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难得例外，”她安慰他说，“在这么热闹的节日上喝多了也没什么丢人的。今天可是步兵的守护女神纪念日！”
司令夫妇两人决定最好去睡个午觉。玛丽埃塔和小拉蒙已经在远离火炉的地方玩开了，火炉那里太热了。桌上的人也因为大家的离开而变得兴味索然起来。
“真可悲，亲爱的，”梅塞迪塔斯看着她的丈夫轻声说，“你还想让我把孩子们带来……真是糟糕的榜样！”
“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夫人，”皮科说，“这些有文化的人……”
“那你呢，皮科，你自己呢？啊？”医生诘问道，“文化吗？文化，我去你的文化……”
“亲爱的，你最好也去睡一觉醒醒酒。”
“我没兴致。文化，我……你们没看到吗？就大字写在那儿呢：允许渎神！你们都是见证人！睡觉醒酒？呸，这个一针就完事儿了。就一针，咔嚓，好了，酒劲儿就过去了！”
“打一针什么，亲爱的？”
“打一针条纹五花肉，亲爱的。”
梅塞迪斯塔脸色变得刷白。她扔掉香烟，从桌边站起身来。她的丈夫镇定地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创立者”。她欲言又止，走出饭厅时重重地摔上了门。
“现在，终于！”医生看着自己的鼻尖说，“我可以畅所欲言了。可怜的莱塔门迪，垂头丧气！我岳父钱多到烂掉，居然没有回绝我，真是叫人惊诧！梅塞迪斯塔让他心软，你们知道吗，她那时刚看了一部电影，一个医生从一场霍乱中拯救了一座城市，她以为我就像电影里那个医生一样。可是我，没有霍乱，没有钱，也没有病人……想想看，我来战场就是为了找点平静！”
[1] L’Esquella de la Torratxa，加泰罗尼亚语的讽刺漫画周刊，于1872年到1939年期间在巴塞罗那出版。
[2] José de Letamendi i Manjarrés（1828—1897），医生，西班牙皇家国立医学院院士。
[3] Veuve Clicquot，创立于1772年的知名法国香槟品牌，由于Veuve在法语中有“寡妇、遗孀”的意思，因此罗西克司令才会在后面说“这里只有凯歌，没有遗孀”。
[4] 加泰罗尼亚语中扁桃体是Amígdala，轶事是Anècdota，两者发音接近，所以医生夫人才会认为皮科夫人理解错误。
[5] 位于也门红海岸边的一个港口城市，从15世纪到17世纪，这里曾是国际最大的咖啡贸易中心。
[6] 原文为德语：Th?orie und praxis。
[7] Guimerà，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莱里达省的一个市镇。
[8] Albion，是大不列颠岛的古称，也是该岛已知最古老的名称。而“负心的阿尔比恩”则是从16世纪下叶起，由于当时英国和西班牙间的敌对状态，便会用这一表达方式来表示带有敌对情绪地指称某一国家。
[9] 原文为英文，Sex appeal。
[10] 此处指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
IV
终其一生就是一条孤独的道路。
马里乌斯·托雷斯
整个旅都没什么动静，一直在等着上头给我们运送重整需要的武器和新兵过来。由于在卫生部无事可干，我在圣埃斯皮纳消磨了更多的时光，也时常在那里过夜。如果有急事的话，普伊赫医生可以通过连接两个村子的营队电话找到我，不过这样的情况从未发生过。
我留在村里过夜的时候，会睡在靠近阁楼的那个房间，尽管女人们来了之后，我就一个人睡，但里头的三张草垫子依旧在那儿。皮科在“无主之地”找到的圣杯也摆放在那里，杯子这事儿我之前已经说过了，我会对着圣杯做晚祷，它就摆在我物色到的一张瘸腿桌上，我一边回忆着圣杯内通常会盛的东西一边祈祷。祈祷时我时常会想起加利法博士，因为没有他的消息，我都不知道他的生死，有时候，我会机械地在祈祷中对他念诵。我不是像对着圣人一样对他念诵，而更像是在脑中跟他说话，就像是跟他讨教忠告。那时的我就像个傻瓜一样认为他会同意我所从事的事业，我是多么需要他的劝诫好不在斜坡上滑落啊！加利法博士，他对日常琐事不以为意，却对关键而具有决定性的事件具有罕见的洞察力。在我看似慷慨的意图之下，他想必已经察觉到了动摇我的错误的倾向，而我却尚未意识到这一点。加利法博士不是个会在乎各种顾虑的忏悔神父，哦，他不是，而是恰恰相反。直到战争爆发我都深受噩梦的困扰，我时常请求上帝慈悲让我不要再做梦，我也曾就此事与加利法博士忏悔过。“我的孩子，”他打断我的话，“你就别浪费我的时间了，还有很多人在排队呢。”他是个很受欢迎的忏悔神父，队伍时常会排到教堂门口。我的梦就像一枚无人接受的假币，让我无从摆脱。
