在所有的战争中，都该是这样，曾经历过恐惧并且知道将会再次经历的人，在得以休整的时候，会沉溺于最愚蠢的玩笑。在我们中间，我们从不谈论在战斗中死去的旅里的战友，而从开战以来已经死了几百号人了，所有会令我们伤感的东西都在谈话中被禁止提及，就跟那些只有后方的关系户才会唱的格调高尚的爱国或革命“赞歌”一样，哪怕政委们想方设法要将其引入前线，可我们还是觉得那些“赞歌”简直俗不可耐。
此刻，当我记起在“节日午宴”后不久，我们开始看到密集的飞行小队从我们头顶不断经过，或飞去特鲁埃尔，或从那里飞出，而我们则意识到阿拉贡隆冬里那场战斗所产生的冰冻的恐惧……可我还是得如实讲述那场并未照本意发生的“节日午宴”——就算它本来可以是另外一个样子。
除了维利亚教区神父家中的六名常规食客，皮科连长和路易斯及他们各自的妻子还有小拉蒙也被邀请在内，总共是十一个人。司令已经让营部一个曾是书法家的士兵用“哥特字体”画了十一份菜单，就摆在我们每个人的餐具前：“无卷心菜石鸡，炖野兔，自产葡萄酒……”要知道不久前刚到的《塔楼牛铃》[1]杂志上登了个笑话，说的是一位先生在一间酒吧里说“来一杯不加橄榄的味美思酒”。“得说不加凤尾鱼，”服务员反唇相讥，“因为橄榄可没有。”这个笑话在巴塞罗那各类物资匮乏的那段时期内大获成功，但连长夫人也就是皮科太太似乎并不知道这个笑话，因为她好奇地问为什么菜单上要特地说明“无卷心菜”石鸡。
“无卷心菜也是迫不得已，”司令和蔼地跟她解释，“鉴于今天这一日子的庄严性，我们本来想要做的是无松露石鸡，但是松露……”
“咱们没有松露。”普伊赫医生以一贯的语调总结道。
“自产葡萄酒”说的自然是在村子的酒窖里找到的酒，也就是司令已经锁在圣器室里的那些。为了这一“节日午宴”，大家摆上了一张大桌子，上面铺着从“无主之地”找来的亚麻桌布，总体而言，这番效果看着相当不错。大家想赢得普伊赫夫人的敬佩，想迫使她承认我们旅自有其格调，我们都很讲究也很有教养。每个人都想竭力记起“礼貌”那档子事儿，特别是战前的“礼貌”，一切都是为了让她承认我们跟“平足旅”那帮人不一样，世面和专业技能正是我们的强项。
为了照所有规矩行事，桌子上夫妻都分开入座。午宴开始得不错，谈话也很热络。
“无论如何，夫人，”司令对坐在自己和路易斯之间的普伊赫夫人说，“我们可不像法西斯分子想让人以为的那么没教养。咱们互相理解一下，如果法西斯分子说的只是‘平足旅’的话，那他们比圣人还有道理，啊，夫人，要是哪天您去‘平足旅’的司令部吃饭的话，您会被吓坏的！”
“战前，”普伊赫医生嘟囔道，他坐在了皮科夫人的身边，“我每周六都擦鞋，可现在……”
他抬起一条腿，好让人看到他暗淡无光的高筒中尉军靴。席间哪怕是皮科夫人的举止都十分严肃端庄，还不时用眼角余光看着其他人怎么在吃石鸡时设法不让手指碰到它。皮科则给罗西克夫人讲起了故事。
“毫无争议，”司令一边坚持道，一边朝医生夫人凑过身去，“我们旅自有格调，可不像那帮‘平足’的家伙。您听到机枪连连长跟我妻子说的那些故事了吗？没有什么是玛丽亚的女儿听不得的。在这个旅里，我们的教养都好得惊人。”
普伊赫夫人宽宏大量地承认宴会——她是用法语说的——“不乏豪华”。就像我之前所说，路易斯坐在她的另一边，她正是跟他勉强维持着谈话，但路易斯则更显得沉默寡言。石鸡过后上了白葡萄酒。
“因为咱们没有鱼肉，”司令抱歉道，说话时总是朝着普伊赫夫人，“所以咱们得在石鸡之后喝白葡萄酒。您能原谅我们吧，夫人，因为情况如此。”
特里尼几乎没有参与大家的谈话。她被安排坐在我旁边，我感觉到了她的心不在焉。由于她走神的样子还有路易斯的沉默，我觉得自己猜到了他们刚好在“节日午宴”前起过争执。就在那时，司令觉得有必要提议第一次举杯：
“敬咱们优雅的旅！”
