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根本不懂。”特里尼嘲讽地说。
“这种想要别人理解的怪癖，”路易斯反驳道，“肯定是因为这样，你才给他写那么多长信，看来，他的确是理解你。”
“你闭嘴。”
房里安静了一阵。我正要叩门时，又听到了路易斯说：
“理解有什么用？如果你觉得你理解我……你以为我们在战争里就跟小偷一样闹着玩儿吗，但愿你能知道……有时候，这比和平还无聊！”
“那我呢？如果你觉得当你在英勇前行突袭封建荡妇们的时候，饿死在巴塞罗那很好玩的话……”
“封建荡妇？封建？你在胡扯些什么？”
“还有医学的。没错：封建和医学的荡妇们！”
“你能让我消停一下，不再扯这些事儿吗？这些不过是派蠢话。”
“蠢话？我可不觉得这是蠢话。”
“咱们俩都受了苦，特里尼，彼此以各自的方式受了苦，咱们还要互相计较吗？咱们俩都受了苦，现在不是追究这是谁的错的时候，就让咱们认为是我的错好了，难道这就是咱们要在余生里互相折磨的理由吗？在这世界上就不能既是丈夫和妻子又彼此相爱吗？”
“咱们不是丈夫和妻子。”特里尼毫不犹豫地说。
“咱们可以是，而且会很简单。”
“太迟了。”
又是一阵沉默。
“你不要对索雷拉斯心存幻想，”我终于听到路易斯的声音，“他只是个神经衰弱的人。他可以跟你讲每件事……不过，你也不会相信我。”
“的确如此。”
“说到底他不过是个叛徒。”
“这都是你说的……”
“我可以确切告诉你他现在在哪个法西斯队伍里。”
“你撒谎。他为什么要当叛徒？”
“他为什么就不能是叛徒？他一直都是！对我这个同伴和形影不离的朋友，他一直都是个叛徒！告诉我，对他背着我对你有所企图的行为，你又会如何界定？在背叛我之后，难道他最后不也是背叛了你吗？他一瞥到婚姻的苗头就消失了！你不要否认我的说法：作为爱人或追求者，不管你怎么称呼他，索雷拉斯从各方面讲都出色得很。他只对没有可能的爱情有兴趣！当这样的爱情不再是没可能的时候，他就不留痕迹地消失。要不是我认识他那么久，要不是没有找到相反的证据，这样前后不一致的举动都会让我怀疑他是个……总之，他缺少点什么……但我了解他，唉，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他缺的是根筋。他就是个痴呆。他从来都不洗脚，这事儿你可以去问皮科……”
“你和我之间一切都已经完了，”特里尼硬生生打断了他的话。“你靠跟我说这些中伤和胡扯的话来逞凶可没什么用，就跟你给我派来你的使节一样没用。”
“我的使节？什么使节，能让我知道吗？”
“当然，你的使节：克鲁埃尔斯。”
我立即更加专注地听着。
“我不知道你在跟我胡说些什么。”
“不过，是你让我在圣诞夜注意到了他，在咱们散步归来的时候。”
“我？”
“对，你。是你发现教堂里有灯光，是你低声说：‘咱们进去吧，你会看到克鲁埃尔斯在里面，会看到他跪在地上祈祷，你会看到他那么专注都不会觉察到咱们在场。’你让我走了进去，我承认他那副专注的模样令我印象深刻，在那样寒冷和黑暗的教堂里他就那么一个人待着。没错，我对此印象深刻，也很感动。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你和他是事先联合设计好了这一切来让我大吃一惊，为的是过几天之后把他当使节派到我这边来。因为那天是他从维利亚过来，见到他后，我就很想跟他长谈，但不是我打电话叫他来的。是他自己过来的，就在你和皮科去‘无主之地’的那天。你看这有多巧啊……之后，当克鲁埃尔斯在我身上完成了他的使命，包括他那番有教益的说教之后，我一切都明白了。真是太厉害了。没错，我明白了你在圣诞夜让我走进教堂看他祈祷的意图，这出戏他演得真是太好了，他显得那么专注于祈祷，似乎都没觉察到咱们就在那里看着他……甚至脸上还挂满了泪水……真是会演戏啊……太令人作呕了……”
“你说的这一切都不是真的。都是胡说八道。你想的都是些可怕的东西，特里尼，拜托，请你镇静下来。请努力镇静下来！”
“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就为了让我全盘接受他的说教，安排得非常好，这点我得承认。我轻而易举就掉进了陷阱里。我听他说到了最后。”
“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特里尼，我也不知道你说的说教是指什么。这事儿我一点都不知情，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但我知道的是……你能肯定的是……对，你能相当肯定：索雷拉斯是否曾经……或你是否曾经对另外一个人……”
“什么？”
“是否曾经……”