无论如何，梦就是那种打从我们做梦开始，就得以某种方法放在心里的东西。每个人的梦都是他自己的一部分，无论是最奇怪的部分，还是无条理的部分，都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梦的意义从我们身边逃开，弗洛伊德派对梦的解析是肤浅而贫瘠的，我们的梦要更为多样和精彩，有时甚至比谈及的更为罪恶。梦的意义从我们身边逃开，却会在我们做梦的当口诡异地清晰呈现。我们一旦清醒，便无从理解此前睡着的那个自己。于是，醒着的那个人对睡着的那人会生出一种含糊的羞愧，那个人曾是他自己，却又是另一个人，他羞于自己无法控制作为自身一部分的梦。“梦是生死之间的无主之地，”索雷拉斯有次曾对我这么说，“也是淫秽与阴森间的无主之地。”
恋爱是什么意思？我还不知道，而四分之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可能我的心从来未敢问过自己这个问题。这难道不会像一个想要与人分享秘密从而让自己解脱的愿望吗？有关生死，有关淫秽与阴森的秘密，一个轮廓模糊的愿望，哪怕我们觉得这个愿望真切而刺骨，对，其轮廓极为模糊，可能只有在梦的深处才会显得无比清晰。像索雷拉斯在一个难忘的夜晚跟我说过的那些现象一样不甚明了的事随处皆有，那些知道如何跟鸟儿一样生活的人才是幸福的人，他们活着或死去都曾为生死担忧。而我一辈子饱受噩梦折磨、梦游发作、种种意识造成的顾虑……我，可怜的我……我也曾想朝大片的光明飞去！迷雾让我们窒息，我的上帝呀：我们就想简简单单地活着，活在纯粹的光明里，活在真正自由的空气中，我们就想像你说的那样活着，就像那些最年幼的孩童那般活着，为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而喜悦，为人和事本来的样子而欢喜，因为是你创造了一切。接受一切本来的样子，随遇而安，带着全然贫瘠的精神和彻底的简单，就那样彻底简单地活着，但要和她在一起。
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爱时，茅屋也会是皇宫，这是一个古老的秘密。唐璜深谙此道，不管怎样，他只了解那些最为易逝的爱情，我的上帝啊，我们所有的困难来自这里，来自我们的短暂性。如果我们能让从我们身边流逝的这样或那样的时刻成为永恒……这世界将会无比美好……因为幸福并不存在于事物中，而是存在于爱里；追求财富的精神诞生于虚无，我们因为缺乏爱，所以想用事物来填补空缺。追求财富的精神是相对的，是想要获得他人所没有的东西，而爱是绝对的，只有爱才是绝对的……哪怕它是短暂的、是罪过或是犯罪，它都是绝对的，因为事实是它是“渴求邻人之妻”的罪。就算它再短暂、再有错、再充满罪恶，都是绝对的那一刻！唐璜很清楚这一点，和他一样，所有那些不管出于善还是恶，无论是为了瞬间还是永恒，无论心怀圣洁还是心存罪恶而爱的人，都是用全部的灵魂在爱。
这一绝对的一口气息便足以改变生死！在爱的吹拂下，一切都很美好。拿撒勒的圣屋应该就是一间简陋的房子，可能就比茅屋好一点，而当我们愿意想象时，却能把它想成一间快乐之屋，想成幸福本身的意义！加利利那些清明的日子，围绕着耶稣、约瑟夫和玛丽亚的卑微而隐藏的平和气氛……《受难福音》若没了另一部《童年福音》便不会体现其全部的意义：我们或许不止一次觉得这部福音就像是一连串的幼儿故事，在批判性的理性眼中几乎不可置信，可是，批判性的理性可曾理解过爱？如果不是因为加利利的耶稣本人，不是因为爱，不是因为诗歌，可怕的十字架上的受难便不会有意义。福音教导我们时刻到来时要接受十字架，但不也教导我们要接受幸福吗？难道拒绝爱、拒绝幸福、拒绝诗歌并把它们钉上十字架就不是极大的罪行了吗？幸福是神圣的，是上帝想要人拥有的结局，拒绝它是很可怕的。
无论如何，我们所有人都会上十字架。所有生命最终都会被迫在死亡里终结。
我们所有人都会上十字架，但是，安静！不要让孩子们听到。就让我们跟他们说说未来的人类，那将是美好的人类。为什么未来的人类就得是美好的？可怜的人类，怎么才能在未来存在？人类始终只有当下，坚定的当下，始终都在两种召唤的撕裂中：其中一种是幸福，另一种是上十字架。
钉上十字架的召唤……战争难道是另外一样东西吗？人们挥舞着各种借口，当然了，还有各种理由和大话……可是在下一代人的眼中，所有这一切会有多么空洞，不可理喻甚至荒谬！难道我们能明白为什么我们的曾祖辈们要为波旁家族的男女继承人之争而固执地互相残杀吗？现在我们会笑话这一切，可我们的曾祖父们却曾为此而互相杀戮。我们的曾孙辈们在知道我们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或是为了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的斗争而互相残杀时，他们也会笑话我们，可是，就是在那些空洞而可笑的话语下，人们建起了斯大林和希特勒的集中营。话语虽然可笑，迂腐的言辞虽然空洞，可无数人还是会追随。你们用手指指出一个让众人仇恨的坏人，众人会听从这一指引，就算这个坏人只是一个词语又有什么关系？贵族、资产阶级分子、神父、闪米特人、法西斯、红色分子，都没关系。既然坏人是他，他就有错，有什么错？所有的错！资产阶级分子、神父、犹太人、法西斯、红色分子都去死！死亡万岁！你们焚烧、杀戮、为鲜血而迷醉，“敌人的脏血，将灌溉你们的田地”[1]。永远都是如此。嗜血的杀戮。