那葡萄酒看似清淡，但会上头，酒劲开始在医生身上显现了出来，他已经喝了三大杯，此刻他站起身来，拿着第四杯酒想模仿司令来敬酒：
“敬我的岳父！他一打喷嚏，就会从所有口袋里掉出钱来。”
“我觉得，亲爱的，”他妻子打断了他的话，“你不会想拿爸爸来逗大家开心的。”
“她爸爸就是我岳父，您能明白我的话吧，”医生一边坐下来一边跟连长夫人说，“我不知道，皮科夫人，您是否听说过莱塔门迪[2]当学生那会儿的事，那时他希望能成为他岳父的人让他碰了一鼻子灰。这是莱塔门迪意料中的事，他是最饥饿的学生，而那位不愿当他岳父的先生跟我岳父一样富到流油。不过莱塔门迪是个有准备的人，一个有准备的人能抵两个……他可不是个只会嘬手指的傻子，哇，了不起的莱塔门迪。”
就在故事说到这当口的时候，他的斗鸡眼副官端着炖野兔走了进来，吃完野兔后，上了红葡萄酒，司令再次抱歉道：
“在这么美味的炖肉之后，本应奉上香槟，但我恳请您，普伊赫夫人，努力发挥一下您的想象力。凭着想象力，这杯红酒就会像香槟一样。您更喜欢哪种香槟？凯歌[3]吗？那好，没什么能够阻止咱们此刻喝上凯歌香槟。”
“既然咱们到了香槟环节，”他觉得有必要再次举杯，“这里只有凯歌，没有遗孀，愿此情此景持续更多年！”
随着一次次举杯，他显得越来越感性，开始凝视起小拉蒙和玛丽埃塔来。两个小孩面对面坐着，互相扔着面包屑。玛丽埃塔自然不想尝试石鸡和野兔，正是斗鸡眼给她做了法式蛋饼，就跟平时一样。她的父亲手中端着一杯红酒又一次站了起来：
“为了新一代干杯！为了自家的孩子们！”
他站着喝完，重复道：“自家的孩子们！但他们都会变成孤儿，真是见鬼！”他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重复着祝酒词：“为了自家的新一代干杯！但愿他们不会变成孤儿！”
他最爱说的话中有一句是：“愿咱们能从事多年类似的工程，生育自家的孩子们！”普伊赫夫人却从未听过这样的说法，于是她问路易斯“到底是什么意思”。路易斯耸了耸肩：“这是种说法，夫人，在这个旅里常说很多傻话。”坐在桌首的皮科朝他挤了挤眼，似乎在对他说：“路易斯，事情开始变得不妙了，司令灌了不少。”医生注意到了这一点：
“公民们，镇静！危险已经过去了，只是假警报而已。咱们的斗鸡眼兄弟在这儿，他可是加泰罗尼亚军队里最光荣的英雄之一，他给咱们端来了咖啡。可不是什么代用咖啡，公民们，之前的都是假警报！我跟你们保证这是正宗的咖啡，可不是什么代用咖啡。”
“是在‘无主之地’找到的。”司令向普伊赫夫人解释道。
“在‘无主之地’，”医生说，“找到了美味咖啡的矿脉，有取之不竭的咖啡矿。”
“夫人，”司令说，“您得再次原谅我们。这不完全是摩卡咖啡，而是来自几内亚的咖啡，您知道吗？是法西斯的咖啡，无论如何都不是您应当喝的咖啡……”
“这咖啡好极了，”她回答说，“这就跟战争开始之后我们便在巴塞罗那做梦也找不着的咖啡一样好。”她又给自己续上了第二杯。
“我也再来一杯。”她的丈夫说，不过他往杯子里倒的不是咖啡，而是红酒。
“我觉得，亲爱的，你在喝过咖啡之后就不会再喝红酒了。”
“因为不是摩卡咖啡……”他借口道，并朝向皮科夫人补充说，“伟大的莱塔门迪的每个想法都……不管别人怎么说，莱塔门迪都是个人物。当他去跟那姑娘求婚时……”
“亲爱的，”梅塞迪塔斯打断他道，“此刻咱们要说的人可不是莱塔门迪。”
“可是”，皮科夫人诧异地说道，“夫人，您丈夫想跟我们说个扁桃体……”
“他想说的应该是件逸事[4]。”医生夫人用宽厚的口吻纠正道，并看向了路易斯。
“就是扁桃体，这正是我要讲的，了不起的莱塔门迪的扁桃体，”医生中气十足地说，“莱塔门迪的扁桃体就跟公牛的一样！”
“你别再说傻话了，亲爱的。”
而他愈发用力地重复到：
“对，就跟头公牛一样！”