“你别过来！如果你碰我的话，我就大叫。”
此时听到一记响亮的耳光声。我敲了敲门。
特里尼红着眼圈。小孩的烧从前一天起就一直没退。他在自己的小床上，在他的绘画本上瞎画着玩儿，一点都不明白他的父母在吵什么。路易斯看着窗外。
“给我做个强盗头子吧，”小拉蒙对我说，“然后再画一个强盗们住的房子，头头可以从门里进出。”
我拿着剪刀和硬板纸坐到了床头。
“妈妈是坏人，”孩子小声跟我说，“她像后妈一样打了爸爸。”
“你觉得他怎么样了？”特里尼问我。
“还有烧，但已经不严重了。流感还在持续。大家也都知道，孩子们经常没事就会发烧。”
但我隐隐有点不安。我觉得在孩子的外表里有点不符合常规流感的东西。尤其是他的嗓音让我吃惊，比普通感冒所引起的变化要大得多。不单是沙哑的声音，也不是感冒着凉多少会失声的正常样子，那是很奇怪的嗓音，可以我浅薄的医学知识说不出是什么原因。我想立即回维利亚，这事让我的朋友们很惊讶，他们还以为我会跟平常一样留下来吃晚饭和过夜。我想立即跟医生谈话。
从医务室门口我就听到地下室里传来低哑得仿佛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小提琴拉出的《你们可知道》的音符，他在他妻子走后第二天便将他的旧提琴从套子中取了出来，显然他妻子不太能受得了他的琴声。他常在那间地下室里独自拉上好几个小时的琴，就坐在一把我也不记得我们在哪间阁楼里找来的破烂扶手椅里，那椅子被我们搁在了柴炉边上，他拉琴时不用曲谱，因为他有着不可思议的音乐记忆力。就在他手边的放在炉子另一侧的小桌上总会有一瓶“创立者”。自从他妻子走后，而司令——他醉酒的好伙伴——的妻子还没离开维利亚时，他就在那里独自一人一边拉琴一边喝酒，待上好几个小时，而另一方面，罗西克司令既受不了肖邦也受不了莫扎特，因为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狂热迷恋瓦格纳的人。有天早上普伊赫和我单独在地下室里，他拉起了《凯鲁比诺你很勇敢》，而我伴着乐曲唱着（有时他在演奏时会让我演唱一些歌剧片段），司令光着脚从楼梯上走了下来，不声不响地走到了医务室门口，朝我们扔来一颗手雷，当然不是朝我们身上扔的，但也离我们够近的，就在地下室堆满空瓶的角落里。手雷爆炸的声响还有玻璃碎裂的声音在拱顶下回响，似乎在摇撼着拱顶。司令一边朝楼上跑去，一边大喊：“只要你们不跟其他人一样演奏瓦格纳的话，我就还会再扔手雷下来。”医生则回敬了他一句康布罗纳将军的话[1]作为回应。这样的蠢事是我们营里的家常便饭，我们对此都不以为意。
那段时间我的卫生部长官简直是酒精中毒，只要喝上一口白兰地（他通常都直接对瓶吹），就能从一大早起便醉醺醺的。这便是他想从喝酒中所寻求的东西，那种兴奋的状态，他甚至到了没有酒精——他自己跟我说的——便无法做任何事的程度。“我醒来时，”他对我说，“觉得像被整个宇宙的重量压垮了似的，这感觉会一直持续到我喝下第一口白兰地，那时我才会缓过劲来。”我得承认的是，当他进入深度醉酒的状态时，也是他演奏得更为精彩、涌现出更多灵感的时候。若干年后，我也问过自己许多次，像他那样一个男人，如此能干、细腻、善良又有天赋，怎么会那样沉溺于酗酒。我深信，若不是那一恶习让他成了废物，他本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而且会是巴塞罗那最好的医生之一。说到底，我得出的结论是，他应该是那种学生，而且这样的学生有很多，他们在年轻时尽情地投入在无忧无虑的欢乐生活中，之后却不知要如何适应毫无诗意的成人生活中的单调规则。他在巴塞罗那肉商行会炫目的晚会上认识了一袭华服的梅塞迪塔斯，那是1923年的1月17日，是行会主保圣人圣安东尼·阿巴特纪念日的晚上。我对日期知道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他跟我提起过无数次，对他来说那是他这辈子最值得记住的日子。爱得发狂的他最后跟她结了婚，当时他都已经三十好几了——他比她大十五岁——却还不知道要如何立业，那时他已大学毕业，而且毕业好些年了，却照旧过着学生时代的生活。他也不知道要怎么给自己找来正儿八经的客户。既然他妻子富有，他很轻易地便任由自己依靠她来生活，然而在他衣食无忧的表象下面却隐藏着对自己的无能所感到的羞愧。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逃离这种羞愧的感情，他在战争开始的头几天便作为卫生部的志愿者加入了加泰罗尼亚军队，但至少他是用那句话来解释的，而且那句话如此平庸，他还时常重复：“我来战场就是为了找点平静。”不管怎样，我觉得除了他对自己作为医生的碌碌无为感到不满，在他的不平衡中还有其他原因。