有一天当她和我单独在圣埃斯皮纳的时候我问她，她觉得为什么像路易斯、皮科、索雷拉斯、司令、医生他们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会来到前线，不光是我们还有其他人，包括那些“红色分子”和“法西斯分子”。她似乎对我的问题感到吃惊，回答说：“应该是为了事业吧，我觉得。”“事业！”我惊呼一声，“无论如何每个人的事业都有所不同吧……不过，每个人的事业又都是什么呢？不，不是为了事业，他们是来上十字架的。无论是他们还是其他那些人，都是送彼此上十字架。这是所有战争中同样的故事，也正因为此，战争才一直、一直、一直都会存在。因为人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跟自己爱的人相互陪伴着坐在火边，但他需要被钉上十字架。如果您曾见过‘节日午宴’上所有那些粗鲁、疯癫和愚蠢的人的话，您无法想象他们可以如何承受痛苦而且到时还能让他人痛苦！他们继续前行又跌倒，一个接一个，但会不断前行。”
是谁在推动着他们？不是事业，没有人知道事业是什么，而是荣耀，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可是，又是什么样的荣耀呢，我的上帝啊，如果从来都没人知道在那么多场战斗中倒下的那么多士兵的名字，又会是什么样的荣耀呢？是为了后代吗？太愚蠢了。如果后代必须得记住在某场黑暗战斗中死去的所有人，记住所有曾在沙地上书写过的人……甚至他们最亲密的同志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忘记他们，有时就是几个星期的事。那么多人！他们寻找着人类无法给予的一种荣耀，他们想的就是上十字架。战争没有其他的意义，而这一意义又是如此重大！无论谁赢谁输都不会有无用的牺牲。不管怎么样，被钉上十字架的人会赢，行刑者会输。“拿上你的十字架跟我走”，而他们已经拿上了十字架，并跟随着他，可他们甚至都不认识他，或许也不信仰他，或以为自己不信仰他，他们中有些人甚至亵渎他。
所有生死的秘密都在架上的耶稣身上被揭示！有无回应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人在爱，孤独又算什么？谁是那个说起无望的爱情的蠢货？哪里有爱，哪里便有希望，哪里有希望，哪里便有信仰！有多少人曾以为自己不相信，却被爱所拯救，又有多少人被希望所拯救！但是索雷拉斯尽管看透一切，却还是犯了严重的错误。或许他自己未曾觉察，有时候他会跟“被照亮者”混为一谈，那是所有异教中最令人厌恶的一支，而有时又会陷入悲观主义，其中几乎都不留一丝超自然的希望。他是多么有远见，可那都是以前的事了！最值得同情的都是获胜者，无论他们是谁。“我打从心底里同情那些在双手中找到胜利的人。”他常这么说。至于被战胜者，无论什么时代或是什么原因，其失败便已经弥补了他们；他们对胜利充满饥渴——这才是驱动人们将自己钉上十字架的原因，而非其他——对伟大、英勇和绝对的事物充满渴望；他们在沙粒上书写，而数世纪的风已将他们的所有言语抹去，人类的记忆已经将他们忘却，仿佛他们从未存在过，但是“所有的罪孽都会被宽恕，除了对神灵的亵渎”，而且所有人都为了自己所认为正义的事业而将自己钉上十字架，难道他们就不能宣布自己是神灵吗？如果不是认定有值得为之去死的东西，谁都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而这样的东西除了神灵还会有别的吗？
他在沙粒上书写，又被送上十字架，而被战胜的你，无论你是谁，只需要抬起头看着他，就像我们在最后的日子里看着你，那些在我们最后的灾难中混乱的日子，那时各支军队被大炮、坦克和飞机打得四分五裂，不得不没完没了地行军，留下一路的尸体、奄奄一息的人、病号还有筋疲力尽的人。通常在落日的时候，在远处的山脊上，在被沉重的步枪或机枪压弯了腰的士兵的侧影中，我仿佛看到了他的身影，那是在暮色笼罩的天空里被剪裁出的侧影。他也被重量压弯了腰，那是十字架的重量，他行走在我们的前面，是战败者中的一员，似乎要向我们显现失败的道路，与所有的创痛和羞耻联合在一起。他拖着流血的光脚前行，而我并不是在那些天里唯一见过他的人，当时有多少双眼睛睁开了就为了见到他！我又怎么能忘记那一刻，那时我们已经抵达比利牛斯山，我们望着远处村镇遍布、烟雾弥漫的大平原，当大家唱起圣母赞美诗[2]时，仿佛对被我们抛弃的祖国道了一声“再见”！所有人都在唱，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那最后的日子里，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在巨大溃败所引发的无可描述的混乱中混杂在了一起。