那句傻话显然起到了作用，从那时起，整个旅里便纷纷谈论起了扁桃体。梅塞迪塔斯微微耸了耸肩膀后，点起了一支烟，正是路易斯给了她一盒“骆驼”烟，自然也是从“无主之地”弄来的。
“要命的‘无主之地’，”医生嘟囔着，“看来那里有烟草林……巨大的树木上结着雪茄烟……其中还有闻起来腐臭的东西。对，腐臭味儿！”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妻子，似乎在挑衅她：“在这个旅里什么都不能说了吗？就该把《罗兰的号角》作为所有修女学校的课本，就让咱们看看这样一来能不能让这个世界上少点乏味的女人！《罗兰的号角》可真是本了不起的好书！到第三页的时候就开始给男主人公戴绿帽子了，这才是我喜欢的书，不把时间浪费在风景描写上。到了名为《残忍的疑问》的第六章时，事态就已经乱得无法形容，就连罗兰本人都不由惊呼：‘毫无疑问，我敢打包票！我已经给自己戴了绿帽子！’因为您得知道，皮科夫人，他以为是别人老婆的那个女人，其实是他自己的老婆：都是说来话长的家庭闹剧。不幸的罗兰是经人安排而结的婚，您知道吗？婚前他都没见过要娶的那个姑娘，他不知道那是个无依无靠的年轻女子，还是能让你吃惊不已的人。不得不说，这部小说可没什么风景描写，有的都是对那位夫人的描述……嗯……每次描写……尤其是有一个章节……关于那姑娘正在穿衣服的章节，真可称为优秀文学，老天爷！一处细节都未落下！当然了，作为戏剧性的第十一章名为《狼与狼……互相撕咬！》，就是在这一章里，两家人通过给彼此戴绿帽而造成的晦涩难懂的话语达到了令人头皮发麻的程度，不幸的罗兰举手望天，大呼：‘还有谁戴的绿帽能跟我的相比？’”
“你最好还是闭嘴，”他的妻子打断了他，“你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
“我不知道吗？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我可清楚得很。在第十五章《康沃尔郡和平协议》，这一小说的最后一章里，罗兰显得更为无奈，他在所有人为庆祝协议而举行的宴会上说：‘太乱了，简直太乱了！我正走在变成自己岳父的路上，或至少变成我自己的连襟，就连福尔摩斯复活都理不清这团乱麻！’”
他不带停顿地向连长夫人解释道：
“如果你想惹怒梅塞迪塔斯的话，你只要当着她的面说条纹五花肉就行。”
他妻子当时正在和路易斯说话，并没有听到这一句。火炉因为填满了圣栎树木块而烧得通红，散发着热量。
“爸爸，”小拉蒙喊道，“为什么不让我坐在玛丽埃塔的旁边？”
“这个小家伙比圣人还有道理，”坐在他身旁的司令夫人赞许道，“说话跟个小大人似的。”
“您还想再来点摩卡咖啡吗？”司令对梅塞迪塔斯说，而她已经在给自己倒第三杯了，“没什么能比得上摩卡的咖啡。您可能不知道这一名称从哪儿来，但这是阿拉伯的一座城市[5]。您想想看！”
“这一点我非常清楚。拿破仑就安葬在那里。”
医生听到妻子的回答吃了一惊，疑惑地看着自己的鼻尖，但他旋即就继续跟皮科夫人说起话来：
“我之前想跟您说的有关莱塔门迪的故事是个爱情故事，您知道吗？不过在这个旅里，什么都不让人说。我得去把这故事说给‘平足旅’的人听，在那儿我才会获得到应有的成功。”
“如果是个爱情故事的话……”连长夫人饶有兴趣地看着医生说，“我还以为医生们都从不谈论爱情。”
“谁说我们不谈这个的，夫人？我们谈得可不少！”
“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文化，”皮科说教般地对医生夫人说，“拿破仑·波拿巴是我的弱点。”
“我们谈论爱情，”普伊赫医生继续道，“而且我们通常就其中两点来谈论这一话题，那就是：理论与实践[6]。”