但会是什么其他原因呢？另外的不满，可是这种不满如此模糊，无法用言语理解和表达。如果我说起他作为丈夫的失败，似乎我们可以互相理解，但我却并未说出什么确切的东西，我觉得，尽管特里尼跟我说了那些事——我顺便也得说皮科怀疑的也跟这差不了多少，但他在这些事上总是过于往坏处想，因此你也不能太拿他的话当真——但梅塞迪塔斯对他一直都很忠诚，而且尽管她不够有智慧，但怎么都是一家之中无可指责的妻子和母亲，将自己彻底献给了丈夫和孩子。我甚至认为如果她看上去曾像是和路易斯调情的话，那也恰恰是因为她的天真，也就是说，因为她没有在这件事上怀揣任何恶意，所以便在其他人面前毫无隐瞒。路易斯曾有一次跟我坦白说，他从未见过“如此乏味的女人”，我的上帝呀，要知道如果一个女人长相迷人的话，能让路易斯觉得乏味那得有多难。细细想来，我觉得自己能猜到的便是普伊赫医生遭受的是我难以理解的一种挫败，而且也不是因为他所谓的梅塞迪塔斯的“冷淡”（因为这些细节，其实是他在某次跟我单独说起“隐私的秘密”时透露出来的），哦，肯定不是这个，如果只是因为这个的话，那事情就简单好懂了。可是，可怜的我，对那些能击垮一个男人的细微裂痕又知道些什么呢？不管怎样，当他用怪异的词汇说起梅塞迪塔斯对他所做的“恰恰和戴绿帽相反”时，他便是这么抱怨的。在这一愚蠢的表达之下，我隐隐感到一种痛苦的受挫感，但只有上帝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怎样矛盾和复杂的晦涩表达。我只知道，这个我可以做证，他在任何时刻，哪怕是醉得最来劲的时候，都没有跟我说起过别的女人，说的都是梅塞迪塔斯，带着一种尖刻的执迷，仿佛全世界只有她存在。
那天我坐着福特车从圣埃斯皮纳走了个来回，车是司令因为小拉蒙的病借给我的，我到医务室的时候天色已晚。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医生正独自拉着小提琴，小桌上那瓶永远都在的白兰地旁有一支点燃的蜡烛。他停了下来，醉眼蒙眬地看着我。
“我还以为你会留在圣埃斯皮纳过夜。”
“小拉蒙烧得更厉害了，”我打断他的话，“我觉得他有点怪。他的声音变了。”
“那估计是流感在扁桃体上，这事常发生，我们都看作是普通疾病。扁桃体发炎，”他说这话的时候抓起酒瓶喝了一口，“是扁桃体炎，哥们儿，真遗憾这孩子不能来上一剂这个：治疗扁桃体炎最理想不过了！”
“小拉蒙没有扁桃体。”
“你想跟我说什么？那是我亲自检查的。扁桃体是肿的。这么普通的疾病，我都没当回事。就是最常见的咽峡炎。”
接着他便开始跟我说别的事，对我说的事一点都不在意，他特别确定看到了发炎的扁桃体。他吹着口哨，哼着曲子，跟我说起了梅塞迪塔斯：
“自从她走后，我每晚都梦见她。我喝酒是为了遗忘，你明白吗？”
“咱们得说说小拉蒙的事。”我坚持道。
“等一下，”他说，“放过你的小拉蒙吧，现在你别拿你那小拉蒙来跟我说事儿，回头有的是时间说他。现在我想跟你说一个‘隐私的秘密’。就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我跟你发誓。我不会再跟你说更多的秘密，我会让你耳根清净的。”
那晚他醉得不轻，我从他浑浊、沉滞和飘忽的眼神以及他前言不搭后语的样子能看出来。他从一件事说到另一件事：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某颗痣的事，那正是梅塞迪塔斯引以为傲的事。不过因为她满脑子觉得自己特别敏感，总受神经紧张之苦，因此不先喝上一杯滴了几滴安眠药的椴树花茶就无法入睡。‘我受神经刺激之苦，我敏感得到了病态的地步，’她笃信地说，‘要没安眠药的话我会不知所措。’不过，我可以跟你肯定的是，她受的苦与之完全相反，她就是女性冷淡最明显的例子！然而，还要加上椴树花茶和安眠药……在冷淡之上还要添上椴树花……唉，简直就成了北极，你知道吗？”
“我跟你可以肯定的是小拉蒙没有扁桃体，”我重复道，“他母亲一年多以前就让人给他摘除了。我知道这一点。我求您，普伊赫医生，请您听我说。”
“现在咱们没在说什么扁桃体的事，而是在讲痣。我一个大学同学，说得详细一点，是个精神病专家，他曾劝我不要去想那颗痣的事。‘你对痣有情结。’他对我说。‘肯定有。’我回答道。‘你得解开这个情结。’‘我当然想！可是我又能怎么办呢？’‘那么……找找其他女人。’和其他女人！说什么蠢话呢，就像对我来说除了梅塞迪塔斯还有其他女人似的！我跟你讲，精神病医生就是一帮骗子……”
根本没法让他留意小拉蒙的事。他正要再次抓起酒瓶送到嘴边，可我却藏起了瓶子：
“我求您了，普伊赫医生，请您尽力听我说。小拉蒙无论如何不可能得扁桃体炎，因为他没有扁桃体。”