没错，索雷拉斯很有眼光，但他没看到一个理想即便在胜利后还能存续下去，无论人们会对其做出怎样夸张的描述。我们本可以成为胜利者，并在此刻感受到无数不幸的胜利者的羞耻，可是，我们的理想会存续，而他们的同样如此。我们的手段很可悲，我们的小提琴弦是用猫的内脏做的，但巴赫依旧存在，爱也存在，哪怕我们的手段多么可悲，爱依旧和《大赋格》[3]一样伟大。而上帝本人呢？祂曾像一个年轻的胜利者带着荣耀的光芒出现在了我们面前吗？先生们，拜托……是索雷拉斯，当然了——一直都是索雷拉斯——在那个夜晚跟我深入谈及此事。“咱们对钉上十字架并没有明确的想法，把自己钉上十字架并不会让咱们有所理解，”他对我说，继而补充道，“上帝既无法承受看到自己的荣耀，也无法承受看到自己的耻辱。”
我在黑暗中蜷缩在我的草垫上，默默地听着。他跟我说起了君士坦丁，他废除了钉上十字架的刑罚，用绞刑取而代之。“如果他这么做是出于同情，是为了不让被判刑的人承受漫长的垂死挣扎，他将永远值得被感激，可是他这么做是为了罪犯们无法像上帝那样死去，而上帝正是曾想要跟罪犯们一样死去！你知道吗，克鲁埃尔斯？在最初的四个世纪里，基督徒们都避免呈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模样。他们很清楚那意味着什么。直到君士坦丁之后很久，当所有人都忘了那一切的时候，头几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形象才开始出现。而这些形象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
我张大了嘴听着，无法阻止那一长串令我无法承受的残暴讲述：“受刑的人会被扒光衣服，哪个傻瓜会相信当时的行刑人会彬彬有礼？那时也没有可以搁脚的那种木凳，脚被直接钉进木头里，所以，必须得弯曲他们的膝盖，分开他们的大腿……”
“闭嘴，”我说，“我受不了了。”
“我也受不了了，想象十字架是件无法承受的事！可怜的克鲁埃尔斯，而这就是当咱们的造物主一旦落在咱们手里时，咱们会做的一切……”
不过索雷拉斯错得厉害，因为他拒绝卑谦地承认我们的手段很可悲。无论我们有多悲惨，生活依旧是浩瀚的！如果说当耶稣召唤我们上十字架而我们拒绝是懦夫的行为的话，那么当上帝想让我们幸福而我们却拒绝幸福的话，那便是犯罪。索雷拉斯骄傲地拒绝了并从此逃走。他执着地盯视着淫秽与阴森，似乎这两者令他沉迷。他比许多人都更清楚上帝如何承担了我们所有的耻辱，这难道不就是基督教吗？这不就是十字架的荒谬与疯狂吗？基督教是奇怪的，基督教是荒谬的——即便它奇怪又荒谬，它却是唯一的答案。上帝承受了我们无边的苦难，所以祂才舍弃了祂无限的荣耀，自愿在一场淫秽而阴森的表演中被钉上十字架，以此来救赎淫秽与阴森……“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4]既然知道上帝比我还要孤独得多，我又怎能哀叹自己在这世上孤独一人？
[1] 改编自法国国歌《马赛曲》，原文是“Qu’un sang impur abreuve nos sillons”，即“敌人的脏血，将灌溉我们的田地”。
[2] Virolai，蒙塞拉特修道院的赞美诗，由19世纪末加泰罗尼亚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诗人雅辛特·贝达格尔所创作。
[3] 指《降B大调弦乐四重奏大赋格》，是贝多芬于1825年到1826年间创作的单乐章弦乐四重奏。
[4] 来自《十架七言》，指基督在十字架上临死时的遗言，这些话分散在四福音书里，后人将其整理为七句话，文中这句意为“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收录于《马太福音》。
V
12月21日到22日到夜晚，当我们所有人都在圣埃斯皮纳入睡许久之后，营里的乐队未曾事先通知便从维利亚来到村里，演奏着吵闹的《华丽起床号》将我们猛然惊醒。他们从马车道上步行十公里就为了那样把我们弄醒！我嘀咕着从草垫子上坐起身来，以为是又一个我们互相之间会开的那种愚蠢的玩笑。那么冷得吓人的天气里，这玩笑可真够蠢的！从阁楼里下来时，我在一楼的楼梯平台上碰到了皮科和路易斯还有他们的妻子们，大家都困得要死，骂骂咧咧说着“维利亚来的混蛋们”“不让咱们有一刻消停”。在饭厅里，“维利亚来的家伙们”正闹得一塌糊涂，有几个人在大桌子上跳舞，另外一些在唱歌或是靠在长凳上吵嚷，还有一些鼓足了气吹着长号和军号。其中有几个则放肆地喝着我们存放在柜子里的朗姆酒和白兰地。