“我觉得咱们这会儿搞得一团乱，”司令说，“拿破仑·波拿巴？嗯……你们肯定摩卡的那具死尸不是那……嗯……我敢保证我记得的。”
“可是，您在说什么呢？那会是谁的尸体呢？”皮科点起了烟斗，斜看向他问道。
“咱们让他们争论去吧，皮科夫人，”医生对连长夫人小声说道，“就让他们争一下拿破仑和波拿巴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这可是最隐晦的历史谜团之一。毫无疑问的是拿破仑曾被戴过一两次叹为观止的绿帽，惊人得不是一点点。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们曾唱过一首跟拿破仑和约瑟芬有关的法国小调，真遗憾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因为那可是首很热闹的小调。”
“您别理会这个庸医，”司令打断他的话，靠向另一侧的皮科夫人。“所有医生都会夸夸其谈。我觉得他说不定哪天就跑去‘平足旅’了，就为了能在那儿随心所欲地讲不正经的故事。他在他的美好时代里唱的那首小调我也知道，我可以跟您保证的是，这歌可不适合女士们听。您应该已经看到了墙上刷的那些字允许渎神，我就想把‘允许’给抹了，重新刷上‘严禁’，不过医生他表示反对。您知道吗？打着弗洛伊德的名号，他说要跟‘退步’做斗争，我可以跟您肯定的是，他至少在这一领域实践其理论。但他完全不懂教育和文化！”
皮科听到“文化”竖起了耳朵。他看了看他妻子和司令，两人正在激烈地谈论着，于是他以凡尔赛宫廷式的口吻对司令夫人说：
“夫人，您看咱们对他们实施同态复仇法如何？”
他对这一表述十分自豪，觉得这说法有文化极了，而且他是从行李箱的一本小说名字上发现了这个说法。司令夫人点头同意，她肯定不知道“同态复仇法”是什么意思，但她觉得什么都好，她总是同意所有人的意见，而且，吃过饭后，睡意正朝她袭来。通常她会上楼小睡一个午觉，但那天因为是“节日午宴”，她没敢离开，能看出来她强撑着不让自己睡着。我们已经到了白兰地环节，斗鸡眼正在给我们的杯中倒上正宗的“创立者”。司令和医生借着步兵光荣的守护女神的名义——照他们的说法，我们正在庆祝女神的纪念日——已经自斟自饮了好几杯。情况急速变得糟糕起来。
“在我那个时候，”普伊赫医生开始说道，“在我们这些学生了解颇深的某间房子的旁边有家殡仪社。因为在我那个时候，还有殡仪，可不像现在，咱们给人入葬就跟埋条狗一样。我们在那家殡仪社可真是度过了不少好时光！不对，我弄错了，我们的好时光不在殡仪社里，而是在旁边那座房子里。那是一间相当不错的房子，有着房子该有的样子，甚至其中一个房间的一个金色画框里还有一幅吉梅拉[7]的大照片。你们能想象，那是座高尚的房子，离诊所医院也不太远，地段很好，在学生中相当出名。可能你们不知道，医学专业的学生有时会从医院里顺走一些解剖用的东西来开愚蠢的玩笑，于是，对吉梅拉毫无敬意的我在那个房间的床单下面藏了一条某个死于癌症的不幸人儿的一条腿。”
“这就是医生们会讲的爱情故事吗？”连长夫人失望地说。
“才不是，爱情故事是有关莱塔门迪的。他顺走了，该怎么说呢？嗯，那些不宜在女士们面前提及的一些东西。”
“我们旅里的人都特别有教养，这真是荣幸，”司令说，“不过，莱塔门迪到底干了什么？”
“或许他造了坦克，”皮科夫人惊呼一声，不禁笑了起来，“‘你们要制造坦克，坦克，坦克’，你们知道在巴塞罗那到处都贴着几百张这样的海报吧？让我痛心的是，我不像我丈夫这么手巧，能够立即着手干活。”
“当我看到这海报的时候，”罗西克夫人坦率地说，“我就开始为我丈夫织起了那件带条纹的灰色毛衣。”