“他没有扁桃体？那可真是见了鬼了！所有孩子生来都有扁桃体。就跟公牛一样。公牛也是生来就有扁桃体，所以在这个旅里，当说起某个吓人的家伙时，咱们总说他的扁桃体就跟公牛的一样。难道你没听说过吗？”
他从扶手椅上站起身，在柜子里摸索着寻找我藏在药品中间的酒瓶，我朝他手里飞快地塞了一瓶咳嗽糖浆。
“在丈夫们之间应该更团结才行，互相多加陪伴，你看，比方说，路易斯也是丈夫这个行会里的，他那么不要脸地去逗乐梅塞迪塔斯就不对。所有幼稚女人的丈夫们，你们要团结起来！这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索雷拉斯也这么说过。你记得吗？他还常说双方前线应该联合起来对抗双方的后方，谁知道呢，说不定这主意还不赖。但是，这么又甜又稠的白兰地是什么东西？简直要让人咳死！”事实上，他真的咳嗽起来，咳到满脸通红，“双方前线，嗯……每条前线……都有一两顶绿帽，嗯……这瓶‘创立者’到底怎么了？刚才还是瓶一流的法西斯白兰地，现在却让人想吐，难道是经过了共和军的队伍吗？”
他在自个儿放在地上的小提琴上绊了一下，提琴的音箱发出一声几乎像是人声的悠长呻吟。他突然不再胡说八道了，进而沉默地看着我，仿佛突然开始明白了状况：
“你跟我说小拉蒙怎么了？”
“他没有扁桃体，”我大声嚷道，“就因为他在一年多前已经摘除了。我是通过他母亲知道的！”
“你不用这么大喊大叫，我能听见你说话。他没有扁桃体……”
“他母亲很早以前告诉我的，”我撒了谎，因为我不是从她那里知道的，而是从信上知道的，“他是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做的手术。我请您留意我正在说的事，请您尽尽力，普伊赫医生，无论如何！为了正在听咱们说话的上帝！在世界的这个角落里，除了您就没有别的医生了！”
他用他那酒鬼的眼睛打量着我，似乎有股隐隐的恐惧正侵入他的身体。他看着我，什么都没说，他的眼中流露出惊恐，仿佛在我脸上看到了天晓得什么可怕的东西。他一下跌坐到扶手椅中。
“啊，”他说，“你确定吗？不是扁桃体的问题？”
一阵沉重的静默。他垂下眼补充道：
“那被我轻易认为是发炎的扁桃体的肿块……”
他在说出那个词之前犹豫了一下：
“白喉。”
“白喉？”我惊呼出声，“不可能！这方圆不知道多少里内一个孩子都没有。谁能把这病传染给他呢？”
“是奶牛。”他只是干巴巴地说了这么一句。
就在女人们来后不久，皮科的确从“无主之地”带了头奶牛回来，还有两头小牛犊。“自家产的牛奶。”他得意地跟我们说。找到那头牛在当时被当作一件特别符合时宜的大事来庆祝：多亏了这头牛，女人和孩子们在跟我们待在一起的日子里能有充足的新鲜牛奶喝。
“这个该死的皮科和他对牛奶的癖好，”普伊赫医生自言自语道，“是拿破仑还是教宗亚历山大六世每天早上都要泡牛奶浴来着？现在没有任何疑问了：那头牛得了白喉。你还记得它流口水、呼吸困难吗？我不是兽医，真该死，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我觉得其中有头小牛犊也发出某种呼啸声，但我没有多少时间能对其进行观察，因为咱们跟贪吃鬼一样把它烤来吃了。”
“白喉可是很严重的。”
“曾经很严重。如今有血清，”仿佛突然被血清这个想法稳定了心神似的，他接着用欢快的口吻说道，“这已经是被科学战胜了的一种疾病。”
如今科学进步
无与伦比。
他一边冲我挤着眼睛，一边哼唱着，像是被某种奇异的狂喜所附体：
“白喉已经是历史记录了，克鲁埃尔斯！那头牛患有白喉，我觉得这一点现在已经确认无疑。遗憾的是，我没对其足够关注，你看到了吧，一个人不能什么都顾得上！说到底，那头牛已经死了，把它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但您确定孩子他……”
“这回能确定，没有任何疑问！假的白喉膜有时会表现出扁桃体发炎的样子，这一点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如果你给小拉蒙认真听诊的话——我没这么做，我真够蠢的——你会听到空气通过困难时发出的啸叫声。”
他用浑浊的眼睛带着一种狡猾的神情斜眼看着我，我意识到他费了好大劲才整理出头绪来。
“在血清出现前，你知道吗？假的白喉膜最终会阻塞呼吸道，孩子们会死于窒息。也有些没死的，一切都有可能。如果没死的话，也会因为整个机体的扩散性中毒而瘫痪。咱们这一行真是肮脏啊，总是跟毒素和脏东西打交道。”
“得通知路易斯。”
“唉，克鲁埃尔斯，你很想吓唬他吗？现如今白喉不算什么，都比不上流感！有血清在，咱们已经身处科学的世纪了。你现在赶紧开福特车去巴塞罗那。”