罗西克司令、医生还有他们各自的妻子紧跟在乐队后面来了，尽管他们是坐着福特车来的，而且恰好就是他和医生出现在了大桌子上跳舞的人当中，他们使劲跺着脚，跺到墙壁都在颤抖。他们泛红的面孔、发亮的眼睛、夸张的手势无不显示出他们俩酩酊大醉有一阵子了。
“荣耀归于主[1]，”当司令看到我们出现在楼梯口时候大喊，“让‘平足旅’见鬼去吧！”
普伊赫夫人待在房间的一角远离火炉的地方，显然是想远离众人，她看着眼前的一切，感到深深地恼怒和震惊。当我走上前去跟她打招呼时，她只跟我说了以下几个字：
“比索多玛和蛾摩拉[2]还可怕。”
通过某些相当混乱的表达，我们大致明白了那天晚上并不是像他们以前跟我们开的那些毫无来由的讨厌玩笑。那天晚上有什么事能解释这番狂欢。我们要搞清楚情况并不容易，但最后好歹弄明白了在维利亚的人通过连接旅司令部的电话线得知共和军占领了特鲁埃尔。在得知了这一大好消息之后，我们也加入了欢庆的行列。我们唱歌、欢笑、饮酒直到曙光初现，直到他们在军号的尖利声响和长号的鸣响中返回维利亚。
就在那个冰冷黎明的宁静与光亮中，我想起了6月的一天，正好是六个月前的那个日子。我去帕拉尔·德尔·里奥村看望索雷拉斯，路易斯在前一天加入旅里，但我还不认识他，而索雷拉斯那天没在帕拉尔。皮科连长把我带到一个他以为我们能找到索雷拉斯的更深入的地方，从那里能看到一排沿着河流蜿蜒而长的白杨树，远处是比维尔村砖砌的钟楼和村舍，那是一个已经落入法西斯分子手中的村庄。当我们欣赏着辽阔风景时，比维尔村的钟声急促地响起，我们听到了铜管乐声、欢呼声和鸣炮声。皮科和我沉默不语，努力装作什么都没听到的样子，但是喧闹声依旧在那里，我俩虽然没有说出口却都想到了同一件事：庆祝夺下毕尔巴鄂。事实上，第二天我们就通过总是迟来的报纸得知了这条消息。而如今，六个月之后，轮到我们庆祝夺下特鲁埃尔了，那时候我们还一无所知，并且直到许久以后才会知道那场战斗的可怕。此外，最可怕的并不是占领城市，而是敌人将会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的反攻。
可那时的我们还不会知道这些，那一年我们的圣诞是喜庆的，充满了希望。24号的早上下了那年冬天里最大的一场雪，雪到傍晚才停。下雪的时候我在圣埃斯皮纳，当我住在堂·安达雷西奥的房子里的时候，我养成了“放电影”的习惯，以此在漫漫长夜让小拉蒙有所玩乐。那天因为下雪，没有人出门，就连大人们也加入了“放电影”游戏，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要如何打发时间。我们在路易斯和特里尼的房间里“放电影”，那个房间很大，而且有道拱门隔开了门厅和卧室。我用一盏马车灯在挂在拱门上的床单表面投下一个圆形光圈，而我自己就躲在卧室里。我把用硬板纸剪成的人物从车灯的玻璃前轮番移过，这些剪影就像中国皮影一样，在床单上投下放大了的影子。观众们——通常只有小拉蒙和他的母亲——则从门厅里观看表演。
那天傍晚表演结束后，在楼下大壁炉旁等着我们的是一顿极其丰盛的晚餐。我们本来得去维利亚村，在那里司令想要犒赏我们一场“节日晚宴”以此来庆祝平安夜，但大雪阻断了我们的交通。晚饭后，路易斯想要带着用厚羊毛毯——不是军队的毯子，军毯都是棉的，而是在村里的房子里找到的毯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孩子出门散步，观看这一罕见大雪营造出的景致。
雪已不再下，云朵已经裂成细条，从天空的一端延伸到另一端，天狼星透过其中一朵云朵的碎片闪烁着。有一场争吵发生了：特里尼觉得路易斯要带着孩子在那么冷的晚上出去简直是“愚蠢透顶”。那是他们偶尔在人前爆发的一次争吵。
由于路易斯表现得很固执，特里尼决定陪他俩出去，雪很干很松软，靴子一下子就深深地陷了进去，但不会被浸湿，走在其中会窸窣作响，仿佛厚重的丝绸被揉皱时的声音。她穿的是连长给她的军靴，对她来说显得太大了。由于靴子太宽松，为了能穿上，她不得不在长筒袜外头再穿上厚厚的羊毛短袜。她从来都不习惯穿这样的鞋子，粗糙而厚重，奇怪的是，这鞋却很适合她。话说回来，又有什么装束是不适合她穿的呢？
从屋子的大门口我看着他们在朝下的主街上渐渐走远，身后是士兵们居住的房子，就在村里受破坏少的地方，他们正弹着手摇风琴，唱着圣诞颂歌。士兵们在街道中央点起了一大堆篝火，就堆在随着噼啪作响的火苗逐渐融化的雪地上，巨大的喧闹声已经响起。没有月光的夜晚静谧而寒冷。
当路易斯他们在街角拐弯消失在主街尽头时，我独自出了门。我朝村子的下方走去，那里只剩下废墟。我听到了士兵们的歌声和手摇风琴尖利的乐声，这些声音随着距离拉远而变得越来越模糊。