“你该造的不是毛衣，而是坦克，”司令说道，似乎在指责她，接着又朝医生喊了起来，“就让我们搞搞清楚莱塔门迪到底造了坦克还是毛衣吧！”
“莱特门迪，嗯，”普伊赫医生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创立者”，“莱塔门迪有毛衣，也有坦克……”
“对，就跟头公牛一样，我们知道！”司令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现在我们想听的是他跟他岳父的故事。”
“当那个富得流油的岳父拒绝莱塔门迪向他女儿求婚时，莱塔门迪把精心包好的包裹放到了桌上，并对他说：‘好吧，既然这东西现在我也用不上了……’”
司令和皮科笑得流出了眼泪。由于这个笑话既蠢又吓人，谈话开始转向了索雷拉斯。就像司令所说，他“地址不详”地从旅里失踪了，我们当时猜测他已经加入了另一支共和旅，由于他的怪诞不经，有些人甚至认为他已经选择了某支无政府主义者的队伍。当司令克制住笑意后喊道：
“既然要庆祝咱们守护女神的节日，就别再说死人的事了……咱们不是至少已经就在麦加的那个人达成一致了吗？”
“麦加？”医生说。
“对啊，麦加，咱们不是在说麦加的事吗？”
“我可以确定的是莱塔门迪可没有葬在麦加。”
“好吧，”皮科插话道，“不过说的不是莱塔门迪，而是波拿巴。”
“说什么死尸呢！”司令有力地打断话头，“他都已经跟著名的奥赛一样死了被埋葬了。”
“《奥赛之死》，”皮科跟司令夫人解释道，“这是我会用长号演奏的一支曲谱，营里的乐队也演奏这曲子。”
为了展示他引以为傲的音乐天赋，他鼓起腮帮子，模仿着长号的声音演奏起了《奥赛之死》。
“嗨，”司令抗议道，“别再吹《奥赛之死》！这个奥赛总让我想起索雷拉斯，不是说到奥赛，而是说到死尸。要是我说索雷拉斯有张死人脸的话，你们不会否认吧……”
特里尼惊讶地抬起眼帘，她在整场午宴上几乎一言未发。除了我，没有人注意到在那双明亮的眼睛里正积聚起泪水，只有一滴眼泪，闪亮的、惊愕的眼泪。那惊讶的眼神想必会一直印刻在我的记忆中。时隔多年之后，我还觉得能看到那双睁大的眼睛中含着一个闪亮的光点。谈话依旧在继续，变得越来越信口开河，简直无法阻止司令和医生越来越放肆的谈论。普伊赫夫人沉浸在和路易斯的单独谈话中，一边望着天花板一边吐着香烟的烟雾，一脸认命了的女烈士的表情。
“对，他就是喜欢装得比真实的他更野蛮来激怒我，因为他清楚得很，我病态地敏感。”
“这点从第一眼就注意到了，夫人。”路易斯回答说。
“路易斯，您想想看我能有多敏感，当我看到满月时，会禁不住想哭。”
“真的吗！就因为满月吗？”路易斯惊呼，“可我看到满月的话会忍不住大笑。”
“您让我觉得很奇怪，”医生夫人说，“因为，说到底，一个从没见过满月的人就不能说自己是个敏感的人。我真希望我丈夫能带着我在月圆之夜漫步在巴塞罗那哥特区……”
此时，那位正与司令争论的不敏感的丈夫的嗓门越来越高，像一阵雷声盖过了大家谈话的嗡嗡声：
“索雷拉斯是疯疯癫癫没错，可他的话都有道理。”
“那负心的阿尔比恩[8]呢？”司令大声说道，“小心，可有阵子没说起她了。”
“这说的是哪位女士？”连长夫人问医生。
“我这就唱着告诉您。”医生回答道，说着便用男中音的有力嗓门唱了起来：
在英格兰的情人们
每月都彼此通信。
“您可能有所不知，皮科夫人，”司令说，“下雨天就不能举行斗牛，因为没有太阳的话，公牛就会变得很温顺。然而，在英国总是下雨，您想想看，那简直糟透了！有一回，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一名工党议员来视察我们的战壕，却对什么都要提点意见！说什么步枪没好好擦油、军队纪律松散、军官胡子拉碴……结果是索雷拉斯打发了他。‘每个地方的人都有其配得上的气候。’他对议员说。”