两天后，我从巴塞罗那给普伊赫医生发了封电报，电报还得通过营队的电话线转到维利亚：“整个地区都没有血清。”
[1] 此处指法兰西第一帝国将领皮埃尔·康布罗纳（Pierre Cambronne）。在滑铁卢战役中，英军要求其投降时，他用过的“merde”这个词，是法语的脏话，意为“粪便”“狗屎”。
VIII
我在巴塞罗那四处寻找，从圣十字医院到圣保罗医院，从军队卫生处到民用卫生处，之后又去各间私人诊所“朝圣”。其中一家的院长在听完我说话之后，一言不发地把我带到一个三岁女孩的床头。她本该是个十分可爱的孩子，棕色的头发那么柔顺，还有黑色的大眼睛，可现在……
她的父母坐在床边，默默地听着她被堵塞的喉管里发出的气流呼啸声。
“就像一节火车头。”那位父亲轻声说。
那时候的火车头还是蒸汽的。那个男人脸上流露出我们在面对荒唐之事时会显出的惊愕之情。女孩的母亲则一动不动，像是被冻住了，我以为她在专心祈祷，可是在觉察到院长和我出现之后，她依旧没有移动身子也没有看我们地说：
“世界上有那么多孩子，为什么非得摊到我们的孩子身上？”
“那您就这么让那孩子死去？”当我们重新回到院长办公室时我问他。
“我没法创造奇迹。”
那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消瘦却显得精力旺盛，鬓边已有白发，而且像是肝脏有问题。
“我没法创造奇迹。我们有不容置辩的命令要隐瞒这件事，绝不能跟任何人说起，但我不想欺骗您：整个地区都没有血清。我都跟部长要了，我们是朋友，一起上的大学。但都没有用。您上哪儿都不会找到的！别浪费时间找了。相信我，情况就是这么糟糕透顶！”
走出诊所的时候，我置身于彻底的黑暗之中。蒙锥克山上的探照灯光束与提比达波山上的光束交织在一起，那个明亮的十字交会点投射在低矮的下着雨的天空中。光束捕捉不到飞机。飞机飞得那么高，几乎听不到轰鸣。城市已经连着三晚成了罕见轰炸的目标。
我行走在浓重的黑暗里，其中还有几百个跟我一样的幽灵几乎是在摸索着移动。所有交通都中断了，只能靠步行。在穿过沿路几片还没盖房子的空地时，我听到黑暗中有火车经过，却看不到。有时我觉得自己像身处远海之上，像是海难中的残骸在随波逐流，有时我又以为自己走在一具尚在苟延残喘的巨人身上。飞机就像大头苍蝇似的将卵产到依旧活着的城市上，但这座城市已经开始散发出尸体腐烂的臭味。
我在漆黑一片的大街上乱走，要么绊上桩子，要么就是陷进散发出诡异的甜蜜气息的垃圾堆里，我感到一阵钻心的感伤，因为那位呆坐不动的母亲的脸又浮现在我的记忆里，现在我清楚地意识到她并不是在专心祈祷，而是因为惊惧整个人呆住了。她凝视的目光在怪罪全世界。甚至也在怪罪上帝吗？十字架下的圣母玛利亚的眼睛不也是一样的冰冷和凝固吗……我想到：“跟部长都要了！”事情就是这么奇怪，我想，但所有人都这么说。人们还说有比部长们更有权力的人，说政府已经没什么用了……他们这么说。所有人都这么说。为什么不试试呢？那可是他舅舅啊！
我不知道怎么就到了那个大人物的接待室里。大人物走了出来，当着所有其他等待的人的面将我带到了里面，他一手搭在我的肩上，显出一副保护者的姿态。我们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那是间巨大的办公室，配得上大人物，我在那儿几乎感到坐立不安。他是个外表迷人的年轻人，棕色头发、强壮、亲切、乐观、活跃、显赫。他黑色眼睛里闪耀着感性的湿润光泽，令他显得不那么咄咄逼人。大家都知道他在对公众演讲时很容易落泪，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他的成功，此外他也知道给他的嗓音添上转折与颤音。一副男中音的完美嗓子，一副既能有力诅咒又能在合适的时刻变得颤抖的强大嗓子。这就是个大人物，我想，终于是个大人物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也是我第一次走进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他倡导下的代表作中最重要的几幅作品，“你们要制造坦克”“蛋的战斗”“你，为胜利做了什么？”，一打又一打的巨幅海报，杂乱、醒目、刺眼。就在我走进去的时候，两个身穿无可挑剔的制服的年轻人刚在一张大桌子上摊开了一幅新海报才印出来的小样：画上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孩穿着共和国士兵的军装，正对着一架机关枪瞄准。大人物对我宽厚地微笑着，听我说也跟我说，还不时检查一下那幅新海报，并给他的部下下达指令：“这红色得再深一点，这个太浅了，你们得注意在印刷的时候，墨水要越红越好……”他身上有古龙水的味道，制服是半军装半便装的款式，优雅极了，是用上等羊毛做成的。检查完新海报之后，他把我带到他的桌子旁：