在其中一条街上，被雪覆盖的铁匠铺的大风箱就像一具没用裹尸布好好包裹的巨人尸体。风箱不是唯一一件被丢在了不该在的地方的不寻常物件，同样还能看到木匠的长凳、教堂的钟、榨油机、弹簧床垫和其他杂物。我走在那些物品中间，仿佛行进在海难后的残骸中，靴子深深陷进几乎及膝的雪地里。在教堂广场的一侧，就在几乎出村的较远的那一侧，有一架彻底散架了的簧钢琴，看上去像是被从唱诗席高处的玫瑰花窗那里扔下来的，还打破了花窗的玻璃，之后便待在那儿没动过，被彻底摔烂了。
没有了大门的教堂就像一张一团漆黑的大嘴，一张散发出仿佛从地下世界传来的阵阵冰冷寒意的大嘴。我在胸口画了个十字，走了进去。
教堂里面只剩下了光秃秃的石头。我把圣杯放在了主祭坛上，点亮了两根牛油蜡烛，开始祈祷。
那样浓厚的寂静就像寒冷一样，让人觉得简直会变成冰块。透过那几乎像晶体一般的寂静，阵阵声响隐约可闻。是钟声！很难说那是我听到的还是梦见的。我停止祈祷，凝神细听。是平安夜的钟声！尽管声音是从远处传来的，但有时能听得更真切一些，如此纯净，也像是冰或是玻璃，我入神地听着，那是从天国传来的吗？从战争开始之后便不再敲钟（而且也没剩下几口钟了），又怎可能会是地上的钟声？
突然间我明白了：那是来自敌占区的钟声。
敌方？在那个夜晚这个词又有什么意义？
我明白了那应该是在敌占区的一个小村庄里举行的鸡鸣弥撒，是在比“无主之地”更远的地方，是因为那冰冷的空气宁静而稠密才会听到钟声。这便是其神秘之处。此刻的钟声鸣响，让我想起了伏天夜晚蟾蜍的聒噪。
我走出教堂，依旧为那遥远的钟声而着迷。此时我走到了车道上，已经置身村外，靠近结冰的河流。这里既听不到士兵的喧闹也听不到手摇风琴的声音，只有遥远的钟声随着空气的流动若有若无。雪光如此洁白而明亮，看得如在月光下一般清楚。我走进一片松林，沿着山坡向上走，当我的靴子陷进雪里时，雪地吱嘎作响，松枝被积雪压弯了腰，霜冻的结晶紧裹着松针，在微弱的星光下闪烁着斑斓的光芒，让我想起在巴塞罗那去拜访特里尼时在她客厅里见到的那盏像玩具一样的枝形石英吊灯。星星也像霜冻的结晶一样闪耀着光芒。天狼星，还是天狼星，在流散的云朵间闪着夺目的光芒，那蓝色的光就绽放在被寒冷凝冻的宇宙中央。
我已经走到了松林的坡顶，可我什么都看不见。我本想看到士兵们的灯光与篝火，好给我指引出钟声传来的那个小村庄。虽然我依旧能不时听到钟声，却什么都看不见。
我慢慢走回圣埃斯皮纳，发现教堂里有隐约的光亮，我觉得很奇怪，便走了进去。
原来是我遗忘在主祭台的那两支蜡烛，几乎就快烧完了。衬着烛光，镀金的银圣杯发出微弱的光芒。我双膝跪下，想做一番长时间的祷告。
我向加利法博士祷告，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向他祷告，就像对着一位圣人祷告一样，然而，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我知道，我觉得我知道，那是他……剧院拱门街上的那个耶稣会老教徒，对我来说这件事越来越明显。我向我神学院的这位老师长时间地祷告，请求他帮助我，不要把我独自一人留在那个我开始觉得自己迷路了的十字路口。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他的一个兄弟家，这个兄弟是维克平原上一名富裕的地主，他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巴塞罗那里埃拉·德尔·皮街上的一间公寓里，那是一间古老的公寓，十分宽敞，天花板很高。加利法博士在他的房间接待了我，屋里的墙壁消失在四个高达天花板的书架后面，这些书架只留下了门窗的位置。他的床藏在一间窄小的卧室里。他背对着窗户坐着，面前是一张摆满了凌乱的书籍和纸张的桌子。屋里除了这张桌子、他坐着的水烛叶编的椅子以及桌子对面一把同样的椅子，便没有其他家具了。空气中能感觉到古书和鼻烟的味道，因为我的老师是这一古老爱好的极少数幸存者之一。在他每天花很多时间读书的时候，他会不停地从书旁敞开的鼻烟盒里捏上一小撮烟草粉末吸上一下。那个鼻烟盒的样子我记忆犹新，是个发黑了的银盒子。那股寡淡又呛人的鼻烟味跟他这个人密不可分，仿佛这股味道已经浸润在他的身体里。
当1934年反耶稣会教徒的法律成为一纸空文的时候，他本可以回修道院去，但由于他年事已高，且身体状况堪忧，他宁可继续住在他兄弟的家里。他就像一名世俗的神职人员一样跟家人住在一起，并且每天都去神学院教道德神学课。自从他离开修道院之后，他鼻烟抽得比以前更凶了，他时常犯的各种身体不适和头疼可能就是因为吸食这么多鼻烟粉引起的慢性中毒。那个时候他已经年近八十了。
那股鼻烟和古书的气息总伴随着墙上一座旧钟有节奏的嘀嗒声，那钟因为在卧室的床边，所以看不到。
是他把钟挂到了里面，就在床边上，他失眠，所以认定壁钟的嘀嗒声能在夜晚给他做伴，他说，当他无法入睡时，要不是因为那有节奏的嘀嗒声，他在黑暗中躺在床上的时间便会显得尤为漫长。他也喜欢听每逢一刻或准点的报时声，这样他不会失去时间概念。我之所以要讲这些说到底根本不重要的小事，是为了描述在加利法博士生命的最后阶段围绕着他的气氛，那真的像是另一个世纪的气氛。身处里埃拉·德尔·皮街上的那个角落让人心绪和平，仿佛置身在18世纪，而那里距离喧闹的市中心兰布拉大道不过就几步之遥。我时常在那里跟他长谈，那个时候——战前——人们还有时间谈话。