索雷拉斯那句话深得连长夫人的喜欢，由于她是个娇小的褐发女人，因此她觉得自己是个“撩人的南方人”。她想学唱那首小调，她一边哼着在英格兰的情人们，一边拿手指模仿响板打着响指。医生大喊着，好让人们能从桌首听到他讲话：
“皮科，你可从来没告诉过我们你有个这么可爱的妻子，这么一个褐发美人，天哪！这才叫作性魅力[9]，唔……”
“您这是在戏弄我吗？”皮科夫人不禁笑了起来，而机枪连连长则在桌首微笑着，享受着医生对他妻子的恭维。普伊赫夫人再也忍不住了，低声对路易斯说：“真是可悲。您听到了吗，路易斯？戏弄……”
“戏弄！”医生大呼，“此时我又想到了另一个扁桃体。从前在麦加有具死尸……对，梅塞迪塔斯，你别带着一脸嫌弃的表情看着我，咱们之前不是在谈论麦加吗？”
司令夫人已经有好一阵没说话了，她困得要命。她远远地听着谈话，犹如在梦中，有时她会跟吓了一跳一样坐直身子，努力跟困意做着斗争，带着微微的笑意看向当时正在说话的人。玛丽埃塔和小拉蒙正在吵架。
“埋在麦加的是穆罕默德[10]。”玛丽埃塔说。
不巧的是她说得那么大声，所有人都听到了。大家一下子沉默了下来。那是一阵令人惊讶的沉默。罗西克夫人突然因为那阵怪异的沉默而清醒了过来，她被吓了一跳，觉得她的女儿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你知道什么，孩子？你还没经验呢。”
“这是学校里书上教的。”
“可在我的书上，”小拉蒙说，“画的全都是相反的。”
“都是相反的，嗯……和什么全部相反呢？”司令嘟囔道。
“和被戴绿帽子的人相反，”医生说，“要是书上说的都是相反的，咱们还真得好好想一想！”
“要是索雷拉斯去了麦加呢？”司令问。
“索雷拉斯在麦加！”普伊赫医生大声说道，“那还真是不嫌事多！”
“这是个假设。”司令说道，仿佛在给自己的冒失找借口。
“你们一直在说的索雷拉斯到底是谁？”普伊赫夫人问路易斯。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他回答道，“索雷拉斯到底是谁？或许是个假设？是个谜题？我愿意不惜一切知道答案。”
“索雷拉斯，夫人，”司令插话道，“是个不留痕迹便失踪了的人，是种幻觉，就是这样。”
“咱们就承认索雷拉斯只是场幻觉吧，”医生认可道，“不过某些巴结的年轻中尉在‘无主之地’找到的古龙水可是不容置疑的现实。在丹麦有些东西在腐烂。”
“在丹麦？”他的妻子感到讶异，“丹麦和麦加又有什么关系？”
“那屁股和《四季》又有什么关系？”他怒气冲冲地说。
梅塞迪斯塔的双颊因为一阵恼怒而变得通红，但她克制住了。路易斯赶忙给她点上第三支“骆驼”香烟。“谢谢。”她说道，声音中有丝颤抖。
“没错，丹麦，”她丈夫继续朝着连长夫人说，“在丹麦什么都能找得到，无论是‘创立者’白兰地、古龙水，还是咖啡豆和‘骆驼’烟。绝对是应有尽有！甚至在那儿还能找到大瓶的多功能春药，看上去在丹麦这东西哪儿都有得种。丹麦的一切都在腐烂。”
“在那里种的，庸医，”皮科打断他的话，平静而挖苦地说，“是给不会保守职业秘密的医生们的‘1902年产苏玳葡萄酒’。我觉得你要是再不闭上嘴的话，你就再也喝不到‘创立者’了。”
司令在那时解开了军装和衬衣的纽扣，像是热得喘不过气来，他站起身用手势示意大家安静，并庄严宣布：
“军官们、基层成员们还有士兵们，咱们军队和共和国的英雄们：我醉了！”
他妻子立即朝他跑过去，司令不停捶着胸。
“你怎么了？你不舒服吗？”
“我醉了！”司令抱着妻子放声大哭。“我当着你的面发过誓不再喝酒的，可是你也看到了，我醉成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