“我总是这么忙……不过，我在听你说呢。”
当他跟我说话的时候，手里不停拆着信和电报，查阅数据和笔记。对，他很忙，巨大责任的重压令他喘不过气来，但他和所有人都以你相称，他极其重要的职责并未阻止他成为所有赶来见他的人的朋友和同志。他管我叫“克鲁埃尔斯同志”，并且对我以你相称，仿佛我俩已经认识了一辈子。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显然在每次以我的姓称呼我之前，他都要慎重地瞄一眼记事簿的页面，那里勤务兵给他写着呢……在那一页上，除了我的姓，还记着我来访的目的和可能会逗留的分钟数。
“他是我外甥，你知道，而我却绝对替他做不了什么。既帮不了他，也帮不了成千上万的无产阶级的孩子！这很痛心，克鲁埃尔斯同志，”有一阵他停下了手里的文件、数据、电报，用他最湿润、最真切的目光看着我，“这让我很痛心。我为了无产阶级牺牲了我这一辈子，而此刻却对被白喉感染的无产阶级的孩子们无能为力。没有血清！边境被封锁了，各个海外强国抛弃了咱们，给咱们造成了极其严重的问题。我拼死拼活工作，你也看到了，但我从外面却什么都收不到。什么都没有！既没有农业肥料，也没有牧业饲料，化工业的硫黄也没有……我是化学家，克鲁埃尔斯同志，我可以给你看最近几周的统计数据：产量直线下降……”
“我只是想跟您要一点儿抗白喉的血清。”我小声说道。
“可是，同志，我没告诉你在这个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收到吗？比利牛斯的边境线已经被封锁了，想要在咱们海岸停靠的所有船只也都沉没了。他们将咱们与外部世界隔绝，仿佛咱们感染了瘟疫一样。咱们的悲剧是整个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出。与之相比，小孩子们的悲剧算什么？那些小小的悲剧又算什么？咱们的斗争是全体的，得甘于个人的不幸，因为这都是让全世界无产阶级获得解救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是我的外甥，你知道的，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大人物神奇的眼睛变得湿润起来，他迷人的男中音般的嗓音带着一阵谨慎的抖动震颤着，“可是咱们得拿出男子气来，战胜咱们的软弱，牺牲咱们自私的利益，要为大局着想！”此时，那嗓音变得有力起来，强劲而有英雄气概：“这就是我想奉劝各位同志的，忽略发生在无产阶级每个个体身上的事，要从整体去看整个无产阶级群体。我不知道你们这些身处前线的同志是否注意到了我们后方所承受的危险，幸运的是这里有我们在消除这些危险。当你们在前线面对敌人的时候，要不是有我们，后方的敌人就会在你们背后捅刀子。你应该知道此刻我们在巴塞罗那身处巨大的危险之中：有一场教会策划的阴谋。对，有恬不知耻的阴谋家居然敢来要求重新开放教堂。其中，尽管你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有一些是自治大区政府的署长甚至共和国的一些部长。看你的表情我就知道你绝对不会相信，但这是真事。有阴谋存在。但我们在守卫着，我们不会睡着。重新开放教堂！那我们的一切英雄主义就会变得毫无价值！我们的牺牲、我们如注的鲜血，一切都将变得无用！但你们不要害怕，前线的同志们，你不要害怕，克鲁埃尔斯同志。这里有我们在消除一切威胁……”
克鲁埃尔斯同志，克鲁埃尔斯同志……我感到一阵巨大而幽暗的想要哭泣跟撒尿的欲望。
IX
我把路易斯叫到一边，他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以为是个玩笑……”
他愤恨地看着我：“那么说，了不起的利贝特……”他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拽到了村子外面。那些天雪开始融化了，我的靴子陷到了淤泥里。我们来到了村外的草场，那辆著名的轻便马车就停在那里。他一言不发地给骡子套上车。
“你打算怎么办？”
“上车。”
他一声鞭响，让骡子朝着无人山谷快跑了起来。他指望能在某个被废弃的村子里找到抗白喉的血清吗？他一路上什么都没有说，只在赶着骡子时发出咒骂声。他大力抽着鞭子让骡子飞奔，鞭子在空中呼啸，仿佛撕裂的布匹。他中间只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为了愤恨不平地跟我说：“所以说利贝特……了不起的同志……”