最后一次谈话恰好是在战争爆发的两天前，但那时我们还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更确切说来，甚至有流言通过他的一个外甥传到了他的耳中，那人叫什么拉莫内达，那个外甥没少让他操心，而且不是没有原因。他跟我说起过那个外甥，我在很久之前便已认识了他。加利法博士花很长时间跟我说起过他的外甥，为他担心极了。
现在也是我稍微停顿一下来说说那个拉莫内达的时候了，这么长时间以来，他已经成了一个令我着迷的幽灵。加利法博士那个奇怪的外甥就像是他的影子，我在那时便对他有相当多的了解，虽然我不怀疑随着时间过去有一天他也会变成我的影子。我说那个外甥是加利法博士的影子，而现在成了我的影子，这个说法是指有人跟我们如影随形，仿佛是从我们体内散发出来，却又是我们的对立面。就像有时候人们会说邪恶是上帝的影子。在我的眼里——当时我还没到二十岁——那时的他是个老光棍，据他舅舅说，当时他已经四十岁上下了，可他总是含糊其词地说：“我三十来岁。”他还在大学里转悠，似乎在药学系报了名。他在那儿上了多少年学？加利法博士觉得他已经连着试了好几个系，包括法律、哲学、医学，每个系他都错过了个把学期，每每事关这个外甥，一切就都含糊不明。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在圣保罗街上给一个药剂师当营业员，那个地方我去过几次，那家狭小简陋的药房会让人觉得更像是间穷街陋巷里的破败草药店。就是在那儿有一次警察因怀疑他贩卖可卡因而逮捕了他。但警方无法证明他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可卡因，最后只得释放他，可药剂师却不想再雇用他。他一直想让我们相信他是无辜的，一直都说是错误的受害者，他的舅舅相信他，或只是装着相信他。
但我始终认为警察并没有搞错。而且，我还不止一次怀疑拉莫内达自己就是个瘾君子。
有次我见到他一脸令人恶心的痴呆表情，嘴巴半张着，眼睛的焦点似乎落在遥远的一点上，那种恍惚的神情——和那些酒鬼的表情截然不同——让我心生怀疑。有些时候，他出手阔绰，我从来都不知道他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在他的那些好日子里，我怀疑他在偷偷吸毒，通常他都很拮据，尤其是在他被圣保罗街上的药房赶走之后。
那个拉莫内达的父亲是个鳏夫，常年住在乡下，加利法博士的姐姐也就是拉莫内达的母亲嫁给了这个农村富裕家庭的继承人，这家人就跟加利法家一样富有。拉莫内达出生后不久他母亲便去世了，他独自住在巴塞罗那，靠着他父亲不时寄钱给他过日子，他的父亲并没有别的孩子，由于他是独子，他父亲似乎便安于让他当一辈子的学生。这便是被我们叫作永远的年轻人的家伙，照他舅舅的估计，已经是四十来岁的人了，却还刻意执拗地说“我们年轻人”。他又高又瘦，脸上满是粉刺和胡茬，走路的时候身板僵直，努力要显出他自认为的军人气质，还边走边有节奏地僵硬地挥舞着胳膊。他还很喜欢给自己笼罩上一层神秘气息，仿佛他手中握有重大的机密事件。他住在一栋包膳食的公寓里，但只租了作坊街上这栋公寓里的一间阁楼，他把这间阁楼称作“单身公寓”，有时还会让我上楼给我念几段他写的东西。我记得有天下午他给我念了几段神秘的文字，里头出现了柯尼希男爵，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阴暗人物，对于这个人我只有十分模糊的印象，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已经是战争末期。似乎在他那个年代在巴塞罗那人们常说起这个人，可是，那个男爵到底是什么人呢？“一个天才，”拉莫内达有一次对我说，“一个惊人的、超越了他所处时代的先驱。他比任何人都更早明白能从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捞取的好处。通过无政府主义者，在无政府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名义下，那些给盟军提供了战争物资的加泰罗尼亚工业家遭到了清算，甚至在今天，很多人还不明白在无政府主义的枪手身后是德意志的君主……”当时的我对拉莫内达说的这些古怪事情并未太在意，觉得那是他胡思乱想的产物，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惊奇地发现，其中有着无可置疑的条理。