车道渐渐形成了一个一两公里长的陡坡，在到达坡顶时，从那儿突然便能看到另一个山谷，那个被遗弃的山谷、那片“无人之地”，受了咒骂和鞭子声刺激的骡子像骑兵冲锋一样朝山下奔去，老旧的马车没被路上的石块震散架真是奇迹。我们不到一个小时就赶到了克鲁伊利亚斯，那是比诺盖拉斯更远的一个村子，我从未那么深入过那座山谷，此外，自打旅里的司令部只允许皮科和路易斯进到那里之后，那地方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去过了……离那个村子不远的地方便是森林，在半山腰的树干间，铁丝网闪烁着光芒，初升的太阳斜照其间。
我们把马车和骡子留在了教堂前的广场上，静静地走在主街上。
那不是一座被摧毁了的村庄，而是完好无损。看上去既没有被轰炸过也没着过火。村里的居民在发现自己身处两条前线之间、离敌对双方的位置如此接近时便都离开了村子。那座房屋完整的村子比起维利亚和圣埃斯皮纳来，更有一种不真实的气氛。刚升起的太阳照射在屋顶的雪堆上，仿佛一线蜂蜜流淌到了一片柔软的面包上。大街上能呼吸到一股仿佛从又大又空的房子里散发出来的气息。完好却空旷，形成了一种极其怪异的效果，就好比一具依旧有生命的躯体，却已经没有了灵魂。而且所有的房子，哪怕那些最不起眼的都白得要命，愈发增添了一股不安的气氛，就像是居民们在战斗开始前不久才决定将房屋粉刷一新似的，而战斗却意外地迫使他们离开了家。
我们离开村子，开始沿着山坡向上爬，朝铁丝网方向走去。路易斯大步走着，我吃力地跟着他。在锦熟黄杨和矮圣栎树中间走了一刻钟之后，路易斯做手势让我停了下来。在我们前方一百米左右的地方，铁丝网正闪闪发光。
“你别害怕，”他对我说，“我们骗走了他们的牛，但他们都是宽宏大量的人。”
各种样子和尺寸的家畜铃铛挂在了带刺的铁丝上，在桩子上还有山羊头骨和人头骨交替摆放着。我曾见过好几次那样的人头骨，打磨之后像象牙一样，钉在了拴带刺铁丝的木桩上。我们的士兵和对方的士兵一样，也有——在几个月前发生过战斗的地方——采集所见之物的习惯，并像那样把它们钉起来。我并不觉得那是种侮辱，反像是对死去的无名者——朋友或是敌人——的致敬。那是一种怪诞的致敬，甚至难以理解，而我觉得这恰是士兵们赋予其的意义。这次见到的新奇之处在于在人头骨里头夹杂着山羊头骨，这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在每具头骨下面，还在木桩上钉着一张硬板纸标牌，写着“从这些金字塔的顶上，四十个世纪在注视着你们”[1]或其他历史性名言。我还没彻底明白——虽然已经开始怀疑——为什么路易斯要把我带去那里，我惊讶地看着那些标牌和山羊头骨，而他却并没在看，似乎早已见过。
“是他的主意。”他对我说。
“老近卫军宁死不屈”[2]，另一张标牌上写着。旭日依旧十分倾斜地照射向木桩无尽的阴影中，而各具头骨像是在微笑。我看到一个非常小的玩具一般的头骨，可能属于某个十八个月大的孩子，下面也有它自己的标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3]
路易斯拢起双手当喇叭大喊起来。由于他的喊声并未得到回应，于是他开始摇起了铁丝网。当铃铛猛然响起时，好几具头骨掉到了地上。尽管看似奇怪，却没有人出现，我们本可以割断铁丝，继续向前。他站到光线充足的地方，好让人看到他，同时像个疯子一样靠喊声和铃铛声弄出喧嚷的动静。我躲在灌木丛中喊着他，生怕冷不丁就有一阵机枪扫射打到他的肚子上。他根本没听到我的喊声。
终于有四个身穿破烂军装的士兵出现了，他们睡眼惺忪，眼中还有眼屎，显然心有不快，因为我们打搅了他们的好梦。路易斯朝他们大声用西班牙语喊着话，说他想要跟他们的中尉说话。四人中的一个人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又带着另一个人回来了，这人跟其他几个人一样衣衫褴褛。两颗金子做的小星星在他羊毛外衣的胸口上闪烁着。
是索雷拉斯。
“没有血清，”路易斯朝他大喊，“你听到我说话了吗？克鲁埃尔斯会跟你解释的……这事我不懂，是种治疗白喉的方法……”
我站在几步开外的地方，镇静了一点，但还没完全平静下来：我们还是二对五的形势。路易斯做手势让我走近，我站着没动。
“现在又是血清了？”索雷拉斯说，“你可真够任性的！你要的每样东西都越来越古怪……现在又是血清？你替谁要这个？给你的哪个女人吗，就跟古龙水一样？医生夫人染上白喉了吗？”
“整个共和区都没有。克鲁埃尔斯会给你解释的。这是给小拉蒙的！”
索雷拉斯惊愕地看着他：
“小拉蒙在这里？”
“他们在这儿比在巴塞罗那安全。自打你的人开始轰炸他们……”