然而，当时我并非不知道他常和一些难以置信的人物来往，我知道（他的舅舅并不知道）他和无政府主义者有关系，他有一次明确告诉我是跟枪手们有关系，尽管并未明说他跟他们呼朋引伴的原因。无论是他舅舅还是我都对政治没什么兴趣，更别提地下的和恐怖组织了，现在我知道（我直到多年以后才知道）那个时候拉莫内达和利贝特·米尔曼保持着秘密联系，但当时让我担心的并不是他的政治活动，他的舅舅以为他就是个满脑子空想的“傻瓜”，还觉得他对超验和神秘活动的难以捉摸的影射只是想要在我们面前表现自己重要性的病态愿望的后果。“一个可怜的孩子，”他说，“仅此而已。”
我的老师忽视了他外甥的一个方面，而这一方面本会让他对后者有完全不同的想法。拉莫内达什么都不信，尽管他在舅舅面前假装成天主教徒，甚至装得很虔诚，而且对情色冒险有特别嗜好。他觉得自己是另一个司汤达，时常写东西，而加利法博士则忽视了他在文学上的追求，但是在他让我去作坊街上的“单身公寓”的某个下午，他给我念过那些长篇大论。说到底都不过是些色情的东西，哪怕他称其为“少数文学”。他给我念的时候一脸蠢相，可他却觉得自己很精明，有这样一张自以为是情圣却容颜枯萎的单身汉的脸真是一件悲哀的事，所有这一切都散发出孤独中最肮脏的欢愉的臭味！
他会是他舅舅的犹大吗？每每想到这个疑惑，我都不禁冒出冷汗，因为拉莫内达是极少数几个（两三个）知道他藏身之处的人，我都不知道。在我最后一次见到加利法博士的时候，他跟我说了很久他的外甥，似乎比以往都要更担心他。他告诉我前一天拉莫内达曾去见他，并提醒他有一个“巨大的危险”，而且在他看来，相当迫切。“我不是很明白他的话，”加利法博士对我说，“我不知道他到底打听到了什么，像是跟什么地下委员会还有天晓得什么事情有关。”
他跟往常一样，依旧以为那不过是他外甥的胡思乱想，闲着没事编出来的新玩意儿：“他越发像生活在神秘小说中了，我害怕他精神错乱……”这才是他担忧的事，而不是拉莫内达提醒他的那个“巨大的危险”。“他想说服我躲起来，因为照他的说法，我所处的危险十分可怕，但是谁会想来对付我呢？我害怕的是他那无所顾虑的生活已经搅坏了他的脑子。”
当我在圣杰尔瓦西区多教堂纵火的人中认出拉莫内达时，距离我跟加利法博士见面之后还不到一周。
“法西斯。”因为我想阻止他们放火，他们便冲我大喊。尽管拉莫内达乔装打扮，我还是认出了他。留了几天的胡子挡住了他的脸，这让我觉得他应该在最后一次见过他舅舅后便没再刮过胡子。他穿着一件机械工的连体工装，一块红黑相间的大手绢遮住了他半张脸。他朝我走来，也大喊着：“法西斯！”“拉莫内达，”我低声说，“你不觉得羞耻吗？”“法西斯！”他拽着我的胳膊让我跟他走，他拉着我从纵火的重重人群中穿过。充满了教堂内部的浓烟让我们咳嗽起来，火从他们在教堂正殿中间堆成一堆的椅子上开始熊熊燃烧。纵火者的脸被烟雾熏黑，喊叫着四散逃开。他把我拽到教堂外面，里头已经能看到火焰，听到噼啪声。
“可是，你不觉得羞耻吗？”我重复道。
“我已经通知过你们了，”他小声对我说，“现在你赶紧离开这儿，这些人都有胆私刑处死你，既然你们从不理会我的话，我又有什么错？”
放火的人朝我们周围聚拢过来，显然是被我吸引过来的。并不是因为我穿着教士的长袍——我当然没有穿，那时正放暑假，我从来都不会穿，但我是唯一一个没有穿成无产阶级的人，我穿的是夏装，熨烫过的白色凸纹棉布，在那个时候怎么可能不惹眼！其中一些暴徒已经在对彼此说：“既然他是个法西斯，咱们为什么不干了他？”拉莫内达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挥手让大家安静，并对他们说：“同伴们，你们在这儿看到的这个人曾经是个神职人员，但现在他已经不是了。他刚刚跟我坦白说他后悔曾经当过神职人员，现在他会跟咱们一起高喊：无政府万岁！自由的爱情万岁！朝着青春迈进！”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在那群乌合之众中的威信，他们目瞪口呆地听他说话，仿佛在传达神谕，对他的每一声“万岁”都激动地回应。其中最后一句话尤其令我印象深刻：“朝着青春迈进！”多少次，又在多少个与此时一样诡异或更甚的其他情景中，我曾再次听到过这句话，多少次……当我终于能够脱身的时候（我得说我真的欠拉莫纳达一条命），赶紧朝萨利亚的别墅跑去，那时我还和姑妈住在一起，我一心只想从露台上用望远镜看一看巴塞罗那。从那儿能看到城市大部分的全景，而事实上我看到的是所有的教堂同时在冒烟。所有的教堂，在同一时间。
那天晚上我们知道了他们不仅焚烧教堂，还杀害神父们。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跑去里埃拉·德尔·皮街，加利法博士的兄弟告诉我他已经不住在那里了，出于谨慎起见，除了家里最亲近的人，他们不想告诉任何人他的藏身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