“你是说……”索雷拉斯依旧惊愕不已，“你是说特里尼也跟你们在一起？你们让她跟医生夫人一起来的？她还有小拉蒙？你疯了吗？赶紧让他们走！他们有可能会出事！”
“我不是来听你忠告的。”
“他们有可能会出事！”索雷拉斯重复道。
山上起了风，从我这边朝他们那儿一阵阵吹着，他们说的一些话我无法听清。我只看到他们的表情变化和嘴巴开合，当风停下来时，我又听到他们说：
“他们可能会出事！”索雷拉斯第三次重复这句话，此时因为风大，他是大喊着说出来的，“你得让他们马上离开，赶在明天之前！”
“我不是来听你命令的！”
“大家还说我是疯子。你是逼我告诉你……我回头跟你说。先让咱们说说那头奶牛的事。咱们约定你们不会弄走那头牛的，你们说话不算话。”
“该死的奶牛，现在可不是提奶牛的时候。”
“你显然是个宽宏大量的人，路易斯，你会宽厚地原谅从我这里弄走的奶牛，就像你同样宽厚地赏我那些个耳光一样。”
“这时候跟我提耳光的事真是……”
“你觉得我能创造奇迹还是怎么的？你觉得我在这儿，在战壕里头能造出抗白喉的血清来，难不成你认为我能用干粪造出来？”
“可你，你觉得，你个蠢货……要是没有血清，医生就得给他上滚烫的铁！”
普伊赫医生曾告诉我们在血清问世前，人们用滚烫的开水“或最好是烧红的铁”——戈雅曾有幅画表现的就是这一场景——来破坏白喉膜。“那时没有别的方法来防止儿童窒息……戈雅把什么都画了出来，绝对是全都画了出来！”风猛烈地吹了好一阵子，他们说的话我一句都听不到。
“你还是老样子，你想要什么的时候就削尖了脑袋往前钻，也不停下来想想，所以你才会在她们那里称心如意……你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特里尼在圣埃斯皮纳？”
“你自己……在那番通信游戏之后……哼，咱们先不说这些，现在不是时候！我本可以跟那天一样再扇你一巴掌，不过我没兴致，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咱们就忘了这些事吧！”
照他们所说来看，我推测几周前路易斯曾扇过他一巴掌。为什么呢？我从来都不知道，也不会再有机会跟他们说起此事，说到底，这么多年之后，我已经不太在乎了，但我感觉其中必有跟特里尼和她的那些信无关的原因，而是索雷拉斯故意就医生夫人说了不合适的话，因为此时我发现，当医生夫人还跟我们一起待在维利亚村的时候，是索雷拉斯给了路易斯送给她的那些古龙水和骆驼烟，因此，他知道医生夫人的存在，甚至知道我们称其为“医生夫人”这个细节，但在那个痛苦的当口，这些事我根本顾不上。
“再走近一点，哥们儿，我要跟你说一个仅限于你我之间的秘密。我不想让克鲁埃尔斯听到。对，是个秘密，他们有可能会因为我告诉你这个秘密而枪毙了我，但我得告诉你。”
“你没看到有铁丝网吗？”
“耐心一点。有个口子，我们从那个口子进出去挤奶。你们弄走了我们的牛，还想……”
他消失又立刻出现了，此时出现在了铁丝网的这一头。他的四个手下，听烦了他们一点都听不懂的加泰罗尼亚语对话，躺到了地上，像是在打瞌睡。索雷拉斯在路易斯耳边轻声说着，看着路易斯的脸，我琢磨着该是什么惊人的消息。
“那你还以为是什么？”索雷拉斯大声说，“你以为这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吗？”
“你自己有天跟我说的，在这条前线不会再有行动了。”
“你就相信我了？她还没让你变傻吧。男人总是比看上去的要蠢，而女人们……”
他们再次低声交谈起来，路易斯突然大喊：
“你别想让我以为她是个间谍！”
“如果你想这么叫的话……对我来说，我屁都不在乎！她尽她所能周旋，这就是我能告诉你的一切。她比你我包括我们所有人都更狡猾。这样的女人天生骨子里就是这样，不为人察觉！在看到可能的变化时，她会很好地采取必要的谨慎措施。一个间谍？间谍是什么意思？城堡和土地才是她想要的，只要不是这两样，她都毫不在乎。此外，变化对她来说真是来得正好，她的一切都会梦想成真。就像她什么都不用做，只要放下砂锅，拔了毛的石鸡就会自个儿掉进去，一切都是现成的。你可能不知道‘拉屎佬’不久前死了吧，死于一场争执。”
“特里尼肯定不会想要这些。”
“没有想象力的人，”索雷拉斯说，“要是为了救小拉蒙，她怎么会不愿意？哪怕没有小孩子在，你以为她和特里尼就一点都不想认识彼此，真是太天真了……哪怕就算不通过小孩子，特里尼也会同意，而且非常乐意：‘很高兴认识您，夫人。’你对她们了解那么少真是不可思议：你可以确信她俩太想互相认识了。她们是女人，天生好奇。而且还有孩子在，这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让小孩到我这里来’，我以为你很熟悉这句话，以为你看到了那块标牌……”
